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主義的反一神論是言之成理與自成系統的。它首先堅定地認為，人是絕對無罪的，應當向人歸還「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這種力量是歸之於上帝一詞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樣，這種絕對無罪的思想由絕望而產生，逐漸轉變為瘋狂的懲罰。超現實主義者在頌揚人的無辜的同時，認為也可以頌揚殺人與自殺。他們談到自殺時，將其作為一種解決辦法。克瑞凡爾認為這種解決辦法「可能是最正確徹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與瓦舍一樣自己了結了生命。阿拉貢後來譴責這類鼓吹自殺的言論。儘管如此，這種言論還是名聲大噪，而不與其他人一道宣揚它們，並不會給人帶來榮譽。超現實主義保留了它憎惡的「文學」的最壞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動的呼喊：「你們都是詩人，而我呢，我與死亡在一邊。」

超現實主義並未到此為止。他選擇維奧萊特·諾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為英雄，從而在罪惡面前肯定了人的無辜。但是它也竟敢說出超現實主義最簡單的行為就是手持手槍走上街頭，朝人群胡亂開槍。而這是安德烈·布勒東1933年以來為之懊悔的一句話。除了個人及其願望的決心之外而拒絕其他一切決心的人，以及除了無意識的最高權位而拒絕一切最高權位的人，的確在同時反抗社會與理性。非理性行為的理論使對絕對自由的要求臻於完善。如果這種自由最後歸結為傑里所說明的孤獨又有何妨：「當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時，我要殺死所有的人，然後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經否定而荒謬獲得勝利。在一個無意義無榮譽的世界上，唯有表現為種種形式的生命慾望是合理的，這種對殺人的頌揚如果不是意味著這一點又意味著什麼呢？生命的奔放，無意識的衝動，荒謬發出的呼喊，這是應該肯定的唯一的純粹真理。反對慾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會，皆應無情地摧毀。這樣便會理解安德烈·布勒東談及薩德的一種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惡中與自然結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這並非愛的最瘋狂最無可爭議的方式之一。」人們清楚地感到這說的是一種無對象的愛，是被撕裂的靈魂的愛。而這種空洞與貪婪的愛，這種佔有的狂熱恰恰是社會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東對這種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卻讚揚背叛，並聲稱（超現實主義所竭力證明的）暴力是唯一適當的表達方式，其原因即在於此。

馬克思主義要求不合理性從屬於自己，而超現實主義者卻起而誓死捍衛不合理性，人們若想到這一點，兩者的最後決裂則可得到解釋。馬克思主義意欲征服全體性，而超現實主義如同一切精神領域的試驗一樣，意欲征服單一性。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國，全體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然而單一性的慾望更強烈，它不滿足於一切皆是合理的，特別想要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在同一水平上得到調和。沒有一個單一性意味著殘缺。

