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學者中都不為人熟知。這些著作於1932年在莫斯科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對這些著作的重新關注，尤其是《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在30年後。突然間，人們可以拋掉傳統的西方左派沉重骯髒的包袱而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年輕的馬克思似乎關注的都是極為現代的問題：如何改變「異化了的」意識，把人類從對自身真實狀態和能力的無知中解放出來；如何逆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權秩序，使人處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簡言之，如何改變世界。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嶄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僅嶄新而且年輕。歷史上大多數年輕人都踏進了充斥著年長者的世界中，年長者們佔據著有影響力、為人榜樣的地位。而對於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並非如此。整個文化生態系統以遠超過以往的速度在發生變化。橫亘于這數量龐大、生氣蓬勃、嬌生慣養、志得意滿、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與數量奇少、毫無安全感、被蕭條和戰爭所壓垮的他們的父輩之間的代溝，比一般兩代人之間的差異要大得多。退一萬步說，對很多年輕人而言，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包括其價值觀、風尚、規則，就在他們的眼前，順應著他們的要求而在不情願地改變。流行音樂和影視界完全由年輕人所主導，並且越來越取悅年輕人，因為他們就是受眾和市場。到1965年，專門以年輕人為服務對象、依賴於他們的惠顧而生存的行業紛紛出現，電台和電視台、雜誌、各種商店、各類產品，一應俱全。

農泰爾校方一直不願嚴格執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們將一個違法居住的人驅逐出校區，並威脅要處分一個正式學生丹尼爾·科恩-本第特，因為他侮辱了一位來訪的政府部長。青年部部長弗朗索瓦·米索夫來到農泰爾，為一座新落成的體育設施剪綵。一個名叫科恩-本第特的當地學生狂怒地質問，為什麼教育部對宿舍爭端（他的說法是「性問題」）不聞不問。部長回擊了這一挑釁，建議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問題，他應當跳進這個嶄新的游泳池冷靜一下。這位有德國血統的學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說：「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團都是像你這麼說話的。」隨之而來的是接連不斷的遊行。到了3月22日，隨著襲擊巴黎市中心的美國捷運公司大廈的學生激進分子被捕，一場運動隨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領袖之一。兩周以後，更多的學生與警察之間發生衝突，農泰爾校區被關閉，運動和行動轉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區的巴黎大學本部古老的樓群中。

與這兩種流行時裝風格都重合的是嬉皮士們類似吉卜賽人穿的帶有很多垂飾的服裝。與源於歐洲的「卡爾納比街」和「街頭鬥士」風格不同，嬉皮風格——其明顯的原始風格中體現的非西方、「反文化」、無性別的主張里依稀有些「烏托邦情調」——是美國舶來品。它的商業效用顯而易見，因此很多順應60年代中期的緊身服裝潮流出現的商店很快就開始努力調整自己的商品。他們甚至有段時間嘗試販賣「毛式服裝」。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領角，配以隨處可見的「無產階級」帽子，「毛式服裝」將三種風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特別如果配以毛澤東的革命紅寶書就更是如此。但是儘管戈達爾在1967年拍攝的電影《中國人》中有一群法國學生努力研究毛澤東並以他為榜樣的情節，「毛式服裝」一直只是少數人的欣賞對象，甚至在「毛澤東主義者」當中也是如此。

60年代後期義大利的一輪抗議活動和破壞行動在1968年的都靈展開，當時學生反對將學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區，這恰巧與當時正在巴黎郊區的農泰爾地區展開的抗議活動遙相呼應。與之同時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羅馬大學學生暴動，抗議議會有關大學改革的議案，后羅馬大學被關閉。但與法國學生運動不同，義大利學生運動組織者對於學術制度改革的興趣並不強，他們更把自己看作與工人運動一體，就如他們組織的名稱（例如「工人先鋒隊」、「工人權力」）所表明的。

