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食品：「由一片茴香、一隻橄欖和一隻金橘構成，另外還需要一片紙板，上邊依次貼著一條天鵝絨、一條絲綢和一張砂紙。砂紙不是用來食用的。它是進餐者在吮吸金橘的時候用右手撥弄消遣的。」

波希米亞人因此在選擇交往對象方面特別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羅，完全逃離了社會的不良影響，而另外一些人則堅持不懈地選擇性情相投的人組成一個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絕接受那種自然而然地落在我們頭上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們在學校、家庭和工廠與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時很容易感受到的。

儘管波希米亞人沒有直接說明在過一種強烈的心靈生活和成功地開辦一家律師事務所或一個工廠之間存在著不兼容性，但多數波希米亞人都暗示，這兩者在實際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論關愛》（1822）的前言中，司湯達解釋說，他曾經試圖為廣大的讀者清楚明了地寫作，但他沒有能力「讓聾子聽見，讓瞎子看見」。「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標的有錢人，那些每年在翻開一本書之前已經掙了10萬法郎的人，他們最好立刻把書合上，特別是那些銀行家、製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業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優秀、受人尊敬、生活積極的樞密顧問官、紡織品製造商或聰明的銀行家在物質財富中獲取報酬，而不是在溫柔的感情中獲取報酬。日積月累，這些紳士們的心腸逐漸變硬了。任何一個在每個周末給2，000工人分發工資的人從來不會像這樣浪費時間；他們的關注點永遠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積極的東西上面。」司湯達認為最喜歡他的書的人是那些生活懶散、喜歡做白日夢、期待在聽莫扎特的歌劇時能夠被激發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張漂亮的臉龐之後便陷入長達幾個小時苦樂參半的思緒的人。

導致這種困頓狀態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從事一項自己所看不起的職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爾·波德萊爾宣稱，除了詩人的職業和——更加不可信地——「戰士」的職業之外，世間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壞心靈的職業。馬塞爾·杜尚在1915年參觀紐約的時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繪成「一個真正的波希米亞」，因為他認為這個地方「充滿了無所事事之人」。在半個世紀之後，傑克·凱魯亞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鋼琴酒吧裏面對著一群觀眾作演講，他極力反對「那些跑通勤的人，他們的領口緊緊地打著領帶，被迫每天凌晨在米爾布雷或聖卡洛斯趕5：48的火車，去舊金山上班」，他話鋒一轉，又極力稱讚那些靈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詩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藝術家，他們睡得很晚，燒掉了工作服，就是為了能夠成為「大路之子，觀看運貨列車隆隆駛過，體驗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波希米亞人還會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敗一詞的涵義。根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個人在商業領域或藝術領域遭受的經濟方面的失敗或他人評價方面的失敗，都可以作為證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證據，因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認為社會在分配獎勵或懲罰方面是相當公平的。

立體主義蔬菜拼盤：「1.一小塊維羅納芹菜，油炸以後撒上辣椒粉。2.一小塊胡蘿蔔，油炸以後撒上搓碎的山葵。3.煮熟的豆子。4.幾個伊夫雷亞泡製小洋蔥，撒上切碎的芫荽。5.幾小塊義大利果仁味羊奶乾酪。注意事項：蔬菜塊的大小不能超過一立方厘米。」

「絕大多數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謂的生活便利設施，不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還是人類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礙，」梭羅寫道，為了顛覆他所處的社會在擁有財富同值得尊敬之間建立的必然聯繫，他還說，「一個人的富有程度是與他生活中不需要的東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聰明人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達達主義的創建者，特里斯坦·查拉1915年在蘇黎世宣稱，「但我們現在所缺乏的就是白痴。達達就是用它所有的力量在全世界創造白痴。」為了達到此一目的，達達主義者闖進高雅的蘇黎世餐廳，就是為了朝那些進餐的資產階級喊一嗓子「達達」。達達主義藝術家馬塞爾·杜尚給《蒙娜麗莎》畫上了鬍鬚，將其命名為L.H.O.O.Q（Elle a chaud au cul