的確，超現實主義曾想公開主張唯物主義。「在波將金號裝甲艦造反的開始，我們樂於承認這塊可怕的肉。」但他們並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這塊肉並沒有友誼，即使是理智方面的友誼。這腐爛的肉僅僅象徵著使反抗產生的世界，而這反抗是針對它的。即使反抗使一切合理，它也解釋不了什麼。對超現實主義者來說，革命並非日復一日在行動中要實現的目的，而是一個絕對的神話與安慰者。革命是「真正的生活，如同愛情一樣」，艾呂雅就是這樣談論的，他那時沒有想象到他的朋友卡蘭德拉會由於這種生活而死去。他們想要的是「天才的共產主義」而非其他。這些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聲稱自己反抗歷史而頌揚英雄的個人。「歷史受到由個人卑劣行為所決定的法則所支配。」安德烈·布勒東同時想要革命與愛情，而兩者是不能並存的。革命就是要愛一個尚不存在的人。如果某人愛上一個活人，他若真正愛這個人，他只會同意為此人而死。事實上，革命對於布勒東僅僅是反抗的一種特殊情況，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一般的對於一切政治思想來說，唯有與此相反的是真實的。布勒東不想竭力去通過行動實現幸福的城市，這種城市會使歷史臻於至善。超現實主義的基本論點之一就是沒有拯救。革命的好處不是給人們以幸福，這是「大地上可憎的舒服」。在布勒東的思想中，革命相反應該凈化與照耀世人悲慘的狀況。世界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犧牲只應該帶來一種好處：「阻止社會狀況人為的不穩定性，掩蓋人類狀況真正的不穩定性。」只不過布勒東認為，這一進步是過渡的。可以說，革命應該服務於內心的苦行，每個人可以藉此把現實轉變為奇妙的東西，這是「人的想象力光輝的反應」。奇妙的東西在布勒東那裡所佔的位置猶如合理的事物在黑格爾哲學中的位置。難以想象會有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更完全對應的觀點。阿爾托稱之為革命的阿米埃爾的那些人的長久的猶豫因而不難得到解釋。超現實主義者與馬克思的區別更甚於反動分子，例如約瑟夫·德·邁斯特。超現實主義者利用生存的悲劇來拒絕革命，也就是要保持歷史局勢。馬克思主義者則利用生存悲劇來證明革命的合理性，即創造另一種歷史局勢。這兩種人都以人類的悲劇為其實用主義的目的服務。而布勒東自己卻利用革命來結束悲劇，事實上讓革命服務於超現實主義的追求，不論其刊物的名稱是什麼。九九藏書

此處幾乎不再涉及蘭波。關於他，一切都已經說了，不幸的是，還要說得更多。不過，應該準確地說蘭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詩人，因為這個準確的說法與我們的主題有關。他的一生，遠遠不能為它所激起的神話辯護，只不過表明他贊同最壞的虛無主義，客觀地閱讀一下從哈拉爾的來信即足以指出這一點。蘭波曾被奉為神明，因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這種否定意味著超人的美德。顯然這使得我們當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應當說唯有天才是種美德，而非否定天才。蘭波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在夏爾維爾最早的呼喊，也不在於他在哈拉爾的經商活動，而表現在蘭波賦予反抗其從未接受過的最正確的語言，同時說出了他的勝利與憂慮，世界缺少的生活與不可避免的世界，對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與需要擁九九藏書抱的坎坷的現實，對道德的拒絕與對義務不可抗拒的懷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獄，他既侮辱美又讚揚美，他懷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與輪唱，他在這時成了反抗的詩人，而且是最偉大的反抗詩人。他的兩部偉大的作品構思時間的先後是無關宏旨的，這兩部作品之間相距的時間很短。任何藝術家都由於有這種生活經歷而絕對肯定地知道蘭波同時構思了《地獄的一季》與《彩畫集》。他雖然先後寫出這兩部作品，卻同時孕育了它們。這種矛盾扼殺了他，卻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這位詩人脫離了矛盾，在將其天才培育到最後之前便把它顯示了出來，其美德在哪裡？蘭波的沉默對於他而言並非一種反抗的新方式。至少，從哈拉爾信件發表以來，我們再不能肯定這一點。他的這一轉變無疑是神秘的。然而，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們由於結婚而變成了機器，她們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處。圍繞著蘭波所產生的神話意味著並肯定了在《地獄的一季》之後再不可能寫什麼。對於才華橫溢的詩人與能力永不枯竭的創造者來說，什麼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訴訟》、《查拉圖斯特拉》、《著魔的人們》之後，還能想象出什麼呢？然而，在這些作品之後，偉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斷地問世，教誨並修正著世人的見解，證明著人身上最為驕傲的東西，只有在創造者死去后，這些作品才會被了解。有誰不會為那部比《地獄的一季》更偉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棄了它不是使我們大失所望嗎？

