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比照群體比我們更加優越，更有成就，我們感到自己原本應該取得更大的成就，從而，焦慮，甚至憤恨會接踵而來。我們也許矮小，但如果我們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麼，我們就不會為自己的矮小而煩惱。道理就是如此簡單（如圖1）。

當時，尼克鬆帶領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參觀了展會，赫魯曉夫顯然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在它的廚房外，赫魯曉夫看見了一個電動檸檬榨汁器，並向尼克鬆表達了他的感受：一個頭腦稍稍正常的人是不會想到弄來這樣一個「怪物」的。

有人問富蘭克林·D·羅斯福，如果要讓蘇聯人知道美國人生活的舒適和優越，他會向蘇聯人推薦一本什麼書？羅斯福的答案是：西爾斯公司的廣告宣傳冊。

詹姆斯的這一算式清楚地表明，我們對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級，我們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們所理解的正常生活決定了我們的幸福指數。再沒有人會比那些不再風光的影星、風頭已過的政客，或如托克維爾所說的不能如願以償的美國人更痛苦了。

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主導觀念卻同這種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才是正常；隨遇而安，知足常樂才算明智。絕大多數的人深知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只能接受剝削，而且逆來順受，只有極少數的人渴望財富和實現自己的抱負。

因此，我們把更多的人看作是同一級別，可以與之相比較的，我們為之妒嫉的人也就越多。

在《草葉集》（1855）中，沃爾特·惠特曼指出，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在那裡人人平等，不需要屈從任何的權威：

對神學家而言，理想的基督社會應該是教皇統治下等級森嚴的社會，這正反映了天國的秩序。在天國，上帝掌控一切，上至天使，下至蟾蜍。同樣，上帝也掌控現世的一切，上帝指派塵世的各級統治者，他也安排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級。人世的統治者在塵俗的地位有如上帝在天國的至尊，人世的一切人眾，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村野農夫，均應聽命於他們的君王。正因為有如此森嚴的等級制度，所以，我們很難把中世紀的英國貴族們對比他們地位低下的人表現出來的態度稱之為「勢利」。只有平等之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勢利」這一帶有貶抑和歧視色彩的用語才可能出現。

此外，電台廣播和影視資訊也使人們越來越有可能了解上流社會的生活情況，並和上流階層攀上一定的關係。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人每周耗在電影院的時間高達1.5億小時，至於收聽廣播的時間更是高達10億小時。1946年還只有0.02%的美國家庭擁有電視機，而這一比例到2000年已經攀至98%。

就是這些被壓迫的底層人民也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可改變的。在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就開始傳播。基督教義宣揚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變的，而許多的底層人民接受了這一教義，接受了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儘管基督教教義也宣揚平等的觀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論家幾乎都迴避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世間的財富，我們是否可以對世間的社會等級結構做些改革和調整？是的，在上帝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這並不表明我們在塵世就可以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我憑著這股『神奇的力量』改變了我的體型和體魄，硬是除掉了身上那38磅的贅肉。隨後，我也贏得了我夢中的女人的青睞，我娶了她，和她一起搭建了一個溫馨的家。同樣是憑著這股力量，我改變了自己的收入狀況，從先前僅僅維持溫飽提升到年入百萬。我搬出了那個狹小的住所（在那裡，我曾經只能在我的浴缸里刷洗碗具，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廚房），搬進了我目前在德爾·馬爾城堡的家。」

到了19世紀，英國生活消費方面的變革繼續擴展、深化。在歐洲和美洲也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大型商場，如巴黎的博恩百貨公司和春天百貨公司，倫敦的塞爾弗里奇百貨公司和懷特利百貨公司，紐約的梅西百貨公司等等。

喬治·奧威爾在他的《獅子和獨角獸》（1941）一書中也記下了物質進步的各個方面：

在中世紀，一代又一代的人把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視為天經地義。約翰·福蒂斯丘是英國15世紀的一位法官。他認為：「任何天使，不論其地位的尊卑，相對於比他等級高的天使，都是卑微的；而相對於比他等級低的天使，他是尊榮的。人世間一切也是如此，不管他是人還是蟲，他也註定比某些生物尊貴，又比另外一些生物卑微。」對於當時的主流意識，如果有人膽敢質詢為什麼有些人註定要在農田裡辛勤勞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宮廷里飲酒作樂，那麼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他挑戰的是造物主的旨意。

