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在風暴的戰車上的這個恐怖的名字」，屬於一切革命奉行的原則。造反的人們認為，若沒有自由，正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義要求將自由束之高閣的時代已經到來。恐怖，不論是大是小，於是開始伴隨著革命。每種反抗都是對無辜的懷念與對生存的召喚。然而這種懷念終於有一天拿起了武器，並且承擔起全部的犯罪行為，即殺人與暴力。奴隸的反抗，處死國王的革命以及二十世紀的革命於是便自覺地認可了愈來愈大的罪行，由於它們打算實現愈來愈全面的解放。這種明顯的矛盾使我們的革命者難以露出幸福與希望的神態，而這種神態是洋溢在我們制憲會議成員們的面孔上的。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嗎？它到底是反抗價值的特性，還是歪曲了這種價值？這是與革命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也是涉及形而上的反抗的一個問題。實際上，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邏輯的繼續。我們在分析革命運動時將會注意到，人在面對否定他的一切時，為了肯定自己，進行了同樣絕望而血淋淋的努力。革命思想因而要保衛不願屈服的人，它意欲讓這種人主宰其時代。他拒絕了上帝，根據明顯的不可避免的邏輯而選擇了歷史。

從理論上說，革命一詞保留了它在天文學中的含義，這是一種翻倒跟頭的運動，是一個政府經過完全的轉讓后變為另一個政府的運動。改變財產制度而未改變相關的政府，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任何經濟革命，不論通過流血手段還是和平手段，同時必然是政治革命。革命由此而有別於反抗運動。「不，陛下，這不是反抗，這是革命。」這句名言強調了這種根本的不同。它確切的含義是：「這肯定會有一個新政府。」反抗運動在最初時會突然停止下來，不過是缺少嚴密性的行動。相反，革命從思想開始。確切地說，革命是將思想注入歷史經驗中，而反抗不過是從個人經驗走向思想的運動。反抗運動的歷史，即使是集體的歷史，始終是事實上沒有結果的承諾的歷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闡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議行為的歷史，而革命是要根據思想來規定行為，用理論來改造世界。因而反抗僅殺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時毀滅人與原則。不過，根據同樣的道理可以說，歷史上還沒有革命。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將是最後的革命。好似完成了一個環形的運動，其實在組成政府的那個時刻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環形運動。以瓦爾萊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清楚地看到，政府與革命從直接意義上說是不能並存的，普魯東說：「政府可以是革命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意味著矛盾，就是由於它是政府。」還應該補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對其他政府時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成為戰爭政府。革命越廣泛地展開，便意味著投入越大的戰爭賭注。從1789年革命誕生的社會願意為了歐洲而作戰。從1917年誕生的社會在為了統治全球而戰鬥。全部的革命最終都是如此地要求建立世界帝國，我們將看到原因何在。

正期待著這一目標完成之前——如果它會出現的話，人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們接連不斷的反抗的總和。換句話說，在空間有著清楚表現的轉移運動不過是時間的近似。人們在十九世紀虔誠地稱為逐漸解放人類的那些行動是一系列的不間斷的超越自己的反抗，它們想在思想中找到其形式，但尚未達到最後的革命，這一革命會使天空與地上的一切穩定下來。浮淺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並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由人肯定自己，雖是越來越擴大的肯定，但永無完成之時。若果然有過一次革命，則可能不復有歷史，那時有的是幸福的統一與心滿意足的死亡。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最終都追求世界的統一性，好似他們相信歷史的完成。二十世紀革命的特點是它首次公開地宣稱要實現阿納沙西斯·克魯茨的古老夢想，即人類的統一，這便是歷史的完美結束。由於反抗運動提出「得到一切，否則一無所得」，由於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紀的革命運動達到其邏輯上的最清楚的結果，手拿武器要求歷史的全部性。反抗於是不得不成為革命的，否則便毫無價值或成為過時。對反抗者來說，問題不再如同施特納那樣將自己神化或者用態度來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樣使人類神化，接過超人狀態的理想，以便按照伊萬·卡拉馬佐夫的心愿保證拯救所有的人。「著魔的人」首次登台，說明了時代的一個秘密：理性與權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經死去，應該用人的力量改變與組織世界。僅僅靠詛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這一目標，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稱唯物主義的革命，不過是過渡的形而上的十字軍。難道征服全體就是革命嗎？這是這個試驗需要回答的問題。人們僅僅看到，這番分析並非敘述革命現象，這已經重複進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總結歷次大革命的歷史或經濟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實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邏輯發展、其種種看法與永恆的主題。

大部分革命的形式與特點就在於殺人。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經是殺人的。而且有幾次革命殺死了君王與消滅了宗教。由於形而上的反抗的歷史始自薩德，我們真正的主題僅僅從弒君者開始，即他同時代的人們，他們攻擊神的化身，但尚不敢扼殺永恆的原則。但是以前，人的歷史也向我們指出了與首次反抗運動相當的行為，即奴隸的反抗運動。

