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新的愛好並非憑空產生。歐洲商人蓄意地培養印第安人的種種慾望，從而使他們為了滿足這些慾望而去獵獲大量歐洲市場所需要的動物毛皮。英國博物學家約翰·巴尼斯特牧師記載道，到1690年為止，歐洲商人已經成功地誘使哈得孫灣的印第安人需要「那些他們以前從來都不需要的東西，因為他們此前從來沒有擁有過它們，但貿易使這些東西成為必需品」。20年以後，旅行家羅伯特·貝弗利作了這樣的觀察：「歐洲人把奢侈品引入到印第安人中，從而使他們的需求倍增，他們現在渴望得到他們以前從來都沒有夢想過的成千上萬的東西。」

雖然我們無法做一個非常科學精確的解釋，但我們還是至少能夠把現代成功人士的必備條件做一大致的描述，而這些現代上層人士所佔有的位置曾經為戰士、聖徒、騎士或擁有土地的貴族紳士所佔據。

伍爾夫的著作提出了一種具體的政治上的要求：婦女不但需要尊嚴，同時需要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需要每年「500英鎊」的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

因此在她回劍橋賓館的路上，伍爾夫從她個人的傷害中走出來，進而思考女性的普遍地位：「我在思索貧困對心靈有何影響，財富對心靈有何影響；我在想吃閉門羹多麼令人不快；我也在想一種性別的人享受著安全與繁榮，而另一種性別的人則要忍受安全感的缺乏與貧困的困擾。」她開始思考並懷疑她從小接受的關於婦道的教育：一個女人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要表現得「魅力無窮，完全無私。她應該對家庭中的困難的藝術樣樣在行。她應該每天犧牲自我。如果餐桌上有一些雞肉，那麼她必定是拿著雞腳的人；如果房子里有穿堂風，那麼她必定坐在那擋風——總而言之，她受到的婦道教育如此徹底，以至於她從來都不會為自己著想，而是時時刻刻關注他人的思想和願望。」

ductile（順從的） recondite（晦澀的）

對某些人而言，盧梭的觀點僅僅是一個荒誕的浪漫故事，是一個被現代社會所激怒的田園派作家所做的奇思妙想，並據此認為盧梭的觀點毫無價值可言。這些人應該明白一個事實，18世紀的人們相信盧梭的觀點，部分地因為在他們眼前就有一個活脫脫的例子可以證明盧梭的思想，這就是北美土著人的命運。

「你必須清除頭腦中的幻象，這種幻象在我們孩提時代起就已經具有了，那就是我們堅信，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任何機制都是同天氣變化一樣自然而然，無需爭議。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它們在我們生活的小小世界里到處存在，所以我們便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將來也會一直存在。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錯誤。它們實際上一直處於變動不居、相互替換的狀態中。在過去幾代人中沒有人能夠相信的變化確確實實地發生了。孩子們現在認為在學校里讀9年書，領取養老金和寡婦贍養費，在選舉中投婦女的票，以及國會中有穿短裙的女士，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以前一直是，將來也會一直都是；然而他們的曾祖母如果聽到有人說這些事物即將發生，那麼她們將會罵說話者是個瘋子——而且認為任何想要這些事情發生的人都是邪惡缺德的。」

因此，擁有大量的物質商品成為必需，其主要原因並非商品能夠帶來快樂（雖然它們也可能會帶來快樂），而是因為商品能夠帶來尊嚴。在古代，哲學家曾經熱烈地討論在物質方面什麼對幸福來說必不可少，什麼無關緊要。比如說，伊壁鳩魯認為簡單的飲食和住宿是生活的必需條件，但豪華的屋舍和奢侈的杯盤對那些有理智的、有哲學思想的人來說完全是多餘之物。然而幾個世紀以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此也作了討論，他冷靜地指出，在現代物質社會中，毫無疑問，有無數的物質產品對肉體的生存來說毫無意義，然而還是有更多的東西在實際的生活中被認為是「必須的」，因為如果一個人缺乏了這些東西，沒有人會認為他值得尊敬，因此他也不會過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

在古斯巴達社會中享受最高榮譽的是男子，特別是擅長打仗、好勇鬥狠、肌肉發達、（雙）性|欲旺盛、對家庭生活毫無興趣、對商業和奢華深惡痛絕、在戰場上對屠殺他人，特別是屠殺雅典人充滿激|情的男子。斯巴達的戰士從不使用金錢，避免接近理髮師和藝人，絕對不會纏綿于妻子兒女之情。如果有人看見他們在市場上現身，那可是他們的恥辱。一旦懂得計算，就會遭人蔑視，因為懂得計算表明了一種商業精神。從7歲起，每個斯巴達男丁就開始接受成為士兵的訓練，吃住在軍營中，進行戰鬥操練。即使在結婚之後，男人也不允許和他們的妻子住在一起，只是每個月有一個晚上才准許夫妻同房，以延續種族。如果孩子生下來時非常虛弱，斯巴達人的通常做法是把他們抱出去拋到泰噶托士山谷的荒坡上，任其死亡。

在羅斯金和蕭伯納之前300年，米歇爾·德·蒙田曾表達過相似的觀點，他也強調偶然因素對一個人前途的決定性影響。他建議我們要牢記一點：「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難以捕捉的意願決定著我們的身份和名譽：我經常看見機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佔有絕對優勢。」對我們的成功和失敗如果進行冷靜的分析和評價，我們就會發現有些事情我們根本沒有必要為之驕傲，同時也有一些事情我們沒有必要為之尷尬，因為在我們身上發生的好多事情並非我們自己所為。這種事情所佔比例甚大，不由得引起我們的深思。蒙田要求我們在見到達官貴人之時，要控制我們的激動情緒，而在見到窮人和無名之輩之時，要抑制自己想要評頭論足的衝動。「一個人可以僕役成群，身居漂亮官邸，施展巨大影響，擁有巨額收入。這一切都可能是他的身外之物，而不是他自身之物……甩掉他腳上的高蹺，測量他的實際身高：讓他拋開他的財富，剝掉身上的裝飾，以赤|裸的狀態與我們相見……那麼他還會剩下怎樣的心靈呢？他的心靈是否美麗、能幹，而且滿懷愉悅地具備心靈所應該擁有的所有功能呢？一個人的財富是她自身所有呢，還是借自他人？運氣是否與她的財富毫不相關呢？……這就是我們應該首先搞清楚的事情，這就是對我們不同的人做出判斷時情況的巨大差異。」

