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聞報道的讀者，我們見過了太多糟糕的攝影圖片，以至於我們都想不起偶爾停留目光，對少數優秀的作品予以注視。在閱讀文章的間歇，如果把目光轉向隨附的圖片，花上半分鐘時間，帶著領略獨到之處的期望，像欣賞博物館里的油畫那樣打量片刻，簡直會讓人覺得怪異。我們已經完全忘記了攝影的潛力——它本是一介信息載體，也肩負著重要職責：在我們一再自負而莽撞地認定自己早已熟知世界的狀況下，圖片能夠引領我們以適當的角度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此外，還有一種較為罕見的影像，即啟示性圖片，其目的不僅支撐文字表述的內容，還旨在將我們的認知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挑戰成規是這類圖片的抱負。

很多高姿態的新聞機構都曾經猛烈抨擊那些厭惡外來移民的人士。然而，潛藏在這種觀點背後的假定，卻是認為對外國人的反射性懷疑乃是一種撒旦的印記，而不是無知造成的一種普遍或幾乎可說是自然的結果。——新聞機構具有一種明確的能力可以削減這種缺陷，也就是採取更加富有想象力的報道方式（而不是採取譴責褊狹心態這種引人內疚但缺乏效果的做法）。

如果說圖片編輯有挫敗感，那是因為他們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現實：新聞產業所要求、所購買的那些照片，幾乎總是歸於第一類，也就是比較廉價和無用的類別。

第一件讓我吃驚的事情是，去烏干達的旅程果然千里迢迢。這種多少算是明顯的事實，如今卻被現代科技施了障眼法。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階段，海外旅行和通訊面臨著可怕的障礙，因此，各個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乃至牽連到心理和文化距離——總是在被不斷地、無意識地強調。在今天，只消一敲鍵盤，我們就能不費一文地、以光速穿越海底網路纜線——「東南亞-中東-西歐四號光纜」，從馬賽到達吉布地，繼而經由東非海底光纜，從蒙巴薩到達坎帕拉，結果，我們卻聲稱自己對那個地方感到煩悶乏味又毫無耐心。然而，在過去的時代，跨越海洋，甚或發送一則簡單消息都既費時又費錢，堪稱不尋常的大事。那時候的人們都深知一個道理： 我們的視角都狹窄如同井底之蛙，而人類經歷的複雜和有趣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因此，對這個星球和星球上的諸多國度予以關注乃是一項基本禮儀，惟其如此，才能讓我們在面對大千世界時保持開放、好奇和謙卑。

引導國際新聞報道的假定之二是，一起事件越是恐怖悲慘驚悚，就越應該被視為「重要」，因而在報道的位列中也更應靠前。記者和編輯都傾向於認為，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由其離奇性和反常性所決定的，這基本上也就是等同於其表現出來的可怕、血腥和殘忍程度。於是乎，一起炸死三十人的爆炸，就比小漁村的平靜生活來得有新聞價值；某種三小時內導致患者肺部衰竭的熱帶疫病，就比農民的喜悅豐收更引人關注；部隊使用酷刑的曝光，就比在俯瞰約旦河的田園裡享用塔博勒色拉和葡萄藤葉釀飯的午餐聚會來得重要。

對於當下各種相對的優點和缺點，新聞應以凸顯為己任，不要讓它們因為太過尋常而滑脫於人們的視線。

舉例而言，我曾經以為我了解童婚，但是直到我看見辛克萊的一幅攝影，才明白原來婚姻里的年輕新娘其實並非兒童。一場婚姻迅速將她們變成了身材稚嫩的成年婦人，臉上的神情也瞬間流露出恭順、嚴肅和背叛的悲傷。而她們身後的丈夫也並非是我曾經想象的粗魯成年人。他們面相厚道無辜，臉上帶著困惑，彷彿自己也還是孩子。實在難以想象，這些心酸、荒唐、倒霉的夫妻能給彼此帶來什麼慰藉。

這句話並不是說當前新聞已經不用照片解釋事件了，事實並非如此。眼下受眾消費的新聞報道里，嵌入的圖片數量史無前例。問題在於，圖片的製作和展示背後都缺少抱負。我們仍然在使用圖片，但卻似乎淡忘了拍攝、挑選和付費購買最佳圖片的原因。大多數躋身版面的圖片都經過壓縮，既重複乏味，又一成不變，再加上位置靠邊，於是毫無懸念地被當做了一團團色塊，僅僅用來分割單色的文字版面。

