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是與我們各自天生就秉承相應的美學觀這樣的浪漫主義觀念完全相反，看來我們的視覺和情感功能實際上不斷地需要外界的導引，以幫助它們決定它們應該注意什麼、欣賞什麼。「文化」這個詞兒是用來稱呼幫助我們確定在眾多感受中我們該選擇、珍視哪些感受的那種力量的。

少數幾幢建築和一本書通常就能提供足夠他者仿效的榜樣。尼采觀察到，被譽為偉大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發動和展開實際上只不過是大約百餘人的努力造就的，而我們在想象中會認為不定有多少人在其中扮演過角色呢。而與之相關的被教科書稱為「古典主義再生」的革新，其賴以成功的推動者則更少：只有一幢建築，即布魯內萊斯基的佛羅倫薩育嬰院，外加一篇論著，即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的《建築十書》（1452），就足以將一種全新的感受力推廣到全世界。僅靠一卷書，即科倫·坎貝爾的《大不列顛的維特魯威》（1715），帕拉弟奧風格就已經在英倫大地上遍地開花，而勒科比西埃《走向新建築》（1923）那薄薄兩百頁的一本書就決定了二十世紀的大多數建築環境。某些特定建築——施羅德宅，法恩斯沃斯宅，加利福尼亞個案研究所——所具有的影響絕對無法以其自身的規模或造價計。

1900年，日本小說家夏目漱石曾旅居英倫，他有些吃驚地注意到他認為美的東西卻絕少能打動當地人：「我曾因為邀某人賞雪受到嘲笑。另一回我描述了一番日本人的情感受月亮的影響有多深，而聽者只感覺莫名其妙……我受邀去蘇格蘭，住在一幢宏麗的宅邸中。有一天，主人和我到花園裡散步，我注意到林木之間的那些小徑都厚厚地生了層青苔。我有意恭維一下，就說這些小徑看來多麼滄桑華美。而我的主人卻回說他正打算找個園丁把這些青苔全都鏟乾淨。」

這種說法聽起來或許顯得有點自吹自擂，這隻是因為我們不願去設想在一塊從未發生過重要事件（只緩慢地孕育出野蘋果樹）的普通土地上，竟有可能建成世上最偉大的城市建築之一——另一幢皇家新月大廈或另一個夏洛特廣場。我們易於陷入種種不合邏輯的假設，這些假設使我們無法苛求我們的建築師：我們假設人造之美預先註定只能存在於這個世界的特定部分，別的地方一概無份；假設城市的傑作是那些根本上不同於我們、比我們更加偉大的人民創造的；假設優良的建築跟總是取代了其位置的醜陋建築相比肯定糜費無度。

這個結果雖說苦澀，我們還是照常規聽天由命地被動接受了。我們的默許源自建築物僅以其存在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獲致的權威。它們的規模與堅固，它們的毫無來由，清除它們的困難和糜費，都使它們像一面醜陋的崖壁或一座小山一樣具有了不可挑戰的信心。

因此，我們也就控制自己不向一座公寓大樓、新建的過時村莊或是河畔大廈提出那個最基本也最令人氣憤的政治問題：「到底是誰乾的？」然而你如果調查建築興建的過程，你就會發現這些不幸的案例歸根結底並不能歸咎於上帝之reａd•９9cｓｗ•com手，或歸咎於任何不可動搖的經濟或政治必然性，也不能歸因於買家不容改易的願望或出於人類更深的腐化墮落，其歸根結底的原因在於缺乏雄心、無知愚昧、貪心不足與全屬湊巧的混同一氣。

不過這樣的辯稱也不是沒有漏洞。其中的可商榷之處在我飛往日本，在前往豪斯登堡和傳統日式旅店的途中漸漸清晰起來。我因為被嵌在一個靠窗的位置，沒辦法睡覺，窗外的北極圈又閃爍著一種明亮的綠色，所以只得轉而閱讀一本由美國日本文學專家唐納德·基恩寫的書：《日本文學的樂趣》（1988）。

