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可能是一個糟糕的歷史學家，輕易地把前工業社會理想化，而過度地批判了資產階級，但他的理論在揭示和描繪勞資雙方不可避免的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市場對創新的狂熱追求逼迫生產廠家以高額成本進行產品開發，它們的得失成敗往往取決於能否成功推出一個新產品。公司就如同惶惶不安的賭徒一樣，在大賺一筆之後很難乾淨利落地脫身，而是如同頂著槍口，被迫繼續把自己的資產和員工的生計押在幾個乃至一個賭注的結果上，其結局要麼是積累了並不穩當的巨額財富，要麼就是把自己毀掉。

背負財政壓力的公司往往會解僱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員工，而雇傭來自偏遠的、低收入國家的員工。它們也可能會與競爭對手合併來提高盈利率，在此過程中可以裁掉因員工合併而形成的富餘人員。公司也可以研製機器，來替代員工。自動櫃員機（ATM）1968年研製成功，次年首次安裝在曼哈頓漢華銀行一家支行的牆上。10年後，全世界有5萬台自動櫃員機；截止2000年，全世界有100萬台自動櫃員機。不管自動櫃員機的技術多麼為人稱道，銀行出納員沒有任何值得為之慶賀的理由。一台自動櫃員機可以做不少於37個銀行出納員的工作（而且很少生病），後來的各種數據都證實了這一比例。在美國，1980至1995年之間，銀行業有50萬名員工失業，大體上相當於從事銀行日常營業工作的一半勞動力，其部分原因就是發明了這些快速高效的機器。

對同事保持戒心的必要：

每個經濟周期都具有相似的主題。當經濟開始增長，企業開始運用新的生產能力來滿足預期中的未來需求時，一個新的經濟周期開始了。生產成本會逐漸提高，資產價格特別是公司普通股和不動產的價格也隨之提高，其中投機行為部分地起到了推動作用。這時候的銀行貸款利息較低，鼓勵企業加大投資，擴大生產和經營規模。一旦需求和流通輸出開始減退，消費率就開始上升。這時候的儲蓄額很低，個人和企業的借貸規模在繼續擴大。為了滿足國內需求，進口增加，而出口減緩，從而導致貿易逆差。經濟到了此時已經失去了平衡：過度投資、過度消費、過度借貸。至此，經濟開始轉入衰退。由於生產效率的低下、貨幣供應的提高以及投機行為的猖獗，商品開始漲價。緊縮和高利率的信貸加重了高額債務的負擔。在高漲過程中過度增值的資產開始貶值。借貸者無法償還債務，債務抵押已經遭到貶值。收入、投資和消費水平同時下降。公司和企業要麼身處困境，要麼瀕臨破產；失業人數開始上升。由於信心的喪失，借貸和投資繼續萎縮。在經濟上升時期做出的長期投資開始投產，增加了市場供應量，但由於市場需求的不景氣，從而加劇了價格下跌的趨勢。公司和家庭被迫以低價出售資產，更加加劇了價格危機。潛在的買家在買前等待市場跌到底谷，從而進一步延緩了經濟的恢復。

當生產線變得過於昂貴而不會盈利時，它們會被停止生產，而不會因看起來對它們待遇不公正而痛哭失聲。一家企業可以停止使用煤炭，轉而使用天然氣，而無需操心被遺棄的能源跳下懸崖。但勞動力則完全不同，他在自身的價格被壓低或者在公司拒絕使用他們的時候，容易做出帶有感情|色彩的反應。他會在廁所大哭一場，他可能因為害怕工作業績不佳而喝得酩酊大醉，它也可能在面臨裁員時選擇自殺。

由於經濟體系的性質，獲取社會身份的奮鬥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不確定性。我們對未來的思考總基於各種憂慮：可能被同事或競爭者打敗，可能缺乏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或可能在市場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誤入歧途——這一切失敗可能因同行的成功而變得更加糟糕。

