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歐來了波羅的海人、波蘭人、哥薩克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懼戰爭而逃來，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產黨統治下被逮捕。《紐約時報》描述一支多達2.4萬人的哥薩克士兵和家屬的隊伍經過奧地利南部，「同一位畫家可能畫的拿破崙戰爭在細節上毫無差別。」

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蘇聯軍隊向西挺進到中歐和東普魯士，幾百萬平民（其中大多數是德國人）先行逃走。英國外交官喬治·凱南在回憶錄里描述了這個場面：「蘇聯紅軍一進來，災難就降臨這個地區了，現代歐洲從未有過如此經歷。根據現存的一切證據來判斷，在蘇聯紅軍最初經過之地，相當多的地方，當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幾乎無一存活……蘇聯人……將當地人口橫掃乾淨，自從亞細亞的蒙古遊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來，從未有過如此情形。」

接著是新近釋放的被納粹招募在德國工作的男男女女們。他們來自歐洲大陸各地，到德國的農場和工廠工作，人數達幾百萬，分佈在德國本土各地及其吞併地區，構成1945年時納粹移民的最大群體。對於許多歐洲平民來說，非自願的經濟移民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社會經歷，其中包括1943年9月義大利向盟軍投降后，由德國人強行移至德國的28萬義大利人。

被移置者（有時假定他們有一處家園可去）和難民（被劃分為無家可歸者）之間的這種區別，在那幾年裡成為眾多微妙差異之一。人們受到的區別對待，取決於他們究竟是戰時同盟國的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比利時等等），還是先前的敵對國家各民族（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等）。在確定優先遣返哪些難民時，這種區別尤其突出。首先得到處理和遣返的是聯合國下屬各國從集中營里被解救出來的人，然後是聯合國各國的被作為戰俘的人，再后是聯合國各國被迫流落異國者（很多人是強迫勞工），再接下來是義大利的被移置者，最後才是前敵對國家的各民族的人。德國人不被考慮，而且只由當地吸納。

保加利亞將16萬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據1946年2月同匈牙利的協議，將斯洛伐克境內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萬人換回了同等數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這種遷移還發生在波蘭和立陶宛之間、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之間；南斯拉夫南部40萬人遷到北方，填補60萬德國人和義大利人撤走後的空缺。我們不準備討論與此相關的人口問題，但是必須指出，受影響最大的群體是德國人。

簡言之，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理由害怕每一個他人。人們懷疑別人的動機，就輕易地以某種假定的叛變或有害行為之罪名而譴責他們。他們不可能得到來自上面的保護，因為掌權者往往是最無法無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間，大多數歐洲人根本沒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權利。國家不再堅持法律和正義，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奪者。納粹對待生命的態度無疑是出名的惡劣，但他們對待財產的態度，可能在事實上就是他們企圖在戰後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實際態度。

南斯拉夫損失了25%的葡萄園，50%的各類家畜，60%的全國道路，75%的農田和鐵路橋，戰前房屋的1/5，本來就有限的工業財富的1/3，以及戰前人口的10%。在波蘭，3/4的標準鐵路無法使用，1/6的農場不能再耕種。全國大多數城鎮和城市癱瘓（儘管完全毀壞的城市只有華沙）。

法國、比利時、挪威確實都抵抗德國，尤其是在戰爭的最後兩年裡，當納粹企圖逼迫年輕人去德國充當勞工時，許多人逃往森林區，這種選擇的危險性比較小。但是直到佔領時期行將結束，積極抵抗的人數才開始超過那些出於信仰、謀權或私利而同納粹合作的人數——在法國，據估計，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數兩邊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萬至17萬人。而在更多的時候，他們的主要敵人卻是對方：德國人大多不在場。

需要強調的是這項成就的規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幾類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日耳曼種族的人）由於波茨坦協議未能覆蓋他們的情況而被遺忘。但是經受了先前6年戰爭恐怖而滿目瘡痍、苦難貧困的並且早已預示了冷戰的分裂的歐洲，在戰後6年裡，盟國軍管政府和聯合國的民事機構史無前例地、成功地遣返、匯合或重新安置了幾百萬處在絕望中的人們，將他們安置在歐洲各地乃至幾十個國家的社會群體。到1951年底，當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國際難民組織由新建立的聯合國難民高級委員會取代時，有17.7萬人離開歐洲的被迫流落異國者收容營——其中大多數人年邁體弱，因為無人需要他們。設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弗蘭倫沃德的最後一個收容營於1957年關閉。

歐洲被迫流落異國者和難民不僅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過程，而且經歷了所有的地區性戰爭和內戰。歐洲在1934年至1949年間，經歷了前所未有地緊密相連的、在現存各國境內的血腥內戰。在許多情況下，隨之而來的外國佔領——無論德國、義大利還是蘇聯人——會用新的暴力手段推動戰前就已經存在的政治格局和矛盾，並使其合法化。佔領者們當然不是中立的。他們的典型方式是派軍隊在被佔領國家裡加入一方，對付共同的敵人。按照這種方式，曾經在和平時代政治中處於劣勢地位的某種政治傾向或某個少數民族就能夠利用局勢的改變，來解決當地的宿怨。德國人尤其樂於鼓動和利用這類情緒，這不僅僅是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實現征服，而且能減少麻煩、在被他們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統治成本：他們可以依靠當地的合作者來替他們做事。

除了一些例外情況，上述結果導致出現了一個由種族成分上更加一致化的民族國家組成的歐洲。蘇聯當然仍是多民族的帝國。南斯拉夫未改變其種族複合性質，儘管各種族在戰爭期間互相血戰。羅馬尼亞在特蘭西瓦尼亞仍然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匈牙利少數民族，以及數不勝數的——也許幾百萬——吉卜賽人。但是波蘭——儘管在1938年時波蘭民族人口只佔68%——在1946年時，波蘭民族在其總人口中卻佔了壓倒性多數。德國境內幾乎全是德國人（不計難民和移置人口）；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慕尼黑協定》之前，日耳曼人佔22%，匈牙利人佔5%，喀爾巴阡烏克蘭人佔3%，猶太人佔1.5%，而現在幾乎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戰爭中倖存的5.5萬名捷克斯洛伐克猶太人中，除1.6萬名以外，其餘全在1950年離開了。歐洲的古代大流散——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進入巴爾幹半島南部和黑海周圍，義大利人進入達爾馬提亞，匈牙利人進入特蘭西瓦尼亞和巴爾幹半島北部，波蘭人進入伏爾尼西亞（烏克蘭）、立陶宛和布科維納，日耳曼人居住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萊茵河到伏爾加河的地區，而猶太人到處散居——現在無效了，消失了，一個新的、「更有條有理的」歐洲正在誕生。

在整個被德國佔領（甚至是未佔領）的歐洲，直到戰爭結束，秘密告發、個人指控、流言蜚語等等滿天飛。1940年至1944年間，匈牙利、挪威、荷蘭和法國發生了數字驚人的向衝鋒隊、蓋世太保、當地警察的告發事件。有許多人甚至並不是為了得到獎金或物質報酬。在蘇聯統治下的情況也一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蘭東部的蘇占區——那種雅各賓專政式的鼓勵告發者，那種懷疑別人不忠誠的（法國）革命習慣，愈演愈烈發展到無法抑制的地步。

人們在挨餓的同時還在生病。1945年，希臘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維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發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統遭到破壞，日常供應的是污染水。新生嬰兒的死亡率是66%。駐德國的美國政治顧問羅伯特·墨菲於1945年10月報告說，聯邦德國的勒爾特火車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於筋疲力盡、營養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國佔領區，1945年12月報告稱兒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內達到四分之一，而在這一個月發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傷寒，2193例白喉。