在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以及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看來，這種對於馬克思本人都不願意出版的文本的堅持，是非常不嚴肅的。但同時它也具有一種潛在的顛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閱讀這些文本、去隨意解讀馬克思，那麼共產黨領導的權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權威）就將覆沒，而當時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觀點也將覆沒。因此毫不奇怪，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發動了反擊。路易·阿爾都塞（法國共產黨的首席理論家，享有國際名聲的馬克思主義專家，法國高等師範學院教師）通過聲稱在「年輕的」受黑格爾影響的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為自己贏得了專業上的名聲和短暫的知名度。他認為，只有後期的著作才是科學的，因此才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的理論主張建立在對馬克思做古怪的結構主義解說的基礎之上。它對當時追求「理論」的年輕人的吸引力與其晦澀的詭辯力量成正比（老一輩的學者們對此很是冷淡）。但它所聲稱的權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堅持說，只有一種正確解讀馬克思的方法，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國，阿爾都塞的光環隨著他所鼓吹支持的黨的衰落而褪去，時至今日，只有英語國家學術界外圍的學者才對他的晦澀理論有些興趣。

到20世紀60年代末，義大利每7個年輕人中有1個在上大學（10年前為每20人中有1個）。在比利時，這個數字為每6個人中有1個。在西德，1950年時總共有10.8萬名學生，當時傳統的大學已經開始人滿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萬人。在法國，到1967年，大學生人數已經達到1956年公立中學學生的人數。歐洲各地學生的人數遠遠超出以往任何時候，而他們所獲得的教育質量在迅速下降。圖書館、宿舍、教室、食堂，到處都擁擠不堪，條件也相當惡劣（即使新建學校也是如此，而事實上新建學校尤其如此）。戰後各國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儘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學建設、設備和教師的配備上。當然這樣的做法是對的，這在任何情況下也都是由選舉政治所決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價。

當時如此眾多的爭端和要求都與政治而不是經濟有關，這也說明了60年代的奇特狀況，以及當時一些最重要的公眾活動家們的社會背景。和1848年的革命類似，60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識分子的革命。但是儘管當時很多參加者都沒有意識到，事實上人們對時局的不滿中還是有一些經濟上的原因的。儘管戰後幾十年的繁榮還沒有到頭，西歐的失業率處在歷史最低點，但西歐新一輪的勞工爭端在60年代初已經預示了即將出現的麻煩問題。

到20世紀50年代為止，歐洲多數孩子在小學教育完成後便離開學校，年齡通常在12歲至14歲之間。在很多地方，19世紀末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也並沒有得到有力執行——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和共產黨掌權前的東歐國家裡的在家孩子一般會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時節輟學。中等教育仍是為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所專享的特權。在戰後的義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成千上萬名罷工者與學生們至少有一個共同點。不管他們有什麼具體的抱怨的理由，他們首先都是對自己的生存狀態不滿。他們並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麼具體的好處，他們想要的是改變生活方式，這些在他們的小冊子和宣言、演講里都有明確的表述。這對於當局來說是好消息，因為這就降低了罷工的情緒，使他們的注意力從政治目標上移開，但它也指出了一種普遍存在的、難以面對的社會病症。

老一輩的左派人物對強調性滿足是一種極端目的的說法是相當反感的。關於自由社會的自由性|愛一說並不是什麼新思想，19世紀初的一些社會主義派別就曾鼓吹過，而且在蘇聯成立之初，對道德方面明顯地也相當寬鬆，但歐洲激進主義的主流傳統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們即使在年輕的時候，在文化上也從未脫離主流或冒險持有開放的性觀念，他們認為那些都是波希米亞人、美學家、藝術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帶有個人主義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傾向。

歐洲歷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張是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即藍領產業工人階級。事實上，對共產黨而言，它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這種將社會主義等同於城市工人的做法並不僅僅是一種選擇。這是意識形態左派的明顯特徵，由此他們與其他願望良好的自由主義或者天主教派的社會改革者們相分離。工人階級的選票，特別是男性工人的選票，是英國工黨、荷蘭和比利時工人黨、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和中歐那些德語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基礎。

「一號公社」是一個毛主義小團體，它積極推動以性亂作為解放的途徑。他們在1966年流傳這樣一張自畫像式的照片：7個裸體男女手腳張開貼在牆上，註解是「光牆上的光身毛主義者」。照片後來於1967年6月在《鏡報》上刊登。突出裸體的設計，顯然是為了使人們聯想起那些集中營里無助的裸體囚徒。看，照片說：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現在有叛逆的毛主義赤身露體的革命者。如果德國人能夠正視我們的身體所表達的真理，那他們也就能夠正視其他的真理了。