安德烈·布勒東在要求超現實方面從來沒有改變，這種超現實即夢想與現實的融合，使理想與現實之間古老的矛盾升華。人們知道超現實主義的解決辦法：實際的不合理性，客觀的偶然性。詩歌是對「崇高點」的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精神上的某一個點，生命與死亡，現實與想象，過去與未來」……就是在這個點上不再被看做是矛盾的。標志著「黑格爾體系徹底瓦解」的這個崇高點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尋求「高峰——深淵」，這是神秘主義者所熟悉的。其實，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神秘主義，它平息與闡明了反抗者對絕對的渴求。超現實主義的主要敵人是唯理論。此外，布勒東的思想提供了西方思想的一幅奇特的景象，即類比原則不斷為人採用，而犧牲同一性與矛盾的原則。這恰恰就是用慾望與愛情之火熔化矛盾，讓死亡之牆倒塌。巫術，原始的或樸素的文明，煉丹術，關於火焰之花或白夜的雄辯術，這些是單一性與哲學之石的道路上奇妙的階段。超現實主義即使沒有改變世界，也為世界提供了一些奇特的神話，當它宣布回到希臘時代時，便部分證明尼采是正確的。僅僅是部分，因為這是黑暗時代的希臘，是神秘與邪惡的神明的希臘。最後，由於尼採的試驗以接受中午為榮耀，而超現實主義的試驗則以頌揚午夜、頑固而焦慮地崇拜暴風雨達到頂點。按布勒東自己的話說，他懂得，不管怎樣，已經得到了生命。然而他的贊同並不是贊同光明，而光明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我身上有過多北方的東西，因而不是一個完全贊同的人。」

安德烈·布勒東認為，全體性僅僅是單一性道路上的一個階段，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但肯定是不夠的。我們在這裏又遇到了「不是得到一切，就是一無所有」這個命題。超現實主義傾向於普遍性，而布勒東對馬克思進行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責恰恰是說hｔtps://reａｄ.99cｓw.coｍ他不是普遍的。超現實主義者想調和馬克思的「改造世界」與蘭波的「改變生活」。可是馬克思的學說導向征服世界的全體性，而蘭波的主張導向征服生活的單一性。荒謬的是，一切全體性都是限制性的。最後這兩種公式使人群分成兩部分。布勒東選擇了蘭波，指出超現實主義不是行動，而是苦行與精神體驗。他把構成其運動的獨特之處放在第一位，這對於思考反抗，恢復神聖的事物與征服單一性是寶貴的。他愈深入地把握這種獨特之處，便愈加不可挽回地與其政治上的夥伴以及其最初的幾種要求分道揚鑣了。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確也提到哈拉爾，不過是以最後的告別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灘上，多麼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對毀滅的狂熱這時採取了最普遍的形式。蘭波所刻畫的親王不知厭倦地殺戮他的臣民，像這樣可怕的罪行，長期的放蕩不羈，這些是超現實主義所側重的主題。然而，虛無主義的頹喪情緒最終佔了上風，鬥爭、罪惡使疲憊的靈魂感到厭倦。這位慧眼為了不忘記往事而喝酒，終於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們當代人對這種情況非常了解。他在沙灘上或在亞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動地而是被動地，即使這種被動是可恥的。蘭波的沉默也使人們對帝國的沉默有思想準備，這個帝國在除鬥爭之外對一切屈從的人們的上方翱翔。這個突然受金錢控制的偉大靈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過分的，然後又為警察效勞。自己如今什麼也不是，這是對自己的反抗已厭倦的智士的呼喊。這是一種精神自殺，這種精神沒有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響更大。從這個偉大的反抗運動來說，超現實主義之所以有意義，不過是因為它試圖繼續唯一贏得憐愛的蘭波的事業。

