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過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納吉集團」在匈牙利共產黨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對派，即「改革」派，這在戰後共產主義中還屬首次。與此同時，又輪到了拉科西來吸引莫斯科的嫌惡目光了。眾所周知，赫魯曉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續同南斯拉夫的關係。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鐵托的那陣瘋狂運動中曾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審中，尤其是對拉吉克的審判中，特別指控了拉吉克等人的「鐵托主義」，這並不是出於偶然。在這場運動中，匈牙利共產黨被指派扮演了公訴人的角色，而且黨的領導層在執行任務中表現積極而熱切。

法國人對失去印度支那並不難過。與荷蘭不同的是，法國人擁有這一地區的時間並不長久，儘管美國為第一次越南戰爭支付了款項（當時法國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但畢竟是法國士兵在作戰傷亡。尤其是法國右翼政治家對孟德斯-弗朗斯及其前任們大加指責，怨他們沒有對戰爭做出更有效的規劃，但又沒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議，因而幾乎所有的人都竊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國空軍，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有職業軍官團才一直心懷悲戚。一些年輕的軍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參加抵抗運動或在「自由法蘭西」服役的軍官們，因為在那裡養成了獨立判斷政治問題的習慣，所以漸漸產生了一種很不成熟但又充滿危險的怨恨情緒。他們再次嘀咕說，戰場上的法國軍隊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們的虐待。

兩年後，起義的軍官之一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上台執政，他施加壓力要求英軍撤出埃及。英國選擇了妥協，因為他們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國越來越依賴廉價的石油，它得通過蘇伊士運河大量進口並支付英鎊。一旦這種供應中斷，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鎊，英國將不得不動用它珍貴的儲備貨幣來購買外匯從別處進口石油。此外，當時的外交官安東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議英國內閣：「可以通過武力維持軍事佔領，但在埃及問題上，如果沒有當地勞力來支撐的話，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價值。」

最終，法國人對早期歐共體產生的影響造成了一個新「歐洲」，它被指責為在次大陸使各個民族國家再次產生了一切最壞的特徵：似乎為西歐復興而付出的代價總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歐洲為中心的地方主義危險。儘管增長勢頭喜人，但歐共體的世界實在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數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國或荷蘭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還要小得多。但這在當時對大多數西歐人來說影響並不大，因為他們還沒什麼選擇餘地。但一旦時機來臨的話，它將導致產生一種狹隘的「歐洲」觀，這對它的未來發展很不利。

沒有人傾聽他們的呼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解放的法國政府根本就不關心阿拉伯人的感情。這種冷漠態度導致了1945年5月阿爾及利亞東部卡比地區的起義，起義者最後遭到了殘酷鎮壓。接下來的10年裡，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轉向了別處。日積月累，阿爾及利亞人這種被壓抑的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積聚到了爆發的頂點，終於在1954年11月1日爆發成一場有組織的、毫不妥協的革命動亂。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人是一名年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他對溫和的、親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陣線的目標不是要實現「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獲得獨立，這一目標是歷屆法國政府所沒有料到的。結果又造成了長達8年的內戰，傷亡慘重。

2月25日發表的報告在篇幅和言辭上都完全按傳統的樣式進行。它是對一批黨內精英所做的發言，而且發言本身僅限於描述斯大林在「背離」共產主義理論方面所犯的錯誤。獨裁者被指責為「忽視了黨內生活的準則，踐踏了列寧主義關於黨內集體領導的原則」，也就是說他獨斷專行。因而他的下級同事（自1930年初以來，赫魯曉夫也歸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責，不用為他的罪行及更嚴重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為了維護並加強列寧、列寧式的政府體制和斯大林的後繼者的純潔地位，赫魯曉夫經過精心思考，冒著一定的風險，羅列了斯大林個人失誤的細節（從而使聽眾中那些唯唯諾諾的老幹部們感到震驚和感情上的傷害）。

后斯大林時代的人民民主不僅體現在1953年的柏林動亂中（參見第六章），而且還表現在那些弱小卑微、逆來順受的帝國邊遠地區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亞的捲煙廠工人于同年5月、6月發起了騷亂。蘇聯的統治並未受到嚴重的威脅，但莫斯科當局還是嚴密關注公眾不滿情緒的範圍。赫魯曉夫及其同事們目前面臨的任務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損害斯大林主義者早已建立起來的恐怖體制，同時還可以利用壟斷的權力為其政黨服務。

卡達爾的明確表態可能說服了蘇聯領導人，但這不是匈牙利的真實情況。一時之間，全國各地自發地出現了各種學生組織、工人團體和革命者「全國委員會」。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衝突造成了反擊和私刑泛濫。匈牙利共產黨領導層不顧一些黨員的勸告，從一開始就拒絕承認這場動亂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認為這是一場「反革命運動」，從而失去了拉攏對方的機會。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發僅一個星期後，納吉才在廣播中建議停止武裝衝突，承認最近的抗議活動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許諾廢除令人鄙視的秘密警察，並宣布蘇軍即將從布達佩斯撤離。

這次秘密報告達到了它的目標，至少在蘇共內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時代堅決劃清了界線，承認了那個時代的荒謬和災難，並且繼續表明這一切都和現任的共產黨領導無關。於是赫魯曉夫的權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對自由地騰出手來改革蘇聯經濟，並可以放寬對恐怖機構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義者被邊緣化了——在6月鐵托回訪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長的職務。在赫魯曉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輕些的共產黨員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來，這些人和參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魯曉夫一樣，都是有罪的，因此，他們根本無權來否定斯大林的主張和敗壞他的名譽。這場控制嚴格的「非斯大林化」幾乎對每一個人都有用處。

但是歐洲仍然控制著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這些地區要麼直接受帝國首都的統治，招聘那些在歐洲接受過教育的人執掌當地人組閣的政府，要麼就是由那些完全聽命于歐洲宗主國派遣在當地的統治者執政。戰後歐洲政治家們只認識這些人，因而大多對整個帝國範圍內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義情緒知之甚微（也許印度是個例外，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低估了印度當地民族運動的規模和決心）。

接踵而來的4年游擊戰給荷蘭帶來了3 000多名軍民傷亡。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單方面宣布的，最終於1949年12月在海牙會議上得到了荷蘭當局（和淚流滿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認。一大群歐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實際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出生在東印度，根本就沒有到過荷蘭）。到1957年末，印尼總統蘇加諾宣布禁止荷蘭商人入境，這時被遣返回國的荷蘭人已經達到了好幾萬。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小心翼翼地邁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據他自己的理解，這也是最後一步）：劃清同斯大林的界線。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走出的，赫魯曉夫發表了他那現在為人熟知的「秘密報告」，嚴厲批判總書記所犯下的罪行、錯誤和個人崇拜。現在回顧起來，這次報告帶有神話般的基調，但卻不可誇大它的劃時代意義。尼基塔·赫魯曉夫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一位列寧主義者，並且至少和他的共產黨領袖中的同時代人一樣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陰險狡猾的目標，承認並細述斯大林的行為，但是把一切責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標就是通過將一切指責和責任推卸到已死的「約大叔」身上，同時確保共產主義事業繼續下去。

戰爭期間，法國和英國、荷蘭一樣，它們視為珍寶的東南亞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國的殖民地丟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屬印度支那還在維希政府的託管之中，無論如何比起法國本土1940年的慘敗所遭受的苦難要好得多。法國在歐洲遭遇的恥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國的象徵意義：在法國人自己看來，要說法國還沒有被徹底退化成「一堆無依無靠、毫無希望的細胞質」的話（1954年艾森豪威爾對他們的評語），那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它作為一個主要的殖民大國的持續聲譽，這一點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法國軍官團還想繼續在越南掙扎；在那裡，就像後來在阿爾及利亞一樣，法國的軍事遺產（或者保留下來的一切）似乎正面臨危機，法國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證明這一點。然而，如果沒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話，法國經濟已經再也無法維持在遙遠的殖民地的這種長期戰爭的消耗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得到了美國的資助，起初，華盛頓的援助是間接的：提供貸款和幫助，使法國能調動大量資源來打擊越南人，從事這場耗資越來越大、得勝希望卻越來越小的戰爭。實際上，美國曾保證戰後法國經濟走向現代化，然而法國卻將其有限的國內資源用於了戰爭。

現代農業的發展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政策保護。即使在美國，從1947年到1967年，它的對外關稅降低了90%，卻還是（並且仍在）小心地將農業排除在這些自由貿易之外。從一開始，農產品就被故意排斥在《關貿總協定》之外。當然，歐共體也不例外。但共同農業政策帶來的後果卻也明顯有悖常理。隨著歐洲生產者效率的不斷提高（他們的高收入保障使他們得以投資最好的裝備，使用最好的化肥），供遠大於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護的商品領域：法國大農業主尤其偏好於穀物和牲畜，而對義大利南部生產的水果、橄欖和蔬菜卻毫不關心。

義大利的情況和法國、英國等地方的情況一樣，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黨員們紛紛退黨。他們和左翼非共產黨知識分子一樣，被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改革前景所吸引，並對匈牙利革命本身感興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員會、學生運動，等等——這些都暗示著即使是在蘇聯集團的共產黨的執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正是這些協會組織的崛起（而非納吉恢復各政黨的地位）意味著開始真正興起了以民主反對獨裁，以自由反對暴政，並且有可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與自由的相互並存。用當時在巴黎從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輕共產黨員豪爾赫·塞布倫後來的話說：「秘密報告讓我們鬆了口氣；它至少給了我們一個從理性沉睡中清醒過來的機會。」匈牙利被佔領后，這種希望就破滅了。

通過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維爾會議，戴高樂再次確立了法國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屬非洲赤道地區的首都，在比利時所屬剛果界河對面，自由法蘭西的領袖對法國殖民地的未來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一開始，一切都在按計劃順利進行。10月29日，（由於蘇聯的反對）在安理會未能就蘇伊士問題達成有效決議兩周后，也就是塞弗爾會議一周后，以色列軍隊佔領了西奈。幾乎同時，英國船艦從馬爾他基地向東行駛。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對聯合國要求以色列撤軍的提議，並對以色列和埃及下達了最後通牒，狡猾地號召雙方停止戰爭並接受英美軍隊佔領蘇伊士運河區。第二天，英法空軍開始空襲埃及空軍基地。48小時后，以色列完成了對西奈和加沙的佔領，完全不顧聯合國大會的停火要求。埃及出於自救，擊沉了蘇伊士運河的船隻，有效封鎖了航線。兩天後，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隊開始登陸埃及。

從1950年開始，美國採取了比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離朝鮮戰爭爆發僅1個月），美國大量增加了對駐東南亞法軍的軍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運的歐洲防務計劃和同意聯邦德國成為北約組織成員之前，法國曾討價還價：它得到的回報（在華盛頓知情人士看來，就是允許美國保護它）是美國的大量軍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歐洲國家中，無論是金錢還是其他方面，法國是最依賴美國支持的一個國家。

蘇伊士事件的第二個教訓是：對英國絕大多數機構而言，那就是英國也不能犯站在美國對立面與其爭論之錯。這並不是說今後這兩個國家總得意見一致——比如說，在柏林和德國問題上，英國更傾向於對蘇聯做出讓步，而這導致了1957年到1961年間英美關係的冷淡。但在任何情況下，華盛頓都不可信任、不會支持它的友人這一說法，又使得哈羅德·麥克米倫站到了得出這一結論的法國同時代人戴高樂的對立面。不管內心有多少顧慮、不管它對美國的行動有多麼不解，英國政府今後是鐵定矢志忠於美國了。只有這樣，它才能指望影響到美國的決定並在必要時保證美國會扶持英國一把。這種戰略上的再次結盟對英國和歐洲來說具有重大含義。

這一時期，當然歐洲大多數國家還沒有加入歐共體。共同市場宣布成立一年後，英國仍在試圖阻止出現一個超國家範圍的歐洲集團，提議將歐共體擴展為一個工業自由貿易區，包括歐共體成員國、其他歐洲國家和英聯邦在內。可想而知，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提議。作為回應並在英國的帶動下，一些國家於1959年11月在斯德哥爾摩聚會，成立了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會員國多是些繁榮、次要卻熱切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家，如奧地利、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國以及後來加入的愛爾蘭、冰島和芬蘭。除葡萄牙外，它們的農業生產雖然規模很小卻很高效，並且以世界市場為主。

因而，1954年10月倫敦簽署了一份協議，英軍將於1956年撤出蘇伊士英軍基地，但雙方達成諒解，一旦英國的利益受到威脅或該地區受其他國家的威脅，英軍將重新在埃及「活動」。條約很快付諸實施，1956年6月13日，最後一名英軍按時撤離了蘇伊士。然而，當時的納賽爾上校本人卻捲入了權力鬥爭的麻煩中，他早已於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擔任埃及總統。在從亞洲到非洲之間新成立的國家獨立運動中，他可是一位傑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亞）萬隆會議上嚴厲譴責「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在該地區阿拉伯人激進分子眼裡，他更是一位極具魅力的導師。他正在設法吸引蘇聯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與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大批武器交易。