在奴隸反抗主人的地方，有一個人在殘酷的大地上起來反抗另一個人，其結果不過是殺死一個人。奴隸的騷亂，農民起義，乞丐們的戰爭，土包子的反抗，這一切都提出了一個以命抵命的等價原則。在革命思想最地道的形式中，不論它們如何膽大與欺詐，例如俄羅斯1905年的恐怖行為，總能發現這一原則。

在古代社會的最後階段，即基督紀元前幾十年，斯巴達克思的起義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人們首先會注意到這是角鬥士的反抗，這些角鬥士就是專門從事人與人之間搏鬥的奴隸，為了奴隸主的娛樂而註定要殺人或被人殺死。這次起義開始時只有七十幾人，最後發展到七萬個起義者，他們打垮了最精良的羅馬軍團，馳騁于義大利，向著永恆的城市羅馬挺進。然而這次反抗正如安德烈·普魯多莫所指出的那樣，沒有為羅馬社會帶來任何新原則。斯巴達克思發出的號召僅局限於答應奴隸獲得「平等的權利」。我們對這第一次反抗運動從現實向權利的轉變曾進行分析，它其實是這一水平的反抗邏輯唯一可觸的收穫。這些不屈服的人拋棄了奴隸地位，肯定自己與主人平等，他們自己這時也想成為主人。

斯巴達克思的反抗始終表現了這種要求的原則。奴隸大軍解放了奴隸，立即讓他們以前的主人淪為他們的奴隸。根據傳統，奴隸軍隊甚至也可能組織上百個羅馬市民彼此進行搏鬥，讓奴隸們坐在看台上陶然取樂，興奮不已。然而殺人並不會帶來任何東西，只不過是殺更多的人。要使一個原則獲勝，必須打倒這個原則。斯巴達克思所夢想的太陽城只能建立在永恆的羅馬及其神明與機構的廢墟之上。斯巴達克思的軍隊的確在向羅馬挺進以包圍它，羅馬當時想到要為其罪惡付出代價而驚恐萬狀。然而在這一決定性的時刻，當神聖的城牆已遙遙在望時，這支軍隊停了下來，隨即後撤，彷彿面對眾神的原則、機構與城市而退卻。倘若這個城市被摧毀，那麼用什麼來替代它呢？不過是對正義的狂暴的渴望，這種受傷害而變得瘋狂的愛，正是這種愛使這些不幸的人堅持到此時。不論怎樣，這支軍隊沒有經過戰鬥而後撤，奇怪地決定返回奴隸最初起義的地方，以相反的方向重新行進在獲取勝利的路途上，返回西西里。這些貧苦的人以後孤苦無助，在期待他們的偉大任務面前解除了武裝，面對要進攻的上天灰心喪氣。他們彷彿要在他們最初發出呼喊的土地上回歸到最純潔與最熱烈的狀態，死亡成為容易而美好的事情。

這時起義開始失敗，起義者開始遇難。在最後一次戰鬥之前，斯巴達克思讓人把一個羅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讓手下的人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在戰鬥中，他奮不顧身，不斷地想衝到指揮羅馬軍團的克拉蘇身邊，人們不由自主地看到這是一種象徵。他想捐軀戰場，但是要與此時象徵著羅馬所有奴隸主的那個人進行面對面的搏鬥。他很想死去，但要處於一種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未能接近克拉蘇：代表道德準則的另一方在遠處防禦，那位羅馬將軍置身於旁邊。斯巴達克思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犧牲了，但是死於雇傭兵的刀劍之下，他們像他一樣是奴隸。這些雇傭兵扼殺了奴隸們的與自己的自由。克拉蘇由於一個羅馬市民被吊在十字架上而處死了成千上萬的奴隸。在那麼多次合理的反抗之後，從卡普亞到羅馬的大道兩旁豎起了六千個十字架，向奴隸們表明在權力世界中沒有任何對等可言，奴隸主們計算著他們自己的血液的價格，並加上重重的利息。

十字架也是基督被處死的工具。可以想象得出，基督在若干年後選擇了這一嚴懲奴隸的手段，是為了縮小此後把受屈辱的人與造物主無情的臉孔分開的可怕的距離。他為奴隸求情，終於自身也遭受了極端的不公正，目的是不讓反抗把世界分成兩部分，讓痛苦打動上天，使上天不再受民眾咒罵。革命思想以後想肯定上天與大地的分隔，開始剝去上帝的神聖性並殺死他在地球上的代表，有誰會為之驚詫呢？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1793年結束了反抗的時代，而開始了以斷頭台為標誌的革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