卡爾·馬克思是持這一觀點最有力的代表人物，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他用極度形象和極度誇張的、預示災難的語言描繪了經濟利益至上的情景：「資產階級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

古希臘人通過塑造繆斯女神，創造了一種極為深刻的形象，來表現我們與才能之間的痛苦而多變的關係。根據希臘神話，總共有9位繆斯女神，每個女神執掌某種才能，並隨機將其賦予世人。這9位女神分別負責史詩、歷史、情詩、音樂、悲劇、聖歌、舞蹈、喜劇和天文。這些領域的任何勝利者都謹記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才能並非他們自己真正所有，只要這些敏感的女神們改變了主意，她們就可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把這些才能悄悄地收回。

這些感情反應向我們指出，在獲得身份的領域中並存著兩種需求：其一為經濟需求，它要求企業的首要任務就是賺錢。其二為人性需求，它使員工追求經濟的安全、他人的尊敬和對職位的保有。

在英國，從一個以小規模的農業勞動者為主的國家向一個以雇傭勞動者為主的國家的轉化是由公共土地的匱乏促成的。公共土地在過去養活了一大部分的人口，他們在此為自己種植食物，放養動物，如放養牛或鵝。從18世紀起，大多數英國「開放」的土地都被勢力強大的地主用圍牆和籬笆圈了起來。從1724到1815年之間，大約有150萬英畝的土地被圈。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論述中（雖然遭到歷史學家的嚴厲反駁，但仍然具有很強的揭示意義），圈地運動導致了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誕生，而工業無產階級是指那些無法依靠自己的資源生活，別無選擇地向僱主出賣勞動力，來掙取一定工資的勞動者，而且他們的勞動關係嚴重偏向僱主的利益。

我們的身份有賴於一系列可以被粗略地概括為「運氣」的有利條件。可能恰是緣于運氣，我們正從事合適的職業，具備合適的才幹，處於合適的時機——同樣，可能正是緣於坏運氣，我們喪失了這些優勢。

現代社會的主要慾望卻使這一情形完全顛倒過來，廢除世襲的特權身份和天生的下層身份，從而使社會身份完全取決於個人成就——主要指經濟方面的成就。社會身份現在很少取決於恆定不變的世襲頭銜，而往往取決於一個人在發展迅速、變化莫測的經濟體系中的表現。

任何機構都努力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原材料、勞動力和機器，將其合併之後生產出能夠https://read.99csw.com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出售的產品。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公式投入一方的三種因素之間並無本質差異。所有三者都是商品，任何理性的機構都希望低價購進，然後進行有效經營，從而獲取利潤。

但不幸的是，我們很少能夠有把握擁有提供一個較高水平回答的能力。我們對此問題的回答取決於經濟學家筆下的曲線圖的溝溝壑壑、市場上的勾心鬥角、運氣和靈感的反覆無常——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對愛的需求保持穩定不變，且絲毫不亞於孩提時代；因而在我們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確定條件之間產生了一種不平衡，而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我們身份焦慮的第五個關鍵原因。

但令人遺憾的是，拿運氣作為對我們一生得失成敗的解釋，已經變得難以為人接受。在科技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崇拜神靈的力量，震懾于大自然捉摸不定的脾氣，認為自己和他人對世事缺乏控制的想法非常普遍。感恩和責難的對象往往是外界力量：魔鬼、小妖、精靈和神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總是被反覆提及。例如《貝奧武甫》（約公元1100年）全文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人類的成功取決於基督教上帝的意志。當貝奧武甫在描繪他打敗格倫德爾的母親時說：「假如我沒有上帝的保護，戰鬥很可能早已結束。」

雖然這兩種需求可能長期共存，而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衝突，但任何依賴工資的工人都無法在其生活中擺脫持久的焦慮，因為他們明白，只要這兩者遇到衝突、需要從中選擇時，根據商業運行的邏輯本身，勝出的一方永遠都是經濟需求。