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戰爭總歸不是什麼好事，爆炸的榴彈有時會殺害無辜，但是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內心是有多麼支持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如果犧牲某些重要的戰略利益可以避免戰爭，從而讓圖片中的父親不至於懷抱著淌血的兒子痛哭哀嚎，自己根本不會有一分鐘的猶豫。

當年閱讀這種文字的讀者，假如同時面對一則十九世紀版本的足球運動員緋聞，是不太會因此分心的。

我們固然不能期望普通新聞報道的撰寫水平能達到莎士比亞的高度，但我們或許可以堅持要求新聞報道稍微學習下莎士比亞，對事件中的普世性因素給予關注——特別是那些容易顯得乏味的國際新聞。如果選擇正確的呈現方式，報道很可以幫助讀者跨越文化和情境鴻溝，以知識轉化為目的，將人類同胞的種種經歷視為思想源泉，從中不斷汲取靈感、警示、引導和洞見。

今天，我們對於「異國」這個字眼已經非常謹慎了。用這樣的語氣讚美外國，其中包含的褊狹和優越感可能會惹來危險，弄不好還會被指種族主義。國際新聞刻意與遊記及各種異國情調的文字劃清界限，為了避免對其他文化的過度讚美或批評詆毀，作為妥協，選定了永遠中立的語氣，從不對其報道的任何犄角旮旯的任何行為方式流露出驚訝。國際新聞似乎從不對自己身處的報道地點感到驚奇，儘管在報道發來的地區，婚禮習俗是新郎在結婚當天送只山羊給新娘，晚飯食譜是香蕉葉子包肉配芝麻醬，午間樹蔭下的溫度可達三十攝氏度。國際新聞泰然接受這一切，從不評頭論足，並認為當出現總理涉嫌舞弊這樣的事件時，上述細節都可以忽略。

我們需要的國際新聞，應更執著于細節、能開放汲取某些藝術經驗，從而點燃我們對事件的興趣，還能允許詩人、遊記作家和小說家向記者傳授其技能——甚至偶爾能為這些人在新聞采編室的某個僻靜角落設個辦公桌——如此這般，我們就不會總是不知不覺地錯過這個星球上那些較不顯眼的美好與悲劇。

新聞忙於將所謂的「重點時事」介紹給受眾，卻忘了：若要大眾對某個國家產生關切，前提在於事先是否接觸過涉及當九九藏書地的視覺或感官元素，因為激發我們對某民族或地區產生興趣的，正是這些元素。如果要對烏干達新聞產生真誠的關切，我們首先需要知道，此地幾乎每小時下一次陣雨，坎帕拉的芒果樹在雨後飄散出甜美的香味，瀰漫于擁擠的街道上。我們得見識一下坎帕拉的辦公室是何等光景，看看當地的學校如何運作，了解當地人的風俗禮儀，瀏覽一下當地的《新景報》，看看最新的案情報道：

時至今日，任何形式的個人化敘事都被視為對客觀性報道的侵犯。於是，國際新聞在報道時避免採用任何帶有個性色彩的語態。但是，假如有通訊記者坦率流露出自己對事件的反應，由此導致受眾對他國印象產生了扭曲，就算這樣的做法確會給受眾帶來危害，那麼，這種傷害相較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畢竟，表面上看似客觀且正確無誤的報道方式，其實隱含了一種即便面對陌生事物也沒有絲毫興趣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免引發一種令人窒息的乏味感受，從而徹底撲滅了我們探索世界的各種渴望。

從某種角度而言，偉大的啟蒙目標已經實現：對地球上任一國家發生的事件，普通公民現在都可以獲取幾近同步的信息。但是我們也被迫得知更令人吃驚的結果：沒有人對這些新聞特別感興趣。

再深挖一層，新聞還有一個相關的心理效用，就是幫助我們重塑對事件的觀點。當人們生活在單一社會，往往太容易忽略各自文明的優點，更遑論心懷感激——比如相對健全的法律、社會習俗、教育傳統和交通網路。 對於極為費力才能獲得的成就，我們也看不到其中艱辛。倒不妨與其他國家進行一下比較，也許就可藉此評估自己的國家和生活方式，從中看清國內的各種怪象、盲區和優勢。異國他鄉的報道，可以引導我們對祖國那並不完美的自由和相對的富足產生新的認識與感激，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一味報以指責和埋怨。又或者，那些我們司空見慣的問題，也許在別處得到了更好的解決。以往看來無可避免的事情，其實不過是文化選擇的問題，並非無法改變。

