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斯大林去世後到1967年，雖然在東歐和蘇聯本國內部還存在著反猶主義，但是共產黨的官方言論絕口不提這個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倖存下來的猶太人都去了西方或以色列。那些留在原地的許多猶太人也都儘可能地在斯大林對猶太人進行大迫害運動的後期逃離了。然而，在波蘭、（尤其是）匈牙利，還存在著重要的猶太人社區；但其中大部分人並沒有按猶太方式生活，許多人甚至根本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對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人而言，通常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猶太人，因為他們的父母出於慎重考慮，認為還是不告訴他們這一事實為好。

杜布切克駁回了瓦楚里克的宣言書，不同意宣言書中所提出的共產黨人應該放棄它的獨斷統治權的說法。作為一名畢生的共產主義者，他不會同意這種重大的、本質上的轉變（「資產階級多元化」），而且並不覺得有任何必要去這樣做。在杜布切克看來，如果要保持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本質的話，那麼共產黨本身就是可以促進這種激進變革的唯一恰當的載體。共產黨得到群眾的擁護越多，就越可以更安全地推行更多的變革。然而，正如瓦楚里克宣言書中所明確而殘酷地指出的那樣，共產黨的受擁護及可信賴度將越來越取決於它所推行的改革意願，而這終將導致它失去權力。如今，在共產黨國家和開放社會之間所存在的錯誤路線已完全顯露無遺了。

那些認為共產主義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義只是一種錯誤轉變，但仍可以被糾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結構並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聲中被碾碎，再也無法複原了。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訂的「行動綱領」不是一種開始，而是一種結束。那些改革家或激進分子們再也不會寄希望于執政黨會實現他們的抱負或採納他們的計劃了。東歐的共產主義開始蹣跚而行，依靠著不太可能的外來借貸的支撐和蘇聯人的刺刀來維持：直到1989年整個體系才最終崩散。其實，共產主義的靈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庫倫-莫澤列夫斯基案件在大學里激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場對兩個學生的秘密審判使不少人感到震驚，許多人不僅要求釋放這兩名學生，還要求公布他們的《公開信》和先前的研究論文。年長的學者們也參与了進來。華沙大學哲學教授萊澤克·科瓦考夫斯基在第二年亦即1956年10月舉行波蘭統一工人黨全體會議十周年的慶典上，對歷史研究所的學生們做了演講。他說，波蘭的10月錯失了良機。10年後的波蘭成了一個特權階級做主、政府低效無能和有嚴格審查制度的國家。黨已經脫離了民族，對庫倫、莫澤列夫斯基的壓迫證明了這一點，而他們所提出的批評也證明了一點，那就是黨和國家都在衰退。

這位新人還很年輕（只有47歲，比諾沃提尼小16歲），來自共產黨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過去3年裡，他擔任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在許多人看來，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賴的、雙方都能接受的人：作為一名共產黨政府的長期官員，他將會既支持改革，又安撫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動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上台1個月後，黨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經濟改革計劃。杜布切克純樸而毫不做作的作風更是贏得了青年人的喜愛，而他那毋庸置疑的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忠誠，在當時更是讓正在焦急地關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宮和其他外國共產黨領導人得以安心。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結論，認為布拉格的事態正在飛快地脫離共產黨的掌控，事實可能也確實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來自蘇聯、波蘭、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們決定以兄弟之情聯名寫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警告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危險，並列舉了一些應採取的對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現狀破壞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的重要利益。」兩星期後，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在蘇——捷邊界上的蒂薩河畔切爾諾會晤，杜布切克再次試圖說服勃列日涅夫，並使他相信共產黨並沒有因為推行改革而損害黨的地位，而是正在擴大它的公眾支持率。

波蘭的統治者們之所以可以相對輕鬆地孤立並破壞學生的示威抗議，原因在於他們成功地將知識分子及其不滿同其他國民分離了開來，反猶主義自然對這種策略的成功起到了作用。對此，學生們自己或許也應該負一定的責任：尤其在華沙大學，波蘭共產黨高官們那些享有特權的子女們，在抗議和示威活動中起了帶頭作用，表現尤為突出，他們對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其他一切。正如他們的對手、新斯大林主義者們很快就指出的：華沙那些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們根本不關心工人大眾的麵包和黃油問題。反過來，那些波蘭民眾有意對起訴猶太人和學生的事件無動於衷，尤其是對那些猶太學生更是毫不關心。

諾沃提尼那一代人的並不可信賴的斯大林主義和杜布切克時代新的理想主義之間，劃上了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後者受到了廣泛的認可，尤其得到了共產黨員們的歡迎。正如伊利·佩利康在關於捷克政治審判的第三份調查報告（1968年受杜布切克委託調查，但在他下台後即被廢止）的「前言」中所聲稱的：「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和極大的聲譽，人民群眾自發地宣稱他們擁護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或許有點兒誇張，但是並沒有太脫離當時的實際輿論情況。因此，這就導致了第二種幻想。

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事件及其引起的反響，很明顯地顯示出了蘇聯的情勢：哪些事情已發生了變化，哪些還沒有。若非按歷史自身的標準來看，蘇聯的政權是不可動搖的、壓制性的和僵化的。1956年，海市蜃樓般的幻想已經消失了。那些可以針對歷史講實話、可以在未來進行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已消逝了。對赫魯曉夫年代抱有的幻想也已破滅。不管蘇聯政權以何種面目出現在西方列強面前，它在國內正經歷著經濟發展停滯、道德腐敗的現狀，星光暗淡，前途未明。

隨著布拉格自由化的每前進一步，莫斯科方面就變得越來越不安。杜布切克肯定也意識到了這一點：5月4日到5月5日，他和其他捷克共產黨人訪問莫斯科，東歐集團的領導人們亮出了一張抱怨和指責捷克斯洛伐克事態發展的抗議書。然而，杜布切克還在繼續堅持認為，共產黨仍然在掌控一切，不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論有多麼自由，整個國家還是毫無疑問地和兄弟國家站在一起。但是現在，捷克軍隊是否還效忠於黨卻是個問題，而且不受審查的捷克新聞界正在發表反對蘇聯的文章。那些訪問布拉格的蘇聯學生可以讀到、聽到一些在自己國家一直被禁止發表的言論。布拉格成了向西方敞開的一扇窗戶。

雖然媒體發起的污衊這兩人的運動引起了公眾對他們命運的關注，但是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的審判是在私下裡進行的。只有幾位被允許進入審訊室的人把審訊過程秘密記錄了下來，並且整理成文，一年後，這些審訊記錄以俄文和英文兩種文字出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呼籲，要求釋放這兩人。這次事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統治時期，也一直沒有人會僅僅因為其所（虛構的）作品內容而被逮捕入獄。即使他們為了某種目的而任意編造物證，過去的知識分子們也往往是因其行為而非言辭而受到指控。

既然人們相信共產黨可以從歷史中拯救社會主義，那麼共產黨領導人就假設他們可以進行改革而不會失去對國家的控制權。4月18日，組建了以奧德里奇·澤爾尼克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真心擁戴和支持，並舉行了慶祝遊行（尤其是在傳統的五一節慶祝會上），它確實在公眾表達意願方面放鬆了一切形式上的管制。6月26日正式廢除了對新聞和媒體的審查制度。同一天，還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一個真正的聯邦制國家，由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共同組成（這是後來經過鎮壓后，杜布切克所有改革中唯一保存下來的成果，於1968年10月28日以法律形式予以確認）。

回想起來，很明顯當時這些改革家們是在自欺欺人地認為，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會真實地存在著「第三條道路」。但這也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先前的經濟分析存在著缺陷，而是因為他們天真地誤解了他們所處時代的制度。對共產黨領導層來說，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經濟。這些經濟改革家的理論將必然導致的結果是：如果恢復正常經濟生活的話，那麼共產黨國家的中央集權將會受到削弱。但面對那樣的選擇，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往往會趨於選擇經濟的非正常化運作。

