我們中國人是個智慧的民族，對於形而上的「道」的追求過於痴迷，而對於形而下的「術」卻不甚在意。甚至到了一敗塗地的時候，還是熱衷於那些宏觀的大道理，指望學好了這些「進化」和「國富」的大道理（其實也就是皮毛），好扭轉乾坤，讓中國一下子由弱轉強。新政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擁到日本，大部分還是去求「道」，求根本改造中國之道。原本去求術的魯迅，學得好好的，後來也改成了求道。其實，中國的改造，還真得靠技術層面的一點一滴做起來。

姜鳴先生治近代海軍史的事情，很久以前就聽說了，不過那時我還在黑龍江的山溝里，沒有福氣看到成書。2002年三聯重出修訂版，這才有機會一睹真容。姜鳴先生的主業是證券，在業內已經頗有名氣，歷史工地上的操作只是業餘愛好，然而卻操練得令我們這些號稱專門治史的人汗顏。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都是一部專業到了家的史學著作，一板一眼，規規矩矩。客觀地說，作者的功力，我輩用點功的話尚有可及之一日，但其心思之綿密，態度之冷靜，卻是難以企及的。

當然，中國人並不蠢。事實上，中國的海軍創辦者從一開始，也是瞄準了當時最強大的海上霸主英國，一大批福州船政局的學生，就是在英國開始的海軍生涯。我們學人家的海軍制度，訂立的海軍章程，甚至比日本還要早，我們的海軍連操練口令都是照搬英語。但是，為什麼後來日本海軍卻打敗了中國海軍，而且是毀滅性的？

中國近代海軍的悲劇，還在於一代先驅的眼界局限。只要到過威海的劉公島你就會知道，當年將海軍基地建在這裏，立足點就是一個「守」字。從大的方面講，是與遼東半島的旅順成掎角之勢，扼守渤海門戶，拱衛京津。從小的方面講，劉公島港區像個口袋，口子小得連自己的軍艦進去都費勁（鎮遠艦就是因此而觸礁），艦隊進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堅固，火力強大，就可以像縮進殼裡的烏龜，安然無恙。不僅如此，在整個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還有個說不出口的特點，喜歡沿著海岸線航行，黃海海戰就是九*九*藏*書發生在中朝邊界的大東溝附近。我們已經站在了海上的龐大戰艦上，心裏卻依舊離不開陸地的呵護。然而，在我們還斷不了陸地的臍帶的時候，世界卻已經進入了爭奪制海權的時代。到19世紀90年代，制海權的爭奪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美國人馬漢的海權理論風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譯本，但是中國卻好像是被關在了鐵屋子裡，對外界的變化充耳不聞。我們的翻譯大師嚴復，翻譯了那麼多高深的西學著作，但對於自己的本專業，卻沒有起碼的敏感。現代海軍是高度機動的兵種，放棄對制海權的爭奪，立足於海岸的防禦，甚至指望陸地炮火的保護，實際上等於將海軍視為陸軍的附庸，甚至只是相當於建了些岸邊浮動的炮台。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相差無幾的時候，依然堅持依託陸上基地的防禦，等於是將主動權拱手讓人，而中日甲午戰爭，恰恰就是這樣。所謂的威海保衛戰，實際上是北洋海軍眼睜睜地看著日軍從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陸，然後揭開劉公島基地的烏龜殼，一舉瓮中捉鱉的過程。到了這個時候，我想，當時的那些北洋海軍的將士們，跟現在的我會有同感的。作為海軍，戰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無憾，但讓人關起門來打，敗也敗得窩囊。

最後，我要說的是，從根本上講，中國近代海軍的悲劇，在於對這個現代化的珍珠而言，國家沒有跟她相配的服飾。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家和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中國沒有這個變化，卻硬是在一個基本還處在中世紀的大樹上，生生嫁接了一個高度現代化的枝條。軟體硬體都不配套。如果沒有那樣一個進步得太快，又安著心要吃掉中國的緊鄰，那麼我們的成績也許還不算壞（北洋海軍如果碰上埃及和土耳其的海軍，戰績也許不會那麼糟）。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上帝就是安排我們有這麼一個鄰居。

