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之所以購買私家車達到前所未有的數字，倒並不只是因為他們手裡有了更多的余錢，而是因為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大蕭條和戰爭之後，那種長期被壓抑的消費需求恰逢有那麼多的汽車可供購買。早在1939年前，歐洲的一些汽車製造商（德國的保時捷、法國的雷諾和雪鐵龍、英國的名爵）就預見到經濟大蕭條後會出現私人汽車購買力上升的現象，開始考慮設計一種新型的家用車，該車在功能上和20年前亨利·福特的T型轎車相似：性能可靠，大批生產，價格適宜。戰爭的爆發推延了這些新款車型的上市，但到了50年代初，他們開始用前所未有的數量大批安裝新型生產線。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歐洲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到處都是兒童和青年，這一景象在當時的街頭比比皆是。經過40年的空檔之後，歐洲再次煥發出了青春。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生育高峰出現在1947到1949年：1949年法國出生的新生兒人數達到86.9萬，而在1939年僅有61.2萬。到了1960年，荷蘭、愛爾蘭、芬蘭人口中30%的人數年齡不到15歲。1967年，法國1/3的人口年齡不足20歲。戰後不僅出生了上百萬的嬰兒，而且他們的存活率之高也是史無前例的。

60年代初期，汽車在西歐牢牢佔據了主導地位，取代了從鐵路到公路、從公共到私人的交通運行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歲月里，鐵路網曾在長度和使用量上達到高峰期，而現在卻因虧損而縮減了運營，拆除了長達幾千英里的鐵軌。英國鐵路1946年的營運量是9.1億人次，接近歷史最高點，但之後卻開始逐年滑坡。在西歐其他國家，鐵路運輸狀況要好很多，在那些鐵路網路密集、人口眾多而面積較小的國家，如比利時、荷蘭和丹麥，鐵路運營量還確實在增長，但增速卻遠遠落後于公路運營量。

國外游也許並不能開闊眼界：某個外國景點越是受大眾歡迎，其引人之處就越快地受他人仿效——除了氣候之外，其他各種實質性的東西都可以仿效一致。實際上，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旅游業的大規模發展，依靠的是使英國、德國、法國等國的遊客們儘可能地感受到舒適，在一大群鄉村人的包圍下，他們覺得新奇、陌生而又出乎意外。但是，這種一年一度僅為出門遠行，並藉助新型交通工具如私家車和班機的旅遊，為那些至今仍處在閉塞環境中的幾百萬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們）打開了一扇通向更廣闊世界的窗戶。

接下來的20年裡，汽車擁有量開始劇增。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起步的汽車增長，因戰爭和戰後的短缺而中止了，但從1950年到1980年，它的汽車擁有量卻每隔10年增長一倍。英國私人汽車擁有量從1950年的225萬輛上升到1964年的800萬輛，到60年代末更是上升到了1 150萬輛。在戰爭爆發初期，義大利私人擁有的汽車量是27萬輛，到1950年達到了34.2萬輛（比大倫敦區一個地方所擁有的量還少），1960年上升到了200萬輛，1965年是550萬輛，1970年超過了1 000萬輛，1975年約有1 500萬輛，平均每7個居民就擁有2輛車。在法國，50年代，汽車擁有量從不足200萬輛上升到了近600萬輛，到60年代，這一數字又翻了一番。50年代末，出現了停車計時收費器，最早是在英國，後來在60年代傳遍了法國和其他國家。

1956年，阿登納總理來到了羅馬，同意為願意前往德國工作的義大利勞工免費提供交通費，並向義大利官方尋求合作，借道阿爾卑斯山向德國輸送義大利南部的失業工人。接下來的10年裡，波恩當局不僅和義大利，而且還和希臘、西班牙（1960）、土耳其（1961）、摩洛哥（1963）、葡萄牙（1964）、突尼西亞（1964）、南斯拉夫（1968）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鼓勵外國（「客籍」）工人在德國就業，雙方都懂得，嚴格說來這隻是暫時性的：他們最終將回到原籍。就像在瑞典工作的芬蘭季節性工人和在英國就業的愛爾蘭人一樣，這些絕大多數年齡還不足25歲的男人們幾乎全都來自貧窮的農村或山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什麼技術經驗（雖然有些人為了找工作而經過「技術掃盲」）。他們在德國和其他北歐國家的所得收入，對支持他們所離開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離開甚至緩解了當地的就業競爭和住房壓力。1973年，這些勞務輸出者的匯款額佔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在希臘、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出口收入中都佔到了50%。

此外，歐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也都在穩步增長。GDP和GNP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實力與福利的一種新的重要指標。在20世紀50年代，西德的人均國民生產力年平均增長率為6.5%，義大利為5.3%，法國為3.5%。與過去幾十年的表現相比，這些國家的經濟持續高增長率令人讚歎：1913-1950年間，德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只有0.4%，義大利是0.6%，法國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後威廉二世帝國統治的幾十年繁榮時期里，德國經濟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長率。

然而，重要的是指出，這種受美國影響並仿效美國的做法並沒有直接依賴於美國經濟的干預。1950年，美國佔有西方資本總市場3/5的總量和產量，卻幾乎沒有越過大西洋直接流入歐洲。1945年後的投資首先來自美國政府。1956年，美國在歐洲的私人投資額只有41.5億美元左右。後來，從1960年開始（尤其是在英國），這一數字開始大幅度上升，到1970年達到了245.2億美元。到了這一時期，許多有憂患意識的出版物開始引起轟動，提醒大家注意美國經濟權力的上升，最著名的是1967年J-J·塞爾文·施瑞伯的文章《美國的挑戰》。

晶體管改變了這一切。1958年，晶體管收音機還很少見，比如，在整個法國也只有26萬台。但3年後，即1961年，法國人擁有了225萬台晶體管收音機。到了1968年，法國9/10的人都擁有了收音機，其中2/3是攜帶型收音機。十幾歲的孩子們再也不用和父母們坐在一起收聽那些按成人口味播放的新聞或戲劇了，這些節目往往都是在晚餐后「家庭節目時間」播出。他們現在可以收聽自己的節目，例如法國國家廣播電台的「向夥伴致敬」、英國BBC的「流行采編」等節目。收音機的個人化促生了特定目標的節目製作；當國家廣播系統落後于這一改編的步伐時，那些「外圍的」電台一下子抓住了這一機遇，例如盧森堡廣播電台、蒙特卡洛廣播電台、安道爾廣播電台通過跨越國界並在商業廣告的經濟支持下，開始合法廣播節目。

這些情緒在德國、奧地利甚至義大利並不多見，因為這裏的年長者一直認為美國是他們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國和法國卻不斷地出現了反崇美主義，因為美國的崛起直接取代了這兩大殖民帝國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維傑1964年3月在法國周刊《快訊》中所說的那樣，共產主義已不再是一種威脅：「對歐洲來說只有一種迫在眉睫的危險，那就是美國文明。」這種文明就像詩人路易·阿拉貢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識分子們如何鄙視這種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還有室內管道、中央空調、電視機和汽車——它們卻是絕大多數歐洲人現在想要的。他們之所以需要這些商品，並非因為它們是美國貨，而是因為這些東西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舒適和安逸。有史以來第一次，舒適和安逸成了大多數歐洲人觸手可及的東西。

戰後歐洲經濟革命的另一關鍵因素是歐洲工人的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從1950年到1980年間，西歐的勞動生產力比過去80年間提高了3倍：每小時生產的GDP增速甚至超過了人均GDP的增速。考慮到就業人數的增加，這說明生產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幾乎所有地方的勞動關係都得到了很大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競爭的結果：過去30年來的政治動亂、大規模失業、投資不足以及人們身體上遭受的傷害等等，使歐洲大部分國家自1945年以來處在一種歷史的低起點。即使沒有當代人那種對現代化的興趣，也缺少技術上的革新，西歐的經濟發展也還是會有進步。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生育率的復甦，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但大多數解釋歸結於樂觀主義精神加免費牛奶的供應。在1913年到1945年長時間人口低谷時期，為彌補長期以來男性短缺的問題，各國政府曾通過鼓吹愛國主義、制定家庭「法規」和其他立法，提供住房、就業、社保等補償途徑來極力鼓勵生育，但卻不起作用。而現在，即使是在戰後經濟增長能夠轉化為就業保障和消費型經濟之前，由於社會的和平、安寧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勵，足以使整個社會很快就實現了1940年之前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傳所無法達到的目標。

但隨著實際工資的迅速增長，大多數家庭都能夠僅靠主要收入者的工資就能維持生計並過得更好了，要是父母雙方都有工作的話，那生活就更加富足了。如果子女14歲離開學校（這是近些年來西歐年輕人離校的普遍年齡），但還住在家裡並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或者僅僅是打半工的話，父母也不會再指望他們每到星期五就自動上交薪水。到了1965年，在法國，62%的16-24歲的年輕人都還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卻自己保管自己的收入，自己隨心所欲地花銷。

和其他人一樣，這些新來的工人們不僅製造產品，他們還購買產品。這可是件新事物。根據史料記載，歐洲大部分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都曾擁有四種東西：從父輩那裡繼承下來的遺產，他們自己生產的產品，通過以物易物或交換而從別人那裡得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幾乎總是從認可的製造者那裡必須用現金購買來的少量物品。19世紀的工業化進程將整個世界變成了城鎮，但歐洲的許多鄉村卻還保留著傳統的經濟模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都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