哥穆爾卡政府堅決反擊，採用暴力手段殘酷地鎮壓了罷課和緊接著的抗議示威活動，激起了一名政治局委員和內閣兩名高級部長辭職，以示抗議。華沙大學又開除了34名學生和6位教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在內）。接著在鄰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失敗了（參見下文），政府當局逮捕了一些為抗議蘇聯入侵而舉行示威請願活動的組織者們，對他們進行了審判。從1968年9月到1969年5月，通過一系列長時間的審判，華沙、弗羅茨瓦夫、克拉科夫和羅茲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們被判處了6個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參与秘密組織」、「散發反對國家的出版物」等等。像亞當·米奇尼克、揚·利廷斯基、芭芭拉·托魯尼茨耶克這些早就積极參与學生先前的抗議示威活動的人被處以重刑。

華沙大學要求言論自由的運動在1968年1月又發生了新的轉折。自1967年11月末以來，華沙大學劇院一直在上演一出波蘭民族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寫的劇本《先人祭》。該劇雖然創作於1832年，但它所描繪的19世紀反抗壓迫的革命運動具有當代危險性，顯然該劇生動地吸引了捲入事件的參与者。1月底，共產黨當局宣布取消該劇的演出。在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后，幾百名學生遊行前往位於波蘭首都的密茨凱維奇紀念碑，譴責審查制度，要求「自由演出權」。其中兩名學生，亨利克·茲拉耶弗和亞當·米奇尼克向法國《世界報》駐華沙的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之後這篇報道在「自由歐洲之聲」電台廣播了出來，結果米奇尼克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學校開除了。

暴力的威脅似乎總是揮之不去，但實際上卻很少發生，這更增加了一種集體的羞辱感。和1938年、1948年一樣，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敗在了自己手裡，而且淪為同謀犯。直到1972年，那些詩人和劇作家們還在被迫清洗鍋爐、擦洗窗戶；大學講師們還在砌磚牆，那些更會惹事的學生們都被開除出校門；警察局裡堆滿了有用的「認罪」卷宗；那些共產黨改革家們不是屈服認錯就是被流放在外——正如正常化運動的一位受害者在一篇出色而又充滿痛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一切又「恢復了秩序」。

赫魯曉夫那一代蘇聯領導人仍然相信國際階級鬥爭還存在。實際上，正是赫魯曉夫把對過去蘇聯革命歷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動蕩上，令他採取了錯誤的決策，從而導致了1962年古巴危機，並且害得自己被趕下了政治舞台。而蘇聯和中國之間矛盾的公開化出現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評家們看到與蘇聯模式不同的另一種「毛澤東主義」，這不僅僅是爭奪地緣政治的先機；本質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於對「世界革命」的思想之爭。在這表面現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后斯大林主義的統治者們和北京之間的競爭反而令蘇聯處於一種矛盾地位。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發源地，他們不斷地在蘇九_九_藏_書聯內部及其衛星國煽動性地宣揚他們的理想抱負，堅稱絕不能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又不斷地討好西方勢力以求得共存，還不斷地討好本國公民。

在1967年到1969年間，波蘭那些被逮捕、開除和監禁的學生、教授中，猶太人極不相稱地佔了很大比例，這並非出於偶然的巧合。早在1956年哥穆爾卡重新上台執政后，波蘭黨里的保守派勢力（新斯大林主義者）就一直在尋找機會破壞他所推行的，即便是有限的自由化政策。在內務部長米奇斯拉夫·莫查爾的領導下，黨內的反對派們聯手製造了這起反猶事件。

結果，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導致了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更重大的後果。其主要原因恰恰在於，比起其他聽命于蘇聯統治的國家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恐怖主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知識界人士，他們通常都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其中許多人還是猶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社會階層並沒有受到多大傷害。工人階級不斷上升的社會運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其他階級人人每況愈下的社會運動，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地區成了20世紀50年代的顯著特徵。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職業性高等教育機構里，工人階級子女的比例從1938年的10%上升到了1956年的31%，到了1963年更是接近了40%。在蘇聯統治的歐洲國家中，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一個國家。

但這一切都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克里姆林宮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只擁有有限的自主權，任何背離共產黨專政的做法都會引起軍事干涉。與此相比，在國內外不受歡迎只是為求得穩定而付出的小小代價而已。1968年後，在莫斯科再次表示若有必要將不惜以武力相待的「態度」下，蘇聯統治區那些國家獲得了穩定局勢。然而，1968年的真實教訓，首先對捷克人而言，對其他一切人來說也必然如此，共產主義再也不可能繼續成為大眾的共識了，共產黨內的改革派的歷史教訓也都如此。

「捷克和斯洛伐克」（它原先的國名）一向是一個艱難而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該國南部和東部地區的斯洛伐克少數民族，要比西北部的捷克人窮困且更鄉村化。1918年脫離匈牙利統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多民族之間爆發的內戰中，斯洛伐克人一直矛盾不斷，民族關係很差，而且又沒有得到過布拉格的善待。因此，斯洛伐克許多政治領袖都對1939年的國家分裂表示歡迎，在納粹支持下，他們建立了以布拉迪斯拉法為首都的「獨立的」傀儡國家。反而是那些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的「城鎮居民中佔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捷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選舉中支持共產黨候選人，而那些天主教斯洛伐克人不是保持漠然就是反對共產黨。

在匈牙利事件中，羅馬尼亞扮演了監獄的角色；在1958年，它又保障了蘇聯軍隊安全撤離羅馬尼亞地區，後來又逐步走上了獨立的道路。在喬治烏-德治和齊奧塞斯庫（自1965年起）的領導下，羅馬尼亞逐漸退出了中蘇之間的爭論，甚至拒絕《華沙條約》國在當地的軍事演習。羅馬尼亞領導人主動向鐵托示好（鐵托和《華沙條約》之間純屬官方之間而非朋友之間的正常交往）。1963年，德治甚至向南斯拉夫國民議會大獻殷勤，他們利用西歐供給的金錢和機器來保障羅馬尼亞的新斯大林主義的工業化建設。羅馬尼亞一直在不斷加強同西方打交道，而和「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量卻在下降；在羅馬尼亞的外貿總額中的比重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70%降到了10年後的40%。

許多年後，姆萊納爾回憶起1968年8月21日蘇聯紅軍士兵闖入捷克共產黨領導人會議，每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身後都站守著一名士兵時的情景時，他說：「此情此景下，每個人對社會主義的觀念都一下子退到了底。但同時，你又會直接聯繫到好像正有一支槍指著你的後背。」正是這種聯繫，比1956年匈牙利的悲劇更明顯地標志著共產主義的歷史出現了轉折點。

然而，如果說60年代的逝去最終並沒有留下什麼令人悼念的東西或幾乎沒什麼永恆的紀念豐碑的話，那或許是因為，從70年代初看來，它們帶來的這些變化是如此包羅萬象，而又如此正常。在70年代初，歐洲一直由那些年長者控制著，並且看上去也是在為這些年長者服務。無論是在卧室還是在家裡，在街上還是在教育機構和工作場所，還是在媒體或政治上，權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0年裡，這些年長者（丘吉爾、阿登納和戴高樂）相繼過世。權威不是從大多數社會生活領域里隱退，就是在社會生活出現裂縫時才被人承認。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國和義大利，這種社會轉變非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許如英國，這種轉變經歷了好多年才得以實現，而且它的方向只有後來在回顧中才能完全得到肯定。

60年代發生在東歐的有關經濟改革的爭論，不得不注意走好每一步。一些黨的領導人在承認過去發生的技術性錯誤方面表現得非常實際（或焦慮），甚至連新斯大林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導層在也在災難性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執行到半途中，即1961年就放棄了強調重工業的做法。然而，要去承認中央計劃制或財產集體化的錯誤，卻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改革派經濟學家們，例如奧塔·西克或匈牙利的雅諾什·科爾奈，都在尋求給「第三條道路」做出定義：在這種混合經濟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計劃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補充了越來越多的局部自主權和價格信號，並放鬆了控制。畢竟這些經濟學論點是無可辯駁的：若沒有這樣的改革，共產黨的經濟體制將陷於停滯和貧困狀態——正如科爾奈在一篇著名論文中所說的，會「再度產生短缺」。