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因為在《論政府原理》（1159）一書中將社會比作身體的各個部位而聞名遐邇，成為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人體的部位來比照社會制度，藉此強調社會等級的正當性。他認為，國家的每個組成部分都可以對應人體的相關部位：最高統治者對應人的頭顱；國會對應心臟；法院對應兩肋；法官和各級官員對應眼睛、耳朵和舌頭；財政部對應胃腸；軍隊對應雙手；底層工人和農民則對應雙腳。他試圖說明這樣一個道理，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自己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不可更易的。既然命定在某個位置上，他就必須安分守己，不可有非分之想，因此，一個農夫斷不可痴想住進一所莊園並染指國政方略，因為這有如讓一個腳指頭來充任人的眼睛，非常荒謬，也絕無可能。

羅賓斯認為，如果我們恰好也生活在民主的社會裡，在其中每個人「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那麼我們沒有理由不以他為榜樣。

玉米片 1895年J·H·凱洛格申請了此項專利。完全是出於巧合，凱洛格得到了這樣一個主意：在療養院，他為室友準備一份各種穀物摻雜的食物時，由於處理不當，這些雜物都變硬，且碎成片狀，他就有了製作玉米片的想法。

赫魯曉夫怒氣沖沖地打斷了尼克鬆的話，厲聲說道：「在你們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都是工人；在我們國家，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一個人若對來世的可能喪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擊可能會更大。那些相信現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暫序曲的人可能覺得他人在現世的成功不過是九_九_藏_書永恆世界中一現的曇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當然，托克維爾非常清楚貴族統治制度的局限性，他並非想要回復到1776或1789年前的社會裡。他看到了西方現代社會裡廣大民眾的生活遠勝於中世紀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紀底層的民眾卻享有一種精神的寧靜，這是現代的人們永遠無法得到的。對此他頗覺欣慰：

開罐刀 1870年有了專利。

乾洗 1849年由巴黎的一名叫貝林的裁縫發明。他不小心將松油潑到桌布上，發現松油濺到的地方，原本有的污漬消失了。1866年，在英國的珀斯，普拉斯一家人改進了貝林的乾洗液，代之以石油和苯的混合物，並開始在英國提供兩天便可取衣的郵寄乾洗服務。

那天晚上，稍晚些時候，尼克鬆受邀在前蘇聯電視台發表演講。當然，他免不了要利用這樣的機會來宣揚美國生活的優越性，不過，他很講求技巧，並沒有直奔主題，說美國如何民主，人權如何得到了保護，而是先從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和所享受的物質生活說起。尼克鬆說，西方國家的人民在短短的數百年間，通過勤奮創業，在18世紀中葉就已經基本消滅了貧窮和飢荒，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人們仍生活在貧窮之中。他告訴蘇聯的觀眾——當時的蘇聯人都很少有自己家的浴室或淋浴器——現在美國人擁有5，600萬台電視機，1，430萬隻收音機，有約3，100萬的美國家庭購買了自己的房子，他們每年能添置9套正規的衣服和14雙鞋子。在美國，供人們選購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種不同的建築風格，而且這些房子多數都比電視演播室還要寬敞。赫魯曉夫當時就坐在尼克鬆身旁，他狂怒地握著拳頭，不時地嘟嚕：「放屁！放屁！」——有一篇報道寫到，他當時還輕聲地罵了一句：「操你奶奶的。」

尼克鬆回應說：「任何能幫助婦女減輕其繁重家務的東西都是有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再次騰飛，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顧客的地位最高，同時受廣告騷擾也最多。

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自傳》（1790年他死時，這本自傳尚未完稿）可以說是這類書籍的始作俑者。在《自傳》中，富蘭克林講述了他的傳奇經歷——父親是一位波士頓制蠟匠，有17個小孩。富蘭克林完全憑自己的聰明才智，由一個不名一文的年輕人變為一位不僅富有，而且廣交社會名流，並贏得各界尊重的成功人士。富蘭克林不斷進取的人生經歷和他從自身經歷中總結出的格言警句（「早睡早起，讓人健康、富有、聰明」，「沒有付出，必無收穫」）成為激勵19世紀西方讀者的眾多文學作品的一部分。此類書籍還有威廉·馬修斯的《成功立足》（1874）、威廉·馬厄的《致富之路》（1876）、埃德溫·T·弗里德利的《成功秘訣》（1881）、萊曼·阿博特的《成功法術》（1882）、威廉·斯皮爾的《成功法則》（1885）以及塞繆爾·法洛斯的《年輕人如何搬開成功路途中的絆腳石》（1903）等等。

