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軍國其里的體制狀態，不見得作為表的民主體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實上，控制政府的軍頭們，自家雖然是軍人，但並不喜歡「左也是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的狀況，由於進化論的作用，對民主代議制度，也有過期待，不見得這些軍閥，就都不愛國，不希望中國的事情變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讓中國走向光明，他們也樂見其成。只是，那個時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練不好民主，不單是軍閥不行，政客不行，議員不行，連媒體記者和參与選舉的老百姓也不行。

在這種沒影的夢囈中，中國開始了立憲的進程，感覺立憲步伐太慢而當權的皇族又不肯放權的時候，革命發生了，沒有人肯為皇帝背書，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美國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國。當年的名記者黃遠生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制度的迷信，認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掛在中國的城頭上，中國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制度迷信，背後是進化論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顯然，如果按照這個歷史觀，當時的中國人處境大大的不妙，無論文化、制度還是人，都屬於不能適應競爭的非適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國人卻偏不這麼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種，更不是野蠻人，只要拿來西方經過競爭證明優良的制度，那麼就可以迎頭趕上，乃至後來居上。即便經過庚子義和團事件，這種怎麼都看來都夠愚昧夠野蠻大表演，我們的知識界依然保持了對自己的樂觀，堅信只要變革制度，中國稱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進入20世紀最初的幾年，在報紙上，黃種稱雄歐亞的夢囈，總是沒完沒了的冒出來。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其實進化論的信仰，居於核心地位。軍閥混戰的政局，最終沒有演成五代十國的武人跋扈，斯文掃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還能發生作用，關鍵是社會上層有這樣強固的信仰，相當一部分武人，其實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實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也有這樣的信仰。階級話語的背景，依然是進化論，只要有人能夠成功地說服人們，有一種科學理論告訴我們，先進的人們屬於最窮苦的某一部分底層百姓，只有他們才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那麼階級話語就可以起到改變世界的巨大作用。顯然，在幾千年貧富對立陰影不散，而且知識界具有傳統的反智和民粹傾向的中國，做到這一點，並不難。

正因為如此，民國時期不僅文化藝術相當繁榮，而且思想文化和學術也有可觀的成績。高等教育，有長足的發展，那時大學學術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懷念。其中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這種繁榮最好的制度保障（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權利，但在大學里，講馬克思主義還是被允許的）。而這種制度保障，絕對來自於當政者對作為看起來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九九藏書應該說，一個「虛體」的制度能發揮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進化論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只要西方強大的現實擺在那裡，這個影響力就總會存在。

下面，我想就民國史的三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國的三個面相——信仰糾葛，制度扞格和話語弔詭。

儘管在下降線行進，但作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當政者對於這個來自西方的制度還有相當的尊重，對於制度規定的公民自由，還是允許的。雖然允許的程度不一樣，北洋統治的多數時期，允許程度高一些，媒體罵政府，罵元首，儘管罵的很不堪，當政者也只好忍著。國民黨時期寬容度要低一點，但依舊允許民間自己辦報辦刊，頂多新聞檢查時，發現關礙文字，開天窗就是。殺記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張作霖才能做出來，連蔣介石這樣的強人，對於跟自己唱反調的報人，比如申報的史量才，也只能採取暗殺手段對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報紙，抓人入獄。對於教育，北洋時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學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國家辦的國立大學，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證，私立和教會大學自不必說，因此，這一時期有眾多的野雞大學，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學。國民黨雖然推行黨化教育，但在學校師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進展，安設一個並沒有多少權力，且人人討厭的訓導處而已。

在中國流行的作為政治信仰的進化論，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兩者都體現著一種進化的歷史觀，在人類的生存競爭中，叢林里的廝殺，導致歷史階梯性進步，位於後面的註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新三世」說，特別典型，君主專制是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昇平世，民主共和為太平世。

從此以後，復辟再也沒了市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只不過是北京政府府院內爭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國民黨上台，人們一直忍受著國家的混亂和分裂，一邊抱怨國家貧弱，一邊天真地認為自家已經進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階，就不能倒退，儘管這種已經進步了的國家和社會狀態，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糾葛，並沒有消解。當政的武人，有點出息的，則一方面尊重共和體制，一方面強調忠孝仁義，沒出息的，則除了搜刮民脂民膏，養小老婆抽大煙，什麼都不想，什麼也不信。

「階級」是一個中國固有名詞被賦予新意的概念，成為流行話語，起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由俄國人送來的，具有強烈的列寧主義色彩。列寧主義的階級概念，直接襲承馬克思主義理論，稍有變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主要是針對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言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實際上指產業工人，特彆強調其跟大機器生產、https://read.99csw.com所謂先進生產力的聯繫，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至於其它的社會階級，封建主、農民等等，只不過是一些行將滅亡的社會殘餘，並不在理論的主體框架內。列寧面對的是落後的俄國，不大可能完全忽視農民，但在俄國革命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始終是一種被改造的被動附庸。