「在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歐洲男人和一個歐洲女人之間存在的身體和道德差異，要遠甚於在一個歐洲人和中非野蠻部落的黑人之間存在的差異。」

自從斯密之後，經濟學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貧困的最根本特徵，貧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並不是它所導致的身體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對貧困狀態的負面反應所導致的羞恥感，是貧困狀態違反了斯密所稱的「既定的社會體面原則」所產生的羞恥感。在《富裕社會》（1958）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思想與斯密顯然一脈相承，他寫道：「只要一個人的收入明顯低於周圍人，即使對生存而言已經綽綽有餘，但他依然為貧窮所困擾。他們缺乏社會所規定的最低的體面要求，因而他們不能完全逃脫被社會定義為不體面的命運。」

16世紀對印第安社會的報道認為，印第安社會雖然在物質上非常簡陋，但在精神上卻足以自樂：部落很小，成員之間關係緊密，講求眾生平等，篤信宗教，性喜娛樂，崇尚武力。就物質經濟而言，印第安人自然非常落後。他們以水果和野生動物為食，以帳篷為家，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年復一年，他們都穿著同樣的獸皮和鞋子。即使酋長本人的所有財產也不過就是一支長矛和幾隻陶罐。然而，他們在簡單的生活中獲得了極高的滿足感。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不同的歷史時期，來展示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往往以不同的內容來定義有榮譽的人。

除了在發家致富和身懷美德之間建立起相互關係之外，關於成功生活的現代理想同時還在賺錢和幸福之間建立了另外一種聯繫。

那些因所處社會的關於人的理想標準而狂躁不安或心懷怨恨的人，心裏應該明白，身份的歷史，即使是非常粗略地勾勒出的一個身份歷史，都能揭示出一個根本的、振奮人心的結論：關於人的理想標準並非像石頭一樣一成不變。身份的理想標準長期以來都是，將來也一定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這一個變化過程，這個詞就是政治。

到了1750年，知道如何打仗在英國已經不再被認為是獲得尊敬的必備條件。跳舞變得更為重要。社會中最受尊崇的人群是「紳士」。他們很富有，他們除了負責管理自己的財產之外不願從事其他的任何事務，他們涉足工業和商業領域（特別是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島），但他們急切地在自己和商人與工業家這些下等階級之間劃清界限。人們認為他們應該熱愛他們的家庭，避免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山坡上任其死亡——但他們依然可以在城裡包養一個情婦。

托馬斯·卡萊爾完全支持羅斯金和阿諾德的觀點，只不過他更加生氣而已。在《邁達斯王》（1843）中，他問道：「英國日益繁榮的工業，雖然創造了大量財富，但……還沒使任何人發財致富……我們有奢侈豪華的物品供我們使用，但卻已忘記如何在這些物品之中生活。reaｄ•９9csｗ.ｃｏm好多人吃的是珍饈美味，喝的是醇醪名酒，但在他們的心中，這是不是就使他們更幸福了呢？難道他們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健壯、更勇敢了嗎？難道他們真的就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更『幸福』了嗎？他們是否以滿意的心態看待這個上帝創造的地球上的更多的事物和他人，或者是否有更多的事物和他人以滿意的心態來看待他們？並非如此……我們已經徹底忘記了，在任何地方，現金交易並不是人際間的惟一關係。」

然而這種懷疑觀點與日常生活的要求並不完全合拍。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希望存在某種系統，不管是教育系統還是經濟系統，這一系統能夠保證我們能夠從教室里或社會中挑選出優秀的候選人，他們被選出后能夠滿含著道德良心來面對失敗者的痛苦。

亞當·斯密寫道，如果一個正常上班的人在公眾場合出現時沒有身穿麻襯衫，那麼他會為此而深感羞恥，因為（我們再次引用他的語言，並用特別字體做出強調）沒有麻襯衫將隱含一定程度的貧困，斯密的同時代人認為，「只有那些在工作中表現極度差勁的人才會淪落到這種田地」。除非一個人天生就喜歡酗酒、撒謊、偷竊或幼稚地不服從領導，那麼他絕對會有機會獲得一個購買一件麻襯衫所需的最差勁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能理解完全可以把擁有一件麻襯衫作為良好人品的最低保證。

以此為出發點，我們不難推想，擁有掛滿麻襯衫的衣櫃、遊艇、宅第和珠寶是「在工作中表現極佳」和多種美德的證據。昂貴的物品可以賦予擁有者尊敬，這一身份象徵的觀念可以演繹出一個為人廣泛接受而且並非沒有道理的推論：要擁有最昂貴的物品，無一例外地需要具備最完美的素質。

上述從政治角度所做的觀察，其目的在於追求對意識形態的理解，通過對意識形態進行分析，使它喪失理所應當的合理性，進而使它喪失其影響力——從而在面對意識形態時，我們不再迷惑不解和沮喪不堪，相反我們對意識形態的起因和影響將會有一個清晰明白、追根溯源的把握。

卡萊爾並沒有對現代企業的優越性視而不見。他甚至為會計學的一些工作方法所折服（「複式簿記法非常值得稱道，能夠把好幾項事情精確地記錄下來」）。但如同阿諾德和羅斯金，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後的好多批評家一樣，他無法接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即他所稱的「拜金主義」已經完全破壞了人們在「上帝創造的地球」上追求「幸福感」和「滿足感」的願望。

現代身份理想認為「體面」與財富直接相關，而「不體面」與貧苦直接相關，這一點構成了一些人對現代身份理想提出質疑的關鍵所在。為什麼把掙錢上的失敗看作一個人在絕對意義上有缺陷的證據，而不是將其看作在一個大範圍、多層面的生活中個別的某一方面的失敗？為什麼要把財富和貧困看作一個人道德水平的主要依據？

或者他們依靠強壯的身體，資助賜予他人和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物來為他人提供保護，從而確定身份。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如古斯巴達，12世紀的歐洲），勇敢的戰士和馬背上的騎士就成了人們敬仰的對象。當一個社會群體的食物僅僅依賴於難以保證的獵獲的動物（如亞馬孫），捕殺美洲虎的人就能夠贏得尊敬和尊敬的象徵物——犰狳腰帶。在一些絕大部分的人的生計依賴貿易和高科技的國度里，企業家和科學家便成了人們崇拜的對象（如現代歐洲和北美）。其反面也同樣真實：那些不能為他人提供服務的人就會身份很低——如邊境線非常安全的國度里的強壯男子，以及井然有序的農業社會裡獵殺美洲虎的人，他們的命運就很不濟。

