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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李庄及其他

傅斯年、李庄及其他

那時國家政府機關並不派出官員,大部分時候鄉紳是自治的,春秋時我們規定,最小的單位是家,比家大的是鄰,鄰上是里,里上是鄉,鄉上是黨。所以我們經常提到兩個詞一「鄰里」「鄉黨」。北方人經常說「我們是鄉黨」,就是表示一個地方的人。昨天我看了一個材料,說清代的時候,中國人口開始大增長,用了不到一百年時間,人口翻兩倍,到了三億多四億。那是因為那時從外國來了產量高的土豆。過去糧食產量低,對於人口自然是抑制的。在這個情況下,清代官吏和明代比卻沒有增加。這就說明,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鄉村通過鄉紳們的自治和他們自我的道德約束,依然是有效的。鄉紳或許在當時土地改革后還受到一定不公的對待。我們談的不是對某一個人平不平反的問題,而是談的文化。
「士」的階層故事很好講,他們自己就有很大聲音的發言權。佛經里說「大聲音」就是在天上的聲音。古詩里說「居高聲自遠」,士都是居在高處的,知識分子的聲音總是傳得很遠。鄉紳這個階層在接下來的不到幾年中,在我們的土地改革中,聲音就消失了,大概將來也不會再出現。所以這些士的故事,這些知識分子的故事,這些背後的李庄鄉紳們所帶領的李庄人的故事,今天我們要講好中國傳統士紳從「耕讀傳家」中發展出的天然的對文化的追求、嚮往。有個外國的漢學家說過,中國的鄉紳大多是儒家,所以他們自己對於現代科學的方式還不夠了解,所以便有李庄人對同濟大學醫學院屍體解剖是如何驚詫的故事。這個故事該怎麼講?我覺得在講這種故事的時候我們要基於對傳統文化、對當地的尊重,我們要很正面、很詳盡地去講這個故事。一定不要在講這種故事時變成簡單的文明和落後、文明和愚昧的衝突,而把李庄當地人在這個故事中漫畫化了。這裏面一定要有一個歷史學原則,叫作「同情與理解」。我們必須站在他們那個位置,想他們為什麼會這麼看待這個問題——那是文化衝突使然。如果我們過於簡單化地描寫會給來李庄的遊客造成一種認知——「原來這是一個非常愚昧的地方」。如果這裡是一個非常愚昧的地方就不會有魁星閣了!北斗七星在轉彎處的星就叫魁星也叫文曲星。為什麼在李庄這個地方,沒有求財卻修了魁星閣?魁星閣為什麼修得那麼高,那是為了能接觸到魁星的光芒,讓這個地方文運昌盛。我第一次來,看到有一個魁星閣,我便覺得一定是有緣故的。所以在李庄故事的講述中,我覺得有一點,我們應該恢復當年士紳文化,只有這樣互相的映照我們才知道中國文化活力所在,我們也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機構同時紮根在這個地方,出了那麼多成就,尤其是在物質生活還非常艱難的情況下。這對於當時困厄中的文化人來講是一份巨大溫暖和支持。李庄這種地方不光是大家來遊覽消費的,李庄有些內涵已經避免了我們跟別的古鎮相似。昨天和一名主編聊天,他說了一句話很好:「要是一個文化人到這來不受感動那他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其實這個地方也是中國人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尤其中國古代士紳精神https://read•99csw•com、氣節、修身方式的一個教育基地、文化現場。別的古鎮去過一次我就不去了,但是這個地方過陣子可以再來再看。對文化人來說,就像一個信徒到廟裡去,去多少次都不算多,待多久都不算久。
第一次去過李庄以後,我回去總在思考,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談李庄時,談到外來的學術機構,尤其是這些學術機構當中那些在中國乃至是在全世界不同領域的學術史上都非常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時,更多是在講他們的故事。故事當然是應該講,但是我想可能我們在講這些故事的同時遮蔽了某些東西——遮蔽了當地人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是如何接納這些機構和知識分子的。但更為重要的是為什麼是「李庄」不是「張庄」不是「趙莊」呢?它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傳統、文化氛圍,可以使得在李庄這個半城半鄉的地方,由當地士紳出面邀請知識分子來到這裏,並給他們提供那麼多的幫助和方便?所以我覺得將來李庄的故事一定是一個雙向的挖掘。我想,更深一點說,這裏頭其實蘊含了我們封建傳統社會結構當中兩個最重要的階層在中國文明史上的最後一次匯合。
從共產党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暨紅軍時期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一個詞一「土豪劣紳」,而這個詞是一個不好的定義。過去鄉村裡面有沒有劣紳呢?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紳」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否則千年以來的中國鄉村是沒有辦法維持它的基本運轉的。如果都當惡霸,都在打家劫舍、強搶民女,農民是沒有辦法生活的,從而鄉村就會凋零不存在了。而中國鄉村一直用這種方式延續到近現代是有它的道理的。「紳」這個字在漢字里代表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帶子,引申為束紳的人。