他提醒波士頓的商人們，那些偉大的「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哲學家們」都曾經自願地選擇一種簡單的生活。梭羅在瓦爾登湖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給美國蓬勃發展的工業化社會傳達了某種思想，而這種思想的核心其實對他生前生後幾乎所有的波希米亞人來說，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說：「金錢並不能購買靈魂的必需品。」

如同波希米亞人有時冒著極大的危險想要證明的那樣，資產階級在很大程度上受錯誤思想的誤導，他們的生活也並不像平常所表現的那樣令人心醉神迷，一旦認識到這點，就再也沒有必要受到資產階級的身份觀念的影響，從而使自己深陷焦慮之中。很多優秀的思想都令中西部人震驚，但並非所有令他們震驚的思想都很優秀。正因為法官和藥劑師的事業如此順暢，讓他們去質疑或偏離自己的行為方式或思維方式將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

「對資產階級的討厭是智慧的開始，」居ｒｅａd.9９csｗ.coｍ斯塔夫·福樓拜寫道，這句話是一個19世紀法國作家的標準言辭，對他而言，這種反感就如同與一個女演員有染和去東方旅遊一樣，都是作家職業的標誌。福樓拜譴責資產階級過分的繁文縟節和物質至上主義，他還批評他們不但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們喜歡專心致志地干一些瑣碎無聊的事情，比方說，他們可以花一個世紀去討論西瓜到底是蔬菜還是水果，是應該在飯前作開胃菜（法國方式），還是應該作飯後甜點（英國方式）。司湯達對資產階級也同樣地不喜歡，他說：「真正的資產階級關於人和生活的談話，只不過是一堆醜陋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聽他們的談話，不管時間長短，都會使我肝火上升。」

但從本質上把波希米亞人同資產階級區分開來的並非話題的選擇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選擇，而是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什麼樣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層身份。其理由是什麼波希米亞人不管住在大莊園里，還是在閣樓上，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19世紀初期產生的經濟的、精英主義的身份體系。

這樣說並非要我們循規蹈矩。不管波希米亞人的行為從外表看來多麼地出格和怪異，他們的運動的持久價值在於對資產階級的理想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性的批判。波希米亞運動批評資產階級錯誤地理解了財富在一個美好的生活中應該起的作用；批判資產階級過於草率地聲討世俗事務中的任何失敗，以及他們在尊重外在成功時體現得過於卑躬屈膝；批判資產階級對虛假的行為規範懷有過度的忠誠；批判資產階級過於機械地把一個人的職業才能等同為他的天賦；批判資產階級忽略藝術、感悟、嬉戲和創造的價值；批判資產階級過度地關注秩序、規則、官僚機構以及嚴格守時。

那種認為金錢和實用性的職業能夠破壞一個人的靈魂，或用司湯達的話說，能夠破壞一個人產生「溫柔的感情」的能力的論調在波希米亞的歷史上反覆出現。比方說，在司湯達之後140年，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在查爾斯·布科夫斯基的「小販、尼姑、雜貨店夥計和你」（1965）一詩中聽到這一聲音，這首詩讓我們對富商的生活進行思考：

其他一些團體也緊步達達主義的後塵。1924年，超現實主義者在巴黎的格勒內勒街設立了超現實主義調查辦公室。一個服裝店假人從天花板懸挂下來吊在窗戶裏面，一些公眾受到邀請前來講述他們做過的夢或一些巧合的故事，提供他們對政治、藝術和流行趨勢的看法。他們講述的故事和提供的觀點會被列印出來貼滿牆壁。辦公室負責人安托南·阿爾托聲明：「相比積極的參与者，我們更需要心理失常的參与者。」

通過賦予這些被社會排斥的人以尊嚴和高貴，波希米亞把他們描述成為受到逐放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在世俗社會中相應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聖者一樣，這位波希米亞詩人會受到缺乏領悟能力的普通大眾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著被忽略一方的優越性。一個人沒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東西尚需理解。詩人不能走路，是因為他長著一對龐大的翅膀。