婦女的這種過分表現造成了許多後果，尤其是在戰後德國。德國男性的卑屈和失勢地位——從希特勒氣焰萬丈的軍隊里的超人墮落為一隊衣衫襤褸的遲歸戰俘，茫然不知所措地遇到了一代嚴峻冷酷的女人，她們被迫學會沒有男人的生存，靠自己解決問題——這並非虛構（德國總理葛哈德·施羅德就是戰後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的千千萬萬德國兒童之一）。雷納·法斯賓德在他導演的電影《瑪利亞·布勞恩的婚姻》（1979）里甚為有效地使用了這類戰後德國婦女的性格形象，同名女主人公將她漂亮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精力當作優勢，毫不理睬她母親懇求她不要做任何「可能對靈魂有害」的事情的勸告。但是影片中的瑪利亞挑起重擔，面對下一代人充滿憤恨的幻滅情緒；而實際生活中1945年的德國婦女面對的卻是許多更直接的困難。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一樣，它幾乎是全世界的經歷。它持續了很長時間——自始至終捲入的國家（英國、德國）經歷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戰爭開始得更早，從1938年10月納粹佔領蘇台德地區時就開始了。在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地區，希特勒戰敗后，戰爭仍未結束，因為（蘇聯紅軍的）佔領和內戰在德國出局后還繼續了很長時間。

當然，戰爭的佔領在歐洲並非史無前例。完全不是。民間還保留著對德國17世紀30年戰爭的記憶，在那場戰爭中，外國雇傭軍佔領土地，使當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後在他們的故事和傳說中還記憶猶新。直到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們還用拿破崙來威嚇不聽話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佔領的經歷使他們印象尤深。這部分地是由於納粹對待屈服的人們的態度非常特別。

食物供應、住房、衣服、醫療等等，對於飽受創傷的歐洲平民（以及幾百萬被關押的前軸心國士兵）來說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且因難民規模之大引發的危機而愈加嚴重。這是歐洲面對的新問題。所有的戰爭都使非戰鬥人員的生活流離失所：土地與房屋都被毀壞，通訊聯繫中斷，丈夫們、父親們、兒子們應徵入伍，死在戰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造成最嚴重破壞的原因卻是國家（state）政策，而不是武裝衝突。

在任何情況下，在東歐的德國人都可能逃往西歐：到1945年，他們不受其家族已經定居幾百年的那些國家的歡迎。當地人都真心希望懲罰住在那裡的日耳曼人，以報復戰爭與佔領對他們的劫掠與蹂躪。戰後各國都利用了這種情緒，於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波羅的海地區和蘇聯西部的德語社群就知道自己註定有厄運了。

另一群被迫流落異國者卻感受迥異，他們是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們的「罪行」各式各樣——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對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武裝抵抗，由於有人襲擊德國國防軍士兵或設施而集體受懲罰，輕微觸犯佔領時期的規定，真實的或虛構的犯罪活動，違反納粹的種族法律。他們在集中營里活了下來，而那裡到最後堆滿屍體，各種疾病流行：痢疾、肺結核、白喉、傷寒、斑疹傷寒、支氣管炎和肺炎、腸胃九*九*藏*書炎、壞疽病等等。然而這些倖存者比猶太人還好些，因為他們未被有計劃、有組織地集體滅絕。

問題一部分出在農田被毀，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斷，而更多是出在孤苦無助、嗷嗷待哺的沒有勞動生產能力的人數上。凡是歐洲農民能夠種植糧食的地方，他們都很不情願把糧食供應給了城鎮。大多數歐洲貨幣都失去了價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貨作為必要的資金付給農民來購買糧食，也對農民幾乎沒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貨也買不到東西。所有的食物出現在黑市上，但是價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佔領軍才買得起。

倖存的歐洲城市和城鎮，無論規模大小，很少有不受創傷的。根據非正式的承諾，或者是憑著幸運，歐洲有幾座著名城市——羅馬、威尼斯、布拉格、巴黎、牛津——這些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中心，從未被當作攻擊目標。但是在戰爭的第一年，德國轟炸機炸平了鹿特丹，進而摧毀了英國工業城市考文垂。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在先後經過波蘭、南斯拉夫、蘇聯的侵略途中消滅了許多規模較小的城鎮。整個倫敦中部地區，即著名的東區碼頭周邊的窮人區，在戰爭過程中成為納粹空軍閃電戰的受害者。

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或者與德國國防軍、蘇聯紅軍分別並肩作戰，或者反對它們，以及互相殘殺，都因時、因地而異。在波蘭，這種衝突（1944年以後轉變為反對共產黨國家的游擊戰）在1945年至1948年間奪走了大約3萬人的生命。在蘇聯佔領的烏克蘭，最後一個游擊隊司令羅曼·舒克赫維奇於1950年在利維夫被殺，但是斷斷續續的反蘇活動在烏克蘭和愛沙尼亞又持續了幾年。

在整個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國當局從總體上寧可無視這種感情，責成蘇聯和東歐各國公民回國，有時還採用武力逼迫。蘇聯官員積極地從德國收容營集攏自己的人民，但是東歐難民竭力讓迷惑不解的法國、美國和英國官員相信，他們不想回「家」，願意留在德國——任何地方都行。他們往往不會成功：1945年至1947年間，227.2萬名蘇聯公民被西方盟國遣返。

在西歐新近解放的國家裡，情勢的確很糟糕。而在中歐，按照美國駐德國的佔領委員會的約翰·J·麥克羅伊的話來說，那裡是「經濟、社會、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無前例；除非回顧羅馬帝國垮台的情形」。麥克羅伊所說的是德國，盟軍政府不得不從零開始來建設一切：法律、社會秩序、公共服務、交通、政府管理。不過他們至少掌握許多資源來做這些事。而東歐的情況卻更糟。

戰爭改變了一切。在易北河東面，蘇聯人和他們在各地的代表繼承了一塊次大陸，那裡發生的事情都早已同過去決裂。凡是未被徹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無法挽回的破壞。逃出奧斯陸、布魯塞爾和海牙的幾個流亡政府可以從倫敦回去了，並有希望重新成為它們在1940年被迫放棄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亞、華沙、布達佩斯，甚至布拉格的舊日統治者沒有希望了：它們的世界被納粹改變一切的暴力所滌盪。剩下的問題只是要決定新秩序的政治樣式，必須用它來取代無法恢復的往昔。

匈牙利驅逐了62.3萬名日耳曼人，羅馬尼亞驅逐了78.6萬名日耳曼人，南斯拉夫驅逐了大約50萬名日耳曼人，波蘭驅逐了130萬名日耳曼人。但是人數最多的日耳曼難民卻來自德國本土的前東部地區：西利西亞、東普魯士、東波美拉尼亞、東勃蘭登堡。美國、英國、蘇聯的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達成協議，在條約第8條里，三國政府「認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說是留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都應該承擔遷移責任」。這不僅認可了既成事實，也正式承認了波蘭邊境線西移后產生的影響。約700萬德國人現在被划入了波蘭境內，波蘭官方（和蘇聯佔領軍）希望趕走他們——部分原因是部分東部國土被蘇聯吞併，需要將失去土地的波蘭人和其他民族安置在西部新獲得的土地上。

但是問題仍然存在：他們將變成什麼人？他們本身無疑是難民或被移置者。用熱奈（即Janet Flanner，詹妮特·弗萊納的筆名）在1948年10月的《紐約客》上的話來說，「（被迫流落異國者們）除了祖國，願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誰願意接受他們？西歐各國缺少勞動力，並且正在經濟和物質的重建過程中，起初十分願意引進某幾類不要祖國的人。比利時、法國和英國尤其需要礦工、建築工人和農業勞動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時安排2.2萬名被迫流落異國者（連同他們的家庭）到瓦洛尼亞礦井工作。法國安排3.8萬人從事各種體力勞動。英國也以這種方式接受8.6萬人，包括波蘭軍隊的許多退伍軍人和參加過「流動衝鋒隊哈利奇尼亞分部」的烏克蘭人。