於是，蘇聯領導人看準並且抓住了時機。在共產黨眼裡，真正的威脅並不是納吉的經濟自由化，也不是放寬審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這在莫斯科看來也只不過是具有「挑釁性」，還不足以就此推翻納吉的統治。克里姆林宮無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產黨居然放棄一黨專政，放棄「黨的領導作用」（這是波蘭的哥穆爾卡十分小心、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事）。這種背離蘇聯實踐的做法，會小事變大，導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產黨遭到失敗。這也是其他各衛星國的共產黨領導人立即聽從赫魯曉夫的決策，主張推翻納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會議上，表示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維護匈牙利人民的民主」，這種感情毫無疑問發自肺腑，十分真實。

在蘇伊士大災難中，每個國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經驗教訓。以色列人雖然在武器上還得依靠法國，但卻清楚地看到，以後還得儘可能地站在華盛頓這邊以謀得自己的利益。這些在美國總統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爾令」之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條總統令聲稱美國將出兵鎮壓「國際共產黨」對中東地區的侵略。在不結盟國家中，納賽爾的地位通過擊敗舊殖民勢力而得到進一步鞏固。正如法國人所擔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及他們的支持者中所具備的道德影響力及其榜樣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法國在埃及的失敗預示著它在阿爾及利亞將遇到更大的麻煩。

更糟糕的是，它們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傳資料。蘇聯並沒有參与這場蘇伊士危機，但在11月5日，卻威脅英、法和以色列，假如它們不停火的話，它將採取軍事行動鎮壓。這種威脅當然對於整個事態的發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魯曉夫及其同伴們也並不想採取什麼行動。但一旦允許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徵性地扮演保護弱者的角色，英法就會使得蘇聯首次獲得參与權，這正是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蘇聯所樂意並興緻勃勃地扮演著的角色。由於蘇伊士危機的爆發，冷戰的分裂主義和論調也被根植到了中東和非洲大陸。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領導人對他們過去的斯大林主義歷史保持沉默。對他們來說，過去的恐怖記憶猶新，而且莫斯科那邊又有傳言說將發起新的政治行動。非斯大林化在鄰國波蘭則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響。6月間，波蘭軍隊奉命開赴西部的波茲南市，鎮壓了一場因工資和勞動指標的爭議而引起的示威運動（這和3年前柏林的那場動亂很相似）。然而，這在整個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滿。這個國家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並沒有被徹底蘇聯化，波蘭的共產黨領導人從戰後的大清洗中倖存了下來，受到的破壞並不嚴重。

夏爾·戴高樂領導的第五共和國在體制設計上盡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大大削弱了議會和政黨的勢力，總統行政權得到了大幅度強化：憲法賦予總統相當的控制權，並且讓他擁有制定政策的主動權；總統對總理擁有絕對支配權，並可以任意任命和罷免總理。在成功解決阿爾及利亞衝突之後，戴高樂建議今後的共和國總統應當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而非迄今那種間接地由國民議會產生的方式），對憲法的這一修改提案於1962年10月28日經公民複決投票得以通過。受惠於他的體制、個人經歷和個性，以及法國人的善於取捨，如今的法國總統擁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過自由選舉而當選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更多的權力。

出於後來那些年裡對石油的需求，英國對埃及的興趣直接源於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軍首次佔領開羅，時隔由巴黎蘇伊士運河公司掌管的蘇伊士運河開通13年。「一戰」前埃及雖然名義上不是但實際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國居民在統治（大部分時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羅默勛爵在統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國的受保護國，1923年後取得了獨立。兩國關係一直維持穩定狀態，並於1936年正式簽署了一份條約。但1952年10月在開羅成立的軍人領導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統治，正式廢除了該條約。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戰略優勢的這條水路，英國重新佔領了蘇伊士運河區域。

和英國一樣，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對世界的再分割中，法蘭西帝國從同盟國手中奪得了亞洲和非洲的統治權，獲利豐厚。而1945年後，解放后的法蘭西再次獲得了對敘https://read.99csw.com利亞、黎巴嫩的統治，還擁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帶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島嶼的所有權。但是，法蘭西皇冠上的「寶石」是印度支那，還有那些早期法國殖民者佔領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區：突尼西亞、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大部分地區。在法國的歷史教科書里，對殖民地的標示比英國教科書含糊：也許其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是共和制國家，帝國的統治在教科書里自然不會顯示；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法國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講英語的統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還有數百萬法國男女記得發生在1898年的「法紹達事件」，當時法國在和英國爭奪埃及、蘇丹和上尼羅河地區的控制權時遭到了慘敗。談起法蘭西帝國，對法國人來講是事關成敗的事。

1953年3月約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預示著在他那批神經緊張的繼承者中間將引發一場權力之爭。起初，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首先表現出一副唯一繼承人的架勢。正因如此，他的同事們密謀準備于同年7月將他暗殺，中間經過格奧爾基·馬林科夫的短期執政2個月後，在斯大林內部圈子裡名氣並不大的尼基塔·赫魯曉夫被確認為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這多少帶有點兒諷刺意味：貝利亞雖然患有精神錯亂，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積極倡導者，他甚至主張實行當時還不具備正式名稱的「非斯大林化」。從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這段短時期內，他還一直在譴責所謂的「醫生的陰謀」，並且從古拉格勞改營釋放了一些犯人，甚至還在那些衛星國推行改革，這令當地的共產黨領導人很是迷惑。

法國急於忘卻它的阿爾及利亞之痛。1962年《埃維昂協議》的簽訂，結束了法國生活中近50年來的戰爭和對戰爭的擔憂。人們精疲力竭，厭倦了各種危機，厭倦了戰爭，厭倦了各種各樣的威脅、謠言和陰謀。第四共和國僅存在了12個年頭。無愛無怨，從一開始起就缺少一種有效的執行機制，這是維希政府的遺疾，令戰後的法國立法者們一直不願意加強總統的權力。總統的權力受到議會和選舉制度的削弱。議會和選舉制度傾向於維護多黨利益，從而導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穩定，對社會的變化缺少預見，卻造成了政見分歧。來自法國西南部內地的聖澤黑的一名書商皮埃爾·布雅德發起成立了歐洲史上第一個單一目標的反對黨，要保護那些「被剝奪的、受欺騙的、受侮辱的和被歷史遺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選中，反對現行制度的52名「布雅德主義者」贏得了議會的席位。

但歐共體早期取得的成就還是十分令人矚目。1968年，歐共體就取消了內部關稅，提前實現了原定計劃。同期內6個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增長了3倍。農業勞動力降低了約4%，而在20世紀60年代，每個勞動者的農產品產量卻年遞增8.1%。到第一個10年快結束時，雖然還處在戴高樂的陰影之下，但歐洲經濟共同體卻成了一種不可阻擋之勢，吸引了歐洲其他國家排隊申請加入。

英國人失去的「第一個」帝國是北美。而後來的那些帝國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狀態下的產物」，至少也完全沒有經過認真規劃。它受到了一小群農場主和牧場主階層的擁護和捍衛，它在警力、服務業和管理上耗費了巨資；和法國在北非的統治區一樣，例如在肯亞和羅德西亞地區。這些「白人」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和南非都是獨立的國家，但他們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於女王，在感情上依附於英國，並且他們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應以及軍備力量除了在名義上，都計入英國的國有資產。這些地區對大英帝國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物質財富上，而是在於其戰略意義。英國在非洲東部佔有的資產，首先被認為是帝國主要資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當然還有英國統治的其他地區和中東的港口、阿拉伯半島一帶和印度洋地區：當時還包括後來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在內的印度、斯里蘭卡和緬甸。

第二年出台的赫魯曉夫的策略分四個方面。第一，眾所周知的是，由於聯邦德國重整軍備，並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華沙條約組織」的建立，他需要穩定和西方之間的關係。第二，莫斯科開始構建和「不結盟」國家之間的橋樑，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經過長達7年的對峙局面后，1955年5月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元帥訪問南斯拉夫（離簽署《奧地利立國公約》僅隔了一個月），以便重修蘇——南舊好。第三，莫斯科開始鼓勵其衛星國的共產黨改革，允許謹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衛者們所犯下的「錯誤」，重新安置一些當時的受害者，結束一系列的公審、大規模逮捕和黨內清洗。

但是，重要的是，戰後法蘭西第一屆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戰爭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舊制度時期的法國一樣，第四共和國也為戰爭付出了慘重代價。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間，儘管經濟穩步增長，法國還是失去了2/3的貨幣儲備，外匯管制、浮動匯率（和後來幾十年蘇聯集團的運作相比而言）、外債、財政赤字和連年通貨膨脹，都得歸咎於毫無勝算的、軍費開支無度的殖民戰爭，這場戰爭從1947年打到1954年，又從1955年開始繼續進行下去。歷屆政府面對這樣的難關，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國遭遇了有史以來最慘痛的軍事失敗、經歷了長達4年被佔領的屈辱后，接下來的10年裡，即使不是士兵們心懷不滿，第四共和國也備感壓力，難於應對這樣的挑戰。然而，它還是堅持得夠久，真是令人驚訝。

到了1954年，華盛頓開始叫停，無論法國如何越來越拚命地乞求，美國拒絕從空中救援法國必敗無疑的奠邊府之戰。經過長達8年毫無結果的浴血苦戰，華盛頓方面清楚地意識到，法國不僅沒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權，而且他們也不是胡志明正規軍和游擊隊的對手。在美國人看來，法國白白耗費了他們的錢財，這項投資正變得越來越冒險。1954年5月7日，奠邊府宣布投降，法國要求停火，這時已經沒有人對此覺得驚訝了。

當然，在東歐，情況有所不同，聲名掃地的統治者治下的臣民們沒法把目光轉向遙遠地區，那裡農民起義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點燃人們的革命信念。雖然人們不再相信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卻還必鬚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經歷了1956年的事件后，東歐人久已累積的失望達到了極點。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嚮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時候曾重新燃起過的信心，都最終消失了。但他們也不再指望西方國家的救助。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發、還有對重新恢復公審受害者名譽的遲疑，這些都暗示著共產黨內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復興和解放的種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順從」的思想佔了主導地位。

法國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議，但為時已晚。在1956年3月，蓋依·莫雷領導新的社會黨政府，認可了鄰近的法國殖民地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獨立，這是殖民勢力在非洲大陸上首次讓步。但是當莫雷到達阿爾及爾時，一群當地的歐洲居民就朝他扔擲爛水果。巴黎陷入了兩難困境，在暗中活動的民族解放陣線決不放棄自己的要求，而當地的歐洲人又在法屬阿爾及利亞防衛委員會的領導下，拒絕同阿拉伯鄰居們妥協。法國的策略是在施壓並使當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並共享權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決掉民族解放陣線。

通過和萊茵河對岸的宿敵聯合而彌補在英美那裡受到的壓力傷害，這個想法對法國來說並不新鮮。早在1962年6月，法國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給他的政治老闆寫過一封密信：「和德國人一起來統治歐洲要勝過與他們為敵……法德修好可以使我們儘快擺脫英美的鉗制。」1940年支持貝當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著類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國簽約並沒有多少實際區別。法國無意脫離西方聯盟，戴高樂絲毫沒打算加入德國在戰後重建東部的安定的計劃。

那些年代的輝煌——多少有些過譽地號稱是一個「新的伊麗莎白年代」——在有關當時的電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最受歡迎的關於英國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劇片《古納維芙》（1953）和《家庭醫生》（1954）描述了生機勃勃、年輕富有而又充滿自信的英格蘭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沒有受過壓迫的跡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襲了傳統：劇中人物個個都青春亮麗、受過教育、薄有資產、言辭得體、受人敬重。那時的英國宮廷還仍然接受首次進入社交界的女子（這一明顯落伍過時且荒唐可笑的禮儀最終被女王於1958年正式取締）；保守黨議員中1/5來自伊頓公學；1955年的大學里，工人階級出身的大學生比例並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在處理國內事務上，戴高樂樂於將大部分日常事務交由他的總理去做。為響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法國於1958年12月27日發行了新版法郎，這一舉措對穩定備受困擾的法國金融做出了直接貢獻，從此拉開了徹底的經濟改革計劃的序幕。作為政界名流，戴高樂的魅力在於他是一個天生的激進者，從不懼怕變化：正如他年輕時在關於軍隊改革的論文《未來之軍隊》中所寫的，「只有不斷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國的交通基礎設施、城鎮規劃、國家指導下的工業投資等許多重大項目的改造，都是在他執政期間構思和開始的，這就毫不令人驚奇了。

如果黨的領導層指望通過納吉的回歸來平息這場事端的話，那他們是盤算錯了。納吉本人也急於恢復秩序：他上台後1小時內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蘇斯洛夫與米高揚的談話中（米高揚當天就從莫斯科直飛而來），納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領導人卻堅持認為有必要和示威者對話。在10月2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次特別會議上，雅努什·卡達爾向蘇聯人彙報時解釋說，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誰是忠誠的大眾，他們因黨在過去所犯的錯誤而疏遠了黨；誰是武裝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是納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