通過政治鬥爭，不同的群體都試圖改變他們社會的尊嚴系統，擺脫在既有體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統治，從而為自己獲得尊嚴。這些不同的群體通過一個投票箱、一把槍、一次罷工，有時候通過一本書，來重新確立社會標準，決定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擁有上層身份的位置。

購買的汽車，就如同任何一件我們已經擁有的美妙的事物一樣，很快就會消失在我們生活的物質背景之中，從此很難再被人注意到——直到有個晚上，有個竊賊做了一件具有自相矛盾的雙重含意的事，砸破了車窗玻璃，偷走了收音機，但同時用一堆碎玻璃提醒我們，我們應該感謝生活為我們提供了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伍爾夫並不是一個輕易就忍氣吞聲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維，她沒有問自己：「我被擋在圖書館外邊，是不是我在什麼地方錯了？」相反，她問，「圖書館管理人員把我擋在圖書館門外，是不是他們在什麼地方錯了？」當觀念和制度被認為僅僅是「自然而然」的時候，要麼把受傷害的責任擱在抽象的東西上，要麼由受害者本人承擔。但從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就可以思考是否觀念本身錯了，而不是思量我們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滿懷恥辱地去想：「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比方說，是一個女人，或有黑色的皮膚，或囊中羞澀〕？」而是大胆地去問：「別人對我進行非難，是不是他們有可能錯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邏輯？」——這個問題的提出顯然不是出於對自身清白性的信任（那些妄想用政治激進主義來避免自我譴責的人，往往採用這一立場，即完全相信自身的清白性），而是出於完全不同的認識，這種認識認為在制度、觀念和法律中所包含的愚蠢和偏見，要比我們在自然觀念下所能夠想象到的多得多。

在地處亞馬孫西北邊的庫維奧部落里，身份最高的人是那些不苟言笑（他們認為當一個人喋喋不休地說話時，他的力量就會隨之失去）、不參加跳舞、不撫養小孩、最最關鍵的是必須擅長捕殺美洲虎的男子。身份低的男子被派去捕魚，而身份高的男子則去打獵。一個人在殺死一頭美洲虎之後，會把它的牙齒做成項鏈戴在脖子上。一個人殺死的美洲虎越多，他成為「酋長」或部落首領的機會就越大。酋長戴著很大的美洲虎牙齒的項鏈和犰狳腰帶。婦女們的命運只能是在林間空地耕種木薯。一旦發現有一個男子在幫助他妻子準備以根莖為主的食物時，那麼他將背負的恥辱是任何事都難以比擬的。

很多婦女會因此種事件而受到傷害，但很少有人能夠對此一令人生氣的行為從政治的角度做出反應，很少有人除了怨天尤人之外還會採取其他的舉措。畢竟，在歷史上婦女從來沒有享受過與男人同樣的受教育權利。我們應該知道，一些英國最著名的醫生和國會中的一些政治家認為婦女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思維能力落後，是因她們的顱骨太小的緣故。那麼，當一位紳士拒絕一位婦女進入圖書館，而且特別是在他帶著道歉和微笑很有禮貌地說出這個意思的時候，這名婦女還有什麼權利來懷疑這位紳士的動機呢？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輪到騎士來充當西歐社會中最受尊重的人群。騎士來自富有的家庭，他們居住在城堡里，他們在床上睡覺，他們吃肉，他們贊同殺死他們認為非基督教的人（特別是穆斯林）的行為。當他們不殺人的時候，他們就把注意力轉向動物。據稱約翰·德·格拉伊就曾經殺死過4，000頭野豬。騎士還是頗有成就的情人，往往通過對詩歌的巧妙使用，在宮廷勾引婦女。他們尤其喜歡處|女。他們喜歡金錢，但這些金錢必須來自土地，而非商業。他們也喜歡馬匹。「騎士絕對不能騎驢或騎騾子，」古鐵雷·迪亞斯·德·加梅斯，《不屈的騎士》（約1431）的作者記錄道。「騎士不能是那些身體虛弱或膽小怕事之人，他們必須體格強壯、精力充沛、勇敢無畏，因此除了一匹良馬之外，沒有任何牲畜能夠配得上一名騎士。」

不管社會等級體系使我們多麼地不快，或多麼地困惑，我們總是以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態接受它，因為我們認為這一等級體系根基太深，基礎也太過紮實，已經變得難以對其進行挑戰，而且支持這一等級體系的社會群體和信念實際上亘古未變，或簡單地說，他們都是理所應當的。

似乎有至少4個答案。一些人可以憑藉能夠殺死他人的體力，通過欺凌和威脅迫使一個國家的人民對他們表示尊敬。

我們同樣能夠很容易地誤解特定職業的魅力，因為這些工作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被人剪輯掉了，而只是剩下了那些人們無法抗拒的優點。我們總是在閱讀結果，而不是整個過程。

當獵殺美洲虎、跳小步舞、騎馬衝鋒或模仿耶穌生活的能力已經不足以構成一個堅實的基礎，來使自己在別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成功人士時，什麼東西可以稱得上構成了當代西方的主流理想、據此可以對眾人做出判斷，並賦予人們不同的身份？

但羅斯金自己懺悔了一番。他話鋒一轉，完全出乎意料地說，他自己也為變得富有而發狂。他坦承，關於財富的想法從早餐到晚飯，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然而他只是利用「財富」一詞的模糊性，諷刺性地玩弄字眼罷了，他藉此來強有力地說明他的同胞們已經過遠地偏離了美德。因為字典告訴我們，財富並不僅僅指大量的金ｒeaｄ.９9csw•cｏm錢，在歷史上，金錢甚至都算不上財富的首要組成部分。財富內涵極為豐富，可以指從蝴蝶到書本再到微笑的所有的東西。羅斯金喜歡財富，他甚至為財富而心醉神迷。然而，他心目中的財富屬於獨特的類型：他希望能夠在擁有友好、好奇、敏感、謙遜、虔誠和智慧等方面變得很富有——這些素質他簡單地冠名為「生活」。在《給那後來的》一書中，他因此請求我們放棄日常把財富等同為金錢的觀念，採取以「生活」為基礎的思維觀點，根據這種思維觀點，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將不再理所當然地是商人或地主，而是那些在凝視夜晚星空時深深感到驚奇的人，和那些能夠理解和減輕他人痛苦的人。「除卻生活別無財富，」他吟哦道，「而生活飽含著它全部的愛的能力、快樂的能力以及欣賞的能力。一個能夠養育最大數量的高尚而幸福人群的國家是最富有的國家；一個能夠把自己生活的價值發揮到極致，而且通過個人的努力，或通過自己擁有的財物，能夠對他人施以最廣泛的有利影響的人將是最富有的人……好多普遍被認為很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實際上還比不上他們保險柜的鎖子，他們是那些天生的、永遠不可能變得富有的人。」