在那些年裡，捷克斯洛伐克人相對的自由化思想是對赫魯曉夫「解凍」政策的一種遲來的回應。雖然在勃列日涅夫政變后，莫斯科方面改變了調子，但捷克斯洛伐克的藝術復興卻在繼續展開，只是偶爾受到審查或壓力。在外國人眼裡，最顯著的跡象就是湧現出了一大批新的影片，而這些片子所小心涉及的主題在幾年前肯定會被禁止，例如伊利·門澤爾導演的《被嚴密監視的火車》（1966年），就很溫柔地揭露了戰爭時期共產黨抵抗納粹的核心神話。這部影片原作者之一是約瑟夫·史考沃雷茨基（他寫的小說《懦夫們》主題也很相似，極為謹慎地勾勒出了大致輪廓，在幾年前就為他贏得了聲譽）。但是那些劇作家、詩人和小說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昆德拉在內，這些年裡還兼寫電影劇本。

這些革新既是因為天生的種族和地緣上的分野，也是出於經濟的必然性。在這樣一個聯邦國家裡，組成聯邦的各共和國和各民族之間除了對過去的不幸有著共同的對抗性記憶外，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來自貝爾格萊德的統一發號施令更會顯得讓人回到了戰前的狀況。該國艱難的地勢也更需要各地方的創造性；並且多虧了與斯大林之間的決裂，鐵托可以根據自己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行事，而不用再被迫按蘇聯本國工業現代化的道路重複其每一個錯誤。正是這些因素——而不是像這些年來西方仰慕者們所相信的是鐵托那富有創新意義的另一種社會主義藍圖——構建了南斯拉夫的模式。

然而，赫魯曉夫許諾生產更多剩餘糧食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計劃卻以失敗而告終了（這也是他的同伴們在1964年10月拋棄他的原因之一）。迄今為止，在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南部的墾「荒」作業更是帶來了災難性的結果：那些並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沖走50萬噸的表層土壤，而那些原來豐收的農田現在卻又因為種植牧草而遭到徹底破壞。在中央統一計劃和各地的腐敗雙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爾吉斯斯坦的共產黨領導人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糧食上交份額，竟然逼迫集體農莊的農民買斷了當地商店的所有糧食供應。有些外省城市爆發了糧食騷亂（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爾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於1963年農業歉收，蘇聯不得不從西方進口糧食。

卡達爾領導的匈牙利這座「防禦營地中最好的兵營」在當時受到了許多人的妒忌，但只引起了短暫的仿效跟風。第二種模式是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明顯地更為獨特。這倒並不是因為南斯拉夫設法避開了它的鄰國們所碰到的問題。蘇聯的衛星國在經濟發展方面遇到的許多障礙，對南斯拉夫人來說一點兒都不陌生，而它那懸處於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生存狀態更是一種歷史偶然性造成的結果，而並非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選擇。但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鐵托在決策上採取了一些非中央集權制的做法，而且允許工廠和工人們從事「自治」實驗。

這一宣言雖略帶掩飾，但卻斷言克里姆林宮有權採取防衛措施，消滅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可能造成的威脅。杜布切克應該歇手了。然而，他卻對此束手無策，只好繼續堅稱他的國內改革不會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任何威脅。8月13日，在和多疑的勃列日涅夫的電話會談中，杜布切克費盡心機解釋說，他正在努力壓制公眾對蘇聯的輿論批評，但「這種事件並不是只通過上面的直接指令就能解決的」。要是他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主席團中他的5名同事早在8月3日就私下裡遞交給蘇聯一封密信，聲稱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主義秩序已經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脅，並且請求蘇聯出兵實施軍事干涉的話，也許他的想法就會不一樣了。

1963年在利貝雷茨，作家們舉行了紀念弗朗茨·卡夫卡的大會。在此之前，卡夫卡一直是個被禁止談論的話題：部分原因是卡夫卡作為出生於布拉格的猶太人，卻用德語寫作，因此會勾起人們對波希米亞失去的歷史的記憶；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卡夫卡的許多作品中都深刻地預見到極權主義的統治邏輯，令人尷尬。因此，允許討論卡夫卡就預示著今後的公眾討論將變得更加自由：從討論被禁的作家到議論那些被害的領導人，這僅僅是跨出了一小步。1963年4月，重新恢復了名譽的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諾伏梅斯基在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會上，公開充滿敬意地提到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克萊孟蒂斯——斯蘭斯基公審案中的一名受害作家。現在，雖然人們還是小心翼翼地以「修正了的」的語言來談及這一切，但那種想要談論過去歷史的慾望卻開始變成了中心話題：1963年，青年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布拉格文學期刊《新文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謹慎地批評了捷克文學中斯大林主義導致的「背離」現象，提出文學有必要說出真相。

學生們偶爾還會為了捍衛改革而舉行一些示威活動，在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的工業城鎮，短時間內出現了一種模仿1956年匈牙利模式的工人委員會（在頂峰時期，即1969年1月，這些委員會宣稱代表了全國1/6的勞動者，但在斯洛伐克，它的力量卻很薄弱）。然而，查理大學一位年僅20歲的學生揚·帕拉赫，卻為了抗議蘇聯的侵佔及其之後的行為，而在布拉格的溫切斯拉斯廣場上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台階上自焚以示抗議。3天後，即1969年1月19日，帕拉赫因燒傷搶救無效而身亡。1月25日，為他而舉行的葬禮成了舉國哀悼的一種方式：為了帕拉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民主。

要說杜布切克的動機在觀察者眼裡並不明朗的話，那可能是因為他自己也並不知道何去何從。起初，這種含糊對他是有利的，因為各種不同的派別都在競爭想要獲得他的支持，為他提供強手的力量。在他當選幾個星期後，布拉格舉行了公眾集會，要求取消審查制，獲得更多的新聞自由，真正深入地調查20世紀50年代的大清洗案，並要求追究諾沃提尼身邊的那些老近衛軍的責任（諾九九藏書沃提尼雖被取消了共產黨領導人的地位，但他還在擔任國家總統一職）。杜布切克積極順應這波民眾潮流，批准放鬆審查制度，並開始在黨內和軍隊內清洗諾沃提尼派。

尤其在波蘭，在人數相當多的黨員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員，還有些人是教授和專業人士，許多人都對他們的猶太出身非常漠然，他們甚至天真地認為波蘭人也和他們一樣並不重視這一點。然而，一旦有人想在黨內奪權或在民眾中蠱惑民心的話，那麼這些猶太人就必然會成為誘人的靶子。所缺少的只是機會。然而1967年6月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國之間的「六日戰爭」及時地提供了這一時機。蘇聯對阿拉伯人的支持，更是為公開批評以色列、批判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提供了正當理由。

因而，哥穆爾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講話中，譴責了那些在最近的衝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們，厚顏無恥地把猶太人和猶太國家混為一談：「我想宣布，只要波蘭猶太裔公民願意，我們就不應當阻止他們回到以色列去。我們的立場就是，每個波蘭公民都應當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人民的波蘭……讓那些自認為這些話是針對他們的人、那些不顧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當的結論吧。我們不想看到在我們的國家出現了第五縱隊。」將猶太人看作波蘭的第五縱隊的說法，通過廣播、電視傳到了幾百萬波蘭人的耳朵里。它傳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雖然華沙大學的同事們都勇敢地站出來，堅稱科瓦考夫斯基是一位國際認可的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還是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派分子」被開除出黨。22位知名的波蘭黨內作家和知識分子聯名上書給中央委員會，為「科瓦考夫斯基同志」辯護，因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這些上書者也因此而被開除了黨籍。到了1967年春，愚笨的波蘭領導者被來自左翼的批評激怒，由此造成了真正的知識分子反對派。華沙大學成了學生動亂的中心，他們要求言論自由，要求保護受迫害的教授們。

但南斯拉夫還是與眾不同：它對批評者們毫不留情，例如德熱拉斯等人就是因為不贊成鐵托的正統觀點而付出了代價。但它卻對人民群眾的需求在總體上處理得非常靈活（這還得感謝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散文作家杜勃拉芙卡·烏格雷西茨在描寫逝去的青春年代南斯拉夫時，不無懷舊地寫道，映入她腦海中的是一些「真正的『去皺霜』、塑料計算器、第一條尼龍內褲……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這些廉價消費品的清單，也許根本不大可能會出現在保加利亞人或羅馬尼亞人的記憶中，例如，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什麼「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南斯拉夫人並不富有，也不自由，但他們也並沒有被禁閉在封閉的制度中。「鐵托主義」壓迫人，但卻並不壓抑人。在當時，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很重要。

