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據基督教教義，與他人相似並非不幸，因為耶穌的核心主張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無能者和無名之輩都是上帝的創造物，他們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愛——因此他們也應該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創造物應該得到的尊嚴。用聖彼得的話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具備「神性」的潛力——這一思想徹底地顛覆了那些認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一些人天生顯赫的想法。在上帝之愛的範圍之外別無人類，基督教如此認為，並把神的權威歸結為相互尊重的理念。我們與他人共有的東西恰恰構成了我們身上最珍貴的東西。

我們總是犧牲自己寧靜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轉瞬即逝的世間的榮華富貴，而遺迹能夠揭示出我們這些行為的愚蠢本質。當我們看到這些古老的石頭之時，我們對自己成就的焦慮——以及缺乏成就的焦慮——會隨之減弱。如果我們在他人眼中是個失敗者，如果沒有人為我們樹碑立傳，如果沒有人為我們列隊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會中沒有人對我們以笑臉相迎，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任何事物註定都要消失，紐西蘭人總會在一定的時候來為我們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辦公室留下的遺迹做素描。與永恆相比較，擾亂我們心神的那些東西顯得多麼微不足道啊。

通過利用手中掌握的審美資源、建築、繪畫和彌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防禦陣地，用來抵抗世俗價值的權勢，從而使得對靈魂的關注成為首先進入心田和視野的東西。

在一個理想的基督教社會裡，人們對自己不是獲勝者的恐懼將會因為尊嚴和資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減弱，進而易於控制。成功意味著興旺發達，而失敗意味著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會隨之喪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

要想克服認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們無須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認識到所有的人相對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對那些比我們要大上千億倍的東西時，我們對他人比我們高几毫米的關注（如圖3）就會隨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這些巨大的東西的敬畏之情，我們往往稱這種力量為無限、永恆——或很簡單地，同時也最頂用地，稱之為上帝（如圖4）。

18世紀伊始，受相同情緒的影響，遊客們四處遊歷，緬懷歷史的廢墟：特洛伊、科林斯、帕埃斯圖姆、忒拜、邁錫尼、科諾索斯、巴爾米拉、巴爾貝克古城、佩特拉和龐培。德國人是構造合成詞的大師，他們曾經為逃亡者和心靈獨特者專門製造了一些詞彙（Weltschmerz、Schadenfreude和Wanderlust），他們現在又為了描繪對古老遺迹的感情而製造了一些新詞：Ruinenempfindsamkeit、Ruinensehnsucht、Ruinenlust。在1787年，歌德曾兩次參觀龐培。「歷史上發生過眾多的災難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寫道，「但從來沒有哪一個災難事件能像龐培遺迹一樣給後世諸多的享受。」「我在羅馬圓形大劇場的遺迹中度過了多麼美妙的早晨，我完全沉醉於巨大的廢墟中了！」司湯達在他的《羅馬漫步》（1829）里這樣回憶道，他認為參觀遺迹是「記憶所能攝取的最強烈的樂趣」。他甚至斷言，羅馬圓形大劇場的遺迹要比當初嶄新時更加富有魅力。

希羅多德曾經記錄了埃及宴會即將結束之時的習俗，這些飲酒狂歡的人正處於興高采烈的高潮時刻，此時僕人們會在擔架上抬著骷髏走進宴會廳，並在飯桌之間穿行。令人遺憾的是，他並沒有進一步解釋死亡的思考給這些尋歡作樂的人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死亡的想法使他們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尋歡作樂呢，還是使他們帶著一種新發現的嚴肅精神回到家裡呢？

對那些飽受社會虐待的人們而言，當他們預見到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將永遠地消亡時，他們無疑獲得了一種提前實現的報了仇、雪了恥的美妙感覺。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情形：我們在一個大教堂里，周圍是陌生的人群，我們來此地的目的是為了欣賞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所有時代、所有民族的最偉大的音樂作品，」——漢斯格奧爾格·內格里，1817）。世間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能夠把我們彼此區分開來，如年齡、收入、著裝和家庭背景。我們可能從來沒有相互交談過，我們可能很小心地不讓別人發現我們注視他們的目光。然而一旦《彌撒曲》開始演奏，一種社會融合的過程也就隨之開始了。這首音樂表達了那些我們一直認為不成熟和隱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樂家把我們心靈的活動變成聲音，從而為我們和他人去感覺體會，在欣賞這首曲子時，我們因為對內心感情的釋放和對作曲家和音樂家的感激而熱淚盈眶。小提琴、合唱團、長笛、低音提琴、雙簧管、巴松管和小號共同演奏，把我們靈魂深處最隱秘、最模糊的東西以聲音的方式表達出來。而且，由於音樂演奏是面向大眾的，我們可以意識到，既然他人對音樂做出與我們一樣的反應，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是我們以前所想象的那樣不可理解的人物。他們具有與我們一樣的感情，他們也為同樣的一些東西所感動。因此，儘管我們在外部形象和行為方式上有天壤之別，我們卻擁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摯的聯繫，其意義遠遠超過了演奏《彌撒曲》本身的價值。一群陌生人在開始的時候從外表看來非常陌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藉助合唱音樂的力量，相互間就會明顯產生朋友的親近感；我們從冷酷的外表走出來，與我們身邊的人共同分享音樂帶給我們的消遣，即便這段時間非常短暫，也不乏其價值。