然而波希米亞人拒絕接受這種對外在失敗的懲罰性解釋，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見所控制。他們推理說，根據人性來判斷，社會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聰明或最善良的人們，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聽眾的價值觀念的人，而這些價值觀念往往弊端百出。波希米亞人認為，商業上的得失成敗僅僅能夠表明一個人獲取商業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據此對一個人道德上的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懲罰性的判斷。

波德萊爾從愛倫·坡的生平中所獲得的教益其實是這位法國詩人在他的作品中反覆表達的主題，我們可以從他的那隻著名的水鳥憂鬱的飛翔中找到這一主題最清晰的表達：

雨果和愛默生要求人們與傳統決裂的呼聲遇到了一個知音。1850年，熱拉爾·德·奈瓦爾與關於何種動物可以養為寵物的社會觀念徹底決裂，他養了一隻龍蝦，他每天用一條藍色的帶子牽著它在盧森堡公園四處溜達。「為什麼牽著龍蝦散步就比牽著狗或其他任何動物散步都要荒唐可笑呢？」他質問道。「我喜歡龍蝦。它們是一些安靜、嚴肅的動物。它們知道海洋的秘密，但它們不會到處亂吠，也不會像狗一樣咬你的生產單細胞物質的私處。歌德討厭狗，他是對的。」

梭羅試圖讓我們重新認識沒有錢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它並不是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所巧妙地暗示的那樣，是在人生的遊戲中失敗的證據。一個人沒有錢可能僅僅意味著他自願選擇把精力投入到別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業領域，在這個過程中他在別的方面變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錢方面。梭羅沒有用貧困來形容他的境況，他喜歡用「簡單」一詞——他認為「簡單」表明了一種自願選擇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質狀況。

再則，一些波希米亞人的立場可以幫助那些ｈｔｔｐs://rｅａd.9９csｗ•ｃｏｍ因主流身份體系而焦慮不堪的人認識到，避開主流身份體系的行為源遠流長，而且偶爾輝煌一時。這一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巴黎詩人、達達主義運動的遊戲性和顛覆性，以及超現實主義鄉間野餐會。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人無法或不願溫順地服從關於上層身份的主流觀念，但他們有資格擁有更好的稱呼，而不是殘酷地被人稱為失敗者或小角色，而這五個領域的革新者們通過上述的方式，賦予這些人以合理性。他們提供了好多富有說服力和撫慰能力的事例來提醒我們，世界上並不是只有一種方式——並不是只有法官或藥劑師的方式——才能證明生活的成功。

波希米亞行為的出格是顯而易見的。重要的是，從重視原創性思維和強調生活的非物質層面到認為一切使法官或藥劑師大光其火的行為——從遛甲殼類動物到吃草莓乳|房——僅僅一步之遙。

由於波希米亞人極端關注精神需求，將之放在第一位，以至於他們對現實事務沒有足夠的重視，其結果就是他們中的好多人不得不異常辛苦地尋求賴以養家口的途徑，甚至比那些忙碌的、關注物質生活的法官和藥劑師花在精神思考上的時間還要少，而花在物質方面的思考上的時間還要多。

哲學、藝術、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亞的目的並非廢除身份等級，他們只是嘗試創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級，而這些等級建立在那些為大眾所忽略或批判的價值標準的基礎之上。這五個不同領域的革新者們一方面都堅持嚴格區分成功與失敗、好與壞、可恥與高尚，另一方面又試圖重新塑造我們的判斷標準，使我們重新思考何種行為才能歸入這些重要的標題。

相似的戰鬥口號在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論自助》（1840）中迴響：「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必須是一個不墨守成規的人。」老是想要符合他人關於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如何吃飯或如何寫作的要求，久而久之，你就會具有一種「像蠢驢似的神情」。任何一個高貴的人的生活都應該遵守這樣一條原則：「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關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認為我應該乾的事情。」「我希望現在我們是最後一次聽到服從與一致之類的字眼，」愛默生總結道。「讓這些字眼出現在大報小報上時，人們發現它們非常滑稽可笑……讓我們永遠都無須卑躬屈膝、連聲道歉……讓我們直面並譴責當下的那種波瀾不驚的平庸生活和那種令人厭惡的自鳴得意。」