10月28日，赫魯曉夫對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同事解釋說：「英國和法國現在在埃及這件事情上焦頭爛額了。」而艾森豪威爾此刻正處在競選運動的最後一周——他再次當選的日子正是布達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蘇聯佔領3天之後，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才開始討論起匈牙利問題。他們針對納吉的行動（尤其是納吉放棄了一黨制）而採取的正式行動慢了幾拍，因為這個國家在美國的全盤戰略中沒有意義（反而是最近的波蘭危機引起了華盛頓更大的關注）。在11月8日的一次會議上，當匈牙利問題真正被提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議程上時，艾森豪威爾和下屬們都一致認為，那都是英國和法國的錯。如果英國和法國不入侵埃及的話，蘇聯就不會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爾政府問心無愧。

但它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它那代價很高的自我服務式關稅聯盟、由集權當局和一位非經選舉產生的執行官直接從布魯塞爾發號施令的做法，對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真正的好處。實際上，這種按法國的命令形成的保護性條約和間接性補貼的做法，完全背離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幾十年來形成的國際貿易組織體系的精神和體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歐共體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國模式建立的，但是在這一點上，拿破崙的傳統並不是一種好兆頭。

由於上述原因，而且它們又和英國關係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它們對歐共體而言意義不大。但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卻成了（並仍然是）一個少數派的組織，成了對布魯塞爾派缺陷的一大對抗而非一種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製成品的自由貿易區，農產品還是得自我定價。一些小的成員國，如奧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業產品的市場並吸引大批遊客，得以繁榮本國經濟。其他如丹麥等國則嚴重依賴英國市場出售它們的肉類和奶製品。

那也正是蘇聯領導人對此事件的看法。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於10月19日突然飛抵華沙，意圖阻止哥穆爾卡上任，禁止驅逐羅科索夫斯基，並想重新控制波蘭。為確保對方明白他們的意圖，赫魯曉夫同時命令一個蘇聯坦克旅開赴華沙。但在機場柏油碎石路上，在與哥穆爾卡的激烈爭辯中，赫魯曉夫得出了結論，認為與其強加於人並引起激烈衝突，還不如接受波蘭共產黨的新狀況，從而使蘇聯在波蘭的利益得到最大實現。而哥穆爾卡則向蘇聯人保證，他能夠恢復控制局勢，無意放棄權力，但不會使波蘭退出《華沙條約》，也不會要求蘇聯從波蘭撤軍。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學生們組織了「匈牙利學生團」，它獨立於官方的共產黨學生組織。一周之內，學生組織遍及全國，到10月22日，以布達佩斯科技大學學生系統闡述的「十六點」聲明為高潮。學生們要求實行包括工農業在內的改革、獲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論權，取消各種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對生活的禁令和規定。但是，他們還要求伊姆雷·納吉當總理、審判拉科西及其同夥的罪行，以及要求蘇聯軍隊撤離他們的國土。這就預兆著有更大的事情要發生了。

然而，從1956年起，調子開始明顯陰暗了起來。戰爭片如《克瓦依河大橋》（1957）或《敦克爾刻》（1958）就帶著一種質疑的低調，似乎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過去模式拍攝的戰爭片《擊沉俾斯麥號軍艦》更是顯得出奇地過時，與現時口味格格不入。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開創了新風，這部劇本於1956年在倫敦首演，兩年後又被忠實地搬上了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這部充滿了憤怒與幻想破滅的戲劇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處的社會和婚姻中苦苦掙扎，既無法放棄，又無力改變。他謾罵他妻子艾莉森的資產階級背景。而她，反過來，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階級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親之間，而她的父親則對現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無法理解，覺得受到了傷害。就像艾莉森警告他時所說的：「你受傷害是因為一切都變了，傑米受傷害是因為一切還是老樣子，而你們又都無法面對這一切。」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事情就很明顯了，巴黎和阿爾及爾之間存在著摩擦。國際輿論日漸傾向於同情民族解放陣線，支持它的獨立要求。英國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獨立。甚至連比利時都最終於1960年6月放棄了剛果（雖然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戴高樂所了解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很快就陷入了無政府狀態。他早就成立了「法蘭西共同體」作為將那些前法屬殖民地組成「共同體」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過法國教育的精英們所執掌的國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獨立的允諾，因為他們實在都很弱小，根本無法自立，因而在未來幾十年內必定會完全依賴於法國。1959年9月，在執政一年後，法國總統提出了阿爾及利亞獲得「自決權」的建議。

然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無法保密，從而埋下了失敗的種子。雖然在蘇聯，這份秘密報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許公開發表，但事發後幾天之內，西方情報機構就風聞了這份報告。西方各國共產黨也得知了這一報告，雖然他們對赫魯曉夫的動機還並不知情。結果，幾個星期後，赫魯曉夫貶損斯大林的傳聞天下皆知，令人激動不已。對共產黨人而言，貶損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擔憂，但也是一種解脫。因此，在許多人看來，共產黨人今後將不再需要尋找借口或否認他們批評斯大林的大胆指責了。西方各國的一些共產黨員和同情斯大林的人開始退黨和轉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堅守著他們的信念。

即使歐洲各國沒有了他們的殖民帝國也還能繼續維持，但當時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離開了外來統治勢力的支持，自己能夠立足。甚至那些擁護自治和歐洲海外殖民地獨立的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也都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時至1951年，英國外交大臣、工黨的赫伯特·莫里森還把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比作「給一個10歲的孩子一把碰簧鎖鑰匙、一個銀行戶頭和一支滑膛槍」。

但英國本身需要一個更大的工業出口市場，它的盟友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和阿爾卑斯山區國家的市場還太小，滿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羅德·麥克米倫政府雖然還在希望能夠影響歐共體的政策，但卻認識到自己其實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最終正式決定於1961年7月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時離倫敦鄙夷地拒絕參加麥西拿會談已隔了6年。愛爾蘭和丹麥在經濟上和英國關係極為密切，也跟隨英國申請加入了歐共體。是否會批准英國的申請加入還不確定，大多數歐共體成員國仍然希望英國能夠加入進來，但是他們對英國能否接受《羅馬條約》的核心目標卻有理由心存懷疑。但事情仍屬懸而未決，眾所周知，戴高樂曾於1963年1月公開反對英國的加入。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來，直至此時仍受輕視的歐洲社會拒絕英國的加盟，這令麥克米倫非常絕望，他在私人日記中寫道：「我多年來的一切努力……白費了。我們的內外政策都毀了。」

再一次重新推動歐洲統一的進程，得主要歸功於比、荷、盧等國家，它們曾從跨疆界的統一合作中獲益匪淺，卻並沒有淡化本國的個性特徵。這就提醒了歐洲的政治家們，如著名的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爾-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尋求政治或軍事統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歐洲人的關注重點已經從前些年的軍事領域轉移到了其他方面。很顯然，重點應當放在歐洲的經濟一體化上，在這一領域可以實現本國的利益和各國的合作而又不侵犯傳統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蘭同伴一起，於1955年6月在麥西拿召開了一次會議，共商對策。

蘇聯領導人雖心存疑慮，但還是認可了匈牙利領導層的新路線。蘇斯洛夫在納吉發表廣播講話的當天發回莫斯科的報告中，把這次讓步看作黨為了控制群眾運動而付出的代價。然而匈牙利的局勢發展遠遠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計。兩天後，即10月30日，在共產黨的布達佩斯總部遭襲並造成24名樓層保衛者遇難后，伊姆雷·納吉再次發表廣播講話。這一次，他宣稱他的政府從此以後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黨之間民主合作」基礎上的。換句話說，納吉正在成立一個多黨政府。納吉不是與反對派對立，而是將他自己的權力地位建立在民九九藏書眾運動的基礎上。他的演講結束語說，要迎接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確地省略了「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這可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公開要求莫斯科從布達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國各地「開始撤走蘇軍」。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基礎並不強大，反倒可以說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報告中強調：「歐洲這一世界製造業的巨頭，曾經從其海外市場獲得了大量重要資源，如今正面臨著外在地位衰弱、影響力衰減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進步的能力。」正是因為英國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它才拒絕加入歐共體。建立歐洲共同市場的部分戰略目標是為了抵抗正在日益強大的美國勢力，從而獲得一定量的貨幣資金以便在未來幾十年間進入華盛頓政策圈內，這一目標實在顯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歐共體得完全依靠美國的安全防護，離開了美國的保護，它的成員國根本沒法投入經濟一體化進程，更不用說什麼共同防務了。

第二天，即11月3日，納吉政府與蘇軍領導就撤軍問題開始（或者說自認為是開始了）談判。但當晚匈牙利談判團一回到蘇軍駐匈牙利特克爾總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沒過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點，蘇聯坦克進攻布達佩斯，一小時后，蘇聯佔領了匈牙利東部地區，並廣播宣稱已經推翻了納吉政府並成立了新政府。納吉立刻做出回應，親自發表最後一次廣播講話，號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擊入侵者。然後他和他的親密同事們就逃往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避難，他們在那裡被允許避難。

然而，法國卻決定冒險一試。1956年3月斯帕克委員會再次強烈推薦成立「共同市場」時，法國表示贊成。英國觀察家們還是猶疑不決。他們也深知不加入這一組織可能遭遇的風險，正如在斯帕克推薦之前英國政府委員會私下觀測后所指示的：「一旦麥西拿會議的權力機構在脫離英國的前提下實現經濟上的一體化，那就意味著德國獲得了歐洲的霸權。」要不是擔心這一點，而且親英的斯帕克又在極力主張，並且國際英鎊體制在幾個月前的蘇伊士危機中又顯得過於疲軟的話，英國政府可能還不會冒險和「歐洲人」站在一起共命運。1957年3月25日，根據在羅馬簽訂的和約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掌控原子能的歐洲原子能機構），並於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歐共體總部設在布魯塞爾，共有6個7年前原屬煤鋼共同體的成員國。

納吉的賭博得到了共產黨內閣其他成員的支持，他深信可以恢復匈牙利的秩序，並能擺脫蘇聯的干涉所造成的難以啟齒的威脅。但是他放棄了主動權。民眾起義委員會、政治黨派和新聞報紙如雨後春筍般遍布全國，到處充滿了反抗蘇聯的情緒，還不時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國對匈牙利起義的鎮壓。最重要的是，蘇聯領導人正在對納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納吉宣布他正在商談匈牙利決定退出《華沙條約》之時，也許他的命運就此被註定了。

這種對蘇伊士危機爆發時英國人心態的分析雖然說不上驚人地細緻入微，但卻很真實。《憤怒的回顧》登陸電影院的同時還上映了大量表現同樣情緒的影片，大部分改編自50年代後半期的小說或劇本：《頂樓的房間》（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獨的長跑者》（1962）、《如此之愛》（1962）、《運動生涯》（1963）。50年代初的電影不是由那些儀容端莊、操一口標準倫敦音調的中產階級演員來擔綱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爾克·鮑賈德、約翰·格雷遜、瑞克斯·哈里遜、格奧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愛的倫敦「派」的猶太演員來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爾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賽勒斯）。後來的電影，所謂的「廚房——水槽劇」則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湯姆·康特納、阿爾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蘭·白德斯。他們是一批典型的在北部工人階級社區環境中成長的人，操一口與環境相稱的口音和語言。他們所代表的英格蘭充斥著分裂、痛苦、世俗、敵意和堅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處在於，婦女都處於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如實發生。而歐共體的最終成形也有它的邏輯可循。20世紀50年代，西歐大陸各國之間的貿易越來越頻繁。最重要的是，它們都和聯邦德國進行貿易，歐洲經濟復甦越來越依賴於聯邦德國的市場和產品。此外，戰後歐洲各國正忙於各自的經濟事務：通過計劃、法規和制訂增長目標並抵消其他各種力量之間的勢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長、從舊產業轉向新產業中的資源轉向、對農業和交通等行業發展的扶持等等，這一切都需要跨國合作。沒有一個西歐國家的經濟可以實現自給自足。

一些理想主義者提出的「歐洲計劃」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遭遇了阻礙。法國國民議會投票否決了建立歐洲軍隊的提議，從而阻礙了一切有關加強歐洲之間合作的會談。地區之間制定了一些以比荷盧協約為模本的地方性條約，如1954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之間訂立的「流動人口共同勞力市場」條約，但除此之外並沒有提出什麼重要議程。倡導歐洲合作者於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歐洲原子能機構，但它和煤鋼共同體一樣，是由法國最先倡議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於這一機構範圍狹小且便於技術管理。因此英國人對歐洲統一的前景仍抱懷疑態度，倒也情有可原。

考慮到赫魯曉夫和哥穆爾卡之間的懸殊實力，波蘭新的領導人卻成功轉移了一場國家災難，實在令人驚奇。但赫魯曉夫卻認清了他的對話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對蘇聯政治局解釋說，蘇聯駐華沙大使波諾馬連科「完全錯誤估計了哥穆爾卡」。共產黨控制波蘭的代價只是一些人事變動，放鬆了波蘭公眾的生活，但哥穆爾卡是一位堅定的黨員，他不願意把權力拱手放到街頭或落到共產黨的政敵手裡。同時，他也是一位務實的人：如果他沒法平息波蘭動亂的話，那麼就只能讓位給蘇聯紅軍了。哥穆爾卡認識到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並不意味著他打算消除蘇聯的地域影響力和政治壟斷。

