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樂觀心態遭遇挫敗時，新聞以幻滅的方式承載著啟蒙運動的餘波。新聞拒絕接受人性的現實，讓我們的希望不斷擊碎在同一片淺灘上；新聞扮出一副天真無邪的姿態迎接每個早晨，卻又在夜幕降臨時如大夢初醒般對我們的處境報以怨憤。新聞設想了一個潛在的完美世界——永遠距離我們只有一步之遙，卻總是在政治進程的腳步中詭異地滑脫。新聞從不肯幫我們承認：就很多方面而言，我們本就是無可救藥的物種，這並非偶然，而是根本如此。並且在關鍵時刻，放棄歇斯底里的憤怒，保持安靜深沉的憂鬱，才是睿智的做法。

加上恰當的標示后，就算是政府住房福利體制改革這種乏味的報道也不至遭遇淹沒。事實上，這篇文章的標題——「試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戶欠租激增」—— 根本就不是這起新聞事件的焦點所在，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焦點也不是關於俄羅斯男子諮詢律師。這起新聞事件的重點在於，現代國家如何不斷探索援助最貧困人群的最佳方式，歸屬於討論了上百年的議題：「福利到底是提供了尊嚴和支持，還是默默促成恥辱的依附關係」。因此，這則新聞片段也許可以被安放到名為「補貼對人品的影響」、「援助心理學」，或「窮人的責任」這樣更為朗朗上口的章回體敘事中。

新聞不應該排除憤怒的回應，但應該幫助我們憤怒得有正確理由、有妥當分寸、有始也有終，並且成為具有建設性的構件。

新聞記者會說，對權力人物必須加以問責，因為他們極有可能觸犯國家法律，並以為自己能逃脫法網。於是他們偷盜財產，隱瞞未完稅收入，行賄以規避法律，觸犯用工規定和環境法規，對弱勢群體進行恐嚇和性侵。

我們會因此害怕坐計程車：

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恰是幾乎任何新聞機構都不敢承認的，因為一旦說破，其半數的推測和失望就會即刻失去生存空間，那就是：在政治的某些關鍵領域，任何個人或黨派都無法帶來立竿見影的改變。不單是這個傻瓜或那群白痴，任何人都不可能以新聞圈滿意的節奏改變事務，並且對於某些問題，所謂「解決辦法」的實現，都需假以上百年乃至更久的變化積累，而不是憑藉一位救世主的降臨、一場國際會議的召開，或一場速戰就能實現。

以及昆蟲：

再來比較下另一群建築——位於倫敦北伍爾維奇的棧橋水岸改造項目。在這裏，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沾滿水銹、到處開裂的混凝土爛尾樓，讓人感到四面楚歌，彷彿若想在這裏解決爭論，最佳方式莫過於叫囂和暴力。歡笑和純真似乎在此顯得違和。

但是，隨著新聞報道的內容變得越來越古怪和瑣碎，歸類工作也變得日益艱難。我們通常所說的「感覺乏味」其實是指大腦出於自我保護的反射，將不知如何歸檔的信息予以逐出的過程。舉例而言，面對「一群中國官員訪問阿富汗，並在巴達赫尚省討論邊境安全」，或者「某左翼智庫鼓吹降低製藥業納稅標準」這樣的新聞，我們恐怕有點不知該如何歸檔。此時，我們或許就需要幫助，來將這些信息孤兒護送到信息大家庭，以建立身世紐帶。

舉例而言，在這些國家裡，要找個環境良好，且經濟上可承受的社區安家，常常是難上加難，但這似乎又並非某個惡人的「過錯」。太多的工作薪水微薄、乏味枯燥、地位低下，老闆和經理不近人情，但這些問題好像又夠不上醜聞報道的素材。很多商業產品其實都品位低俗、浪費資源、過度包裝，且非必需，但要在這個問題上找到能夠指名道姓的元兇並加以指控，也同樣困難。

也許在內心深處，我們就是這樣膚淺和不負責任的公民。

毫無懸念，一個對陳詞濫調和從眾心態如此敏感的作家，會對大規模發行背後鉗制獨立思考的桎梏產生憤怒，會對剷除各種特殊立場及個人見解、推行大一統的文化觀點產生憤怒。此間的同質化力量有種危險因素，恐將所有精神生活中富有生產力的獨特思想統統捕殺，並將豐富多彩、手工耕作的心靈菜園變成機械化耕作的無趣農場。

某個問題人物的落馬，可以在一時給大眾帶來深深的滿足，但是其激發的希望卻很有可能是種誤導。就算最後一個貪腐的財閥或一手遮天的高官也落入法網，每個國家仍會有一堆讓人頭疼的爛事。如果我們繼續沿襲水門事件風格的新聞調查，只按照這種思路抓壞人，便有可能會錯過許多隱蔽而重要的問題。我們將無法深入探究雖然不是個人造成，但更具系統性、毒性不相上下的整體性問題，而這些問題與違法行為之間的關係，就像消極進攻與家庭暴力之間的關係：這些行為和價值觀不動聲色、不觸法律，卻能把生活摧垮，真可謂毀物細無聲。

在新聞的鼓勵下，我們可能會把國家的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權貴的犯罪，但是，揪出個別害群之馬雖然確有作用，另一項任務其實也同樣重要，那就是引導注意力投向表面平淡無趣，實則更為嚴重和隱匿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的制度缺陷。

我們的國家並不只有一雙被砍斷的手掌，一個被分屍的祖母，三個死於地下室的女孩，一位陷入緋聞的部長，數以萬億計的債務，火車站的雙人自殺，海濱公路的五車致命追尾。

現代政治的核心是個宏偉而壯麗的理念，即每個公民都在用以小見大的方式擔任自己國家的主人翁。要實現這個諾言，新聞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通過這個渠道，我們才能觀察國家領導人，從而評判其治國能力，並形成我們應對當今最迫切的經濟及社會挑戰的立場。新聞機構不是民主的附帶產物，而是民主制度的保證人。

我們因此痛恨政客：

對於人類而言，乏味是一種全新的挑戰和負擔。在過往歷史中的大部分階段，基本就沒出現過讓人乏味的新聞。信息曾經是少數神秘的權貴統治階層的專屬，總共只有國王、大臣、軍隊統帥和貿易部門的上層才能接觸到。