在烏干達，我陪同bbc的通訊記者一起參加了某個新聞發布會。發布會的主角是該國總理，幾周來他因為失竊案被外國政府和國內人民指控，其景況可謂腹背受敵、四面楚歌。在這種場合，新聞機器的第一要務是：引述當事人五十字左右的發言，再補上反對派發言人的五十字回應。

從實用角度，我們不妨把新聞圖片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用於佐證的影像，其作用不外乎證實我們在相關報道里業已知悉的人物或事件。於是，如果報道里提到總統發表了演講，那麼旁邊的圖片就會對此加以佐證。其理念是：事件真相已經用語言予以描述，圖片只是被當作另一層面的證據。

不過，這種邏輯存在一個問題，如果檢索bbc新聞網站的日常流量數字，就會發現：

對此，新聞機構的標準反應是歸咎於公眾的淺薄，因大眾對流行歌曲的關注，超過（且遠遠超過）部落槍擊的關注；對某個英國皇室成員誕生的關注，超過中部非洲遭受佝僂和瘧疾病的十萬兒童的關注。

將圖片分為佐證和啟示兩大類的二分法也可用於藝術，尤其是肖像畫和歷史畫。例如，我們可以對比下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這兩幅完全不同的肖像。第一幅肖像的作者是某位十七世紀無名氏畫家。畫中的君王看起來仁慈，呆板，遲鈍。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幅逼真的畫像，但是無法透過肖像提升對國王本性的了解。將這幅畫與十九世紀早期畫家安格爾的作品進行比較： 後者的畫面中，亨利趴在地板上和孩子玩耍，假裝自己是匹馬或是頭驢。在畫布的左側，西班牙大使前來參見，但是國王要求他多等片刻，等他結束與孩子的遊戲。安格爾的油畫不僅證實了亨利的存在，以及他蓄鬍子的事實，還啟發我們去思考這位政治家的靈魂。

但實際上，除非首先能接觸到讓自己感同身受的各種行為和態度，從而在這些國家中辨識到那些全人類共有的普世元素，否則，再悲戚的事件也得不到我們多少關注。把目光聚焦在這些細節上絲毫不會削弱「嚴肅」新聞的力量，反倒能提供一塊基石，在此基礎上讓我們對駭人聽聞的及干擾正常生活的事件產生真誠的興趣。

於是我採納了他的建議，去了一趟烏干達。說實話我並不願意去那裡，確切地說，正是因為我不願意去，卻又想弄明白我為什麼不想，才成就了這趟旅行，目的就是為了搞清楚：對於國內大多數的受眾來說，為什麼國際新聞橫豎進入不了他們的法眼？就這種疲倦和漠然的態度而言，新聞是否也在責難逃？

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其詩歌《日光蘭，那淺綠色的花》（Asphodel, That Greeny flower）中，有這樣著名的句子：

優秀的新聞圖片能將冗長的主題濃縮成幾幅影像。比如要描述舉國上下的腐敗，只需拍下數名男子在奢華酒店大堂無所事事地等待，或特寫烏干達獨立五十周年慶祝（雖說這個詞用在這裏也許有點勉強）遊行時某音樂家手中殘舊的大號，以表現這個國家的赤貧境地。

假定之一是，每個記者所應具備的最重要的專業技巧，乃是準確收集信息的能力。由於新聞機構認定，本質上他們是在與其受眾的無知作鬥爭，因此在新聞學院的教學重點中，搜集精確信息佔據著矚目的位置。每個入行的新手都被教導去尋找和記取報道主角的原話，為所有論點配上事實和數字的支撐，遠離華而不實的文風，並且在報道中努力消除一切個人偏見和文化偏見。

對這種觀點持反對態度的人也許會指出，對於國內的常態生活，我們並不需要先有所了解，才能去關心這裏發生的異常事件。我們的關心與生俱來、發自本能。但是，推進這種論調即意味著忘卻另一種事實：我們每天居住在這個國家，自動就獲得了對國內的常態認識。不管是坐火車還是參加會議，不管是上街購物還是送孩子上學，不管是打情罵俏還是嬉笑怒罵，我們都清楚各中情形，於是乎，當我們聽說有人在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被綁架，或者艾吉巴斯頓遭遇炸彈爆炸，我們會立即感到關切。