但是最大的物質損害是西方盟軍在1944年和1945年史無前例的轟炸，以及紅軍從斯大林格勒到布拉格的不屈不撓的進軍造成的。美國空軍摧毀了法國沿海城鎮魯瓦揚、勒阿弗爾和卡昂。英國和美國轟炸機的地毯式轟炸將漢堡、科隆、杜塞爾多夫、德累斯頓等幾十座德國城市化為廢墟。在東歐，白俄羅斯城市明斯克在戰爭結束時被毀面積達80%；烏克蘭的基輔淪為灰燼；而波蘭首都華沙卻在1944年秋天德國軍隊潰退時，一座座房屋、一條條街道系統地被放火或炸毀。當歐洲戰事結束時——在1945年5月的最後14天里，柏林承受了蘇聯紅軍4萬噸炮彈——德國首都大部分淪為瓦礫和扭曲金屬物的冒煙廢墟。它的75%建築物不復存在。

於是發生了絕望掙扎的可怕場面，尤其是在戰後最初的幾個月里，作為從未成為過蘇聯公民的俄國移民、烏克蘭游擊隊員，還有其他許多人，被英國或美國軍隊強行——有時確實毫不誇張——送過邊界，推入等候在那裡的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內衛部隊（NKVD）之手。一旦到了蘇聯，他們就同成千上萬其他各類遣返的蘇聯人、匈牙利人、德國人和先前被當作敵人而被紅軍驅逐的人歸在一起。到1953年，總共有550萬蘇聯人被遣返。1/5的人最後或被槍決，或被送去勞改。還有許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者被送進勞改營。

在1945年發生的事，以及此後至少一年裡所發生的一切，成為史無前例的種族清洗和人口遷移的活動。這部分地是由於「自願的」種族分離的結果：例如，猶太人倖存者離開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蘭，或義大利人離開伊斯的利亞半島，不願生活在南斯拉夫統治下。許多少數民族的人曾同佔領軍合作過（居住在南斯拉夫的義大利人、匈牙利佔領特蘭西瓦尼亞時居住在那裡的匈牙利人、蘇聯西部的烏克蘭人等等），他們在德國國防軍撤退時一起逃離，以免受到當地多數民族或正在挺進的蘇聯紅軍的報復，從此不再回去。他們的離境可能並不是地方當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脅迫，但是他們幾乎沒有選擇餘地。

但是法國人——同英國人、比利時人、荷蘭人（由於德國人炸堤放水，損失了21.9萬公頃土地，到1945年時，戰前的鐵路、公路、運河運輸線僅存40%）、丹麥人、挪威人（在德國佔領期間，該國戰前資產損失了14%），甚至義大利人一樣——相對說來還算幸運，儘管他們自己不知道。戰爭的真正恐怖之處卻在更遠的東面。納粹對西歐人還算客氣，只要能夠剝削他們就行，而西歐人回敬的是盡量少打擾或反對德國的戰爭行動。在歐洲東部和東南部，德國佔領軍冷酷無情，不僅僅是因為當地的游擊隊——尤其在希臘、南斯拉夫和烏克蘭——不屈不撓同他們戰鬥，哪怕是毫無希望的戰鬥。

自從1945年以後，「合作者」這一名稱具有明顯貶義的道德內涵。但是比起簡單的戰後定義，戰時的分裂和附屬關係，給所謂的「合作」與「抵抗」帶來更為複雜、含混的當地含義。所以，在被佔領的比利時，說佛萊芒語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犯過的錯誤，他們受到「自治」的誘惑，認為自己有機會從說法語的貴族治國的比利時獨立出去，於是就歡迎德國人統治。德國人在比利時時，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打出對立的種族這張牌，以便達到自己的目的。佛萊芒族的比利時戰俘在1940年敵對狀態停止時就被釋放，而說法語的瓦龍族人卻在整個戰爭時期被關押在戰俘營里。

強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隨著冷戰開始，西方各國將從蘇聯集團來的被移置者當作「政治」難民（布拉格於1948年2月發生共產黨政變，當時仍留在德國和奧地利的5萬名捷克人立即獲得了這種身份）。總計有150萬波蘭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蘇聯人和猶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們同波羅的海各國的人一起，構成了留在聯邦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絕大多數。1951年的「歐洲人權會議」承認對這類冠以「被移置的外國人」之名的人加以保護，最終保證他們不被遣返受懲。

於是，克羅埃西亞傀儡國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領導的「烏斯達莎」政權屠殺塞爾維亞人（20多萬人）和穆斯林。但是，米哈依洛維奇的保王黨游擊隊（大多數是塞爾維亞人）同樣屠殺穆斯林。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有時出於自身防禦的需要而同德國軍隊合作。鐵托的共產黨游擊隊的戰略目標儘管是從南斯拉夫趕走德國和義大利軍隊，也花費時間和資源來首先摧毀契特尼游擊隊——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在於這是他們能力所及的目標。米洛萬·德熱拉斯曾在鐵托游擊隊和切特尼分子之間的戰鬥中親身扮演過英雄角色，10年後，他已對這種戰鬥感到幻滅，作為在被佔領的南斯拉夫的戰爭中和抵抗運動的一名真實見證人，他寫道：「在一片飢餓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雙方軍隊都長時間在6 000英尺高的危岩溝壑艱難攀爬，為的是逃過被消滅的命運，或者去消滅一小群同胞（往往還是鄰居）。我想到的是，我們以往全部理論和願景中工人和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居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要衡量戰爭造成的衝擊力，不是根據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業損益，或者國民資產凈值，而是根據他們的直接環境和所處地區能目睹的破壞程度。如果我們想理解在1945年引起觀察家們注意的凄涼絕望景象背後的創傷，就必須從這些情況著手。

暴力首先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現代國家的最終權威總是在極端情況下，依靠對暴力的壟斷和在必要時訴諸武力來實現意志。但是在被佔領的歐洲，權威是一種毫無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這些情況下，國家失去了對暴力的壟斷。游擊隊和軍隊競爭的合法性，取決於他們在某一塊土地上發號施令的能力。在希臘、蒙特內格羅和波蘭東部地區的較遠區域，現代國家的權威從來就不很牢固，這是最明顯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九_九_藏_書時，法國和義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最富於戲劇性變化的，或許當數舊日的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被清除。納粹對歐洲猶太人實行的種族滅絕，破壞的不僅是德國本身。它給中歐許多城鎮和城市帶來重大的社會後果，猶太人曾經在那裡組成了當地的專業人士階級：醫生、律師、商人、教授。後來往往還是在這些地方，當地資產階級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德國人——也被趕走了，這是有目共睹的。其結果是使社會景觀起了徹底變化——波蘭人、波羅的海各國人、烏克蘭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機會升遷到被趕走的人留下的職業（以及房屋）。

除了德國和蘇聯的心臟地區，歐洲大陸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每一個國家都至少被佔領兩次：首先是被敵人佔領，後來被解放它們的軍隊佔領。有一些國家——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希臘、南斯拉夫——都在5年內被佔領了3次。每一次佔領都摧毀先前的政府，使權威喪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結果則是掃除殆盡，一切舊日的等級體制都名聲敗壞，它們的代表人物都妥協了。例如在希臘，戰前的獨裁者邁塔克薩斯清除了舊議會階級。德國人推翻了邁塔克薩斯。然後輪到德國人被趕走，凡是同德國人合作者都名譽掃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劃定和調整邊界，但是居住在各國邊境的人口總體上還留在原地。1945年後所發生的情形正相反：邊界線大多不動，而人口卻遷移了。西方的決策者們有一種感覺，即國際聯盟和《凡爾賽和約》的少數條款是失敗的，而試圖重訂條約又會是一種錯誤。出於這一原因，他們立即想到要遷移人口。倘若中歐和東歐倖存的少數民族不能有效地受到國際保護，那麼最好是將他們遣送到更能容納他們的地方去。「種族清理」的說法尚未存在，但是事實肯定已經發生——而這完全不會引起總體上的反對或遇到難堪。