1956年10月，由於害怕對公眾情緒失去控制，波蘭統一工人黨決定撤銷蘇聯元帥康斯坦蒂·羅科索夫斯基的波蘭國防部長一職，並將其逐出政治局。同時選舉符瓦迪斯拉夫·哥穆爾卡為第一書記，以取代斯大林主義者博萊斯拉夫·比埃魯特。這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戲劇性變化：哥穆爾卡幾年前還被關禁在獄，幾乎難逃公審的厄運。在波蘭公眾眼裡，他代表了一種波蘭共產主義的「民族性」，他的當選被普遍理解成是共產黨為了維持民族性而採取的一種對莫斯科更高權力的暗中對抗。

赫魯曉夫和他的同事們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蘭一樣，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運動失控的話，他們就會插手此事。只是一開始他們還並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仍宣稱，關於蘇軍撤離匈牙利一事，他們願意和匈牙利領導層「進行適當的談判」。然而，即使他們已做出了這一讓步，還是得到報告說（羅馬尼亞的）蒂米索拉的學生示威活動以及「含有敵對情緒的」保加利亞知識界都同情匈牙利動亂。這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似乎是他們長期以來害怕的傳染效應的開始，因此他們決定採取新的措施。

更糟糕的是，在亞洲的殖民戰爭中，法國一直完全依賴於美國。1956年10月，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密謀襲擊納賽爾領導的埃及，艾森豪威爾總統卻施壓令英國撤退，這令法國大為光火卻又無從發作。一年後，即1957年11月，法國外交官滿腔怒火，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英國和美國的軍火運進突尼西亞，而完全不顧法國的擔憂：這些武器可能最終會落到阿爾及利亞的動亂者手中。1958年，戴高樂上台執政后不久，北約組織的美國司令諾斯塔德將軍就粗暴地告訴戴高樂本人，說他無權得知美國在法國國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體情況。

英國別無他法，只好再試一次。他們於1967年5月再次申請加入歐共體，6個月後卻再次遭到了心存報復、態度冷靜的法國總統的投票否決。最後，在1970年，戴高樂退休並過世后，英國和歐洲之間展開了第三輪談判，終於順利加入了歐共體（部分原因是隨著英國和英聯邦國家之間貿易額的不斷下跌，英國不再堅持要求布魯塞爾會議各國保證和非歐共體國家之間的第三方貿易優先權）。但是到了1973年，英國、丹麥和愛爾蘭最終加入歐共體的時候，歐共體早已定型，它們再也無法像英國的領導人以前一廂情願地想對它施加影響力了。

戴高樂向來是個務實的人，他開始和民族解放陣線談判，地點定在日內瓦湖區的溫泉療養勝地埃維昂。最初幾輪談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間，但是沒有找到共同基礎。1962年3月開始了新的嘗試，這次比較成功。只經過10天的討論，雙方就達成了一致協議，在經歷了將近8年的連續戰火后，民族解放陣線於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據埃維昂協議的條款規定，戴高樂於7月1日星期日舉行了一次公民複決投票，法國人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了這項議案，從此擺脫了自己脖子上的阿爾及利亞這道枷鎖。兩天後，阿爾及利亞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在納吉發表歷史性講話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達爾卻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裡，赫魯曉夫說服了他，說蘇聯將支持他在布達佩斯成立一個新政府。不管怎樣，蘇聯紅軍將進入匈牙利維持秩序，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與之合作。赫魯曉夫堅持說蘇聯現在意識到7月份讓格羅重新上台是犯了個大錯，這就打消了卡達爾心中殘存的會背叛納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顧慮。一旦控制了布達佩斯的局勢，他們將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然後，赫魯曉夫動身前往布加勒斯特會晤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捷克領導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個低一級的代表團曾在前一天會見過波蘭領導人）。這時，納吉還在繼續抗議蘇聯越來越多的軍事行動。11月2日，他請求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出面調停匈牙利和蘇聯的關係，並尋求西方社會承認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在許多方面，蘇聯人也將為此而付出代價。1956年的事件標志著列寧及其繼承人曾經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話的失敗和破滅。正如鮑里斯·葉利欽許多年後在1992年11月的匈牙利議會上演講時所說的：「1956年的悲劇……是蘇聯統治者永遠無法抹滅的一塊污點。」然而，比起蘇聯人施加給那些受害者的苦難，這又算得了什麼。33年後，即在1989年6月16日，在慶賀布達佩斯獲得自由的紀念會上，成千上萬的匈牙利人參加了另一場隆重的重葬儀式：這次是為了伊姆雷·納吉和他的同事們。在納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輕的發言者維克多·奧爾班——未來的國家總理——對集會的群眾說道：「這是革命遭受血腥鎮壓的直接結果，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筆債帶來的負擔，從而走出我們被迫陷入的小亞細亞死胡同。老實說，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1956年已經剝奪了今天年輕人的未來。」

這在法國決心加入歐共體的過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國對歐洲共同市場的利益興趣主要在於它可以優先進入海外尤其是德國（或英國）的肉類、奶類和穀物產品市場。這和它的歐洲同伴所允諾的持續的價格支撐以及同意全部購買法國剩餘農產品的許諾一起，成為說服國民議會投票贊成《羅馬條約》的重要原因。作為交換，法國對德國非農產品打開了國內市場。法國通過向歐共體成員國轉嫁國內農產品而大大減輕了巴黎政府的負擔，這一對農業的承諾長期以來已成了耗資巨大（並且快引起政策崩盤）的重負，法國早已無法忍受了。

完全有必要重申《羅馬條約》的重要性。對多數人而言，它表達了對未來的一種良好意願。它的簽約國都列出了一份時刻表，計劃著要減免關稅和促進和諧發展，以達到最終調整貨幣並實現自由商品、貨幣和勞力兌換的目標。《羅馬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構建一種框架併為以後制定和加強這些規則而設計出一套程序。根據條約第177條，各國可以提交訴訟至歐洲仲裁法庭以獲得終審權。這項最重要的創新提議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重視，倒是在後來幾十年裡顯示出了它的重要意義。

阿爾及利亞的官員和定居者都覺得這是即將被「出賣」的證據，被激怒的人們開始策劃一場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陰謀、有政變、也有談論革命。1960年1月，阿爾及爾築起了街道堡壘，「徹底的愛國者們」見到法國憲兵就開槍射擊。然而，在戴高樂的堅決鎮壓下，那些動搖了的高層官員出於謹慎，紛紛從阿爾及利亞辭職離去（包括馬蘇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將軍），這次反抗最後以失敗告終。然而，局勢還是不穩定，在1961年4月又演變成了一場由新成立的「秘密軍隊組織」發起的軍事起義，但還是失敗了。這些謀反者們並沒有扳倒戴高樂。戴高樂通過國家廣播電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將軍們發布的一份軍事宣言」。這次政變，令法國軍隊的士氣和（僅存的）國際形象大受損傷。大多數法國人，尤其是有兒子遠在阿爾及利亞服兵役的父母們，都認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從法國的利益出發，應該越快越好！

然而，僅僅兩天後，鐵托就為納吉及其15名政府成員和他們的家屬提供了避難場所，這讓赫魯曉夫明顯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這一決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機爆發的高潮時期所做的，並且假設了蘇聯人對製造烈士不感興趣。但後來蘇聯領導人表示了不滿，接下來在卡達爾本人保證其安全的情況下，卻綁架了離開南斯拉夫大使館的納吉等人，這樣一來，鐵托落到了一種尷尬的境地。在公開場合，這位南斯拉夫領導人繼續表示贊同卡達爾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卻毫不掩飾他對整個事態發展的不滿。

相應地，長期以來，法國政治家也盡量避免考慮此事。除了萊昂·布魯姆1936年領導的短命的「人民陣線」外，歷屆法國政府都未曾對法屬北非殖民統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視。溫和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如費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法國政界和知識界廣為人知。但卻沒有人能夠料到巴黎當局會這麼快就同意他們採取溫和至極的自我統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領導層最初很樂觀，認為希特勒的垮台會促進他們盼望已久的改革進程。因此，1943年2月10日，緊隨著盟軍登陸北非之後，他們發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強調了他們忠誠於1789年的理想、對他們「所接受和培養的法國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戴高樂怒火衝天。在出發去拿騷之前，麥克米倫曾經在蘭布萊和戴高樂有過會談，卻沒有對法國總統透露過任何消息。於是，拿騷協議在當時成了又一個背著法國炮製的「英美」計劃。更令人進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國協商的情況下，法國也被以相同的條件要求配備同樣的北極星導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戴高樂總統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法國反對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如果英國想成為美國的衛星國的話，那就隨它好了。但它不能同時擁有「歐洲的」身份。與此同時，眾所周知，戴高樂轉向了波恩，和聯邦德國簽訂了一份象徵性的、毫無實質性內容的條約。

英國社會感受到了蘇伊士危機帶來的延續性影響。大不列顛，尤其是英格蘭，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還十分樂觀。1951年保守黨當選上台以及第一次顯示出的經濟繁榮的徵兆，驅散了戰後早期的平等主義陰霾。在女王新執政的最初幾年裡，英國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後難得小陽春般的陽光下。英國人在殖民地導遊的正確導引下，第一個征服珠穆朗瑪峰的（1953），並且首次以低於4分鐘的成績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個國家都時刻記得，正是英國人分裂了原子，發明了雷達，發現了盤尼西林（青霉素），設計出了渦輪式直升機引擎，等等，不勝枚舉。

和許多觀察家一樣，這位法國總統合理地、正確地估計大不列顛會努力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維持一種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選擇的話，倫敦會捨棄它的歐洲鄰居而傾向於它的大西洋盟友。這一點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鐵的證明，當時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和肯尼迪總統在巴哈馬群島首都拿騷會晤，達成了一份協議，接受美國提供為英國裝備的用潛艇發射的北極星核導彈（這一多邊軍事力量合作將英國的核武器有效地納入了美國掌控中）。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1955年剛接替年老的丘吉爾）出發了，打算一勞永逸地解決埃及問題。不管在公眾面前如何表現，英法都對聯合國及其煩瑣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它們並不想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雖然因納賽爾的行動而引起的各種會議和國際計劃正在召開和討論中，但英國政府卻開始和法國進行私下協談，計劃聯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這項計劃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參加了英法在塞弗爾舉行的高層機密協商會。以色列的目標很明確：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邊界宣布停火，但雙方都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因而雙方為邊界之爭衝突不斷，尤其是在加沙地帶。埃及於1951年7月封鎖了阿卡巴海灣，限制了以色列的貿易及行動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決定要撤銷這一封鎖。以色列想通過打擊納賽爾而確保其在西奈和周邊地區的土地及安全。

參加麥西拿會議的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6個成員國，還有一位英國（低級）「觀察員」。斯帕克及其同夥們提出了一項旨在促進關稅聯盟、貿易合作和其他跨國合作的提議，儘力避免傷及英、法兩國的自尊。法國抱著警惕的熱情，而英國則堅決地懷疑這一切。麥西拿會議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國際會議上繼續談起這項計劃，旨在堅定地尋求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尋求一個「共同的市場」。1955年11月，英國退出，表現出對他們一直心存懷疑的所謂歐洲共同體的警覺。

然而，也並不是每個成員國都對這一新的提議感到滿意。在法國，許多保守黨代表（包括戴高樂主義者）投票反對以「國家為基礎」的匯率制，而有些社會黨人和激進的左派（包括皮埃爾·孟德斯-弗朗斯）則反對成立因沒有英國參加而顯得令人不踏實的「歐洲小團體」。在德國，阿登納自己的經濟部長，熱切主張自由貿易的路德維希·艾哈德，對新商業主義者的「關稅聯盟」提出批評，認為它會損害德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限制了貿易往來並損害了價格體系。在艾哈德看來，歐共體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宏大經濟體」。一位學者曾敏銳地觀察到，情況有可能變得完全兩樣：「要是艾哈德統治德國的話，有可能會成立一個英德自由貿易組織，在農業上稱霸世界，這樣一種經濟上排外的作用會最終迫使法國加盟進來。」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國的注意力轉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為1954年11月1日阿爾及利亞發動了起義，這離日內瓦條約的簽訂僅僅過了14周。但長期以來，北非就是法國人關注的中心。自從1830年法國人首次踏上當今屬於阿爾及利亞的這塊土地，這裏就成了法國殖民主義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遠還可以追溯到控制從大西洋到蘇伊士運河之間的撒哈read.99csw.com拉非洲。由於在東部受到英國的阻撓，法國轉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並且穿越撒哈拉，進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區。

基於這樣的因素，巴黎當局公開召開了民族主義代表會議，商討越南自治或獨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國上將、當地全權代表梯也利·德·阿岡利厄單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該國南部）從民族主義者統治的北部分離出來，破壞了法國政府試圖妥協的精心努力，宣告了與胡志明之間政府商談的破裂。同年秋，法國轟炸海防港，民族主義的越盟（越南獨立同盟會）進攻法國人盤踞的河內，第一次越南戰爭爆發。