倫敦的很多部分變得如此醜陋當然並沒有什麼天生註定的原因。1666年9月，在倫敦大火幾乎將整個城市燒成白地之後，克里斯托弗·雷恩向查理二世呈上了重建首都的規劃，規劃中包括了林陰大道和廣場、城市景觀和對稱的大街，還有一套與之相配的道路系統以及適合的河邊地段。倫敦為何不能有類似巴黎和羅馬的榮光？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歐洲城市，而不是像後來的洛杉磯和墨西哥城那種隨意蔓生的城市。

這片土地已然頻遭變故。戰時一架德國轟炸機因嚴重偏離目標曾在它上空飛過。孩子們打斷了長途駕車旅行，在它邊上嘔吐。人們在傍晚躺在這片土地上，猜測頭頂上的光是星星還是衛星。鳥類學家穿著米灰色的短襪踏遍這片土地找出一窩窩黑色紅尾鴝。兩對挪威夫婦騎自行車環遊英倫諸島的途中在這兒露營過一夜，他們在帳篷里唱「安娜·克努茨多特」和「在群山峻岭之間」。狐狸四處查看。老鼠四處探險。小蟲子把腦袋垂下。

同樣陳腐的想法如果表現在文學領域，至多產生幾本語無倫次的壞書或冗長乏味的劇本，可是應用於建築領域，則會留下從外太空都能看得到的傷痕。壞建築就是一個大寫的凝固的錯誤。不過也僅只是個錯誤，而且，儘管其外表的形成伴隨著無數腳手架、混凝土、噪音、金錢和大誇海口，它同樣像生活中其他任何領域中犯下的愚蠢錯誤一樣不值得我們任何額外的尊重。就像對待不公平的法律或胡說八道的論點一樣，我們也絲毫不該受到平庸建築的脅迫。

基恩論述道，日本人對美的感覺歷來與西方人南轅北轍：他們喜愛不規則勝於對稱，喜愛無常勝於永恆，簡單勝於華麗。而且九*九*藏*書究其原因，跟氣候或遺傳毫無關係，基恩補充道，完全是一直以來參与形成這個民族美學觀的作家、畫家以及理論家實際行動的結果。

當一幫幫建築工人抵達並劃出巴思的新月大廈或愛丁堡的新城輪廓時，當他們披荊斬棘開出路來並將測量繩釘入地下時，恐怕沒有人會為迫近的破壞流下淚來。雖說在將變為住宅區街道的地方總會夷平幾株古老高貴的大樹，雖說斧鋸和杴鏟難免會毀掉狐狸的洞穴和知更鳥的鳥巢，為之難過的也不過是這些原有的住戶，而且轉瞬即逝，因為將在它們的地盤上實現的規劃將遠勝過這點損失。取代雛菊地的聖詹姆斯廣場絕對不辱使命，卡爾頓山所具有的美也絕非一棵大樹敢與爭鋒，而皇家新月大廈所具有的安詳也沒有一條小溪可與媲美。正如威廉·莫里斯指出的，如果我們在威尼斯建城的初期就住在那兒，眼看著瀉湖的沼澤——這種黏糊糊的泥沼如今在威尼斯的邊界仍能看到——被變為街道和運河，「當一個個小島在上面建成時，我們本該感到不滿的，可是卻沒有。」莫里斯還想，當我們眼看著「牛津從早期的奧森尼向北擴展……看著那些偉大的學院和尊貴的教堂年復一年被牛津河畔越來越多的綠草和鮮花所環抱」時，我們應該也不會過於感傷。

我們對腳下的土地負有義務，我們建造的房屋決不能劣於它們所取代的那片處|女地。我們對小蟲子和樹木負有義務，我們用以覆蓋了它們的建築一定要成為最高等而且最睿智的種種幸福的許諾。