然而，一旦降落在烏干達，我不禁還是感受到了來自異域的震撼：房屋立面上色彩絢爛的手繪廣告，宣傳的是畢德可公司的黃金煎炸高級植物油的廣告；當地遇到的新面孔，名字都起的別緻（佩遜思，伊格內修斯，肯尼思）；空氣中瀰漫著烤肉和篝火的煙霧；禿鸛、織布鳥和蕉鵑在淺藍色的晨光里盤旋，復而停落在電線杆的頂端；道路中央的環島內種著無花果樹；每當出現誤點（這種情況是家常便飯），視線里總是可見這句古老的烏干達格言「Mpola mpola, otuuka waala」（大意相當於「欲速則不達」）。

我曾經以為我了解世界，但現在我才發覺，儘管看過無數圖片、讀過許多出版物，我對地球上的大多數國家仍然沒有絲毫印象。我缺乏關於智利和秘魯的視覺印象，不知道蒲隆地或尼日是什麼模樣，無法想象布吉納法索或索羅門群島的面貌——因此，我不禁對這幀照片深深著迷，因為它至少可以告訴我金沙薩的商店裡賣日常用品，那裡通行的語言是法語（圖片中「Vente des Appareils Electromnager」為法語，意為「本店售賣家電」），而且當地的年輕人不論遭遇什麼樣的困難，也仍然沒忘記歡笑和玩樂。

國際新聞如果想達到自身宣傳的目標，就應該願意採用藝術的若干技巧。正如小說家喬治·艾略特所言，藝術作為一種媒介能夠幫助我們「突破個人方圓的局限，放大經驗，延伸與同胞的聯繫」。按照艾略特的言論，其最大的好處是「同理心的延伸」。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眼下我們最需要這樣的延伸，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得到的太多信息乃是超出自身消化能力的數據或抽象事實（如：東剛果民主共和國面臨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危機）。艾略特繼續指出，要想用籠統的概括和統計數字吸引人，必須先有同理心；當看到偉大的藝術家呈現出來的人生圖像，即便是最淺薄和自私的人也會去關注自身以外的話題，這種關注也被稱為道德情操的原料。

這種理念的問題在於，除非我們知道某地區的日常狀態是何等模樣，否則，對反常狀態進行估摸或表示關切就不那麼容易。只有當我們適度了解一方水土的日常生態，以及一方人的日常活動、習俗慣例和樸素願望，才能對悲傷和暴力的突發事件表現出真誠的關切。

在現代新聞編輯室里，要論受壓迫或吃虧，沒有人能比得上圖片編輯。擔任這個崗位的男男女女負責將新聞素材的視覺部分進行剪裁，他們嘴裏幾乎總是在重複著同樣的抱怨（當然是在老闆背後）：「現如今已經沒人相信照片了。」

談到國際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還有另一種假定。如同目前的現狀所示，國際報道遵從著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即以國家的外交及經濟關係為優先。因此新聞時事幾乎只報道軍事、商業或人道主義問題。國際新聞想要告訴我們：該與誰為敵、和誰貿易，或憐憫于誰。

就算是這種新聞八股，也能給想要九-九-藏-書了解烏干達的旁觀者提供一個獨闢蹊徑的學習機會——例如，研究下這張位置醒目的大幅配圖：烏干達總理與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上校在2010年于坎帕拉召開的非洲聯盟聚會上的擁抱（也是卡扎菲生前出席的最後一次類似活動）；或者觀察下會議桌周圍，那70年代風格的巨大黑色真皮轉椅——類似三|級|片導演給劇中大亨安排的那種座椅，正是總理和幕僚們的寶座。

曾幾何時，前往烏干達的唯一途徑是：先在海面上航行兩個月，經過危機四伏的好望角，至達累斯薩拉姆上岸，然後在陸地叢林和沙漠上跋涉數月，其間可能經歷眾多無法生還的變數。在當時的情形下，心中自然而然能保有這種道理。1859年，約翰·漢寧·斯皮克成為首位進入烏干達並成功返回英國的歐洲人，並將伊尼安夏湖改名為維多利亞湖。回國后，他在肯辛頓的皇家地理學會舉辦遊歷講座，受到八百多名狂熱聽眾的追捧。斯皮克告訴大家，在坦尚尼亞的馬尼亞拉湖邊，他遭到當地獵人的猛烈攻擊，結果被一支標槍刺穿了雙頰。幾天後，一隻甲殼蟲爬進了他的耳朵，開始噬咬他的耳膜，最後不得不動用刀子才將之刮出。最終他爬上了茂密的熱帶山丘頂峰，到達今天的坎帕拉市所在地，這段經歷也被形象地記錄下來，出現在1863年出版的暢銷遊記《尼羅河源頭的發現》中：