無疑，民國史是現在的中國人最應該重視的歷史，因為那是中國人最長，也最艱難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實踐，我們從晚清到民國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實並沒有像一直以來很樂觀的教科書史學家所講的那樣，早就得出了答案。我們中國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說轉型，但是100多后依然還要說，說明在歷史的答卷上，我們雖然不間斷地塗抹了很多文字，卻並沒有答到點上。

階級理論在中國，顯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為中國的產業工人，實在太少，而且太沒影響。階級話語，是一種革命的工具，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用來區分敵我友的基本準則，因此必須有所變通，這種變通，是符合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真義的。中國的階級話語，以毛澤東的論說最為典型，他1926年在國民革命期間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兩文，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式的階級話語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貫徹中國革命始終。

跟官方對民國史的冷漠相反，民間卻對這段歷史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國的書，都賣的不錯，民國的學人走紅，武夫軍漢吃香，連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著誘人。跟先前教科書里民國一副黑暗骯髒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裡，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言論自由，文化繁榮，甚至有人說，中國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國時期的北洋政府。

袁世凱死後，接茬當家的段祺瑞，其實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對國會相當尊重，也表現出樂意按規矩辦事的姿態來，可是，他樂意守規矩，國會方面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他們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不守規矩，引入軍人干政，施展權術手段，就一帆風順。情勢逼著軍閥們不得不倒退著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後是主動倒退，在第二屆國會中，段祺瑞和徐樹錚，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殘。

可是，到了人們迷信的制度開始運作的時候，麻煩來了。國人不懂選舉，國會和總統選舉看起來都像喜劇和鬧劇。國人更不懂政黨政治，不知道議會如何操作，國會、內閣、總統，三家打架，墨盒亂飛，政令亂下，最後強人總統袁世凱，用武力趕走了國民黨，弄殘了國會，馴服了內閣，讓自己也變成了頂著總統招牌的獨裁者。但事情到此並沒有完，新生的民國，即使https://read.99csw.com走到外民主而內獨裁的境地，依舊陰影籠罩，內憂外患未了。近鄰日本乘一戰之際，強逼袁世凱政府接受意在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強按頭，頭按下去了，合法性則受到嚴重損傷。國內的西南軍閥，依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而為了征討國民黨而派出去的北洋將領，一旦有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各地的土匪鹽梟，流民痞棍，蠢蠢欲動，活躍異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稅，沒有了皇帝，底層社會不太把總統當回事，在「草民」那裡，沒有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

在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會還正常運轉，覺得國會不合作，也只能是換一個國會，這個國會選舉的時候固然有舞弊，但總的來說還有規矩。到了直繫上台，曹錕想當總統，就直接拿錢買票，買了票還開收據。等到直系下台，奉系當家的時候，乾脆就是軍政府，張作霖做大元帥，連形式上的代議制都沒有了。國民黨上台，部分地學習蘇俄，實行社會控制，軍國體制貫徹得比奉系粗糙的軍政府，更勝一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說過，在民主這個緯度上，民國政治是沿著下降線在行進。

首先，中國式的階級話語，強調了中國古已有之的貧富尺度，幾乎所有的階級劃分，都是以佔有的資產來判定，越窮越革命，越富越反動，而馬克思主義原意所強調的先進生產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因素，第一號的反動階級，首先是跟西方有聯繫的所謂買辦資產階級，而對其它階級的分析，也刻意強調其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其三，革命的動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擴大，無產階級的隊伍擴軍了，不僅有區區200萬產業工人，還包括城市苦力（約300萬）農業無產階級，即僱農（約2000萬）。雖然這些數目都是估出來的，沒有經過調查，但這樣的擴軍，無產階級隊伍肯定擴大了許多。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半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所謂的半無產階級，包括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這六種人加在一起，據說有一億七千萬之眾。這樣革命的動力，至少在人數上，就顯得格外的強大，佔了當時中國四萬萬人的差不多一半。顯然，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這些人的98％以上，跟先進生產力都沒有絲毫關係，自然談不上革命性。

自打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制度，就有了裡外兩種面目，第一種面目是軍人專權的軍國，第二種面目是民主體制的共和國，也可以說，軍國其里，民國其表。北洋時期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稱黨國，其實並不確切，王奇生的研究證明，國民黨這個黨，在體制中的作用，遠遠不及黃埔係為核心的軍，因此依然是軍國。

顯然，這種一直被實踐的階級話語，其實並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被視為最革命的產業工人，在紅色的合法鬥爭被鎮壓后，基本上喪失了革read•99ｃsｗ•com命的衝動，無論如何動員，如何強調革命隊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隊伍產業工人的份額，還是越來越小，直至到可有可無的境地。相反，被視為反動階級的學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積極性，即使在蔣介石政變之前，合法的工人運動期間，學生的積極性也遠遠超過工人。在後來的武裝鬥爭中，儘管經過多次錯誤肅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隊伍中的學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視。在後來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積極性的其實是遊民和所謂半無產階級，被划為農業無產階級的僱農，倒往往淪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來抵抗革命。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不止是三種歷史的面目，而是隱藏在那段歷史深處的三種特性，只有揭示出這種特性，我們才能更好的了解和認識那段波譎雲詭的歷史。