儘管我們會嘲笑那些為了贏得尊敬而謊稱熱愛某種美學趣味的人，可是相反的傾向卻更加要不得，即為了不顯得與眾不同而壓制我們真實的激|情。比如，我們可能會對我們熱愛水仙花這件事守口如瓶，直到在華茲華斯的詩中讀到對水仙花的讚美，或者壓抑我們對莊嚴、具有儀式化之美的雪景的喜愛，直到這種行為的價值得到夏目漱石的肯定。

可是屬於這片土地的時間已經到了頭。那片長滿蒲公英的地方將成為24號的卧室。幾米開外的虞美人叢將是25號的車庫，還有，白色的剪秋蘿叢將是25號的餐廳，一個尚未出生的人將來有一天會在那裡跟他或她的父母爭吵。在灌木樹籬上面將是個孩子的房間，這房間的草圖正由高速公路旁工業區內一間裝有空調設備的辦公室里的女性用電腦勾畫著。一個在地球另一邊機場里的男人將會思念他的家人，想起他的家，他家的地基就打在如今躺著一個水窪的地方。大科斯比村將盡其所能展現它的歷史和必然性，將再也不會有人說起紅尾鴝、野餐或迴響著「在群山峻岭之間」歌聲的漫長夏夜。

為避免我們因想當然地認為要造成一種真正的趣味革命需要具備太多條件而陷於絕望，我們可以提醒自己先前已經完成的那些美學革命借用的手段是何其普通。

查理二世大為讚賞雷恩城市規劃的優美和睿智。可是如何實施這一規劃可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的：他沒有絕對的權力，必須提交市議會審議，而市議會又是由商人把持的，他們只關心他們的稅收收入並處心積慮地想調停他們中間互不相讓的財產權。雷恩的規劃由一個議會指定的委員會負責評估，結果被判定為過於複雜。保守主義和畏首畏尾佔了上風，到了次年二月，這個計劃徹底破產，雷恩的林陰大道成了白日夢，倫敦自身完全被商人的利益所掌控，他們都不甘心在一年的利潤中損失一個銀幣，卻高高興興地迫使首都在三個多世紀里都淪為劣等城市。

在正確地認識了建https://read.99csw.com築真正的範圍之後，原本想購買一幢紅磚新都鐸式住宅的買主可能會超越他們原本的打算。有幾位甚至可能會出乎他們本人預料地對天然粗糙的「閑寂」風格的水泥匣子產生興趣，通過一番美學教育歷程后，他們已然學會了欣賞它們的美德，培養出一種全新的趣味。

對建築提出的最嚴厲的控訴莫過於我們在推土機到達時所感受到的悲哀了，因為相對於痛恨開發這個概念本身，我們的悲哀更多地因我們對將要建成的建築的嫌惡而起。

新房屋的建築是典型的褻瀆神聖的同義詞，由此產生的街坊四鄰也絕對沒有它們所取代的鄉村景色優美。

那位地產開發商對於既存趣味的自發性辯辭從根本上講，即否認人類有愛上他們此前未予注意的事物的可能。可是即便它在玩弄自由的話語時，這一斷語也壓制了這樣一個事實：要想做出正確的選擇，你也必須知道都有什麼可選的。

在日本中古時期，詩人和禪宗僧侶引導日本人去關注的那些世界的層面，極少成為西方公眾關注的對象，對此他們要麼完全忽略要麼只是偶然才會注意到：櫻花、變形的陶器、傾斜的礫石路、青苔、雨打樹葉、秋日晴空、屋瓦和天然的木質。於是專門出現了一個詞：「閑寂」，西方語言中沒有與之直接對應的詞彙，它界定的是一種謙遜、簡單、未加潤飾以及短暫易逝的事物所具有的美。獨自一人在林間茅屋中聽一夜雨聲是享受「閑寂」。在不成套的舊陶器中，在普通的水桶中，在有污跡的牆上，在飽經風霜生有青苔和地衣的粗糙石頭上，都有這種「閑寂」之美。而最「閑寂」的顏色當屬灰、黑和褐色。