然而他往往讓人減少否定的部分，而提出反抗的正面要求。他寧願選擇艱苦的生活而不是沉默，但僅僅記住了「道德的警告」。巴達耶認為，正是這種道德的警告推動激勵著最初的超現實主義：「用一種新道德代替流行的道德，因為這種道德是我們一切痛苦的原因。」他建立新道德的意圖並未成功，今天也無一人獲得成功。但他對這樣做從未失去希望。他想使人變得崇高，而世人竟以超現實主義所採納的原則的名義墮落了，面對這樣一個時代可怕的現象，布勒東被迫建議暫時回歸傳統道德。這也許不無暫時停頓一下之意。但這是虛無主義的停頓與反抗的真正進步。總之，他清楚地感到人們需要有道德與價值觀念，由於做不到這一點，大家知道布勒東選擇了愛。不應忘記他所處的是個蠅營狗苟的時代，而他當時是深刻談論愛的唯一的人。愛是處於焦慮狀態的道德，可以作為這個流放者的歸宿。當然，這裏還缺少一種措施。超現實主義既非政治亦非宗教，可能只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智慧，但也表明世上沒有舒舒服服的智慧，布勒東令人讚歎地呼喊：「我們想要並能得到我們生命的彼世。」當理性轉入行動並讓它的大軍在世界上浩浩蕩蕩地挺進時，他在那個輝煌的黑夜揚揚得意。這黑夜也許的確預示著這種曙光以及我們的文藝復興的詩人勒內·夏爾的黎明。

衣索比亞難道是個修道院嗎？難道是基督封閉了蘭波的嘴嗎？這位可惡的詩人在這些哈拉爾的來信中只談論金錢，說希望看到「投資得當」，「不斷有收益」，由此判斷，這位基督是當代坐在銀行出納台中央的那個人。在苦難https://read.99csw.com中高歌的這個詩人曾辱罵過上帝與美，抗拒過正義與希望，在罪惡的空氣中光榮地奮鬥不息，現在卻只想與一個「有前途的人結婚」，這位魔術師，慧眼，苦役犯監獄始終對他關閉的不妥協的苦役犯，沒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國王般的平民，他在圍著肚子的腰帶中永遠帶著八公斤黃金，他抱怨說這腰帶使他患了痢疾。難道這就是向那麼多年輕人所推薦的神話英雄嗎？這些年輕人不會侮辱世界，但一想到這條腰帶便會羞愧萬分的。要維持關於他的神話，就一定不能知道這些有決定意義的信件。人們理解為何對它們很少評論。它們是褻瀆聲名的，猶如真理有時亦復如此。令人讚美的大詩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閃電般的權威，這就是蘭波。但他並非人中之神、憤世嫉俗的榜樣、詩歌的修道士，如像人們對我們介紹的那樣。只有在他生命臨終躺在病床上時，才能發現他的偉大，這時，即使平庸的心靈也會打動人心的。「我是多麼不幸，我真正是多麼不幸啊……我身上有錢，卻不能再守護著它！」幸而，這悲慘時刻的沉痛呼喊使蘭波和其他瀕死的人一樣看起來也有種偉大的精神。「不，不，我現在要與死亡抗爭！」年輕的蘭波面對深淵又復活了，詛咒生命不過是絕望地死亡，往昔時光的反抗精神也隨之而復活。只有這時，這個資產階級的掮客才又成為我們如此鍾愛的、悲痛欲絕的年輕人。他此時懷著恐懼與痛苦，這是不知道珍視幸福的人最終都會發生的。唯有這時才開始顯現他的激|情與真相。