第二天，10月23日，學生們開始聚集在布達佩斯的議會廣場上示威，堅持他們的要求。政府一開始是禁止，後來又允許了這次示威。當天下午，示威還在繼續，格羅通過當晚的匈牙利廣播電台開始發表講話，指責這次集會及其組織者。一小時后，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攻擊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員會連夜召開會議。第二天早上8點13分，宣布伊姆雷·納吉被任命為匈牙利總理。

如果說帝國之夢想在蘇伊士危機中遭遇了破滅的話，那麼英國中產階級那種島民固有的自信心卻早就遭到了圍攻。1956年的災難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潰。1950年，就在倫敦「這塊聖土上」，在板球運動的老家，英國國家板球隊首次敗於西印度群島板球隊，標志著英國的衰退；3年後，即1953年，在國家體育館，英格蘭足球隊又輸得一塌糊塗，顏面盡失，以出人意料的3∶6負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隊。在這兩項由英國人傳遍世界的體育運動中，英國再也不是老大了。

1968年，哈羅德·威爾遜領導的工黨政府從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後得出一個必然結論，宣布英軍將從各種基地、港口、貿易中心、輸油港和其他帝國時代為了保有蘇伊士東部而建的機構中永遠撤離，其中較為著名的是位於阿拉伯半島上帶有傳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亞丁港。英國再也無力假裝可以影響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漸漸地，英國本身也坦然接受了這一結果。正如亞當·史密斯早就預見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國的初期階段，放棄「帝國那華而不實的馬車」是控制債務並使國家根據那平庸的現狀來設計、規劃它的未來的「最好的辦法。」

蘇伊士事件給英國的第一個教訓就是：英國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蘇伊士事件很明確真實地顯示出英國缺少軍事和經濟資源，而且喚醒了英國的意識：今後將會面臨更多要求獨立的呼聲。經過將近10年的間歇期后，其間除了蘇丹（1956年）和馬來西亞（1957年）曾脫離英國的統治外，英國開始步入了一個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時期，尤其是在非洲。黃金海岸在1957年獲得獨立，成立了迦納共和國，成為眾多獨立國家中的第一個。1960年到1964年間，英國又有17處殖民地舉行獨立慶典，英國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於降下英國國旗並看著新的政府成立起來。1950年僅有8個成員國的英聯邦，到了1965年擁有了21個成員國，而且還在不斷有新成員加入進來。

在法國，這一怪異的狀況表現得尤為突出。1950年，法國還完全是一個食品進口大國。但接下來的幾年裡，該國的農產品出口就開始飆升。1949-1956年，法國的黃油產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乳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時期的大麥和玉米種植分別增長了348%和815%。法國現在不僅實現了糧食自給，而且還有剩餘。跨度從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個現代化計劃，仍傾向於肉類、牛奶、乳酪、糖和小麥生產（在法國北部和巴黎盆地盛產主要糧食的地區，影響法國農業生產的辛迪加勢力最強）。同時，法國政府也一直關注土地在法國公眾生活中的象徵性意義——最重要的是會影響農村選票——努力維持著支撐價格並尋求著食品的出口市場。

和戴高樂追求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其他舉措一樣，特別是馬爾羅雄心勃勃地計劃修繕所有的法國歷史公共建築物，所有這些舉措，都只是為了實現一個更遠大的政治目標：為了再現法國的輝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一樣（除此之外他倆截然不同），戴高樂明白，經濟穩定和現代化是重現民族輝煌的強大武器。至少從1871年以來，法國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現在軍事失敗、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經濟受損、國內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樂的目標是要結束法國的衰落時代。他在戰爭回憶錄中寫道：「終我一生，我對法國都抱有一種理想。」而現在正是他付諸實現的時刻。

對美國來說，蘇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國它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同時也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展示實力的良機！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對莫雷及艾登自以為美國總會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懷不滿。他們都對英法很惱火：不僅是因為它們的這次秘密計劃在構思上有誤、在出征中又執行不當，還因為它們選擇的時機不對。蘇伊士危機爆發的時間和蘇聯佔領匈牙利幾乎發生在同時。由於英法如此公然為了某塊地區的帝國統治權而狡施計謀去對付一個阿拉伯國家，從而將世界注意力從蘇聯入侵其他國家並摧毀其政府上轉移了開來。在華盛頓方面看來，這完全是一種落伍的做法，它們完全是在將自己國家的利益凌駕于西方聯盟的整體利益之上。

在20世紀上半葉，歐洲農民大多產能低下，生產的食物還不足以養活他們自己，結果導致了貧窮、移民和鄉村法西斯主義。「二戰」后的那個飢荒年代里，所有的計劃都用來鼓勵和支持那些有生產能力的農夫們盡量多生產。為了減少對以美元為主導的進口國如加拿大和美國的依賴，政策的重點放在了鼓勵多產而非提高效率上。農民們不用擔心會出現戰前的價格緊縮：直到1951年，歐洲的農業生產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在政策保護和政府的價格支撐下，歐洲農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說，40年代對農民來說是他們的黃金時期。到了50年代，雖然大量農村剩餘勞力已流向了城市新興行業，但農產品產量還是在不斷增加：歐洲農民正在變得越來越高產。而且他們也從公眾的永久福利中不斷得利。

實際上和往常一樣，戴高樂說話含糊不清，也許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確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終自治。恰逢時勢。法國公眾輿論對殖民地的改革並不反感——安德烈·紀德在《剛果之行》（1927）中嚴厲痛斥過強制勞動這一奴役行為，喚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們對歐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覺醒——而美國人也一直在不斷發出反對殖民統治的聲音。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考德爾·赫爾曾贊同對欠發達的歐洲殖民地國家實行全球化統治，並且儘早讓其他國家實行自治。

在對待華盛頓的態度方面，戴高樂更有理由持曖昧態度，因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從來沒有把他當回事。美國一直和戰時的維希政府保持著友好關係，完全超出了應有的情理和謹慎。法國未能參加戰時的盟軍談判，這使得戴高樂後來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認法國應承擔雅爾塔協議的責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應過此事。畢竟還是過去的記憶傷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卻發生在戰爭勝利之後。在討論決定德國的重大問題時，法國被徹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間的共享情報從來都不會透露給法國（因為它被確認為是最危險的泄露者）。該「俱樂部」中也沒有法國，從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國被排斥在國際軍事討論之外。

西方國家的最初反應是結成聯合陣線：由英、美、法三國在倫敦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會議如期舉行，並於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計劃」，派遣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齊斯去約見納賽爾。但納賽爾拒不接見。那些倫敦會議的參与者只好再次開會，從9月19日一直開到9月21日，最後商定要成立一個蘇伊士運河使用者協會。同時，英法宣稱它們將把有關蘇伊士運河的爭議提交聯合國商討。

雖然新的領導層名義上是集體領導，實際上卻越來越以赫魯曉夫為主，他們除了繼續走貝利亞鼓吹的路線外，別無選擇。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許多年裡，蘇聯一直陷於壓迫和貧窮交迫的境地，到處都是抗議和要求變革的呼聲。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亞的諾里爾斯克、沃爾庫塔和坎格爾的勞改營里發生了暴亂，克里姆林宮出動了大量的坦克、飛機和人數眾多的軍隊，才平息了這些動亂。但一旦恢復「秩序」后，赫魯曉夫又恢復貝利亞的策略。在1953-1956年間，從古拉格勞改營釋放了約500萬名犯人。

其實，自從1953年的柏林動亂被鎮壓后，美國國務院就得出結論，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時間內，蘇聯在它的「地盤」上是不可動搖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對東歐的唯一戰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們不可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真誠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國毫不妥協的公開論調的鼓勵，「歐洲自由之聲」移民廣播節目也鼓勵匈牙利人拿起武器，並許諾他們會立刻得到外援。一旦這種支持並不兌現，失敗的造反者們自然就幻想破滅，感到痛苦。

軍事戰績不言而喻：儘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蘇聯軍隊只用了不到72小時就佔領了布達佩斯，而後於11月7日，雅努什·卡達爾宣誓就職。由於卡達爾並不想直接攻擊一些工人委員會，這使得它們得以多存在了一個月，一些零星的罷工運動一直延續到1957年：根據1956年11月22日提交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份秘密報告，匈牙利的煤礦產量下降了10%。但一個月後，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夠的信心開始執政。1月5日，確立了對「挑動罷工」處以死刑的法令，並開始了嚴厲的鎮壓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約有2 700名匈牙利人在鬥爭中喪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處死（最後一批人被處死刑是在1961年）。總計約有2.2萬匈牙利人因參与「反革命活動」而被關進監獄（許多人被判長達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萬人被關進了拘留營，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處在嚴密監視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國大赦。

1963年的條約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義在於：它表明了法國決心轉向歐洲。對夏爾·戴高樂而言，20世紀的教訓是，法國只有投身於歐洲計劃並將其轉變成為法國的目標而服務，法國才能回到過去的輝煌。殖民地正在逐漸消亡，英美還是一如既往地冷酷無情。過去幾十年裡的失敗和損失令法國別無選擇，如果它還想恢復一些過去的影響力的話，那麼，正如當時英美聯手迫使法國放棄蘇伊士時，阿登納安慰法國總理蓋伊·莫雷時所說的：「歐洲將成為你的報復。」

這就是戴高樂就任總統后在外交政策上所處的背景。他對美國人幾乎不抱什麼希望。從核武器到作為儲幣而佔有特殊國際地位的美元，美國都處於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西方聯盟中其他國家利益之上的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國並不值得信賴，這一點至少可以預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賴於華盛頓，不能像法國在印度支那和後來在蘇伊士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那樣。法國必須儘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比如說，擁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樂對英國的態度則更複雜。

除了善意的社會喜劇外，英國電影院也紛紛推出了大量的戰爭片：《木馬》（1952）、《無情的大海》（1953）、《轟炸魯爾水壩記》（或譯《敵後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戰役》（1956）。這些影片都根據「二戰」中的英國英雄事迹改編或創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戰為重），令英國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們自豪的人和事，有點兒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輝煌的戰役，那他們就會杜撰英國的戰爭神話，濃墨重彩地描繪那種跨越階級的或佔領時期的同志之愛。當涉及暗示有社會壓力或階級差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老於都市世故的妙語或令人懷疑的論調，而不會出現衝突或發怒。只有在查爾斯·克里奇頓的《熏衣草山的烏合之眾》這部伊靈喜劇中最尖銳的一部喜劇里，才出現了一些對社會的評論，這是一種布雅德主義（poujadism）在英國的變體：反映了那些身處當中的溫馴小人物們的怨恨與夢想。

除了早已佔領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島外，北非（尤其是阿爾及利亞）是有大批歐洲人定居的永久殖民地中法國人擁有的唯一殖民地。但當地歐洲人中間有許多人並非法國人的後裔，而是西班牙人、義大利人、希臘人或其他國家人的後裔。即便是在阿爾及利亞長大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也擁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國人的血統，而他的法國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當地的。法國人口過剩的現象早就成了歷史，和俄羅斯、波蘭、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納維亞、德國、愛爾蘭和蘇格蘭（甚至還有英格蘭）不同的是，法國已經好幾代都沒有移民進入了。法國人並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估計約有20萬人——佔總人口的2%以上——在蘇聯佔領后逃離了匈牙利，他們中大多是年輕人，許多人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精英，他們來自布達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們定居在美國（約有8萬匈牙利難民）、奧地利、英國、西德、瑞士、法國和其他許多地方。在一段時間內，納吉和他的同伴們命運未卜。在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館過了3個星期之後，他們於11月22日被騙離開了那裡，立即遭到了蘇聯當局的逮捕，並被送進了羅馬尼亞的監獄。

這些非政治性運動的失敗給英國帶來的影響和打擊更為深遠，因為這些年來英國社會一直在避開政治。蘇伊士危機中持反對意見的英國工黨，根本無法利用艾登的失敗來扭轉局勢，因為選民們再不會通過政黨政治的眼鏡來看待自己的經歷。和西歐其他國家一樣，英國人對消費和享樂越來越感興趣。他們的宗教信仰熱情也開始衰退，從而對與之相關的任何形式的群眾運動都興味索然。哈羅德·麥克米倫，一位帶有自由傾向的保守黨政治家，一位以愛德華式的鄉村紳士面目出現的中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對外宣揚取消殖民主義，對內則激勵和平與繁榮政策。年長些的選民們都對此結局滿心歡喜，只是年輕人們對此一點兒都不感興趣。

非殖民化的進程對曾經經歷過戰爭創傷的荷蘭公眾產生了痛苦的影響。許多前殖民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朋友們一起向政府施壓，將荷蘭未能在日本戰敗后的間歇期內重奪殖民政權一事歸咎於左翼，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良政神話」。另一方面，那些應徵入伍的士兵們（佔有絕對人數）在經歷了一場無人喝彩的殖民戰爭后，只想著能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鄉。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認為，這場軍事勝利只是聯合國堅持用談判來移交權力而極力促成的，而這一切很快就會湮沒在國人的記憶空洞中。