身著具有時代特徵的衣服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種表示獨立甚至反抗的方式。而且這也是一種全新的變化，以前的那些年輕人根本就別無選擇，只好穿和父母輩一樣的衣服。然而，從經濟角度而言，這還不是構成十幾歲青少年消費習慣最重要的變化所在：年輕人確實在衣服上花銷巨大，然而，他們更大的花銷是在音樂上，遠遠超過了服裝花費。20世紀60年代早期，在一定的商業和文化基礎上，「十幾歲的青少年」和「流行音樂」自動地互相交融。和美洲一樣，現在歐洲人的家庭預算中已經可以把青少年的開銷也包括在內了，這些獲得自由權的少年們有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買一張唱片。

這些男男女女中絕大部分人都未獲得永久居住權，而且他們也不能享受工會和僱主為當地僱工所簽訂的協議中提供的社會保障、福利待遇及退休金。因此，對僱用他們的僱主及接納他們的國家來說，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認可，也構不成長期的成本支出。直到20世紀80年代，這些身在德國的「客籍工人們」依然處在入境時的地位和工資水平。他們儘力維持生計，而把掙來的大部分錢都寄回家鄉：不管他們所掙得的馬克或法郎是多麼少，但比起他們在老家農村可能掙得的錢卻要遠遠超出很多倍。他們的處境很像弗朗科·布魯薩提在1973年的影片《麵包和巧克力》中那位孤身一人在盧塞恩當餐館侍者，而且略顯滑稽的義大利人。

當然，之所以會有差異，是因為這些人是棕色、黑色人種——而且作為英聯邦公民，他們在帝國宗主國內享有假定的永久居住權，並最終享有公民權。早在1958年，倫敦西部爆發的種族動亂就提醒英國政府，它早期允許「過多」移民入境的做法給歷來的白人社會埋下了危險。因此，雖然對那些身無一技的移民來說，經濟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但就總體來說卻無足輕重，因而英國政府首先對非歐洲移民採取了許多控制手段。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首次採用了「工作簽證」法，並嚴格控制非白人移民入境英國。接下來1968年的法律更是對上述這些情況嚴加限制，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為英國人者方可獲得英國公民權；1971年的法律更是公開針對非白人移民，嚴格限制那些早已移民英國者的親屬入境。九九藏書

收音機、咖啡館、酒吧和舞廳里經常播放美國影片中的音樂。從電影里看到的那些美國叛逆青年的肢體語言，成了歐洲同齡人津津樂道的時尚話題。歐洲的年輕人開始在穿著打扮上也趨於「美國化」，1963年5月，「正宗李維牌」牛仔褲首次在巴黎跳蚤市場出售時，一下子就脫銷了。美國青年穿著的牛仔褲和T恤衫沒有階級標誌（至少在得到高端服裝設計師們青睞之前一直如此，而且即使到了這一步，當時的差別也只體現在面料上，而並不代表社會等級）。實際上，這種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喜愛的牛仔褲，屬於傳統服裝風格的「降級」發展，卻完全是真正的工作服在服裝領域「升級」的結果。而且，它們顯得如此青春洋溢，和那些從20世紀50年代末的影片中仿製而來的服裝樣式一樣，年長的人們是不會喜歡的。

威爾士斯旺西市的市政廳父老們認為英國的噪音爵士樂演奏者羅尼·東尼根很「不合時宜」。50年代末英國搖滾歌手、溫和又充滿活力的湯米·斯梯爾，在普次茅斯就被勒令禁止在安息日演唱。一心模仿美國搖滾歌星吉恩·文森特或埃迪·科奇蘭，並獲得一定成功的法國搖滾歌星約翰尼·哈雷蒂在1960年發行的首張唱片，激怒了法國知識界的一代保守主義分子。回想起來，當時西歐那些家長、教師、牧師、專家、政客等人對搖滾樂的過激反應，顯得多麼奇特而又不合理。因為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哈利、東尼根、斯梯爾和哈雷蒂等人就會無可救藥地過時，並淪為無辜的歷史遺迹。

隨著戰後歐洲交通運輸革命的發展，幾年以後，汽車的市場供應再也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了（這一情況在東歐一直延續到1989年）。因此，一時之間出現了自行車、摩托車、翻斗摩托車充斥市場的現象。翻斗摩托車其實是那些買不起汽車或暫時無法買到汽車的家庭用來替代汽車的代用品。小型摩托車也開始出場了。在法國，特別是在義大利，1949年11月13日在羅馬還舉辦了一場全國性的小型摩托車拉力賽，引起了後來銷售市場的火爆，因為這種車既便捷又價格公道，象徵著城裡人的自由與活力，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和追捧，尤其是黃蜂牌小型摩托車，幾乎出現在了當時每一部義大利拍攝的或有關義大利場景的影片中。

然而，歐洲人的想象基礎還只是遍布西歐各處的美國大兵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美國還是一個很陌生的國家。美國人講的是英語，在那些年裡，歐洲大陸上的大多數人都不熟悉這種語言。歐洲的學校並不教授美國的歷史和地理，即使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人來說，他們也不熟悉美國的作家；除了少數特權人物外，美國的政治體制對大眾來說更是一個謎。幾乎沒有人會耗費巨資、長途跋涉前往美國旅行。去過美國的只有那些（為數並不多的）有錢人，那些由馬歇爾計劃資金援助的、精心挑選出來的工會活動家和其他人員，以及幾千名交流學生——其中有些1900年後移居美國的希臘人和義大利人在晚年又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島和希臘群島。由於許多波蘭人和匈牙利人會有一些朋友或親戚已經去了美國，所以有可能的話，他們當中會有更多人願意前往那裡，因此東歐人比起西歐人來，同美國的關係要相對地更密切一些。

在歐洲經濟發展的奇迹中，很難估量政府和計劃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們根本就顯得多餘。比如，義大利北部的「新興」經濟大多得益於成千上萬的小企業——以以前那些季節性農業人員為主要的家庭僱工——管理費用低，投資也不大，幾乎無需納稅。到1971年止，該國勞動力的80%受雇於人數不到100人，甚至遠遠不足100人的企業。除了對財政、區劃、建設及其他基礎設施不聞不問外，義大利中央政府對維持這些企業經濟發展所做的努力也並不明顯。

1979年，法國作家讓·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30年裡法國社會和經濟轉型的報告，書名起得不錯：《偉大的輝煌：看不見的革命（1946-1975）》。在西歐，自希特勒戰敗以後的30年裡，確實算得上「輝煌」。經濟的飛速增長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在經歷了長達40年之久的戰亂和經濟大蕭條之後，西歐大陸的經濟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礎，但僅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開始仿效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方式。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它就搖搖晃晃地從廢墟上站起來，蹣跚地進入了歐洲的繁榮時代，令人大吃一驚，並且多少有些令人詫異。

即使在英國，政府也曾在20世紀50年代積極鼓勵加勒比海地區的移民入境，從事火車、公共汽車行業和市政服務，移民人數也並不驚人。根據1951年的人口調查，英國居民中只有1.5萬人來自西印度群島（大部分是巴貝多人），其中4 000人居住在倫敦。到了1959年，每年移居英國的西印度群島人大約在1.6萬人左右。來自英聯邦其他地區的移民人數更少，1959年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僅有3 000人。在後來幾年裡，移民人數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英國政府極不情願地接納了受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明驅逐出境的東非亞裔居民，但到1976年為止，英國人口中「非白人」人數也僅有185萬，只佔總人口的3%，而且其中40%的人都是在英國當地出生的。

有史以來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的人數也開始下降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己開車去上班。1948年到1962年間，在英國人口擁擠的首都，由於通勤者改開汽車而使得乘坐倫敦公共汽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以及地鐵的總人次數從每年39.55億下降到了24.85億。人們不顧歐洲的道路設施有多麼明顯地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求——除德國以外，自從20世紀20年代末以後，各國都沒有採取任何改造升級國家公路網的重要舉措。許多個人，尤其是家庭，都在越來越多地開車自由出行，去那些新建的位於城市邊緣的超級大型市場購物，尤其是去周末短途游，或在一年一度的節假日裡外出遊玩。

電視雖然是一種「年輕的」媒體，卻對老年觀眾有特別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它最初由政府控制、在文化上顯得特別謹慎的那些年裡。以前收聽廣播或外出上電影院的成年男女轉而待在家裡觀看電視節目。那些商業性體育比賽，尤其是傳統觀賞型運動如足球和賽狗等，受到了很大影響：一來是因為它們的觀眾現在有了一種新的娛樂選擇，更加方便而且又更加舒服；二來是因為不久電視也開始播放體育比賽了，通常時間往往選在周末。只有年輕人才會大批外出，但他們的娛樂興趣也開始發生了轉變。

