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這種情況意外地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

對衝突轉移或者包容衝突的關注促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會市場」的立法目的是要減少勞動糾紛和經濟爭論政治化的危險。根據1951年的《共同決議法》，煤炭和鋼鐵這些重工業行業的大公司必須在監事會中含有僱員代表，這一做法後來又推廣到其他行業和小企業。聯邦政府和各州活躍于各經濟部門；雖然原則上反對國有化的壟斷做法，但20世紀50年代基督教民主黨治理下的國家擁有或掌控了40%的煤鐵生產，2/3的發電廠，3/4的鋁製造業，並且關鍵的是，控制了德國的大部分銀行。

1962年，在核裁軍運動高峰時期，居然有15萬名該運動的支持者參加了年度遊行，抗議在奧爾德馬斯頓舉辦的原子武器研究機構成立大會。然而，和在聯邦德國以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那些相同性質的核裁軍運動一樣，英國的這場運動到了60年代開始逐漸銷聲匿跡。《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出台後，這些反對核武器的運動者們就逐漸失去了關聯；要想獲得證據申明歐洲即將面臨著滅頂之災變得越來越困難，那些新的議題取代了核裁軍，被提到了新的議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爭論。連蘇聯原來的反原子彈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洛夫也開始不再關注即將來臨的核災難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全球性問題」轉向了「保護個體民眾」。

這種為繁榮建設而新發現的獻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輩德國人的明確歡迎。進入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許多超過60歲的老人們——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當權派——還都認為獨裁時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表明，聯邦德國被動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安寧，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預期，令人欣慰。倒是較為年輕的一代反而更加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瑪共和國的末期，剛好經歷過納粹的年代，但卻還太年幼，因而並未參与到任何納粹的罪行中去，從而他們對德國的新秩序更是抱著多疑和不信任的觀點。

各種國際聯盟、機構網路的擴展和國際條約的簽訂，並沒有為國際和諧提供什麼保證。事後想來，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在歐洲委員會、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支付聯盟和最重要的北約組織之間，實際上產生了國家之間的一種全新的、穩定的體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歐洲委員會召開的「保衛人權大會」的文件顯示，它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產生持久的意義。但在當時，這些文件就像發表它們的機構一樣，只是代表了一種良好意願，在20世紀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為一些無效的條約或同盟。當時的人們對此都持懷疑態度，因此很少予以關注，這是可以原諒的。

希特勒垮台後，德國人那種對非道德命令的盲從遭到了全世界的譴責，但他們卻把這種積極服從的缺點變成了全民族的優點。在徹底戰敗后，德國搖搖欲墜，接著又遭遇外來的佔領，聯邦德國乖乖接受了強加于其頭上的民主，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議之舉。早在一個世紀之前，海涅就首先觀察到德國人身上具有的「獻身統治者」的特性，但20世紀50年代的德國人卻以同樣的獻身精神，一門心思關注產品生產中的高效、細節和優質，贏得了世界的矚目。

德國國產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聯邦共和國早期那種鄉村的、保守主義的氣息，那種一心想置身世外的願望。德國成年人中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這可能也是促成德軍解甲複員的因素之一。1950年，戰後首次人口統計顯示，聯邦德國家庭中1/3的戶主是離異女性或寡婦。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從蘇聯釋放后回歸的戰俘計算在內，還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1960年，聯邦共和國女性人數遠遠超過男性，為126∶100。英、法兩國的狀況更甚，在公眾心目中，家庭和家務事是首要的。在這樣一個女性佔主導地位的世界里，許多女性單身肩負著全職工作和撫養孩子的雙重責任，她們經歷了戰爭最後幾個月和戰後最初幾年的恐懼的私人回憶，那些所謂的國家、民族主義、重整軍備、軍事輝煌或意識形態矛盾等言辭對她們來說，沒什麼吸引力。

柏林危機的最終結果顯示，兩大霸權國家之間存在的共識遠大於他們有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異議。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國在柏林的地位問題，華盛頓有可能會接受民主德國政府存在這一事實，而頂住聯邦德國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壓力，雙方都關注著中歐的穩定；但更關鍵的是，美、蘇都對來自它們各自庇護的兩個德國的抱怨聲和不斷需求感到了厭倦。冷戰的第一個10年，把德國的政治家們劃分為力量很不平衡的兩派，分別依賴於華盛頓和莫斯科。因為害怕對「他們的」德國人失信，列強們只好同意阿登納和烏布利希的脅迫，分別「堅決挺住」。

撇開柏林和古巴，這兩個超級大國以驚人的速度著手解決第一次冷戰所帶來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建立了一條「熱線」；一個月以後，在莫斯科舉行了一場美國、蘇聯和英國之間的會談，最後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於10月10日開始生效，對歐洲來說意義尤為重大——大部分原因並不在於它所提出的公開目標，而是在於它隱含的「潛在內容」。

如果說法國人對此態度猶豫的話，那麼俄羅斯人是明擺著很不滿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國正式加入北約組織后10天、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撤消盟國高級委員會那天，蘇聯宣布成立「華沙條約」國組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蘇聯結成聯盟，為了「友誼、合作和互助」，接受統一指揮。莫斯科廢止了和英、法締結的戰時結盟條約，別無選擇地承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主權，接受其納入華沙條約。雖然「德國問題」並未得出確切的答案，但雙方都整個地融入了各自的國際聯盟，使這個問題暫時擱置一邊，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決的難題，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來替代。

赫魯曉夫的反應是對柏林問題要快刀斬亂麻。在8月6日的巴黎會議上，盟國外交部長們再次拒絕蘇聯提出的威脅：假若無法達成解決方案的話，蘇聯聲稱將和民主德國單獨簽訂和平條約。於是，莫斯科授權民主德國劃一條界線，實實在在地把東西兩邊分隔開來，一勞永逸。1961年8月19日，東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築橫穿整座城市的分離牆。僅用了三天時間，就草草砌完了整座牆，使它足以阻止柏林東西兩端的日常往來。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對這道牆又進行了加固和抬高。接著又安裝了探照燈和帶刺的鐵絲網，並配備了崗哨；那些緊挨著牆壁的建築物上的門窗先是被封閉，後來又用磚堵死。街道和廣場被一分為二，兩邊的跨城交通聯絡要麼得服從封鎖政策，要麼被完全中斷。柏林建了「柏林牆」。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領導人並沒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會當回事，他們拒絕採納蘇聯的有關建議。雖然事後證明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蘇聯領導人對自己的建議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認真指望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會從佔領區撤軍，並且允許成立一個中立的、無任何軍事裝備的德國遊離於四分五裂的歐洲大陸中部。要說的話，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後繼者們並非不樂意看到美軍一直逗留在德國領土上；在這一代蘇聯領導人看來，美軍常駐聯邦德國（西德）是防止德國復讎主義的最可靠的保證之一。如果放棄這種保證可以換來德國解除軍備並受控于蘇聯手中的話（為此目標，莫斯科十分樂意放棄它手中的民主德國［東德］和它們的民主共和國），那倒還值得去冒險一試；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試。

對於大多數聯邦德國人民而言，生產、節省、獲得、消費不僅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認可的、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目標。多年後，回顧當時聯邦德國的這種奇特的集體大轉型以及全民一心撲在工作上的熱情，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寫道：「如果你沒有看到他們已經把缺點轉換為優點的話，你就無法理解德國人的這種令人驚異的能量。從某種實際意義來講，他們失去了思想，但這也造就了他們後來的成功。」

這些就業安排同時也滋生了大量的腐敗和犯罪行為；共和國沿襲了原先的統一國家的做法，對此坐視不理。誰掌控義大利國家大權，誰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權。因此，在戰後的義大利，無論他們原來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有多狂熱，首要的目標都只是為了爭奪國家大權，藉此途徑獲得擁有某種特權和恩惠之權柄。一旦這些權柄已穩操在手並得以運作，阿爾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黨徒及其後繼者們表現出來的手段和技巧就變得無人匹敵。

奧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維也納和奧地利東部各城市中心區的工人階級的強勁支持。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執政期內，該國的大部分地區——鄉村、阿爾卑斯山區和天主教轄區——都投基督教社會黨的票，這個來自外省的保守黨反對一切變革，並且懷疑一切外來者。和社會民主黨不同的是，基督教社會黨並不帶有泛日耳曼的情結，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佔主導地位的德國。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維也納工人運動也沒有什麼同情心；1934年，右翼發起的政變摧毀了社會民主黨的「紅色維也納」堡壘和奧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納粹入侵，奧地利一直處在教權政府的統治之下，受天主教政黨的獨斷統治。

於是在1952年5月27日簽訂了《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此條約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簽約國認可這一條約，美國和英國將全力協助歐洲防衛軍，並且終止對德國的軍事佔領。蘇聯曾經徒勞地許諾用一個解除德國武裝的《和平條約》來干擾《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1953年3月，聯邦德國聯邦議院認可了這一《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接著，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經濟聯盟也承認了這一條約。現在只等法國國民議會認可這一條約，西歐各國就可以擁有一支所謂的歐洲軍隊了：將各國（包括德國在內）的軍隊混合組編在一起。

不可避免的是，奧地利社會中有一些群體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職業的工匠、孤立的農民等等，一切諸如此類的由於其行業或思想不合時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配和社會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黨佔有絕對優勢的地區，也會因要顧及該黨成員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對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衝突的壓力往往戰勝了地方的私利。這種新求得的中立，被熱心地採用作奧地利的國家標誌，取代了過去那段好爭鬥的歷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會黨」、「基督教」——從而使后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后政治）的聯合政府和協同執政的理念開始界定了奧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來，奧地利這種解決政治不穩定的途徑與義大利的社會變動大相徑庭；畢竟義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將共產黨和天主教分離了開來，這種反差很難體現「后意識形態」。但在實際上，這兩個國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亞蒂及其政黨的獨特性是他們在戰後幾十年來獲得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維護並加強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有損共產黨革命先鋒的形象。而且，義大利也是通過一種類似於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來分配福利、安排就業，雖然這種制度嚴重地偏袒了單方面的利益。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的天主教各黨派在名義上都是一些比較溫和的改良派，實際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黨，其作用是保護天主教群體的利益，掌控著從國家到各城市、各階層的統治權，並通過制定國家規劃來實現廣泛的社會選民的需求。如果不考慮宗教因素，這一描述也同樣適用於其他主要敵對黨派——荷蘭的工黨和比利時的工人黨（即後來的社會黨）。這兩個黨派都更接近於北歐模式的以工會為基礎的勞工運動，而不像地中海地區的社會黨，後者更具有激進的傳統，經常有反教會的言論，在和天主教的權力鬥爭中（和分贓方面）很少顯露出不安。