威脅的必要：

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固然令人恐慌，但在一個以理性控製為主要特徵的世界里，幾乎不能用「壞運氣」對失敗提供可信的辯解，生活在其中恐怕要更加困難。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勞動力」和其他因素之間的確存在一種差異，而這種差異在傳統的經濟學中沒有得到論述或重視：勞動力能夠感覺到痛苦。

然而這種家長式的、村社式的關係——以上這種觀點繼續認為——被18世紀後半葉上台執政的資產階級破壞殆盡。通過掌控資本和技術而變得異常強大的資產階級唯利是圖。它永遠不會感情用事，一切都以實用原則為準，它視員工為達到獲利目的的手段，而毫不在乎他們的家庭，它絕不會受老弱病殘和無辜兒童的需求的左右。同時，大批人口湧進大城市，但在大城市裡，鄰裡間的友愛互助在充滿競爭和喧囂的氛圍中不復存在。在弱勢群體的不幸上面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已經失去了對那些掌控權力槓桿的人的控制力，他們對窮人的尊重和對社區的感情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

新產品和新的服務方式的出現所導致的舊產品和舊的服務方式的急驟衰落在各個經濟領域中司空見慣：鐵路發明之後運河的衰落，噴氣引擎發明之後客輪的衰落，汽車發明之後馬匹作為運載工具的衰落，個人電腦出現后打字機的衰落等等。

至少在發達國家，勞資之間的衝突不再像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那樣表現得赤|裸裸。然而，不管工作條件和勞動立法有多完善，工人始終是經濟程序中的工具而已，在這個程序中，工人自己的幸福和經濟上的富裕其實是次要的。不管老闆和工人之間發展出何等深厚的同志情誼，也不管員工表現得有多麼好，對工作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兢兢業業，工人時刻明白，同時也時刻在焦慮他們的身份並不能得到保證——他們的身份不僅取決於自己的工作表現，也取決於單位的經濟狀況；他們僅僅是生產利潤的九九藏書工具，而永遠不會像他們在感情層面上矢志以求的那樣，以他們自己的需求為歸宿。

如果失敗的想法使我們痛苦，那是因為成功是惟一可以使這個世界給予我們其友好的可靠因素。家庭紐帶、朋友之情或兩性相悅可能有時候會使物質方面的動力變得無關緊要，但如果一個人依賴這些貨幣來尋求對自己需求的穩定滿足，那麼他不僅過於樂觀，而且有欠審慎。人類除非具有強有力的理由，否則不會輕易喜笑顏開。

但是隨著人類控制環境和預測環境的能力大大提高，運氣或神靈庇佑等觀念已經喪失了其影響力。雖然我們在理論上依然承認運氣影響著事業的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對一個人的評價往往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對自己的生平應該承擔基本責任。把成功歸結為「好運氣」顯得過度（甚至令人可疑地）謙虛，而更為嚴重的是，把失敗歸咎於「壞運氣」則顯得可鄙。成功者自己製造運氣，現代格言如是說。這種想法肯定會讓命運女神在古羅馬的崇拜者或《貝奧武甫》中虔誠的英雄難以理解。

當然，我們可以掌握宮廷官吏的軟硬兩手，學會如何在同事中順利航行，就像在犬牙差互的海岸線上航行一樣——但這樣做的必要性絕非令人心平氣和。就辦公室和廠房而言，很容易讓人想起三英畝土地、半打鴨子和自由的誘惑。

企業必須不斷地為市場提供更新更好的產品，而員工也隨時為企業的這種壓力所能導致的結果憂心忡忡。在歷史的長河中，物品和服務的生命周期曾經比提供和消費它們的人類的生命周期更為長久。在日本，和服和武士外套在400年間保持不變。在中國，18世紀的人的穿著打扮和他們16世紀的祖先並無二致。在北歐的1300至1660年之間，耕犁的樣式沒有發生過變化——這種穩定性肯定能夠賦予技工和工人一種安全感，他們會覺得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在他們的一生中不會有任何的改變。但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產品的生命周期急劇縮短，從而破壞了工人認為自己從事的行業會保持長期穩定的心理。