《說文解字》裏面說用這個帶子幹什麼呢——束腰正衣。其實我們穿衣服,就是儀錶上要有所約束、規矩,讓我們顯出來一種莊嚴的樣子。引申出來「紳」這個字,其實是這些人他們在生產、經商等活動當中都是對自己有道德要求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家族。作為一個家族的族長,作為一個家族祠堂總的掌門人,他要憑各方面關係來協調相互之間的情感。如果只是依靠暴力,恐怕很難達到這種目的。主要還是靠一種「鄉規民約」,靠一種延續的道德來約束自己。自古以來我覺得很好的是鄉紳們有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他們在用「帶子」來維繫自己的道德傳統。前幾日我去到揚州,在一個老鄉紳的院子里摘抄到一幅作為他們傳家格言的對聯,是這樣寫的:「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意思是我們一個家族要在一個地方不是只暴發一代、兩代人,而是要在這傳家幾百年,真要立住腳、繁榮昌盛,便得多做惠及鄰里的好事,而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過去鄉紳家中都有一個匾額,這個匾額大多是四個字——「耕讀傳家」,也有「傳家無別法,非耕既讀」。意思是說作為鄉紳這種人你要做什麼事情呢?不是耕作就是讀書。要使後代保持富裕,並不是傳多少錢給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學會節儉和勤勞。「士」很多就https://read.99csw.com是從這些耕讀世家當中出身的,先成為知識分子,再去考科舉。從我們四川歷史上來看,有兩個家族是最有名的。一是蘇洵、蘇軾、蘇轍一門「三狀元」,他們在沒有成為士之前就是當地的有名的鄉紳;到了明代,楊世安一家也是。
知識分子還會繼續存在,但中國鄉間「耕讀傳家」的士紳是永遠不會再現了。所以李庄故事具有這樣一個性質:中國傳統社會中兩個階層,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中呈現出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的現象。我相信無論我們怎麼書寫它、呈現它,都是絕不為過的,也是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的。對我們構建我們民族文化的記憶,尤其是一個地方歷史的記憶,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珍貴的,李庄是值得我們永遠珍視的!因為只有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士和紳向中國人展示了他們品格中最最珍貴燦爛耀眼的部分。所以我們任何一個對於中國文化懷揣敬意,對某些優質因素的消失感到絲絲惋惜的人,都應該來到李庄,在這裏被感動被熏染。
古代皇帝從中央開始任命直到縣一級的官員,他便不再向下任命了。民國時期可能某一個人當過鄉長、區長,但這恐怕只是名義上的,大部分還是以鄉紳為主。由於抗戰這個契機,李庄讓中國的士和紳來了一次最後的結合,從而留下一段段「李庄故事」。新中國成立以後直到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改天換地,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說「士」這個階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這個階層還在。但是今天我們政府如此之完善,我們不僅從「縣」開始,到了「鄉」到了「鎮」還要進「村」,從此以後,「紳」這個階層在中國的社會階層當中永遠不會再有。所以說李庄故事實際上是一個鄉村與城市,中國基層人民與知識分子,作為領袖的鄉紳們與「士」的階層最後發生的一段故事,而這個故事是這樣美好和意味深長。
還有一個故事,說有個人在中山大學畢業后就被派到我的家鄉——今天的松潘、茂縣去調查羌族語言和做藏語研究。阿壩金川縣那時候已經很漢化,當地很多人走私鴉片。他跑到那裡說我要去當縣長,但是書生很簡單不會做官。他說《史記》上有鴻門宴,所以就真擺了個鴻門宴,發帖子請總舵到縣政府喝酒。當總舵喝到半醉,他就把人打死了。但是他沒想到,第二天總舵手下幾百人把縣政府包圍了,把他也殺了。這個人只當了三天縣長,但他確實用他的方法解決了事端。他的死給了國民黨一個借口,馬上出兵鎮壓,這個縣從此太平無事。也許他把事情看得很簡單,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形象,他確實是有憂國報國的情懷的。我去台灣時遇到一個史語所的人,我問他是否有他的檔案,想一定要查證究竟有沒有這個人,竟然真有。因為沒有公開發表只是作為內部材料,現在台灣還可以查到。傅斯年對他要求很高,幾次調查報告拿回來都不滿意。傅斯年批評他的簽字都還在上面。關於史語所的這些故事都是有待于發掘的,我覺得只是雙向發掘都不夠,我們要更立體、更完善。有些事情我們如果描述得不好,那麼它就read.99csw.com會變成像醫學院人體解剖的故事那樣被漫畫化。