1658年在諾福克的沃爾辛厄姆村外，一個農民在耕地時挖出了排成一溜的50個骨灰罐，裏面是羅馬時期或撒克遜時期的貴族，當初以極為隆重的儀式將他們埋葬於此。這批骨灰罐的發現在東英格蘭地區引起了一場小小的轟動，尤其引起了居住在諾里奇的一位博士的注意。在當年年底，托馬斯·布朗爵士以發現骨灰罐為出發點寫了一篇文章，「骨灰罐葬禮，或關於諾福克最新發現的骨灰罐的簡要評ｒeaｄ•９９cｓｗ•coｍ述」，文中對追求世俗名利的徒勞、對人類天生的缺陷，以及我們只有依靠上帝才能獲得救贖的認識做了廣泛性的思考。

不管人們之間存在著多大的差別，但一旦我們把世界上最強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並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會變得非常微弱，幾於消失。它們都是自然現象，其所佔的空間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兩個人之間的差異顯得可笑地微弱。身處宏大的自然景觀，我們會感受到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人類的渺小，我們的心情會隨之寧靜，我們在社會等級結構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輕的感覺也會隨風消散。

畫家們也同樣熱衷於繪製一些自己的文明在將來慘遭破壞的畫面，以此來警告和譴責那些自命不凡的時代維護者。18世紀的法國畫家于貝爾·羅貝爾非常痴迷於把一些現代法國的偉大建築繪製成一片廢墟，並因此獲得了一個綽號：「廢墟羅貝爾」。在英國，跟他同時代的約瑟夫·甘迪因為畫了一幅屋頂坍塌的英格蘭銀行的畫而聞名一時。

居斯塔夫·多雷：《紐西蘭人》，1871年「我是奧西曼德斯，眾王之王/強悍者呵，誰能和我的業績相比！」這是雪萊的詩《奧西曼德斯》（1818）中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法老雕塑基座上的銘文。但萬能的上帝，甚至普通人，都無需為他的成就而絕望。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支離破碎的屍骨埋于地下：「在這巨大的荒墟四周/無邊無際/只見一片荒涼而寂寥的平沙。」

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的主人公長期以來與妻子毫無感情可言，他的幾個孩子對他來說像謎一樣毫不了解，他也沒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會交往就是那些能夠在事業上對他有所提拔的人，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對他來說是無比榮耀的誘惑。伊凡·伊里奇是一個以全副身心去關注身份的人。他住在聖彼得堡一間寬敞的公寓里，公寓根據當時最流行的風格裝修，在這所公寓里經常舉行一些了無生氣的宴會，宴會上沒有任何人會講一些熱心的或真誠的話。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歡這個職業主要因為這個位置能夠給他帶來他人的尊敬。有時候，在深夜，伊凡·伊里奇閱讀一本關於「當下城裡的人們在談論什麼」的書，他也通過雜誌來掌握社會的流行趨勢。托爾斯泰這樣概括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里奇從工作中獲得的樂趣是自尊心的滿足；他從社會中獲得的樂趣是虛榮心的滿足；而他從打牌中獲得的樂趣才是真正的樂趣。」

基督教的倫理學家們長期以來都明白，要安撫焦慮者，最好的方式並不是像樂觀的心態教我們的那樣，告訴他一切事情都會好起來的——相反，我們應該告訴他一切事物最終都將變得非常糟糕：屋頂將會塌陷，銀行將會變成廢墟，我們將會死去，每一個我們所愛的人都將去世，我們所有的成就，甚至連同我們的名字都將深埋于地下。如果這樣的想法能夠安撫我們，那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我們本能地知道我們的痛苦與抱負之龐大密切相關。如果從1，000年的角度來看待我們那些渺小的身份焦慮，我們將會非常難得地認識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從而獲得心情的寧靜。