撒謊和誇大事實的必要：

雖然希臘女神活動的領域很難說就是反映了當前人們的關注對象，但這種神話觀念依然在揭示著一個深刻的道理：我們很難對成功所需的能力進行把握，因而我們在與未來相關的事務中被迫處於一種屈從和焦慮的狀態中。

儘管有各種地域、生產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差異，但幾乎任何商業機構的運行原理都可以用一個簡單而乏味的公式來概括：

作為一個僱員，其痛苦不僅來自於對不能被長期雇傭的擔心，而且來自於各種工作模式和運作機制所產生的羞辱感。幾乎任何機構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其中最底層的廣大員工受制於上層的管理人員，誰將受到獎勵，誰將受到處罰，變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壓抑的問題之一。和其他各種焦慮一樣，這種焦慮也源於不確定性。因為在多數領域中，對成績很難進行準確評估，因此升遷之路或貶謫之途具有明顯的偶然性。各種機構的金字塔中，成功爬到頂端的並不一定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卻往往是那些精通權術之人，而權術在文明生活中很難得以傳授。

雇傭工作的穩定可靠性不僅依賴於機構中的權術運作，而且依賴於公司在市場上保持盈利的能力，然而任何生產商都很難長期保持有競爭力的地位和價格上的優勢。殘酷的競爭會給很多員工帶來焦慮感，如同站立於一塊正在融化的浮冰上，因為公司提高盈利率的最有效、最快速九-九-藏-書的途徑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大幅度地裁員。

如果說這一思想在《三英畝地與自由》發表之時逐漸盛行起來，那是因為在這一歷史時期，不在自家農田或小型家庭作坊工作，而靠出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來換取他人支付的工資的人在歷史上首次佔到多數。在1800年，美國勞動力的20%受雇於他人；到1900年，這一數字是50%；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是90%。另一方面，僱主也在逐步雇傭更多的人。在1800年，美國勞動力不足1%的人受雇於有500人或更多人的機構；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55%。

儘管現代企業和皇室宮廷表面看來大相徑庭，但對如何在現代企業中生存，最一針見血的建議或許莫過於一批眼光犀利的貴族所傳達的經驗。他們在15世紀和17世紀之間的法國和義大利皇室宮廷中有過豐富的經歷。這些人在退休之後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一系列憤世嫉俗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筆觸辛辣、措辭精鍊，而且能夠進一步降低他人言辭在我們心目中的可信度。例如馬基雅弗利（1469—1527），圭恰爾迪尼（1483—1540），拉羅什富科（1613—1680）和拉布呂耶爾（1645—1696）的著作可以給我們的行為提供指南，工人們除了明確的日常工作之外，可以用它來指導其他方面的行為，以期獲得事業上的發達。

在傳統社會裡，要獲得上層身份異常困難，但值得欣慰的是，上層身份一旦獲得，就不易喪失。要想使一個貴族不再成為貴族，其難度不亞於使一個下層民眾不再成為下層民眾，雖然兩者地位懸殊，但情形相通。決定因素在於家庭出身，而不在於一生中通過發揮才智獲得了何種成就。關鍵在於你是誰，而不在於你做了什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

焦慮是當代慾望的伴隨產物，因為生計與名譽均受至少5種無法預測的因素的制約，這5種因素構成5個原因，可以用來解釋如下問題，即：我們在等級社會裡為何無法穩妥地獲得或持有一個自己渴望的位置。