我記得《道德經》有這樣一句話,老子是個悲觀主義,說這個社會要退化,這個社會是失道而後得,我們依靠自然天道運行。但是我們人受不住這個道,所以我們只好失道而求其次,我們就要求要有一些道德,對自我有一些約束,每個人對自己定規矩。本來自然天道是不需要道德規矩的,但是既然約束不住,我們只好用道德來約束大家。但是當最後我們要失去道德時,我們只好要求統治我們的人對我們好一點,這就是孔子說的「仁者愛人」,失道而愛人。仁都不成了,只好講一點義氣。義氣是不好的,把我們這幫人在一起搞成一個小團體,對小團體里的人很好,但是對外面的人很差。仁也沒有,德也沒有了,到了義就已經非常不堪了。但是在李庄這裏,我們看到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接納他們的鄉紳們,我想至少還在德與仁的層面吧。至少在這個層面,中國文化的傳統要求,在不同方向上對不同層面的人都形成了某種有效制約。用今天的話講是「一種有正能量的關係的展開」。所以這個教育意義比武俠小說好。到義的時候中華文化就墮落得差不多了,但李庄故事不是這樣。我們可以回過頭往上說,還在德的層面。若假設今天的中國社會是處在那樣一個高度轉型劇烈動蕩中會是一個什麼樣子,我們肯定會不寒而慄。但李庄這樣一個地方還保存了讀書種子、保存了文明之花;更重要的是士和紳在這個地方結合,保持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的道德、人性人情溫暖。
西方有一個詞叫「紳士」,但是中國不叫「紳士」,中國叫「士紳」。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舊社會當中,有兩個階層是非常重要的,幾乎是這個社會的中堅,一個用我們今天的說法是「知識分子」,他們大部分是在中國的鄉村、小城鎮。大家知道中國的古代,政府不像我們今天的政府這麼大,政府真正有效的控制大概就到縣一級。現在我們稱為區、鄉、鎮這樣的一些地方,過去大部分時候我們可以稱之為「村民自治」。「民」要是都像我們今天農村,大家實力相仿,有地有房,是不會產生精神領袖的。不過過去在鄉村當中有一種「宗族制度」。由於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久而久之一些土地會相應地向一些人手裡集中,便出現「地主」。不管是宗族的族長、鄉間的地主還是小城鎮上某種商業領袖,這些人我們大概都把他們叫作「鄉紳」。這些鄉紳其實在大部分時候,構成了中國基層鄉村包括鄉村周圍的小城鎮的中堅,比如說李庄就是這種典型的鄉村,它既是鄉村也是一個商業城市。
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恆產」指的就是土地。過去我們紅軍時代也在用的一個詞一「土豪」,今天它又復活了,指那些沒有文化或者不尊重文化的暴發戶的。但在那時候鄉間土豪是很少的,大多還是這種耕讀傳家的大家族在決定鄉間的命運。因為他們的發展是一路走來的,有文化指向。當抗日戰爭爆發時,這些士紳們就懂得文化的價值。鄉紳的身份很複雜:有的是商人,有些到了明末清初演化成了哥老會,有的當上了國民黨的區長、鄉長……這些都九_九_藏_書是鄉村在新的時代中出現的分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當同濟大學一類的學術機構遇到困難時,很難想象,從這樣一個偏僻的李庄發出電報邀請他們到來。我們要把李庄的故事講好一定要講好它背後的道理,而這個背後的道理恰好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最最重要的傳統和階層。我想和大家念念《留別李庄栗峰碑銘》——「李庄栗峰張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煥玉先生,以前乾隆年間,自鄉之宋嘴移居於此,起家耕讀,致資稱巨富,哲嗣能繼堂構輝光。」不因為發了財就不讀書,他們傳了八世依然勤懇興旺「耕讀傳家」,不像今天我們說的「富不過三代」。「同人等猶辛而有托,不廢研求,雖曰國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歸,從容樂居。」在戰爭時代做研究完全靠著主人的仁厚。當我在看這個短短的碑文時,念了三遍,非常感動。
今天我們這個消費時代,熱衷於把林徽因塑造成一個被很多男人瘋狂追求的女人,許多電視、電影、文字都在做這種描述,而把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本身的見識給忽略了。尤其是作為一個婦女在那樣一個年代中,一個大家閨秀淪落成鄉間主婦的情況下的堅韌和堅持。今天我們有些故事講得太草率太不莊重了。哪怕是李庄這樣一個本身可以莊重的故事,會因為不合適的描述慢慢消失其魅力。
(鄧青琳、粱瞾據錄音整理,文字略有刪節,標題由整理者擬)
其實我這次是第二次來到李庄,兩個月前來過一次。聽說這個地方好多年,讀這個地方有關的資料書籍也好多年。但是其實不在現場的時候,這種感受還是不夠強烈的。因為過去我們老是想,如果董作賓、傅斯年等,跟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以來相始終的這樣的一些知識分子來到李庄,他們只是進入到一個地方,我覺得不能構成今天李庄文化的全部面貌。抗戰時期,不同的學術機構、不同的大學,輾轉到桂林、長沙、貴陽、昆明、成都、重慶等不同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它並不能真正地產生像今天這樣有魅力的李庄的故事。這就說明一個情況,它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問題。比如今天我們到昆明去講西南聯大,流傳下來的故事並不是那麼多,尤其他們跟當地互相交合、互相映照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建立許多。但為什麼獨獨是李庄呢?一個這麼小的地方一下子產生這麼多的學術機構,今天我們覺得它裡頭一定是包含了某種新的價值。那麼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呢?