如果這種相對性很難被人覺察，那是因為占支配地位的觀點總是煞費苦心地證明，它們的真實性就如同太陽的軌道一樣是無法更改的。它們總是宣稱自己僅僅在陳述一件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已。我們借用卡爾·馬克思的一個非常有用的詞彙——意識形態——來描繪這種情形：它們都是意識形態性的，而任何意識形態的思想總是打著客觀公正的幌子，來巧妙地推行偏頗的論點。

做一個紳士的關鍵就是完善一種慵懶的優雅。保持良好的髮型和有規律地拜訪理髮師變得非常重要。切斯特菲爾德勛爵在他的《給他兒子的信》（1751）中建議，一位紳士的談話應該盡量避免「錯位的熱情」，否則就會導致談論「一些瑣碎不堪而又不合時宜的軼聞趣事，而且帶著像『我告訴你一個很棒的事情』之類的愚蠢的開場白」。切斯特菲爾德同時還強調，作為一個紳士，必須學會如何跳小步舞：「要記住如何使胳膊的動作顯得優雅，如何伸出你的手，如何文雅地戴上或摘下你的帽子，這些都是一位紳士跳舞的必要環節。」至於同婦女的關係，一般來說，一位紳士應該結婚，但心中應該時刻記住（用切斯特菲爾德的話）「婦女只是稍微大一點的孩子」。如果一位紳士在一位婦女身旁坐下，他應該跟她「閑聊」，而不應當保持沉默，否則就會被她認為是單調乏味或傲慢自大。

一個汽車廣告，比方說，會小心謹慎地避免提及我們心理的某些方面，或擁有汽車的全部過程，因為知道了這些，可以破壞或至少降低我們因將要擁有一輛漂亮汽車而具有的快樂。廣告絕對不會提及一件事，那就是一旦我們擁有了某個東西，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停止喜歡它。要想停止注意某件事物，最快的方法就是將它購買到手——就如同要想停止欣賞某個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與其結婚。受各種觀點的蠱惑，我們相信取得某種成就或購買某種商品，就可以保證我們長期享受滿足感。外界觀點總是引導我們，讓我們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邊，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達一個廣闊的高台，在其上我們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從來不會有人告知我們，一旦到達頂點，我們又會被喚回谷底，重新處於焦慮和慾望的窪地中。

換言之，一大批難以歸類的人既可以成為富豪，也可以成為窮人——耶穌基督首次表達過這一思想，後來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思想家那裡得到了繼承和發揚。根據以上的調查研究結果，我們可以表達相似的思想：我們並不具有根據收入水平來判斷他人道德水準的特權。眾多的外在事件和內在品質在綜合地起作用，使一個人富有，而使另一個人貧窮。這些決定因素包括運氣與環境、疾病與恐懼、偶發事件及其後繼發展、良好的策劃和欠佳的運氣。

蕭伯納說這些話，並不是想把自己等同於那些非常情緒化的聲音，從而斷然地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中，好人總是一貧如洗——這種推理同它的反面推理一樣失於簡單化。他的真正意圖是想讓我們意識到，以收入的多寡來判斷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有諸多局限；從而減輕財富差距導致的眾多後果。

然而，有一個良好的願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保證。在《智慧婦女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指南》（1928）一書中，喬治·蕭伯納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種特別愚蠢的社會體系，用來確立社會的等級秩序——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體系的運行建立在一種認識之上：「只要一個人不違反限制殘酷暴力和直接欺詐的法律，他就能夠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為自己掙儘可能多的金錢，因而社會財富會自發地根據公民的勤奮程度、冷靜程度以及道德水平進行分配，其結果必然是好人致富，壞人赤貧。」

然而這些意識形態的觀點如果表現得過於咄咄逼人，那麼它們就不會強有力地佔據統治地位。意識形態觀點的精髓就是，除非我們的政治素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否則我們很難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意識形態就像無色無味的氣體一樣，被釋放到社會中。它通過報紙、廣告、電視節目和教科書得到體現——在這些領域，意識形態在宣傳它對世界偏頗的、也許還是缺乏邏輯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這些領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陳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實，而只有那些蠢才或瘋子才會對此加以否認。

那些被社會重量級人物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實際上往往是相對的，是可以進一步商榷的。一旦認識到了這一層，一種政治上的覺悟就會隨之產生。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批判這些觀點，即使這些觀點看起來多麼像樹木、天空一樣自然，但實際上它們都——一種政治觀點堅持認為——為一些特定的人所維護，並用來服務於他們特定的使用目的或精神目的。

或者一些人可以通過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德、身體的技巧、藝術才能或聰明才智來贏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基督教歐洲的聖徒以及現代歐洲的足球明星。

在20世紀的西方社會，最成功地改變自己的身份的人群當屬婦女——她們認為自己有權質疑自己的社會地位，她們的這種思維方式對總體政治覺悟的提高能夠提供寶貴的借鑒作用。

一旦受到質疑，現代上層身份理想自然就會喪失其理所應當或來自神授的合理性。現代身份理想是工業生產和政治組織發展的產物，而工業生產和政治組織發端於18世紀後半期的英國，然後擴展到整個歐洲和北美洲。報紙和電視節目所灌輸的對物質至上主義、企業家精神和物質精英論（「每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都反映了那些控制整個經濟體系的人的利益，而普通大眾則需要依賴這個經濟體系來養家口。