第三條走向穩定的道路是「民族斯大林主義」。這是阿爾巴尼亞的選擇，這個封閉、貧窮的國家完全受當地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專制獨裁、偏執多疑而又大權獨攬。但這也是愈演愈烈的羅馬尼亞模式。尼基塔·赫魯曉夫非常討厭羅馬尼亞（這種情緒在他那一代俄羅斯人中非常普遍），只讓它在國際共產黨的勞動分工中擔任農業角色。然而，布加勒斯特的共產黨領導人不願意淪落到只能為更繁榮、更先進的共產黨國家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地步。

然而，在放鬆對一切意見的控制后，接著，共產黨領導層卻在行動的邏輯方面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為什麼還要等上10年再實現自由而公開的選舉呢？既然取消了審查制度，又為何保留對媒體的控制權和所有權呢？6月27日，捷克的一些刊物刊登了魯德維克·瓦楚里克一份「兩千詞」的宣言書，向「工人、農民、官員、藝術家、學者、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呼籲重建政黨，成立公民委員會，來保衛並促進改革事業，並提出了其他一些抓住時機脫離共產黨控制以推動更多變革的建議。這場鬥爭還沒有取得勝利，瓦楚里克警告說：共產黨內的反動分子將會為了維護他們的特權而進行鬥爭，甚至稱可能會「利用外國勢力來干涉我們的發展」。因此，有必要讓人民來加強黨內改革者的力量，迫使他們加快改革步伐。

同樣，在共產黨執政下，斯洛伐克人也沒有什麼兩樣。斯洛伐克知識分子成了共產黨清洗的對象，被指控犯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陰謀反對共產黨（或者兩罪兼具）。那一小批倖存下來的斯洛伐克猶太人也和捷克猶太人一樣遭到了迫害。然而，斯洛伐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共產黨人、猶太人和知識分子人數並不多，而且他們一直孤立於社會之外。大多數斯洛伐克人都很貧窮，而且都在鄉村勞動。對他們來說，戰後最初10年裡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飛速發展給他們帶來了真正的利益和好處。與捷克人相比，他們決不會對命運感到不滿。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種狀況。列寧往往更擔心的是人們針對他個人的批評而不是針對他的原則，他的後繼者也一樣。知識界的反對意見，無論是否會在黨內外引起更大的回應，這對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1956年赫魯曉夫首次譴責斯大林之後，在蘇聯及世界各地，曾引起過人們廣泛的樂觀態度，認為以後蘇聯會放鬆審查制度，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網開一面，接受那些謹慎的不同意見或批評意見（就在同年，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將小說手稿《日瓦戈醫生》投往文學期刊《新世界》，卻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宮很快就開始擔憂文化領域產生的放任自由，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后的3年裡，赫魯曉夫多次發表咄咄逼人的公開講話，捍衛藝術領域里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並威脅那些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批評的人，如果他們繼續地哪怕只是以回顧形式來詆毀它，也會遭到嚴重後果。與此同時，在1959年，蘇聯當局壓制東正教牧師和浸禮會教徒，而自從斯大林去世后，當局曾經允許給予這種形式的文化偏離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們的話，赫魯曉夫本身就是個令人難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公開了中國和蘇聯的分裂程度（11月，蘇聯關閉了駐阿爾巴尼亞的大使館，阿爾巴尼亞是北京在歐洲的臨時代理人），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響力，蘇聯開始以新面孔出現在那些國外追隨者面前，使他們感到迷惑和猶豫。1962年，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鄉村教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被准許出版了他那部帶有悲觀主義色彩，並且以暗示手法批評順從態度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學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絕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投稿。

從短期來看，60年代所取得的實際成就微乎其微。18歲的成年人獲得了選舉權：首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其他各處。大學嘗試將設施升級，改進課程，更多地滿足學生們的需求，這些都取得了成功。在接下來的10年裡，到處都能獲得更為便捷的離婚、流產、避孕途徑，在言論和行動上，大部分人們不再限制性行為。1970年5月，通過《勞工法》，義大利工人們贏得了不受任意解僱的保護權。總之，這些變化構成了歐洲社會的文化轉型；但在1968年生活在標語和行動中的那代人眼中，它們根本就不算什麼「革命」。

1966年，路德維克·瓦楚里克出版了小說《斧子》，以虛構手法敘述了他父親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兒子的幻滅收場。1967年，另一位作家拉迪斯拉斯·穆納斯科則藉著小說的形式，尖銳地抨擊諾沃提尼和共產黨的術語，書名卻一目了然：《權力的滋味》。同年，昆德拉也出版了《玩笑》一書，以新的存在主義的手法和自傳體小說的形式，揭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義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裡官方宣傳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現在成了知識分子們的批評靶子，在1967年夏召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昆德拉、瓦楚里克、詩人兼劇作家帕維爾·科胡特、青年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攻擊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只追求物質享受、道德敗壞。他們呼籲恢復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學和文化傳統，並要求國家再次恢復到從前處於自由歐洲的中心的「正常」地位。

在戰後10年裡，由於戰後重建的需要，共產主義效率低下問題部分地被掩蓋著。但到了60年代初，隨著赫魯曉夫宣稱共產主義將「戰勝」西方，並正式宣布現在已經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轉型后，這種靠激勵來修復戰爭創傷或增加生產的做法，卻再也無法彌補共產黨的說法與日常生活拮据之間的鴻溝了。而對那些陰謀破壞者——例如富農、資本家、猶太人、間諜或對西方「感興趣者」——的指控，是因為他們蓄意破壞共產主義前進道路，這類事件在某些地方還時有耳聞，他們迎來的卻是恐怖的時代：這是一個繼赫魯曉夫之後絕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都急於把它拋在身後的時代。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問題必定出在共產黨的經濟制度本身。

在匈牙利，卡達爾確實對那些批評家們說的話做出了回應，採取了一項真正的改革措施：在1968年正式推行了「新經濟體制」。「新經濟體制」賦予集體農莊相當大的自主權，不僅允許還積極鼓勵並支持私有土地，打破了一些壟斷行業；一些商品根據國際市場來定價，並允許其價格根據多種匯率變化而上下浮動。批准建立私人零售店。進行這項實踐活動的主要目的倒並不是為了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經濟制度之間建立一種可行的中間路線，而是為了在政策對經濟的高度控制毫不減弱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地促進市場活動（藉此希望在引導消費者滿意的情況下促進繁榮）。

克里姆林宮新的領導層控制政局幾個月後，就開始鎮壓知識分子。1965年9月，兩位年輕作家安德雷·西尼亞夫斯基和尤里·達尼爾遭到了逮捕。他們兩人分別以艾勃拉姆·德爾茲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將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許多小說。德爾茲，即西尼亞夫斯基，還在國外發表了一篇批評蘇聯當代文學的短文《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66年2月舉行了對這兩人的審判。由於蘇聯尚無律法明文規定禁止在國外出版作品，當局只得宣稱作品內容本身即是他們反蘇活動的罪證。這兩人被判有罪並被送往勞改營：西尼亞夫斯基被判7年監禁（雖然6年後就獲釋了），達尼爾被判了5年。

也許是出於自我幻想，人們認為60年代是政治意識高漲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個在校讀書，並且受到激進思想吸引的，小於25歲的年輕人）都會上街，受到某種事業的召喚。革命事業的降溫以及後來幾十年裡取消了的群眾運動，現在回顧起來，都說明了對那整整10年裡狂熱的政治運動只讓人產生一種失敗情緒。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實際上從相反角度來看是重大的10年：這是一個歐洲大陸東西兩部分人都開始明確遠離意識形態政治的契機。

尤其在1956年到1968年間，在東歐共產黨國家內部，人們對共產黨政權的批評決非出於反共產黨，看來這是非常可能的。針對薩特在1956年提出的匈牙利革命具有「右翼精神」這一論斷，匈牙利流亡學者弗朗索瓦·費吉托回復說，那是因為斯大林主義者站在右翼一邊。他們是「凡爾賽分子」。「我們仍然是左翼分子，忠實於我們的理念、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傳統。」費吉托堅稱，一個反斯大林主義的左翼分子的這種誠意代表了後來12年裡東歐知識分子的反對意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譴責共產主義，更不在於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為什麼一切會錯得如此離譜，而且還應當在共產主義本身範圍內提出另一種選擇。

對這些知識分子實行的「屏蔽」和肅清運動都是由那些下層官僚、警察和黨的幹部來執行的，他們多半不是那些受害者本人的同事。他們的目標只是要求他們認一點兒罪，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要控告他們，而是為了羞辱他們，從而在這個動亂的社會中通過順從以求自保。