到了18世紀初，英國引導了西方世界的關鍵性變革。由於採用了新的農業技術（如輪作制、科學餵養牲畜和土地綜合利用等），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從1700到1820年，英國的農業產量翻了一番，不僅積累了大量資金，而且解放了大批勞力。這些資金和勞力開始流往城市的工業和商業。蒸汽機和織布機的發明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社會觀念。城市的規模迅速膨脹。1800年在英國，倫敦是惟一的一個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但到了1891年，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就有23個。先前只有上等人才可能得到的物品和享樂，如今普通百姓就能享用。先前的奢侈品，逐漸變成了上檔次的東西，而原先上檔次的產品逐漸變成了生活必需品。18世紀上半葉，丹尼爾·笛福遊歷英格蘭南部時就親睹了一些大型商場的開張剪綵。他在遊記中寫道，這些商場都有非常迷人的櫥窗，裏面的商品更是琳琅滿目，讓人流連忘返。在人類歷史上，服裝的式樣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都是間隔了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會有所變換，然而到了18世紀中葉，每年都有不同的服飾潮流（如1753年時尚的女裝流行紫色調，1754年則轉為有粉紅圖案的白色麻質面料，而接下來的1755年，是淺灰色調引領時尚）。

大約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紙上談兵，終於在1776年美國革命后，所有對政治的平等和在社會、經濟方面機遇均等的呼籲在實際生活中得以實現。在西方歷史上，美國革命在這方面的意義也許最為深遠（比其後的法國大革命還要重要），即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排定身份的基礎，世襲的貴族統治廢除了，取而代之是充滿活力的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在貴族統治制度下，社會提供的提高社會地位的機遇很少，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他的家族歷史和名望；而在新的社會秩序下，人的社會地位只與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關，特別是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成就。

「由皇室和貴族統治的國家儘管有其缺點，但在那樣的社會裡也有一些樂趣是現代人很難想見的。由於從沒有構想過另一種社會形式，每個人僅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從來沒有想過還會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們絕不會產生和自己的上級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時的人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有任何懷疑。對他們的艱苦境遇，既無敵對反感之情緒，也無墮落蒙羞之心態，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們只能接受。農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視為自然的法則。正因為如此，儘管不同階層人民之間的命運如此迥異，但各個階層之間並無惡意。你可以在這個社會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會看到人們的心靈會因此而蒙羞。」

這些新的媒介所傳達的內容和信息助長了人們對生活的渴望，而穿插在節目之間的廣告更是推波助瀾。在19世紀30年代，廣告在美國開始出現，但很不成熟。到了1900年，它卻已發展為價值5億美元的重要產業。正是在1900年，尼亞加拉大瀑布的一側矗起了可口可樂的巨型標誌，而在峽谷上飄懸的則是美能牌浴室清潔粉的巨幅廣告。

羅賓斯在書中通過自己的真實經歷向讀者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任何改變都是可能的。他出身低微，早期的生活境況很不如意。到了二十齣頭，他還只不過是一個寂寂無名的管理員，住處狹小，髒亂不堪。沒有女孩子看得上他，所以晚上他獨自窩在家，和尼爾·戴蒙德的歌聲作伴。他身read•９９ｃｓw.cｏm材也不怎麼樣，體重超標38磅。突然有一天，羅賓斯作出了決定，他要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在自己的意念中找到了一種「神奇的力量」並促成了他的轉變：

縫紉機 1851年由I·M·辛格發明。從19世紀60年代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購買成衣。19世紀70年代開始有了機器生產的內衣。

在得知自己年僅1歲的兒子不幸夭折，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善良的）這樣表達他的感受：「上帝若能讓我在1歲之時辭世，我會覺得那是一件幸事。」言語之間流露的正是現代社會觀念尚未誕生前根植在人們心底的以人生為苦境的情緒。

這一算式同時也隱含了兩種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對自己的期望。對於第二個策略的好處，詹姆斯表述如下：

安全別針 發明於1849年。

「減少對自身的期望會使人有如釋重負的快意，這同實現自己的期望一樣，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倘若一個人在某個方面一無是處，而自己仍處之泰然，這將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輕鬆。如果有一天我們決定不必費心去減肥，也不再為青春難駐而煩憂，我們的生活該有多愉快呀！我們會說：『謝天謝地，那些不切實際的念頭終於都見鬼去了！』我們給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負擔，雖然這也可能給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在托克維爾對美國進行考察數十年後，對這個問題予以關注的是一個美國人——威廉·詹姆斯。他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這種因社會使每一成員產生無限期望而帶來的困擾。