就是在這樣一種系列性的失憶的過程中，被關押的戰犯很快就被逐步釋放，回歸平民生活。與此同時，罪行最嚴重的戰犯，包括那些在東歐地區和集中營中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戰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過了調查審訊。雖然1956年在斯圖加特建立了國家司法部的總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壓下才開始對被起訴者進行調查審訊，在1965年聯邦政府將謀殺罪的法定追訴時效延長至20年後才開始真正見效。

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這兩大政黨之間通常會確保在全國大選中贏得44%左右的選票）聯手獲勝的一個相關原因是：和義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一樣，它吸引了大量的選民。和低地國家的同僚一樣，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黨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贏得了當地一個保守的忠實教徒社團的選票。而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雖然仍然堅持傳統的保守主義文化，比如說，在許多小鎮和鄉村社區中，當地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活動家會聯合天主教會和其他基督教團體，控制並審查電影節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會政策方面，則表現得非常具有廣泛性。

義大利的變化尤其驚人。和歐洲的其他地中海國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不同的是，義大利成了一個民主國家，雖然尚待完善，但卻將在戰後幾十年裡一直維持這一狀態。這一成果可不小，義大利曾是一個從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國家。事實上，義大利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它的存在很久以來就是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並且還會在後來的歲月里引起爭議。20世紀5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每5個義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會用義大利語交流：許多義大利人仍然把他們的籍貫地作為最重要的身份標誌，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語言。對那些沒有受過中學教育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裡，這批人佔據了人口中的絕大多數。

戰後德國在體制建設上力避重蹈魏瑪共和國的覆轍。政府權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權和服務經費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相當於在19世紀時期併入日耳曼帝國的德意志獨立公國。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萊茵蘭——威斯特伐利亞州，是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對一些舊的區劃做歸併或分割。

最終，當《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最後提交國民議會審批時，孟德斯-弗朗斯拒絕利用這個問題換取美國的信任，從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對264票否決了這個條約。於是，成立歐洲防務共同體、並在歐洲軍隊中容納重整軍備的德國人這一計劃就此宣告終結。在一次和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爾-昂利·斯帕克及盧森堡首相約瑟夫·貝奇的私下會晤中，阿登納惱怒地將孟德斯的行為歸因於他的「猶太性」——根據這位德國總理的說法，孟德斯將自己和法國民族主義情節糾結在一起，顯得太過分了。對於歐洲防務共同體的流產，孟德斯自己的解釋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歐洲防務共同體里過多地強調了整合，但是對英國卻考慮得太少。」

此外，聯邦德國的美國化進程，外國佔領軍無處不在的身影，和德國民眾現行的經過凈化的思想與願望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願望出自20世紀50年ｒｅａd.9９cｓw.ｃom代初的國產懷舊片。這些所謂的「國產」影片，通常以德國南部的某個山區景色為背景，以愛情、忠貞和群體為情節特徵，服裝體現了時代和地區特色。這些高度流行的娛樂片毫不掩飾其矯揉造作的風格，往往是納粹時期電影的忠實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例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這些影片的導演如漢斯·德珀早在納粹時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輕些的如魯道爾夫·勛德勒等又是前者們一手培養的。

20世紀50年代歐洲政治場景中最值得注意的並不在於它所看到的變動，而是它沒有看到的變化。戰後歐洲那些自治民主國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驚奇——它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慾望發動戰爭，那些年長的領導者們雖未明確表態，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條都是「不做試驗」。儘管背離了大眾的期待，西歐的政治氣溫還是從過去40年來的高熱期降溫了。雖然公眾仍對過去這段時間里經歷的災難記憶猶新，大多數歐洲人卻輕鬆地遠離了全民運動型的政治。選民（有許多地方的選民中首次出現了婦女）主要關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經濟的絕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對此，各國政府和各個政黨都做出了相應的回答。

由於冷戰帶來的不確定性，使西歐人找到了新的安樂。政治對峙的國際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國的介入，有助於消除歐洲國內政治衝突所產生的刺痛。上一個時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戰爭的政治問題——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南斯拉夫和義大利之間的國土爭端、被佔領后的奧地利的前途——這些問題都得到了控制，總有一天會由強國對峙和協商來解決，而歐洲本身卻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聯邦德國的政治領導人們不必擔心會出現新的納粹分子，因為國家基本法明確規定嚴厲取締這一類政黨。然而，實際上還是存在著千百萬先前擁護納粹分子的選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分化進入不同的主流政黨之中。而且現在又多出了一種選民：回歸者——那些從東普魯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驅趕過來的日耳曼種族的人。在總數約1 300萬的流亡者中，接近900萬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佔領區。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通過柏林向西湧入的難民人數不斷增加，從德國東部又湧入了大約150萬的流亡者進入聯邦德國。

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不同的結構性的社群（荷蘭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時的瓦龍人和佛蘭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為基礎的組織機構來統管大部分活動。在新教佔主導地位的荷蘭，天主教與新教之間不僅禱詞不同，而且還在不同的教堂做禮拜。他們甚至投票給不同的政黨，閱讀不同的報紙，聽自己的廣播（後來又收看不同的電視頻道）。1959年，在荷蘭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學；95%的荷蘭天主教農民參加天主教農民聯盟。天主教徒自己組織旅行、游泳、騎自行車、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團的保障，死後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法國預計到這類交易有可能會在它的背後悄悄進行，於是通過提出反對意見，預先取消了有關允許德國加入北約組織防衛的一切協商。1950年10月，法國總理勒內·普利文建議建立一個歐洲防務共同體，與舒曼計劃相仿。除了大會、部長委員會和法庭外，這一共同體還將擁有自己的歐洲防衛軍。美國人，還有英國人，當然對此想法很不樂意，但是同意參与，因為這是當時解決歐洲防衛問題的最好辦法。

瑪利亞的一切社會關係、取得的成就以及獲得的舒適生活都是以金錢來衡量的，這一切都集中體現在她為迎接丈夫歸來而準備的那所煥然一新、裝備齊全的房子上。然而，正當他們即將重溫幸福婚姻舊夢之時，他們的世俗財富卻因一個小小的疏忽而瞬間灰飛煙滅：在他們全套現代化裝備的廚房間，一隻煤氣開關爆裂了。而此時此刻，收音機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歡呼著聯邦德國贏得了1954年世界盃足球賽的冠軍。對於法斯賓德和下一代對聯邦德國極為不滿的憤怒青年來說，在新的歐洲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德國，雖然具有了新的品質：繁榮、妥協、政治安定、默許不再喚醒本國早已沉睡的過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這些都還不足以掩蓋掉以往的過失。它們是披著偽裝新衣的舊疾。

第一次「柏林危機」發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發表公眾演說，對西方列強宣稱：

對那些知識界和政界精英來說，這種轉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對那些整日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們來說，這種舊政換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個全新的「歐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榮的機會。根據英國工黨政治家休·達爾登的說法，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溫斯頓·丘吉爾曾經表示，希望德國成為一個「富裕卻無能力的」國家。於是事實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爾所指望的還要快、還要有效。希特勒戰敗后的20年裡，聯邦德國人民的精力根本無須指引就偏離了政治，而轉向了生產和消費：整個國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個方向發展。

阿登納曾不止一次利用國際上害怕德國納粹復甦的恐慌情緒來推動聯邦德國的盟友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前進。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國希望德國在歐洲防務上採取合作態度的話，那麼它們就不該譴責德國的行為或者重提過去的災難。如果它們想阻止國內政治勢力的反對的話，那麼它們應當堅定地站在阿登納這邊，反對蘇聯關於民主德國的計劃，等等諸如此類。西方盟國對阿登納的意圖瞭然于胸，但它們也看清了德國的民意所向。因此，它們允許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自由偏離，並且接受了他的觀點，即堅持認為只有他才能斡旋於它們之間，這也是一種儘可能穩妥的選擇，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國內困境的話，他需要外國的讓步。1951年1月，連艾森豪威爾都宣布阿登納把魏瑪和納粹混為一談是一種錯誤——因為阿登納說：「德國士兵為保衛祖國而英勇地、光榮地作戰。」艾森豪威爾的後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李奇微將軍也一脈相承地要求盟軍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東線戰事中的全部德軍軍官戰犯。

通過這種方式，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建立了一種跨地區、跨教派的政治基礎。他們獲得了來自鄉村和城鎮、來自勞資雙方的選票。當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專權掌控國家之際，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也已經掌控了一切。在經濟政策、社會服務和福利以及尤為敏感的民主德國、聯邦德國分裂、眾多德國流亡者的前途問題上，阿登納領導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始終以大眾保護傘的姿態堅守陣地，這是一種有別於以往德國政治文化的新起點。

肯尼迪回到華盛頓后不久，東德當局開始對那些企圖移民者實行旅行限制。作為直接回應，美國總統公開重申西方聯盟對西柏林的承諾——此舉暗示著承認了蘇聯對東柏林的控制權。經由柏林移居國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湧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遷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還不到25歲。如果以此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很快就會變成空殼了。