其原因並不複雜。掙錢的過程往往需要個體具備某些優秀品質。堅持干好任何工作幾乎都需要智力、體力、計劃以及與他人進行合作的精神。事實上，掙錢越多的工作，對個體優秀品質的要求也越高。律師和醫生不僅比掃大街的清潔工收入高，而且他們在工作中持續投入的精力和技巧也要多得多。

obdurate（執拗的） spurious（欺騙的）

理解了這一層道理，並不能奇迹般地消除身份理想所能導致的諸多憂慮。理解內情與政治上的困難之間的關係有點類似於氣象衛星與氣象災害之間的關係。理解並不是總能防止問題的發生，但它在一個最小的範圍內，能夠教會我們很多有用的東西，讓我們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對問題，從而大幅度地降低受害的感覺、被動的感覺和困惑的感覺。或者我們可以更加野心勃勃地說，理解這一切將是我們邁出的第一步，以此開始我們可以改變或者挑戰社會理想，從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把尊嚴和榮譽教條式地、不加質疑地賦予那些依然踩著高蹺的人的可能性會有所降低，即使是非常微弱的降低也罷。

並不是說這些評論家認為的優點或智力在每個人身上都是平等分佈或根本無法衡量，他們只是堅持認為你我幾乎無法知道如何正確衡量，因此在我們以為自己知道該如何衡量優點，並採取相應行動之前應該思之再三。比如說，在經濟領域，廢除對富有者的稅收（經濟精英論的極端維護者有時認為，富有者完全有資格擁有自己的財產），或取消國家補貼（這些經濟精英論的極端維護者認為，惟有這樣，窮人才能夠充分地體會到他們罪有應得的貧困程度）。

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屬於任何種族，只要他們能夠通過商業世界中的眾多渠道之一（包括體育、藝術和科學研究），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通過繼承）積累一定的金錢、權力和名聲，那麼他們就是成功人士。因為在各個社會裡都相信「精英集團」，因此，商業方面的成就被人們認為是「理所應當的」。積累財富的能力為人所重視，是因為這種能力能夠證明一個人至少擁有四種基本品質：創造力、勇氣、智力和毅力。至於其他的品質——諸如謙遜或正直——則很少引起人們的關注。同過去的社會不同，一切成就不再歸因於「運氣」、「天意」或「上帝」——反映了現代世俗社會對個人意志力的信任。經濟上的失敗被認為是罪有應得，失業所帶來的恥辱，同戰爭年月的懦弱行為所導致的恥辱不相上下。金錢攜帶著一種道德品質。它的存在體現了擁有者的美德，就如同它體現了它所能夠買的物質商品一樣。正像庫維奧人的美洲虎的牙齒，富裕的生活方式能夠體現一個人的價值，如果一個人開著一輛破車，住著一間破屋，人們則會對他產生道德方面的懷疑。除了能夠賦予一個人上層社會地位，財富還被提高到能夠給人帶來幸福的高度，這種幸福是通過購買一系列永遠都在變化的消費品實現的——當我們想到以前的人們過著缺乏這些消費品的有局限的生活時，我們的心中充滿了同情與困惑。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些所有針對商業精英理論的反對觀點綜合起來，形成一種要求：我們應該停止賦予如金錢般隨機分佈之物以一定的道德涵義；我們應該割斷人們習慣地在財富和美德之間建立起的教條式的聯繫——而且我們開始對他人進行判斷之時，應該儘力確保把腳上的高蹺去除了。

或者一些人會訴諸他們周圍人的道德觀念，對他們所宣傳的事業的公正性進行非常充分的表達，任何一個想要擁有一個良好的自我形象的人絕對不會對這種獲得地位的方式視而不見。

「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級人民，亦覺得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嚴格來說，麻襯衫並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據我推想，希臘人羅馬人雖然沒有亞麻，他們還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現在，歐洲大部分，哪怕一個日工，沒有穿上麻襯衫，亦是羞於走到人面前去的。沒有襯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窮到了丟臉的程度，並且，一個人沒有做極端的壞事，是不會那樣窮的。同樣的，習俗使皮鞋成為英格蘭的生活必需品。哪怕最窮的體面男人和女人，沒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獻醜的。在蘇格蘭，對於最下層階級男子，習俗雖亦以皮鞋為生活所必需，但對同階級的女子卻不然，她赤著腳，是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在法國，無論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國最下層階級的男女，可穿著木屐或打著赤腳，走在人前，而無傷體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釋，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關面子的習俗，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

羅斯金所講述的是預言家如孩童般簡單明了的真理——只要人們沒有對此狂笑不已（《星期六評論》把羅斯金形容為一個「發了瘋的女家庭教師」，把他的觀點形容為「空洞誇張的歇斯底里」，「純粹是一堆廢話」和「令人無法忍受的胡言亂語」），他們就開始聽從這些道理了。在1906年，英國首次有27個勞動黨的下院議員進入國會，當人們問及哪本書在激勵他們通過政治途

這些人的反應可以說明為什麼盧梭特彆強調人們在認識何者重要時的困難，以及受他人言論左右的傾向，他人總會向別人提出建議，如果想要幸福，那麼他的注意力應該放在什麼事情上，以及應該注重何種價值。他人的這些言論會嚴重地影響一個人，特別是當這些觀點伴隨著報紙的權威或者廣告牌的美妙畫面時。儘管盧梭的觀點令人氣餒，但卻不乏深意。

在此一觀點上，羅斯金並非孤獨一人。19世紀還有其他一些人，要麼用憤怒的聲音，要麼用悲觀的聲音，表達了相同的批判性觀點。他們認為金錢已經變成了決定一個人尊嚴的主要決定因素，已經成為判斷一個成功人生的諸種美德的依據，而不僅僅是依據之一，或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依據。「人們習慣於把財富本身作為一個寶貴的目標來追求，但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當前的英國人那樣視金錢如性命，」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中慨嘆道，「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像當今十分之九的英國人一樣，堅信我們的地位名望和幸福生活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富有。」同7年前的羅斯金一樣，阿諾德勸誡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個，也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們，要他們把財富僅僅視為獲得幸福的眾多手段之一。就阿諾德自己看來，幸福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活動，其特徵是人變得更加和藹可親、更加睿智通達、生活更加豐富，而對待他人則帶有更多的同情（他的觀點又一次引發了《每日電訊報》的批評家們的冷嘲熱諷）」。

在歷史長河中，有好多觀點鮮明的思想曾一度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的開篇部分，描繪了她在一個秋天的劍橋大學之行。在此行中，她決定到三一學院圖書館去看看——為了查閱彌爾頓的《利西達斯》和薩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當她準備步入圖書館時，「一個面部帶著反對的表情、滿頭銀髮、慈祥和藹的紳士」出現在她的面前，「用低沉的聲音含著歉意說，女士們只有在一名校務委員會委員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紹信的情況之下才能准許進入圖書館」。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伍爾夫遇見的是歧視婦女的國家根本原則之一：婦女沒有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權利。