在塞弗爾，這些陰謀家達成了共識。以色列負責襲擊西奈的埃及軍隊並向前推進，進而佔領整個半島，包括其西側的蘇伊士運河。英法將發布最後通牒要求雙方撤軍，然後藉著不相干的國際社會第三方的名義，偷襲埃及：先空襲，再從海上打擊。它們將佔領運河，以證明埃及沒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這一重要資源，從而恢復過去的狀況，最後再摧毀納賽爾。這一計劃實行了嚴格保密，在英國，只有艾登和4位內閣高級部長知道這一協約。這份協約經過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醞釀，最後在塞弗爾簽訂。

然而，世界大戰給殖民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遠遠超出了大部分歐洲人的理解。戰爭期間，英國喪失了它在東亞的領地，被日本人所搶佔；雖然在日本戰敗后收回了這些地區，但卻嚴重破壞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國在這些地區的實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國人向日軍投降，這是英帝國在亞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令英國人一直無法釋懷。雖然英軍成功地保住了緬甸，從而保護印度未淪入日軍之手，但歐洲人不可戰勝的神話卻從此永遠破滅了。1945年以後，在亞洲的殖民國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放棄傳統的領土主張的壓力。

同時，英法軍隊宣布撤離蘇伊士，並於12月22日完成了撤軍。在這次危機中，英國的英鎊和美元儲備共損失了2.79億美元，但後來得到了美國允諾的財政資助（從美國進出口銀行獲得了相當於5 000萬美元的貸款限額）；12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批准了一項對英國約計5 614.7萬美元的貸款，附加另外的一筆7 380萬美元的貸款。在美國公開保證它可以在阿卡巴海灣和蒂朗海峽右側安全通行后，以色列軍隊也於1957年3月的第一周內撤離了加沙。英法完全撤離一周后，蘇伊士運河開始清理河道，並於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還是留在了埃及手裡。

連鐵托也最終承認，匈牙利共產黨統治的垮台和國家安全機構的瓦解，樹立了一種危險的榜樣。這位南斯拉夫領導人一開始曾把匈牙利的變化看作非斯大林化的進一步證明。但到了10月底，布達佩斯事態的進程改變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況，在他的國家裡，在伏伊伏丁那地區住著的匈牙利人少數民族的人數很多，而且一旦受到傳染的話，後果不堪設想，這使鐵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不辭辛勞地飛抵鐵托在亞得里亞海上的療養地，簡要地告知了他將出兵的情況，鐵托表現出了憂慮，但表示理解。他最關心的是匈牙利即將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沒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經改造的斯大林主義者。對這一點，赫魯曉夫很高興地讓他放寬了心。

所有的歐洲帝國在領地上都呈現出一種星羅棋布的隨意性片斷性（除了英國通向印度的海陸通道），忽視對物流和經濟收益應有的持續性關注。西班牙早就喪失了部分帝國領地，先是輸給英國，再後來是由於當地居住者要求獨立，最近則是因為美國勢力的崛起，這時斷時續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緒。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間佛朗哥（曾經的現實主義者）想要放棄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幾內亞的一些飛地。

5月15日，皮埃爾·弗姆蘭領導的新一屆法國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職僅48小時后，法國駐阿爾及利亞軍隊司令羅洛·薩蘭將軍就在阿爾及爾的講壇上，面對歡呼的人群，大喊戴高樂的名字。戴高樂本人自從離開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聲地居住在法國東部的科倫貝鄉村老家。在重回公眾視線后，5月19日，他召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當時，武裝分子已經控制了科西嘉島，巴黎謠言四起，據說即將被傘兵佔領。5月28日，弗姆蘭辭職，勒內·科蒂總統召請戴高樂重組政府。戴高樂當仁不讓，毫不遲疑地於6月1日正式上台執政。第二天就贏得了國民議會的全票通過。他第一步就直飛阿爾及利亞，6月4日，面對熱烈歡呼的士兵和滿懷感激的歐洲人，他含義不明地宣稱：「Je vous ai compris.」（我早就了解你們。）

帝國從各殖民地的撤離加強了英國人對國家未來何去何從的焦慮之心。失去了帝國往日的榮耀，現在的英聯邦國家成了為英國提供食物的巨大來源。多虧了英聯邦的優惠策略（即英聯邦各國家之間享有關稅優惠），英聯邦國家提供了廉價的食物，在20世紀60年代初構成了英國所有進口產值的1/3。但英國對英聯邦國家的出口比例在其總出口量中卻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轉向了歐洲（1965年，英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額首次與英聯邦之間的貿易持平）。蘇伊士危機后，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英國衰敗的標記，它們重新調整了對外貿易的對象和政策，轉向了美國、亞洲以及後來那些「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

在對付民族解放陣線的游擊戰中，法國軍隊也遭遇了消耗戰的痛苦。雙方都不斷採用威脅恫嚇、嚴刑拷打、蓄意謀殺以及徹頭徹尾的恐怖主義手段。在經歷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殺事件和1956年12月歐洲人的報復行動之後，莫雷的政治代表羅貝爾·拉科斯特授權法國傘兵上校雅克·馬蘇，可以採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滅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到1957年9月，馬蘇取得了成功，鎮壓了一次大罷工，並在阿爾及爾的戰役中消滅了起義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法國的聲譽也無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長久以來的心目中，歐洲人都是懷疑對象。read.99csw.com

因而，這時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尷尬境地，成了蘇聯計劃中不合時宜的障礙物。1956年6月，隨著蘇聯——南斯拉夫高層領導在莫斯科舉行會談，似乎繼續在布達佩斯保留這樣一位與過去不光彩的日子有著千絲萬縷關係而又未經改造的斯大林主義者，顯得毫無必要而且容易引起爭議，況且他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頑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眾的公開抗議。儘管拉科西費盡心機，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報紙上起勁地批判貝利亞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隨者尉加伯·佩特，緊跟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的論調，並慶賀得以「揭露」這種迫害無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956年7月17日，阿納斯塔斯·米高揚飛抵布達佩斯，並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最後一次把拉科西趕下了台。

共同農業政策的出現並不是前所未聞的。19世紀末歐洲的穀物關稅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針對的是從北美進口的廉價糧食。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高峰時期，曾有過多次嘗試通過購買剩餘產品或出錢讓農民少生產的方式來抬升農產品價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國和法國之間再也無法完成的一項協約中，德國曾許諾將從法國進口農產品，而法國則對德國開放國內化學、機械工程類產品的市場。（戰時在被佔領后的巴黎曾舉辦過一次「歐洲的法國」展，強調了法國豐富的農產品，並認為法國加入希特勒的新歐洲后將進一步獲益。）

在東歐，人們的幻想也破滅了。10月31日，一位駐布達佩斯的英國外交官報告第一輪戰鬥高峰時說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並擊退那種殘暴的猛烈進攻，真是一個奇迹。他們將永不忘記，永不寬恕。」其實，不是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記著蘇聯的坦克。羅馬尼亞學生組織了示威遊行以表示支持他們的匈牙利鄰居；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因譴責蘇聯的行為而遭到逮捕和審判；在蘇聯，1956年所發生的事件也讓迄今忠誠的年輕共產黨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達佩斯事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新一代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如羅馬尼亞的保爾·戈馬和民主德國的沃爾夫岡·哈里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一直試圖在印度支那重建權威，結果卻導致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災難。胡志明贏得了法國國內左翼的雙倍支持，他被看作一名爭取國家獨立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戰士，並且這兩種特質相互交織，不僅構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還塑就了他的國際形象。對大部分法國選民而言，把年輕人送到印度支那去為一場「骯髒的戰爭」而送死毫無意義，而讓河內來接管並不比支持法國在1949年3月選定的無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勁。

在中東，情況更為複雜。在英國管轄的巴勒斯坦地區，1948年，在雖然不光彩但卻（在英國看來）相對和平的條件下，大不列顛放棄了它的權利。英國一撤離，該地區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爭奪戰。在英美都對當地石油感興趣的伊拉克，美國逐步取代了英國的統治地位。但在埃及這樣一個傳統意義上原來並不屬於英國殖民地的國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國卻遭遇了戲劇性的、尖銳的反殖民運動，經歷了歷史性的慘敗。1956年蘇伊士危機中，英國首次感受到了國際性的恥辱，這意味著並加速了帝國走向衰落——那是法國早就習以為常的事了。

其他地方的反應總體來說要明朗得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西方一泄露開來，就標志著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后斯大林主義的改革與更新還可能繼續存在，通過犧牲斯大林本人來保護人們對列寧的革命純潔性的幻想，赫魯曉夫為他的黨員們及跟隨他們的進步人士提供了一種可以執著堅守的神話。但布達佩斯發生的絕望的巷戰卻驅散了人們對這種蘇聯「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蘇聯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東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詭辯了。西方各國共產黨開始大傷元氣。根據義大利共產黨自己的統計，從1955年到1957年間約有40萬黨員退黨。在匈牙利危機最高峰時期，陶里亞蒂曾向蘇聯領導人解釋說：「匈牙利事件的發展趨勢令我們黨內的思想凈化工作變得十分困難，而且要想得到領導層的共識也變得很難。」

對荷蘭而言，作為該地區最老的殖民勢力，其最終結局更是使它痛苦難忘。荷蘭屬下的東印度殖民地以及為發展殖民地而組建的貿易公司，是荷蘭民族神話的一部分，直接關聯著它的黃金時代，也是荷蘭商業、航海業繁榮的象徵。尤其是到了戰後那些暗淡、貧困的日子里，人們都在猜測，東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膠，將成為荷蘭經濟復興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戰敗后的兩年裡，荷蘭再次被捲入了戰爭：荷蘭控制的東南亞一帶（今印度尼西亞）牽制住了荷蘭14萬人的軍隊（包括職業軍人、應徵入伍者和志願者），而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又激起了荷蘭帝國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區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競相效仿。

蘇聯提拔了厄爾諾·格羅頂替拉科西的位置，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義者。這次蘇聯選錯了人，格羅既無能力領導變革，又無法鎮壓變革。10月6日，對貝爾格萊德來說尤其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示，布達佩斯當局允許公眾重新安葬拉茲羅·拉吉克及其在公審中犧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審中的倖存者貝拉·薩茲在墓前演講道：

和阿爾及利亞獨立帶來的苦難，或1960年比利時放棄剛果后導致的災難性結局相比，英帝國的瓦解相對而言顯得比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東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國的解散表現得更有爭議。1960年在開普頓的一次著名講話中，哈羅德·麥克米倫對南非人民說道：「風向已經變了，正在吹遍這塊大陸，而且，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非洲的）正在覺醒是一個政治事實。」他並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歡迎。為了維護自1948年來就強制推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的白人們於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國並脫離英聯邦。4年後，在鄰近的南羅得西亞，白人殖民者單方面宣布獨立和自治。以後許多年裡，這兩個國家中佔少數人口的統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壓那些反對他們種族政策的人。

這樣一種為實現共同體利益而合作的大趨勢是受到了各國自身利益發展的驅動，而並不是舒曼煤鋼共同體的目標之一，這一權力機構近幾年來一直沒有制定過相關的經濟政策。1939年以前，這種保護和增強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歐洲國家各自為政，如今卻把它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過去的經驗教訓以及障礙的排除，成了推動這一變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蘭對歐共體可能對外徵收的高額關稅並不高興，認為那會引起當地價格膨脹，和它的鄰國比利時一樣，它也因英國未加入這一組織而感到擔憂。但它們也不敢冒險斷絕與它們主要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

德國人的心思則比較複雜。作為歐洲主要出口大國的德國，在和西歐的自由貿易中獲利日增——主要是因為德國製造商失去了在東歐的重要市場，也沒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剝削利用。在艾哈德看來，為保護關稅而限制了6個國家的歐洲關稅聯盟並不是德國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和英國人一樣，他和許多德國人期待著一種更廣闊、更自由的歐洲貿易的到來。但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則，不管他們之間的利益差異有多麼不同，阿登納將不會和法國斷交。另外，還有農業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國的衰弱和法國的衰弱大相徑庭。英國的殖民地勢力更大，情況更為複雜。英帝國和蘇聯一樣，雖然遭受重創，但完整地保留了帝國的版圖，英國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國種植生產（和法國不一樣，法國食物主要靠自給自足，它那大部分熱帶殖民地生產的是不同的產品），而且在某些戰場上，尤其是北非，共同體的軍隊人數遠遠超過了英軍人數。而且我們看到，比起他們的法國同伴而言，英國本土居民更加關心帝國的安危，倫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的繁榮源於它是帝國賴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製造業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國廣播電台員工手冊提醒播音員要注意他們那些重要的非基督徒海外聽眾時寫道：「任何對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說是貶抑性的言詞……都可能引起極度冒犯，都應一概避免。」

這位新任的法國總理確實早就了解他的阿爾及利亞支持者們，遠勝於他們對自己的了解。他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他們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複決投票中，戴高樂在法國獲得80%的選票，而在阿爾及利亞，得票率卻高達96%。戴高樂眾多優點中最突出的品質是他堅持秩序和立法。這位自由法蘭西的英雄人物、維希政府的嚴厲抨擊者，這位自1944年8月以來使法國恢複名譽的人，絕對不是阿爾及利亞起義者的朋友（這些起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曾是貝當的追隨者），更不會站在加入起義的思想自由的年輕軍官這邊。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恢復法國政府的權威。他的下一個相關目標才是解決已經極大地危害到法國政府權威的阿爾及利亞衝突。