這絕不是一時的反常現象。到1957年為止，聯邦德國內務部一直封殺沃爾夫岡·斯陶特（民主德國公民）根據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電影，它反對影片中所提出的觀點，即德國的獨裁主義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這一切似乎證實了戰後德國正在患著一場集體失憶症，然而現實卻更為複雜。德國人並非如此健忘，而是採取了有選擇的記憶。在整個50年代，聯邦德國官方主張採取這樣一種使人感到舒服的觀點：在德國歷史上，魏瑪時代是英雄的時代，納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況他們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雷納·維爾納·法斯賓德（生於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瑪利亞·布勞恩的婚姻》中，尖銳地批評了聯邦德國在年輕一代批評家眼中所顯現出的一系列缺點。片中女主角從戰敗的廢墟上爬起來，面對著「渾身破落的德國男人們」，很冷酷地拋卻了過去的歷史，宣稱「這不是談感情的好時候」。於是，瑪利亞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賺錢行列，表現得如魚得水。沿著這條道路，她從一個容易受傷的弱者轉變成了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資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騙心理——包括一名美國（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堅守著對她丈夫赫爾曼的「忠貞」，她的德軍丈夫當時正被關押在蘇聯，而影片對他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卻故意隱晦不提。

阿登納熱切地謀划西歐一體化，這一計劃引起了舒馬赫的特別注意。舒馬赫認為，1950年的舒曼計劃是為了構建一個「保守主義、資本主義和教會勢力聯合，並且受卡特爾統治的」歐洲。他的這一觀點是否完全正確姑且不論。問題在於舒馬赫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沒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聯邦德國的首次大選中，社會黨將它關於民族化和社會保障的傳統黨綱同德國統一與中立的主張結合起來，受到人們尊重，獲得了29.2%的選票和693.5萬選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少了42.4萬張選票）。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聯邦德國緊跟西方聯盟，形成了早期的歐洲聯盟計劃，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預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敗，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只是略有上升，處於停滯狀態。

另一方面，社會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則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徹底的反納粹主義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國國會說了一句名言，稱國家社會主義是「不斷地誘惑著人類內心的蠢豬」，在德國歷史上唯有它才成功地「不斷鼓動著人類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裡，他在集中營里度過了大部分日子，身體狀況嚴重受損，影響了壽命。然而，身體瘦弱、佝僂的舒馬赫卻顯示出他個人的英雄主義色彩，在戰後，他毫不動搖地堅持認為德國必須承認自身的罪行，這不僅表現出他是社會黨的天然領袖，更展示出他是戰後德國唯一一位能向德國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兩大強國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國和聯邦德國之手，這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真正目的所在。許諾建立一個無核化的德國，只是莫斯科為折中地解決柏林問題所尋求的權宜之計；這也是美國為了達成此目的而寧願在波恩招人嫌惡的原因所在。聯邦德國的公民對德國核武器裝備遭否決一事多少有些心懷怨恨，就像他們接受柏林被分裂這一現實一樣，這是他們想要繼續使美國在當地駐軍所付出的代價。然而，該條約明顯標志著蘇聯戰略重點的轉變：從歐洲轉向了其他各大陸。

義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後，戰時曾在那不勒斯駐守過的英國軍官諾爾曼·路易斯對那不勒斯隨處可見的送水人大為詫異，「和龐貝古城濕壁畫中所表現的幾乎沒什麼兩樣」。墨索里尼時期因參加抵抗運動而被罰流放到此的一名來自皮埃蒙特的醫生卡羅·列維在《基督駐足埃勃利》（初版於1945年）一書中也做了類似的描述，經典地再現了義大利南部貧瘠高原上的邊遠鄉村生活。南部非但沒有什麼變化，還很窮困。1954年的一份議會調研揭示85%的義大利貧困家庭都居住在羅馬以南。在義大利東南部阿普里亞的農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們在倫巴第的同行所掙的一半。假設當年義大利人均收入為100的話，那麼在義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則為174，而在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亞僅為52。

然而這樣的旅途並非一帆風順，沒有危險。那些逃亡者只能攜帶一些力所能及帶走的東西。但這一切並不能阻止那些民主德國的年輕人鋌而走險。從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約有280萬到300萬的民主德國人通過柏林來到了聯邦德國，約佔民主德國總人口的16%。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專業技能——這些男男女女曾經是民主德國的未來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為了躲避1952年農村集體化的農民和經歷了1953年6月那場殘酷的壓迫后逃離民主德國的工人。

俄羅斯人堅決無法接受的是聯邦德國重新軍備化，為此他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蘇聯的策略並不是要在德國再統一問題上和西方達成共識，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現的德國重新軍備化。在打敗希特勒僅5年之後，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提出這個問題。假如國會能同意杜魯門政府增強海外軍事援助的請求，那麼美國的同盟者，包括德國在內，就不得不自我擔負起保衛歐洲大陸的責任。

可惜的是，舒馬赫雖然品行兼優，卻很奇怪地不夠果敢，未能及時抓住這一新的歐洲大國的大權。他出生在普魯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國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歡、也不信任共產黨，對它絲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堅信非軍事化的德國將會獲得安寧，從而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只有這種環境才對社會黨人有利。他徹底反對阿登納倒向西方盟國一邊，明顯地反對讓德國永無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會黨看來，恢復一個主權的、統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國，要比任何國際糾紛都重要。

在聯邦共和國早期，有某些跡象表明，這些傷感情緒會成為影響德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阻力。在1949年的大選中，就有48個議會議席——3倍于共產黨得到的議席，和自由民主黨的議席大致相當——落入頗受歡迎的民族主義右翼各黨派之手。那些被允許成立政治組織的難民立刻成立了「回歸者和被剝奪權利者團體」：在1950年石勒蘇因格——荷爾斯泰因的地方選舉中（這裏曾是納粹黨在鄉村的堅強堡壘），這一「團體」贏得了23%的選票。第二年，在鄰近的下薩克森州，一個性質類似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獲得了11%的選票。正是覺得這樣的選民絕不可小覷，康拉德·阿登納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評近來德國的歷史，而是在德國的一系列問題上明確譴責蘇聯和西方聯盟，尤其是針對由於波茨坦公告而引發的那些問題。

西方盟國當真害怕了。1961年10月，連著三天，蘇聯和美國的坦克車互相對峙在劃分各自地界的關檢口——這是他們之間僅剩的最後聯繫之一——民主德國政府以此來考驗西方列強的意願，來確定它們是否繼續擁有進入東部地區的入境權，是否遵守四大強國之間的協約。面對當地美軍駐軍司令的拒不妥協——他堅決不承認民主德國有權妨礙盟軍的行動——蘇聯只好不情願地同意今後30年內四大佔領國軍隊繼續逗留在原地，然而雙方都認可了當地德國現存政府對各自區域內的管轄統治權。

義大利式的政府並不具有特別的啟迪意義，但是奏效。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地區的公眾和市民活動事實上都被劃分給各個政治家族。所有的工業都成了基督教民主黨「殖民地」。對報業、廣播業及後來的電視業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來分管，它們偶爾也會給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舊派反教會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貼。所有的就業機會和福利優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給當地、各地區及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從工會到體育俱樂部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都被分別劃歸給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共產黨、共和黨和自由黨等各派去掌管。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體制總體來說是種浪費，不利於個體創新和提高財政效率。義大利出現的「經濟奇迹」（下文詳述）並非得益於該體制，而是在摒棄它之後才產生的。

然而，戰後義大利的穩定才是促成國家經濟發展和後來社會轉型的最關鍵的必要條件。不管表面看起來顯得有多麼似非而是，這種穩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組織分佈上。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都不會長久地贊同某一政黨或政綱，而按比例來選舉議員的這種複雜的選舉制度所產生出的議會，也分裂為立法時的贊成派和反對派：戰後的共和國憲法直到1956年才由憲法法院裁定，而爭論已久的地方自治則在時隔14年後才在議會中付諸投票表決。

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的做法在很reaｄ.９9ｃsw.ｃom多方面和聯邦德國、荷蘭及比利時的各基督教民主黨很相似。它缺少意識形態根基。當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後任一直小心翼翼地與梵蒂岡教權定期會晤，在立法的提議或支持方面從不違逆梵蒂岡之意；教會對自1861年以來新成立的義大利國家反教會的世俗主義心存報復，戰後的義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這種報復的契機。但天主教會在義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積極作用遠遠低於它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們認定的程度。控制社會的主要渠道是有權有勢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戰後幾年裡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一樣，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內務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黨手中。

然而赫魯曉夫事後得知，對柏林問題完全是出於理性考慮的。在歐洲，蘇聯確實在常規武器方面擁有超強的優勢實力，只要它願意，它可以在任一時間佔領西柏林（和西歐大部分地區）。但是既然美國已經發誓說，會動用一切手段來捍衛西柏林的自由（實際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魯曉夫可不想為了德國而冒核戰爭之風險。蘇聯駐華盛頓大使後來在其回憶錄中評論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魯曉夫及其盟國對柏林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其實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過是砌一堵柏林牆。」

義大利人、丹麥人和荷蘭人不時地對美國在他們國土上設有美軍基地感到擔憂，害怕一旦戰爭爆發，就會由此陷入危險。然而，這些引起關注的武器都屬超級大國所有，大多數歐洲人都還算足夠理智，知道他們根本無法左右莫斯科和華盛頓方面所做的決定。事實上，處在現實的意識形態邊緣的美國冷戰理論，使許多西歐人在核戰爭即將爆發的威脅已消失的時候，自我慰藉地認為，他們實際上是在通過允許美國捍衛他們的安全而在幫助美國。因此，他們不是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參与裁軍的爭論，而是只關心建設自己的家園。

然而，並非人人都是這麼考慮的。在一小部分人當中，同樣的事實有利於激起一場運動，緊急呼籲核裁軍。1958年2月17日，英國倫敦有人發起了要求核裁軍的運動。從一開始，他們就和傳統的英國激進派表示不滿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傾向的非暴力派，他們首先對自己的政府提出他們的要求，而不是針對蘇聯人或美國人（英國兩大政黨都一致確信英國有必要獨立擁有核威懾力，然而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離開了美國提供的導彈和潛艇，英國的炸彈永遠不會擊中目標）。