但對波希米亞人來說極為不幸的是，他們讓資產階級震驚的次數越多，資產階級接受震驚的意願和能力反而越弱——這種情形逼迫波希米亞人上演一些越來越極端的滑稽行為，這一點可以在20世紀波希米亞運動中得到很好的證明。

準備為自己不切實際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餓的波希米亞人為數不少。19世紀的一些繪畫作品中，波希米亞人往往在公寓樓髒兮兮的閣樓上慵懶地坐在椅子里。他們看起來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們的眼睛里可能流露出一種悠遠的神情，他們reaｄ.９９ｃｓｗ•cｏｍ的書架上往往放著一個人的頭骨。他們的表情能夠讓工廠的工頭或公司的經理大吃一驚——他們的表情就足以說明他們絲毫沒有為膚淺的、實用性的追求所困擾，而他們一直譴責資產階級不遺餘力地爭取這些追求。

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富有原創精神的藝術家，就是要讓資產階級吃驚，或更好一點，就是要讓資產階級生氣。在完成他的小說《薩朗寶》（1862）之後，福樓拜聲稱自己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1）讓資產階級生氣，（2）讓敏感的人不安和吃驚，（3）讓考古學家冒火，（4）讓女士們摸不著頭腦，以及（5）為我贏得一個雞|奸者和食人者的名聲」。

用最廣闊、最寬泛的方式來總結波希米亞的貢獻，我們可以說它為尋求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辯解；它確立和定義了一種亞文化，在資產階級主流文化中遭到鄙視和忽視的特定價值在這一亞文化中被賦予適當的地位和名譽。

波希米亞人認為，我們在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生活方式中維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在貼身的小環境中起作用的價值體系，依賴於我們所交往的人的種類、我們所閱讀的書籍和我們所聽到的話。

在1929年的倫敦，波希米亞詩人布賴恩·霍華德邀請他的朋友前來赴宴，他在請柬上列印著他喜歡的東西和討厭的東西的名單——雖然這張名單帶著明顯的20世紀初期英國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夠向我們揭示波希米亞人在歷史上所體現出的一些基本傾向：

草莓乳|房：「一隻粉紅色的盤子里有兩個豎起的女性乳|房，用義大利乳清乾酪製成，並用堪培利開胃酒把乾酪染成粉紅色，乳|頭是用蜜餞草莓做成的。在義大利乳清乾酪表皮底下要加入一些新鮮的草莓，這樣在咬上去的時候能夠增加想象中乳|房的理想口感。」

當回憶當時達達主義者的目標時，曾經一度是達達主義畫家的漢斯·里希特說：「我們想創造一個新型人類，它擺脫了各種各樣的專制，這些專制包括理性、平庸、將軍、祖國、民族、藝術商、細菌、居住證和過去。讓公眾輿論惱火是我們的根本目的。」

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儘管遭到社會的排斥，但依然勝過那些圈內人物，這種思想反映了，同時也塑造了許多波希米亞的傑出人物的生活。熱拉爾·德·奈瓦爾是一位詩人，比查特頓富有才氣，但並不比查特頓更幸運，他於1855年在窮困潦倒和神經失常中上吊自殺，時年47歲。德·奈瓦爾認為他們那一代敏感的同一類人，因為其天賦和性情而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世界，他這樣對他們進行了總結：「野心並非我們所有……追求名利的貪婪的人們使我們遠離了政治活動的圈子。對我們而言，只剩下詩歌的象牙塔，登臨其間，我們就可以遠離世俗大眾。只有處在這樣的高處，我們最終才能呼吸孤獨的純凈空氣；我們才能端起傳說中的金杯痛飲遺忘；我們才能因詩歌和愛而酩酊大醉。」