然而，經濟精英論的反對者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真正的優點是一些難以捉摸且複雜異常的素質，不是年終工資單上的參數所能準確體現的——這種懷疑論有點類似於一些教育家的理論，他們認為通過讓一群學生參加考試，然後根據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答案給他們打分，並不能準確反映一群學生的「聰明才智」。有些問題就像這樣：

蕭伯納，《智慧婦女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指南》：

回到倫敦以後，問題仍在繼續：「為什麼男人喝酒，而女人卻喝水呢？為什麼一個性別的人如此富有，而另一個性別的人如此貧窮呢？」為了「排除對女性歧視的這些印象中所包含的個人因素和偶然因素」，伍爾夫去大英圖書館（20年以前婦女被准許進入）調查在歷史上男人對女人的態度。她發現了一連串驚人的歧視和嚴重失實的真理，而這些真理是由那些神職人員、科學家和哲學家以權威的身份向外界進行傳播的。婦女據稱因受到上帝的懲罰而地位卑下，她們從身體的角度而言不適合管理或運營商業活動，她們身體單薄無力而難以勝任大夫的工作，當她們來月經的時候，她們絕對不能可靠地操作機器或在法庭審判時保持客觀公正。在這一切不公正的思想背後，伍爾夫認識到問題的關鍵就是金錢。婦女沒有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因為她們沒有控制自己的收入：「婦女一直都很貧窮，她們的貧窮並不僅僅是最近200年的事，而是在人類歷史上一直都是這樣。婦女所享有的精神上的自由還不如雅典奴隸的後裔們所享有的自由。」

對消費社會的批判不僅針對產品的缺點和不足（在這點上，人們總是容易誇大事實，因為只有脾氣極為乖戾古怪的人才能拒絕接受，比如說，漂亮的山羊絨外套毛衣，或在公路上夜間驅車時汽車的儀錶板），而且，也許更加公允地，針對由於產品的宣傳手段而導致的我們扭曲變形的需求。由於我們既不了解這些產品的真正用途，也不了解我們自己的真正需求，所以這些產品從表面看來顯得必不可少，顯得能夠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莫大的幸福。一個汽車廣告，比方說，會小心謹慎地避免提及我們心理的某些方面，或擁有汽車的全部過程，因為知道了這些，可以破壞或至少降低我們因將要擁有一輛漂亮汽車而具有的快樂。廣告絕對不會提及一件事，那就是一旦我們擁有了某個東西，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停止喜歡它。要想停止注意某件事物，最快的方法就是將它購買到手——就如同要想停止欣賞某個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與其結婚。受各種觀點的蠱惑，我們相信取得某種成就或購買某種商品，就可以保證我們長期享受滿足感。外界觀點總是引導我們，讓我們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邊，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達一個廣闊的高台，在其上我們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從來不會有人告知我們，一旦到達頂點，我們又會被喚回谷底，重新處於焦慮和慾望的窪地中。

這一觀點進而建立在三個方面的認識之上。其一，要指出能夠使我們幸福的東西並不是一件超乎尋常的難事。我們的身體知道它們需要什麼樣的東西才能保持健康，因此當它們缺鈉時，就會讓我們喜歡吃熏魚，而當它們的血糖過低時，則會使我們喜歡吃桃子。同樣，這一理論認為，我們完全可以依賴我們的智力來確定，在生活中追求何種目標，才能使我們興旺發達；繼而這些業已確立的追求目標自然而然會促使我們從事一定的職業或執行一定的計劃。https://read.99csw.com其二，現代文明所提供的範圍巨大的工作種類和消費產品並不是一種華而不實、令人疲憊不堪、只能激起無窮的慾望、與我們的幸福毫不相干的表面現象，相反，這些工作和產品能夠滿足我們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其三，我們所支配的金錢越多，我們所能夠購買支付的產品和服務就會越多，從而產生幸福感的機會也會越大。

現代上層身份理想的反對者認為，現代上層身份理想的最大過錯在於嚴重地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問題，以及把物質積累過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個更加真實的、更加全面的對我們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質積累充其量只是決定我們生活方向的眾多因素之一而已。

對上層地位的要求：

頗為不幸的是，這些成千上萬的東西，不管多麼令人夢寐以求，似乎並沒有使印第安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很顯然，他們比以前更加辛苦。在1739至1759年之間，徹羅基部落的2，000名戰士大約獵殺了125萬頭鹿，以滿足歐洲的需求。在同一時期，聖勞倫斯河北岸的蒙塔格尼印第安人向位於塔杜薩克的法國和英國商人每年出售毛皮12，000至15，000件之多。但幸福並沒有隨著交易水平的發展而提高。自殺率和酗酒現象開始上升，社區內部分裂成不同的團體，每個團體就如何分配那些來自歐洲的產品而爭論不休。部落酋長根本不需要盧梭的理論來理解發生了什麼，即使如此，他們都非常同意他的觀點。在印第安人內部產生了擺脫歐洲「奢侈品」的呼聲。18世紀60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特拉華地區以及俄亥俄峽谷地區的印第安人試圖恢復先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出現了一些預言，說如果人們不能從對貿易的依賴中解脫出來，那麼他們的部落就會面臨滅絕的危險。但一切都為時已晚。印第安人在心理構成上同其他民族並無二致，他們輕易地為現代文明創造的小小物什所吸引，從而拒絕聽從那些平和沖淡的聲音，這種聲音講述平平淡淡的部落生活的樂趣和傍晚時分空曠峽谷的美麗景色。

在《給那後來的》（1862）一書中，約翰·羅斯金同樣對經濟精英觀點持反對態度。他花了40年時間，對不同國家的數百人進行了調查研究，受調查者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然後他用譏諷的口吻對窮人和富人的品格狀況作了一個總結：「發了財致了富的人，通常來說，勤奮、果斷、驕傲、貪婪、雷厲風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毫不敏感和無知。而那些一生貧困的人往往是極端愚蠢的人、極端聰明的人、懶惰的人、莽撞的人、謙卑的人、善於思考的人、呆板無聊的人、想象力豐富的人、敏感的人、知識豐富的人、毫無遠見的人、毫無規律且受情緒支配而使壞的人、拙劣的惡棍、公開的盜賊，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薩心腸的好人。」

廣告代理商和報紙編輯自己首先站出來貶低他們行業的影響力，這倒不無諷刺意味。他們堅持認為人民大眾具有足夠的獨立思維能力，因此不會過分地受到他們自己展示給世界的故事的影響，也不會長期陷入他們自己精心設計的廣告牌的誘惑而難以自拔。