歐洲人和他們的美國盟友轉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但現在的情勢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約組織在國際舞台上已經站穩腳跟。法國可以在短期內成功地阻止歐洲防務的建立，但卻無法長久阻止下去。幾周后，國民議會即將就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問題進行投票，美、英、法這幾大西方盟國為此兩次會晤，在倫敦和巴黎匆匆召開會議。在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的提議下，迅速地通過了一系列建議——所謂的《倫敦協議》——並在後來的《巴黎條約》上得到最後的完善，奠定了接下來長達半個世紀的歐洲防務政策的基礎。

戰爭進一步加劇了義大利由來已久的分裂狀態：義大利的北部地區從1943年9月起，經歷了將近兩年的德國人的統治和政治反抗，接著又遭遇了盟軍對一些激進城市的軍事佔領；而義大利南部地區則在西方盟軍到來后就很快結束了戰爭。義大利南部地區沿襲了法西斯統治時期的社會和行政體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將軍未經流血事件就成功發動了政變，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間早就存在的政治、經濟差異外，現在的南北部義大利人之間又多了一層對戰爭的不同記憶。

在比利時，講荷蘭語的北部居民和講法語的南部瓦龍人的日常生活也終生有別，雖然他們絕大部分還是天主教徒。這是因為在比利時，社會群體不僅按照語言而且還按照政治觀點來嚴格劃分：有天主教團體和社會黨團體，天主教報紙和社會黨報紙，天主教廣播電台和社會黨廣播電台，分別服務於各自的荷蘭語和法語民眾。確切地說，兩大社團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傾向去鼓吹公有化。

赫魯曉夫這次挑釁的公開目標是要美國人放棄柏林，並允許它成為一座「自由的城市」。兩周后，這一願望顯得更為迫切，蘇聯領導人要求西方各國下定決心在6個月內撤離柏林。如果他們照做的話，他們集體承諾捍衛西歐的可信度就將遭受嚴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對核武器的呼聲將在聯邦德國和其他地方越來越高漲。然而，即使西方列強堅持暫時逗留在柏林，蘇聯也會有可能作為交換條件，堅決要求西方同意不給波恩任何核武器。

對於這些事情，阿登納本人抱著複雜的心態。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對此持謹慎緘口的態度，要比承認過去的事實而激起公眾憤怒來得穩妥，因為那一代德國人雖然過分地以道德妥協的態度來實施民主，但卻不可能為此償付高昂的代價。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勢力的死灰復燃。舒馬赫曾對深受德國人迫害的猶太人公開表示同情，德國總統西奧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爾根——貝爾森也說過：「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和他們不同的是，阿登納對此幾乎從不發表什麼看法。事實上，他只提到過猶太受害者，但從來沒有說過任何有關德國的暴行。

當然，法國一心想要成為獨立的具有核威懾力的國家，這對聯邦德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樂老謀深算地竭力利用時機、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國盟友之間關係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戴高樂曾說過，他對英國加盟歐共體說「不」，卻「同情」聯邦德國想獲得擁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來的一周里，他把這種「同情」轉變成了法德之間的友好條約。然而，雖然經過了大肆鼓吹，條約本身卻空洞得很。阿登納公然轉向的做法在他黨內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後來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們想密謀將他趕下台，以表達他們對北約組織的忠心。而在所有人當中，戴高樂本人對德國人並不抱有任何幻想。6個月前，在漢堡，這位法國總統曾面對狂熱的群眾高呼：「法德友誼萬古長青！你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卻對他的一位助手評論說：「要是他們真的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的話，他們就不會對我如此歡呼了！」

這些獨特的險勝結果使人回憶起兩次大戰之間奧地利共和國大選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奧地利和社會黨的奧地利因此面臨著重蹈覆轍，議會政治蛻變為一場文化內戰。即使藉助于第三黨——人民黨，它令人難堪地依靠了前納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數在每一次大選中都逐步下跌——奧地利的兩大政黨都無法期待組建一個穩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項有爭議的立法都會引起痛苦的會議。對奧地利民主前途的預測，看來非常渺茫。

此刻，德國近期的問題解決了，雙方都迫切地去面對那些次要的矛盾衝突和緊張關係。克里姆林宮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魯曉夫，在歐洲嚴格奉行他們自己的「和平共處」方針，和美國一起將可能引起未來衝突的風險降到了最低點。在宣布「華沙條約」的第二天，四大國簽署了《奧地利立國條約》。條約規定，奧地利將成為獨立國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約組織，也不加入華沙條約，可以自由選擇道路。但在辯論立國條約時，奧地利議會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內容。四國的佔領軍準備撤軍——雖然蘇聯早就從其奧地利東部佔領區內攫取了大約1億美元的資產，卻還要求得到最後的1磅肉：要求奧地利再付給蘇聯1.5億美元，「買下」蘇聯在奧地利東部地區的經濟利益。

由於德國問題一直被認為最有可能引起歐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因而德國人的這些想法反倒顯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實際上作為美國的受保護國，聯邦德國雖享有一定的特權，但它的一些公民卻對此耿耿於懷，並不覺得有安全感，這也是戰後聯邦德國的怪事之一。這種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為事態越來越明朗，德國有可能成為核戰爭的戰場，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基督教民主黨及時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會救濟體系，使之成為義大利國家政治整體中的一部分。其他政黨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義大利共產黨執政的城市和地區，比較著名的是「紅色」波洛尼亞和艾米利亞周邊地區，共產黨供養著他們的支持者並施惠於他們的救濟對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擁有者。要說有差別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強調市政管理的正當性和誠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黨政府那樣一派腐敗，而且和黑手黨之間有著不清不白的瓜葛，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的腐敗幾乎成了天主教民主黨的專利權；在後來的幾十年裡，在南部大城市執政的社會黨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政治上，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機會的副產品。

對美國人來說，核武器還有另外一種吸引力。美國一直在尋找一種方式，使自己能夠從歐洲事務的糾紛中抽身而出，他們的捲入早已背離了建國領袖們最初的美好願望。歐洲的核武器化是解決此事的一種途徑。今後將沒有必要讓大批美軍士兵長期駐守在歐洲的腹地了——政治家們和軍事戰略家們都盼望這一天早日到來：歐洲能夠實現自我防衛，一旦蘇聯發動襲擊的話，美軍會堅決保證支持歐洲實行大規模的核武器還擊。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曾反覆重申，美國在歐洲駐軍一向只是「一項權宜之計，是為了給我們的海外友人們帶來信心和安全感」。

這些安慰性的進展是在重大的國際軍備競賽背景下展開的。這種弔詭式的現象——雖然當時兩大強國正在全副武裝為最終的熱核戰爭做準備，但是歐洲和平的解決方案正在成形——它實際上並不像其表面顯現的那麼怪異。美國和蘇聯越來越重視對核武器的戰略思考，以及洲際導彈及其運載問題，這就把歐洲各國從它們在資源舞台上無法匹敵的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中解脫了出來，儘管中歐最有可能在未來戰爭中成為戰區。因此，這些年裡西歐經歷的冷戰和美國甚至蘇聯所感受的冷戰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正是這種戰後自我維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義的左翼、右翼政黨之間明顯的混合，構建了低地國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時，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嚴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蘭芒分裂主義者同列昂·德格萊伊的法西斯主義派相互爭鬥，危及議會政府，自60年代開始，這個國家又經歷過一次新的、更加擴大分裂的族群之間的鬥爭。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們（以及當地天主教統治集團），他們的統治曾在1945年短期內受到過威脅，通過大幅度提高福利並且實施其他各種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權。從而使種族社群得以生存到20世紀60年代，這種落伍過時的前政治時代的做法，正好延續到為激烈的經濟轉型時期提供了文化和體制上的穩定因素。

然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管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冷淡，聯邦德國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人膽敢為了法國人提供的這一機會而和華盛頓翻臉。此外，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潛藏在德國民眾內心對不得不聽從於美國而產生的怨恨之情。回顧往事，不難發現戰後的聯邦德國狂熱地接受美國的一切；在這些年裡，美國大兵駐守在德國的中部和南部，德國民眾對美軍的軍事裝備、軍事基地、護航艦隊、電影、音樂、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現金青睞有加，因為他們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這些美軍的保護。

早在1956年，阿登納曾警告說，聯邦共和國不可能永遠成為「核武器問題上的附屬國」。到了60年代初，很顯然，西方盟國和莫斯科之間已經就此敏感問題達成了協議，它們雙方將永遠禁止德國擁有核武器，阿登納怒火中燒。從短期內看來，波恩共和國似乎不再效忠於華盛頓，而有可能轉向巴黎的戴高樂政府，因為他們兩國都對強硬而專橫的英美懷恨在心，都懷疑美國想擺脫對歐洲各國的責任。

在公開場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爾一樣，採取的是強硬路線，堅稱西方國家永不背信棄義。華盛頓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約行使權力，提高國防預算尤其是用來支持駐守在德國的美軍。但在非正式場合，美國卻顯得比較圓通。美國人和他們的聯邦德國同伴不一樣，接受了民主德國國家存在的這一事實，理解蘇聯對阿登納，尤其是他們的國防部長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在最近發表的言論中表現出來的咄咄逼人的調子。必須採取一些行動來推動德國局勢向前發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爾對麥克米倫所說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負擔得起在今後50年裡囿於這一小塊地方」。出於同樣的想法，在維也納會議上，肯尼迪向赫魯曉夫保證說美國並不想「因此而剝奪蘇聯與東歐之間的聯繫」：這暗示著承認俄羅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德國東部在內，以及原德國所屬現歸波蘭的領土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領土。

英國歷史學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紀早期英格蘭政治穩定發展過程的經典著作中寫道：「大多是因為受到伯克和19世紀歷史學家們的影響，民眾普遍認為政治穩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長過程一樣非常緩慢：是靠時間、環境、審慎、經驗和智慧在幾個世紀里逐步形成的一種結果。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種想法更加違背事實了……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轉瞬之間，就像水突然凝結成冰。」