西歐過去的藍領工會現在之所以不再重要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們的持續性力量，即男性技術工人正在逐漸減少。煤礦、鋼鐵、紡織和其他19世紀發展起來的工業行業的用工需求正在萎縮，雖然這一切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日益明顯。第三產業開始提供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其中大多數職位需要的是女性僱員。有些行業，例如紡織生產和家政服務業，長期以來就一直是女性的天下。但是，戰後所有這些行業的就業機會少得可憐。女性勞動力不再只從事女僕或紡織女工的工作。相反，越來越多的年長女性（通常是已婚婦女）開始在商店、寫字樓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業尤其是護士、教師行業就業。到了1961年，英國就業勞動力中有1/3是女性，而且就業女性中有2/3從事神職或秘書工作。甚至在義大利這樣一個年長婦女按傳統不會正式就業的國家，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就業勞動力中婦女也佔了27%。

這些移動人口對於人口統計的影響也十分重大。雖然在官方看來這些移民只是「臨時性的」，但他們卻永遠離開了自己的故土。即使重回故里，他們也要等到許多年後退了休才會回去。1945年到1970年，有700萬義大利人離開了家鄉。1950年到1970年，約有1/4的希臘勞動力前往國外尋找工作；在移民潮達到最高峰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每年有11.7萬希臘人背井離鄉。據估算，從1961年到1974年，有150萬葡萄牙工人在國外就業，這是葡萄牙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大遷移，讓葡萄牙本國只剩下了310萬的勞動力。對一個總人口數在1950年只有833萬的國家來說，這些數據太富有戲劇性了。那些想在巴黎和其他地區謀得家政服務工作的年輕女性移民，則對農村生活產生了尤其顯著的影響，還好來自葡萄牙殖民地維德角群島及非洲的移民略微緩衝了這些鄉村地區年輕勞力的不足。在葡萄牙北部鄉村地區的大城市沙布加爾，移民使得當地人口從1950年的43 513人在30年後的1980年下降到了19 174人。

1950年後的45年裡，世界出口量增長了16倍。就連法國這樣一個幾十年在世界貿易中一直維持10%左右份額的國家，也從全球不斷激增的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豐厚利益。實際上，所有工業國家這些年來都獲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貿易條件明顯有利於它們這一邊，因為從那些非西方世界進口的原材料和食物價格一直在下跌，而製成品的價格卻一直在上漲。在和「第三世界」長達30年的不公平貿易特權中，這些西方國家簡直就是獲得了印製鈔票的許可證。

當代批評家們擔心美國流行文化中那種墨守成規的自鳴得意和通過電影向廣大觀眾傳播的那種或明或暗的政治信息，會對歐洲青年一代的意識產生腐蝕或潛移默化。可是，結果卻完全相反。歐洲青年過濾掉了美國主流電影所宣傳的內容，並沒有像20年前他們父輩所做的那樣妒忌熒屏上所描述的「美好生活」，而是對美國式浪漫故事與日常生活的矯揉造作與天真爛漫發出大笑。然而，他們卻極度關注演員們往往是顛覆性的表演風格。

在一個傳統的家庭里，最大的開支預算往往是衣服和食物，這兩樣和住房一起佔據了一個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大多數人都不會按現代人的觀念來購物或「消費」，他們僅僅維持著基本生活。直到20世紀中葉，對絕大多數歐洲人而言，「可支配性收入」只是一種用詞自相矛盾的說法。到1950年，西歐的普通家庭一半的現金支出都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用以購買食物、飲料和煙草。在歐洲的地中海一帶，這一支出比例明顯更高。一旦把衣服和房租都算在內的話，那就沒有什麼剩餘的錢可以用來購買非必需品了。

前文早已提到過，「美國化」的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流行音樂上，雖然這本身也不是什麼新花樣：早在1903年，維也納就上演過「散拍樂」（ragtime，一種早期爵士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舞蹈樂隊、爵士樂團就一直在到處巡迴演出。而且它也不只是一種單方面的音樂輸出：大多數現代流行音樂都吸收了海外音樂和當地音樂的一些類型，是一種混合型音樂。在英國上演的「美國」音樂就和在法國、德國的「美國」音樂有著細微的差別。尤其是法國人的鑒賞趣味受到了那些為躲避國內歧視而前往巴黎的黑人表演藝術家的影響，這也造成了法國文化觀念中認為「美國」明顯帶有種族主義形象的理由。

電視節目實在沒有什麼可選性，大多數地方只有1個或至多2個頻道，而且播出時間僅限於下午和晚上那幾個小時。然而，電視還是對社會起到了顛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結束了邊遠社群的孤立和閉塞狀態，為每個人提供了一種同樣的經驗和共同的視覺文化。人們不再通過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眾慶典來區分何為「法國式的」，何為「德國式的」或「荷蘭式的」，而是通過電視所投射到每個家庭時，人們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來對國家形象做出判斷。無論是好是壞，「義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為共同熱愛觀看「義大利國家廣播網」播出的體育運動和各種「秀」節目的一群，而不是一個已統一了百年之久的民族國家。

電視的影響作用比較複雜。它起初的一些節目題材並不是為了創新：國有化的電視頻道要求所播節目的內容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應當同時適合成年人和兒童，從而對節目內容有嚴格的規定。1955年，英國最早出現商業電視，但在其他地方還沒有，直到1970年後，歐洲的大部分國家才允許開播私營電視頻道。早期幾十年的電視節目大都傳統而無新意、沉悶乏味，充滿監護的意味：它被用來肯定而不是去破壞傳統規範和價值觀。在義大利，1954-1956年擔任「義大利國家廣播網」總裁的費利伯托·加拉教導員工說，他們的節目「不應當破壞家庭制度」，不應當「在觀念、姿態或對具體事物的描述上可能誘發人們的本能」。

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國家項目一樣，南部重建項目也毫無成效，而且發生了很多腐敗現象。這項計劃的絕大部分好處都落入了沿海地區手中；它所引進的新興工業多是資金密集型企業，因而並未能提供什麼就業機會。該地區在農業改革初期形成的許多小型、「獨立」農場還是在依賴國家扶植，使得義大利的南部成了一塊享受半永久福利待遇的地區。但不管怎麼說，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南部地區的人均消費卻翻了一番，當地的收入以年均4%的比例在上升，嬰兒死亡率下降了一半，電氣化的進程也正在完成之中——這裏可是在這一代人的記憶中屬於歐洲最孤立、最落後的地區。以北部工業起飛的速度來看，令人震驚的並不是重建計劃未能在羅馬以南地區創造出經濟奇迹，而是這一地區居然也能跟上發展的腳步——這是由於南部的工人們努力所致。僅此看來，羅馬政府還是有些值得稱讚之處。九*九*藏*書

這樣的增長速度主要得歸功於持續增長的海外貿易，它的增幅遠遠超出了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總出口量。僅僅通過排除國際貿易障礙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戰後西歐各國政府走出了以前幾十年的經濟停滯狀態。聯邦德國就是主要受益者，僅僅10年時間，它在世界出口製造品中佔有的份額從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國經濟又恢復到了1929年大蕭條前它在國際貿易中所佔據的地位。

引擎前置的名爵，和它同時代的競爭對手福特大眾型車一樣（該車產權歸美國擁有，但卻是由英國倫敦附近的達根翰地區的福特工廠生產製造，在英國國內市場銷售），在設計上要顯得檔次略高一些，而且後來又衍生出了四門式車型，在款式上更加符合這些年來英國越發繁榮的時代。法國的雪鐵龍尤以其2CV型汽車最為顯眼（最初市場定位在那些想用來取代牛車的農民身上），它有4扇門，車頂和座位都可以移動，引擎動力相當於一輛中型摩托車。除了這些文化差異之外，20世紀50年代的小型汽車都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盡量使西歐每個家庭都能夠買得起、買得到汽車。

但是在生產力穩步提高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深層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質的轉變。194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還處於前工業化時期。地中海沿岸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愛爾蘭和東歐還主要都是鄉村，並且不管怎麼說還處於落後狀態。1950年，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成人就業者中4/5是農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匈牙利和波蘭，每2個就業者中就有1個從事農業生產；義大利是每5個人中有2個務農。奧地利每3個就業者中有1個人在農場勞作，法國則是近3/10的就業者在從事這種或那種農業生產。即使在聯邦德國，就業者中也有23%的人從事農業生產。只有在英國，這一數字僅為5%，還有相對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時（13%），是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真正地推動它們進入了后農業社會。

此外，早期英國商業電視台的廣告如清潔產品和早餐麥片等，針對的都是家庭主婦和兒童，而蒙特卡洛等地方的電台插播廣告則瞄準了「青年一代」的市場。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費構成了一塊巨大的、回報豐厚的、尚未觸及的大市場，吸引了大量廣告商蜂擁而至，搶佔先機，例如煙草、烈酒、機動自行車和摩托車、價格適中的時裝、鞋子、化妝品、護髮品、珠寶、雜誌、唱片、錄放機、收音機，等等。英國的商業零售廣告開支從1951年度的1.02億英鎊上升到了1978年的25億英鎊。

到20世紀50年代，通過電影這一媒體，美國的榜樣對歐洲觀眾產生了巨大影響。歐洲觀眾可以幾乎毫無限制地看到所有好萊塢輸出的片子，到了50年代下半期，美國每年向市場投入大約500部影片，其中投向歐洲市場的總計約有450部影片。當然，美國影片也受到了語言不通的影響（雖然在某些地方，尤其是義大利，當地人也會為這些影片重新配音）。部分出於上述原因，某個年齡層以上的人寧願選擇觀看國產片。但他們的子女的想法卻不一樣。年輕觀眾越來越喜歡美國故事片，這些影片通常都由那些逃離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歐洲導演所執導。