但致命性的疾病到底是怎樣使我們遠離對身份的過度關注的？

當然，基督教從來沒有成功地廢除世俗之城及其價值觀，但如果我們依然能夠把財富和美德兩者截然分開，依然能夠關注一個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那麼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門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幾個世紀以來，這門宗教利用手中的資源和名望鍥而不捨地在維護一些不同尋常的道理，這些道理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人們的身份。正是那些為基督教服務的藝術家和工匠們的聰明才智使他們的宗教的價值具有了持久的形式，他們通過對石頭、玻璃、聲音、語言和圖像進行處理，把基督教的價值觀變得真實可感。

莎士比亞好像也精於此道，他知道，通過提醒他人對死亡進行思考來勾引他們往往能夠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他的幾首十四行詩中，他督促他心愛的人們要預見到這一刻：

宏大的自然景觀與廢墟一樣，能夠起到相同的減緩焦慮的作用，因為宏大的自然景觀是無限空間的代表，就如同廢墟是無限時間的代表一樣，與無限的時間相比，我們虛弱的、短暫的生命與飛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樣微不足道。

遺迹能夠讓我們放棄辛苦勞作，放棄我們自以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遺迹提醒我們，我們永遠不可能抗拒時間，我們只是自然破壞力的玩物，而我們只能暫時壓制自然破壞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們可能會享受一時的成功，我們可能會在短短几年內賦予混亂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終將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狀態。如果這種想法能使我們心情寧靜，那是因為我們的絕大部分焦慮來自於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目標和關注的重要性。由於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評價過高，我們便因此受到懲罰，進而接受理想的折磨。

以下幾行詩歌是墓園派詩歌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托馬斯·格雷在他的《墓園輓歌》（1751）一詩中反覆使用的：

最終平息他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將完全遵從耶穌基督的教導度過餘生。不管我們如何理解托爾斯泰用經典的基督教的途徑來解決他的意義危機，他的懷疑旅途遵循著一個熟悉的軌跡。這是一個對死亡的思考使人們https://read.99csw.com獲得一種更加真實、更加富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例子；這是一個莊嚴的呼喚，要求我們決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對巴赫的編號為BWV106的康塔塔《上帝的時光，是最美好的時光》來加深對這一點的理解：

但丁進一步充實了奧古斯丁的思想，他詳細地描述了基督教等級思想的最終體現：天堂與地獄。在《神曲》（1315）中，他所描寫的地獄至少包括9層（由17個分開的區域組成），每層地獄都是為犯了某種罪孽的人準備的。同時，他描寫的天堂也有10重，每一重都是為具備某種美德的人準備的。宗教的等級制度似乎是世俗等級制度的歪曲和顛倒。地獄是好多曾經輝煌一時的人的最終歸宿：將軍、作家、詩人、皇帝、主教、教皇和商人——到了此時，他們因為觸犯了上帝的戒律而被剝奪了特權，被投入地獄忍受極端痛苦的折磨。在第9層地獄的第4區，但丁聽見一些人凄厲的叫聲，他們在人間的時候權勢熏人，但狡詐陰毒，現在被三頭巨怪琉西斐慢慢吞噬。在第7層地獄的第1區里，詩人來到一條河流旁邊，河裡滿是沸騰的血液，亞歷山大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在河裡拚命掙扎，而在河岸上有一群人面馬身怪物朝他們頭頂射箭，強迫他們鑽入令人作嘔的泡沫中。在第5層地獄的是一些在生前身居要位、脾氣暴烈之人，他們的怒火曾經使他人喪命，現今被投進一個稀乎乎的、臭氣熏天的糞池裡，被糞泥嗆得難以呼吸。在第3層地獄里的則是那些生前饕餮之人，他們在地獄里不得不忍受著大便從天上像下雨一樣落在他們的身上。

就有這樣一些國家，由於住房、交通、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公眾條件過於糟糕，人們自然而然地躲避與公眾打交道，而把自己關閉在厚厚的牆壁後面。如果做一個普通人就意味著過一種連一般的尊嚴和舒適的需求都無法滿足的生活，那麼對上層身份的慾望則會變得異常強烈。

基督教要求我們透過人們之間表面的差異，去關注那些被公認為是普遍的真理，建立在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體感和親情感。我們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殘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會很愚笨，還有些人可能會很無聊，但把我們拉在一起，並在我們之間建立起相互聯繫的紐帶的是我們對自身的脆弱的共識。在我們的缺點背後，總有兩個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懼和對愛的渴望。