加工食品 到了19世紀60年代，英國的克羅斯—布萊克威爾公司每年就生產27，000加侖的番茄醬。19世紀80年代初，化學家阿爾弗雷德·伯德發明了一種不含雞蛋的牛奶蛋糊。19世紀70年代有了牛奶凍，90年代，果凍也問世了。

直到18世紀，幾乎在所有西方國家，實施的還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除極少數例外情況，社會個體幾無改變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這種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和約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頌揚的社會制度，從各個方面來說，都顯然是極端不公正的，但它卻讓那些社會底層的人們有了一種自在和自由：他們不必將自己同社會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進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們並沒有感到自己嚴重缺乏社會身份，也沒有如今底層人們那種強烈的一無所有和一無是處的焦慮。

在《人性論》（1739）中，戴維·休謨這樣寫道：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中將現代社會令人驚嘆的生產能力同原始的狩獵和採集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源進行了不無揶揄的比較，在斯密看來，人類的早期社會近乎赤貧，生產所得的糧食遠不能填飽人們的肚子，基本的生活物資都相當短缺，稍有不測，人類就無法照顧兒童、老人以及社群中的窮困者，只能任憑「各種野獸吞噬他們」。然而，現代社會改進了人類的生產方式，亦即開始有了斯密所謂的「勞動分工」，能夠為所有的社會成員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只有無知者、心懷浪漫情緒的人才會希望倒轉回先前的社會，因為在現代社會裡，「就連最下等最貧窮的勞動者，只要勤勉節儉，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各種便利就遠非是任何原始人所能企求的」。

1959年7月，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到莫斯科為美國的一個展會開張剪綵。這個展會主要展示了美國在科技研發和物質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的一個亮點就是專門複製了一個樣板房，陳列美國普通工人家居的全貌：地上鋪滿了地毯，客廳里擺放了電視機，有兩個廁所，裝有中央取暖器，廚房裡還有洗衣機、滾筒式烘乾機和冰箱。

衛生設施 1846年，道爾頓開始生產塗有釉層的陶制水管，為大城市的地下污水處理帶來了革新。到19世紀70年代後期，歐洲和美洲開始有了公共廁所。喬治·詹寧斯於1884年發明的「坐式馬桶」引起了轟動，因為正如它的廣告所聲稱的「能用僅僅2加侖的水沖走10隻蘋果和一大堆鬆蛋糕」。

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維坦》中指出，個體的存在先於社會的出現。個體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會組織中，他們放棄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權利，來換取社會的保護。這一革命性的論述在幾十年後又在另一學者約翰·洛克筆下得以強調。在其專著《政府論兩篇》（1689）中，洛克指出上帝並沒有把地球作為私有財產給予亞當，而是把地球給予了世間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從中獲得幸福和財富的機會。他認為，統治者應該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應該服從他們，完全取決於這些統治者是否是為廣大民眾謀福利。這樣，一個讓人震驚的現代觀念誕生了：政府的正當性在於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國民獲得幸福和財富的機會。

盧梭的主要論點基於對財富的闡釋。他認為，財富並不代表佔有物的多少，而是擁有多少我們渴望得到的東西。它是相對的，相對於人們的慾望。任何時候，不管我們佔有的財物多麼豐富，只要我們還在追求某種我們不可能得到的東西，我們就談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們總是滿足於我們現時的擁有，不管我們實際佔有的東西多麼匱乏，我們是富有的。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堅信苦難是人生的一部分。這一信念也就成為了人類最為重要的精神資產，成為人們面對苦難時的精神支柱。然而現代的社會觀念使得人們充滿渴望和期盼，也無情地改變了先前人們所固守的人生來就是受苦的理念。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427）中不無悲憫地將不幸描述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類艱難生存境遇」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還盡情地嘲諷了「那些宣揚生活在極度痛苦中的人們也能建起歡樂大廈的荒謬論調」。正是受聖奧古斯丁的影響，法國詩人德尚這樣描述人世間：

在美國各地，設有空調的大型購物中心大量建成，人們可以在這些購物中心轉悠上一整天，人們對生活的新需求也不斷地湧現。19九*九*藏*書50年明尼蘇達的南溪谷購物中心正式落成營業，它的廣告詞是「每一天都是南溪谷的完美購物日」。