對下一代人來說，一切都變了。在1953年以後的20年裡，西德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實質性工資收入增長了近3倍。義大利的工資收入增長比例更高。這些年裡，英國普通公民的購買力也將近翻了一番。1965年，在英國的居民消費中，衣物和食品僅佔31%；到了1980年，北歐和西歐的全部衣食消費平均只佔總消費的不到1/4。

到了1973年，僅西德就有將近500萬名義大利人、53.5萬名南斯拉夫人和60.5萬名土耳其人。德國人和瑞士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和英國人一樣，並不喜歡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突然冒出這麼多的外國人。大多數歐洲人都不習慣生活在這麼多來自陌生國度的外國人當中。他們還算比較理智地容忍了這一切，只是偶爾會對這些外國勞工所在的社區抱有一定的偏見並偶有針對外國工人群體的暴力衝突發生，好在這些外來人口都住得離當地人比較遠，往往居住在大城市周邊環境惡劣的郊區；因為在這樣一個充分就業的年代，他們並沒有構成任何經濟上的威脅；而且至少這些來自葡萄牙、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基督徒們在身體上和文化上都屬於「可同化的」一類人，也就是說，他們膚色不黑，也不是穆斯林；還有一點，那就是大家都清楚，他們總有一天會離去。

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費能力最明顯、最直接地表現在服裝業上。早在嬰兒潮這代人自己發現迷你裙和長頭髮之前，他們的上一代——那些在戰爭年代而非戰後出生的人——就在20世紀50年代末出現的街頭團伙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他們身著皮革或仿麂皮的黑色緊身衣，裁剪得線條分明又隱隱帶著挑釁意味，例如黑夾克（法國）、阿飛裝（德國、奧地利）或怪樣皮衣（瑞典），就像20世紀50年代倫敦的那幫穿著花哨、熱衷於搖滾樂的男阿飛一樣，裝出一副玩世不恭、滿不在乎的樣子，有點兒像馬龍·白蘭度（《野性騎手》），也有點兒像詹姆斯·迪恩（《無因的反抗》）。然而，這些人除了偶爾會挑起暴力爭端外——最嚴重的是在英國，那幫身著皮夾克的街頭小混混會攻擊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移民——主要的威脅是這些年輕人和他們的服裝挑戰了上一代人的「得體」意識。他們看上去與眾不同。

因此，到了1974年，比起其他相關變化而言，在許多地方擁有冰箱反倒成了件不值得談論的事情：在比利時和英國，82%的家庭擁有冰箱；法國是88%；荷蘭和聯邦德國是93%。最值得一提的是，義大利94%的家庭都擁有冰箱，佔有率排名歐洲第一。事實上，義大利成了歐洲最大的冰箱及其他「白色家電」生產商。1951年，義大利的工廠僅生產了1.85萬台冰箱；20年後，它的產量一年內就達到了524.7萬台，幾乎和美國一樣多，比歐洲其他國家的生產總和還多。

大型超市得以存在的理由是，購物者（大多數為家庭主婦）可以更便利地在一次購物時，在同一個地方購買到想買的或者說是被誘惑而忍不住想買的所有商品，他們會消費得更多。但同樣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婦女們回家后，得有東西來裝置她們的食物，於是冰箱就應運而生，而且需求量不斷上升。1957年，大多數西歐家庭還沒有冰箱（各國家庭擁有的比例不同，聯邦德國是12%，義大利只有2%）。這倒並不是因為技術上還未跟上，而是供電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除挪威的部分鄉村及義大利南部及高地外，西歐已經全部實現了供電服務）：家庭主婦們外出一次就足夠有錢購買那些易壞的食品，並且可以把它們帶回家，但卻還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冰箱這樣的大額開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造成的人口災難中，戰後出現的嬰兒潮才顯得能夠為人們所理解。從1950到1970年，英國人口上升了13%，義大利上升了17%。這些年來，聯邦德國的人口出生率也上升了28%，瑞典上升了29%，荷蘭更是高達35%。其中，有些國家當地人口的增長是因為大量移民所導致的（如大量原殖民地居民回歸荷蘭，民主德國的人民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難民擁向聯邦德國）。但對法國而言，外來的影響力並不大，從戰後1946年的首次人口統計到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人口增長几乎達到30%，成了該國有史以來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

僅僅農業生產下降這一項就對歐洲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從鄉村到城鎮、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伴隨著英國再次步入百年前的崛起。實際情況是，英國並沒有多餘的農業勞動力來轉向從事低收入的製造或服務行業，因此，也就不可能通過一下子從所謂的落後狀態向高效率迅速轉型而獲利，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這些年來，英國的表現要相對落後於法國、義大利（甚或羅馬尼亞）這些國家。出於同樣原因，這幾十年來，荷蘭也遠比它的鄰居、工業化的比利時表現得更為出色，這主要得益於「一次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尚未發展起來的工業和服務行業。

人們手上有了余錢而且也樂意消費。1950年，西德的零售業僅售出了90萬雙女用尼龍長絲|襪（這在戰後幾年裡曾被看作「奢侈品」的象徵）。4年後，即1953年，年銷售量達到5 800萬雙。對更傳統些的商品而言，這場消費革命的主要影響在於產品的包裝方式與銷售規模。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們購買力的急劇增強，開始出現了超級市場。荷蘭在1961年曾以擁有7家超級市場而自豪，10年後卻擁有了520家大型超市。同樣的10年裡，鄰國比利時的超級市場數從19家上升到456家，法國從49家上升到1 833家。

1948年發明了密紋唱片。第二年，「美國無線電公司」向市場上推出了每分鐘45轉的「單張」唱片，每面刻一首歌。在美國，唱片銷量從1955年的2.77億美元上升到了1959年的6億美元，一開始，歐洲大陸的銷售量比美國差遠了，但也還是在上升。英國年輕人最初都迷上了美國流行音樂，而對歐洲大陸同時代的音樂並不感興趣。1956年的影片《晝夜搖滾》，掀起了一場流行音樂的盛行之風，湧現出了比爾·哈利、彗星組合和淺碟合唱團這樣的搖滾明星。即使借用了搖滾樂這樣的載體，這部電影本身其實還是乏善可陳，倒是電影的同名主題曲（哈利主唱）震撼了英國的青少年一代。

在英國，政府更直接地干預經濟。1945-1951年間工黨政府從事的國有化項目完全由後繼的保守黨政府來接替掌控。但兩黨都堅決不制訂長期的經濟計劃，也不過分干預勞資關係。它以「需求——管理」的方式積极參与其中——通過操縱利率和盡量縮小稅收面，來鼓勵存款或消費。這些都還只是短期策略。這些年來，英國各屆政府的主要戰略目標是防止重新出現20世紀30年代那種可怕的失業率。

戰後西歐的經濟發展史被認為是完全背離了先前幾十年的模式。20世紀30年代馬爾薩斯派所強調的保護主義和緊縮政策均遭到了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歡迎的自由貿易。政府不但沒有縮減開支與預算，反而進一步加大了這些支出。幾乎到處都在進行對基礎設施和機械製造方面的長期投資，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廠和舊設備或者更新，或者替換，生產效率和生產能力得到了有效提九-九-藏-書高；國際貿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輕一代不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來消費各種各樣的產品。

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一增長速度開始放慢，但西歐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是非同尋常地超過了歷史平均水平。總之，從1950年到1973年，德國的實際人均GDP翻了3倍多。法國人均GDP上升了1.5倍。義大利經濟雖然底子更弱，但卻發展得更快。那些歷史上的窮國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得更為引人注目：從1950年到1973年，奧地利人均GDP從3 731美元上升到了11 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價換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則從2 379美元上升到8 739美元。從1950到1970年間，荷蘭經濟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長，與過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來的7倍。

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歐洲經濟開始感受到了嬰兒潮帶來的全面的商業影響力。首先湧現出了大量為初生嬰兒、蹣跚學步的幼兒和兒童設計的產品：嬰兒車、嬰兒床、紙尿片、嬰兒食品、童裝、體育用品、書籍、遊戲機和玩具。然後又湧現出了大量的學校和教育服務機構，緊接著出現了一個新的市場：校服、課桌、教材、教學設備以及（包括教師在內的）各種教育產品。但所有這些產品和服務的購買者卻是成人：父母、親戚、學校管理者和中央政府。在1957年前後，歐洲歷史上才首次出現年輕人開始自己為自己買單的現象。

外出遊玩對歐洲人來說並不新鮮，儘管此前，這種娛樂方式最早僅限於貴族階層，後來又只限於那些家境較好的，在文化層面上更有抱負的中產階級享有。但是，和所有其他經濟產業一樣，「旅游業」在戰爭年代和經濟大蕭條時期也遭受了挫折。1913年瑞士旅游業發達時期曾提供過2 190萬人次的食宿服務，但直到50年代中期，它才又恢復到這樣的業績。然而，當這一切到來之時，20世紀50年代的旅游業的興旺又有所不同了。它提供並鼓勵私人駕車出遊，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享受帶薪休假：到1960年，大部分歐洲大陸的僱員都可以依法享有兩周的帶薪休假（挪威、瑞典、丹麥、法國為三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外出度假。