袁世凱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僅是稱帝，還有傳統綱常倫理的修復，在稱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凱，從傳下來的照片上看，已經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個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樣祭天祭孔，不僅僅是預備登基，更是昭示傳統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樣，這種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凱高估了人們的復舊情緒的能量，低估了進化論的魅力，尤其這種信仰在社會上層和知識界的影響力。袁世凱重建權威的努力，給人的感覺，只是復舊和復古。令新的知識分子所不喜。而背後廢省設道，廢督裁兵的後續政策，不止為外人西南軍閥反感，也為自家佔了地盤的嫡系北洋將領所不喜。袁世凱如果不稱帝，那麼他們的反抗，可以視為叛逆，但稱帝之後，則可以變成堂皇的反覆辟，反倒退，而反覆辟，是合乎進化論「公理」的絕對正當行為。

我在這裏講的信仰，不是指信佛通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種政治信仰。傳統社會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話，只能是綱常名教，而綱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內容則是皇帝，沒有皇帝，所謂忠孝都沒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綱五常就缺了關鍵的項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舊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沒了皇帝，所謂名教就落不到實處，大家心裏沒著沒落的。但是，近代以來，闖入中國大門的西方人，教會了國人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進化論，自從嚴復老先生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一部分，攙和些斯賓塞的東西譯成《天演論》端給國人之後，這個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為知識界乃至社會上層的第一信仰。

進入現代以後，每個時代都會有主導的話語，民國初期的主導話語，是「適者生存」，這跟進化論的信仰直接相關。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流行的主導話語變成了「勞動」和「階級」，而後者最為重要，在「階級」話語流行過程中，「勞動」逐漸退為「階級」的輔助說明，自大革命始，「階級」一統天下。

就這樣，在稱帝前看起來強大無比的袁世凱，稱帝之後，經蔡鍔雲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樣垮了台，連最親信的人都read.99csw.com離開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陳湯」（指原來擁袁後來反袁的地方軍閥陳宦、陳樹藩和湯薌銘），一命嗚呼。

可是弔詭的是，這樣不符合實際的階級分析，在革命過程中，卻沒人樂於修正，而且也的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顯然，階級分析，只是一種切割社會的工具，只要切得開，而且把革命搞起來，在血與火中，行動起來的人們，自然就會形成巨大的對立和對抗，至於切的準不準，是否恰如其分，其實並不重要。階級內涵的不準確乃至隨意，乃是中國式的階級分析的一個特色，但決不會因此而減弱階級分析的動員力量。

把袁世凱稱帝，僅僅看成是個人野心的產物，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觀上，這是袁世凱和他的幕僚班子為了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最終能落到地上，明顯受到了輿論的鼓勵。當時的社會對民國的實踐，並不看好，不僅遺老遺少呼天搶地，就是一般百姓，對民國也沒有親和感，生活沒有改善，治安紊亂，一系列社會改良，從剪辮子到放小腳，引起的騷擾遠比實惠要大的多。「民猶是也，國猶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騷，也是公認的現實。連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都表達了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的意見。只不過，這種輿論導向，在帝制熱期遭逢中國特色的有意操控，變成了荒唐的「舉國一致擁戴」，在最後關頭，唯一有不同聲音的《順天時報》，居然會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親的案頭。看來，原來的政治信仰，又有點要抬頭了。

民國時期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按中國的傳統，現在的國家最應該修的是民國史。當然，准官方的民國史是有的，是由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出頭主編的，但沒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時代的官方似乎對原本該民國修的，而且民國時期已經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興趣，砸下數億巨資，有文化部主導，有專門班子正在緊鑼密鼓地編纂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特別提到了遊民階層的革命性，認為這些盜匪流氓，「很能勇敢奮鬥」，只要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但是，毛澤東對學生的判斷，卻很灰暗，認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屬於反動階級，是革命的死敵，另一部分雖然屬於中產階級，但也會很快跑入帝國主義軍閥的隊伍里去的。

另外弔詭的是，據尹鈦的研究，後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居於對立面的國民黨人，事實上一直跟共產黨人使用階級話語，也一樣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和豪紳階級。國民黨的左翼改組派這樣喊，國民黨的主流蔣介石派也這樣喊，連國民黨的史學家，陶希聖等人寫歷史，也遵行包含有階級分析的唯物史觀。大革命國共合作時如此，國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時也如此。話語被對手引領，從某種意義上是國民黨最終敗給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用國民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在宣傳上，總是佔下風。敵對的雙方，使用同一種話語的結果，使反叛者的行為，有了統治者賦予的合法性，最終方便了誰，不問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