所有關於壞人壞事的報道，似乎都秘而不宣地繞開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本應支撐所有關於妖孽行徑的報道，即：用新聞促進國家繁榮的志向。這些報道只顧圍攻獵物，對公共生活的演化毫無興趣：改善會計規範、婚姻制度、高等院校、移民法規或稅務體系根本沒有納入其考慮範圍，新聞不過是在邀請我們一同取樂而已。

倘若能為我們揭開事件各方都竭力迴避的內幕，讓我們得以窺探各中奧妙；倘九_九_藏_書若能提醒我們所謂的解決方案有可能引起另一波問題；倘若能讓我們感知會議桌上的火藥味、議題中極為艱難的選擇，以及（至少在某些案例中）許多與會者的基本善意；倘若我們能就艱難決定何以變得艱難得到循循善誘的分析，我們的憤怒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

但是，先別太過苛責自己，假設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看到的新聞標題是：「俄羅斯男子諮詢律師」，後面跟著這樣的報道：

失態言行之所以被新聞揪住不放，倒並非因為所有人都真心認為曝光此等言行會帶來更好的政策或更廉潔的政府。失態報道不過是給那些已經才思枯竭，又改變無力的新聞從業人員，提供了一個報復的契機。

藉助新聞報道，我們得以成為類此事件的證人，並緩和了心中一系列的情緒問題，包括不公平感、恥辱感，並得出一個基本的想法，認為世界決不能再交由能力低下、品行惡劣者掌控。

我們習慣於將溢美之詞視為感情用事或危險的信號，認為這是對事實的背離。但是，這種看法其實低估了現實的可塑性。一個小孩如果因為初次的善舉（例如與鄰居小孩分享玩具）而得到表揚，並被贊可愛，那麼他會因此受到引領，超越之前實際上是偶爾為之的舉動，繼而真正地成長為被讚揚的那種人。

如果想要了解現代荷蘭的性格，並且恰好在阿姆斯特丹的東碼頭溜達，你也許可以單就建築得出結論，認為荷蘭人是個有前瞻力、好玩樂、愛和平、重家庭的民族，你可能會想去深入認識荷蘭人，覺得他們的存在似乎讓人感到希望和安心。

福樓拜之所以憎恨報紙，是因為他認定報紙慫恿著讀者將思考的任務假手他人，但任何誠信的人都永遠不會認同這樣的做法。新聞媒體含蓄地表示，如今，讀者不必對重要事務自行組織複雜而睿智的觀點，而是可以將此任務放心地交給新聞從業人員，讀者的腦袋可以捨棄自己的見識、探問和沉思，全然委身於《費加羅報》及其他報紙精心炮製的結論。

姑且不談背後的邏輯，這個論點至少就新聞機構應該如何策劃新聞內容提出了建議。面對無數可供報道的素材，新聞機構揀選的事件，應該響應國家最迫切的需求。什麼是國家在當下最需要聆聽以取長補短的聲音？這應該是揀選新聞素材時的決定因素。

關於新聞的製作，也始終遮掩著一層忸怩的面紗。比如，在錄下首相說的那句「對於前天的新聞發布會沒有其他要補充的」之前，政治記者也許要站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樓入口處的柵欄背後，在雨中苦等三個小時；或者，我們嚼著午餐三明治、隨意瀏覽的馬里局勢，可能是北非記者不眠不休二十二小時追蹤叛亂者的成果；又或者，為了讓我們對某女星身著的新款風衣先睹為快，攝影記者也許得在貝弗利山莊的某間咖啡館門口虛擲漫長的時光。

在這樣的情形下，很難想象我們會對《安娜·卡列尼娜》產生真切的興趣，然而，從一則冗長敘事中隨意摘抄幾個片段塞給讀者，再將他們迅速拉開，且不提供任何事件發生髮展的背景闡述，正是當今社會許多最重要的新聞報道的講述方式，不論主題是競選、預算談判、外事政策提議，或是國家福利制度的變革。也難怪我們會覺得乏味。

上述情形若是無法達成，則新聞應該帶領我們為人性的扭曲而哀悼, 並且讓我們心平氣和地接受人生的種種困境：出於一系列愚蠢可笑但無能為力的原因，我們既有想象完美的能力，又有無法實現的苦衷，這之間的困境就需要新聞來調和。

雖然新聞在其標題下流露著不容置疑的客觀氣息，但俘獲我們的這些報道卻並非一群天使經過合議、由超自然力量決定的結果，而是一群通常疲憊不堪且肩負重壓的編輯，在轉角辦公室召開的選題會上，匆匆就著咖啡和麥芬，努力拚湊成的貌似合理的報道清單。這些報道的標題並非事件的最終陳述，不過是一群凡人憑著直覺在判定新聞價值。編輯和我們一樣帶有偏見、錯誤和軟肋，而揀選對象則是每天發生在人類身上、數以億萬計的事件。

但是，恥辱果真是人類改造過程中最有用的利器嗎？人果然會因為遭到貶損而變得更好嗎？恐懼果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嗎？

但是，如果這種恬淡寡慾的做派在新聞面前遭到冷遇，我們也不必覺得奇怪，因為凸顯人類的脆弱具有巨大的商業利益。新聞天生就急需讓讀者時時感覺焦慮、驚駭和煩惱，但是，儘力保持堅毅的韌性，卻是我們更大的責任。

新聞里時不時出現的或陳腐平庸或剛愎自用的結論，是如何將我們俘獲的呢？

可惜的是，許多新聞機構都存在著一種打消受眾興趣的偏見，認為最能成就新聞聲望的，乃是以冷靜中立的方式陳述「事實」。例如，CNN的口號是「給您帶來事實」；荷蘭的《新鹿特丹商報》強調其「傳遞事實而非觀點」；bbc則自詡為「全世界最可靠的事實來源」。