那些原本對爵士樂毫無興趣的、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的青少年們，一下子迷上了具有革命性的美國（接下來是英國）流行音樂：激|情洋溢、曲調優美、平易近人、性感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音樂完全屬於他們自己。這些音樂中並沒有流露出什麼憤怒之情，也沒有什麼暴力傾向，即使是有些性感之音，也都被唱片製造商、銷售經理和廣播電台的執行總監們捂得嚴嚴實實，深藏不露。這是因為最初的流行音樂革命只是20世紀50年代的一種現象：它雖然沒有伴隨著60年代的文化轉型，但卻是它的先驅。結果，這往往成了官方評論家的批評對象。一直對此持反對意見的當地監察委員會禁映《晝夜搖滾》，一如他們早期對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主演的更優秀的搖滾樂作品《獄中貓王》的態度。

洗衣機和冰箱變得越來越便宜了。就像玩具、衣服一樣，它們都是比以往更大規模地大批量生產出來的產品，隨著投資上升和持續高漲的需求，產品價格逐步下降：即使在法國這樣一個批量生產往往有些落後的國家，在1948-1955年嬰兒潮時代的初期，玩具的產量也增長了3.5倍。但這種新近就業的幾百萬人的消費者圈子，其最重要性的影響不在於家庭內部，而是在於外部世界。使歐洲繁榮的最大舉措就是家庭用車帶來的革命。

但除了組織勞動力的優勢以外，（除英國之外的）所有工會不是本身弱小就是不願意行使它們的權力。這也是兩次大戰期間留下的後遺症：那些戰鬥性的政治工會再也沒能從大蕭條的衝擊和法西斯壓迫的陰影下完全恢復。在充當全國性的談判方而重新獲得尊重之時，工會代表們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往往選擇同僱主合作，而不是利用勞動力短缺之機來獲得直接利益。1955年，當法國首份生產協議因汽車工人代表與國有化的汽車製造商雷諾發生衝突而擱淺時，就顯示出他們的目標並不在於工人對工資收入的要求，而是他們創造性地提出了第3個帶薪休假周。

其實人們早就明白，大規模的旅游業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但卻明顯可以幫助實現利益的再分配。因為大批富裕的北方遊客擁入迄今還處在貧困之中的地中海地區后，就為當地的建築工人、廚師、侍者、旅館打掃房間的女工、計程車司機、妓|女、門童、機場地勤等等人員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希臘、南斯拉夫、義大利和西班牙那些身無一技之長的年輕人第一次得以在本國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季節性工作，不用再為此而漂泊異國。他們再不用移居到經濟發達的北部國家，就可以在自己國內從事這樣的經濟服務了。

最重要的是，電視把國家政治直接擺到了家庭層面。在電視出現以前，在巴黎、波恩、羅馬或倫敦，政治是精英人士的事情，是由那些在廣播電台中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在報紙上毫無生氣的照片、在短暫而又公式化的新聞電影紀錄片中一閃而過的、相距遙遠的領導人所從事的行業。而現在，時間跨度還不到20年，那些政治領導人就不得不在電視上以一種友好的姿態出現：要能夠在大眾面前表現得權威而自信、高雅而自如，還要熱情而有親和力——這種表演功夫對許多歐洲政治家來說都還未準備好，表現得遠遠比不上他們的美國同行們。許多老一輩的政治家們在電視鏡頭前表現得非常糟糕，那些年輕又善於適應新形勢的政治家們卻嘗到了甜頭，得益巨大。正如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愛德華·希思在回憶錄中對其對手、工黨領袖哈羅德·威爾遜利用媒體獲勝后所做的恰如其分的評論：電視「可以被那些善於合理操縱它的騙子公開濫用。今後10年將會證實這一點」。

在歐洲，電視服務出現得比較緩慢，有些地方甚至非常晚。英國最早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了定期播放電視，許多人都收看到了1953年6月伊麗莎白女王加冕的電視現場直播。到1958年，經授權許可的電視台比廣播台還多：早在1960年以前，全國的家用電視機達到了1 000萬台。相比之下，法國在1953年6月還曾以擁有6萬台電視機而沾沾自喜（當時聯邦德國已擁有20萬台，而美國則有1 500萬台）；甚至到了1960年，法國也只有1/8的家庭擁有電視機，而英國按同等人口比例是1/5。在義大利，這一數字還要小一些。

然而，上述體諒之情並不適用於引進的第三種勞動力，即那些來自歐洲過去和現在的殖民地移民。起初這種類型的移民人數並不多。那些從亞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前帝國轄區內重回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的許多人都是白人專業人士或退休了的農民。即使到1969年，居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也只有60萬人，少於居住在當地的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新開了一些更具探險性的度假地，遊客可以根據新興的全包式的旅遊公司團體預訂，選擇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供應膳宿的或條件適中的海邊賓館。這些地方都是驅車可以到達的。幾百萬家庭，人人身著夏日休閑裝（這種衣服本身也是一種新產品，是一種炫耀財富的新象徵），擠進他們的菲亞特、雷諾、大眾和名爵車中，沿著早期為旅遊設計的、明顯運輸能力不足的狹窄道路，前往遙遠的海邊。他們往往擠在同一天上路，因為官方規定的假期大都集中在8月份的幾周之內。

但與此同時，國家財政在規劃那些由個人力量或私人投資無法完成的大型項目方面的作用是關鍵性的。長期以來，歐洲的非政府資本基金一直少之又少，而在50年代末以前，來自美國的私人投資也還未開始取代原先的馬歇爾計劃或軍事援助。在義大利，由世界銀行大筆貸款的南部重建項目，一開始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農業生產——開墾土地、建設道路，鋪設下水道、構建高架路，等等。後來，這項投資轉而支持開建新工廠。它以貸款、資助和優惠稅收的方式吸引那些願意到南部去投資的私人企業。這一方式有效地將60%的國有資產轉為向地方的投資，直接促進了南部地區的新投資建設。1957年後的幾十年裡，在半島的南部1/3地方，建立了12個經濟「發展區」和30個經濟「發展中心」。

反對崇美主義——對「美國文明及其所有現象」表現出原則性的懷疑與厭惡——在文化精英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的影響使這種反對崇美主義的思想傳播得更為廣泛。文化保守主義者、法國作家安德烈·齊格飛1954年的作品《美國場景》重新引發了所有人的怨恨和一些人在兩次大戰之間關於反猶主義的辯論。他同意文化激進分子讓-保羅·薩特（或幾十年後英國的哈羅德·品特）的觀點：美國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偏執于科技和標準化，墨守成規，富於創造性思維。其實，引起這種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於歐洲本身的變化太快，而不是來自美國的挑戰與威脅。歐洲青少年將他們幾乎毫無所知的美國看作自己的未來，而他們的父輩卻在責怪美國給歐洲帶來的巨大損失：他們曾經認為歐洲這塊大陸擁有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權威、自己價值觀，不受現代性與大眾社會誘惑的影響，但這一切其實原本就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整整一代男性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內戰紛擾、政治不穩定等因素，西歐部分地區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歷史低點。在英國，每1 000個人中的新生兒比例僅為15.3，比利時是15.4，奧地利12.8。1939年法國每1 000人中新生兒比例為14.6，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9年、1929年，以及後來從1935年到1944年間的每一年，人口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出生率。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全國人口數一直處於下降趨勢。從歐洲的地中海其他地區到維也納以東，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有時甚至高達西歐的兩倍。然而，不斷上升的嬰兒死亡率及各個年齡層次的人口高死亡率，使得那裡的人口總數並不顯多。

出台這些法律的動機純粹是為了爭取在今後20年內結束非歐洲移民進入英國的歷史。因此，在英國人口中非白人比例的上升只能主要來自英國國內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和南亞人口的高出生率。另一方面，通過嚴格限制黑人和亞洲人移民英國，反而可以相應地為那些早已獲得移民資格入境英國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機會。1965年的《種族關係法》廢除了在公共場合的歧視令，引入對工作歧視方面的彌補方案，並開始處罰挑起種族仇恨的行為。11年後接著出台的法律終於徹底廢除了所有種族歧視，並成立了一個「種族平等委員會」。在某些方面，那些非歐洲的英國新移民（以及後來法國的新移民），比起那些在阿爾卑斯山北面找到工作的歐洲二等公民要來得更為幸運。英國女房東們再也沒法貼出「嚴禁黑人、愛爾蘭人和狗入內」的牌子了；但瑞士公園裡卻還留著一些「嚴禁狗和義大利人入內」的告示，一直延續了好些年。

結果就無法預料地造成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可怕的交通堵塞，而且一年比一年擁擠的狀況愈演愈烈。他們按照預先設計的路線，沿主幹道而行：西南向的A303公路從倫敦通向康沃爾郡；6號、7號國道從巴黎通往地中海海濱；9號國道從巴黎通向西班牙邊境（法國前往西班牙的遊客從1955年的幾千人上升到了1962年的300萬，兩年後又增加到了700萬人——法國法郎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一直流通了很長時間，尤其是在戴高樂重新估定法郎價值之後）。德國遊客沿著中世紀商路往南，擁向奧地利的提洛爾，然後再穿越勃倫納山口，進入義大利，人數越來越多。還有許多人會繼續向前，進入南斯拉夫這個和西班牙一樣在這些年裡才對外開放旅遊的國家。南斯拉夫的外國遊客到1973年就達到了170萬。10年後，這個歐洲唯一一個對外旅遊開放的共產黨國家一年的外來遊客量達到近萬人次（這得歸功於亞得里亞灣長長的海岸線價廉景美）。