雖然我個人和我所在的社會都對烏干達缺少興趣，負責烏干達的bbc員工卻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團隊里有個烏干達年輕人，少年時曾在該國東部的難民營待過幾年，後來還是他向我建議，最好的方式可能還是讓我親自去那裡走一趟，興許那樣的方式可以點燃我迄今為止尚未產生的興趣。

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伊卡魯斯，但是當時作畫的畫家和後來作詩的詩人看到了。奧登想要告訴大家，這就是藝術家的本分：對於那些瑣碎和隱蔽的東西，他們較耕地的農民、牧羊人、你和我，還有匆忙的記者——更具慧眼。而要改變習以為常的冷漠和麻木，依靠的正是這些東西。

然而，這三個領域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並非頭等大事。在更深刻與形而上的層面，國際新聞應該給予我們和異族互通人情的手段，這裏的異族指那些遠隔萬水千山、本能地與我族為敵、讓我們感到乏味或恐慌的外人。如果沒有幫助，我們根本無法想象與他們有任何共同點。國際新聞應該建立途徑，讓我們在彼此眼裡變得人性化，以克服表面上看似無法逾越的地理、文化、種族和階級障礙，營造天涯若比鄰的氛圍。

當然，關於「死去」的說法顯然是一種誇張。威廉姆斯擔心的是，如果不經常接觸詩，我們也許會失去活力，停止對內心的探索，忽略同理心的力量，或者變得缺乏想象、脆弱和沉悶。對於威廉姆斯和他的文學前輩喬治·艾略特來說，文學是再度喚醒我們走向世界的媒介。新聞也許看似嚴肅認真，引得有識之士很自然地設想：新聞較詩歌更能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但是藝術家卻看出：新聞也帶有令人麻木的危險影響。

不過，就海外大部分國家發生的事件而言，即便新聞媒體的技術能力再怎麼日新月異，即便有案頭、通訊、攝影、剪輯等各路人才，對於那裡的尋常生活，我們仍然知之甚少。我們不知道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是否有過一日安寧，因為從來沒有一家西方媒體記錄過這樣的信息。我們不了解在玻利維亞上學或理髮是怎樣的情形，至於美滿婚姻這樣的事在索馬里到底有無可能，我們也是一頭霧水。說起土庫曼的辦公室生活和阿爾及利亞人的周末生活，我們對兩者的無知程度不相上下。新聞只向我們空投所謂的「重要」事件——地震、黑幫搶劫、吸毒殺手不分皂白搗毀整個鄉村——並且認為這些事件必然能使得我們震驚，從而引發我們的興趣。

從具體情節來看，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以古羅馬為主題，用戲劇化的方式描述凱撒大帝打敗龐培凱旋歸來后，蓋烏斯在馬庫斯的協助下企圖陰謀加害於他的晦澀事件。但從普世角度而言，凱撒所面對的衝突也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如何報答朋友，如何報效祖國，如何應對謠言和陰謀，如何試圖分辨憂懼和恐慌。這齣戲所審視的主題是：就算是良好的意圖，也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後果；就算是正面人物，也難免犯錯和盲目。

一言以蔽之，這才是國際新聞應當承擔的任務：培養我們「關注自身之外的事務」，因而推動我們與其他人群之間富有想象力的接觸、實際的援助，以及相互的理解。

新聞機構是理想主義的陣地，這一點可能令人大跌眼鏡。在倫敦的bbc總部入口處的牆上，寫著這樣一段拉丁文：

但是，假如這種令人驚詫的冷漠程度，原來並不完全是由於受眾的過錯呢？假如觀眾和讀者對於國外事件興趣淡薄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膚淺或鄙俗，甚至不是因為事件本身空洞乏味，而只是因為新聞呈現的方式不夠引人入勝呢？我們之所以對世界失去興緻，會不會是因為新聞機構對於向讀者描述世界的方式，做出了錯誤的假定？