新聞機構值得稱道的殊榮，不應該是簡單收集事實的能力，而是明智地運用偏見、從事實中梳理相關性的技能。

建築誠然如此，新聞異曲同工。除了慣常于聚焦災難和邪惡之外，新聞在某些時候也應發揮另一項重要功能——提煉與濃縮些微希望，以幫助國家在艱難中披荊斬棘、開創未來。在揭露社會惡行、攻擊現存缺陷的同時，新聞也不應忘記：構建美好、寬容和健全的社會願景也同樣重要，惟其如此，才能喚出人們為之奉獻的意願。

這絲毫不足為奇。我們經常看到似乎頗為重要的新聞標題，私下裡卻覺得那則新聞事不關己。閱讀現代民主國家的新聞機構出品的所謂「嚴肅」政治報道時，最常見的兩種反應就是乏味和困惑，這也是最令人羞恥，因而被竭力隱藏的兩種感受。

新聞機構無意讓我們知道，甚至根本不想讓我們察覺：在科羅拉多或芬蘭北部的數據中心，那些延綿半公里、用骯髒的煤炭和天然氣做燃料的巨大黑色伺服器。在我們面對輕薄閃亮的屏幕時，這些黑暗現實是不該被觸及的。

可以察覺到，在這些憤怒背後，潛藏著一種令人動容的信念，認為世界上的問題基本都有解法，之所以未能以足夠敏捷或堅定的方式予以處理，理由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我們的統治者都是惡棍和白痴——每一天都有新鮮證據證明這一點。評論中也有洞見，只是被掌握在錯誤的人手裡。這正是新聞的核心矛盾所在：新聞給予我們工具，讓我們就直接影響自身生活的重要決定形成自己的觀點；新聞邀請我們置身於會議桌前和議會大廈，引介我們認識其中的關鍵角色。但是接下來呈現給我們的，就只有各種莫名其妙的拖延、怪異的妥協和令人抓狂的迴避。這種感覺就好像每天讓我們隔著玻璃看著好友溺水，而自己卻無能為力。

我們生活在怎樣的國家？這裏的普通人是什麼模樣？我們對此應該感到恐懼還是安心，驕傲還是羞恥？

揭露錯誤並予以公開的唯一正當目的，是控制錯誤的泛濫。面對貪腐、愚蠢和庸碌，新聞不應該僅僅滿足於以揭人短處為樂的做法，而是應該探尋如何為未來進行能力建設。不管撂倒大人物本身有多麼富有成就感和重要性，新聞調查的出發點，應該是這個約略不同，且未必重疊的目標：儘力改善現狀的願望。

想到單憑圖片和文字便可促成大人物辭職或坐牢，新聞記者們興奮不已，對於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水門事件至今仍然是其職業的核心靈感和指路航標。

問題是，當今時代已經不缺少可靠的事實。重點不在於提供更多事實，而是如何處置手頭的事實。每天，新聞都像是在開閘放洪：標準普爾正在評估各國的信貸評級，政府開支法案獲得延期，劃分選區的提案被提交給委員會，天然氣管道計劃已經開始醞釀。但所有這些事實到底意味著什麼？與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又有什麼關聯？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些什麼？

而現在，新聞卻拒絕就某些問題給出能讓我們平和的回應，因為一旦給了這樣的回應，就reａｄ.９９cｓｗ.ｃoｍ證明這些問題其實也很平常，且基本上（而非例外地）就是不完美的人類無法迴避的狀態。由於被憤怒帶來的興奮和商業利益所綁架，新聞殘酷地拋棄了其慰藉的使命。

鑒於大千世界的規模和複雜性，任何人都無法單槍匹馬探究世界的所有問題。新聞機構最多也只能提供七拼八湊，且時常謬誤的地圖，而個中真相永遠都在千變萬化，讓人難以捉摸。

在煽風點火營造恐懼之時，新聞殘酷地利用了大眾不善透視事件的弱點。

一篇為開戰辯護的文章，如果是以新哥特字體出現在《紐約時報》，我們對其公正性的質問，就會變得稍許（但卻是決定性的）模糊。又或是一篇聲援總統預算的評論，如果是以芬威字體見諸《世界報》那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專欄，我們對其邏輯性的探查，也會變得語焉不詳。

倘若福樓拜活到今天，眼見新聞機構繼續將受眾的觀點扣進一個個高度標準化的模子，這種情形也不像是會讓他少安勿躁。

然而，對於偏見我們或許應該大度一些。就其純粹狀態而言，偏見不過是對人類社會的運作與繁榮的一種觀點，並由此為出發點對各個事件予以邏輯一致的評估。偏見就像掠過事實的一枚鏡片，旨在將眼前的事物看得更清楚。偏見致力於解釋事件的真相，並引入一整套用來評判想法和事件的價值觀，因此，對偏見採取避之不及的方法似乎有點小題大做。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去尋得方法，以便採用其中較為可靠和有益的部分。

因此，我們也應該像福樓拜一樣，在遭逢那些意見似乎稍顯過於統一的觀點時，在頭腦中敲一敲警鐘。我們應時刻保持懷疑的態度，警惕那些藏匿在最漂亮的字體中、最權威可信的標題下，卻也許是最徹頭徹尾的愚昧。

我們會渴望青春再現：

我們會因此變得悲觀：

在教育領域，編寫關於班級規模、教師酬勞、國際競賽排名、私立機構與公立機構的職能平衡的報道，似乎是「標準」做法。但要是我們問起課程大綱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確實賦予了學生們追求美好生活所至為關鍵的情感資源和心理資源，我們恐怕就會有些顯得突兀，甚至被當成精神錯亂。

我們會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多麼平淡：

然而，現代世界卻讓我們發現，要削弱人民的政治意願，有些力量遠比新聞審查更具危害，也更加憤世嫉俗，那就是——以足夠紊亂、零碎和割裂的方式講述事件，讓多數人對政治感到困惑、乏味和分神，以至當面對最重要的議題時，都沒有了持續關注的能力，無法摸清來龍去脈。

所謂新聞失態是指當權人物因一時疏忽而說漏嘴或做錯事, 雖然（正如眾所皆知）該言行並不代表其成熟的觀點，但新聞卻揪住不放、死纏爛打，堅持認為失態言行背後必然隱藏著見不得人的真相。