但這種嶄露頭角的政治思維方式拋棄了溫文爾雅和陳規陋習，認為自己堅持相反的立場是無可厚非的，它帶著孩童的天真無邪和判獄老吏的鍥而不捨問道：「事情不得不這樣嗎？」

一旦我們停止嫉妒他人，我們就會極端痛苦地發現我們居然花了我們生命中這麼多的時間來羡慕那些錯誤的東西。

隨著羅馬帝國在西方的衰落，在歐洲的絕大部分地方最受尊敬的人變成了那些以耶穌基督的言傳身教來規範自己行為的人。基督教會所稱為聖徒的人從來不會佩帶武器，不會殺害他人，同時也盡量避免殺害動物（像其他許多聖徒一樣，聖伯納德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據說他走路的時候非常緩慢，眼睛緊緊地盯著地上，避免踩著螞蟻，畢竟螞蟻也是上帝的子民）。聖徒們避免各種物質享受。他們沒有房屋和馬匹。聖希拉里翁居住在一個5英尺長4英尺寬的斗室之中。來自阿西西的聖方濟各宣稱自己與「名叫貧困的女士」結了婚，他和他的弟子們住在破茅草房中，房裡無桌無椅，晚上睡在地上。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只吃根莖和草類。來自古斯曼的聖多明我在路過富商的宅第的時候，會把頭轉過去避免看見。聖徒們竭力壓抑性|欲，因而他們以肉體方面的節制而出名。聖卡西米爾拒絕了他的家人放在他床上的一位處|女。據稱聖托馬斯·阿奎那曾經和一個女人被關在一座塔里，這個女人用她的美貌和香水來勾引他，雖然他的慾望一時被勾了起來，但他還是推開了她，因而從上帝那裡得到了「永遠的貞潔腰帶」。

現代身份理想受到最大關注的莫過於它在財富與美德——以及貧窮與懷疑——之間建立起的一種聯繫。在《有閑階級理論》（1899）一書中，托爾斯坦·凡勃倫指出，從19世紀早期開始，金錢成為商業社會衡量每個成員的核心標準：「〔財富已經成為〕獲得尊敬的社會基礎。要想在一個社會中佔據一個受人尊敬的位置，佔有財富成為必需。財富對於獲得一個好名聲來說必不可少……那些沒有相對較多財富的社會成員，很難受到他們周圍人的欣賞；其結果就是他們也很難受到他們自己的欣賞。」

現代身份理想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的因素，或許缺乏像19世紀的種族和性別歧視那樣的尖銳性。它帶著微笑出現在無傷大雅的地方，出現在我們所閱讀、所聽到的各種瑣碎細小的消息當中。但它依然在什麼是美好的生活方面維持著一種同樣偏頗的，甚至有時候，歧視性的觀念，這種意識形態需要我們去仔細審查。

既然決定上層社會地位的因素一直處於變化當中，當然這種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那麼導致身份焦慮的因素也隨之在不斷發生變化。在一個社會裡，我們擔心我們沒有能力把長矛刺進動物的身體；而在另一個社會，我們則擔心在戰場上表現欠佳；在又一個社會裡，我們擔心對上帝的虔誠不夠；在其他一個社會裡，我們又會擔心我們無法從資本市場上獲得利益。

對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歪曲極大地激怒了約翰·羅斯金，他批評19世紀的英國人（他從未去過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對財富最著迷的民族。無論在何時何地，他寫道，英國人從未放棄過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他擁有什麼，以及他來自哪個階層（「惟一起作用的女神可以被更好地也更全面地概括為『使勁掙錢的女神』」）。他們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財富而深感恥辱，為他人擁有財富而深懷嫉妒。

意識形態的信息從社會無所不在的言論和圖像中散發出來，而我們抵禦這些言論和圖像影響的能力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強大。比如說，如果一個人在閱讀了周日報紙的全部內容之後，認為他的社會價值觀念和慾望觀念並未因此產生多大的改變，而且認為還不如花同樣的時間閱讀一章雅各布·布爾克哈特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文化》或《加拉太書》對自己產生的改變（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閱讀周日報紙已經變成了上教堂做禮拜的替代儀式），那麼，他就是極為嚴重地低估了報紙的影響力。

托爾斯坦·凡勃倫認為，在一個商業社會裡，任何堅持一個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時仍很窮的觀點都是沒有市場的。即使是那些對財富最不在乎的人，也會感受到一種迫切的需要去積累財富，並向外界展示自己擁有財富，以期逃避責備，一旦沒有積累足夠的財富，就會感到焦慮不堪，感到自己應該受到責備。

盧梭繼續描繪了世界的歷史，在他看來，世界歷史並不是一個從野蠻狀態向歐洲的大工廠和大城市發展的過程，而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以前我們處於一種雖然生活簡單、但能夠追求自己真正需求的特權狀態，而處在現在的生活狀態之中，我們則艷羡那些與我們自己的個性毫無關聯的生活方式。科技落後的史前社會就是盧梭所謂的自然狀態，男人和女人都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從未進過商店，也從未讀過報紙，但這位哲學家認為，這種狀態下的人們能夠更容易地理解自己，更易於追求幸福人生所真正需要的東西：對家庭的熱愛、對自然的崇敬、對宇宙美的敬畏、對他人的好奇，以及對音樂和簡單娛樂方式的喜愛。正是現代商業「文明」強行使我們從這種狀態下脫離出來，讓我們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裡忍受嫉妒、渴望和痛苦的煎熬。

徑尋求社會公正方面發揮過最重要的作用時，其中有17個引用了羅斯金的《給那後來的》一書。13年之後，在羅斯金百年誕辰紀念會上，蕭伯納在演講中認為，與羅斯金的作品相比，弗拉基米爾·列寧的抨擊與卡爾·馬克思的譴責顯得有點像一個鄉下牧師的陳詞濫調（雖然由於羅斯金喜歡玩弄名稱標籤，稱自己是「一箇舊派的瘋狂的保守黨人——與沃爾特·司各特同屬一派，也就是說，與荷馬同屬一派」）。「我一生中碰見過一些極端革命性的人，」蕭伯納繼續說，「當我問他們，『是誰讓你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馬克思嗎？』時，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都簡單地說，『不是馬克思，是羅斯金。』羅斯金大概是對我們社會的現存狀況進行批判的最徹底之人。羅斯金對當時社會上層人士的政治評價以一句話開始，也以同一句話結束，『你們是一群竊賊』，儘管他本人也屬於這一階層。」九_九_藏_書