持續的焦慮絕非歇斯底里的體現，而是對經濟環境的現實威脅所做出的真實反應。

1907年在美國，一本叫《三英畝地與自由》的書激發了閱讀大眾的想象力。作者博爾頓·霍爾理所當然地認為，必須為他人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以此為出發點，他告訴讀者一種可以獲得自由的方法。他的方法是離開辦公室和工廠，在中美洲以適當價格購買三英畝土地。這三英畝土地很快就能使他們為一個四口之家提供足夠的食物，並建立一個簡單舒適的家園，從而使他們再也沒有必要對同事和上司拍馬溜須或同他們爭權奪利。這本書以大量的篇幅詳細介紹如何種植蔬菜，如何建造溫室，如何經營果園，如何購買牲畜（霍爾認為，一頭奶牛就可以供應足夠的牛奶和乳酪，而鴨子肉要比雞肉更有營養）。《三英畝地與自由》表達了一種思想，這一思想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歐美思潮中不斷為人提及：要想過上幸福生活，一個人就應該努力逃脫對僱主的依賴而直接以自己的節奏、為自己的幸福工作。

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1785）中認為，對他人的道德行為應該尊重「他人自身」，而不是為了贏得利益或博取名聲httｐｓ://ｒead.９９ｃｓｗ•com把他人當作「手段」。在提到康德時，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新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學，大規模地從事一種「不道德行為」：「〔經濟學〕把工人只當作勞動的動物，當作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馬克思認為，付給工人的工錢就像「為了保持車輪運轉而加的潤滑油」。「工作的真正目的再也不是工人了，而是金錢」。

如果我們的身份取決於我們的成就，那麼人們普遍認為，成功所需的就是才能以及——當心靈的寧靜上升到重要位置時——對才能的可靠把握。但在多數活動中，才能並不能供我們隨意支配。它可以在一陣時間出現，然後徑自消失，丟下一個爛攤子。我們不能隨意召喚我們身上最優秀的品質。我們遠遠不能擁有自己偶爾展現的才華，我們的成就大多好像來自於某種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這種外界力量的出現與消失決定了我們的生活軌跡和達成目標的能力。

公司和其員工的生存受到經濟整體發展規律的威脅。

「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因為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們生活狀態的不可預測性變得更加糟糕，那就是我們的身份不得不受僱主優先的制約。

西方國家的經濟史，自從進入19世紀以來，一直遵循一種發展與衰退交替重複的模式。最典型的模式是四五年的經濟發展之後，緊隨著一二年的經濟緊縮，偶爾會出現持續五六年之久的大面積的經濟衰退。國家經濟的曲線圖就像起伏綿延的山脈一樣。在曲線所有向下運動的地方都包含著長期運營的公司的破產，工人的下崗，工廠的倒閉，以及股市的崩盤。我們傾向於把這些不幸事件歸結為偶發事件甚至在將來能夠避免的因素。但是，不管各國政府以及各國中央銀行如何努力，依然無法避免經濟的起伏動蕩。

如果雇傭關係的這種不穩定性意義重大，那麼絕不僅僅是出於金錢的原因。讓我們回到前面提到的主題，這種不穩定性對工人的重要意義也緣于對愛的需求，因為工作是決定我們所能獲得尊敬和關懷多寡的最關鍵因素。我們對從事什麼行業這樣一個問題——通常是與他人第一次接觸時被問及的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我們被他人所接受的程度。

根據一種觀點，肉店老闆、釀酒商和麵包店老闆並不總是冷漠無情。他們有時會把食物擺上餐桌，並不是因為有人可以出錢購買，而是因為對方舉止得體，令人如沐春風，或者對方是與自己親戚相識的人。這種觀點認為，經濟自利原則並不一直是惟一起作用的因素；作為惟一起作用的經濟自利原則是近期歷史的發展結果，是現代和發達資本主義的產物。這種觀點繼續說，封建時代里，經濟自利原則與非經濟的關懷達成一種平衡。僱主把僱工當作自己大家庭的一員，而且對僱工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感激。基督教教義有助於營造人們關心愛護弱勢群體和飢餓人群的氛圍——以及幫助形成一種隱含的認識，即他們在困難時期會得到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