而對英國來說，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卻不大可能為英國提供一個全新的未來前景，更不可能幫助它趕上時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國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恰恰表明了英國的衰落和無助。因此，它的文化和教育都針對著歐洲大陸，倒並不是說它是出於本能。對許多英國政治家及其他人來說——而不僅對麥克米蘭本人——他們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多多少少，他們國家的未來在海峽對岸。除了歐洲之外，大不列顛現在還能指望誰來幫助它恢復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但是非洲南部比較特別。在其他地方，如東非，占相對優勢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國政府既無力也無興趣來加強殖民統治、鎮壓大多數人的反抗，這些歐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實而相安無事。那些反抗運動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還尚不明顯，當時英軍曾在肯亞發動了一場殘忍、陰暗又不光彩地挑動當地白人抗擊茅茅人運動的戰爭。

但1945年以後，英國並沒有實際指望能保有帝國的遺產。國家的資源供應緊張，毫無辦法，帝國甚至連維持印度這一在經濟和戰略上佔有優勢的地區都覺得不划算：1913年英國向印度次大陸的出口佔英國總產量的1/8，「二戰」后只佔8.3%，甚至還在逐年減少。無論如何，幾乎人人都明顯感到了壓力：印度的獨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據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創立的英聯邦，其構建者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殖民地的加速獨立，因而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區提供一個框架，使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效忠並聽命于英王陛下，同時又免受英帝國的不當統治。但如今，它卻成了原來那些殖民地的束縛者，那些仍屬於英聯邦而今已獨立的國家只是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壓制著自己。

赫魯曉夫公開拋棄斯大林主義的言行在東歐激起了強烈反響。分析蘇聯領導人最近和鐵托的重修舊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詆毀之言，人們覺得莫斯科今後似乎將尋求一條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還放棄了作為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壓迫行為。現在，至少讓人覺得，蘇聯將首次開誠布公地發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會上所解釋的：「一次又一次，在這種大會上我們被告知，作家要講真話。這就是說這些年來，他們的寫作並沒有講真話……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夢魘終於被祓除了。」

一些西方觀察者們還試圖為蘇聯的干涉尋找正當的理由，或者至少想為它做解釋，接受了共產黨的官方聲明，說納吉領導了一場反革命，或者說他被清掃出局了。特別是薩特堅持認為匈牙利動亂明顯具有「極右性質」。但不管布達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義者有何動機——這在當時眾說紛紜，難以辨明——引起國外觀察者們更深印象的並不是匈牙利的動亂，而是蘇聯的鎮壓。40年來，西方左翼一直看著蘇聯，原諒甚至敬重布爾什維克的暴力，把它看作為獲得革命的自信心和歷史的進步而付出的代價。莫斯科正是他們政治幻想的一面悅人的鏡子。1956年11月，這面鏡子破碎了。

對英國來說，狀況尤為明顯。任何一名戰後長大的英國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都把「英國」、「不列顛」和「英帝國」看成近義詞。小學生的世界地圖上顯示的英國佔領了紅紅的一大片領域；歷史教科書尤其著重描述了英國征服印度和非洲的歷史；新聞影片、廣播報道、報紙、畫報、兒童故事書、喜劇、體育賽事、餅乾桶、水果罐頭的標籤、肉店櫥窗上的告示，無處不在提醒人們，在這個海上帝國的中心，英國擁有多麼重要的歷史、地理意義。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領的城市、河流和政客們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國本土上的名字一樣耳熟。

此外，要是說在法國之外還有法國存在的話，那就是指阿爾及利亞了。這一點可以得到確證，阿爾及利亞在技術層面上屬於法國的一個行政區，受法國的管制。與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塊海外殖民地北愛爾蘭，它在體制上也屬於「大陸」的一部分，對於久已在那裡定居的社群來說，依附於帝國心臟地區的心理遠比帝國都市的大多數人更甚。在少數歐洲人看來，阿爾及利亞終有一天會獨立（並由阿拉伯人來統治，因為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占絕對多數）這一想法簡直匪夷所思。

拉吉克的命運在激起人們同情心的同時，又夾雜著某種諷刺意味，這個人自己也曾將許多無辜的（非共產黨）受害者送上了絞架。但不管是否帶有嘲諷意味，重葬拉吉克卻引發了匈牙利的火星。

即使西方各國政府願意提供更多的幫助，當時的情狀也並非好時機。就在匈牙利事件爆發的當天，英法兩國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舉行密談。此時法國已經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長克里斯蒂安·比諾在遞交給聯合國安理會法國代表的一份高度機密備忘錄中解釋說：「在關於匈牙利問題上起草的提交給安理會的決議中，必須注意不要包含任何會影響到我國在阿爾及利亞行動的措施……我們尤其反對組織調查委員會。」4天後，為答覆英國駐莫斯科大使要求倫敦直接呼籲蘇聯領導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國外交部長塞爾文·洛伊德寫給首相安東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轍：「我本人認為傳遞這一信息的時機尚未成熟。」

納吉一直執政到1955年春。那時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產黨的一批中堅分子正在暗中給這位同事製造麻煩，趁當時的蘇聯正面臨著北約組織擴張的威脅、鄰國奧地利將要變成獨立的中立國家，他們成功地說服了莫斯科，說納吉不值得信賴，他無法堅決控制局面。蘇共中央委員會嚴厲批評了納吉的「右傾背離」，他被趕下了台（後來又被開除出黨），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們則得以重掌布達佩斯的大權。在赫魯曉夫發表講話的8個月前，這種從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預示了在詆毀斯大林名譽的同時，蘇聯領導人是多麼缺少計劃，擾亂了共產黨的平穩執政。

1958年2月，法國空軍轟炸位於突尼西亞邊境的薩奇特市，他們懷疑那個小鎮是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基地，這令費利克斯·蓋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尷尬境地。國際輿論大嘩，英美兩國「善意的部門」提出幫助解決阿爾及利亞糾紛。這也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心裏越來越引起恐慌，擔心巴黎會棄他們于不顧。巴黎和阿爾及爾的軍警們開始公開宣稱，他們同情這些居民。蓋拉德政府於4月15日宣布解散，這已經是11個月里法國的第三屆政府了。10天後，阿爾及爾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示威活動，要求永久保有法屬阿爾及利亞，要求戴高樂重新上台執政。這些集會組織者成立了一個「公安委員會」，挑釁性地沿用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同一機構名稱。

因此，歐共體每年都得以低於「目標」價5%——7%的價格買空它所有成員國的剩餘農產品，然後以低於歐洲價的價格貼補賣給共同市場外的國家，以清空多餘的農產品。這種事實證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實際上是一種早已過時的政治交易。為了維持生計，德國的小農場往往需要大量的補貼。法國和義大利的農場經營成本並不很高，但卻沒有人敢叫他們限制生產，更不會要求他們為他們的產品定個市價。相反，每個國家都對農民有求必應，把產品成本部分地轉嫁到城市消費者和所有納稅人頭上。

由此帶來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保證了匈牙利的穩定；而對匈牙利的記憶至少在後來的10年間又確保了蘇聯集團中其他國家的穩定。但這一切都是付出代價后才換來的。對大多數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們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它曾經有過的激進、向前的、烏托邦式的理想，這也曾是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現在，它只是成了必須忍受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這並不是說它將維持不了多久，1956年以後很少有人會預見到蘇聯統治制度將不久於世。事實上，在1956年事件以前，人們對蘇聯的統治都抱著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但是，1956年11月以後，東歐共產黨國家和蘇聯本國一樣，開始逐步走向了長達幾十年之久的停滯不前、社會腐敗和犬儒主義。

這就是歐共體著名的共同農業政策誕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經過了近10年的商談才於1970年正式產生。由於歐洲固定價格的上漲，所有的歐洲糧食產品都因價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場失去了競爭力。由於都得受制於同樣的價格機制，高效的荷蘭奶業企業聯合集團並不見得比小型、低產的德國農場好多少。20世紀60年代，為解決這一問題，歐共體花費了大量精力設計實踐方案和制定規則。他們為所有的農產品制定了目標價格。歐共體的對外關稅將使進出口農產品的價格提升到這一水準——這完全是根據歐共體成員國國內最高價格和最低效生產者的水準而制定的。

西歐所有的殖民強國和前殖民強國的情況也都大致相同。美國學者在對西方其他國家展示華盛頓方面的經驗和先見時，有時會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的這一顯著特徵。在美國，冷戰是它的大事，其表現主要反映在它的內政外交優先事務和言論上。但在海牙、倫敦和巴黎，這些國家近年來一直疲於應付那些遙遠的、越來越難統治的殖民地的游擊戰，消耗巨大。在20世紀5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里，令人頭痛的大事不是防範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儘管在有些時候這兩者是重疊的。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西歐各族人民本身已難以自治，民不聊生，九*九*藏*書但卻還在統治著歐洲以外的許多地區。在歐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們看來，這些悖論並沒有不合時宜，但卻結出了惡果。對許多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而言，他們國家在非洲、亞洲、中東地區和美洲擁有的殖民地和帝國資產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可以彌補他們在歐洲遭遇的災難性戰爭損失和屈辱；他們宣稱那場戰爭中所有的物質財富都是國家資產。一旦喪失了這些遙遠的領地，缺少了來自這些殖民地的供給和人力資源，英法在對德和對日作戰中會比實際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歐共體由法國和德國共同主宰，波恩掌管著財政大權，而巴黎主持政策。聯邦德國希望成為歐洲社會的一部分，為此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隨後的幾十年裡阿登納及其後繼者們卻心甘情願地為此買單，毫無怨言，忠於法國這位盟友，這讓英國大感意外。法國的農場則通過貼補和轉型實現了「歐洲化」，而不用花喪失主權的代價。後者一直是法國外交戰略的首要考慮點，早在1955年麥西拿會議上，法國外交部長安托萬·比南就明確宣布了法國的目標：跨國行政管理機構固然不錯，但應當聽命于各國之間達成的一致意見。

這位法國總統選擇了外交作為他表演的舞台，這主要取決於他的個人品位和國家的政治需要。戴高樂早就對法國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認為後來從英美盟軍手裡受到的屈辱更要遠甚於1940年從德國敵人那裡受到的屈辱。他絕對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倫敦，他作為貧困法國的發言人所受到的極大冷落和令人難堪的孤立處境。鑒於對當時軍事現實的了解，對1940年7月在克爾比海英國擊沉法國人引以為豪的地中海艦隊一事，他並沒有表現出他內心和法國同胞們一樣感受到的痛苦，但這次行動的象徵意味使他一樣地怨恨悲痛。

卡達爾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考慮如何處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為了避免引起國際輿論的抗議，針對那些參加巷戰的年輕工人、士兵的報復行動盡量都在暗中進行；儘管如此，國際上還是要求對那些傑出人物如作家約瑟夫·加利和古拉·奧伯索夫斯基等從寬處理。納吉本人的命運是一件特別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達爾和他的同事決定把納吉及其「同謀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審判，但這一程序一直被他們自己耽擱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時候一切都還處在嚴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動反革命的罪行，分別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畢波和阿帕德·岡茨（後來共產黨下台之後當上了匈牙利總統）被判終身監禁。還有兩位——約瑟夫·齊拉吉和格沙·羅松齊在審判前就在獄中被殺了。伊姆雷·納吉、帕爾·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於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處死。

匈牙利暴亂，這場在蘇聯帝國一個小小邊遠地方發生的短暫而毫無希望的動亂，對國際事務產生了破壞性的衝擊。首先，它從客觀上給西方外交家們上了一課。直到那時，美國官方雖然知道無法使東歐衛星國擺脫蘇聯的控制，但是還在不斷地鼓勵它們的「反抗精神」。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第174號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創造條件以便在未來適當時機下解放那些衛星國家」，美國採取了一些秘密活動和外交支持。但後來根據1956年的動亂而於7月份起草的一份機密文件卻強調：「美國不打算依靠戰爭來消滅蘇聯在其衛星國的統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5608/1，「美國對東歐蘇聯衛星國政策」）。

關於貧困而孤立的、講法語的非洲地區，改革派的言論毫無價值，尤其是在法國自己也還沒有獲得解放的時候。而東南亞的情況則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領袖胡志明（因為年輕時參加了1920年12月在圖爾的會議，因此他也是法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獨立。英軍在兩周內趕到了南部城市西貢，法軍也在一個月後趕赴當地。由於越南北部先前還在中國的管轄範圍，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國人手中。

到了1956年，英國越來越感覺到納賽爾構成了威脅：一方面是因為他本人行事激進如暴君，處於激流中卻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現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參們不斷地把他和希特勒做比較，把他看成一個難以擺平的威脅人物。法國人也有同感，他們恨納賽爾並不是因為他對蘇伊士運河及他和蘇聯集團的交好對法國構成了威脅，而是他對法國在北非的臣民們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力。美國也不太喜歡這位埃及總統。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鐵托的一次會談中，納賽爾和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一起簽發了一項「不結盟」聯合聲明，明確表態埃及將保持獨立而不會與任何西方國家結盟。美國馬上予以報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7月19日取締了先前於1955年11月關於美國資助在尼羅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壩的協議。一周后，即7月26日，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化。