這種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19世紀眾多的波希米亞人賦予一些政治領域和藝術領域的人莫大的關注和尊敬，而用資產階級的價值標準來判斷，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為極為失敗。這些人當中最有名的要數二流的英國詩人托馬斯·查特頓，他因為貧困和資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憊，在1770年自殺身亡，年僅18歲。阿爾弗雷德·德·維尼的劇作《查特頓》於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這位年輕的詩人變成了波希米亞人所珍視的所有價值的代言人。這齣戲劇讚美個人靈感，貶抑社會傳統；讚美人們之間的友好，貶抑經濟上的利益；讚美激|情與瘋狂，貶抑理性與功利主義。德·維尼認為這位滿腹才華、敏感脆弱的詩人幾乎註定要被資產階級公眾的殘酷逼上絕路，直至自殺。

不管身份的焦慮如何令人不快，但我們還是很難想象一種完全擺脫身份焦慮的美好生活，因為一個人對失敗和在他人面前丟臉的恐懼，實際上意味著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結果的出現，以及對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懷尊敬。身份的焦慮是我們承認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間存在公共差異的時候，必須付出的代價。

布賴恩·霍華德和他的波希米亞朋友所反感的東西可以更加簡明扼要地用一個詞來概括：資產階級。1815年拿破崙敗北之後，在法國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波希米亞人表達了他們對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幾乎所有東西的極端唾棄，並對他們自己能夠對資產階級口誅筆伐充滿了自豪。

在世界上的好多大城市裡，波希米亞人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區，來確保與他們每天交往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滿腦子裝著社會地位的人。波希米亞的歷史上點綴著一些因他們的友誼而聞名於世的地名：蒙帕爾納斯、布盧姆斯伯里區、切爾西、格林威治村以及威尼斯海灘。

波希米亞人貶低群體和群體的傳統，而強調個人以及個人脫離傳統的激|情。「不再有任何規則，」維克托·雨果在《愛爾那尼》（1830）一書的前言中喊道。「因為讓天才放棄個體的創造性，就如同讓上帝變成僕人。」

由於一些才華非常出眾的波希米亞人的努力，那些看起來顯得偏激而滑稽的生活方式變得嚴肅而值得稱道。在由律師、企業家和科學家構成的社會模範人物中，波希米亞添入了詩人、旅行家和散文家。波希米亞人認為，不管這些人言行如何怪異、物質如何匱乏，他們都有資格享受屬於他們自己的最高的身份。

從其誕生之日起，波希米亞便指一個很寬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認為，波希米亞人可以出現在任何社會階層ｈttpｓ://reａd•９9ｃｓｗ.ｃoｍ、任何年齡階段和任何職業門類中：波希米亞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窮人；可以是詩人、律師和科學家，也可以是無業人士。阿瑟·蘭塞姆在《倫敦的波希米亞》（1907）一書中寫道：「波希米亞可以無處不在：它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心靈態度。」波希米亞人曾經出現在劍橋、馬薩諸塞州和威尼斯海灘、加利福尼亞；有些波希米亞人和僕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靜謐湖畔的棚屋裡；有些波希米亞人則是吉他手和生物學家；有些波希米亞人在外部表現上循規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亞人則喜歡光著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們可以用波希米亞一詞來指在過去200年間一大批不同的藝術現象和社會現象，從浪漫主義到超現實主義，從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從情境主義者到以色列基布茲成員，不管用這一詞語指哪種人，它都沒有丟失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聯結在一起的那條脈絡。

解決焦慮的成熟之途可以說始於一種認識，即身份的確立取決於聽眾的選擇：聽眾可以是工業家或波希米亞人，可以是家庭成員或哲學家——而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選擇聽眾。

波希米亞的歷史上點綴著試圖惹惱有名望階層的行為。1917年的紐約，一群藝術家決定脫離資產階級生活，創建一個「自由、獨立的格林威治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將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藝術、愛、美和香煙中去。為了標誌這一獨立國家的誕生，這一群人爬到華盛頓廣場的拱頂上，痛飲威士忌，發射玩具槍，宣讀獨立宣言，宣言只包括一個單詞「如此等等」，宣讀時要快速連續地重複這同一個詞。多年以後回憶這一幕時，這個新生共和國（到天亮前就結束了生命）的一個成員說：「我們是激進派，只要是在中西部地區被視為禁忌的任何事情，我們都熱衷於去做。」