「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公民現在都一樣能使用便捷平坦的道路，享用清潔無菌的水，受到警察的保護，免費使用圖書館，還很有可能得到免費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窮人能和富人閱讀同樣的書籍，觀看同樣的電影，收聽同樣的節目。因為是大批量的生產，服裝不再昂貴，再加上居住條件的改善，窮人和富人在生活方面的差異日漸縮小。要想尋找英國未來的雛形，你只需在那些輕工業區和公路沿線遛達一圈就可以了。不管是在斯勞、達格納姆、巴尼特，還是在萊奇沃思、海斯，事實上，在任何大城市的郊區，你都能發現舊的生活模式已經日漸為新的模式所替代。在那些由玻璃和磚石砌成的新型城區里，人們的生活已然缺乏文化上的情趣。人們變得浮躁不定，和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無非是聽裝食品、宣傳海報、收音機和內燃機等等。」

在對美國的展會進行報道時，一家前蘇聯報紙激憤地指出，一個普通的美國工人家庭根本就不可能過上如此奢華的生活，要求它的讀者認清楚這不過是美國政府的宣傳而已，並揶揄地把它稱之為「泰姬陵」。

打字機 發明於1867年（1883年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是第一份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手稿）。

兩千年的西方文明發展到了近代，在西方各國顯現了相似的優越性：財富迅猛增加，糧食產量極大提高，科技知識突飛猛進，消費用品極度豐富，生理保健高度加強，預期壽命大為提高。商機無處不有。物質的進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時出現的還有一種不太明顯的、讓人困惑的現象，那就是西方各國普通民眾對自己身份的焦慮不斷加劇，他們越來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對此，尼克鬆在其對蘇聯人的演說中卻隻字未提。

即使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一間透風漏雨、周圍環境極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們清楚和自己層次相當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這時，雖然我們也了解另外一個殘酷的事實，即社會中的貴族住在規模宏大的莊園里，房間還有暖氣供應，我們還是能認命並接受這一現實，對自身的處境亦無太多的哀怨。我們當然會覺得自己是不幸的，但這還不足以成為滋生妒嫉的溫床。如果我們有了一個融樂的家庭，一份舒適的工作，但我們在一次同學聚會上發現一些老同學（再也沒有任何群體比舊時的同學更堪為比照群體了）住的房子比我們大，工作更優裕，我們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髮強烈的不幸感。

早在公元前350年，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就宣稱：「顯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適合做奴隸。對這些天生適合做奴隸的人而言，奴隸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這一觀點幾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臘、羅馬思想家和執政者的贊同。在古代，奴隸和底層民眾通常被視為缺乏理性，與動物無異，天生就適合過悲慘貧苦的生活，就像黃牛正適合於拖著沉重的犁耙埋頭耕地。對那些精英而言，讓這些奴隸享有權利，或者認為他們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謬的，其荒謬程度不亞於探討鎚子或鐮刀的思維狀態和幸福水平。

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便是那些對物質進步和民主革命心懷讚美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創建的這個新的現代社會已經遇上了一個特別的難題。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是第一個認真思考這一問題的思想家。

只是到了17世紀中期，歐洲的政治思想才開始對平等的理念進行思索和探討。

「對於我們未曾想去嘗試的事情，就不可用成敗來衡量；既無失敗，何來羞辱？人生在世，我們的自尊完全受制於時時督策我們的理想以及我們為理想所付諸的行動，取決於我們實際的現狀同我們對自身期待之間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在美國，天才也許並不存在於政府機構、立法機關，不存在於駐外領館、作協、高等學府、教堂或各種高級俱樂部，也不存在於報館和商界……合眾國的天才的最佳表達者是普通人……與地位比他們高的人相處，這些普通民眾不知手足無措為何物。選舉的影響是巨大的——總統向他們脫帽而不是他們向他致敬……」

但現代社會對這種人生皆苦的悲觀理論不再持讚許或支持的態度。

到了1791年，地理學家莫爾斯把新英格蘭描寫成這樣一個地方：「在這裏，每個人都至少認為自己不比他的鄰居差，而且堅信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在美國，甚至禮節規範也凸顯了民主。僕人們不再稱他們的僱主「主人」或「夫人」，先前對上層的一些尊稱如「閣下」也被廢除。美國各州都廢除了長子繼承權制度，女兒和寡婦也都享有平等的繼承權。1778年7月4日內科醫生和歷史學家拉姆齊發表了《關於美國獨立的積極意義的演講》。在演說中他把美國革命的目標表述為創建一個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所有政府職位對那些德才之士開放，至於他們的出身和當前身份並不重要。這個國家的最高執政者也可能出生在一個最貧寒的家庭，只要他具有履行這一重要職責的必要素質」。托馬斯·傑斐遜在其自傳中也有近似的表述。他說他的一生都在致力於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取代舊的倚仗特權而且往往愚不可及的貴族統治制度，「使那些德才兼備的精英們能脫穎而出」。