關於遣送猶太人去東歐的事情，從一開始起就行不通。蘇聯、波蘭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無讓他們回去的興趣。猶太人在西方也並不特別受歡迎，尤其是受過教育的或有資格從事腦力勞動職業的人。所以足具諷刺意義的是，他們留在了德國。只有在創建了以色列國之後，才解決了歐洲猶太人「安置」的難題。從1948年到1951年，33.2萬名猶太人離開歐洲去以色列，他們有的是從在德國的國際難民組織的收容中心出發，有的是從羅馬尼亞、波蘭等地出發，因為當時他們仍留在那些國家。另外還有16.5萬名猶太人最終去了法國、英國、北美和南美。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義。作為佔領軍，納粹和蘇聯人促成了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他們不光反對那種對先前政權或國家的過時權威的忠誠，而且也反對任何一種人際禮貌或紐帶的意識。從總體上來看，他們是成功的。假如統治者用權力殘酷地、無法無天地對待你的鄰居——因為他是猶太人，或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數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歡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顯的理由——那麼你為什麼還要尊重他呢？再進一步就是給你的鄰居製造麻煩來搶先謀求當局的讚許，這就必須審慎了。

從戰爭中倖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虧「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和盟軍佔領軍早早地並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無法控制的大規模傳染病流行——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橫掃歐洲的亞洲型流感記憶猶新。但是形勢十分嚴峻。因為1945年維也納的大多數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維持生命；在布達佩斯，1945年12月官方配給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兒園的兒童配給800卡路里）。在荷蘭1944-1945年的「飢餓冬天」（當時該國一部分土地已經解放），一些地區每周的卡路里配給甚至低於盟軍遠征軍給士兵推薦的每日配給量；16萬荷蘭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兒童。

戰後從波蘭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徹底完成了從德國自己驅逐猶太人開始的人口轉移。蘇台德地區、西利西亞、特蘭西瓦尼亞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許多日耳曼種族的人擁有相當多的土地。當這些土地被國家沒收，用於重新分配時，影響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從德國人及其合作者手裡奪回的物品和財產占國民財富的1/4，僅僅農田重新分配這一項，直接受益的農民、農業工人及其家庭人數就超過30萬。這種大規模的變化只能形容為革命。就像戰爭本身一樣，它們代表了一種徹底的斷裂、一種同過去的明顯決裂，而且代表了為將來實現更大變革的一種準備。

遣送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或義大利公民回國的事情相對比較直截了當，而唯一的障礙是運輸問題：確定誰有權到什麼地方去，並且找到足夠的火車來運送他們。到1945年6月18日，120萬法國人中除了4.05萬人外，其餘全在德國投降后一個月內回到法國。義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時間長一些，原因是作為前敵對國家的人，而且義大利政府也沒有協調計劃來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們畢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東歐，遇到了兩個重大的複雜問題。東歐的有些被迫流落異國者從技術角度來說是沒有國籍的人，沒有一個國家可供他們回去。而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不想回去。這個問題起初使西方各國當政者頗為困惑。根據1945年5月在德國哈雷簽署的協議，蘇聯的前戰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國，並且假定他們都是願意這樣做的。只有一條例外：西方盟國並不承認斯大林在戰時將波羅的海諸國併入蘇聯的做法，因此，在德國和奧地利的西方佔領區移置營里，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選擇回東歐，也可以在西方尋找新的家園。

軍隊的最大死亡人數在蘇聯，據信死亡860萬男女武裝人員；德國傷亡人員400萬；義大利海陸空軍人損失40萬；羅馬尼亞陣亡軍人大約是30萬，大多數犧牲在蘇聯戰場上對軸心國軍隊的作戰中。然而同各國的人口相比，軍人陣亡損失最大的是奧地利、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以軍人和平民合計死亡人數而論，波蘭、南斯拉夫、蘇聯和希臘最慘。波蘭損失了約1/3的戰前人口，這是納粹精心完成的毀滅性目標。南斯拉夫失去戰前人口的1/8，蘇聯失去1/11，希臘失去1/14。從比對的角度看，德國損失率為1/15；法國1/77；英國1/125。

戰爭結束後過了許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發生了嚴重的危險，即屍體腐爛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華沙，1/5的人患了肺結核。捷克斯洛伐克當局於1946年1月報告說，需要救助的70萬兒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歐洲兒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結核和佝僂病，還有糙皮病、痢疾和膿皰病。患病兒童很少有機會治療：解放后的華沙每9萬名兒童才有1所醫院、50張病床。未患病的兒童也會死於缺乏牛奶（1944-1945年，整個南歐和東歐在戰火中死了幾百萬頭歐洲奶牛），大多數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營養。1945年夏天，維也納嬰兒死亡率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歐各城市相對繁榮的街上，兒童也在挨餓，而食品是嚴格配給的。

到1945年末，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德國為被移置者和難民設立了227個收容營和救濟中心，在鄰國奧地利又設立了25個，在法國和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也設立了若干個。到1947年6月，西歐有762個這樣的單位，其中大多數設在聯邦德國地區。到1945年9月，受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盟軍其他機構照顧和遣返的被解放的聯合國平民（即不包括前軸心國的公民）總數達到679.5萬人——在此之上還應該增加蘇聯當局管轄下的700萬人和幾百萬被移置的德國人。就民族而言，最大的一個群體來自蘇聯：釋放的俘虜和先前的強迫勞工。其次是200萬法國人（戰俘、勞工和被驅逐出境者），160萬波蘭人、70萬義大利人、35萬捷克人、30多萬荷蘭人、30萬比利時人，以及其他國家的無數人。

平民死亡的原因包括從敖德薩到巴爾幹半島的死亡集中營和刑場上的大規模滅絕性屠殺；疾病、營養不良和飢餓等等引起的；槍殺和燒死人質——由德國國防軍、紅軍和各種游擊隊執行的；報復性屠殺平民；在整個戰爭期間的東部戰線和從1944年6月諾曼底登陸到次年5月希特勒死亡期間的西歐，在田野和城市裡由於轟炸、炮火和步兵戰鬥造成的結果；精心策劃的掃射逃亡軍團；在戰時工廠與俘虜營里由於奴役勞動而勞累致死。

納粹分子儘可能長時間地享用受害國家的財富——事實上他們很成功，直到1944年，德國平民自己才感受到戰時限制和物資短缺的壓力。但到此時，軍事衝突已經向他們逼近了，起先是盟軍的轟炸，接著是盟軍部隊同時從東、西兩面向德國推進。正是在這戰爭的最後一年，在相對短時間里蘇聯軍隊向西進攻，才發生了最嚴重的實質性毀滅。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樣，使歐洲大陸分裂。中歐（指哈布斯堡帝國的土地，舊日奧斯曼帝國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國沙皇在最西邊的領土）的歷史總是同西歐各民族國家的歷史之間存在著程度上的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一定是種類差別。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埃西亞人、波羅的海各國人都可能心懷妒忌地看待比較幸運的法國或低地國家的居民。但是他們沒有理由不奮起為自己爭取同樣的繁榮和穩定。羅馬尼亞人的夢想是要同巴黎一樣。捷克1937年的經濟超過了它的鄰居奧地利，可以同比利時競爭。