猶太人現在被請出了波蘭國門。許多人由此而蒙受了奇恥大辱，並且付出了巨大的read.99csw.com個人代價。留在波蘭的3萬名猶太人中，約有2萬人於1968-1969年間離開了波蘭，只剩下了為數不多的幾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輕人，包括正在獄中服刑的米奇尼克和他的同學們。這場動亂的受益者是莫查爾和他的支持者們，他們接管了黨內和政府部門裡猶太人留下的空缺。而受損害的除了波蘭的猶太人外，還有這個國家的教育機構（它們失去了一批最優秀的學者和教師，包括科瓦考夫斯基，他不僅本人是猶太人，而且還娶了位猶太妻子）。哥穆爾卡意識到自己所激發的這一切變化時，已為時過晚矣，兩年後他自己也被趕下了台。而波蘭本國的國際聲譽又一次地，並且在以後多年裡一直不可避免地和虐待猶太少數民族連在了一起。

20世紀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處於一種混雜狀態，正痛苦地經歷著從民族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向改革的共產主義轉型的過程。50年代的公審和清洗運動在布拉格到來得比較晚，而產生的影響卻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遠、更長久。這裏既沒有老派的斯大林主義精英，也沒有捷克的哥穆爾卡或卡達爾。舊政權的捍衛者們仍然當道在位。為調查斯蘭斯基案及其他公審案件，專門成立了兩個調查委員會，第一個是在1955年到1957年，第二個則從1962年到1963年。成立這兩個委員會的背後目的，多少承認了政府近期所犯下的罪行，但它卻並不會由此而放鬆現在的統治權。

3月22日，諾沃提尼極不情願地辭去了總統一職，一周後由路德維奇·斯沃博達將軍接替總統職位。又過了5天，中央委員會頒布了一項《行動綱領》，宣布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權；恢復過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譽，並對政治、經濟體制實行「民主化」。此時，共產黨正式批准綱領中所宣稱的要進行「一場獨特的民主共產主義的試驗」，也就是後來俗稱的「人性化社會主義」。經過一段時期后（文件中稱需要10年過渡時間），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將允許成立其他黨派，和它一起參加真正的競選。這些想法並非原創，但經由占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官方機構公開宣布，卻引發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慘謝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的經濟增長與繁榮，驅散了新左派的論調和計劃——對后工業時代的異化以及對現代生活缺少精神質量的強調說法將迅速地被淘汰，而代之為一種新的對工作和薪水的關注。在東歐，60年代的情況是你再也無法在「體制」內工作了；而在西方，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鐵幕的雙方都拋開了幻想。只有那些鐵了心要遊離于政治共識之外的真正的激進主義者——那些在德國和義大利，以及美國和拉丁美洲暗中活動的人——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暴力和犯罪活動。

1967年1月，在黨內專家的建議下，諾沃提尼開始推行預定的經濟改革。在布拉迪斯拉法，改革派經濟學家們提出的「決策非集中化」和增加地方自主權的建議，得到了人們的歡迎，當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與利潤相挂鉤的工資激勵制度——並沒有經過仔細考慮，因此對斯洛伐克效率低下的工廠里那些沒有技術的工人們毫無吸引力。但諾沃提尼完全出於本能地抵制了一切使黨放鬆控制權的改革，所以他鼓勵對提出的建議做修改，目標是加強中央計劃體制。這不僅暗中破壞了西克等黨內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更是遠離了斯洛伐克人的觀點。斯洛伐克的共產黨人自己開始在內部討論建立聯邦制的可能性，以及同布拉格那些年老的共產黨政府官員們合作的困難。這些想法得到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在抱怨的斯洛伐克清潔工、建築工人、教師和店員們的響應，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而且一直被捷克的主流社會忽視。也有人開始談論被遺忘已久的戰前屈辱和斯大林式的對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的大清洗。

對捷克斯洛伐克現任領導人的影射攻擊，顯然是針對了所有的人。如今看來，克里姆林宮的領導層早就在略帶擔憂地關注著布拉格的時局了：勃列日涅夫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華沙條約》國家中在意識形態方面最不值得信賴的分子了。因為他們早就知道布拉格城堡中那些年老的斯大林主義者早已對堅持黨的路線力不從心。如果他們不堅決鎮壓1967年出現的知識分子的反對派的話，那倒不是說他們根本不想這麼嘗試，而是因為他們面臨著兩種束縛：其一是若要繼續推行現在的經濟改革，就意味著要按照匈牙利的路線，適度開放並允許一些反對意見的存在；其二是現在斯洛伐克出現了一些難題。

此外，對布拉格改革的鎮壓——號稱為「使之正常化」——的進程幾乎正在同時進行。即將召開的黨代會被取消了，重新實行了審查制度，並禁止談論有關執行《行動綱領》的一切話題。蘇聯領導層內部對軍事強佔布拉格這種專制統治大為支持。這不僅僅是安德羅波夫和謝列斯特的願望，而且很明顯也是民主德國的沃爾特·烏布里希、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和波蘭的哥穆爾卡等人的心愿。然而，勃列日涅夫卻選擇讓杜布切克繼續執政了幾個月，繼續在該國實行聯邦制（目的是要將主要要求已獲滿足的斯洛伐克人從激進的捷克人中分裂出來）以靜觀事態的發展，同時繼續維持《華沙條約》的現狀。

因此，共產黨領導人確實想按1960年憲法所宣布的，促進捷克斯洛伐克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然而，為實現這一目標卻付出了發展停滯的代價，即使根據蘇聯的標準，這一代價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因此，在1962年12月的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上，共產黨當局決定「調整國民經濟」以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說，接受並允許少量不可避免的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以激活處於停滯不前的經濟現狀。然而，由奧塔·西克和共產黨內另外一些改革派經濟學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讓工人享有一部分工廠利潤以刺|激工人的工作積極性，而不是只要求他們完成國家制定的計劃或規定，卻遭到了黨內強硬派的反對，最終在4年後的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上才得以通過。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只是興之所至地想彌補不健全的體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有一半是出於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經濟決策的做法，或者允許那些實際上存在的私有化生產的合法化，但是他們冒犯了那些擁護舊制度的強硬路線者。其實，赫魯曉夫及其後任勃列日涅夫實施的自由化並沒有對蘇聯體制賴以生存的權力網和官員任命權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脅。的確，正是因為蘇聯集團內部的經濟改善總是得服從於政治優先原則，才使得這些改革收效甚微。

在波蘭，天主教會提供了最重要的批評空間，為那些批評者們提供了庇護，尤其著名的是盧布林天主教大學和一些雜誌。這在哥穆爾卡統治的年代，真是一種奇特的現象：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和天主教神學家們為了捍衛他們的言論自由和公民自由權而找到了共同基礎，這成了兩者後來在20世紀70年代結盟的雛形。然而，在其他地方，卻只有在共產黨內部論壇上才能安全發表這些批評性言論。共產黨的經濟管理這一領域成了發表最「有益」的批評的合適地帶。

這種鼓吹「羅馬尼亞第一」的戰略在國內廣受歡迎。實際上，這也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為了彌補其執政中明顯的非羅馬尼亞根源的缺陷，因而裹以民族主義面目示人。從德治開始，齊奧塞斯庫更是進一步採取了這樣的手段。但是，這一策略在國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是中國在歐洲的代理人，它只能引起那些懷舊的斯大林主義者和完全沉迷於毛澤東思想者的注意。而羅馬尼亞共產黨在國際上卻令人驚奇地樹立了積極的形象。僅僅通過疏遠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共產黨人就贏得了西方崇拜者的仰慕，真是不可思議。1966年8月號的《經濟學家》稱齊奧塞斯庫為「東歐的戴高樂」。

然而，1960年以後該國斯洛伐克地區的情況發生了劇烈變化。新的「社會主義」憲法比以前的憲法更不關注當地人的主動權或意見，並且還收回了戰後斯洛伐克重建國家時的自治權。對大多數斯洛伐克人來說，更直接的後果就是經濟停滯（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增長是蘇聯集團的國家中最慢的一個），導致斯洛伐克中部的重工業發展受到了比其他地區更嚴重的打擊。