相反，他們選擇設計的建築物充分表現出謙恭有禮、現代化、階級和諧、自然交融。他們希望通過這座用玻璃、鋼鐵和北美紅雪松建成的自行車館，讓上述特質在全國上下得到更徹底的彰顯。整幢建築堪比一篇溢美之詞，稱頌英國擁有這些令人稱羡的特質，儘管實際上，這些特質在英國不過是處於萌芽或隱約的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庸見詞典》中有許多陳詞濫調觸及了複雜的學科，如神學、科學、政治，但是開篇后卻不甚了了：這些「庸見」結合了罕見奇特或錯綜複雜的事實與頑固狹隘的思想。福樓拜暗示，在過去，白痴對於鑽石的碳結構一無所知。他們的淺薄可謂徹頭徹尾、一目了然。可現在有了報紙，一個人在缺乏想象力、缺乏創造力、頭腦平庸的同時，也可能擁有許多見聞。現代白痴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過去只有天才知曉的事務，但即便如此，也改變不了其白痴的本質——而人類在過去的時代從來無需煩惱這種令人沮喪的組合。在福樓拜看來，新聞武裝了愚蠢，並讓傻瓜變得充滿權威。

今天的新聞機構對這種邏輯並不陌生。令人困惑的部分，是新聞機構對國家需求的判斷。大多數國家其實並未對其境況過於樂觀、自信或希望飽滿，而是恰恰懷有相反的態度。媒體的報道雖然隱含了對國家問題的診斷，但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卻並非媒體目前所暗示的那些。誇大的恐懼、焦慮和憂鬱，讓許多國家斷送了自己的機會。對於自身連篇累牘的問題，這些國家心知肚明，但又覺得無能為力、無法化解。面對經濟衰退、關係破裂、問題少年、身份焦慮、身體衰弱和經濟毀滅，出路究竟在哪裡？這些國家並不明了。

但對女人也同樣害怕：

這些同樣也是現實。新聞中展示給我們的國家，並非全然就是我們置身其中的國家。

雖然各家新聞媒體都以各自特色為標榜，但是翻檢各個版面，在若干領域最終提出的問題，其實都局限於極度狹窄的範圍。

還會擔心生病：

新聞業中某些最偉大的勝利來自對權勢人物的曝光。由此落馬乃至入獄的新聞主角不在少數。

我們花在新聞上的時間越長，就越容易產生兩種情緒，其一是恐懼，其二是憤怒。

雖然各家新聞媒體花費大量口舌宣傳其原創性與獨立精神，對於新聞產生的途徑，我們卻應該保有某種程度的警覺，因為：在「今天發生了什麼」這樣的重大問題上，各家媒體幾乎總是高度一致。

新聞機構理應承擔圖書館員的部分工作，讓大家約略知道，個別事件歸屬於何種宏大的主題。某外地城鎮周六晚上的毀壞公物案件（「貝德福德公交車站被年輕人塗鴉」），單獨看來並無引人注目之處，但如果納入名為「在缺少宗教援手的自由世俗社會樹立道德行為的困境」之系列劇，就會變得表情生動。同理，一則講述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腐敗案（剛果民主共和國被曝回扣指控）的報道，個別看來可能令人費解，但是如果能加上揭示大背景的宏觀標題：「西方概念中的國家與非洲觀念里的部落之間的衝突」，就會變得面目清晰。

有些開發商雖然沒偷沒搶沒犯法，卻把千萬人圈進了毫無尊嚴的居住環境，但按照新聞目前的結構，這種危害是不予關注的。對於那些微妙腐蝕著公共生活尊嚴和智慧的商業廣告，就算是最關切欺詐問題的勤勉記者，也很難揪出負有刑事責任的任何個人；也沒法因為禮儀的倒退，或兩性之間日益缺乏尊重，而找到可以抓捕的對象。

淡定與否終究取決於我們的期望高低：如果我們接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改變不會一蹴而就（幸好人生路漫漫），多數人既非大善也非大惡（我們自己也在其中），人類社會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卻還是挺了過來），如果我們能讓這些昭然若揭但卻閃爍不定的想法在內心生根，則恐慌就沒那麼容易將我們降服。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對人類感到絕望：

卻不免失去了對純真的信心：

當代的獨裁者如果想要鞏固權力，完全不必費力去做下達禁令這樣惡名在外的事，只消確保新聞機構源源不斷地播出各種沒頭沒尾的簡報，只要數量龐大，不做解釋，時時變更議題，讓人渾然不覺不久前十萬火急的某件事與眼下另一件事之間的關聯，再間或穿插一些重口味的殺人犯和影視明星軼聞，就大功告成。要削弱大多數人對政治現實的把握，或者打消他們改變情勢的決心，這樣做就足矣。完全沒有動用新聞禁令的必要。只需依靠新聞洪水，就能將現狀高枕無憂地維持下去。

新聞明確地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太多聳人聽聞的事件，包括天外來客、突變病毒，甚至也可能涉及辦公室傢具和新型科技。針對這些及其他各種災禍，新聞引導我們採取一種雜糅了畏懼、惶恐和脆弱的特殊姿態。在人類面對的種種困難面前，新聞認定，我們安然存活的幾率極其微茫，但如果養成緊跟新聞標題的習慣，幾率或許能稍高一些。

這些報道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比想象的更嚴重。每天會有數百萬讀者看到這樣的消息，對他們來說，這類新聞比大多數小說和某些朋友來得更有趣。在我們的大腦還沒打算開門迎客之前，新聞就溜進來塗抹我們對陌生人的看法。讀完這樣的報道之後，很多事情都會因此變得更加困難。

遺憾的是，今天的新聞乏善可陳。入眼的第一條標題有點令人不解——「試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戶欠租激增」——管它呢，點開看看，說不定奧妙在其中。

看到這裏，如果我們禁不住要用上不了檯面的語言在這些新聞帖下留評論，這多半也是因為新聞從來都不願意為讀者解讀圍繞這些問題的方方面面的原因。最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通常僅僅因為當事人愚不可及就被忽略。我們的詰問開始由不耐煩變得怒氣沖沖，質疑道：「這些人為什麼就不……」 用不著朝著宿命和恭順的方向走多遠，我們就應該立即對這個理直氣壯的問題產生懷疑。這不該只是一句帶有修辭色彩的盤問，還應該引來一系列嚴肅的答案。新聞很少提及：為什麼翻天覆地的改變那麼困難？為什麼掌握強大權勢和資源的人物或機構無法一舉解決難題？新聞從不引導我們進入思考的細微處，去關注那些讓決定變得「艱難」的真正原因，只會讓我們在積聚的憤怒中認定：怠惰、愚蠢和怨恨是目前所有問題的成因——並且能夠藉由幾個睿智機靈的人（也許包括記者本身）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九九藏書