這些商場面向普通民眾，而裏面提供的商品在先前卻只有皇室才能享用。1902年，芝加哥12層樓的馬歇爾·菲爾德百貨公司商場開張了，在其剪綵儀式上，商場經理戈登·塞爾弗里奇聲稱：「我們建造了這個巨型商場，面向的就是普通百姓。我們將致力於使這個商場成為普通百姓的商場，成為他們在市區里的家和購物大本營。」他還說，這個商場絕非只是為那些「感覺良好的富人」提供服務。

令人奇怪的是，人類物質方面的實際擁有極大地豐富了，隨之而來的竟然是一種揮之不去且愈顯強烈的「一無所有」的感覺，以及對這種感覺的恐懼！同那些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卻對歲尾收成毫無把握的祖先比起來，現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滿機遇的這些歐洲後裔們對身份的焦慮、對所有之物的擔憂遠甚於他們的祖先。

「世襲的特權沒了，與生俱來的財富也沒了，一個人可以選擇任何職業，這時，一個雄心勃勃的人當然會自命不凡，覺得自己可以從事一項更重要的職業。然而，這一切純然是一種幻覺，現實的生活很快會讓他清醒過來。以前，不平等是社會的普遍規律，因而即使再嚴重的不平等也不會引人注意。而現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間差異甚少，正因為如此，哪怕是細微的差距也變得明顯起ｒｅaｄ•9９ｃｓw.com來……為什麼生活在這個民主富足的國度里，人們仍有一種莫能名狀的煩愁？這就是原因。為什麼這裏的人民生活平靜安逸卻又時時會詛咒生活？這也是原因之所在。在法國，我們擔憂的是日漸增高的自殺率。在美國，自殺較少見，但據說精神病人卻比任何國家多。」

即便是現在，此類書籍仍然熱銷。安東尼·羅賓斯1991年出版了他的暢銷書《喚醒心中的巨人》。書中寫道：

如果考慮到人們對「怎樣才算足夠的」判斷標準中隱含的心理情愫，他們這種對「一無所有」的憂慮就並不奇怪了。我們從來就不會孤立地形成我們對事物（如財富和社會尊重）的相應期待，我們的判斷必然有一個參照群體——那些我們認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們比較，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合適的期待視野。我們不可能孤立地欣賞自己擁有的東西，也不可能通過與中世紀祖先進行比較來衡量我們現在的擁有。同樣，我們也不可能僅僅因為自己身處一個繁榮富足的歷史時期而沾沾自喜。只有當我們所擁有的同兒時的朋友、現在的同事、我們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眾領域與我們身份相當的人一樣多，甚至還要略多一些時，我們才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到了20世紀，物質生活的進步更加迅猛了。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英國旅行記》一書中描畫了正在成型的全新英國，國內的道路四通八達，到處都是獨立的小平房；在這裏，哪怕是最普通的工薪階層也能讀到各種小報，能通過收音機收聽節目，在閑余時間逛商店，而且相信自己的收入會逐年增加。他在書中寫道：「在英國，老百姓第一次能過上和他們的老闆差不多一樣的生活。」

18、19世紀政治和消費生產的巨大進步儘管極大程度上改善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為人類心理造成了難言苦痛，因為同社會體制和生產進步一起伴生的還有一種全新的理想——每個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夠的實力去實現自己的任何理想。

然而，如果情勢變了，我們這群人中有人比我們略高了一些，雖然我們還是那樣高，並不曾矮了一寸，我們很可能會突然不自在起來，對自己心生不滿，進而妒嫉他人（如圖2）。

一旦人們覺得來世不過是一種臆想，或者從科學的角度把來世視為一種並不存在的精神鴉片，這時，追求現世成功和實現切近人生理想的壓力就會無時無處不在，這使他們躁動不已，因為他們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機會都可能稍縱即逝。現世的一切不再視為永恆世界的一段序曲，相反，現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我們每天都會經驗到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妒恨每一個比我們優越的人，這就是嫉妒的特別之處。有些人的生活勝過我們千倍萬倍，但我們能心安無事；而另一些人一丁點的成功卻能讓我們耿耿於懷，寢食不安。我們妒嫉的只是和我們處在同一層次的人，即我們的比照群體。世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