對於該建什麼我們應該恢復一種多變的柔韌感覺。沒有什麼既定的腳本來指導推土機或起重機的方向。在痛惜已經喪失了那麼多機會的同時，我們仍然毫無理由放棄一個信念：我們一直都有可能將我們的環境塑造得更加美好。

費用也不能成其為借口。雖說巴思的新月樓和愛丁堡的新城建得並不便宜，我們卻不能把缺乏靈感怪到貧窮上頭，認為預算緊張自然造成建築醜陋——往利雅得富裕的郊區和錫耶納那些店鋪掌柜的家裡走一圈，就能馬上而且深切地明白這一點。

據說偉大的城市已經不可能在現代建成了，因為不具備必要的基金，勒科比西埃聽膩了這種老生常談，於是辛辣地反問道：「難道是我們的建築方法不具備？路易十四時代使用鶴嘴鋤和鐵杴都做到了……奧斯曼時代的裝備也同樣簡陋；鐵杴、鶴嘴鋤、四輪馬車、獨輪手推車，前機械時代每個種族使用的最簡單的工具。」我們的起重機、挖掘機、能快速乾燥的水泥和焊接機使我們失去了任何借口，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的無能。

是書籍、詩歌和繪畫經常賦予我們信心，從我們自身汲取嚴肅的情感，否則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正視這些情感。當奧斯卡·王爾德以嘲弄的口氣說，在惠斯勒開始描摹泰晤士河前倫敦根本就沒有霧時，他指的正是這一現象。同理，在日本僧侶和詩人開始書寫破石塊之美前，這些石塊想必也沒有什麼美麗可言。

有意識地浸淫于日本美學中，養成一種對其特殊氣氛的同情，這樣一來如果某天在一個陶器博物館里碰上了比如說出自大畫家本阿彌光悅之手的傳統茶碗，我們就會有所準備了。我們就不至於將這樣的展品視作未成型的材質做的什麼莫名其妙的玩意兒，而如果沒有六百年來對「閑寂」之美沉思默想的傳統，我們極有可能會這麼想。我們將會學著欣賞一種我們原本視而不見的美。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揭穿那個過分簡單化了的觀念，這一觀念又被那些人造大廈的承辦商進一步強化，即一個人眼下認為什麼是美的，也就等於劃定了他或她終生喜愛的所有事物的範圍。

城鎮外面的一塊土地。在幾百萬年的歲月中，它一直沉睡在冰層的覆蓋之下。然後，一群長著明顯下頜的人在此安頓下來，生起了火，在一塊石頭底座上，向奇怪的神祇奉獻應時的動物犧牲。幾千年又倏忽逝去。發明了犁，開始播種小麥和大麥。這塊土地先是由僧侶擁有，然後是國王，再然後是商人，最後是個農民，政府付給他一筆慷慨的資助，作為將這片土地改造為一片五彩斑斕的金鳳花、牛眼菊和紅三葉草草地的補償。

我們下次在考慮選擇住宅區時應該記取苔園與粗製陶器的教訓。我們應該自由地去想象，只要新的風格擺在面前，只要我們的詞彙表中增添了新的詞彙，就能由此引出多少新型的趣味。一系列迄今為止一直忽略了的材料和樣式將展現出它們的品質，而且既定的現狀再也無法將自己裝扮為事物的天性和永恆秩序的體現了。

如果我們把這本雅緻的推介材料翻了個遍之後，仍然對這些建築的外觀有所疑問，這位地產開發商就差不多肯定會援引熟極而流而且顯然戰無不勝的論點予以報復了：這樣的房子一直以來都賣得飛快而且銷量巨大。我們將得到嚴厲的提醒，嘲笑他們的設計就等同於忽視商業邏輯並試圖否定他人擁有屬於自己的趣味的民主權利，那麼我們也就等於是跟我們文明的兩個最具權威性的概念——金錢和自由對著幹了。