我也曾經以為了解奧巴馬總統，因為我見過許多他站在象徵總統地位的老鷹徽記前發表演說的照片。我知道為了獲得選票他能幹出造假的事，但是我沒有意識到他也有美好的一面，也會耍把戲逗孩子開心。因此我盯著這張白宮攝影師皮特·索薩拍攝的照片看了很久，心裏想著畫面中的奧巴馬就像四百年前的亨利四世一樣，當他屈尊陪孩子玩耍時，也許正是最動人的瞬間。

這些新聞策略聽起來都頗為合理，但問題是，真正折磨受眾的那些原因，與新聞機構自我診斷的稍有不同：實際上，問題不是無知，而是漠然。在當今時代，關於世界各國的精準信息已經不難獲取，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讓大眾對此產生興趣。一方面，新聞需要告訴公眾：游擊隊的攻擊或洪水的泛濫導致多少人喪命，貪腐的總統導致多少人傾家蕩產——此間的難點在於技術與管理，要求記者具備耐心、勇氣和吃苦精神；而另一方面，說服讀者或觀眾對這些事件發生興趣（新聞不太考慮這些），卻涉及其他的技巧，而且這些技巧往往是新聞機構的國際部所忽視的。

就烏干達政治新聞而言，這件事顯然舉足輕重，但在bbc的網站上，這篇報道卻不得不與眾多其他新聞爭奪讀者的關注目光：首先是某已婚足球運動員被拍到與英國最著名的電視大廚的太太親密擁抱；其次是在蒙特卡羅海岸邊，某法國女星在美籍互聯網億萬富翁的遊艇上因「令人費解」的原因受傷。可以想見，烏干達的報道自然勢單力薄，很難勝出。

該油畫展示的是一幅表面上充滿田園風光的景象：航船拉起了風帆，牧羊人在照看著羊群，遠方的城市看起來繁榮有序。但是在畫布的右下方，一場悲劇正在悄無聲息地醞釀（當時如果有新聞媒體的話，頭條應該是別的事件）：魯莽的伊卡魯斯，因為自製的蠟翅膀被太陽烤得融化了，剛剛墜入海水走向死亡。畫面正中央有個專心耕地的農民，影射的是一句流行諺語：「人照死，地照耕」（No plough stops for the dying man）。

步上台階，訪客們就能看到，剛才這段文字里的理想主義如何被轉化成實際行動。各個編輯部各司其職，收集來自全世界最動蕩和不幸地帶的事件。非洲部的員工佔據了整整一層樓，單單索馬里就有八人負責報道；剛果民主共和國配置了三人團隊，他們所在的沙發區得天獨厚，可以坐擁波特蘭廣場景觀尋求靈感。

就算在今天，去烏干達的旅程仍然漫長遙遠。從倫敦到恩德培，波音767客機需飛行八小時，跨越四千英里，足以提醒我們地球之浩淼程度。飛行六小時之後，客機開始進入查德上空，下面是毗鄰大烏尼昂加的赭色茫茫沙漠。此時歐洲已經遠離。又過了一個小時，客機進入北蘇丹的領空，于漫長的乏味中，我再次翻開了機上雜誌。在客機航程圖上，出現了一個個讀起來充滿奇思妙想和詩情畫意的地名：庫西山、安傑瑞斯、烏姆布魯、穆海吉瑞亞，全都是無從想象的陌生地點，如果飛機在此刻出現故障而迫降，那裡的居民所擁有的認知及生活方式將會令我大開眼界。待到此時，機艙開始分發昨天深夜在豪恩斯洛配餐的食盒（可選乳酪三明治或雞蛋水芹三明治），就餐的幾分鐘里，客機飛行在霍戈利和坦布拉之間。如果步行穿越這兩個城鎮，大概要花上五天。最後，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上空，安全帶的指示燈亮起，機長向乘客致謝，並就入境和當地的瘧疾疫情發出提醒，接著客機在霍伊馬和盧韋羅上空開始下降，並最終在恩德培著陸。目力所及，是沉陷在一片漆黑之中的維多利亞湖，湖面點綴著數百艘小漁船的閃爍燈火。

我們確是能對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的劇情發生興趣。為什麼我們願意花費寶貴的腦力去研究與我們的生活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事情呢？答案是，儘管表面上這齣戲是兩千年前發生在義大利半島的政治詭計，事實上，劇中折射的也正是當今的現實。