這個時期的大批科技發明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舊的對世界的看法——以為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只是循環往複，以為來年只是和今年一樣（也就是一樣糟糕）——已經讓位於一種積極向上的世界觀，人們堅信生活會不斷進步，直至完美。下面就是這些科技發明中的幾種：

我們所期待的遠超出我們祖先們的想象，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則是永遠都揮之不去的焦慮——我們永遠都不能安於現狀，永遠都有尚未企及的夢想。

詹姆斯認為，對自己感到滿意，並不要求我們在任何領域都取得成功。失敗並非任何時候都會給我們帶來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們不僅儘力而為了，而且在一開始就覺得此事關涉我們的自尊和成就感，結果卻還是做砸了，這時我們才會覺得羞愧。因此我們對自己設定的目標決定了我們對成功和失敗的解讀。詹姆斯，這位哈佛的心理學教授，曾經期望自己成為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如果不能實現這一理想，他會覺得自己顏面頓失。因此，他承認自己必定會妒嫉那些在心理學方面比自己更有研究的人，並感到羞愧。然而，如果有人能翻譯整部《會飲篇》，而他費盡心思甚至還弄不明白該書的起首幾行文句，對此，他倒不會有什麼不自在，因為他從未立志學習古希臘文字。詹姆斯認為：

自19世紀初，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傳，以及各種講述人性升華、迅速發家並盡享人生樂事的勵志書籍充斥了書架。這些書籍一方面讓讀者閱后熱血沸騰，躍躍欲試，但另一方面，也無意間讓讀者沮喪不堪。

誠然，現代社會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們的收入，至少使我們看起來更為富有。實際上，現代社會給人們真實的感受卻是使我們愈來愈感覺到貧窮。現代社會激發了人們無限的期望，在我們想要得到的和能夠得到的東西之間、在我們實際的地位和我們理想的地位之間造成了永遠無法填補的鴻溝。我們可能比原始社會裡的野人更覺得一無所有——誠如盧梭所言（他的論斷在此達到了最令人難以信服的地步），原始的野人只要有一塊屋頂遮住他們頭頂的天，幾隻蘋果和堅果填飽了他們的肚子，在晚上撥弄「某些粗糙的樂器」來聊以自|慰，或「用石斧做漁船」來消磨時光，他們心中的滿足就無以復加了。

電話 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於1863年發明了電話。

然而，就在《國富論》發表的22年前，現代社會出現了一種讓人深感不安卻很有說服力的聲音。這聲音嘎然獨響，近乎怪異，表達的是一種對原始人的欣羡。這聲音的源頭就是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4）中，盧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若將現代人同原始人進行比較，其結論是否和絕大多數人固有的想法大相徑庭？因為二者之中生活更如意的，在盧梭看來，顯然是原始的野人。

盧梭所言的野人可謂是衣不遮體，一無所有。但同現代社會中住在「泰姬陵」里的人相比，他們至少能夠享受因渴求很少而導致的極大的富裕。

19世紀30年代，這位法國律師和歷史學家在年輕的美國旅行時，看到有一種人們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蠶食這個新國家的每個公民的心靈。的確，美國人非常富有，但這種富足並不能阻止他們想要獲得更多，一旦發現別人擁有自己所沒有的資產時，他們便寢食不安。在《論美國的民主》（1835）一書中，托克維爾用了一章的篇幅（「為什麼富足的美國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到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過高期望」以及https://read.99csw.com「妒嫉」和「平等」之間的關係：

以僕人對主人的態度為基點，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社會與貴族社會對貧窮的看法大相徑庭。在貴族社會裡，底層的僕人能泰然地接受他們的命運，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他們能「愉快地生活，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時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有的只是報刊和社會輿論沒完沒了的鼓噪，讓每個生活在底層的人都相信他們總有機會攀上社會金字塔的塔尖，有機會成為實業家、大法官、科學家，甚至是總統。這種無限機遇的論調在一開始也許能給人一種盲目的樂觀，對那些底層的年輕人尤甚。但在他們之中，只有極少數最優秀的幸運兒才有機會脫穎而出，實現他們的夢想；而多數的人，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他們並不能改變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維爾所言，他們會轉而變得意志消沉，內心極度痛楚，並輕賤自己，同時也憎惡自己的頂頭上司們。

在中世紀及近代早期時期，西方各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還是農民階層。他們大都生活貧困，營養不良，飽受饑寒和恐懼之苦，死神也常常糾纏著他們。他們通常活不過40歲，死前還往往免不了病痛的折磨。勞作了一生，他們最值錢的家當也不過是一頭牛、一隻羊或一隻鐵鍋。在那個時期，飢年不斷，百病叢生，常見的就有佝僂病、潰瘍、肺結核、麻風病、膿腫、壞疽、腫瘤和馬蹄瘡等等。