我們因此對男人抱有恐懼：

但是更害怕上醫院：

要是問，為什麼新聞要告訴我們這些事，弄得我們抓狂不已，新聞會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別無選擇，因為告知「真相」乃新聞責任所在。一個國家會發生什麼事，可不是新聞可以決定的。這些報道都非憑空捏造：確有父親殺死十一個月大的兒子；坐輪椅的平權顧問確實試圖在旅店與五歲女童以及母親發|生|關|系。讓公眾遠離這些嚴肅的基本現象，就是新聞的失職。記者必須坦誠和冷靜地分享這個國家的真相，就像醫生向病人告知難以接受的診斷結果。

此間凝聚了一股巨大且未被察覺的力量：拼湊一國公民對彼此印象的能力；操縱我們對「他人」看法的能力；在我們的想象中塑造一個國家的能力。

然而，明辨社會痼疾需要相當高超的智力，再加上我們內心存在一種幾近唯美的渴望，企圖能找到一小撮人，以便將生活中的種種邪惡悉數歸咎於他們，因此就可能會造成眾所周知的「失態新聞」這種用逃避現實來替代真正調查的新聞方式。

一旦擁有透視意識，我們馬上就能領會到，與新聞所示意的恰恰相反，天下萬物幾乎沒什麼有十足新意，只有少數真正稱奇，而絕對恐怖的則屈指可數。革命不代表歷史的終結，只會以種種瑣碎和複雜的方式改變許多事物。經濟指標雖然相當嚴峻，但在過去一百年裡也出現過很多次類似的衰退，就算出現預測的最差景況，也只不過表明生活水平倒退至幾十年前，而那時的日子不是也照樣在過？嚴重的禽流感也許會暫時打亂國際旅行並讓現有藥物失靈，但是研究實驗室終將破解病毒並加以遏制。洪水看起來破壞嚴重，但終究只有小部分人受災，且很快就會消退。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徹底了解癌症和心臟病的各種成因，但長生不老從來不是凡人所能追求。羅馬帝國滅亡了，但六百年後，一切都幾乎回歸正常。

而說到住房，新聞鼓勵我們關注如何督促建築公司的開發作業，如何讓首次購房者輕鬆購房，以及如何在保護大自然與就業商業之間維持平衡。但是，新聞卻好像沒時間去思考某些追根溯源、聽來古怪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我們的城市如此醜陋？

沿著新聞提要看下去，有一則澳大利亞亂|倫食人案，卻一下子吸引了我們的注意。

黑格爾認為，「新聞如今佔據的權力地位，至少等同於信仰曾經享有的位置」。這一論點，忽略了這兩種知識領域的重要差異，即宗教一直以來都對人類持續關注能力的缺陷極為敏感，雖然宗教和新聞一樣，都想把重要事務日復一日地告訴我們，但和新聞不同的是，宗教明白，要是一次性說得太多，而且凡事只說一遍，那我們就什麼也記不住，繼而什麼也做不了。

第二種讓我們了解他人性格的工具，當然就是新聞。是新聞讓我們得以認識生活中沒有機會認識的人，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新聞中的報道和評論，對自己所生活的國家形成特定的印象。

因此，我們只能用間接的方式，依靠想象而非實際體驗來形成對社會的印象，並且還需藉助兩種工具的大力幫助。

在福樓拜看來，這些報紙對其同胞的智力和好奇心所產生的影響甚為驚駭。他相信這些報紙正在將一種新型的愚蠢——他將其命名為「la bêtise」——傳播到法蘭西的每個角落，其白痴程度遠較其所取代的簡單無知更為糟糕，因為這種愚蠢是以知識為基礎，而不只是被動填補認知空白。在福樓拜眼裡，新聞污染的後果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現在只有全文盲和未受教育的法國人才有機會保持正確思考的能力。「四分之三的法國中產階級比農民更無知，因為中產階級永遠都在為報紙中讀到的事情自尋煩惱，圍繞著這份報紙或那份報紙的言論，整日像根風向標似的轉個不停。」

但是，解決辦法卻不是簡單地脅迫人民消費更多的「嚴肅」新聞，而是推動所謂的嚴肅新聞媒體學會用吸引受眾的方式呈現重要信息。我們常常想當然地認為嚴肅的話題必定是，也理應是——有點乏味。此間的挑戰在於超越目前的二分法：一派新聞媒體內容紮實但表達沉悶，而另一派新聞媒體嘩眾取寵且不負責任。

我們還在擔心鳥的問題：

這種力量極其強大，因為新聞部署的選題終究會產生強大的自決影響。如果新聞日復一日地告知我們，周遭眾多同胞都瘋狂且暴力，則我們每次外出時肯定會覺得心驚膽戰。如果新聞潛移默化地給我們洗腦，灌輸金錢和地位的重要性超越一切，則我們就會對平凡生活感到羞恥。如果新聞暗示所有政客都滿嘴謊言，我們就會默默地捨棄理想和純真，並對政客的每一項計劃和聲明都嗤之以鼻。如果我們被告知經濟狀況是人生成就的最高指標，而蕭條至少會延續十年，那我們恐怕就再也無法打起精神面對現實。

當民眾普遍覺得政治新聞乏味，這就不是一件小事；因為當新聞無法通過其陳述技巧來抓取大眾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社會就無法克服自身的困境，從而無法調動民意，以引領社會變革與改良。

當新聞調查將某個權力人物從家中抓捕歸案，那高潮一刻足以構成一幅令人沉醉的場景。警方與新聞機構步調一致，在清晨展開行動，違法分子身披睡衣、嘴含吐司或麥片的驚恐樣子被攝入鏡頭。有時候背景里還會出現哭喊的配偶或孩子。