歷史是可以挖掘的,很方便的是,到今天有很多人的後代還是一些有言說能力的知識分子。我到這裏來發現一個人,在過去我做一些和麗江有關的調查研究時,發現過他的名字。30年代有三個人寫過麗江,兩個是外國人,一個人寫的是《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另一個寫的是《被遺忘的王國》。我還找到過一個小冊子,就是第三個,中國人寫的。那時候他是一個杭州美專的美術老師,被派去搜集西南少數民族的美術資料。在那個中國大多數沒有留下文字資料的時候,他寫了瀘沽湖和玉龍雪山等和麗江這邊有關的幾萬字的小書。後來這個人便消失了沒了消息。那https://read.99csw.com次我突然看到他的名字,原來是加入史語所了。那時候能進入這樣高的一個學術機構,就是源於他在麗江的一段經歷。接觸到了今天納西族的文字,轉而對當地的文字進行研究,成了中國過去知識分子用現代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的第一代學者。也許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還在沿用他創建摸索出來的方式方法。所以世界很大,但有時候世界很小。突然在我自己的研究視野中失蹤多少年的一個人無端在李庄出現了。從一個搞美術的人變成了一個語言學家。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他們還能教學相成,還能出去做很多工作,還在從事他們的學術事業。所以我們要把李庄故事講好,一方面是對這樣的知識分子所留下的這些生動故事應該有進一步的挖掘和整理,而且這些整理一定要由更直觀生動的方式來呈現。但是我認為對我來說李庄故事更精彩的是中國士紳的最後一次遭逢,而這次遭逢從人文精神上綻放出這麼美麗的光環。
古代鄉紳對自己有要求,古代的士也對自己有要求,不像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是對自己沒有要求的,好像有個學歷就叫知識分子,或者有某種職稱就叫知識分子。當然第一個要求是有學養有學問,但是只有知識是不夠的,知識分子還要有風骨、氣節、人格。當然,我們在講李庄故事、士紳故事時,有很多知識分子都可以作為楷模來講。傅斯年這個人估計就是中國的「士」。董作斌這樣的人主要還是專註自己的學問,但傅斯年不一樣,他要過問、干預國家政治,但是真正讓他做官他又不願意。那時候情況不一樣,他們認為在大學、研究機構不算做學問。而今天我們的時代有所變化,也帶著知識分子有了某些變化。傅斯年在抗戰剛結束,李庄的攤子還沒收拾,他便急忙到北京要恢復北大。因為他意識到還有一個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偽北大」,教職員工都有兩百多人。他說胡適這個人學問比我好,但是辦事比我「壞」。別人都催胡適趕緊回來,他給胡適寫信說你別著急我先去。傅斯年去后,只要在偽政府手下干過一天的,或是當年北大撤離還留在日本人手下教書的知識分子一個不要,他為此還去到政府上訪。教育部官員勸他說算了吧,除了少數當漢奸以外,別的人也只是混口飯吃罷了。傅斯年說,只要當初這裡有任何一個人留下來,對於這些經歷千辛萬苦撤離到昆明、李庄的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他自己說他是北大的「狗」,等他把這一切咬完了,再把北大還給胡適。他說胡適是個老好人幹不了我這些拉下臉皮的事情。但是他作為知識分子為什麼要罵自己是狗呢,背後是有一個典故的。劉邦平定了天下,讓蕭何做丞相,其他人不服。劉邦說,蕭何是「功人」,你們是「功狗」。好比我們上山打獵,你們像狗一樣,別人指出了獵物在哪裡,你們就負責去把獵物追來。是蕭何發現敵人在哪,計劃好后再把門道交給你們,告訴你們方法讓你們去捕獵獵物。
我作為一個遊人,一個有一點文化興趣的遊人,來到李庄的一些感受,這些感受或許是關於中華文化的一些聯想,也許可以作為當地政府在李庄的文化開發期間的一個參考,或是希望對你們有一點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