而這些事情反過來又在1968年夏天將全國的關注引向了最危險的第三種幻想：杜布切克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他可以說服蘇聯同志們放心，不用擔心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一切——事實上，他們可以從新近贏得民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那裡，從重新恢複信心的社會主義改革計劃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杜布切克之所以會做出這樣致命的判斷，實在是因為捷克的改革家們完全錯誤地解讀了1956年的教訓。他們認為，伊姆雷·納吉錯在脫離了《華沙條約》並宣布了匈牙利的中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堅持留在《華沙條約》內，毫不含糊地與莫斯科結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們就會讓他們自行其是。

在赫魯曉夫統治的年代，蘇聯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從1959年開始，斯大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不再是蘇聯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版本。實行恐怖統治的年代結束了，但是產生恐怖的機構和做法還存在：古拉格勞改局還在，幾萬名政治犯還在勞改營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烏克蘭人。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廢除了斯大林頒布的禁止勞工流動法，縮短了法定工作時間，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推出了生育產假，並在全國推行了養老金計劃（1965年後這一計劃擴大到集體農莊的農民們）。總之，蘇聯以及那些比它更先進的衛星國，至少在形式上變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國家。

1964年夏，華沙大學的兩名研究生雅契克·庫倫和卡勒爾·莫澤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關於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學術性批評論文。他們的論文在語氣和內容上都無可指摘，是馬克思主義的，然而，卻還是未能倖免被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開除，並在官方圈子內被指責為是在宣揚反黨言論。對此，他們做出了回應，於1965年3月向華沙大學黨支部遞交了一封《給黨的一封公開信》。他們在信中指出，現在的官僚、專制政府只關注那些統治精英們的利益併為其服務，而對其他大眾的利益不聞不顧，在對貧窮的工人大眾的服務和統治上卻完全無能，但是審查一切評論和批評。庫倫和莫澤列夫斯基得出結論說，波蘭的唯一希望在於一場以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的真正的革命，要實現新聞自由，並取締政治警察。

而戴高樂本人在1968年5月出訪布加勒斯特后注意到，雖然齊奧塞斯庫的共產主義並不適合西方國家，但卻很適應羅馬尼亞的情況：「對你們來說，這樣的政權很有用，它可以讓人們行動起來，把事情辦成功。」毫無疑問，戴高樂說對了：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並不適合西方國家。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特別兇惡和高壓：自從1958年它疏遠蘇聯后，德治和齊奧塞斯庫更加自由行事，再也不必去附和赫魯曉夫時代的非斯大林化和改革政策。和其他衛星國不同的是，羅馬尼亞決不容忍內部的反對意見。20世紀60年代布加勒斯特那些受自己的社會排擠的知識分子們，無權參与國內事務的爭論（也沒有什麼爭論），只好滿足於閱讀那些來自巴黎的最新出版的新小說派作品，並通過參与到這一世界性的法國文化中而間接獲得樂趣，因為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羅馬尼亞人老是標榜自己和法國之間有著特殊的密切關係。

然而，在蘇聯集團的東歐衛星國中，改革的前景卻顯得比較明朗。這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一種悖論。畢竟，如果連蘇聯公民在面對后斯大林時代的專政時也都束手無策的話，那麼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居民就顯得更加無助了：他們不僅生活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他們本國的領導層也完全服從於蘇聯帝國首都的權威。1956年11月的布達佩斯事件已經對蘇聯的絕對統治權做了最恰當的詮釋。此外，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遭受公審的那些受害者們，時隔10多年後，卻還在獄中受罪。

而同時，那些受赫魯曉夫鼓勵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農場取得的成功卻使人尷尬：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些私人耕種的農場以佔地3%的比例，生產出了蘇聯1/3的糧食總產量。到了1965年，蘇聯人的糧食消費中2/3的土豆和3/4的雞蛋都來自這些私營農場。和波蘭、匈牙利一樣，蘇聯「社會主義」的生存依靠的卻是內部這些非法的「資本主義」經濟，對此它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rｅａd•9９cｓw.coｍ

東歐共產黨國家經濟的失敗並不是什麼秘密。他們只能勉強向居民提供足夠的食物（在蘇聯，甚至往往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他們不斷地、重複地、大規模地生產最基本的工業產品，而並不生產那些需求量在不斷增長的商品——主要消費品不是供應量不足，就是質量太差。此外，由於執行的分銷制度和銷售渠道的原因，這些商品的供應渠道並不通暢，經常由於一些人為因素而造成嚴重短缺，例如銷售環節上的瓶頸問題、瞞報贏利、腐敗，還有大量的浪費，尤其是在食品和其他一些易耗品方面。

在布拉格，對改革運動的破壞令其元氣大傷，只留下痛苦的回味。許多最熱心的整肅者僅在幾個月前還都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最積極擁護者。共產黨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茲德內克·姆萊納爾寫道：「只有在經歷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們才開始看清了誰是誰。」這種從杜布切克開始，然後是共產黨內部，最後又瀰漫到整個社會，在蘇聯君主和各地的僕從面前所表現出的明顯順從，不僅僅是一種蒙羞（簡直可以和12年前的匈牙利相媲美），它給改革年代本身的理想和希望投上了一種起反作用的令人懷疑之光。

但是與此同時，這些政權首先都對穩定更感興趣。因而出現了三種形式的經濟模式。第一種是「卡達爾主義」，它並不適宜於其他國家照搬，因為這是匈牙利領導人自己想出來應付克里姆林宮的策略，為的是讓蘇聯當局相信，並不存在什麼匈牙利的「模式」，這隻是為了解決當地困難而採取的有限而且實際的解決辦法而已。確實，匈牙利的情況也比較特殊，卡達爾老是玩世不恭地在渴望著的匈牙利同胞們面前答應他們去繁華的西方世界旅遊，作為對他們行為良好的一種獎賞，這真是對共產黨統治失敗的默認。現在，整個匈牙利都由一個「新階級」在統治，在為這個「新階級」服務，正如南斯拉夫反對派人士米洛萬·德熱拉斯在1957年的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中所稱呼的那樣：這些由官僚階級和專業人士組成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官僚們，首先關心的最實際問題就是中飽私囊，並確保自己的生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也絕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壓迫狀態。

整個共產黨集團內部掀起了一波抗議性的漣漪。1968年8月25日，在紅場上舉行的抗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活動中，參加者裏面有巴威爾·李維諾夫（斯大林時期的外交部長之孫）和拉麗莎·達尼爾（被關押的蘇聯小說家之妻）。參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東歐各國軍隊都被誤導為是在捍衛自己的國家，以免受到聯邦德國和美國的入侵，但他們後來都悄悄地撤離了，他們的可靠性——尤其是佔領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軍隊——非常令人值得懷疑。在波蘭，對布拉格的鎮壓一方面激起了學生們的抗議，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統治當局對此進行徹底鎮壓的力度。1969年4月，在拉脫維亞首府里加，一位猶太女學生伊利婭·利普斯引火自焚，以喚起人們對蘇聯處置杜布切克行為的警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本身，還有蘇聯集團中原來最親蘇的一些國家，現在無可挽回地轉入了一種抑鬱的默然狀態。

和法國共產黨領導人莫里斯·多列士一樣，在決定跟隨赫魯曉夫的榜樣來批判蘇聯的獨裁專制之前，第一書記安托寧·諾沃提尼一直等待了好多年，以觀察政治風向的變化。捷克所經歷過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時期是如此的極端，歷歷在目，以至於共產黨領導人根本不情願承認他們所犯下的任何「錯誤」，以免貶損1956年波蘭動亂或匈牙利事件會帶來什麼後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就儘可能地故意拖延時日，連矗立在高處俯瞰布拉格的斯大林塑像和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法那座仿製的小雕像也都在1962年10月前一直未被觸動過。

赫魯曉夫在執政的晚期雖然態度相對地比較寬容，但並沒有允許人們直接批評蘇聯領導層：即使到了最「解凍」的時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後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20世紀60年代初期還算是一個文學自由，可以謹慎地從事文化實驗的時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宮發生政變后，一切都變了。這些反對赫魯曉夫的陰謀策劃者們遷怒於他政策上的失敗和專制獨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覆無常令他們坐立不安。第一書記本人也許十分清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但是旁人卻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寬容所誤導。這樣就可能會出錯。