為什麼新聞機構如此關注黑暗面？為什麼在傳遞消息時，要嚴苛如斯，希望如渺？也許新聞機構覺得，大眾的骨子裡有點太過天真，坐井觀天又沾沾自喜，所以迫切需要得到負面現實的教育，以校準他們對別人的期望，並儘可能採取防禦措施。這項假定是，倘若沒有新聞提供負面真相，國家可能就會陷入粉飾太平、夜郎自大的危境。

看完了仍然一頭霧水。政府決定改變對最貧困人群的住房補貼方式，這顯然是件重要的事情；這家正派的新聞機構也花費了時間和財力來向公眾介紹該方案的細節，但是要想對此產生真切的關注卻並不容易。

新聞機構羞於向我們承認，其每天交付給大家的不過是故事的只鱗片爪，要想看清廬山真面目，往往只能等待數月，甚至數年。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等待連綴成篇后，以整體事件為單元來了解，而不是聽取零碎片段。對此，新聞機構如鐵板一塊地發出暗示：在眼下抓取一點話題的皮毛，永遠要比假以時日等待更可靠和全面的情況來得好。

新聞在此間背負著一項任務：不僅需要把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告訴我們，偶爾也需要培育和引導自豪、堅毅的情緒和燃起希望的能力。引起國家衰落的不只是過度樂觀，媒體所造成的臨床抑鬱症亦是成因之一。

當然，我們read.99csw.com並不一定需要遵循這些建築的提示。也許我們會在阿姆斯特丹的碼頭感覺憤怒沮喪，而在棧橋水岸感覺唯我獨尊，只是這種可能性不大罷了。

根據這種論斷，新聞業從根本上乃是警力的分支，以及稅務機關和各種消費者團體的代表。新聞率先揭發罪行，繼而協助檢舉違法亂紀實例，從而保護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

鑒於這種做法可能造成讀者的困惑，此時最迫切需要的，乃是良好的標示。配上「俄羅斯男子諮詢律師」這樣的標題，就算是《安娜·卡列尼娜》這樣震撼的小說，其片段也讀來乏味。然而，如果我們知道正在閱讀的文字雖略顯平淡，但卻是取自某部偉大的長篇巨著，而全書探討的乃是婚姻的悲劇性，尤其是冒險的渴望與家庭生活、社會規範之間的緊張關係，我們在等待後續章節時，興許就多了幾分興奮。

我們需要新聞機構給出提示，告訴我們如何將割裂的報道納入更宏大的主題，從而生髮真誠的興趣。無論是什麼信息，要對之產生興趣，就必須予以「定位」，也就是將該信息與我們之前業已知曉的事務相關聯。不妨將人腦中的某一部分看做一座圖書館，其中分門別類地存放著各類信息。 我們日常聽到的大多數事務都明確標示了其應歸屬的門類，於是即刻被大腦下意識地歸檔：緋聞故事進入早已滿荷的《男女關係大全》，某位首席執行官的突然下崗插入《工作和地位》，以積累對該主題的理解。

我們湊得實在太近了。以美術為比喻，這種新聞報道就好比讓我們隔著一兩厘米的距離欣賞一幅油畫，入眼只見模糊不清的藍紫色，上面零亂分佈著邊緣染白的幾處黑色線條。以這種近距離觀察，我們真說不清畫中究竟是木星的表面，還是皮膚的淤青，或是某種史前生物的足跡化石——而且聽起來都不怎麼迷人。而實際上，我們凝視的也許正是西方藝術中最具心靈震懾力的肖像畫：提香的《吉羅拉莫肖像》之局部，只不過距離出了問題——因為你必須至少離畫一米，才能領略到這件大師作品的種種趣味。

因此，宗教精心地留著口糧每天喂一點，帶領我們耐心地明白若干事務，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重複和排練是各大宗教信仰的關鍵教學法。這些宗教知道，以倉促和興奮的方式說理毫無意義。因此會安排我們在肅穆場所端坐，安撫我們的心智，然後用莊嚴的口氣不慌不忙地說法。並且懂得，隔上數日或數周必須進行複習，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被感化，從而改變所思所為。

在對周遭的四面楚歌感到絕望之前，我們應該記得，新聞到頭來不過是針對眼下事件的一面之詞，既不多，也不少。

並且也知道垂老時，人們將怎樣評判我們：

頭版頭條的位置，究竟是給一場非洲的戰爭，還是某品牌的新鞋發布會；是給一頭逃逸的老虎，還是一組通脹數字；是給白富美女生強|奸案，還是給流浪黑人斷頭案；是給礦業公司股價崩盤，還是給某稚童的牙牙學語，其背後所依照的等級法則，隱含了社會中最奇特也最隱秘的偏見。

我們開始擔心自己的身材：

新聞最拿手的本事就是不斷用暴風驟雨般的變革和改良逗弄我們，將某些政客神化為遠見家，信誓旦旦地看好他們在任內數月徹底改造國家的能力。新聞急不可耐地等待央行新行長的履新，認為資本主義蟄伏的冬天可望從此結束。新聞帶領我們去旁聽會議，鼓勵大家相信與會代表可能在三天的商討之後，一舉解決地球上關於經濟、非洲貧困或大氣變暖等重要議題。

媒體品牌也會給單篇的新聞報道罩上影響力。我們或許會對飯桌上隨意聽到的某些觀點加以質疑，但如果這項觀點出現在某媒體名下，就會立即獲得一種近乎魔幻的力量。

新聞最高貴的許諾，是宣稱自己能夠消弭無知、克服偏見，並提升個人與國家的智力水平。

建築可以充當有用的實例，告訴我們：其實偶爾展現正面能量，也有其正當作用。承擔設計2012年倫敦奧運會自行車館（距離北伍爾維奇不足一英里）的團隊，雖然對英國的很多問題深有體會，如階級差異、經濟不平等、教育缺陷和住房短缺、離婚率攀升和禮儀道德退化，但從事這項設計時，他們決定暫且不去糾結上述問題。