但是，事實不會僅僅如此，我們幼稚的好奇心實際上比這種觀點所認為的更為強烈。對於異國曾經生活過、輝煌過並已經作古的人物，我們頗能因其個人命運而感到震撼乃至淚流滿面，不僅是對與我們同時代的人物，即便是對那些生活在幾百年或幾千年前的人物都有可能如此，儘管他們的姓名和職業在我們眼中都顯得古怪不已，他們的行為對於我們的人生而言，也沒有半點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我們卻可以在幽暗的劇院里坐上兩個多小時看戲，幾乎完全不需要幕間休息。隨著劇情發展，我們緊跟古羅馬長官布魯特斯的腳步，從朋友卡西烏斯那裡聽聞令人擔憂的消息，從而知曉元老院里正在醞釀的陰謀。

某次造訪bbc烏干達編輯部時，我一邊分食著奈及利亞編輯部同事帶回請客的香蕉蛋糕，一邊以儘可能委婉的語氣暗示：對於該辦公區的同仁勤勉收集得來，並努力向冷漠世人所傳播的新聞，我似乎產生不了多大興趣。當天有一則新聞，是關於烏干達總理辦公室失竊一千兩百萬美元援助款這起無恥事件。

雖然發布會的主角毫無商量地拒絕給出任何符合現代新聞工作規範的答案，這種態度本身也透露了關於烏干達的些許訊息。當記者問他是否考慮因為指控引咎辭職時，他緩緩露出了受傷的微笑，然後用拐彎抹角的戲劇化方式給了一個怪異的回答，說「怪異」是因為這個回答既採用了美國南方浸禮會牧師風格的英文措辭，又結合了劊子手（他的確在安全部門執掌多年）般的陰鬱語氣。「我的朋友啊，」他這樣說，「親愛的朋友們，今天在這裏的各位都是我的朋友，我們烏干達人民總是向世界伸出友誼之手。所以對於今天聚集在這裏的各位，我告訴大家，我們已經受夠了懷疑與指責，承受了太多悲傷。可以確信https://read.99csw.com的是，我們為烏干達人建設的未來，將不再會有災難降臨。我們要許給所有烏干達人一個未來，包括赤貧一族也包括有產一族。用今天，用明天，用上帝賜予我們的每一天，去建設這樣的未來。」顯然，這樣的聲明沒法直接塞進下一段新聞簡報里。

在距離《日光蘭》出版大約十六年前，詩人奧登在他的詩歌《美術館》（Muse＇e des Beaux Arts）里，將讀者帶到了布魯塞爾，來到《墜海的伊卡魯斯》這幅畫作面前。長久以來，這幅油畫被世人認為是布呂格爾的作品，但現在發現其實是其弟子所作。

理想中的未來新聞機構，將會意識到人們對於異常事務的關注取決於對常態的熟知，因此也就會針對地球上最偏遠及最紛亂的角落，常規發表能夠引起人性共識的報道。如果對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派對、秘魯人的浪漫愛情和蒙古人的姻親關係有所了解，下一場發生在那裡的毀滅性颱風或暴力政變，就能引來受眾多一點的興趣。

理想主義的新聞路線運作如下：邪惡、消極和種族主義主要源於無知。通過幫助人們知曉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真實情況，偏見、恐懼、欺騙和攻擊事件的發生概率將會降低。新聞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2.

懷疑論者會反駁說，這樣做太過天真，堅稱除非情況特殊，無法寄望大眾對海外事務產生興趣。這種理論認為，國際報道總是讓人感到乏味，因為打心眼裡我們只關心「自己」，這種範疇有清晰的邊界，嚴格地局限於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朋友、自身的安全、自己的飯碗，以及頭頂上方的天氣。所以，如果我們打開電視，偶然看見一則關於義大利政府最新動態的報道（在羅馬瑪德瑪宮的義大利共和國參議院，預算流程再次遭遇攪局，過去的結盟勢力在瓦解，更為變通的新聯盟開始出現），我們一準兒會哈欠連天地切換頻道。

不過，我們對別處的好奇心與同理心只是處於休眠狀態而已，並未真正消失。國際新聞若想重拾雄風，只需採用某些藝術加工手法即可。

當閱讀旅遊文學時，我們藉助敘事者的引導進入異國他鄉。他們對異域產生的那些設想、懷有的那些恐懼，可能會讓我們感同身受。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會思念故鄉，也會害怕熱病和昆蟲，也會承認脆弱、激動、絕望等各種情緒。他們平日里雖帶有記者般的泰然自若，但如果在通往坎帕拉的幹道上看到這樣的巨幅標牌，上書「齊心協力，消滅馬爾堡病」（流行於烏干達大部分地區的高度傳染性出血熱，百分之八十的被感染者在染病兩天內死亡）這種欠缺說服力的口號，不免也會有所畏懼。