直到20世紀60年代，對絕大部分歐洲人來說，他們獲得信息、觀點和娛樂的主要來源還是無線電廣播。人們從廣播中收聽新聞，要是一個國家形成了一種共同文化的話，那也多是基於人們的聽聞而不是通過親眼目睹或閱讀所得。在這一時期，歐洲每個國家的廣播電台都由政府管制（在法國，國家廣播網在半夜就會結束廣播）。廣播電台、中轉檯和波段都需要許可證才能經營，並且都歸中央政府所有，而少量的、通常安裝在船上或島上轉播國外廣播的電台，往往被俗稱為「海盜」廣播。

那時的整個西歐，政府、僱主、工人同心協力地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政府支出居高，稅收累進，工資增長受到限制。眾所周知，這些在戰爭中和戰後形成的目標早就贏得了廣泛的共識，以符合計劃經濟的需要並形成某種形式的「福利國家」。因此，它們是政府政策和集體意願的產物。然而，為創造這一史無前例的成功而具備的便利條件，卻遠遠超出了政府直接掌控的範圍。歐洲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成了歐洲經濟奇迹出現及其後來所引起的社會、文化動亂的導火索。

在接下來的30年裡，大量的歐洲人拋棄了土地，開始進入城鎮工作，使20世紀6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了1977年，義大利的農業生產人數僅佔16%；在東北部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區，農業生產人數從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奧地利全國農業勞動力的人數則降到了12%，法國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農業生產人數也只佔20%。在比利時（3.3%）和英國（2.7%），在統計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話）農民所佔的已經是無足輕重的地位。農業生產和乳製品生產已經變得越來越高效，而不再是勞動密集型hｔtｐs://ｒｅａｄ•９９csw.ｃｏｍ產業了，尤其是在像丹麥和荷蘭這樣的國家裡，黃油、乳酪和肉製品現在成了出口盈利產品，成了國內經濟的主要支柱。

美國對歐洲青年產生的影響更直接地加深了人們早已哀嘆的「代溝」。長輩們一邊看著，一邊卻在遺憾：歐洲各地的年輕人都樂於在談話中渲染真實的或者想象中的美國色彩。有一項研究估計說，在60年代奧地利和德國的報紙上，這種「崇美主義」出現的次數增加了14倍。1964年，法國批評家雷內·埃蒂昂布勒在他出版的《你會講法式英語嗎？》（Parlez vous Franglais ?）一書中調侃地（現在看來是預言性地）指出了講英語對法語所造成的污染性破壞。

作為一種視覺媒體，電視對電影構成了直接挑戰。它不僅提供可供選擇的娛樂節目，而且可以供人們在家裡直接收看除新片以外的各種故事影片，免除了人們必須外出之煩。從1946年到1958年，英國電影院損失了56%的觀眾。在歐洲其他地方，這一數字減少得比較緩慢，但遲早會明顯下跌。歐洲地中海地區的人們還是經常光顧電影院，尤其是在義大利，那裡的觀眾人數一直維持著相當的數量，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但即使到那時候，義大利人仍然不僅定期（通常每周）光顧電影院，而且還拍攝影片：50年代中期，羅馬的電影業僱用的人數在所有的行業中占第二位，僅次於建築業，不僅製作了由許多明星拍攝的經典影片，還出產了（贏利更多的）許多很快被人遺忘了的電影，由那些美女皇后們和曇花一現的童星扮演，走的是「肉體優勢」路線。

然而，西歐經濟的繁榮最主要體現在它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歐洲統一體。早在《羅馬條約》之前，後來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那些國家的主要貿易往來就已經在各國之間展開：1958年聯邦德國出口量（按價值估算）的29%都是銷往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另有30%銷往歐洲其他國家。在簽訂《羅馬條約》之前，比利時的出口中早已有44%銷往歐共體成員國。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後才正式加入歐共體的國家，如奧地利、丹麥和西班牙，它們也早就融入了這一貿易網路：1971年，即在奧地利正式加入歐共體20年之前，它就從歐共體最初的6個成員國中進口了約佔它本國進口總額一半以上的產品。歐共體（後來的歐盟）並沒有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打下基礎，而是代表了一種正在實際形成中的體制。

西歐每個國家都擁有一種當地產的佔主導地位的車型，但就本質而言，它們都驚人地相似。大眾甲殼蟲，雷諾4CV型，菲亞特500型和600型，奧斯汀A30型，迷你名爵都屬於小型、雙門型家庭用車：價廉、省油且維修簡便。它們的外部框架輕薄質差，引擎小而動力不足（設計上以盡量少耗油為主），配置上又把附件裝置等降到了最低限度。大眾、雷諾和菲亞特都是後置引擎、後置發動型汽車，這樣可以使駕駛座前面的空間用來放置少量行李和電池、備用輪胎、曲柄把手以及工具等物品。

在很短的時間內，牛仔褲和摩托車、可口可樂、大|波浪髮型（男女都一樣）及流行明星們一起，風靡了整個西歐地區（但他們所炫耀的影片和各種產品卻一直無法向東蔓延）這也是整個美國文化傳播的一種方式。美國電影的固定主題——科幻故事片、偵探片和西部片——和風格都被歐洲人吸收了。千百萬聯邦德國人從當地那些並未去過美國的作家所寫的平裝本小說中了解到了牛仔的生活；僅在聯邦德國，1960年德語版的「西部」小說一年就能賣出9 100萬冊。在歐洲，繼比利時兒童偵探「丁丁」之後，最受歡迎的又一卡通人物「幸運盧克」也同樣來自比利時，這位運氣不好卻有魅力的牛仔每周都會出現在法語和荷蘭語喜劇片中。真也罷，假也罷，美國正在成為各類輕鬆娛樂節目的自然背景。

和家用冰箱一樣，洗衣機在這些年裡也開始面世。洗衣機的發明也是為了減輕那些新近變得富裕的家庭主婦的工作量，並刺|激她們擴大購物範圍。然而，比起冰箱而言，洗衣機耗費了更長的時間才贏得了青睞：部分原因在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比利時、義大利、奧地利、西班牙和法國大部分地區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半以上的家庭還沒有普及自來水供應；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地方的用電管制，使得同一家庭無法同時滿足兩大件電器的用電需求。甚至到了1972年，當時大多數西歐家庭都裝備了室內馬桶，安裝了全部的管道設施，但卻只有2/3的家庭擁有洗衣機，其每10年的擁有量在穩步上升但卻很緩慢。對那些真正最需要它的窮困大家庭來說，許多年來，他們還是買不起洗衣機。部分出於這樣的原因，洗衣機就像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的洗碗機一樣，成了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嚮往裝備的商品。

那些解甲歸田的士兵們、重回故土的戰俘和政治流放犯們，在供給和分配製度偏向有孩子的夫妻、給每一個孩子發放現金補貼這一政策鼓勵下，首先抓住了這一機會結婚成家。而且情況還不止這些，在20世紀50年代初，西歐各國政府能夠為它們的公民提供的還不只是希望和社會安全：他們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在整個30年代，西歐的平均失業率為7.5%（英國是11.5%）。到了50年代，除了義大利之外，其他國家的失業率都低於3%。到60年代中期，歐洲的平均失業率只有1.5%。自有記錄以來第一次，西歐進入了全面就業狀態，在許多部門還出現了用工短缺現象。

靠乾電池供電的晶體管收音機既輕巧又便於攜帶，能更好地適應這個正在變得流動性越來越大的時代，因而經常出現在旅遊者光顧的沙灘或公園裡。但收音機還只是一種聽覺媒體，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無法滿足人們越來越高的視覺需求。對年長些的人來說，收音機還是一種提供信息、啟智和娛樂的首要渠道。在共產黨國家裡，無論收音機數量多麼不足，但它同樣是接觸「自由歐洲之聲」、「美國之音」，尤其是「BBC全球廣播」播出的未經審查的新聞和觀點的唯一途徑。但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主要是通過收音機收聽流行音樂，而其餘一切節目他們都從電視中來收看。

雖然對來自英國或德國的旅遊者來說，按當時的匯率把英鎊或德國馬克兌換成低價的法郎或里拉的話，前往法國或義大利的海濱、山區費用並不昂貴，但也並非人人都有能力前往聖·特洛佩或瑞士度假。相比而言，在自己本國內的海濱度假，費用要便宜得多了，因而特別受到英國人、荷蘭人和德國人的追捧。曾在1936年於斯凱涅斯創建了自己的首家遊樂場的加拿大人比利·布特林，到了20世紀50年代繼續在工業發達的英格蘭海邊很策略地建立了許多可以容納一大家子人共同度假的假日營地，打出了「既便宜又開心」的招牌，掙得了一大筆財富，被一位批評家在回憶中嘲笑地貶為「一夜食宿型的沃爾瑪」。但布特林的度假營在當時卻深受大眾歡迎，成了後來法國梅德俱樂部的鼻祖，這種集體娛樂的方式深受後來更具大都市特色的一代人的青睞，甚至還吸引了一批「上流人士」（或按布特林的叫法是「有身份者」）。