基督教從一開始，就試圖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促進我們的集體歸屬感，其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舉行教堂活動的儀式和演奏教堂音樂——在這些情況下，眾多互不相識的人感覺到對他人的猜疑因這種超驗媒介的存在而減弱消退了。

從死亡的角度來看待人的生命中什麼事才算得上富有意義，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兩者之間有多大的差異，它們似乎都強調仁愛，強調真誠的社會交往，強調樂善好施；同時它們都反對過度關注權力、武力、財富欲的膨脹和它們所帶來的榮譽。在人類的生活中有一些行為，一旦與死亡的思考聯繫到一起，不管在何時何地，都會顯得無關緊要。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第1章，第2節）的作者慨嘆道，「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然而，基督教的倫理學家認為，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樣徒然虛妄的。在16世紀的基督教地區，一種新的繪畫題材得以發展，並在以後的兩個世紀里深深地吸引了購畫階層，引發他們的想象。這個畫派根據《傳道書》的主題取名為「虛空藝術」，其作品懸挂在家庭環境中，往往掛在書房或卧室。畫面上是一張桌子或一個壁櫃，其上擺放著一堆相互抵觸的東西。它們是鮮花、硬幣、吉他或曼陀林、象棋、桂冠和酒瓶：尋歡作樂和人間榮耀的象徵物。在這些東西中間，擺放著兩種代表死亡和人生苦短的象徵物：頭骨和沙漏。

在現今世界里，世俗建築在持續不斷向我們講述世俗權勢的重要性，但即使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在大城小鎮的上空聳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精神第一的想象空間。

基督教的一個核心精神可以追溯到耶穌的職業選擇上。作為加利利地區的木匠所從事的行當是半技術活，是個並不可靠而且很難賺錢的職業。但就是做木匠的耶穌，用聖彼得的話說，同時也是「在上帝的右邊」，是上帝之子、萬王之王，是上帝派來拯救我們于罪孽的人。一個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兩種迥異的身份，可以同時是一個走鄉串戶的商販和一個最聖潔的人，這一思想構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論的基礎。根據這種解釋，每一個人都同時擁有兩個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決於一個人的職業、收入和他人對他的評價；以及靈魂的身份，取決於一個人靈魂的素質以及在審判日上帝眼中一個人的功過。一個人可以在世俗領域中地位顯赫、受人景仰，而在靈魂領域中貧瘠墮落。或者如同《路加福音》中的生瘡的討飯的拉撒路一樣，一個人可以是衣不蔽體，但卻閃爍著神性的光輝。

人生難免一死的想法使得安德魯·馬韋爾做出了一件廣為人知的事情，他成功地通過一首詩引誘一位猶豫不決的年輕女子跟他上了床，在詩中他不僅強調她的美麗和他的忠誠，而且強調了一個缺乏浪漫情調的事實，那就是她和他兩人很快將不復生存於世。「致羞澀的情人」（1681）的女主人公很顯然因為擔心周圍人的風言風語而不敢表達自己的慾望，馬韋爾利用死亡的幽靈，使她的注意力不再關注她在社會中的地位，轉向關注她自己的願望。詩人解釋說，倘若情形不是這樣，那她的羞澀躊躇就不會是一種罪過：

雖然死亡的想法很可能會被人濫用（如使他人驚慌失措，從而干一些他們從來都不願意乾的事情），但我們依然希望它能夠幫助我們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因為我們總是在追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我們真正喜歡做的事情一再延遲，好像我們總是有足夠的時間來這樣做，死亡的想法能夠改變這一切。對死亡的思考能夠賦予我們以勇氣，使我們能夠擺脫社會對我們的期望中的那些毫無道理的成分。在一具骷髏之前，他人觀點中那些令人壓抑的東西將會習慣性地喪失賴以嚇人的力量。

而對伊凡自己而言，現在只剩下幾周好活了，他意識到自己浪費了在世上的光陰，意識到自己一直過的生活在表面上雖然顯得春風得意，而內心裡卻是無聊蒼白。他回首往事，追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教育經歷和職業生涯，這才發現他曾經做過的每一件事都服務於一個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顯得更加重要；為了給別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他犧牲了所有的興趣和對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現在發現，別人對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個晚上的凌晨時分，他忍受著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識到，他身上的那些與上層社會的人群所稱道的東西相背離的難以覺察的衝動，那些他經常壓抑的模糊的衝動，很可能就是真正的價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ｒｅａｄ.９９csｗ•ｃｏｍ則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他的公務職責、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會上的人和從事他的職業的人所稱道的價值——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死亡的想法對我們的影響或許就是引領我們去追求任何對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在尼羅河畔飲酒，寫一部書，還是發一筆財；同時還會鼓勵我們漠視他人對我們的評價，因為他人的評價畢竟與我們的死亡沒有絲毫的關係。對死亡的預見能夠使我們追求我們內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當然了，我們對他人的看法很少像在教堂里對他人的看法那樣美好。公共場所往往更加腐朽和可怕，使我們產生在物質和精神上獨立於它的衝動。