總體上的死亡人數大得驚人（這裏的統計數字不包括日本、美國或其他非歐洲國家的人）。它使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相形見絀。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沒有哪一次衝突在這麼短的時間里殺死了這麼多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屬於非戰鬥人員的平民死亡人數：至少有1 900萬，或者說占死亡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在蘇聯、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希臘、法國、荷蘭、比利時、挪威，平民死亡人數都超過軍人。只有在英國和德國的死亡人數中，軍人比平民多得多。

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時就有大約5.3萬名遺棄兒童。羅馬的義大利總統府奎利納爾宮暫時因變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幾千名義大利殘疾、醜陋、無人認領的兒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萬名孤兒；荷蘭有6萬；在波蘭據估計大約有20萬名孤兒，南斯拉夫可能有30萬。幼小的兒童中很少有猶太人——猶太兒童在戰爭年代的種族滅絕計劃中僥倖活下來的，大多數已經是青少年。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被解放時，發現裏面還有800名兒童活著；在貝爾森集中營只有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發的死亡跋涉后倖存下來的。

一方是占多數的持右翼思想的義大利人，一方是邊緣化的、與外國勢力相勾結的兇殘的恐怖主義團體，在1943-1945年間，雙方陣營的這種難解難分的較量是貨真價實的內read.99csw.com戰，投入兩邊的義大利人都相當多。作為殘暴佔領軍的合作者，薩洛的法西斯分子們實際上並不具備民眾基礎，但當時他們所能獲得的國內支持卻不容忽視，並不明顯遜色於他們最咄咄逼人的對手，即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派別。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在現實中是義大利人內部鬥爭的一個方面，但是在戰後的幾十年裡，他們的記憶很容易地被隔斷了。

的確，在那些被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裡，從法國到烏克蘭，從挪威到希臘，第二次世界大戰首先是一場平民的經歷。正式的軍事戰鬥只限於衝突的開端和末尾。在這兩端之間，這場戰爭是佔領、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而在其中，由士兵們、衝鋒隊員們和警察們控制著日常生活和千百萬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國家裡，佔領持續了戰爭的大部分時間；它給一切地方帶來了恐懼和剝奪。

例外的情況頻繁地發生在波蘭。波蘭版圖的調整——東部邊境6.9萬平方英里割給蘇聯，得到的補償是從德國划給的奧得河——尼斯河以東4萬平方英里相當好的土地，這件與波蘭、烏克蘭和德國的土地相關的重大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後果。但是在1945年的情勢下，這一點非同尋常，而且應當理解為斯大林在沿蘇聯西面邊界強行做領土總體調整策略的一部分：從羅馬尼亞收複比薩拉比亞，分別從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獲得了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的魯塞尼亞，將一些巴爾幹國家併入蘇聯，保留了戰爭期間從芬蘭奪來的卡累利阿半島。

此中的一個原因是，佔領歲月不僅迅速地用血腥的強迫手段使社會激蕩，也使合法國家的法律和生活習慣完全被滌除。如果認為德國人佔領歐洲大陸的時代是用無所不能的、無所不在的權力來監督和平與秩序的時代，那是錯誤的。即使在波蘭，被佔領的土地上實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統治和鉗制，而它的社會仍然在無視新的統治者而運行：波蘭人自己組織了一個相應的地下世界，其中有報社、學校、文化活動、福利服務、經濟交換，甚至有一支軍隊——這一切都是德國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運作的，也是冒著極大的個人危險的。

猶太人的問題尤其突出。西方各國當局起初對猶太人被迫流落異國者一視同仁，將他們關進德國的安置營，與許多先前屠殺他們的人關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魯門總統宣布，應該給德國的美國佔領區內一切猶太人被迫流落異國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魯門在一份報告中下令關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營地和中心「明顯不現實地處理了這個問題。拒絕承認猶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對先前野蠻地屠殺他們的人熟視無睹」。到1945年9月底，美國佔領區內的所有猶太人都受到了區別照顧。

歷史並未施以報應。事實上，1 300萬被驅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並融入了聯邦德國社會，但是記憶猶存，在巴伐利亞（許多人移居在此），該話題仍會引發強烈的情緒。在當時的人聽來，把驅逐這些日耳曼人描述成「反人類的罪行」也許有些刺耳，因為僅僅在幾個月前，以這同一群日耳曼人的名義犯下的規模大得多的罪行剛剛大白于天下。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著，存在著，而被他們所害的人——首先是猶太人——卻大多數都死了，不存在了。紐倫堡審判納粹領導人時的美國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在幾十年後寫道：在戰後驅逐和戰時人口滅絕之間有一條關鍵的區別，「戰時的驅逐者們伴送被驅逐者，以保證將他們關入聚居地，然後殺害他們，或者逼迫他們做苦工」。

接受的標準很簡單——西歐各國感興趣的是強壯的（男性）體力勞動者，因此毫不猶豫地選擇符合這類條件的波羅的海各國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而不管他們在戰爭期間的行為。單身婦女作為體力勞動者或家務勞動者是受歡迎的——但是加拿大勞工部在1948年拒絕有任何跡象表明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婦女申請加拿大家務工作的移民資格。誰也不要年長者、孤兒、帶著孩子的單身女人。所以從總體上來說，難民們並不受歡迎——戰後美國和西歐的民意測驗表明，對他們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數減少而不是增加。

然而不僅是波羅的海國家的人不願意回去。一大批原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選擇寧可留在德國的臨時安置營里，也不願意回國。就蘇聯公民而言，不願回國的原因是害怕對任何一個在西方度過一段時間的人的報復，哪怕他這段時間是在俘虜營里。而對於波羅的海各國、烏克蘭、克羅埃西亞人，等等，則是不願意回到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哪怕在名義上還不是共產黨執政：許多人不願意回國的原因是害怕由於真實的或強加的戰爭罪行而受到懲罰，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後生活得更好一些。

蘇聯損失的人口中尤其包括戰俘。在戰爭期間，德國人俘虜了大約550萬名蘇聯士兵，其中3/4是1941年6月對蘇聯發動進攻的最初7個月里俘虜的。其中330萬因飢餓、寒冷、虐待而死於德國集中營里——1941年至1945年，蘇聯士兵死於德國戰俘營里的人數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各國士兵總人數。1941年9月，德國人攻佔基輔，俘虜75萬名蘇聯士兵，其中只有2.2萬人活到德國戰敗的日子。而蘇聯人俘虜了350萬人（大多數是德國人、奧地利人、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他們大多數在戰後回到自己的國家。

在東歐，事情更加複雜。斯洛伐克人和克羅埃西亞人趁德國人到來之際，根據戰前分裂主義黨派醞釀已久的計劃，建立了民族獨立的國家。德國人不想在波蘭尋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羅的海各國，甚至在芬蘭——德國國防軍起初受到歡迎，被當作除了蘇聯的佔領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烏克蘭人在1941年以後尤其賣力地利用德國的佔領，以保證他們長久以來尋求的獨立，而在加利西亞東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土地上，發生了烏克蘭人和波蘭游擊隊之間的血腥戰爭，雙方各自受到反納粹的游擊隊和反蘇聯的游擊隊的支持。在這些情況下，意識形態戰爭、群體內部衝突、為政治獨立而戰等等目的之間的精確差別已經失去了意義：至少對於當地居民——即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首先成為犧牲品的人們——而言毫無意義。

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別無選擇。早在1942年，英國就私下裡答應捷克的要求，即在戰後遷走在蘇台德地區的日耳曼人口，次年，蘇聯人和美國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內斯頒布命令，「我們決定在共和國境內一勞永逸地解決日耳曼問題。」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國者」）的財產被置於國家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們的土地被沒收；同年8月2日，他們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資格。將近300萬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數住在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在此後的18個月內被驅趕回德國。在驅逐過程中，有大約26.7萬人死去。1930年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日耳曼人占人口總數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時，他們只佔1.8%了。