在國內事務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資源幫助那些回歸者、歸來的戰俘及其家眷回歸併融入德國社會外，20世紀50年代的德國政府主張對德國的近代歷史不做任何明顯的批評。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議當年迦納電影節上放映的阿倫·雷奈的紀錄片《夜與霧》。由於聯邦德國即將以正式成員身份加入北約組織，這部電影會傷害它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用官方抗議的話來說，它「強調提醒人們不忘過去的苦難，將擾亂電影節上的國際和諧關係」。法國政府及時做出回應，取消了這部電影的放映。九*九*藏*書

為了解決「對英國考慮得太少」這一問題，艾登提出承擔英國軍隊（4個師）常駐歐洲大陸（這是自中世紀以來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魯塞爾條約》將被擴充為「西歐聯盟」，德國和義大利都將加入該組織（雖然在我們看來，1948年條約的目的明顯是為了相互保護、抵抗德國）。相應地，法國將同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擁有不超過50萬人的兵力；德國將作為主權國家加入北約組織。

阿登納自己也老馬識途，牢記當年教會成了俾斯麥文化鬥爭靶子的威廉帝國時期的狀況；他告誡自己謹防從新的勢力平衡中過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險重新挑起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尤其是在納粹統治時期德國教會曾有過明顯的不光彩的記錄之後。因而從一開始起，他就尋求途徑，力圖使他領導的政黨成為全民性的而非單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選舉工具，強調基督民主黨在普遍範圍內的社會吸引力。在這一點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只是險勝社會民主黨，但是到了1957年，他們就贏得了雙倍的選票，結果以高出對手50%的選票獲勝。

20世紀50年代，德國國內支持重整軍備的呼聲並沒有多麼強大，在戰敗后僅11年即1956年重新組建的聯邦德國軍隊「聯邦國防軍」也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熱情關注。甚至阿登納本人也採取了模稜兩可的態度，就他而言並無多少真誠在內地堅稱他正在回應國際方面的壓力。20世紀50年代初由蘇聯支持的「和平運動」取得的成績之一是，它說服了許多聯邦德國人，使他們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們的國家就可以重新統一，可以獲得安定。50年代初，超過1/3的成人投票贊成在任何情況下，應建立一個中立的、統一的德國，將近50%的人希望聯邦共和國在任何戰爭中宣布中立。

歐洲冷戰開始進入穩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熱」，而且所有情勢遠遠超出了歐洲人自己的掌控範圍，反而使得西歐人確信常規戰爭的爆發似乎早已過時。在1953-1963年間的許多觀察家看來，戰爭是不可思議的，至少不會在歐洲大陸爆發（在其他地方，戰爭永遠都是解決爭端的途徑）。假如戰爭來臨的話，那些擁有巨大核武器庫的超級大國們也就必須承擔難以想象的後果，因此只得把它歸結為某一方的判斷失誤。在那樣的情況下，歐洲人幾乎沒有任何辦法來緩和這些結局。

無論從經濟方面證明這一戰略有多麼失策（部分根源在於兩次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的自給自足經濟運動），它的社會和政治優勢卻十分清晰。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業復興公司（IRI）僱用了21.6萬工人，其他機構，包括國家官僚機構的一些分支部門，更是僱用了幾十萬人員。基金會支持的合同工勞務——道路建設、城鎮住房建設和鄉村灌溉系統工程——以及國家補貼建設的新工廠和商業服務業也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還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資金來源也促成了國有企業本身僱用大量人員：到50年代中期，每5名公務員中就有近3名來自南部地區，雖然該地區總人數還不到整個國家人口數的1/3。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西歐人如果確實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話，那麼他們是贊成核裁軍的：1963年的民意測驗顯示，義大利人尤其歡迎廢止一切核武器。法國人還不是完全的廢除派，而德國人和英國人則分為兩派，然而他們當中還是以反核者明顯居多數。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關於裁軍的激烈爭論不同的是，歐洲的核武器問題並沒有對人們產生多大影響。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名義上）擁有核武器，其他國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機構需要尋求核武器裝備。

哈貝馬斯後來致力於對「憲政愛國主義」的研究，他認為只有這種民族情感才會合適地、謹慎地激勵他的國民奮發向上。他最初出現在公眾視野，是源於1953年他發表在《法蘭克福彙報》上的一篇文章，該文攻擊馬丁·海德格爾重新發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講稿，這篇講稿最初提出了納粹主義「內在的偉大性質」。當時這次事件是孤立的，並沒有引起多少國際關注，但是樹立了一個標誌，成為後來10年間引起對海德格爾激烈質疑的起源。

私底下，許多西方領導人對柏林牆的出現都大大鬆了口氣。3年來，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國際對抗的爆發點，其局勢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領導人私下裡都一致認為，建立一道橫跨柏林的高牆這一結局遠比引發一場戰爭好多了——不管在公眾場合是怎麼宣傳的，那些西方政治家當中幾乎沒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們的士兵「獻身為柏林而戰」。迪安·臘斯克（肯尼迪時期的國務卿）悄悄地觀察到，柏林牆很管用：「用實實在在話來說，它能使柏林問題很容易地得到解決。」

杜魯門和艾奇遜曾把入侵朝鮮看作蘇聯尋求越過德國分界線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們也把這次古巴安裝導彈事件看作蘇聯脅迫美國在柏林問題上做出讓步的一著棋子。古巴危機事件發生的最初10天里，美國領導人每一小時都在重新考慮西柏林問題，考慮是否有必要對赫魯曉夫在這座分裂的城市中預先謀划好的對抗行動採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對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解釋說：「不用我指明，您也應該明白赫魯曉夫這一秘密的、危險的行動和柏林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戰後歐洲政治穩定最富戲劇性、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樁大事，現在看起來最不足為奇。到1955年加入北約組織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早已充分準備步入經濟復興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國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錯誤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東西兩大陣營的許多觀察者都大跌眼鏡。康拉德·阿登納引導聯邦德國安全地渡過了新納粹主義和親蘇的中立主義相夾持這種腹背受敵的困境，雖然遭遇了來自國內外的一些批評和譴責，卻在西方聯盟中間安全著陸。

1955年，西柏林也成為一個地區，因而在上議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議席（雖然其直接選舉產生的下議院代表在全體會議上不享有投票權）。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權力一方面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為西方盟國曾譴責說，希特勒的興起是因為普魯士的權威主義政府傳統，需要防止歷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議院不可隨意彈劾已經當選的總理及其組閣的政府，除非他們事先已經準備好了合適的繼任人選並能保證其在議會選舉中獲勝。這樣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現魏瑪共和國最後時期連續地表現出的政治上的不穩定和政府的虛弱，同時進一步加強實力派總理的權力並延長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納及其後任赫爾穆特·施密特和赫爾穆特·科爾。

同樣由於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一樣，義大利實際上是由那些非經選舉而產生的行政官員在管理著中央政府和許多半官方的機構。這些明顯屬於非民主的產物，導致歷史學家們多少有點兒鄙視義大利的政治體制。貪贓枉法、收受賄賂、營私舞弊、拉幫結派、巧取豪奪的行為到處泛濫，一心只為基督教民主黨一黨壟斷制牟利。然而，在這樣的政府庇護傘下，面對傳統沿襲下來的困難和新出現的挑戰，義大利整個國家和社會表現出了超常的靈活適應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麥的標準來衡量，20世紀50年代的義大利需要在公眾道德和體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強。但是，和過去義大利舉國貧困的狀態相比，或者和原來經常比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歐洲其他國家相比，義大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飛躍。

在處理歐洲事務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緩和」情緒，它使那些關於奧地利、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的協約的制定成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內瓦（自波茨坦會議以來首次）召開的峰會為標誌，它接受了16個新成員國加入聯合國，打破了長達10年之久的東西方敵對的死結。除了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和艾登之間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圍外，日內瓦會議上解決的最重要議題是還留在蘇聯手裡的1萬名德國戰俘的命運。作為對1955年9月阿登納出訪莫斯科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回饋，蘇聯領導人同意遣送這些人回德國：當年遣返了9 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國。此時，德國西鄰的一些小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波恩達成了最後的協議。1955年，丹麥就少數邊界問題和戰爭賠償問題同德國達成了協議，一年後比利時也達成了協議（然而，盧森堡大公國直到1959年才和德國達成協議，而荷蘭則等到了1960年才達成協議）。實際上不言而喻，本書接下來要講述的是歐洲戰爭的罪行、遭受的懲罰及帶來的後果。

把美國和歐洲捆綁在一起的第二樁事件是柏林問題。由於1948-1949年蘇聯對柏林的封鎖遭到了失敗，使德國前首都有點兒像是一座開放的城市；東、西柏林之間通過電話線和其他穿越各個佔領區的交通網路繼續保持著聯繫。同時，柏林也是東歐得以進入西歐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國人可以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任意角落湧向東柏林，沿著和西柏林相連接的公路或鐵路線，從蘇聯佔領區進入西方盟軍佔領區，直達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任何地區。只要能夠順利抵達這些地方，他們就自動成為聯邦德國公民。

德國問題還是沒有答案。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後，西歐領導人意識到斯大林不會打算在中歐立刻「建立一個朝鮮」，德國東西雙方之間要達成協議仍然為時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場是，1949年形成的兩個德國應當重新合併為一個民主國家。然而，這種重新統一併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要在其中生活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時還要讓聯邦德國（西德）來代表所有德國民眾。私底下，美國人像西歐人一樣，倒並非不樂意眼看著德國就這樣無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對總統艾森豪威爾所言：將「對此現狀有許多話可說」，但這不是「我們可以公開表達的立場」。

1959年，距離舒馬赫英年早逝僅7年之後，新一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就正式拋棄了該黨長達70年之久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為生存之需而妥協接受了聯邦德國的現實。馬克思主義在戰後德國社會主義中的作用也僅僅是口頭上的，社會民主黨即便早期還有一點兒革命的雄心壯志的話，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決定放棄社會黨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調整新的實質性思考。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對德國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的新角色並不滿意，但還是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一方面接受德國參与西方聯盟，另一方面改變自己，成為跨越階級性的大眾黨——而不再只依賴工人階級——他們以前曾經嚴肅地挑戰過阿登納的專權。