但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拆去了所有束縛人們夢想的樊籬。一個人也許生活拮据，在物質方面遠不如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理論上覺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維爾寫道：「在美國，我遇到的每一個人，不管多麼窮困潦倒，他們眼裡都寫滿希望，同時心裏無不對富人們的安逸舒適心生妒嫉。」貧窮的國民打量著鄰近街區里的富人們，堅信有一天自己也會過上富人們的生活。當然，他們的夢想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確有不少出身寒門的美國人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儘管如此，例外並不代表普遍情況，美國仍然有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同先前的貴族統治制度下的窮人不同，美國底層的人把他們差強人意的生活現狀歸咎於期望的泡湯或理想的受阻。

「產生這種妒忌的不是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遠遠不成比例，反而是我們的互相接近。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他的將領不如對軍曹或班長那樣妒忌，一個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卻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確，人們也許會以為越是不成比例，則在比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們可以在另一方面考慮，遠遠的不成比例，就切斷了關係，或者使我們根本不與我們距離很遠的人物比較，或者就減弱了比較的效果。」

「現在，你就可以做出決定：找所大學進修，練就一副好嗓子或成為一個步態優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狀況，甚至可以決定去學習駕駛直升飛機……只要你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並作出了決定，任何事情都難不倒你。因此，如果你對目前的生活不滿意，你現在就可以做出決定，去改變這一切；如果你不滿意眼下的工作，同樣，你可以作出決定，換一個工作。」

統計資料顯示，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在購物中心轉悠的時間最長，僅次於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呆在「泰姬陵」般的家裡的時間。

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使得人們對自身的期望變得更高了。阿爾弗雷德·哈姆斯沃思，英國《每日郵報》的創辦者，在1896年報紙首發儀式上坦率地告訴民眾，他心目中的理想讀者就是那些雖然現在「年收入只有100英鎊」，心裏卻夢想著「來年能有1000英鎊進賬的人」。與此同時，在美國則有《婦女家庭雜誌》（1883年創刊）、《大都市》（1886年創刊）、《芒賽》（1889年創刊）以及《時尚》（1892年創刊）等刊物雜誌將各種奢華的生活推至讀者眼前。例如，19世紀末的美國《時尚》雜誌告訴讀者的信息不外乎如下：美洲杯賽過後，有哪些人上了約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諾馬哈遊艇狂歡，寄宿學校里最時尚的女孩正如何穿戴打扮，紐波特和南安普敦誰在籌辦最棒的舞會，還有正餐的魚子醬應該和什麼配在一起（土豆和酸奶油）。

照明 19世紀30年代硬脂蠟燭開始取代了先前的油脂蠟燭，照明時間大為延長。

盧梭對現代人和野蠻人之間幸福程度的比較使我們很自然聯想到詹姆斯所說的期望對幸福的決定作用。也許我們擁有的不多，但由於期望的減少我們能知足常樂；反之，現代社會鼓勵人們追求一切，儘管我們已經非常富有，我們卻終日焦慮多愁。

然而，尼克鬆並沒有撒謊。在他發表演說之前的200年間，西方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變化之大和提升之快，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盧梭爭論說，有兩種途徑可以使人變得富有：要麼給他很多的錢，要麼限制他的慾念。至於前者，現代社會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使人們有更多的金錢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挑動人們的物慾，使得人們對本可以引以為傲的成就不以為然。讓人們覺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許並非是賺取更多的金錢，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儘可能同那些和我們處在同一等級但又比我們富有的人保持一定距離，在情感方面也應該疏遠他們。我們未必要爭取成為「一條更大的魚」，相反，我們應該全神貫注，努力使自己周圍的「魚兒」不比我們大，這樣，我們自身的大小才永遠不可能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

有些人質疑現代社會的優越性，對於這些質疑，現代社會的熱情擁戴者很容易找到還擊的依據：只要列舉出現代社會制度為它的人民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就足以令那些懷疑者無以招架。

令人遺憾的是，西方社會並不鼓勵人們去降低對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對人之將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實從而提升個體的自尊，至於貧窮和卑微，則更不為社會見容。相反，社會的風標總在催促我們追求那些上輩人所不能從事的事業或擁有他們所無從想象的東西。依據詹姆斯的算式，西方社會過度地抬高了我們對自己的期望，其結果就是足夠的自尊將永無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