在德國，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攝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每日攝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這隻是平均數。1945年6月，在美國佔領區，官方每日配給「正常的」德國消費者（不包括受優待的各類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這些數字使戰時的德國笑話充滿了意義：「最好是享受戰爭——和平將是可怕的。」而在義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臘的一些地區甚至更糟。

有照片為證，變成廢墟的城市是慘遭蹂躪的最明顯證據，它們成為對戰爭之悲慘的普遍視覺速記。由於大多數破壞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結果使無數人流離失所（估計有2 500萬蘇聯人，2 000萬德國人——其中僅漢堡一地就有50萬），遍地瓦礫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地提醒人們，這場戰爭才剛剛結束。但這並不是僅有的例子。在西歐，交通和運輸遭到嚴重破壞。法國在戰前有1.2萬個火車頭，而到德國投降時，只有2 800個還能使用。許多道路、鐵軌和橋樑都被炸毀——有撤退的德國人炸的，也有盟軍進攻時或法國抵抗力量炸的。2/3的法國商船沉沒海底。僅在1944年至1945年，法國就失去了50萬所住宅。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經生效。德國人當然早已用遷移和屠殺猶太人來開始執行這項政策了，並且大規模地驅逐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從1939年到1943年，在德國庇護下，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爭議的特蘭西瓦尼亞新邊境線，來回往返。蘇聯當局反過來策劃了一系列烏克蘭和波蘭之間的強迫性人口置換；100萬波蘭人從現在歸屬烏克蘭西部的家園逃走或被驅逐，而50萬烏克蘭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間離開波蘭，回到蘇聯。在幾個月的過程中，曾經是不同信仰、不同語言、不同群體混居的地區，變成了兩個明顯單一民族的領土。

在德國的佔領下，財產權最多只是有附帶條件的。歐洲猶太人完全被剝奪金錢、物品、住房、店鋪和商行。他們的財產被納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餘的也只能聽憑當地人洗劫和偷竊。然而被沒收財產的遠遠不止是猶太人。財產的擁有「權」是脆弱的，常常毫無意義，完全取決於掌權者的好意、興趣或衝動念頭。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現代歐洲國家的整體力量第一次被動員起來，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剝削其他歐洲人。為了作戰取勝，英國剝奪和洗劫它自己的資源：到戰爭末期，大不列顛為戰爭花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納粹德國為戰爭——尤其是在戰爭後期——利用了大量掠奪受害國家的經濟而得來的財富（這同1805年以後拿破崙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過其效率之高使拿破崙難以望其項背）。挪威、荷蘭、比利時、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尤其是法國，很不情願地為德國的戰爭付出了很大的貢獻。它們的礦山、工廠、農莊、鐵路完全服從德國的需求，它們的人民被迫為德國的戰時生產而工作：起初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後來在德國本土。1944年9月，在德國有748.7萬名外國人，組成德國21%的勞動力，而他們大多數是被迫的。

假如我們想要理解，這同一塊大陸在隨後的歲月里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復元氣，那麼就必須對這幅景象做細緻描繪。然而它傳遞的是德國戰敗后歐洲狀況的根本事實。歐洲人感到絕望，他們的確疲憊不堪了——不過一切都事出有因。歐洲的戰爭開始於1939年9月希特勒侵佔波蘭，結束于德國在1945年5月無條件投降，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它將平民和士兵都裹挾在內。

德國的大多數外籍工人是被迫來到德國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隨著德國戰敗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願來的——例如失業的荷蘭人，1939年前他們在納粹德國找到工作，就留了下來。即使戰時德國僱主付給的工資低得可笑，從東歐、巴爾幹地區、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來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國內好一些。而蘇聯勞工（到1944年9月，他們在德國的人數達到200萬）即使被用武力帶到德國，也不一定感到遺憾——其中有一個名叫埃琳娜·斯克爾雅伯娜的人在戰後回憶說：「關於德國人將他們送到德國工廠去的事，他們誰都不抱怨。因為對所有的人來說，這是唯一可能離開蘇聯的方法。」htｔpｓ://rｅａｄ.９9ｃｓｗ.cｏm

蘇聯紅軍在向西挺進的路上，在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搶奪「戰利品」（這種說法曾經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國女人受害最深。1945年到1946年，在蘇占區生下了15萬至20萬「俄國娃娃」，而這個數字不包括未統計過的流產，其結果是許多婦女同她們不想要的胎兒一起死去。倖存下來的嬰兒後來變成了越來越多的流浪孤兒：這是戰爭造成的人類流浪者。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食物供應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若沒有這個機構的貢獻，更多的人會死於1945年至1947年。在波蘭，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幫助解決的食物消費量達到其戰前水平的60%，在捷克斯洛伐克則有80%之多。在德國和奧地利，它同國際難民組織（IRO）共同負責處理被迫流落異國者和難民，國際難民組織的規章由1946年12月的聯合國大會確認。

在每一個被佔領的國家裡，工廠、汽車、土地、機器和產品成品都被新的統治者出於利益而無償剝奪，其借口是一概國有化。尤其在中歐和東歐，納粹出於戰時經濟需要，接管了可觀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機構。這種劇烈變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後，這些地區災難性地轉向閉關自守，緊接著是高度的國家干預和控制，而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戰前和戰爭初期的國有企業擴展得相當厲害，目的是預防德國的經濟滲透。國家指導的經濟在東歐並不是從1945年才開始的。

戰後歐洲的這些內戰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簡言之，這些內戰意味著歐洲在1945年德國人撤退後，並未結束戰爭。內戰的創傷性特徵之一是，敵人即使被打敗，但他還在；只要他在，衝突的記憶就在。但是這些年互相殘殺的戰爭還做出了別的事。納粹的佔領和後來蘇聯的佔領不僅殘暴，而且損害了歐洲的組織結構，這種狀況是絕無僅有的。用一句套話來描述，它們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戰爭——轉化為社會革命。

在這一系列劇烈的、被迫的財產易手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財產，他們的店鋪、公寓會被當地人侵佔；他們的工具、傢具、衣物會被新的主人沒收或竊取。這個過程在從敖德薩到波羅的海地區「屠殺區」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處發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倖存者們1945年從集中營回來時，往往發現自己的家被戰時「佔屋者」佔據，而這些佔屋者居然還很生氣地宣布他們有權佔據，拒絕離開。因此，幾十萬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人、荷蘭人、法國人等等變成了納粹大屠殺的同謀者，哪怕僅僅是從中得到好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完全呈現一片悲慘荒蕪景象。當時的新聞照片和記錄影片揭示了大量可憐而且無助的平民在轟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涼的鄉間跋涉。孤兒們愁苦地流浪，衣衫襤褸的婦女們成群結隊地在瓦礫中拾荒。被驅逐出境的人剃光腦袋，集中營囚徒穿著帶條紋的衣褲，飢病交迫，目光獃滯地張望著鏡頭。甚至連電車也好像被炮彈擊中過，在損壞的軌道上，憑著時來時停的電流艱難地行進。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憊不堪，由於失去支撐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營養良好的盟軍佔領部隊。

這一平衡過程，即中歐和東歐的當地居民取代了被驅逐的少數民族，是希特勒對歐洲社會歷史做出的最長久的貢獻。德國人的計劃是毀滅猶太人和波蘭、蘇聯西部的當地知識分子，將其餘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為新的奴隸，將土地和政府轉移到重新定居在那裡的德國人手中。但是隨著紅軍到達，驅逐了德國人，新的情勢又一邊倒地調整到蘇聯人更加真實的激進化計劃下。

國際難民組織的資金大部分也由西方盟國提供。在它的第一年（1947）預算中，美國負擔46%，1949年上升至60%；英國承擔15%，法國承擔4%。由於在強迫遣返問題上西方盟國同蘇聯之間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國際難民組織總是被蘇聯（後來則是蘇聯集團）看作純粹是西方的工具，因此它的服務僅限於西方佔領軍控制地區的難民。再者，由於它致力於為難民的需要服務，所以德國的被移置者也被排除在它的善舉之外。