人們在天上和世俗里身份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有助於虔誠之人擺脫單方面的、令人壓抑的對成功的理解。基督教並沒有廢除等級，它的功績是用倫理和非物質的方式重新定義等級——強調貧困能夠與美德共存，低賤的職業能夠同高貴的靈魂同在：「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擁有財物的多寡，」聖路加，這位加利利的不名一文的木匠的追隨者如是說。

有一張照片，上面是1902年春天芝加哥的亨氏公司銷售員在參加會議的情景，當我們現在看到這幅照片上的與會者時，我們體會到的是同樣的傷感和對一些成就的價值以及對意義的界定的懷疑。我們可能一邊想著他們為了提高在全美國的番茄醬和泡菜的銷售量而制定了振奮人心的計劃，一邊像波斯國王克謝爾克謝斯那樣痛苦地放聲大哭。

「幾個月以前，在古老的沃爾辛厄姆的田野里，挖出了40到50個陶罐，」布朗用他那節奏獨特、冗長臃腫的英語記錄道，「陶罐掩埋在乾燥的沙質土壤里，連1碼深都沒有，陶罐之間距離也相去不遠……有些陶罐裏面裝著兩磅的骨頭，其中可以清晰地辨別出頭骨、肋骨、顎骨、大腿骨和牙齒。」布朗最為關注的是，這些死者曾經一度是這個地區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但他們的身份卻在歷史的流逝中完全丟失了。有人認為這些陶罐里裝著羅馬人的屍骨，因為埋葬地點距離古羅馬衛戍區不遠；布朗則認為他們更像是「我們不列顛、撒克遜或丹麥祖先」。但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們的名字，更別說他們死於哪個世紀。據此，布朗進而思考時間的無情力量，嘲笑我們孜孜以求的人世間的偉大與名聲：「誰會知道自己屍骨的命運呢，或活了多久之後就要被埋葬入土呢？」他質問這些死去的貴族，他們曾幾何時處在世上的一些位置上倍感安全，舉辦宴會，演奏豎琴，在早晨滿懷信心地從鏡子里審視自己。「對時間的鴉片沒有任何有效的藥物……幾代人相繼謝世了，而一些樹木依然活在世上，古老的家族存活的時間還趕不上3株橡樹。」用布朗的話說，一個誠實的基督徒的職責不是為了「讓塵世的人記住自己」而奮鬥，而應該為了「讓上帝接納自己」而生活。

基督教並不是簡單地宣稱靈魂的勝利遠勝於物質的勝利，相反，基督教同時還賦予它所重視的價值莊嚴和美麗，使我們為之吸引——它達到此一目的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對繪畫、文學、音樂和建築的雍容高雅的使用。它利用藝術作品為美德提供辯解，使之在統治者和他們民眾的心目中成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而這種重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伊凡45歲的時候，他的身體一側開始疼痛，然後疼痛開始逐漸擴散到全身。他的大夫們對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們不著邊際、夸夸其談地論說肝臟移位和不和諧的鹽分水平，給他開了一大堆非常昂貴，卻沒有任何療效的藥物。他身體太虛弱，已經無法上班，他的內臟就像著了火一樣難受，他開始對飲食不感興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對打牌也失去了興趣。慢慢地，這位法官和周圍的人都開始覺得他快要死了。

在18世紀中葉的英國，這種以基督教義為核心的倫理思想在一批詩人的筆下得到反覆的表達，人們稱他們為墓園派詩人，因為他們的主要作品都是描繪以下一些情景的詩歌：詩中的敘述者在一個明朗的、月光如銀的夜晚，漫步在墓地中，在幾個表面已經變得模糊不清的墳墓旁，開始思考死亡廢除一切成就與榮耀的能力——很顯然，這一現象並沒有使詩人過度憂傷，相反，它似乎對詩人來說是一個微微受到壓抑的快樂源泉。在愛德華·揚格的詩歌《夜思》（1742）中，敘述者坐在一塊長滿青苔的墓碑上，他的思緒轉向那些過去的偉人以及他們的命運：