但事實上，蕭伯納認為，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冷酷無情、野心勃勃的人「能夠通過出售劣質威士忌，通過囤積小麥，然後以3倍于成本的價格出售，或通過發行刊登著騙人廣告的愚蠢不堪的報紙或雜誌，為自己攫取三四百萬英鎊的財富」，而「那些通過誠實的勞動或以自己的生命安全為代價來推動人類知識和幸福」的人則往往生活拮据，默默無聞。

這種辯護方式與現代廣告代理商和報紙編輯經常使用的辯護方式有點相似，他們也認為他們不應該為以下的情況負責，即鼓勵人們過分地關注名人的生活情況，過分地關注流行趨勢的變化，以及過分地關注對一些新產品的擁有。他們認為，各種媒體僅僅將與這些題目相關的信息呈現出來，這樣，感興趣的人就可以從中獲益——同時，他們還暗示，在看到這些信息后，會有更多的人自發地幫助弱者，反省自己的靈魂，去閱讀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或對自己大限之前僅剩的一點短短的時光進行思考。

「確鑿的事實是男人從一開始就受命統治女人：對這樣一個永恆的天命，我們既無權利，也無能力去改變。」

然而，在第一批歐洲人到達美洲的短短几十年間，通過與歐洲工業社會的科技和奢侈品相接觸，印第安社會的身份體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社會所重視的東西不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理解自然的能力，而是對武器、珠寶和酒的佔有。現在，印第安人渴望得到的是銀耳環、銅手鐲、錫戒指、用彩色裝飾玻璃製作的項鏈、冰鎬、槍支、酒類、水壺、珠子、鋤頭和鏡子。

受壓迫的狀況很可能被解釋為一種跡象，表明自然對一個人做出懲罰，讓他永遠受苦。但如果變換一種政治角度，重新進行解釋，那麼一個糟糕的處境可以歸結於一些或許可變的社會力量。負疚和羞愧從而可以轉化成為理解，以及對更加平等地分配身份的探求。

對馬克思而言，在一個社會中主要由統治階級來決定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用他的觀點來解釋以下的兩個現象：在一個由地主階級控制權力的社會裡，土地帶來的財富和由此產生的可繼承的上層地位被絕大多數的人們認為是理所應當、毋庸置疑的（甚至包括在這一體系中被邊緣化的那些人）；而在一個商業社會中，是那些企業家的成就佔據著老百姓對成功的想象。用馬克思的話說：「每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那麼確立身份的原則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軍事人員在一個社會裡享有盛譽，而擁有地產的紳士在另一個社會裡則為人仰慕呢？

很多人對此組觀點提出反對，其中最具有啟發意義而且易於理解的應屬讓雅克·盧梭和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盧梭在開篇之際就宣稱，不管我們認為自己在思想上多麼獨立，我們實際上並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現象。我們的靈魂很少直接說出自己需要具備什麼，才能夠使自己滿足，或者即使它們有時嘟噥些什麼，它們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之上，或乾脆自相矛盾。盧梭認為，我們不能把心靈比作身體，因為身體知道需要吸收消化什麼，才能保持自身的健康，而心靈則不然，心靈更像以下狀態下的身體：在它需要喝水的時候大聲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堅持繼續跳舞。外界有各種聲音在不停地告訴我們，應該獲取什麼，然後我們才能得到滿足，我們的思維極易受到這些聲音的左右，我們靈魂深處發出的一點點微弱的聲音將會淹沒在這些外界聲音之中，而我們也會很容易地受到誤導，從而使我們偏離了對我們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謹慎而艱苦的求索。

面對那些同情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和任何一個可能會抱怨發達的經濟具有危害性的人，商業社會的維護者通常會這樣回答針對經濟危害性的責難：沒有任何人強迫印第安人購買彩色玻璃製作的項鏈、冰鎬、槍支、水壺、珠子、鋤頭和鏡子。沒有任何人阻止他們生活在帳篷裏面，也沒有任何人強迫他們渴望擁有帶著院子和酒窖的木製房屋。印第安人自己放棄了一個安靜而簡單的生活——這一點很可能可以證明他們以前的生活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愜意。

但很不幸，他們過於謙虛了。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一組數據來很好地證明這些人的不坦誠。這組數據表明了那些曾經一度僅僅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在經過足夠的刺|激之後，很快就變成了一種似乎不可或缺的東西。

從下列詞彙中選出一對反義詞

「絕大多數的婦女對任何形式的性感覺毫不在意（這對她們而言是一件好事）。」

在每一個社會裡，總有一個特定的人群能夠獲得高度的尊崇——其他的人群則因為沒有具備合適的技能、口音、氣質、性別或膚色而受到貶抑或忽略。但這些對成功的定義遠遠不是一成不變或普遍適用的。一些素質和技能在一個地方能夠帶來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則有可能變得無關緊要或為人不齒。

廣告很少提及，所有的物質產品與感情事件的巨大能量相比，在影響我們的幸福水平方面具有極為有限的能力。任何設計最為高雅、製作最為精良的汽車，並不能為我們帶來絲毫人際關係所能夠帶來的滿足感——如同在家庭爭吵或遭人遺棄之後，它不會使我們產生任何欣慰的感受。在此時此刻，我們甚至都會憎恨汽車毫無感情的優質功效、顯示屏一絲不苟的滴答聲，以及車載電腦有條不紊的計算。

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對上層社會地位的要求：

在北美洲認為下列物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

「作為一個種族，非洲人要比白人低劣；受制於白人是他們的正常狀態。因此，我們的社會體系認為非洲人比我們低劣，是建立在偉大的自然法則之上的。」

不管這樣的身份理想看起來多麼地順理成章，從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告訴我們，這些身份理想無一例外地是人類的創造物：最近的發展源於18世紀中期，由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因素所促成。此外，從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進一步揭示，這些理想在有些時候顯得過於頭腦簡單，有些時候則顯得極不公平，而且並非完全保持不變。

生活就是用一種焦慮代替另一種焦慮，用一種慾望代替另一種慾望的過程——這樣說，並非要我們永遠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慮，或不要努力去滿足某種慾望，而是要求我們在努力追求的過程中要明白一個道理：我們的任何一個目標向我們提供的一勞永逸的保證，按照目標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