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在被佔領的歐洲要過正常生活，就意味著違法：首先是違反了佔領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規定、種族法等），同時也違反了傳統的法律與規範。大多數普通人無法直接獲得農產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換才能養家糊口。盜竊——無論是盜竊國家、盜竊市民還是洗劫猶太人商店——現象十分廣泛，以致在許多人眼裡已經不是罪行。事實上，憲兵們、警察們和市長們代表佔領者，為佔領者服務，由於他們自己也同佔領軍一起有組織地犯罪，挑選一部分平民作為犧牲品，致使一些重罪變化為抵抗行動（儘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顧中才發現的）。

再往南面，希臘像南斯拉夫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入侵、佔領、抵抗、報復、內戰的循環，最後高峰是1944年12月共產黨人同得到保王黨支持的英國軍隊在雅典的5周衝突，在此之後，於1945年2月達成停戰協議。然而到1946年又爆發了戰鬥，接著又持續了3年多，結果是共產黨人從北部山區的根據地敗退。希臘人對義大利人和德國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國或義大利的抵抗運動來，無疑更有成效——僅在1943年至1944年，使6 000名德國士兵傷亡——但是它給希臘人自己帶來的傷害更大。共產黨游擊隊和以雅典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國王政府都使村莊陷入恐怖之中，摧毀了交通，在以後幾十年裡使國家分裂。當1949年9月戰事結束時，10%的人口無家可歸。希臘的內戰不像南斯拉夫和烏克蘭那樣帶有許多複雜的種族問題，但是從人道的角度來看損失更重。

斯大林回答問題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對的。蘇聯軍隊沒有休假制度。許多步兵和坦克兵一連戰鬥了可怕的3年，跨過蘇聯西部，穿過俄羅斯和烏克蘭。在他們的進軍路上，目睹和聽到德國軍隊暴行的無數罪證。德國國防軍起先驕橫地進軍到伏爾加河、莫斯科城邊、列寧格勒，後來在艱難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殺，他們確實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戰俘，虐待平民，虐待游擊隊員，並且破壞一切東西，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們的心靈上留下了烙印。

從1939年到1943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兩人合力遷移、驅逐、流散了大約3 000萬人。在軸心國軍隊撤退時，這個過程倒了過來。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個東歐幾百萬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體，一路逃離蘇聯紅軍的鋒鏑。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民族流離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蕩蕩地湧入了德國。英國軍隊的一名軍官威廉·貝福德-瓊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況：

蘇聯邊界的西面幾乎沒有變化。保加利亞從羅馬尼亞的多布羅加地區收回了一片狹長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從匈牙利（由於它是戰敗的軸心國，所以它無法拒絕）獲得了布拉迪斯拉發對面多瑙河右岸的3個村莊；鐵托可以掌握位於的里雅斯特周圍和威尼西亞朱利亞的原義大利一部分領土，這是他的軍隊在戰爭結束時佔領的。其餘在1938年至1945年間用武力佔據的土地都歸還原來的國家，由此恢復了原來狀況。

首先，系列性的外國軍隊佔領不可避免地損害了當地統治者的權威性和合法性。法國的維希政府——就像約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國或帕凡立克在薩格勒布的烏斯達莎政府一樣——名義上是自治的，實際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這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在荷蘭和波希米亞，市一級地方當局合作者保留著某種程度的主動性，但只是根據德國主子的願望來避免任何衝突。在更東面的地方，納粹和後來的蘇聯人用自己的人和國家機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適合他們在一段時間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經同納粹結盟的國家——芬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獨立，由自己來統治，這種情形至少維持到1944年。

從巴爾幹地區撤退來的不只是日耳曼種族的人，還有10萬多克羅埃西亞人，他們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戰時法西斯政權垮台後逃離鐵托游擊隊的憤怒報復。在德國和奧地利，除了被盟軍俘獲的幾百萬名德國國防軍士兵和最近從德國戰俘營釋放的盟軍士兵，還有許多非德國人，他們曾同德國國防軍一起，或在德國人指揮下對盟軍作戰過：俄國人，烏克蘭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將軍指揮的反蘇軍隊士兵；挪威的衝鋒隊志願兵，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從拉脫維亞、烏克蘭、克羅埃西亞等地自由招募來的德國輔助部隊士兵、集中營看守等等。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尋求避難，擺脫蘇聯的懲罰。

他們在那裡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其餘被迫流落異國者和難民會合，另外還加上1947年至1949年東歐和中歐國家新一代的政治難民。在這3年裡，美國接受了40萬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萬人。加拿大接受的難民和被迫流落異國者總數達15.7萬人，澳大利亞接受了18.2萬人（其中6萬多波蘭人，3.6萬波羅的海各國人）。

一旦收容營建立起來，實施照顧和最終遣返或重新安排幾百萬被迫流落異國者的責任就越來越多地落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肩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立於1943年11月9日的華盛頓htｔpｓ://rｅad.9９cｓw.ｃｏｍ會議。未來的聯合國44個成員國代表出席該會，討論戰後的各種可能需要。從此以後，善後救濟總署在處理戰後緊急狀況中起了重大作用。這個機構在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間花費了100億美元，這筆資金幾乎全由美國、加拿大、英國的政府提供。許多援助資金直接流向在東歐的前同盟國——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蘇聯，還有用於管理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的移置人口。在前軸心國的幾個國家中，只有匈牙利得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而且所得不多。

德國佔領東歐造成的物質後果，蘇聯的反攻，游擊隊的鬥爭，這些都與西歐的戰爭經歷完全不同。在蘇聯，7萬個村莊、1 700個城鎮毀於戰火，同時損失的還有3.2萬家工廠、4萬英里的鐵路。在希臘，全國活躍的遠洋海輪損失了2/3，它的1/3森林被燒毀，1 000個村莊被消滅。與此同時，德國的政策是根據軍事需要來確定對其佔領成本的賠款，而不是對付由此引起極大的通貨膨脹的能力。

但是在巴爾幹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首先表現為內戰，而且本身特別充滿血腥氣。在南斯拉夫，傳統的稱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義特別模糊。契特尼游擊隊的塞爾維亞領導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維奇是什麼人？愛國者？抵抗者？合作者？讓人們投入戰鬥的緣由是什麼？抵抗（德國、義大利）佔領者？報復南斯拉夫內戰中的國內敵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穆斯林之間的社群之戰？擁護或者反對共產主義目標？對許多人來說，實際上的動機不止一種。

其結果是法律上承認的一種新現實。東歐強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證過的，他歸還「東普魯士給它所從屬的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發生的任何遷移都應以有序的、人道的方式來執行」，但是在具體情況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西方觀察家震驚于對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紐約時報》記者安妮·歐海爾·麥考米克記錄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這一重新定居的規模，以及其中發生的狀況，皆為史上所罕見。親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歷史將施之以可怕的報應。」

然而這些數字即便再重大，也只體現了一部分畫面：整個大地變得陰森可怖。歐洲人在戰爭中遭受的物質損失儘管可怕，但是同人的損失相比，卻是微不足道的。據估計，1939年至1945年，3 650萬歐洲人死於與戰爭相關的原因（相當於戰爭爆發時法國的總人口），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幾年裡自然死亡的人數，也不包括當時及後來由於戰爭而未能懷胎出生的孩子。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還有的話）和任何年齡的婦女。據診所和醫生報告，在蘇聯軍隊到達維也納后的3個星期內，這座城市裡有8.7萬名婦女被蘇聯士兵強|奸。在蘇軍佔領柏林后，被強|奸的婦女人數還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數發生在德國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這一周內。這兩個數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們還不包括蘇聯軍隊向奧地利進軍和橫跨波蘭西部、進入德國的途中，鄉村和城鎮婦女被侵犯的未統計人數。