除了對我們自己必死的命運進行思考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思考他人的死亡來擺脫身份的焦慮，特別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們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們生活在如何遭人遺棄和忽略的境況中，也不管他人多麼勢力強大，多麼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個人都將最終化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質——塵土，我們便會頓感釋然。

在《上帝之城》（公元427年）一書中，聖奧古斯丁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可以通過兩種模式進行解釋，基督教模式和羅馬模式。羅馬人所極為看重的東西——積累財富、大興土木、百戰百勝——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變得毫無價值，而一套全新的關注——愛自己的鄰人、行為謙恭、樂善好施，以及認識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獲得基督教上層身份的途徑。奧古斯丁把他所區分的這兩種價值體系分別命名為兩個城市，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他認為這兩個城市（在審判日之前）同時存在，但相互分開：一個人在世俗之城中可以貴為國王，但同時在上帝之城中可以賤為僕人。

這些作品的目的並非要讓擁有者因萬物皆虛妄的事實而沮喪不堪，相反，這些畫的目的是賦予人們以勇氣，讓他們能夠以批判的眼光檢查自己生活中的每個細節，同時給予他們以理由，讓他們能夠以更嚴肅的心態去關注關愛、善良、真誠、謙卑和友好等美德。

對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這實在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費奧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會得到施塔別爾的職位或文尼科夫的職位——而這次晉陞將意味著增加800盧布的收入外加辦公室開銷。另外一個同事，彼得·伊凡諾維奇也在規劃自己的前景，認為這將是把他的內弟從卡盧加調來的絕妙機會，這樣就會使他老婆高興，從而緩解緊張的家庭關係。這個消息對伊凡的家庭來說略為有點沉重。他的妻子雖然毫不在乎他這個人的死亡，但她擔心死亡撫恤金的數額，而伊凡的女兒是個交際花，她所擔心的是父親的葬禮將會影響她的婚禮安排。

當伊凡咽氣之後，他的那些所謂的朋友來弔唁他，但他們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亂了他們打牌的日程安排。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諾維奇看著伊凡蠟黃、凹陷的臉躺在棺材中，開始想到終有一天死亡也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這個想法將會對他產生一些嚴肅的涵義，特別是針對他花費大量的時間打牌這件事來說更是如此。「『唉，這一同樣的事件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諾維奇想，有一陣工夫，他感到驚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習慣性的想法使他擺脫了困境，他看見這一切已經發生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他的身上，這件事不可能，也永遠都不會降臨到他的頭上；同時他也認識到一旦他承認這一可能性，他將會陷入無窮的憂慮當中。」

這樣的思想令人為之神傷，對那些正在把自己的快樂完全建立在上層身份地位上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那些被社會忽略的人已經非常熟悉遭人遺棄的滋味，而這種被遺棄的滋味是那些身處高位的人終究也要品嘗的。正是那些富可敵國的人、貌美如花的人、聲名遠播的人和位高權重的人能夠從死亡那裡獲得最殘酷的教育，用基督教教義來解釋，正是這些類型的人因世俗的追求而離上帝最遠。

歷史上最優秀的石匠、詩人、音樂家和畫家，曾經一度被召來讚美皇帝的榮耀和針對野蠻部族的血腥勝利，而基督教在數個世紀以來一直利用他們來讚美一些諸如樂善好施和尊重窮人的美德。當然，在基督教時代，世俗價值的榮耀並未消失——有各種各樣的地方都在提醒這個世界關於金錢或地產或權力的無窮魅力——但是，在好多地區，至少在一段時間里，視野所及的最宏偉的建築所頌揚的是窮人的高貴，而非皇室或政府的權勢，並且最感人至深的音樂詠唱的不是個人的成就，而是上帝之子所受的折磨，他曾經：

根據現代世俗社會的一種很有影響力的觀點，認為一個人最不體面的命運莫過於變得「同每一個其他的人相像」：因為「每一個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無能的人、墨守成規的人、無聊乏味的人以及土裡土氣的人在內的一類人的總稱。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的目標就是想方設法使自己區別於周圍的人群，在他們能力許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脫穎而出」。

這種認為他人很可能既不是無法理解，也不是令人厭惡的想法，對我們身份的關注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因為我們想在社會上揚名立萬的慾望，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於作為一個普通人對所具有的種種不利因素的恐懼心理。我們越認為普通生活令人恥辱、膚淺、低賤或醜陋，我們想要同他人區分開來的慾望就會更加強烈。集體越墮落，個人成就的誘惑力就越大。