引起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金錢。由於新聞機構有營利需求，因此對於不可能快速贏得大量讀者歡心的觀點，新聞機構沒有推進的條件。一名藝術家只要有五十個購買作品的客戶，就可以過上體面生活；一名作家有五萬名讀者，日子也可以過得去，但是一家新聞機構的受眾如果少於兩千萬人，恐怕連支付賬單都成問題。

應用到新聞中，擁有穿透視角涉及比較的能力，也即將當前看似創傷的事件與整個人類史的經驗進行比較，從而確認，為之分配多少注意力和恐懼心才公允合理。

事實的對立面是偏見。在嚴肅新聞單元，偏見的名聲極惡，與惡意構陷、謊言欺騙、剝奪受眾獨立思考自由的集權行為相當。

也害怕乘火車：

當新聞未在實施恐嚇時，它多半正忙於激怒大眾。互聯網新聞帖下的留言功能，揭開了普羅大眾心中不可思議的憤怒。從留言來評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里似乎都處於全然暴怒中：

奇怪的是，生活中比較光明的一面卻從未能躋身新聞。有太多的新聞標題雖然真實無虛，卻絕無可能獲得發表：

在未來，理想的新聞機構會認真擔當抽絲剝繭和深入淺出的重任，惟其如此，福利補助的報道和澳洲亂|倫食人的報道才會（幾乎）同樣引人入勝。

天剛蒙蒙亮。人尚未起身，手就伸向了電子屏，朝著新聞摸索而去。馬上就得晨浴，然後手忙腳亂地開始新的一天，但還是可以見縫插針地瞄上一眼。

如果構思得當，調查性的新聞報道應該懷有包羅萬象的興趣，從各種對群體和個人生活造成影響的元素入手，將心理健康、建築物、閑暇時光、家庭結構、感情關係、商業管理風格、教育課程和階級體系納入調查範圍，因為這些領域對生活的影響，並不亞於立法機構里的各種活動。

那麼面對惡人，新聞又該如何處理呢？當前的做法是將其中最惡劣的那些移交警方。不過，對於其他絕大多數的惡人，處理方法還是依賴新聞自身的獨特利器：羞辱。對於諷刺報道、突襲採訪、暗中偷|拍和通訊泄密，新聞始終抱有高度熱情。有軟肋的人物必須先被捲入新聞事件，然後他們就自然會受到眾多道德衛士的審判。此處隱含的規則是，通過毀壞名譽和公開譴責的方式，社會有望獲得改造。

而如今，新聞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但好奇心的車輪卻常常面臨在數據泥潭裡空轉的風險。這感覺就像是每天早餐前，總有個憂心忡忡的公務員帶著公文包衝進來找我們，包里塞著一堆眼花繚亂、到頭來又讓人筋疲力盡的爛事：「五家醫院預計在月末超出它們的信用額度」，「央行對於自身債券市場募集資金的能力感到憂慮」，「一艘中國軍艦剛剛駛離大陸前往越南」，「 加拿大總理將於明日來赴晚宴」。

雖然憤怒貌似是對某種境況的悲觀反應，就根源而言卻是抱有希望的徵兆——希望世界能夠變得比目前更好。一個男人如果每次丟了家門鑰匙就高聲咒罵，他其實是在表達一個美好但卻輕率的信念，認為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鑰匙永遠都不會遺失。一名婦女如果每次看到政客打破競選承諾就生氣惱怒，所流露的其實是她的烏托邦式信念，認為競選這種事不存在欺騙的危險。

但是對普通人也沒抱什麼希望：

雖然我們對於偏見一詞的理解常常受限於某些左翼或右翼的極端言行，但其實偏見就和人生觀一樣千姿百態，因而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世界的有益鏡片。例如，我們可以按照惠特曼或奧斯汀、狄更斯或佛陀的特有角度去解讀新聞。我們也可以想象某個帶有精神分析偏好九-九-藏-書的新聞媒體，會把焦點放在阿以衝突中雙方的愧疚與嫉妒，敏於察覺政治辯論中的心理投射，懷疑經濟萎縮0～1%即導致全國陷入「蕭條」的說法，或者經濟增長1～3%就認為幸福必將到來的觀點。

且自己的愛情也乏善可陳：

新聞報道傾向於將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以削弱我們從其他角度進行深層想象的意願甚至能力。新聞藉助其威嚇的力量使人神經麻木，儘管沒有人在特別追求這樣的結果，但許多萌芽中的但卻可能更重要的想法，卻就此灰飛煙滅。

19世紀70年代期間，福樓拜開始撰寫記錄，把他眼裡最愚蠢但卻受到現代世界推崇，尤其是報紙推崇的思考模式記錄下來。在他去世后，以《庸見詞典》為名出版。這本陳詞濫調集按照主題分類，被作者描述為「關於人類愚蠢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la bêtise humaine）。這裏隨手摘幾條記錄：

品牌本身就阻攔了我們對其內里的懷疑和挑剔。

當新聞記者被問到其對社會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他們一般都會特彆強調：「對權力展開問責」乃其天職。

雖說確有很多權力人物由於新聞報道而落馬，但發達國家的許多最重要的頑疾，卻不會因為惡人被抓而斬草除根。如果真切審視這些國家最大的挑戰，就會發現：困境和難處不僅在於頂層的違法亂紀或合同欺詐，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

因此，當我們追隨每日新聞時，一定會從中了解到，最黑暗的事實或許就發生在身邊：

假設故事到這裏戛然而止，並期待讀者就此產生濃厚興趣、迫切想知道後續發展，雖然不確定到底還會不會有「下文」。也許要再過好幾周，這個令人疲倦的故事才能又續上十數行。

而討論經濟時，我們的精力則被引向去琢磨稅收的恰當水平，以及如何最有效對抗通脹。但是主流媒體卻從不鼓勵我們去思考比較古怪和出位的問題，比如勞動的目的、正義的本質和市場的正確職能。

主要的原因在於，新聞採取了各種手段，向我們呈現出高度權威的姿態。首先，對於什麼算是新聞，以及新聞依據的標準，我們並不完全領會——因此，新聞簡報一向就顯得生來如此，或者高度必要。而究竟為什麼必要？我們既不得而知，也羞於探問。我們忘記了，在進行「報道」選題時，背後原是高度偶然的人為因素。