不難想象，這個社區持續的時間不長。這些農民們不願意關注實用的東西，使得他們在第一個夏天結束之後，便陷入到難以口的境地，更別說如他們當初計劃的那樣閱讀荷馬史詩和彼特拉克的詩歌。在農場建立的幾年以前，在波士頓曾經見過奧爾科特的愛默生對「果園」的成員們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全部宗旨都是精神的，但他們最終總會說：『你能再給我們寄點錢嗎？』」在果園建立的6個月之後，整個社區在刻薄的相互攻擊和絕望中做了鳥獸散——這是一個非常熟悉的波希米亞人的故事，他們由於堅決拒絕接受哪怕是最小的資產階級的原則，必然地導致他們的理想主義發霉變質。

當埃德加·愛倫·坡於1849年以僅僅三十七歲的年齡去世時，他同樣成為波希米亞歷史上的一位高貴的失敗者。在一篇論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爾·波德萊爾寫道，愛倫·坡的命運是被迫生活在野蠻人中間的富有天賦的人的典型的命運。波德萊爾譴責像美國那樣的民主社會中的公眾輿論，他警告說，一個人別想從它那兒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寬容之心。他寫道，的的確確，詩人們「不能指望自己能夠適應社會，不管這個社會是民主社會還是貴族社會，也不管這個社會是共和社會還是絕對的君主制社會……他們都是一些傑出的不幸者，［他們］一出生就註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殘酷的待遇。」

在1844年的馬薩諸塞州，一群帶有烏托邦思想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建立了一個社區農場，他們將其命名為「果園」，並宣稱他們對作為目的本身的錢和勞動沒有絲毫的興趣。他們只想種植足夠的食物來保證身體的需要，然後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詩歌、繪畫、自然和浪漫愛情中去。社區的建立者布朗森·奧爾科特宣布，這些新生農民的使命「是存在，而不是做事」。他和他的夥伴們在追求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理想，這些理想是他們之前和之後的所有波希米亞社區所共同追求的：他們不|穿棉花製品（因為棉花是奴隸摘的），不吃動物肉或奶製品，他們遵循嚴格的素食主義——他們只吃高高地長在空中的食物，避免食用胡蘿蔔和土豆，因為它們在土裡朝下生長，而不是像蘋果和梨一樣一心向上。

雖然我們對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在滿足對身份的需求時面臨著諸多選擇，我們有自由認識到我們對蒙羞的憂慮完全取決於一定的社會群體，我們充分理解和尊重這個社會群體的判斷方法。身份的焦慮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是成問題的，那就是我們遵循這些導致焦慮的價值觀念，僅僅是因為我們異常膽小怕事、循規蹈矩，或僅僅是因為我們的思維已經被完全麻痹，以至於我們認為這些價值觀念是天經地義的，或來自神授，或因為我們周圍的人對此心醉神迷，或因為我們的想象力變得過於局限，而想不到還有其他的選擇。

爭端主要發生在兩種生活態度之間，其中一方是對世俗成就的極端重視，而另外一方則是對體悟感知的極端重視。資產階級根據商業上的成功和公眾聲譽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而對波希米亞人而言，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是能夠體悟世界，能夠以觀察者或創作者的身份專註于感情的寶庫：藝術。而藝術對波希米亞人的重要性也超過了支付豪華住宅和服裝的能力。那些為波希米亞的價值觀獻身的人物，犧牲了穩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會能夠給予他們的尊重，其目的就是為了寫作、繪畫、譜曲，或遊歷世界，或為朋友和家庭奉獻自己的一切。波希米亞人堅稱，即使他們缺乏外表的體面，他們依然因為奉獻精神，而應該享有最高的榮譽，因為他們具備良好的倫理意識以及感悟世界和表達思想的能力。