1956年，波蘭為達到和平處理動亂的目的而付出了代價。基督教機構和基督教作家們在哥穆爾卡領導下的波蘭獲准存在，但是共產黨內部的反對派卻受到了嚴格限制。波蘭統一工人黨還是根深蒂固地堅持保守主義態度，儘管他們成功地逃脫了斯大林時期的暴力大清洗。由於一直擔心1956年的動亂會再次出現，黨的領導人把任何對黨的政策的批評都看作對黨的政治壟斷的直接威脅。這在「修正主義」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憤怒，他們不僅對黨的統治深感不滿，還對失去轉向革新的機會、對未完成的「波蘭十月革命」感到十分沮喪。

人們又一次上街舉行了民主大遊行（這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冰球賽中擊敗蘇聯后），克里姆林宮就利用這次機會剝奪了杜布切克的權力，並於1969年4月17日挑選他以前的同事古斯塔夫·胡薩克替代了他。胡薩克是斯洛伐克人，而且以前曾是公審案的受害者（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他曾因「民族主義」罪而被判入獄），他成了可以肅清改革異端而又不會被指責為回到斯大林時期統治的理想人選。捷克斯洛伐克接下來所遭受的壓制，比過去顯得溫和了些，但卻更加高效。政府未使用公開審判的方式，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共產黨內部一切「不可靠」的人物都被清洗得一乾二淨（其中被驅逐的人中9/10都是捷克人）。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現活躍或突出的男男女女都被接受「約談」，要求他們簽訂聲明，棄絕過去的言行，並且不再參与杜布切克的改革。大多數人簽了字。那些拒絕簽字的人被剝奪了工作，並連帶他們的子女和親屬，遭到了社會的遺棄。然而，最大的受害者還是這些年來在黨內外佔據了顯眼位置的那些人物：記者、電視台播音員、雜文作家、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或者學生領袖。

在匈牙利，自稱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們（他們不採用「修正主義者」這個名稱，因為它帶有貶義）根基很深。1961年，雅努什·卡達爾宣布說，共產黨國家認為，今後一切不積極反對的人都將被看作贊成者，所以在卡達爾執政期間，人們才敢第一次感到對共產黨的經濟實踐發表批評是安全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們認為，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土地集體化是一種錯誤。他們還非常謹慎地意識到，蘇聯過分強調大規模開採和生產初級工業產品的做法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總之，他們雖然話不多，卻認為東歐照搬蘇聯強制工業化、廢除私有財產的做法已構成了一場災難。更激進的是，他們還開始尋求途徑，使共產主義經濟能融合價格指數和其他刺|激市場的因素，一起形成一套促進財產和生產集體化的機制。

其原因之一在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據稱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之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過世后，獲得解放了的經濟政策就成了允許知識分子發表不同意見的舞台。另一原因是當時東歐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十分器重馬克思主義，他們將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問題看成實行認真改革的重要理論起點。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主要的解釋卻很簡單：歐洲各個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正在開始出現嚴重失修的跡象。

8月18日，蘇聯才最終正式決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願意——從直覺上感到，無論多麼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勝，但後面的餘震卻可能導致許多麻煩——但此時此刻已勢在必行了。蘇聯領導人預計到，即將召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可能會讓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明顯得勝，而他們現在正切實地害怕捷克的例子會在周邊鄰國中產生影響力。正如格列奇科在決定入侵前召集蘇聯軍事領導人會議時所告知他們的，「即使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要實施。」其實，蘇聯領導人心中十分明白，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風險，這倒並不是因為當時華盛頓方面正全力以赴地在打越南戰爭。僅僅5個星期前，華盛頓和莫斯科剛剛聯合簽訂了《禁止核武器擴散條約》；美國還不想為了這幾百萬迷失了方向的捷克人的利益而破壞這樣的成果。因此，1968年8月21日，來自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和蘇聯的50萬名華沙條約國士兵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那些被逮捕或被開除的猶太裔學生家長、親戚們本人也都被逐出了官場，解除學術職務。檢察官們尤其關注出庭的學生和教授們的名字和出身，這和20世紀50年代斯蘭斯基案和其他公審案很是相似，但在共產主義的波蘭卻還是頭一遭。在反猶主義狂熱的高潮時期，各家報紙都直接按照《紐倫堡法》所制定的標準來為猶太人定論，也許，執政黨里的斯大林主義派系的這種做法毫不令人驚奇。

對東歐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悲劇性拙劣模仿，而蘇聯是對社會主義變革事業的一種永久性挑戰。但和西歐新左派不同的是，東歐的知識分子修正主義者還繼續和共產黨在一起，而且經常是在共產黨內部活動。當然，這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出於需要，但更主要的也是出於真誠的信仰。從更長遠來看，這種聯繫將會孤立這些年來的共產黨改革，甚至敗壞改革的名聲，尤其是在那些正在成長中的、越來越傾向於向西歐同齡人看齊的年輕一代眼裡，他們更看重的是資本主義的現在而非斯大林式的過去。然而從1956年到1968年的東歐這段修正主義時期，為作家、電影製片人、經濟學家、記者和其他一些人打開了一小扇得以看見未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機會之窗。

西方外交官們將他們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羅馬尼亞反對蘇聯獨裁統治當作即將出現一個新的鐵托：穩定、順從，更多地關注當地的權力而不是國際爭端。至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鐵托和齊奧塞斯庫就像卡達爾和民主德國的新斯大林主義領導人一樣，成功地繞過了60年代的暗礁。他們至少在和莫斯科保持妥協時，用自己的方式保障了自己在本國內的權威，而華沙和布拉格的九-九-藏-書共產黨領導人卻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個目標在短期內達到了。斯大林式公審的那些受害者都獲釋並恢復了原職，其中許多案件還是在那些起訴他們的同一批政治家、同一批法官、檢察官和審訊者的要求下獲得了重申。原先的犯人們又重新恢復了黨籍，獲得了一些金錢賠償，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例如一輛轎車），而且有些人還歸還了原來的公寓。他們的妻子重新找到了工作，孩子們也得以重返校園。除了遭受了過去這些實際上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外，共產黨和它在斯大林時代的領導層還在繼續執政，絲毫未受影響。

但是，東歐的情況還是有所不同。到了20世紀60年代，對絕大部分的蘇聯居民來說，共產主義成了他們所知道的唯一一種統治方式。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影響下，共產主義甚至具有了某種合法性。但對蘇聯西面國家的人們來說，他們對蘇聯佔領和武力接管的事還記憶猶新。那些衛星國的共產黨人純粹成了莫斯科的傀儡，在當地缺少威信，這些國家的黨的領導人對當地民眾的感情和利益需求尤為敏感。

20世紀60年代，蘇聯集團內部的經歷必然和西方所經歷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後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變革的呼聲，和西方在蘇伊士危機后要求非殖民化的呼聲一樣，越來越大。然而，對匈牙利動亂的摧毀，表明這種改革只有從一開始就在共產黨的支持下才能取得進展。這反過來也提醒了人們，共產主義的主要動力來自莫斯科當局，一切都得按照蘇聯領導人的心情和政策來做定奪。是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決定著歐洲東半球的歷史命運。

蘇聯領導人不會輕易信服，反而更加懷疑杜布切克的計劃。《華沙條約》組織宣布將在靠近捷克邊境處舉行軍事演習。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法召開的一次華沙條約國成員會議上（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拒絕參加這次會議），勃列日涅夫提出，今後所有的指令全都得以他的名義簽發：「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國家裡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但若還是共產黨，就不得任意背離這些原則……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中削弱任何一個環節，都會直接影響到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它們不會對此漠然視之。」

此時此刻，正如領導層一向擔憂的：公開恢複名譽，小心翼翼地承認斯大林的錯誤，期待哪怕是最溫和的經濟改革，這些情況合併在一起，都已經引起人們對共產黨束縛公眾生活的強烈質疑。1963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可能並沒有得到基層勞動者的普遍歡迎；但對那些作家、教師、製片人和哲學家而言，放鬆斯大林主義的束縛意味著能夠迎來一種新的前景，可以讓人大肆批評，可以有許多希望和期待。