其中的原因，我們這個民族找了幾十年。最有大眾說服力的要算「奸臣誤國」。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李鴻章已經成了眾矢之的，臨到馬關條約簽訂，「李二先生是漢奸」已經成了定論，連唱戲的蘇丑都在抓ｒｅaｄ.９9cｓｗ.com哏的時候諷刺李鴻章是烏龜。小時候看電影《甲午海戰》，那裡面明白地告訴人們，李鴻章就是導致中國戰敗的內奸。最有智性說服力的是制度差距。結果是一系列的制度變革，從戊戌維新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中間雖然有個短時間的反動，但畢竟形勢比人強，中國還是進到了民國。後來又尋出了文化改造上的原因，於是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全盤西化，有了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有了共產主義革命。

晚清史是痛史，最痛莫過於海軍。中國人積幾十年之力，花了無數銀兩堆出來最為現代化的七綵樓閣，一碎于甲申（1884），再毀於甲午（1894）。兩次大戰，我們居然連敵人的一隻船艦也沒能擊沉。而我們花大價錢從外國買來的軍艦，沉海的沉海，擱淺的擱淺，被俘的被俘，連基地、船塢、炮台也統統灰飛煙滅。前者輸給老師輩的法國人，倒也罷，後者居然輸給了和自家一同起步，裝備在伯仲間的日本，而且輸得很慘，連一丁點可以遮羞的布頭也沒有剩下。害得李鴻章去馬關談判，連可以還價的東西也沒有，幸好談判期間中了浪人一槍，勉強可以拿來說事兒。當我是個中學生的時候，每當讀到這段歷史，總是讓人又憋氣又窩火，久久難以釋然。

海軍是衡量后發國家現代化的標誌，晚清尤其如此。海軍軍艦是浮在水上的現代化大機器，而操縱機器的則是國家西學程度最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軍隊水師最好的時候也不過是偏師，而對多年實行海禁的清朝而言，只不過是腰刀柄上的零碎，談不上有什麼傳統。所以，興辦新式海軍，不像陸軍有那麼多包袱，完全可以從一張白紙開始，法乎其上，取法最先進的海軍強國。如果學得好的話，應該有後來居上的可能。跟中國同時起步的日本就是這樣，不到四十年的工夫，已經打敗了連英法都不敢小窺的俄國海軍。可是，中國的海軍直到20世紀中葉，即使參与內戰，也只有敲邊鼓的份兒。

具體到當時的中日海軍，兩國本是一個師傅，都是學英國。在制度建設上，中國走得還比日本快半拍九*九*藏*書。中國人從英國皇家海軍那裡扒下來的《北洋海軍章程》，一板一眼，中規中矩，曾經讓日本人嚇了好大一跳。就制度本身而言，中日雙方並不存在什麼差距，更無優劣可言。差就差在人家做得好，不僅抄得認真，而且學得認真。我們紙面上的東西中規中矩，人家做起來中規中矩。我們中國人就有這樣的本事，即使是動槍動炮的事情，也能讓它變得像儀式的演練。古代中國馬步軍操練花架子的傳統，硬是活生生將人家皇家海軍的規矩閹割了，讓每次演練都近似於一場大型表演。有一次把光緒皇帝的本生父親醇親王看得心花怒放，大把大把地撒銀子。雖說中國沒有自己的海軍傳統，但過去軍隊的積習，一樣會滲透進來，拖人下水。其實說起來，李鴻章門下的陸軍也有洋人制度的影子，淮軍還不是從洋槍隊的模式那兒轉來的，連口令都照抄不誤，每個土得掉渣的淮軍士兵，都知道一喊「FORMARCH」就要向前走。只不過，淮軍成軍日久，綠營的老傳統恢復得比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虛設了。所以說，甲午戰爭，海軍雖然敗得慘，但比起陸軍還是要好一點，黃海海戰雖說損失慘重，但好歹也算撐下來了，而陸軍在武器裝備相當的情況下，幾乎是一觸即潰，號稱遠東最堅固的要塞旅順，械精糧足，工事堅固，也只守了六天，將大批武器裝備白白丟給了日軍，這些大炮和槍械，接下來都用在了後來的戰事上。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其實到今天，中國人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文化說過於籠統，雖然不錯，但說了等於沒說，暫不討論。「奸臣誤國」說雖然現在依然有市場，但真正相信的已經不多了，因為它畢竟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神話」。連大眾文化也做出了反映，曾經熱播的電視劇《北洋水師》和《走向共和》，據說已經給李中堂大人平了反。至於制度差距說，從戊戌以來，好像已經成了定論。然而細究起來，實際上也是似是而非。因為這種說法，暗含著一個前提，就是制度越民主越好，即康有為所謂專制等於據亂，君主立憲等於小康，民主制等於大同。制度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自不必說。但是落實到19世紀的現reａｄ.９９cｓｗ.ｃｏm實，后發國家卻未必是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總要合適才行。具體到軍事層面，制度上的優劣與力量的強弱，在那個時代，就更是不見得與民主是否有直接的關係。德國和俄國都是公認的軍事強國，普魯士的軍事制度還是多少國家效法的楷模。那時的日本，事實上根本不是什麼君主立憲，連二元君主制都談不上，充其量只是開明專制。康有為公羊式的三段階梯，用來宣傳固然不錯，但用來解釋海軍的失敗，卻未免方圓鑿枘，不合適。如果刻薄一點地說，制度差距說與奸臣誤國說一樣，都屬於國人在大敗之餘，為自己開脫的說辭。