戰後共和國留給奧地利的是並不愉快的首次實行民主的經歷。基督教社會黨（后更名為奧地利人民黨）不無驕傲地鼓吹他們曾在1938年反對德國接管；但對於4年前獨力摧毀奧地利民主一事，他們卻緘口不談。社會黨人（現在稱作社會民主黨）有理由宣稱自己兩次成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內戰之害，第二次是受納粹之害。但是同他們先前熱切盼望同德國合併之事相比，所謂受害，簡直不值得一提。社會黨領袖卡爾·倫納博士是奧地利憑1955年「立國條約」建立起來的獨立共和國的首任總統，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還在主張奧地利同德國合併。

戰爭和被佔領的經歷，對早期好爭吵的內部派別的記憶，促使人們跨越社群的分立，朝著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極端運動，特別是佛蘭芒民族主義者，就是由於採取機會主義態度而和納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聲遭到了玷污；總的來說，戰爭淡化了人們既定的政治黨派的身份，但並沒有減弱與之相關的社群服務。在比利時和荷蘭，天主教政黨的一支——比利時天主教社會黨和荷蘭天主教人民黨——20世紀40年代後期起就在政府中確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60年後期。

戰後農業改革的失敗，導致義大利政府只好對該國令人傷透腦筋的「南部問題」採取新的措施。1950年8月，義大利國會設立了南部地區基金，開闢了用國家財富救助貧困的南部地區的渠道。設立基金這種做法本身並無新穎之處，羅馬試圖改變南部貧困和無助狀況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就具有改革意識的喬萬尼·喬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義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還是移民，而這一做法早在義大利進入現代社會就開始產生了。無論如何，比起以前的計劃來說，基金意味著對南部更多的資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為這更適用於新成立的義大利共和國的核心政治機制。

然而，在這個逐漸繁榮的「阿爾卑斯共和國」平靜的外表背後，奧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敗。和義大利一樣，它以全民族的忘卻為代價贏來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義大利——至少可以吹噓曾經舉國抵抗德國的佔領，而奧地利卻根本沒有過類似的抵抗經歷。並且和聯邦德國人民不同的是，至少在公開場合，奧地利人從來沒有被強制承認他們曾經犯下過怎樣的罪行。有趣的是，奧地利和民主德國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機構的官僚獨斷性質上相同。從地理意義來說，兩國都是在地緣上多變的國家，它們在戰後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構建新的民族認同基礎上——只不過奧地利在實踐過程中更為成功罷了。

為了安撫並滿足那些回歸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阿登納和基督教民主聯盟對東德採取了強硬路線。在國際關係中，波恩堅持在最後召開和平會議之前仍依法維持1937年的德國邊界線。根據1955年提出的荷爾斯泰因決議原則，聯邦德國拒絕和一切承認民主德國的國家建交（並且公開地拒不承認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體德國人一說）。唯一的例外是蘇聯。1957年，鐵托承認民主德國，阿登納和南斯拉夫斷絕了外交關係，顯示出波恩的強硬態度。接下來的10年間，聯邦德國和東歐的關係進入了冰凍期。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民主德國政府十分尷尬，給它處理公共關係帶來了災難。1959年12月，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字斟句酌地對莫斯科說：「目前柏林開放的現狀，確切地說，這座城市中存在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不受管制的邊界線，讓人們對兩邊做出草率的比較。很不幸，這種比較對民主德國並非有利。」柏林的這種狀況既然可以為莫斯科所利用，當然也能為他人所利用——這座城市成了冷戰中重要的情報通訊站和間諜中心；到1961年為止，那裡大約有70家不同的情報機構，也正是在柏林這裏，蘇聯的間諜機構取得了一些最輝煌的戰績。

柏林牆的建立，標志著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歐洲事務的危機read.99csw.com區了。雖然時隔10年才達成了正式協議，決定了通道問題，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爭端了，西柏林也逐步進入政治穩定狀態。甚至連蘇聯人也對它失去了興趣。奇怪的是，西方對此並沒有一眼看透。當1962年古巴危機爆發的時候，肯尼迪及其顧問們都確信，赫魯曉夫正在精心策劃複雜的馬基雅維利式的陰謀，達到他在德國的長期目標。這一點他們早就從1948-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訓。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綠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樂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開了》（1953）、《維多利亞和她的輕騎兵》（1954）、《忠實的輕騎兵》（1954）、《歡樂的村莊》（1955）、《盛開的阿爾卑斯山玫瑰》（1955）、《來自黑森林的羅琦》（1956），等等，好幾十部諸如此類的影片，勾畫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樂土，一批未遭流亡命運的民眾，富有「濃濃的德國味」：那些金髮碧眼的白種人充滿了健康的鄉村氣息，純樸而快樂。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閑居生活營造了一種舒適愜意的社會氛圍，他們不僅沒有受到東、西方勢力的侵佔，而且遠離了罪惡，沒有受到德國最近歷史的玷污，純潔無瑕。

我們注意到，莫斯科其實從未打算在德國東部佔領區建立庇護國，但卻殫精竭慮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個弱小而不受歡迎的共產黨政權，以此作為第二解決方案。反過來，民主德國共產黨人卻一直在心裏有一半擔心著蘇聯宗主國將來有一天會出賣他們。因而這道柏林牆多少給了他們一些慰藉，雖然他們對赫魯曉夫在建起障礙牆后拒絕繼續施壓、爭取簽訂和平條約感到了失望。對波恩而言，長久以來，他們一直擔心美國人會站起身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華盛頓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們說，美國會堅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這堵高牆樹立起來之後，美國人就明顯地默認了這一切，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慮。因此，柏林牆建立后，華盛頓方面反覆承諾，說美國決不放棄他們的佔領區，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發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國共有25萬名士兵駐守在歐洲，顯然美國人和蘇聯人一樣，整個過渡期間都駐守在那裡。

自1949年聯邦德國第一次大選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聯盟一直順利執政；1963年康拉德·阿登納以87歲高齡離職前，他一直掌管著波恩政府的事務。以康拉德·阿登納擔任總理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之所以能夠多年稱雄政壇，原因諸多。其中之一是因為天主教會在戰後的聯邦德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原來新教占統治地位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和薩克森地區現在都落入了共產黨之手，天主教徒就佔據了聯邦德國人口的半數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選民絕對優勢的巴伐利亞，當地的基督教社會聯盟擁有不可動搖的力量基礎，並以此來確保自己作為少數派聯盟在阿登納政府中佔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美國的核武器在20世紀50年代增勢迅猛：1946年僅9枚，1948年擁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達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軍裝備可供使用的核武器達到了841枚，在德國加入北約組織之前，又擴展到了約2 000枚（7年後，在古巴導彈危機前夕，其數量達到2.8萬枚）。為了能運輸這些炸彈，美國空軍組建了一支B-29型轟炸機近程機群，從1948年柏林封鎖時期的約50架飛機，擴建到了遠遠超過1 000架，歷時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帶有洲際導彈的B-52型轟炸機開始服役。由於蘇聯在歐洲擁有人力和常規武器上的絕對優勢，所以這些機載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華盛頓方面的核心戰略，尤其是在杜魯門總統1950年3月10日下達加速研發氫彈的密令之後。

法國人也有一項原子武器計劃，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斯的認可，但是法國獨立製造的第一顆原子彈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兩國都不願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權交給歐洲防務組織；法國人尤其懷疑美國人可能會讓德國獲得發射核武器權。美國人不太情願承認他們駐守在歐洲是責無旁貸的，而這又恰恰是他們的歐洲盟友們所樂意聽到的話。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黨先後兩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選票（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其選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過聯合中間派的其他小黨派，他們一直順利執政，直到1963年，他們才和非共產黨的左翼各小黨派共享執政大權。除了按傳統來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區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們最強大的支持者來自南部地區：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亞，以及撒丁島和西西里島。這些小鎮居民投基督教民主黨一票，並非出於忠心，而是一種效勞，這一傳統延續了好幾代人。那些一次次當選的南部小鎮市政廳里的基督教民主黨市長們和國會議員們，靠的是向人們許諾說，他們會擁有電力和室內管道，會提供農業按揭、修繕道路、開辦學校和工廠，並提供就業——由於該黨一直當權，所以他們代代相傳地重複這些許諾。

問題是，肯尼迪對蘇聯最近的膽大妄為和宣傳之詞過於當真，他對美蘇關係的理解都圍繞著柏林問題來展開了。這就進一步戲劇性地推動了古巴危機，並使之在表面上顯露出重要性，導致10月19日肯尼迪對他的顧問們私底下說道：「我想我們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我們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古巴，也包括柏林。我們認識到了柏林對於歐洲的重要性，也認識到我們的盟友對於我們的重要性，這也是這些天來導致這件事令人進退維谷的原因所在。否則的話，答案會更容易些。」3天前，當古巴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曾對蘇聯的這一行動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概括說：「我也認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牽涉在裏面。我第一次開始真正想知道赫魯曉夫先生在柏林問題上是否完全出於理性。」

如果說義大利的這種政治穩定是付出了慘重的公共腐敗的代價的話，那麼相比而言，奧地利求得穩定的代價雖不明顯，但卻同樣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戲稱戰後的奧地利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劇」，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維也納失去了作為帝國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納粹佔領期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猶太居民，而這些人正是知識精英層和國際公民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1945年該城被解放時，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猶太人。1955年蘇聯撤軍時，維也納的吸引力甚至還不如聲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實際上，對許多遊客來說，奧地利走出其多事的歷史陰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那單調乏味卻又令人寬慰的特性。