西方各國政府並沒有抨擊羅馬尼亞的獨裁者，反而給予他們各種鼓勵。在羅馬尼亞投了否決蘇聯的票並與之決裂后，它於1967年1月正式承認了聯邦德國，它和西方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熱絡了：1969年8月，理查德·尼克鬆出訪布加勒斯特，成了第一位到訪共產黨國家的美國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民族共產主義得到了回報——「他也許是個共產黨人，但他是我們的共產黨人」。羅馬尼亞成了華沙條約成員國中首個加入關貿總協定（1971年）、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組織（1972年）的國家，接受了歐共體的貿易優惠政策（1973年），並享有美國的最惠國待遇。

因此，60年代人的標語和計劃，遠未重新喚起那代人所熱切想要重新賦予其語言與標誌以新活力的革命傳統，倒反而在現在看來成了它最後的絕唱。在東歐，「修正主義」的插曲及其悲劇性的收場，從實踐上告別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後幻想。在西歐，那些馬克思主義和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也遠遠脫離了當地的實際情況，使它們無法在未來勝任那些公開、嚴肅的辯論。1945年，極右派妄稱自己為合法的政治表現的載體。到了1970年，輪到極左派來效仿他們了。歐洲長達180年之久的意識形態政治終於落下了帷幕。

由此引發了學生組織向波蘭議會的請願潮，波蘭作家協會華沙分會做出了同情學生的決議，科瓦考夫斯基等著名教授、作家們都發表了為學生辯護的言論。有一位作家公開抨擊黨執行的文化政策是「聾子專政」。3月8日，華沙大學的學生們集會，抗議開除米奇尼克和茲拉耶弗一事，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驅散。3天後，這件事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學生示威活動，華沙大學學生罷課。黨內那些新斯大林主義者們開始預言黨已失去了控制，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莫斯科，要注意波蘭出現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修正主義」的危險。

事實上，這場革命從一開始就是自殺式的。這些意圖鄙視並憎惡「消費文化」的運動，從一開始就成了文化消費的目標，反映出了言論普遍脫離行動。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變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狹而又耽於身體情緒影響的人，他們沉迷於自我遐想，這些都預示著接下來10年裡唯我論者以「我」為主的政治傾向的出現。早在這個年代結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種崇拜對象。

遞交《公開信》后的第二天，這兩個人就遭到了逮捕，並被指控犯了鼓動推翻國家的罪行。1965年7月19日，他們分別被判入獄3年和3年半。當局對他們的批評文章里所使用的毫無瑕疵的馬克思主義言詞，它所引用來指出政府經濟表現無能的有效社會數據，以及它所號召的要工人階級用革命來取代現行官僚專政的提法，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新托洛茨基派的支援行動也根本無助於解救這兩位作者。）也許最重要的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已下定決心，要消滅庫倫-莫澤列夫斯基信中呼籲的那種將知識分子的調查分析和無產階級的行動相聯合的可能性。

與赫魯曉夫統治時期相對寬鬆的政策相比，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的處置在蘇聯本國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議，由此引發了幾十年來對蘇聯政府表示不滿的各種運動：在這兩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現了許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於這些地下出版物，湧現出了許多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反蘇聯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最初就是以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案件抗議者的身份出現的。當時年僅25歲的學生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就因為在普希金廣場組織示威遊行，捍衛公民權並要求言論自由，而於1967年遭到了逮捕。早在1963年，他就曾被克格勃逮捕過，罪名是私藏反蘇的文學作品，被關進了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性治療。如今，他因「反蘇活動」罪被判刑3年，送進了勞改營。

不管哥穆爾卡表達的是否其本人的意願，或是否只是在為過去10年來的政策失敗尋找替罪羔羊，或者僅僅是預見到了莫查爾正在蓄意推翻他，而他本人已下定了決心要戰勝他的斯大林主義對手，這些已經永遠無人知曉了。但他所下的決心卻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波蘭當局在整個波蘭尤其是在黨內和學術機構內，掀起了一場蔑視猶太人的浪潮。黨內官員開始散播言論，暗示經濟短缺等問題都是那些猶太裔黨員們造成的。在那些一心為波蘭國家利益著想的「好」黨員和那些心思在別處的其他（猶太）黨員之間，公開地劃分了界線。

與此同時，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另外一種可能會發生動亂的跡象。1967年10月31日，布拉格科技大學的一群學生們在斯特拉霍夫區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抗議切斷他們寢室里的電源。然而，他們要求「多一點兒光！」的呼聲正可以解釋為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難。後來被稱為「斯特拉霍夫事件」的這次示威遭到了警察局高效、殘暴的鎮壓；但這更加重了當時的緊張氣氛，暗示著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西方國家所經歷的學生運動。

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態發展要以當時的三種幻想來定局。第一種是在杜布切克上台後，尤其是頒布了《行動綱領》之後，全國都在傳聞和議論說，「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計劃中也可以包容自由和改革。現在看來，當時所認為的1968年的學生、作家及共產黨改革家們正在「真正」地尋求以自由資本主義替代共產主義，或者說他們追求「人性化社會主義」的熱情僅僅是一種妥協論調或習慣性的表達，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相反，當時存在的是「第三條道路」的想法，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制度媲美，它既尊重個人自由，又尊重集體目標，這種思想對捷克學生們的吸引力，一點兒都不亞於對匈牙利經濟學家們的吸引力。

1968年，全國都在經歷一場心理恐慌，偽先知們利用了接踵而來的「歇斯底里」的狀態，預測整個國家需要堅定不移地回到正道：接受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的統治，即一方面刺|激消費，另一方面又必須接受無處不在的監督統治。

這就是「修正主義」：1957年5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波蘭領導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首先根據當時情景提出了這一說法，用來形容那些知識分子中持批評意見的人。在1956年前，這些「修正主義者」在許多場合下都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在波蘭最有名的是青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萊澤克·科瓦考夫斯基。他們並不是一夜之間就背棄了過去的忠誠，而是在接下來的12年間，按斯洛伐克作家米蘭·西邁斯卡的說法是：「一直企圖在藍圖中挑刺」。和同時代的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們執著于這樣一種信念：在馬克思主義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義的行為之間可以劃清界限。

然而到了1968年，蘇聯更擔憂的是共產黨會失去控制權，而不是軍事安全。早在3月21日蘇聯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佩特羅·謝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壞榜樣的傳染性，他報告說，來自布拉格的謠言對烏克蘭青年的思想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樣在3月，波蘭和民主德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德累斯頓會議上也向他們的蘇聯同伴們發出了類似的告誡（內亂纏身的哥穆爾卡對布拉格公眾輿論批評波蘭反猶主義一事尤為光火）。讓布拉格蒙在鼓裡的是，克格勃首領尤里·安德羅波夫早就說起過必要的話將採取「具體軍事措施」；4月份，蘇聯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秘密授權起草了一份軍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臨時計劃——「多瑙河行動」的第一份草案。

這次入侵遭遇了一些消極抵抗，尤其是在布拉格引發了許多次群眾的上街抗議，但在捷克政府的緊急請求下，他們並沒有像以往那樣遭到鎮壓。蘇聯領導人對這些不友好的接待略感驚訝，因為他們原本以為他們的坦克會受到廣泛的歡迎。他們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那些位居領導層的同伴們，之後又用飛機把他們押送到莫斯科，並迫使他們簽下一份協議，要他們放棄原來的部分計劃並同意蘇聯佔領捷克，這樣一來，克里姆林宮方面就可以裝出一種姿態，承認這些改革家們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並至少暫時同意他們繼續執政。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一切都會顯得很輕率。

兩年後，即1970年，波蘭政府將食品價格提高了30%，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用罷工來表示抗議，結果得到的回應是竟然無人願意支持罷工。然而這些年來的教訓是，倘若波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想要向黨挑戰的話，他們就必須拋棄相互之間的冷漠，結成一種政治聯盟。尤其對亞當·米奇尼克和雅契克·庫倫自己他們來說，更是會好好吸取這一教訓，並且會產生一定的歷史影響。在這一方面1968年的波蘭事件至少有一種積極的後果，儘管是推遲了的。而鄰國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可就大不一樣了。

諾沃提尼和波蘭的哥穆爾卡一樣，面對如此挑戰也束手無策。由於缺少反猶的機會，他只得求助於勃列日涅夫來對付當地對他的批評。然而在1967年12月，當這位蘇聯領導人抵達布拉格時，卻只是含糊其辭地稱讚說，他所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所做的一切都很恰當：「那是你的事情。」諾沃提尼的同事們立刻抓住了時機：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舉出了一位新的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