一個故事如果講得精彩，其實會有兩種層面的效果。在表層，故事表述的是在特定時代、特定地點，關於某種地方文化和某個社會團體的一系列事實細節——這些瑣碎情節一旦超出我們的個體經驗，就會讓人感到乏味。但是，在瑣碎情節之下，掩蓋的是普世真理：其中的心理、社會和政治主題，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時間與地理背景，而構築于永遠不變的人性基礎之上。

每一幅優秀的新聞圖片，都應該填充我們之前對於真相殘缺而褊狹的認知。

這則報道的語氣即在提醒我們，此地乃是千里之外的異國。對於男子殺妻，法官僅僅認為是「有悖文明」，檢察官提請動用極刑替代更為溫和的方式，並不是因為這是謀殺應得的懲罰，而是因為阿波羅殺害克里斯汀「手段殘忍」。「涉嫌財產糾紛」聽起來也有種令人費解的淡漠（試想：我們發生了糾紛，所以我一鎚子把她砸死了……）。這則報道無意中呈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世界，在那裡，暴力似乎是解決問題的一種行為選擇，是應對挫折和阻礙的一種條件反射。由於故意傷害罪的威脅在此地如此頻繁和洶湧，當地媒體便不像法制健全國度的同行那麼大驚小怪，而是只得選擇最拘謹的委婉語氣進行報道。

從最實用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定義藝術：這是一門致力於將概念灌輸到人腦的學科。文學與新聞的天壤之別在於，最出色的作者永遠不會認為，僅靠故事的骨架就能贏得讀者的芳心。他們不相信一次進攻、一場洪水或一起盜竊就必然帶有某種內在的吸引力，使得讀者淚流滿面或怒髮衝冠。這些作者知道，不管事件本身多麼聳人聽聞，都沒法打包票能引來讀者的關注。為吸引眼球，他們必須更花心思，發揮其獨特才能，在語言上用心、在細節處點亮、在節奏和結構上時時駕馭。在某些情形下，有創造性的作家可能還會犧牲嚴格的精確——通過改編一則事實，刪減一個細節，壓縮一段引述，或是變更一個日期——這樣做並不會讓他們產生犯罪的錯覺（當新聞機構抓住自己人做這種事時，常規的推定就是如此），以達到比精確更高的目標。他們明白，為了把重要的觀點和印象傳達給既不耐心又不專心的讀者，篡改情節的事也需要偶爾為之。

但是，「詩歌為生，新聞為死」這個公式並不是恆久的定律。「新聞」這個類別本身並沒有錯，因為就本質而言，這個詞語代表的僅僅是這個世界在某個給定時刻發生的任何事情。問題並不在於新聞本身，而在其所大量採用的抑制「生命」的闡述方式。如果新聞編輯室里坐著托爾斯泰、福樓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許媒體就能多提供一些東西，以使我們的靈魂免於「死去」。說到底，《戰爭與和平》、《包法利夫人》和《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不正是威廉姆斯給予不公平攻擊的對象——新聞事件嗎？

事實上，對於遠方的報道我們也並非完全漠然。在過去的時代，人類這種生物也曾經豎起耳朵聆聽他鄉的傳聞。問題是，現代新媒體所發展出來的報道方式——重視真實精確、技術迅捷、客觀中立、聚焦危機而幾乎排除其他種類報道——卻造成了一種全球化的狹隘，從而讓我們縱覽天下而又不甚了了；導致這種不當的知識不但沒有拓展我們的好奇心，反倒還使其變得更為狹隘。

如果新聞報道有其既定規範，那麼用來搭配文字的照片也是如此。新聞攝影的常規要求是：對於會議桌上的臉部特寫、主席台前的人物肖像、官員步下飛機舷梯的照片，都不能拍得太出位，更不能追求所謂的「藝術色彩」。但是，陪同本人訪問坎帕拉的攝影師打破了規則，於是我們得到了額外斬獲，比如抓拍到總理聽聞尖銳提問后、眼中一閃而過的惶恐，還有旁邊的總理女特助奉命在我們對總理錄音時，反過來對我們錄音的舉動——也許在隱隱提醒我們，國際特赦組織所披露的刑訊逼供室就在我們此刻置身的大樓地下，而鑰匙就掌控在他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