然而社會僅由個人組成，它也是一種機構團體。超現實主義者生來並非為了殺死眾人，依照他們的邏輯來講，他們終於認為，要解放慾望，首先需推翻社會。他們選定為同時代的革命效勞的道路。超現實主義者從瓦爾波與薩德轉向赫爾維修與馬克思，由於他們與這一試驗的對象是一致的。但人們清楚地感覺到，並非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引導他們走向革命，相反，超現實主義不懈的努力就是要與馬克思主義一道調和那些引導它走向革命的要求。可以恰當地說，超現實主義者今天之所以走向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他們今天最憎惡馬克思主義，人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願望的實質與崇高性，與它懷有同樣的痛苦，因而猶豫不決，考慮是否要向安德烈·布勒東點明他的運動，原則上是要建立「無情的權力」與專制，鼓動政治狂熱，拒絕自由討論，認為死刑是必需的。人們對這個警察專橫的革命時代的古怪詞語（「破壞」、「告密者」等）也驚愕不已。這些狂熱分子想要一場「不論什麼樣的革命」，只要能使他們脫離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小店主的與妥協的世界，任何革命都行。他們無望得到最好的，便寧可要最壞的。就此而言，他們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沒有看到，他們之中以後會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同時也忠於他們原來的虛無主義。超現實主義如此固執地所企求的對語言的真正破壞並不在於不連貫或規律性，而在於語序。阿拉貢徒然地開始揭露「可恥的實用主義態度」，最後還是在這種態度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即九-九-藏-書使這種解放與另一種奴役一致。彼埃爾·納維爾是超現實主義者中對此問題進行過最深入思索的人，他探索革命行為與超現實主義行為之間的共同點，深刻地提出這就是悲觀主義，也就是「意欲陪伴人去死亡，為了讓這種死亡有用而不疏忽任何東西」。奧古斯丁學說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這種混合，可以說是二十世紀革命的特點。人們不能對那時的虛無主義作出更大胆的表達。超現實主義的變節者曾忠於虛無主義的大部分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想死去。安德烈·布勒東及其他某些人之所以最後與馬克思主義決裂，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些超出虛無主義的東西，即他們還忠於反抗的根源中更為純潔的東西，他們不想死去。

超現實主義從關於這個慧眼的信件與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規則，闡明了生存的意志與毀滅的願望之間、非與是之間的這種鬥爭，我們在反抗的各個階段都能看到這種鬥爭。由於這種種原因，與其重複那些圍繞蘭波作品的沒完沒了的評論，不如到他的繼承者那兒去追蹤他、認識他。

超現實主義是絕對的反抗，完全不屈從，破壞規則，幽默與崇拜荒誕，就其最初的意圖來說，它可定義為對一切的挑戰，永遠在重新開始的挑戰。它對一切確定的事物的否定態度是明確的、堅定的，具有挑釁意味。「我們是反抗的專家。」阿拉貢提出，超現實主義是推翻思想的機器，它首先是在「達達」運動與貧血的享樂主義之中形成的。應該提出「達達」運動的根源是浪漫主義。它的內部那時已經培育著無意義與矛盾。真正的達達分子是反對「達達」的，大家都是「達達」的導師。還有「什麼是善？什麼是丑？什麼東西偉大、有力、虛弱……我們不知道！不知道！」這些沙龍虛無主義者顯然受到威脅，要求他們作為世人提供最嚴格的公認的教條。但超現實主義中除因循守舊與蘭波的遺產外還有另外某種東西，布勒東將其概括為：「我們應該放棄一切希望嗎？」

對缺少的生活的召喚伴隨著完全拒絕現存的世界。布勒東對此說得好：「我無力掌握加之於我的命運，我高傲的良心拒絕正義，因而我決不讓我的生命適應人世間一切可憐的生存狀況。」布勒東認為，思想既不能固定於生活，也不能選擇彼世。超現實主義想對這種永不平靜的不安寧做出回答。它是「思想發出的反對自己的呼喊，而且他決心絕望地粉碎這些桎梏」。他發出反對死亡與曇花一現的生存狀況的呼喊。超現實主義於是焦急不安，生活於一種受到傷害的狂怒狀態。同時刻苦自勵，高傲地毫不妥協，這就意味著道德。超現實主義是混亂的主要理論，從其根源上說，就承擔著創造秩序的責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壞，開始是使用詩歌的詛咒，繼而用物質的鎚子。對真實世界的指控合乎邏輯地變成對創造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