相反，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歐國家，原先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現在轉入了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含量低的工礦業和製造業。在捷克斯洛伐克，20世紀50年代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嚴重下滑。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比利時、法國、西德和英國煤、鐵礦產量的逐步減少，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的產量卻正在逐步增加。共產黨重點強調原材料開採和初級產品加工的策略最初確實促進了總產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長。短期內，共產黨在經濟上側重工業生產的要求確實讓人印象深刻（而不僅僅是對許多西方觀察家而言），然而，這卻對這些地區的未來發展埋下了禍根。

而那些「輸入」人口的國家在經濟上都受益匪淺。到1964年，外國工人（主要是義大利人）佔到了瑞士勞動力的1/4，該國的旅游業主要依賴廉價的季節性工人：僱用起來方便又可以隨時解僱。在聯邦德國，1973年高峰時期有280萬外國務工者，主要從事建築業、金屬加工業和汽車製造業。他們佔到了全國勞動力的1/8。在法國，當年登記在冊的外國工人有230萬，佔到了總就業人數的11%。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女性，其中又以葡萄牙籍婦女佔了絕大多數，她們主要從事家政服務，充當廚師、清潔工、賓館接待員和嬰兒保姆。

直到20世紀50年代，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汽車還是件奢侈品，在許多地方很少見到。即使大城市，它也是近來才出現的新東西。許多人都不會為了遊玩而長途跋涉，他們一般都乘坐火車、電車、公共汽車等公共交通去上班或上學。20世紀50年代初，西班牙（除計程車外）只有8.9萬輛私車，每31.4萬人才擁有一輛私車。1951年，法國平均12個家庭擁有一輛私車。只有在英國，擁有私家車才是大規模現象：1950年共有225.8萬輛私車。但在地理分佈上卻極為不均：倫敦登記有1/4的私車總量，而英國許多鄉村地區和法國、義大利的情況一樣，並沒有汽車。即便如此，許多倫敦市民也沒有汽車，成千上萬的市場商販、街頭小販和其他人還得依靠馬車來工作。

休閑旅行正在變成大眾旅遊。長途客運公司開始繁榮了起來，它們把工人、農民傳統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海邊度假擴展到了國內游、國際游這一商業服務範圍。一些新興的航空業企業家，如英國的弗雷迪·雷克就購買了一批戰爭剩餘的達科他渦輪螺旋槳式飛機，為那些新開闢的暑期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勝地旅遊提供包機服務。戰前就深受那些經濟上並不十分富裕的度假者和戶外活動愛好者喜愛的野營，在50年代末也變成了一項主要的旅遊產業，催生了一大批海濱、田園宿營地，興起了大量出售野營裝備的商場，大量的導遊指南手冊和服裝專賣店。原來那些位於歐洲北部和西部海濱、鄉村的古老的度假勝地，現在又開始興旺起來了。一些新發現（或重新被發現）的景點，通過那些印刷精美的宣傳小冊子和廣泛流傳的神秘描述，贏得了很高的聲譽。過去只是那些愛德華七世時代的貴族紳士們冬天用來隱居的靜謐的法國里利維拉地區，在一部新生代的影片中被賦予了一種新的誘人形象，在陽光下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樂趣：1956年，在羅熱·瓦蒂姆導演的影片《上帝創造女人》中，他為新星碧姬·芭鐸「創造」了一座新的展示場：聖·特洛佩。

廣告業在歐洲由來已久。報紙（尤其是1890年以後暢銷的報紙）通常都刊登廣告。早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義大利人就對路邊的廣告牌和燈箱廣告並不陌生；20世紀中期去法國的旅行者也早就熟諳那些鄉村農舍旁和城區里高高豎起的廣告牌，邀人品飲聖拉斐爾和杜博尼酒。在整個歐洲的電影院里，商業廣告的短歌和照片一直就伴隨著新聞短片的播放，成了影院的第二大特徵。然而，這種傳統的商業廣告並沒有對產品市場的目標做出明確的劃分，在年齡層次和品位特色上也沒有做出市場細分。相比之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消費者的偏好成了市場調研的重要內容；廣告在戰前的歐洲相對來說商機很少，如今卻起了顯著的作用。

這些移民造成的影響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總的來說，這些遷居人口的總數高達4 000萬人，他們或者在國內遷居，或者從一個國家移居另一個國家，或者從海外來到歐洲。如果缺少了這種脆弱而又大多無組織發起的廉價卻又大量的移民，歐洲的繁榮也許就不會出現。戰後歐洲各國和私營企業老闆們因往往無須支付全額的社會成本，而從這些順從的廉價勞動力身上穩穩地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當經濟繁榮開始消退，需要解僱多餘勞動力的時刻來臨之時，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移民和流動勞動力。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歐洲青少年並不想改變世界。他們成長在一個安定而又適度富裕的環境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想顯得與眾不同而已，他們不斷旅行，玩流行樂，購買各式用品，完全反映出他們喜愛的歌手和他們收聽的節目里流行音樂唱片節目播音員的舉止和趣味。但不管怎麼說，他們離革命還差得遠呢，只是處於邊緣狀態而已。比起他們的父母輩，他們這代人更是廣告業的目標人群，他們追求著、伴隨著、刺|激了商業消費的繁榮。越來越多的商品生產出來，品種繁多，前所未有。市場上充斥著形形色|色、不同尺寸、不同色彩的汽車、衣服、童車、包裝食品和洗衣粉。

在歐洲北部，那些外來務工者及外國居民一直被故意維持在一種岌岌可危的處境中。荷蘭政府鼓勵那些西班牙、南斯拉夫和義大利（後來又包括土耳其、摩洛哥和蘇利南）工人從事紡織業、採礦業和造船業的工作。而一旦這些舊企業關門倒閉的話，失去工作的正是這些工人，但卻通常沒有任何的保險或社會保障機制來保障他們及其家人不受失業影響。1965年聯邦德國頒布的《外國人法》中包含了1938年納粹首次公布的「對外國人員警令」。外國工人都被描述為臨時居住人員，是由於當局的憐憫才留下的。然而，到了1974年，隨著歐洲經濟發展進入緩慢階段，不再需要很多移民工人，他們就變成了永久性居民。就在那一年，聯邦德國出生的兒童中有17.3%來自這些「外國人」家庭。

多虧了不斷改善的營養攝入、不斷提高的居住條件和醫療水平，這幾十年來，西歐出生后不足1歲的新生兒死亡率急劇下跌。在比利時，新生兒死亡率從1950年的53.4%下降到了1970年的21.1%，而且這一變化主要出現在1950-1960年的10年間。義大利的這一數據從63.8%降到了29.6%，法國從52.0%降到了18.2%。老年人也越來越長壽，至少在西歐，同一時期的人口死亡率也穩步下降。東歐的嬰兒存活率也有所上升，與以前的高死亡率相比好了許多：在南斯拉夫，新生兒死亡率從1950年的11.86%降到了1970年的5.52%。在蘇聯本土，該比例從1950年的8.1%降到了1970年的2.5%，但它內部各共和國之間有差異。但是比起西方國家來，共產黨國家的生育率卻下跌得很快，而且從60年代中期開始，因死亡率（尤其是男性）的不斷上升而變得更為糟糕。reaｄ•９9csw.ｃoｍ

最終，義大利製片業和電影觀眾一起衰退了。歐洲的製片人因缺乏好萊塢那樣的資源而毫無希望同美國影片在規模及「產品價值」上競爭，只得局限於不斷拍攝一些有關「普通生活」的片子，無論是「新浪潮」影片還是廚房水槽片和家庭喜劇片，都是如此。歐洲電影業從社會活動降格到了一種藝術形式。與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相比，當時的人們自動地擁向當地電影院，飢不擇片，而他們現在只去觀看某部令他們感興趣的影片。如果純粹是為了娛樂而不管「放」什麼片子，那他們就會轉而從電視裏面去看。

1962年，迪恩·艾奇遜就英國失去帝國地位后所處尷尬境地而講的著名俏皮話，激發了卡通畫家維奇的靈感，他描述出了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卑躬屈膝地和華盛頓保持「特殊關係」的恥辱形象，時隔40年後，這一關係還是一如既往地令人沮喪。

但是在60年代里，幾乎到處都是電視機：小尺寸的黑白電視機價格適中，即使是最普通家庭也日漸將它當作一種必備的家庭用具。到了1970年，西歐平均每4人就擁有一台電視機，英國的擁有量更高，而愛爾蘭則較少。這段時期，在有些國家如法國、荷蘭、愛爾蘭、義大利（歐洲最大的電視機、冰箱生產國），一個家庭擁有一台電視機比擁有一部電話機還普遍，但根據後來的標準來看的話，當時他們的使用率並不高：義大利75%的成年人每周收看電視的時間不足13小時。民主德國2/3的家庭擁有一台電視機（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電冰箱）；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愛沙尼亞（該國人民早在1954年就可以收看到芬蘭的電視了）的家庭擁有率略低於民主德國。