希羅多德在另一個地方記錄了波斯勢力強大的國王的事迹。克謝爾克謝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領一支約200萬的軍隊成功地侵佔了希臘，當他看到海列斯彭特停滿了他的戰艦，每一個平原駐滿了他的軍隊時，他開始為自己的幸運和能力慶幸不已。但時過片刻，他開始痛哭失聲。站在旁邊的他的叔叔阿爾塔巴諾斯驚呆了，問他處在一個像克謝爾克謝斯的位置上的人還會有什麼可以痛哭的呢。克謝爾克謝斯回答說，因為他意識到在百年之後，他眼前所有的這些人，幫助他使全世界為之戰慄的每一個士兵、每一個水手，都將作古。

我們可以從基督教中獲得某種洞察力，並將其用於社會倫理中：只要我們認識到每一個人都有其可貴的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只要我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和社會行為模式做好心理準備，洞察其人為的特徵，那麼對普通人的觀點將會去掉更加負面的含義，從而相應地，追求成功的慾望和想獨自躲在堅實的牆壁後面的慾望將會減弱——當然，這對所有人的心理健康不無益處。

從本質上來說，是通過去除社會賴以賦予它的成員以榮譽的理由來實現的：例如，舉辦宴會的能力、高效率工作的能力以及施與贊助的能力。通過這樣的途徑，死亡向我們揭示出我們妄圖通過身份獲得的各種意圖都是極為脆弱、或毫無價值的。當我們身體健康、事業發達之際，我們從來不會去探究他人對我們的讚譽之聲是出於真誠的感情，還是出於想從我們身上獲得好處的、容易消失的需要。我們往往缺乏勇氣或以憤世嫉俗的態度來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還是我在社會中的地位？」疾病能夠消除這些世俗之愛賴以存在的各種外在條件，從而使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變得快速而殘酷地明顯。當我們穿著醫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來臨時，我們易於對那些因為我們的社會地位而愛我們的人產生憤怒和反感，同時對他人精心策劃這些缺乏感情的誘惑，以及我們虛榮地受到他們的誘惑而生氣不已。即將死亡的想法能夠讓真實回歸社會生活。要想把我們的社會交往名單進行篩選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們的熟人中間，有哪些人會跑到醫院去探望我們。

如果托爾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變我們對生活關注的理解，那是因為在寫這部中篇小說的幾年之前，他意識到有一天他會死去，正是在這種意識之下，他對自己的生活進行了反省。他在《懺悔錄》（1882）中記錄了死亡所引發的各種思考，他解釋說，在他51歲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時的他已是舉世聞名、家財萬貫，他意識到自己從早年起，就沒有按照自己的價值，或按照上帝的價值生活，而是遵照「社會」的價值生活；同時他也意識到這一情況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慾望，要比他人更強；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裡，「野心、權力慾望、貪婪、好色、驕傲、動怒和報復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現在，心中裝著對死亡的思考，他開始懷疑他以前的各種抱負的合理性。「『那麼好吧，你在薩馬拉省有六千俄畝土地，三百匹馬，那又怎樣呢？……好讓你的聲譽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麼樣？』我什麼都不能回答。」

然而也九九藏書有另外一些地方，在數量上要少得多，它們中的大多數有強大的（經常是新教的）基督教傳統，這些地方的公共場所因為其規則和建築滲透出一種尊嚴，因此在這些地方想要遁入私人空間的需求並不強烈。當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本身看起來充滿了輝煌，民眾想要獲得個人輝煌的慾望就會有所減少。只要能做一個普通老百姓就會覺得命運相當不錯了。在瑞士最大的城市裡，想擁有一輛私車，從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輛公共汽車或火車的慾望沒有在洛杉磯或倫敦那麼強烈，這是因為蘇黎世擁有世界頂尖級的有軌電車交通網——乾淨、安全、暖和，而且在準時和技術先進方面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僅僅用幾個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華貴的電車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適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紅，那麼還有什麼必要獨自開車上路呢？