在一個更加集體、民主的時代，建築師必得逼著自己成為委員會會議的藝術家，成為像查爾斯·霍爾頓那樣的人物，他（跟弗蘭克·佩克一道）設法勸說本能地反對嚴肅建築的英國政府為他們設計的幾個倫敦城郊地鐵線路的車站傑作開了方便之ｈttｐｓ://rｅad•９９ｃｓw•cｏｍ門。正如勒科比西埃精明地指出的：「我們必須牢記，城市的命運是由市政廳決定的。」

自然，西方人偶爾也會覺得粗糙的陶器很美，或是喜歡青苔的蔓生。不過生在一種推崇帕拉弟奧式別墅和代爾夫特精陶的文化中，你卻很難為這類的趣味搖旗吶喊。當我們試圖讚美某種我們缺乏合適的詞彙予以描述的現象時，經常被嘲笑得啞口無言。我們會趕在別人之前先自我審查一番。我們甚至都可能沒注意到我們已然扼殺了我們自己的好奇，正如在找到樂於傾聽的聽眾之前我們都忘了自己還有話要說。

在所有這些構造學的變遷中，那些最初推動者所具有的堅忍不拔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他們的聰明才智。偉大的建築革新家絕對是集藝術與實際於一身的綜合體。他們懂得如何描繪與思考，也知道如何哄騙、迷惑、威嚇以及跟他們的客戶和政客玩漫長、耐心、審慎的遊戲。因為專制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勒科比西埃並非頭一個滿懷遺憾注意到這一點的建築師），我們無法再像路易十四那樣，只需揮揮手，建築就會像小孩子玩的積木那樣聽從指揮。

可事實上，在老約翰·伍德來到巴思和詹姆斯·克里格帶著他的新城規劃來到愛丁堡之前，不論是巴思的小山還是愛丁堡舊城中心上面靠近沼澤遍布的「北湖」的土地，都毫無出眾之處。都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塊塊土地，上面只有野草、羊群、雛菊、樹木，愛丁堡那兒還有一群群的毒蚊子。為了免得我們把假設命定要偉大的焦點從地方轉移到人身上，我們應該趕緊指出伍德和克里格雖既富有想象力又絕對不屈不撓，卻都不是什麼獨一無二的天才。他們建造的宜居的廣場、花園和大街所遵循的都是些世代廣為流傳的原則。不過這兩個人的胸中都燃燒著要將傳奇式的城市變為現實的渴望，他們要創造新的雅典或耶路撒冷，而且他們的雄心壯志賦予了他們充分的信心，這才克服了困難重重的實際挑戰，最終將原野化為了迷人的街道。自認天降大任於自身，自覺生逢其時自然也會導致目空一切和誤入歧途，不過它同樣也提供了一種不可或缺因而絕非徒勞無益的保證，美只有藉此才有機會最終勝出。

當我們查閱倫敦郊區的舊地圖時，會發現壞建築的偶然性本質同樣顯而易見，因為現如今連綿數英里雜亂不堪的地區曾經是大片果園和露天草地。白城曾經有農場而威爾斯登交叉口曾有過蘋果樹。形象醜陋的謝潑德叢林區和哈勒斯登如今佔據的地段曾一度有無限的可能性，這裏本可以興建堪與巴思與愛丁堡相媲美的街道。

一個毀了十平方英里的鄉野的開發區不過是少數幾個既非特別罪孽深重又算不得惡意狠毒之人的傑作。他們可能就叫德里克或馬爾科姆，休伯特或施格魯，他們可能熱愛高爾夫或動物，可是，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們就能將計劃付諸實施，將一片已經有三百年或更加歷史悠久的景色從根本上毀掉。

如果問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那塊註定受到摧毀的土地上要造什麼樣的房子，你就會獲贈一本印製精美的市場推廣小冊子，展示出五種不同的房型，每一種還都以一個英國君王命名。伊麗莎白二世誇耀其鉻合金的門把手和一個不鏽鋼的烤箱；喬治五世有一個用玻璃纖維作房梁的餐廳和一個「新藝術與工藝」風格的屋頂；而亨利八世則不可避免地忠於新都鐸式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