然而，奧地利不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歷史覆轍，還在很短的時間里重新包裝自己，成為阿爾卑斯地區民主的典範：中立、繁榮、穩定。這部分是因為它有過被蘇聯佔領的不愉快經歷，當時蘇聯佔領了下奧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東部撤退了幾公里，從而提醒奧地利它現今有著3個共產黨鄰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這種易受攻擊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謹慎，採取友善和解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戰也賦予了奧地利一種與西方合作的夥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這一切原本是奧地利內部難以自我實現的。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種無法抗拒的必須做出賠償的壓力。1952年9月，阿登納和以色列總理摩西·夏雷特達成協議，對倖存的猶太人多年來的損失做出賠償，總金額達1 000多億德國馬克。為達成這項協議，阿登納在國內承擔了一定的政治風險：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調查中，只有5%的聯邦德國公民承認對猶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眾認為德國可以對猶太人給予一定的賠償。其他人抱有兩種觀點，一種（約佔被調查者的2/5）認為只有那些「犯下過什麼事的人」才應承擔責任並進行賠償，一種（21%）認為「在第三帝國時期，那些猶太人本身也應該對所發生的一切承擔部分責任」。1953年3月18日在德國國會的會議上，賠償協議引起了辯論，德國共產黨反對，自由民主黨棄權，基督教社會聯盟和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內部也發生了分歧，許多人反對做出任何賠償。為了通過這項賠償協議，阿登納只好依賴他的政敵社會民主黨人的投票。

當這些條約都被認可並開始生效后，德國的被佔領地位將從此消失，除了在名義上之外，西方盟國完全地同它們過去的敵人正式和解。盟國軍隊將繼續駐守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防範德國重蹈覆轍，但在形式上卻是以歐洲軍隊的身份，並將遵守共同協議。對這些新的計劃，法國並非毫無異議地舉雙手歡迎，但因處勢不利，只好放棄自己提出的那些變通性的建議。即便如此，聯邦德國從1954年的條約中獲得的總體利益要遠遠超過普利文計劃。在有關德國問題的國際爭端中，法國已經不是第一次成為自己最糟糕的敵手了。可以理解，法國對《巴黎條約》也是抱著非常模稜兩可的態度。1954年12月30日，國民議會投票認可這些條約，以287對260票、僅27票的多數贊成票得以勉強通過。

從1945年到1953年初，歐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中，滿心焦慮，擔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政治家們和公眾一樣，對1919年的調停失敗記憶猶新。東歐共產主義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動蕩的回憶。布拉格政變、柏林的緊張局面、遠東的朝鮮戰爭，這一系列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危機，凈是些令人不快的回憶。1951年7月，西方各盟國宣布結束他們和德國之間的「戰爭狀態」，但是隨著迅速加劇的冷戰局勢，仍然毫無締結和平條約的可能性，也幾乎沒有這種希望。也沒有人敢確定法西斯主義不會藉助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復燃。

這種事實上的社團主義也許並非美國監督人頭腦中的新德國的共和國模式——托拉斯及其權力曾被認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瀾之主要因素，並且總是不利於自由市場。如果是經濟學家路德維希·艾哈德——阿登納執政時期曾長期擔任經濟部長——掌權的話，聯邦德國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將完全變個樣。然而，按照基督民主黨的計劃方案，出於社會總體原則和實用主義的考慮，受制約的市場和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緊密關係得到了有效調解。工會和商業組織之間在大部分問題上能相互合作——這些年來經濟蛋糕飛速增大，大多數需求都得到了有效處理，避免了許多矛盾衝突。

但戰後奧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儘力避免了戰前導致其國家分裂的意識形態衝突。由於奧地利不得不這樣做——由於1945年後同德國合併已不可能，它的各個政治派別就必須尋找一條共存之路。奧地利領導階層最終找到了解決方案，通過長久協作的方式來治理國家，消除可能的對抗。在政治上，兩大政黨同意聯合執政，從1947年到1966年，奧地利一直實行社會黨和人民黨的「大聯合」執政。政府各部也經過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黨擔任總理，則社會黨擔任外交部長，等等。

對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會學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這類人而言，聯邦德國是一個沒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會。聯邦德國的人民從希特勒時代的極度閑逸一躍進入了消費時代，他們在逐步走向繁榮的過程中平息了對過去罪行的記憶。在德國人從關注政治轉向私人積累財富的轉變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眾在推卸過去和現在的公民責任。他們極力贊同貝托爾德·布萊希特反對那種「先填肚子，后講道德」的說法。西柏林市市長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釋道：「再沒有比『先填肚子，后講道德』更危險的說法了。正因為我們允許這句話所示意的道義之錯橫行，才導致了我們今天的饑寒交迫。」

但實際情況卻要複雜得多。大部分美軍（和英軍）士兵就個人而言還是比較受歡迎的。但是隨著被西方（而非蘇聯）「解救」后那種釋懷的感覺逐步消退，其他各種情緒就浮現了出來。戰後盟軍佔領后那段時期內百姓生活的艱苦，和納粹統治時期相比，很不盡如人意。在冷戰時期，許多人責備美國將德國置於「它」同蘇聯衝突的中心，讓德國去冒險。還有許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歸咎於西方的「世俗化」影響，認為德國應當從現代的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及「美國主義」三大罪惡中探索出一條「中間道路」。而處在西方聯盟東部邊緣的德國的逐漸崛起，在潛意識裡會令人回想起納粹德國曾經自封的角色，認為它可以擔當起歐洲的文化堡壘，對抗亞洲的蘇聯集團各國。

所以這兩個政黨都有意將過去遺忘——從戰後奧地利對「去納粹化」的最初嘗試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社會黨在奧地利是第一大黨（黨員人數佔全國人口的1/4），而人民黨靠阿爾卑斯山區鄉村和小鎮的選民們支持。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個國家幾乎被一分為二：在1949年的大選中，人民黨得票比社會黨多12.3萬張；1953年社會黨得票比人民黨多3.7萬張；1956年人民黨以多12.6萬張選票獲勝；1959年社會黨比人民黨多2.5萬張選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盤，在425萬余張選票中，人民黨比社會黨多6.4萬票。

通過精心思考，領導者採用了一些新的公共目標來取代過去那種不切實際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對國人指出舒曼計劃的重要性時，康拉德·阿登納對他的內閣解釋說：「必須賦予人們一種新的思想意識。它只能是一種歐洲式的思想。」根據聯邦德國本身的特性，只有通過加入國際組織，才能使之獨立地恢復它的主權；而歐洲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國公眾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國民族主義的本質，而這也正是舒曼計劃所明確期望的。

不管怎樣，現在的蘇聯領導人已經接受了德國分裂的事實，把德國東部完全變成了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他們無法繼續對大批人力資源的不斷流失漠然視之。並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國際上對柏林的直接關注，在該城市的地位問題上造成了長達3年之久的國際危機，從而傷害了民主德國領導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蘇聯開始重新擔憂美國人這次有可能計劃採用核武器來武裝聯邦德國的同伴。看來這點並非是毫無理由的多慮——畢竟很多西歐人也都有過這種想法。因此，赫魯曉夫開始利用柏林——這座俄羅斯人原本毫無興趣的城市——作為一種壓力來阻礙波恩的核武器化，因為他們對波恩還是非常在乎的。

然而，法國人還是不太高興。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萊納敏銳地觀察到：「在全體法國人看來，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問題在德國人而不是俄羅斯人身上，只有美國人才認為問題出在俄羅斯。」法國人的猶豫不決惹惱了美國，在1953年12月北約組織委員會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新任命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脅說，如果歐洲防務共同體不能順利建立，美國就會採取「令人不read.99csw.com快的重新評價」。但是，即便普利文計劃只是法國總理的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公眾的辯論卻早就揭示出法國民眾極不情願在任何情況下同意德國重整軍備。況且，這一份關於德國重整軍備並建立歐洲軍隊的建議提得太不是時候了：法軍剛在越南遭遇敗仗，很丟面子。新上任的法國總理皮埃爾·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確估計，如果他拿脆弱的聯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險違抗民眾意願，而同意法蘭西民族的敵人重整軍備的話，那就太過冒失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的立場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繼續堅持蘇聯的官方態度，認為莫斯科要尋求德國的統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國不再擁有軍備，莫斯科願意接受統一后的德國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會中，斯大林提議四大佔領國達成一項和平條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保持中立、解除軍備，撤出所有佔領軍，由所有德國人自由選舉成立一個德國政府。歷史學家們曾指責華盛頓方面未能採用斯大林的建議——「失去了一次」結束冷戰的「機會」，或至少可以在最嚴峻的對抗時刻消除刺痛。

美國一直未能實現從歐洲撤軍的原因很多。在全歐洲的集體要求下，臨近20世紀50年代末時，美國一直在想法促成歐洲集體指揮下的核震懾能力。但英國和法國都不太喜歡這一想法。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政府在原則上都反對核武器。1952年8月，英國在澳大利亞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顆鈈彈；14個月後，英國王家空軍裝備了第一顆原子彈。出於軍事和經濟的角度考慮，當時的英國政府迫切希望把歐洲大陸的戰略防禦轉換到核震懾上來：實際上，英國的敦促在說服艾森豪威爾提出「新面貌」政策的過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國政府並不反對擁有核裝備發射能力的美國轟炸機在英國國土上建立軍事基地。

與此同時，南面的南斯拉夫和義大利達成了協議，結束了的里雅斯特問題的僵局。通過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從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協議：的里雅斯特市留歸義大利，但其周邊主要由斯洛維尼亞人居住的外圍地區應該返歸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協約和那些年裡簽訂的其他許多條約一樣，被認為是一種「臨時措施」：根據義大利駐美國大使阿爾伯托·塔奇亞尼的話說，《的里雅斯特協約》「表面上看起來只是臨時性的，實際上它是最終條款」。

最主要的是，這些小農場主、小店主、商人和回歸者的人數太多，不容忽視，作為日耳曼種族人，他們的公民權和難民權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確保護。在聯邦德國早期，比起其他德國人來，他們更加缺少適當的棲身之所，就業無望，所以他們在投票選舉中表現更加強烈，在一切問題中，他們最突出的政治意願是：回到他們的原籍，奪回現在蘇聯集團手中那些原本屬於他們的財產，或者實在拿不回來的話，那就要求得到應有的損失賠償。