猶太人倖存者寥寥無幾。盟軍到達時，幾個星期里獲得解救的人與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們的身體狀況是西方醫學無法想象的。但是倖存的猶太人像歐洲其他幾百萬無家可歸者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得以進入德國。德國是盟軍機構和軍營駐紮之地——不管怎麼說，猶太人在東歐仍然不安全。戰後波蘭發生一系列對猶太人的迫害后，許多倖存的猶太人永久地離開了：僅在1946年7月到9月間，63 387名猶太人離開波蘭到達德國。

對大多數被迫流落異國者和難民的最初安排——將他們集合起來，為他們建立營地，提供食物、衣服和醫療幫助——都是由佔領德國的盟軍，尤其是美國軍隊承擔的。在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北部等凡有難民聚集的地方，唯有盟軍才是管理當局。只有軍隊才擁有物資和具備組織能力，來管理人口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難民。這是龐大的戰爭機器先前從未負責過的事情，僅在幾個星期前，他們負擔的還只是同德國國防軍作戰。正如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盟軍最高指揮官）在1945年10月8日，針對責難軍隊管理難民和集中營倖存者一事，向哈里·杜魯門總統做出回答的報告中所說的：「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確實是沒能達到標準，但是我要指出，整支軍隊面臨的複雜問題是要從戰鬥向大規模遣返做調整，而現階段平穩狀態下的特殊問題是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

先前的佔領軍——17世紀佔領德國的瑞典人，1815年後佔領法國的普魯士人——剝削當地物資，侮辱和屠殺當地平民只是偶爾為之。但是1939年後，陷入德國統治之手的各國人民或者必須為第三帝國服務，或者被列入滅絕計劃。這對歐洲人來說是遇到了新問題。歐洲各國在它們的海外殖民地里，習慣於為它們自己的利益而約束或奴役當地人。它們也只是使用拷打、殘害或大規模屠殺來迫使受害者服從。但是自從18世紀以來，這些做法在歐洲人自己中間已經不大聽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與普魯特河以西的地區。

對蘇聯領土上平民死亡人數的估計數字各不相同。比較接近實際的數字超過1 600萬人（大約是蘇聯軍隊犧牲人數的兩倍，軍人僅在攻克柏林的戰鬥中就犧牲了7.8萬名）。在戰前的波蘭版圖上，平民死亡人數達500萬；南斯拉夫是140萬；希臘是43萬；法國是35萬；匈牙利是27萬；荷蘭是20.4萬人；羅馬尼亞是20萬。在這些死亡的平民中，尤其在波蘭、荷蘭和匈牙利的統計數字中，猶太人占約570萬，還要加上22.1萬吉卜賽人（羅姆人）。

蘇聯紅軍的行為幾乎已不是秘密。鐵托在南斯拉夫游擊軍里的親密戰友、堅定的共產黨人米洛萬·德熱拉斯親自向斯大林提出這件事。據德熱拉斯的記錄，斯大林的回答很說明問題：「德熱拉斯自己作為一名作家，難道不知人的苦難和人心是什麼？難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經歷血與火、死亡威脅后同一個女人玩玩或弄一點小事情？」

當蘇聯紅軍最終到達歐洲中部時，疲憊不堪的士兵們看見了另一個世界。俄國與西方的對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曾經後悔讓俄國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戰爭期間變得更明顯。當德國士兵在東歐發泄獸|欲和大規模屠殺時，德國本土仍然很繁榮，在戰爭進行到很晚之前，德國平民很少意識到戰爭的物質代價。戰時的德國是一個城鎮遍布、到處實現電氣化、衣食無虞、商店裡消費品充足、婦女和兒童營養良好的社會。在蘇聯士兵看來，這一切同他們自己慘遭蹂躪的故鄉簡直是天淵之別。德國人對俄國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現在輪到他們吃苦頭了。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女人就是戰利品。在指揮官們的默許下，蘇聯紅軍放鬆了紀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國土地上的平民實施報復。

在解放了的西歐，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國人擁有的財產很少，戰爭也並未作為大災變而影響到更遠的東方。但那裡的問題同樣在於，組織起來的當局的合法性成為問題。法國、挪威、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的當地政府並未獲得自身的榮名。相反，它們總體上對佔領者惟命是從。1941年，德國只用806名官員就管住了佔領下的挪威。納粹統治法國，只用了1 500名自己人。他們信心十足地依賴由他們指定的（除了他們自己的政府職員之外）法國警察和憲兵，而德國人只用自己的6 000名警察和憲兵，就確保了一個有3 500萬人口的國家來服從他們。在荷蘭的情況也一樣。在戰後的一份證詞中，派駐阿姆斯特丹的德國安全部門首腦稱：「在警察部門和其他部門，主要支持德國軍隊的是荷蘭警察。若沒有他們，德國的佔領任務還不能完成其1/10。」相比之下，在南斯拉夫，需要毫不鬆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隊才能應付武裝的游擊隊員。

這是西歐和東歐之間的差別之一。另一種差別是納粹自己如何對待被佔領的國家。挪威人、丹麥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以及1943年以後的義大利人，都屈從了，並且受到剝削。但是除了猶太人、共產黨人、各種抵抗者之外，他們總體上被允許自行其是。其結果是，西歐各國被解放的人民想象著回到過去的日子。事實上，由於納粹統治這段插曲，即使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議會民主都顯得不那麼糟糕了——政治多元主義和法治的至少一種激進替代方式被希特勒成功地摧毀了。西歐大陸疲憊的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在一個符合規範的國家裡恢復正常生活的外表。

就這些數字而言，毫不奇怪，戰後歐洲（尤其是中歐和東歐）遭受極其缺少男人之苦。在蘇聯，女性人數比男性多2 000萬，這一人口不平衡現象要經過不止一代人才能糾正。當時蘇聯農村經濟倚重女性來承擔每一種勞動：不僅缺男人，而且幾乎沒有馬。在南斯拉夫，由於德國人的報復行為，15歲以上的男人均遭槍決，致使許多村莊根本沒有成年男子。在德國本身，1918年出生的男人中，2/3未能活過希特勒的戰爭：我們掌握有一個社區——柏林郊區特雷普托——的詳細數據：到1946年2月，在19歲至21歲的成年人中間，女性有1105人，男性只有181人。

義大利的情況更複雜。1943年7月的宮廷政變推翻墨索里尼時，法西斯分子掌權已經20年了。或許由於這一原因，當地人對法西斯政權很少抵抗；大多數積極的反法西斯戰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後，這個國家正式成為同盟國一邊的「戰友」，德國人佔領的北部被撕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薩洛共和國」傀儡政權；另一部分是雖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擊隊抵抗運動，他們同盟軍配合，有時得到挺進的盟軍的支持。

斯大林沿用他戰前的做法，將各族人民在蘇聯國土上大遷移。1939年至1941年，從蘇聯佔領的波蘭、烏克蘭西部和波羅的海（Baltic）地區向東驅逐了100多萬人。同年，納粹也將波蘭西部75萬農民向東驅逐，將空出來的土地提供給德國民眾，被佔領的東歐境內的日耳曼種族的居民應邀「回家」，到新擴張的第三帝國土地上去。此舉吸引了波羅的海地區的大約12萬人，從蘇聯佔領的波蘭被驅走的13.6萬人，來自羅馬尼亞的20萬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幾年後又被重新趕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國侵佔的東歐土地上實行種族遷移和滅絕政策直接關係到納粹的一項計劃，即時間上溯到中世紀時代日耳曼人移居的遠方居住地現在都要划進第三帝國，並且讓日耳曼人到東歐受害者新近被剝奪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國人驅走了斯拉夫人，屠殺了猶太人，從東歐和西歐引進了奴隸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