第一種工具是建築。一個國家的街道、房屋、辦公樓和公園的外觀，共同表現了當年設計這些建築、如今棲身這些建築的人的精神肖像。

在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書中，藥劑師赫麥這個最討人嫌的角色，一出場就是個狂熱的新聞讀者。赫麥每天都專門撥出一小時來研究「報紙」（le journal，福樓拜在全書中對該字做了斜體字處理，以揶揄大眾對它所抱有的宗教般的敬畏），到了晚上，赫麥就前往一間名叫金獅飯店的客棧，和聚集在那裡的當地布爾喬亞們談論時事。「之後，他們的話題轉向『報紙』（the newspaper）里的消息。到了這個時候，赫麥對報紙內容已經爛熟於心，完全可以從頭到尾侃侃而談地敘述，包括社評以及許多發生在全法國和全世界的災難事件。」

對此，我們該作如是觀？該如何在大腦中安置這些信息？

當罪犯被押入警車後座駛離時，新聞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希望，認為自身生活和社會上種種痼疾的源頭如今已被昭示天下，並且安然去除。

然後，一切轟然倒塌。眾望所歸的政客被證明是個蠢蛋，隨即因為淺薄與自滿被趕下台；央行行長認為債市表現堪憂，因此形勢仍將趨緊；偉大的會議在瑣碎的口角中陷入僵局，個別代表甚至被爆在酒店賬單上做手腳。

首先要承認的是，我們不能單憑自己的經驗來回答這些問題。要了解一個國家實非易事。就算是最小的國家，其人口規模也不容小視，而一個人再好交際，有生之年也只能認識其中一小部分。此外，便於公民認識交往的大型公共場所也為數不多。我們通常不會在購物中心交新朋友，或在電影院里洞察我們的同類。這在過去興許還容易些。例如在古代雅典，由於氣候宜人、市中心小而聚氣，又擁有民主交際的文化（至少對部分市民而言），那裡的居民總有層出不窮的機會去體驗社會的脈動。但今天的我們卻沒這個福分。我們的城市太大，天氣太多變，民主制度太迂迴，而且住家又太分散。

所謂的「真相」還有許多個不同的版本，所以當談及一個國家時，我們無法認為每天只有一例事件發生，以為只要新聞機構態度堅定，就定能將事實真相捉拿。新聞也許會自詡為真相的權威，也許會聲稱找到了正在發生事件的真實答案——儘管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就記錄現實而言，這種包羅萬象的本事也並非新聞所具備。新聞所做的，不過是通過自己的選擇，將某些報道置於聚光燈下，而將另一些報道淡出視線，從而塑造出選擇性的事實。

新聞將自己的目標界定為特定權力的監督者，這種態度太過謙虛也太過小氣。 這樣的定義有害地局限了新聞在社會中的自我概念和擔當角色。新聞不只是警察局或稅務機關的左膀右臂，還是（或應該是）一個流亡政府，負責調研國民生活的各項議題，並著眼于拋出建設性方案。

我們很容易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敵人一定是凌厲的新聞審查制度，因此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應該是文明的天然盟友。

然而悲哀的是，就協調、萃取和治愈等方面的表現而言，當今的新聞顯然力不從心。我們所面臨的危險在於，不斷變化的新聞議程將大家搞得無所適從，最終無法形成任何政治立場。眾多令人憤慨的暴行逆施，哪一樁和我們真正相關？幾小時前讓我們興奮如同打雞血的新聞，其實質到底是什麼？也許真答不上來。一旦社會達到空前的複雜階段，我們就急不可耐地希望所有重要議題都能被大力壓縮。面對新聞拋出的宏大議題，相形之下，個人能動性顯得不值一提和違反直覺。和新聞的遭遇與其說讓我們感受到影響政治進程的可能性，不如說讓我們在面對混亂不堪且無法改善的宇宙時，感受到自身的人微言輕。

我們的國家也是此刻教堂尖頂那朵無人問津的浮雲，拿著注射器溫柔貼近病人胳膊的醫生，灌木籬笆下的肥胖田鼠，敲打白煮蛋殼的孩子和一旁滿眼慈愛的母親，膽大心細巡視海岸線的核潛艇，研製出首個新型引擎樣本的工廠，以及雖遭百般挑釁卻仍能保持克制和寬容的伴侶。

然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就圍繞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都會有各種相互矛盾的證據。有些戀童癖殺手會很活躍，但同時也會有千萬民眾反對虐待兒童。有些人會將砍刀揮向不忠的伴侶，但大多數人遇此，不過是眼淚汪汪地得過且過。有些居民會被經濟困境擊垮，但也有很多人在捉襟見肘時仍然保持樂觀。有些人會在大街上發泄，打砸商店櫥窗搶奪烈酒，但大多數人更喜愛在花園裡修剪枝條，或在廚房裡打掃衛生。少數人會香車華服夜夜笙歌，但更多人懂得淡然享受平凡生活的趣味、尊嚴和自由。年老色衰固然令人不安，但是要展示自己的才華、博取他人的賞識，也並非只有秀大腿一條路。

然而在某些領域，新聞卻不時遭到恰恰相反的詬病，認為新聞讓人變得愚蠢。其中最不依不饒提出指控的一人，乃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作家福樓拜。福樓拜所屬的時代，親歷了報紙海量發行的崛起。在他的童年，新聞藉助謠言或劣質的單面印刷傳單在人群中隨意傳播，而到了他三十幾歲的年紀，隨著蒸汽印刷的發明、鐵路的修建，以及新聞審查法的放鬆，共同造就了資本充裕、聲音權威的報紙大量面世，這就是目前整個法國總計數百萬讀者群體的緣起。

在視覺藝術中，掌握透視意味著能夠準確把握不同事物間的真實空間關係。遠處的東西看起來遙遠、微小，近處的東西看起來貼近、龐大。學會如何在畫布上表達正確的透視關係，對於藝術家來說是一項極為艱難的工作，這也意味著，在我們生活的其他領域，這項工作也同樣困難。

在失態新聞的背後，映射的是新聞記者技窮之下的憤怒：他們知道國家當下問題嚴重，但卻缺乏接近當權者的渠道，或缺乏應對官僚主義的耐心，導致其無法精準地指向問題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