為了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感情，耶穌力勸我們要像對待小孩那樣對待成年人。一旦我們把他人想象成一個小孩，我們對他人品格的評價立刻就會產生180度的大轉彎。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能夠更容易地對成年人表達同情和寬容，就像我們總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寬容的態度對待小孩，如我們總是說孩子很調皮，而不說他品質糟糕，我們說孩子很任性，而不說他很傲慢自大。要討厭一個小孩很難，要討厭一個正在熟睡的人同樣很難。熟睡者緊閉的眼睛，放鬆而毫無防備的表情，都能讓旁觀的人產生關懷和愛護的心理——這種情形非常明顯，我們在火車上或飛機上對身旁睡著的人長時間地盯著看也會因此而顯得尷尬不已。他們的臉讓我們立即產生親近感，日常人際關係賴以為基礎的後天形成的漠不關心也隨之受到質疑。基督徒認為，世界上並沒有陌生人這回事，只可能因為沒有意識到他人和我們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點從而對他人產生一種陌生的印象。從本質上來說，從真正重要的東西來說，我們同他人實際上並無二致，認識到這點才是一個最高貴的人生和最完整的個人的基礎。

大約70年之後，居斯塔夫·多雷為倫敦繪製了一幅21世紀的想象圖，其情景有點類似於古羅馬晚期的樣子。畫面上有一個紐西蘭人，與多雷同時代的人認為紐西蘭人代表著未來的人類，他正在描摹教士街車站的廢墟，就像英國人曾經跑到雅典或羅馬去為帕台農神廟和羅馬圓形大劇場做素描一樣，而多雷在畫這幅畫的時候，教士街車站才剛剛建成，嶄新異常。

對身份低下的焦慮進行治療，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旅遊——在現實中旅遊或在藝術作品中旅遊——去感受世界的廣闊無垠。

當然，死亡擦去的並不僅僅是攻佔他國，或創建品牌，而是包括我們從事的所有的事情。當我們看到一位母親在教她的長著酒窩的小孩如何系鞋帶，並想到他們有一天也要離開人世，我們不禁為之落淚。但不管怎樣，我們依然覺得撫養小孩要比推銷調味品在死亡面前更有意義；幫助朋友要比率軍打仗更有價值。

他同時代的詩人羅伯特·布萊爾的詩歌《墳墓》（1743），其背景雖是另外一個墓地，表達的主題卻依然相同：

隨著依賴外在條件的感情開始喪失對我們的吸引力，我們為了得到這樣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開始喪失其吸引力。如果財富、尊嚴和權力能夠為我們購買某種感情，而且只要我們的身份仍在繼續，這種感情就會繼續，但問題是，我們註定要在無助和落魄中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在彌留之際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樣被人關懷，那麼我們就會有一個極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夠經受住我們身份變化腐蝕的人際關係。

他浪費了自己短暫的一生，這讓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難以釋懷的是他意識到他周圍的人所喜歡的僅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為是一個法官、一個有錢的父親、一家之長而受人尊敬，而現在這一切身份都即將消失，在痛苦和恐懼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夠愛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沒有人能夠給予他同情，而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經過長時間的折磨之後，他最希望得到的是（雖然讓他公開承認顯得有失體面）有人能夠像對待生病的小孩那樣疼他。他希望有人撫摸著他、親他、抱著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樣被人寵著，被人撫慰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重要官員，而且鬍鬚已經花白，因此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不管怎樣，他都渴望得到這些。」

《伊凡·伊里奇的死》，用基督教最優良的傳統來解釋，就是研究通過思考死亡如何使我們的追求減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內容；如何使我們減少對打牌和宴會的迷戀，轉而追求真理和仁愛。

在大約1130至1530年之間的400年時間里，100多個大教堂在歐洲的大城小鎮相繼被建成，它們的尖頂成為半空中最主要的景緻，它們高高聳立在糧倉、王宮、辦公室、工廠和民房之上。它們氣勢宏偉，其他任何建築都無法與之相比；它們提供了一個環境，三教九流之人都會在這裏相聚一處，來思考諸如憂傷與天真、謙和與憐憫的價值，從建築史的角度來說這是極為不尋常的。城市的其他建築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世俗的需要——遮蔽身體、提供食物、幫助休息，為了實現此一目的，這些建築往往會藉助于機器和工具——大教堂的目的則全然不同，它是為了蕩滌人們心頭的凡塵俗念，引領他人去信仰上帝，去感受上帝之愛。因世俗事務而奔波操勞的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在一天的忙碌中，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見這些聳立在天空中的巨大建築，他們就會在心中產生對生命不同尋常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是對日常追求的價值的否定。法國沙特爾大教堂的尖頂高達105米，同34層的摩天大樓一般高，就像這樣的大教堂被認為是窮人之家，被認為是他們將在來世享受的美妙事物的象徵。不管他們現實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有多麼破舊不堪，這些大教堂都是他們心靈的住所。大教堂之美反映了人們的內在價值；教堂窗戶上繪著圖案的玻璃和屋頂向人們解說著耶穌的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