被拖下水的不僅僅是西方的制度，還有學了西學的人。北洋海軍的首領雖然是個不懂海軍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幹將領，卻大半是當年船政學堂送出英國留學的精英。如果說丁汝昌有淮軍舊習的話，那麼這些留學生總該沒有。可是，臨陣脫逃的方伯謙自不必說了，但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薩鎮冰諸公又何曾有過多少新氣象，還不是眼看著艦隊浮華玩忽下去。海戰中丁汝昌不懂指揮，連個替代者都不指定，對於這種關係艦隊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誰提醒過他嗎？劉步蟾、林泰曾都是有專折上奏權的人，不僅可以隨時跟李鴻章通話，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們對北洋海軍的現狀說過什麼嗎？沒有。作戰最勇敢的鄧世昌，出征居然帶著寵物犬，自己麾下的致遠號巡洋艦，間隔艙水密門橡膠封條年久老化，艦身的防沉設施失效，以至於艦身中彈，海水很快就灌人各個船艙。這種問題的出現，想來已經非止一日，作為艦長（管帶）豈能沒有責任？沒有上艦、負責管理天津水師學堂的嚴復，到任以後，年年沉湎於科考，屢敗屢戰，對於學堂業務又管了多少？難怪這個學堂除了後來做了陸軍大元帥的黎元洪之外，就沒出過什麼人。

這幾年，市面上流行「中國結」，說是代表吉祥如意。不過，看著它那七扭八結的樣子，我倒覺得它很像我們中國人百多年的心結。這些心結解不開，中國的崛起，中國海軍的崛起說句實在話——都難。

不錯，這些留學生的大多數都是愛國將領，而且是不怕死，敢於殉節的烈九*九*藏*書士（北洋海軍殉節自殺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幾十年的留學精英，幾乎損失殆盡）。但是，作為中國軍事現代化一環的他們，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並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這種古烈士之風再現於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時刻，讓人感到的不僅僅是悲哀。姜鳴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靜態度，對那些至今仍然沉迷於烈士神話的人們，無疑是一劑清醒劑。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學習西方的態度實在是太不認真了，留學歸來，居然對老師的理論動態不聞不問，只惦記著人家出了什麼軍艦和艦炮。海軍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進的進步，而對中日海軍的實質差距視而不見。自己不好好學，請來了洋先生也總是拿不準一個章程來對待人家。像北洋海軍的總教習英國人琅威理，傲慢固然傲慢，但對自己的業務還是認真的，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在他的手裡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然而，我們的軍官們卻人為地弄出了一個「撤旗事件」，讓本來就傲慢的洋先生撒手不幹，導致艦隊的訓練和紀律江河日下，以至於在甲午戰前，已經到了軍官沉湎酒樓花巷，士兵在大炮上曬褲子的地步。這個「撤旗事件」，以往被我們的許多學者大肆渲染，視之為捍衛中國主權的正當之舉。然而姜鳴沒有這麼看，他看到是這個事件過後，北洋海軍軍事素質走下坡路的事實。既然是不得不有求於人，必須拿出求人的姿態，否則就是對自己國家不負責任。其實，跟所有有點真才實學的來華洋人一樣，琅威理不可能不傲慢，也不可能不存有藉機為自己本國謀利益之心，他們的母國自然也不可能沒有一點別有用心。洋人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並非單單亡我之心不死。問題是，我們要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只要能得到想得到的，那麼付出的代價就是可以接受的。把持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其實也未必心地純正，自有為英國在華利益著想的初衷，中國雖然也為他付出了高官厚祿的代價，但是在他手裡，關稅從一個微不足道的數額，上升到了佔全國財政收入1／3的高位，權衡利弊，到底是誰佔了便宜，不問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