同時，幾百萬阿爾及利亞人卻被迫流亡到法國避難。這些在歐洲的「黑腳桿」主要定居在法國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對法國當局心懷怨恨，認為法國政府「背叛」了他們，害得他們背井離鄉，失去了原來的財產和工作。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也離開了，他們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還有許多人和之前的摩洛哥猶太人一樣來到了法國，在這裏，他們來得正是時候，構成了西歐最大的猶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猶太人）社群。許多阿拉伯人也離開了獲得獨立的阿爾及利亞。他們中有些人是因為怕會遭到民族解放陣線的高壓專制，還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經同法國人一起工作過，或者是為法國軍警當局服務過的僱員——那些被稱為「鷹犬」的人——為躲避得勝的民族主義者而逃到了法國，以免淪為民族主義者早就宣誓過的報復對象。但許多人還是難逃被捕和慘遭報復的命運，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國的人，也並沒有因他們的犧牲而得到法國政府的感激或認可之辭，更沒有得到任何獎賞。

對蘇伊士危機的失算，使英國受到了深遠的影響。雖然針對納賽爾所策劃的整個陰謀要經過許多年以後才會被揭露出來，但許多人還是心存懷疑。幾周后，安東尼·艾登被迫辭職，滿懷羞辱，因為他所實行的軍事戰略以失敗而告終，而且還遭到了美國的公然反對，不予支持。雖然執政的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並沒有受到嚴重影響——哈羅德·麥克米倫曾不願參与出征蘇伊士的計劃，在他的領導下，保守黨輕鬆贏得了1959年的大選——英國政府卻被迫急速改進外交政策以重獲好感。

另一方面，法國的學齡兒童一直被灌輸說，「法蘭西」是一個跨越大洋的統一體，法國文化的特點是它的公開性。從西貢到達喀爾的小學都教「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並且宣稱——哪怕只是從原則上——自身與法國文化渾然融於一體的品質，這在英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者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也只有在法國，帝國當局會把大量擁有的殖民地看成法國行政區劃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爾及利亞」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整個地區歸由法國的三大部門掌管（然而，在當地卻只有歐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權）。

在對納賽爾的行動做出反應這點上，英國特別注意美國的反應並與其保持一致。英國對美國仍欠有巨額債務，需支付大筆貸款利息，1955年英鎊支付帶來的壓力甚至使英國想尋求暫時的豁免償付。英國一直懷疑美國在該地區暗藏野心：它認為華盛頓正在構思取代英國在中東的地位，那也是美國發言人不斷熱衷於發出反殖民主義論調以博得當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總體來說，英美兩國之間的關係還算不錯。作為冷戰動力的朝鮮戰爭掩蓋了20世紀40年代兩國之間的互相怨恨，英國覺得可以在英國的國際利益和承諾方面依賴美國。因此，雖然艾森豪威爾親口說他們都非常擔憂納賽爾及其帶來的威脅，但英國領導人還是想當然地認為一旦事態發展到了危急關頭，美國人是會支持他們的。

因而，英國和歐洲其他殖民帝國都沒有預見到他們即將喪失自己在海外的財富和影響力。根據英國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的考證，1939年在一次來自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共產黨青年學生組織的討論會上，他們都覺得歐洲殖民帝國的終結還是件很遙遠的事情。6年後，這個世界就分裂為兩大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強勢的和弱勢的、富有的和貧窮的，他們之間的鴻溝在近期似乎根本沒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爭取獨立的運動已經轟轟烈烈之時，全球70%的總產量和80%的工業生產的經濟附加值還是來自西歐和北美。

「波蘭的十月」最終得以化險為夷，純屬偶然。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華沙差點兒再次被蘇聯佔領。然而，匈牙利的情況卻不一樣，這在最初表現得並不明顯。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義領導層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產黨人伊姆雷·納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納吉和哥穆爾卡一樣，早年曾遭受過清洗並被關入獄，因此對他的國家剛剛經歷過的恐怖時期和暴政不需承擔任何責任。實際上，作為黨的領導人，他的首次行動就是在貝利亞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關閉拘留營和勞改營，允許農民自願離開集體農莊。從總體上更多地鼓勵農業生產，而放棄不切實際的工業目標。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產黨秘密決議很有特色地表述說：「錯誤的經濟政策揭示出一種自我吹噓之象，充滿了風險。只要強制發展重工業，就總是預見到有一部分資源和原材料無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來，納吉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過馬迪亞斯·拉科西的徹底的斯大林主義路線，並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員中僅有的兩名反對處死拉茲羅·拉吉克的人之一。這件事以及他對農村集體化的批判，導致他被逐出黨的領導層，並做了公開的「自我批評」，納吉承認了自己的「機會主義態度」，未能緊跟黨的路線。但是選擇他是符合邏輯的。在這樣一個政治精英和經濟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躪過的國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在拉科西統治下，從1948年到1953年間，約有480名公眾人物被處死，這還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產黨犧牲者在內；同一時期，（在總人口不到900萬的國家裡）竟有15萬人被關進了監獄。

正是抱著這樣的目的，在歐共體的最初10年裡，戴高樂可以對其他成員國吹鬍子瞪眼睛。根據最初的《羅馬條約》，所有的主要決策（除吸納新成員外）都應當在成員國內部的部長級會議上以多數投票贊成的方式才可決定。但是，通過1956年6月撤離政府間的會談，並迫使其他領導人同意根據法國的要求調整農業資金，法國總統一直束縛著歐共體的運行。經過長達6個月的僵持后，其他國家開始屈服；1966年1月，他們很不情願地一致同意，今後部長級會議將不再通過多數投票的方式施壓。這是第一次違背了原來的《羅馬條約》，也是法國赤|裸裸權力慾望的一次重要表現。

這時，陰謀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華盛頓政府對英法的欺騙行為大為惱火，對其聯合行動謊言背後的真實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違背了1950年《華盛頓三國共同宣言》的內容和精神，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衝突中，英、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國開始在明裡暗裡對英國施加大量的壓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脅說要對英鎊實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驚於美國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對的立場上，另一方面又擔心英國無法經受住大量的英鎊流失，艾登稍有遲疑后，不得不採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國傘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陸兩天後，英法兩國軍隊宣布停火。同一天，聯合國向埃及派駐維和部隊。納賽爾於11月12日接受了這一決定，證實了埃及主權不容侵犯。三天後，聯合國維和部隊抵達埃及並於12月4日進入西奈。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緬甸取得了獨立。第二年，錫蘭也獨立了。整個獨立的過程都充滿了流血事件——在消滅種族的鬥爭中，上百萬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徒慘遭屠殺，接著，又是人口|交換——但撤退中的殖民勢力本身並未遭殃。然而，毗鄰的馬來西亞地區爆發的一場共產主義運動，卻令英國政府於1948年6月宣布整個國家處於戒備狀態，這一禁令直到12年後起義徹底失敗才宣告解禁。但總體來說，除了從印度及其鄰國撤退了成千上萬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員外，英國從南亞的撤退不僅比預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沒有遭遇多少痛苦。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畢波在備忘錄中寫道：「在摧滅匈牙利革命中，蘇聯給那些為共產主義增添力量的『同路人』運動（和平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學生運動、知識界運動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說是道義上的打擊。」他的見解是很深刻的。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達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決問題的平庸之才，使蘇聯共產主義在許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為了擺脫「斯大林主義的臭氣」，前共產黨人如法國詩人克勞德·羅伊主張把「鼻子轉向別處」。1956年後，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陰暗的工廠和荒廢的集體農莊里，已經找不到歷史的秘密了，它們躲在了其他更怪異的領域里。一批未經改造過的列寧主義辯護者們還在死守著過去，人數卻在逐漸消退；從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進步勢力正在從歐洲之外那個還未被稱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負和發生的動亂中尋求慰藉和榜樣。

從長遠來看，荷蘭被迫從殖民地撤離，反而使荷蘭人越來越滋長「歐洲」情結。第二次世界大戰表明，荷蘭不可能置身國際事務之外，尤其是它周邊的大國。失去印度尼西亞及時提醒了荷蘭，它實際上只是一個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歐洲小國。出於自身需要，荷蘭改變了策略，成了促進歐洲經濟和後來的政治一體化進程的熱切擁護者。然而，這一進程的實現並不順暢，荷蘭全體民眾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實現情感的大轉移。截至1951年春，戰後荷蘭政府的軍事預算和開支主要還不是針對歐洲防務（儘管荷蘭已經加入了《布魯塞爾條約》和北約），而是為了保有原來的殖民地。漸漸地，帶著一絲強忍的遺憾，荷蘭政治家們放棄了他們一向優先考慮的要務，開始全神貫注于歐洲的事務。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歐洲帝國中是最小、最窮的一個以極低的代價從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三比克掠奪原材料，這些也為葡萄牙的出口創造了壟斷市場，使它得以在國際市場上參与競爭。因此，莫三比克為葡萄牙商品市場種植棉花，而不顧本國人口的糧食之需，這一不合理的做法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利益，但卻不斷導致了當地人長年飢荒。在這樣的情況下，葡萄牙的殖民地雖然時有動亂髮生，而且葡萄牙本國軍事政變不斷，但是儘可能地推遲了非殖民化的步伐。

這種情況也並非沒有好處。正因為東歐共產黨國家的人民現在平靜了，一切事情都恢復了常態，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領導層適時地允許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由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緊隨著對1956年的起義者及其同情者進行了懲罰性的報復后，卡達爾建立了一個示範性的「后政治化的」共產主義國家。匈牙利人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這樣一個共產黨專政的政府，作為回報，他們被允許享有一種雖然受到了嚴格控制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實的生產和消費自由。任何人都不會被要求信仰共產主義，更不用說信仰他們的領導人了，但卻沒有人表示對黨有絲毫的反對。他們的沉默被看作一種默認。

蘇聯任意干涉共產黨兄弟國家內政的一貫做法，並沒有拉近蘇聯對南斯拉夫的領導關係。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關係再次惡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動提出要和西方國家、和亞洲的不結盟國家修好。鐵托對蘇聯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著複雜的態度。和蘇聯領導人一樣，他對恢復了共產黨的秩序表示釋然，但認為，為達此目的而採取的手段卻是樹立了一個壞榜樣，而且引人非議。

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糧食價格的下跌，歐共體的糧價顯得高得離譜。共同糧食政策宣布后的幾年裡，歐洲的玉米和牛肉價格是世界價格的200%，而歐洲的黃油價格則高達400%。到1970年，共同糧食政策僱用了共同市場4/5的行政人員，農業佔據了預算的70%，這對一些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來說，真是一種怪異的狀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承受這樣一種荒唐的政策，但是通過把重擔整個地轉嫁給共同體，並將它與共同市場的更廣泛的目標聯結在一起，每個國家都至少在短期內獲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貧民（和非歐共體農民）沒有從共同農業政策中獲利，但前者還是至少從其他方面得到了補償。

法屬印度支那的潰敗，宣告了最後一個想要保有該地區的聯合政府的倒台。皮埃爾·孟德斯-弗朗斯士繼任當上了總理。在他的帶領下，法國在談判後於1954年7月21日在日內瓦簽署了一份協議，同意從該地區撤離，留下兩個獨立的實體——越南「北部」和「南部」，它們的政治關係和體制將由以後的選舉來決定。然而，這些選舉從未實行過，維持法國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負擔就由美國來獨自承擔了。

阿爾及利亞的悲劇並未到此終結。「秘密軍隊組織」這一地下組織已經羽翼漸豐，它的首要任務是保有法屬阿爾及利亞，這一招失敗后，就嚴懲那些「背叛」他們事業的人。僅在1962年2月，「秘密軍隊組織」的特工和炸彈襲擊就殺死了553人。雖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馬鎮暗中伏擊總統座車險些得逞，但針對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和戴高樂的公開暗殺行動也都未成功。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好幾年裡，法國受到了頑固的恐怖分子不斷的瘋狂威脅。法國情報機構最終剿滅了「秘密軍隊組織」，但是人們總是對此記憶猶存。

於是在赫魯曉夫建議下，蘇共中央主席團取消了原來定於第二天進行撤軍談判的議程。因為「帝國主義者」可能將這次撤軍看作蘇聯軟弱的證據之一。因此相反，蘇聯現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復匈牙利的秩序」。蘇聯駐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部隊被立即調派前往匈牙利邊境。得知這一行動后，匈牙利總理召見了蘇聯大使（尤里·安德羅波夫），並通告他，為表示對蘇聯軍隊新動作的抗議，匈牙利單方面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當晚，11月1日19點50分，納吉發表廣播講話，宣布匈牙利從此以後將是一個中立的國家，並請求聯合國承認其新地位。這一宣言在全國範圍得到了廣泛贊同；曾在動亂之初就舉行大罷工的布達佩斯工人委員會馬上積極回應，號召工人復工。納吉此舉最終贏得了大多數曾對他產生過懷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