北約組織的核武器化和歐洲大陸的穩定並非事出巧合。同樣在蘇聯看來，中歐和西歐的常規戰爭已經逐步喪失了他們的戰略意義。莫斯科也正在儲備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當時只有5枚，但到了50年代末就已經製造了約1 700枚核武器。但蘇聯強調的重點是要提高核武器的發射能力，不是射向歐洲戰場，而是要跨過大洋，與美國在距離俄羅斯本土僅幾百英里之遙在德國設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彈道式武器——可以從蘇聯內陸發射核武器彈頭瞄準美國的洲際導彈——對尼基塔·赫魯曉夫來說獨具魅力。它們比常規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魯曉夫在保持重工業和軍事方面發展的同時，轉移其他資源用於消費品的生產。而且它們還有一種奇怪的結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大減少發生大戰的可能性，這一點雙方都將體會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華盛頓雙方在形式上看來更加趨於好戰——似乎已經準備好了並想要使用它們，這一假象看起來很重要——但事實上卻使戰爭進一步遭到了制約。

此外，隨著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鮮戰爭的結束，西歐在半清醒狀態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穩定的時代。40年來，西歐各國至少在它們相互之間首次處於沒有戰爭或戰爭威脅狀態。國內的政治衝突逐漸平息。除義大利之外，各國共產黨開始逐步退入政治邊緣化。人們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復讎主義會捲土重來。

社會民主黨的改革者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們在1961年和1965年大選中改進了做法，為自己贏得了1966年「大」聯合組閣的勝利，這是當時維利·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自魏瑪時代以來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後來他們卻為此次勝利付出了代價。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向反對阿登納的大部分政策，他們反而在漫不經心之間促進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治穩定。在聯邦德國，共產黨歷來表現欠佳（1947年大選中只有5.7%的選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聯邦德國憲法法院取締）。社會民主黨從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獨掌大權，並且吸收了當時社會上的一切年輕、激進的反對派入黨。一旦它同基督民主黨一起執政，並且接受了較為溫和的改良方案，社會民主黨就失去了極左勢力的支持。這樣一來，就導致在議會之外給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穩定的激進分子留下了空間。

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會民主黨。表面看來，社會民主黨原來應該有更好的結果，但是他們失去了向來屬於他們的德國東部和北部社會黨人的選票。然而，阿登納的反納粹經歷也是有污點的：直到1932年，他還在認為希特勒值得信賴，幸虧他在1933年被納粹當作懷疑對象（當時他被剝奪了科隆市長一職），並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內作為政治敵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沒有這些記錄的話，不知道西方盟國是否還會扶持他一路青雲。

1950年9月，當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首次和英法兩國探討德國軍事重整問題時，遭到了法國的強烈反對。這證實了他們早期的疑慮：北約組織只是實現德國重新軍事化的一個幌子而已，遠非如美國所承諾的那樣是為了保護法國的東翼地帶。甚至德國人也對此不情不願，當然這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納對情勢的改變把握得非常到位：聯邦共和國將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這次重整軍備的機會。德國對西方的防禦做出了貢獻，作為回報，波恩應堅持要求國際上認可聯邦德國，並赦免被盟軍羈押的德國戰犯。

換句話說，權力的分散並不意味著政府不管不問。通過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控股公司）積极參与經濟活動，聯邦德國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實踐，引導並鼓勵求得社會安定和個人福利。銀行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銀行家通過坐鎮企業董事會擔負著關鍵作用。德國經濟又恢復到了以前的樣子，尤其是在定價和市場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級，各地很少受到納粹時代官僚、商人和銀行家的多少影響，因而到了50年代後期，聯邦德國經濟的運行大體上和前幾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爾集團經濟的模式十分相似。

共和國的國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倒是從前任那裡繼承了許多官僚人員，羅馬的任務是提供就業、服務和福利，這對多數義大利公民來說是唯一的救助途徑。通過各種中介公司和控股機構——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業重建局、國家社保局和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國家碳氫局——義大利的大型經濟部門或由國家擁有，或由國家控股：能源、交通、機械工程、化學，尤其還有食品工業。

阿登納的言行並沒有拉近他和他的對話者們的距離，迪恩·艾奇遜尤其反感在達成協議前，波恩堅持必須滿足一些條件，才肯加入文明國家的群體，好像聯邦德國反而是在給獲勝的西方盟國面子。偶爾也有那麼幾次，華盛頓和倫敦方面一旦公開表示憤怒，或者它們有可能背著波恩在和莫斯科談判的時候，阿登納就會立刻扭轉政治局勢，以利於自己——他會提醒德國選民說德國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賴的，只有他在照顧民族的利益。

西方領導人拒絕在柏林問題上做出讓步，他們宣稱蘇聯自己違背了波茨坦公約：在達成最後協約前就把東柏林納入了民主德國政府體系。赫魯曉夫又做了一次嘗試。在1959年夏在日內瓦舉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長會談失敗之後，他一遍遍地重申著自己的主張，先是在1960年，接著又在1961年6月，即必須結束西方軍事力量對柏林的佔領。否則，蘇聯將單方面撤離柏林，和民主德國單獨簽訂和平條約，讓西方和獨立的民主德國去談判其佔領區的命運問題。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機逐步激化，外交形勢緊張，大批民主德國的公民像潮水般移居國外。

戰後義大利的狀況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奧地利做比較。兩國都曾和德國並肩作戰，戰後都相應地承受了許多損失（義大利向蘇聯、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衣索比亞賠付了總計3.6億美元）。和義大利一樣，奧地利也曾是一個貧窮、不穩定的國家，很難從它的最近歷史中重獲戰後復興。奧地利兩大政治組織在兩次大戰之間不斷互相傾軋，鬥爭激烈。對於1918年從哈布斯堡王朝的廢墟上出現的、被斬頭去尾的奧地利國家，大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把它看作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無稽之作。在他們看來，舊奧匈帝國遺留下來的德語區從邏輯上來說應當加入德國，成立一個聯合體，而且假如《凡爾賽條約》中有關自決權這一條款能一直生效的話，那麼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黨、議會左翼和廣泛的共識都反對沿襲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分裂，不願意走政治極端化的道路，不願意陷入政治不穩定，不願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解決西歐問題的明顯軌跡。在各種社會結構中，隨處可見義大利或奧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納維亞，公眾的政治運動熱情也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高點開始不斷降溫：在瑞典，從1939年到1962年（戰爭結束時短期成為一大亮點的）五一節徽章的年銷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後來在新一代人的熱情追捧下銷量才有所回升。

約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提出的著名的「導彈差距」說，這個神話成了蘇聯宣傳攻勢的一個成功案例；當時大家還公認蘇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佔有優勢，這同樣是個神話。比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早了20年，赫魯曉夫及其高層官員們就已經憑直覺意識到他們所統治的帝國從根本上來說是「擁有導彈的上沃爾特」（Upper Volta，即今天的布吉納法索。施密特曾用此語形容蘇聯除了導彈一窮二白）。但是蘇聯在增強導彈能力上也確實付出了很大努力。蘇聯第一次成功試驗發射洲際彈道導彈是在1957年8月，比美國早5個月。接下來，1957年10月4日成功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再次證實了蘇聯的實力（令美國非常恐懼）。

1949年8月，蘇聯試驗成功了一顆原子彈，這促進杜魯門下定了決心。美蘇之間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縮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魯吉拉伯環珊瑚礁試驗成功第一顆熱核武器；而蘇聯第一枚熱核武器試驗成功則是在時隔10個月之後，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試驗成功。同年9月，美國第一批戰地核武器運抵聯邦德國；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爾關於北約組織即將「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歐洲戰場威脅使用戰術核武器將成為西方聯盟的防衛策略之一。為了讓蘇聯相信西方聯盟可能真的對其開火，他們想廢除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之間的差別。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約組織委員會上解釋說：「面對目前存在的威脅，美國認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對於捍衛北約地區的安全是關鍵性的。總之，這些武器現在都應當被當作常規武器來看待。」

1961年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一次高峰會議上，赫魯曉夫向新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下達了最後通牒。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之間的上屆高峰會議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舉行的，但當時因蘇聯擊落了美國空軍飛行員蓋里·鮑爾斯駕駛的U2飛機而被取消了，美國很不情願地承認當時他們正在執行高空間諜活動（最初曾全盤否認說對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威脅說如果到本年底還未見結果的話，他將「清洗」西方在柏林的權力。

在公共行政方面，奧地利同樣進行了相應的責任分工制。戰後奧地利的公共行政管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務、大部分媒體和從銀行到採伐在內的主要經濟領域。幾乎所有層次的工作都由兩大政黨之一提出候選人，由雙方認同后就任。一段時期以內，這種「各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奧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條庇護和受惠鏈，他們通過協商、互惠或互換來最終解決爭端。通過仲裁而非衝突來解決勞動糾紛，雙頭政府通過兩黨合作、共享福利待遇這種體制來消除矛盾。那些年裡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使得大聯合政府得以掩蓋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衝突，並在實際上求得一致，以構建這個國家的公正平等。

除了這些回歸者外，還有幾百萬名退伍軍人——在1955年赫魯曉夫同意遣返戰俘營里的戰俘后，這批人數更是大為增加。和那些回歸者一樣，這些退伍軍人及其代言人都認為他們首先是受到這場戰爭虐待的受害者，在戰後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關德國、尤其是德軍以前的言行理應遭到報應的說法都遭到了憤怒的反駁。阿登納領導的德國更傾向於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成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戰爭中的大多數德國好人是在與希特勒做鬥爭的形象，如《最後的橋》（1954）講述了一位女醫生反抗納粹的故事，還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敵人手裡受害，戰後德國被炸彈摧毀的城市殘跡更讓人相信，德國人在家裡和在戰場上一樣，都遭受了敵人的殘酷摧殘；最後，由於那些惡意「歪曲了的」戰後宣傳普遍讓人深信不疑，它故意誇大了德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