過去，歐洲曾有過多次人口劇增的經歷，最近一次發生在19世紀中期。但這些都未導致人口的持續增長，一來是因為傳統的農業生產無法供養太多的人口，二來是因為戰爭和疾病，還有就是那些新增人口中，尤其是年輕人，為了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紛紛移居海外。到了20世紀，原本以為隨著前幾十年歐洲出生率上升而有可能增加的人口，卻因戰爭和移民等因素而一直維持在低於原先估計的水平。

第二種移民方式是從歐洲的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當然，歐洲人移民並不是件新鮮事。然而，從1870年到1926年，就有1 500萬義大利人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和阿根廷。同一時期，另有幾百萬名希臘人、波蘭人、猶太人和其他人也開始了移民，甚至還有上一代斯堪的納維亞人、德國人和愛爾蘭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有一小批來自義大利和波蘭的礦工、農民不斷擁入法國；而20世紀30年代也有許多政治難民為了躲避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逃往西方。但歐洲內部的移民，尤其是為尋找工作而移民他國的，卻一直是個例外。

到20世紀50年代末，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戰爭結束后不久就出現了跨越邊界的勞工輸出活動。根據1946年6月的一份合約，成千上萬的義大利青年工人被集體護送到瓦洛尼亞的礦區工作，以報答比利時對義大利的供煤支持。然而，到了50年代，歐洲西北部地區的經濟擴張遠遠超出了當地人口的增長速度，「嬰兒潮」一代還沒有加入勞動力大軍，但是對勞動力的需求卻已達到了高峰。尤其是當德國經濟步入加速發展后，波恩政府被迫從國外市場尋找廉價的勞動力資源。

農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在義大利，農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從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包括政府部門的僱員）獲利最多，許多原先的農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這一優勢。在某些地方，如義大利、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還有法國，只花了一代人的時間，就直接從農業國躍變成了以服務業為經濟基礎的國家，實質上跨過了工業階段。而英國、比利時為了實現工業化，幾乎耗費了百年時間。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在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阿爾卑斯山國家，從事服務行業的人員佔據了就業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他們就職于通訊、交通、銀行、公共管理等行業。義大利、西班牙和愛爾蘭也緊跟其後。

圖片下標：「呃，請問，我可以扮演兩條後腿嗎？」

在此之前，年輕人還並不是一組明顯的消費者群體。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年輕人」。在傳統的家庭和社區里，孩子永遠是孩子，除非他們離開學校並工作了，才能算是年輕的成人。處於兩者中間的「十幾歲的青少年」新群體是根據年齡而非社會地位來歸類的一代人，他們既不是兒童，也不是成人，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這些十幾歲的青少年有可能會代表一個明顯的消費群體，這種想法在幾年前還匪夷所思。在大多數人看來，家庭永遠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是消費單位。在一定程度上，家裡的任何一個年輕人獨立掙得的錢都應當屬於家庭收入的一部分，應當被用來支付家庭集體的開銷。

當然，美國政府和各式私人機構——例如著名的福特基金會——向來在努力縮小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差距：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美國議會和富布賴特基金會學者向海外文化投資的偉大時代。這在一些地方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1948年到1955年，共有約1.2萬德國人被送往美國進行為期超過1個月的訪問交流。整整一代聯邦德國人民在美國軍事、經濟和文化的陰影下成長起來，路德維希·艾哈德就曾聲稱自己是一個「美國製造品」。

在其他地區，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卻不容忽視。在法國，國家僅限於人們所說的「指示性計劃」，利用權力槓桿來調配資源到指定的地區、指定的行業甚至是指定的產品中去，並且有意識地補償那些戰前幾十年裡由於馬爾薩斯式的投資不足而造成的落後狀態。在戰後的最初幾十年裡，由於貨幣法規和限制國際資本流動阻礙了外來的競爭力量，這使得政府官員完全有能力對國內投資實施相當有效的控制。由於通過短期海外投資以獲得更多利潤的自由權受到了限制，法國和其他地區的那些銀行家和私人借貸者只好轉而投資國內。

在聯邦德國，人們腦海中還存留著兩次大戰之間的那種衝突和不穩定之感（政治上和金錢上都有），比起法國和義大利同行而言，波恩政府在對經濟行為的規劃和指導方面顯得不那麼積極，但卻更加緊密地關注于避免引起或盡量平和社會衝突，尤其是在勞資雙方。他們尤其鼓勵並支持通過協商和制定「社會合約」來降低工人罷工或工資通脹的風險。因而，私人企業（以及它們協作的或擁有的銀行）更傾向於為未來做投資規劃，因為他們可以依賴對員工工資的長期限定。在聯邦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那些相對順從的處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們，通過就業保障、低通貨膨脹，以及最重要的是通過從高累進稅率中徵得的資金來支撐的綜合性全面公共福利服務而得到了補償。

這種形式的人口遷移並不僅僅局限在地中海地區。1950年到1961年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幾百萬青年湧向聯邦德國，也許是為了尋求政治自由，但是前往西方也是為了尋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就此看來，他們和他們同時代的西班牙人或義大利人之間也沒什麼區別，甚至和1945年後的10年裡由中部和北部鄉村遷往城市的25萬名瑞典人也差別不大。這種遷移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提高收入，但對更多的年輕人來說，也是為了逃離艱苦、孤獨和無聊的鄉村生活，擺脫農村傳統舊習的束縛。這種遷移給那些留在當地的人帶來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好處，可耕的土地增多了，他們的收入也隨之提高了。

戰後的經濟「繁榮」在時間的到來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現在德國和英國，稍後是法國和義大利；而且各國在稅收、公共支出和投資重點上也各有側重，不盡相同。戰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建設：修築或改善公路、鐵路、房屋、工廠。有些國家還故意抑制居民消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歲月里都經歷過（委婉地說來是）貧困時期。當然，這些國家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它們的起點：越是富有的國家，其改變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在繁華的歐洲西北部地區，因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加強，導致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擁入了大量的移民。這些移民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那些男人們（還有為數較少的婦女、兒童）放棄了鄉村生活而遷往城市、遷往本國更發達的地區。在西班牙，1950年之後的20年間，100多萬居民從安達盧西亞遷往北部的加泰隆尼亞：到了1970年，有160萬出生在安達盧西亞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外地，其中僅巴塞羅那一地就有71.2萬安達盧西亞人居住。在葡萄牙，大量居民離開了貧窮的阿連特如地區，前往裡斯本。在義大利，從1955年到1971年，估計有900萬人從本國的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

戰前就廣泛擁有的收音機到了1960年更是普及：1960年蘇聯每5人就擁有一台收音機，法國、奧地利和瑞士是每4人一台，斯堪的納維亞和東德是每3人一台。事實上，幾乎家家都有收音機。大多數家用收音機還是那種體積龐大、笨拙難看的無線電設備，和兩次大戰之間的式樣比較起來，並沒有什麼改進。通常是一家一台，安裝在起居室或廚房間的顯要位置，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必聽無疑。甚至連汽車收音機在這方面也變化不大：一家人在一起旅行，一起聽收音機，往往由父母來決定收聽什麼樣的電台節目。那時候的無線電廣播是一種很自然地帶有保守主義色彩的媒體，在內容和社會形式上都鼓勵並維持著傳統標準。

在法國，在關鍵的1959年到1962年，雜誌上刊登的針對青少年的廣告上升了4倍。對許多人來說，廣告中所描述的那個世界還是離他們很遙遠：1957年法國一項民意測驗顯示，大部分青少年都抱怨無法按自己的需求得到嚮往的娛樂消費、夢想中的假期和自己的交通工具。但這項民意調查卻也顯示出，這些年輕人都早已認為他們有權享有這些產品和服務，而不是把這些東西僅僅當作遙不可及的幻想。同年，在英吉利海峽對面的英國，一群中產階級活動家，因受困於自發商業廣告和眾多商業產品銷售的煩擾，在歐洲出版了第一本消費者購物指南。有意義的是，他們為其取名為《哪一樣？》而非《什麼》。

這是一個五彩繽紛的新世界，就像英國小說家J·B·普利斯特萊1955年所描述的，是「易受廣告影響的社會大眾」。而對同時代的其他許多觀察家而言，非常簡單，這就是「美國化」：全歐洲都全盤接受現代美國的實踐和抱負。雖然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徹底同過去脫離了，但事實上卻並不是一種全新的經歷。至少在過去的30年裡，歐洲一直在經歷著「美國化」——而他們在思想上卻很擔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式的生產線、「泰勒式的」工作效率和精彩的美國電影、美國時尚就開始流行一時了。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知識界早就哀嘆，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美國現代化世界是「靈魂空洞」的；在不受限制的美國資本主義和到處泛濫的、以毫無根基的紐約大都市為代表的「大雜燴」面前，納粹和共產黨都花費了巨大的努力來維持並保護原有的文化和價值觀。

在歐洲，人們感受更深的並不是美國經濟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和槓桿作用，而是它對美國和歐洲同樣產生的消費革命的影響。歐洲人現在也開始能夠得到那些早已為美國消費者所熟悉的各式新奇商品：電話機、大型家用電器、電視機、照相機、清潔用品、包裝食品、廉價的花哨衣服、汽車及其配件等等。這是一種「美國生活方式」，是一種象徵著富裕和消費的生活方式。對年輕人來說，「美國的」吸引力在於它的與時俱進和積極進取。它雖然抽象，卻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代表：它巨大而開放，繁榮又充滿著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