在19世紀50年代，一群波希米亞學生在巴黎組織了一個俱樂部，其宗旨是「讓法官和藥劑師大光其火」。他們發現了一個實現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們把自己稱為「自殺者俱樂部」，並且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聲稱，所有成員必須在30歲之前——或在頭頂變禿之前，這要取決於哪一個時間提前來臨——自己結果自己的生命。雖然據稱這些成員中只有一個人自殺，但這個俱樂部還是相當成功，因為一個憤怒的政治家在下議院作了一個演講，稱這個俱樂部是九*九*藏*書一個「不道德、非法的怪胎」。

1845年7月，一位美國19世紀最著名的波希米亞人，亨利·梭羅，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縣附近的瓦爾登塘北岸自己動手修建了一間木屋，並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標就是要檢驗他是否能夠過一種外表簡單而內心豐富的生活，從而用行動向資產階級表明，一個人可以把物質生活的貧乏與精神生活的充實結合起來。為了證明一旦一個人不再為他人的評價所困擾時，他將會以非常少的花銷而生活這一觀點，梭羅向讀者介紹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時節省開支的：

在1932年，同樣想惹惱資產階級的義大利未來主義者菲利波·馬里內蒂發表了《未來主義食譜》，他寫道，這本書的設計目的是要革新義大利人進餐的方式，幫助他們擺脫19世紀的飲食習慣，具體地說，擺脫對意大利麵食的喜歡（他通過援引西紅柿肉末滷汁通心麵和波倫亞式綠麵條兩個例子，來證明資產階級缺乏與時俱進的精神）。但對任何一個買了這本烹調書想尋求一點烹調靈感的人來說，很顯然馬里內蒂——同熱拉爾·德·奈瓦爾與安托南·阿爾托並無差別——的目的就是讓讀者的期待落空。菜譜包含這樣的內容：

他們意識到，我們平靜的心情會很容易被擊得粉碎，我們在生活中為之奉獻的事情會輕易地受到質疑，例如，我們與一個熟人進行幾分鐘的閑聊，只要他或她認為，甚至都不必明說，金錢和社會評價最終還是很有價值的；或閱讀一本雜誌，而這本雜誌只講述資產階級的英雄們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覺中破壞了與之不同的生活目標的價值。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都會很容易地受到傷害。

19世紀初期，有一群特立獨行的人在西歐和美國開始引人注目。他們衣著樸素，生活在比較便宜的城區里；他們博覽群書，好像並不在乎金錢；他們中的多數人性情憂鬱；他們投身於藝術和感情，而非商業和物質上的收益；他們有時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傳統規則；他們中的有些女士留著短髮，而此時短髮尚未成為時尚——人們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這個詞一直被用來指那些吉普賽人，因為人們錯誤地以為吉普賽人來自中歐。但在這時候，特別是在亨利·米爾熱寫了一本記錄巴黎閣樓和咖啡館生活的暢銷書《波希米亞人生活札記》（1851）之後，人們用波希米亞人來指一批在某些方面並不符合資產階級的體面原則的人。

達達派詩人胡戈·巴爾創造了一種毫無疑義、用多種語言拼湊的詩，他身穿用閃亮的藍色紙板做的衣服，頭戴女巫的帽子，在蘇黎世的夜總會裡發表了他的第一首達達詩歌，《卡拉瓦尼》。

波希米亞在很多方面來講是基督教在精神領域的替代品——波希米亞在19世紀出現時，基督教開始喪失了在想象領域里對大眾的影響力——同基督教一樣，波希米亞堅持用精神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和他人，而反對用物質的標準對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斷。如同基督教的修道院一樣，波希米亞的閣樓、咖啡館、低租金住房和合作組織為那些無意追求資產階級賞賜的人們提供了庇護之所，他們從中獲得生活的支持和友誼。

金錢在波希米亞的價值體系中並不能賦予一個人榮譽，財富亦然。在波希米亞人看來，遊艇和莊園僅僅是傲慢與享樂的標誌。波希米亞人的身份可以通過富有靈感的談話方式或創作一部充滿才氣、感情真摯的詩集而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