同時，他們也降低了帽子的產量。可以看到，作為最主要的帽子市場的青少年市場，髮式代替了帽子成為自我表現的最佳形式。傳統的帽子只限於在為「年長者」舉行的正式場合上戴。但帽子並沒有就此消失。在服裝裁剪變革的第二階段，式樣活潑、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裝」（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繼承而來）被更「嚴肅」的外套所代替，這與音樂上的變化類似。年輕人的服裝裁剪和營銷都更強調其靈感源自「無產階級」和「激進分子」：不僅僅是藍色牛仔褲和「工作襯衣」，還有靴子、深色夾克以及皮製「列寧」帽（或是氈帽的變種，令人想起19世紀匈牙利起義者所戴的「科蘇特」式的帽子）。這種更帶有政治自覺意識的時裝在英國並沒有真正流行，但在60年代末，這種服裝成了德國和義大利極端分子和他們的學生追隨者們的半正式制服。

從1956年開始自稱的「新」左派尋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馬克思年輕時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論文中、19世紀40年代初期的筆記里（當時馬克思剛過19歲，還只是一個傾向於黑格爾派歷史觀點、帶著絕對自由的浪漫主義夢想的年輕哲學家）找到了它們。馬克思自己覺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發表；確實，1848年革命失敗的後果使他堅決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當代政治，從此以後他就一直關注這兩個領域。

「結構主義」這一後人給它起的名稱是極有誘惑性的，作為整理人類體驗的一種方式，它與年鑒歷史學派如出一轍。年鑒歷史學派當時最出名的鼓吹者當數費爾南·布羅代爾，他的名聲建立在研究「長時段」，即對長期以來緩慢變換的地理和社會架構進行全景式歷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當時的學術風格。但更重要的是，結構主義讓知識分子和專業外的人士都覺得容易理解。如認知學科領域的列維-斯特勞斯的仰慕者們所說，結構主義甚至不是一個表徵理論：它所描述的社會代碼，或「符號」，並不與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聯繫，而只是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與其他符號相聯繫，因此它就不必受經驗的檢驗，或被證謬——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證明結構主義是錯誤的。它的斷言帶有打破傳統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產生矛盾的特點，為它贏得了廣大的追隨者。無論什麼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種「結構」的組合來解釋，就像皮埃爾·布列茲將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為「結構」時所說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

人們最熟悉的同時也是短命的例子發生在1968年春的法國。它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其震撼力，以及發生在巴黎街頭的暴動所具有的象徵意義，而不是因為它帶來了任何持久的效應。「五月風暴」起始於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個沉悶的街區農泰爾，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學一個匆忙建起的新校區。農泰爾校區的學生宿舍長期以來已成為正式學生、「地下」激進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販子和癮君子的流動家園，租金沒人支付，男女宿舍間還有很多晚間的活動往來，儘管官方對此嚴令禁止。雙方的摩擦由來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東尼區的學生宿舍區發生了長達幾個月的爭端之後，一個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當時稱得上是激進的做法：21歲以上的學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異性，而21歲以下者只要有父母書面同意也可以如此。這種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許的。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徵在1967年後風頭漸勁，因為與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擊隊活動有關聯。但即便如此，他們在歐洲也從未真正造成大的影響。我們千萬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後被西方青少年奉為烈士、猶如耶穌的傳奇誤導：60年代的歐洲一直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運動」，也並未真正越過大西洋，至多不過是沖刷了英國和荷蘭的海岸，以比別處更嚴重的毒品問題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殘跡，以及一張非常獨特、經久不衰的唱片。

學生的騷亂和佔領學校引發了全國各地接連不斷的罷工和佔領工作場所事件。到5月底，法國已處於近乎癱瘓的狀態。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議活動是法國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記者們發起的，針對他們的政治領導對報道學生運動，特別是報道防暴警察的過度暴力行徑的禁令。但是當大罷工蔓延開來，從圖盧茲的飛九_九_藏_書機製造廠到電力和石化工業，甚至到了巴黎市區邊緣巨型的雷諾工廠時，很明顯，製造危險的就不僅僅是幾千名躁動的學生了。

聯邦德國的知識分子都非常熱衷於這種觀點。一些有名氣的作家、劇作家和電影導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馬丁·瓦爾澤、漢斯·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尤爾根·哈貝馬斯、羅爾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賴茲等，都出生於1927年至1932年間，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納粹主義及人們對它的迴避態度上。但是一群更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戰後幾年出生的一代，對此的態度更為尖銳。他們對之前發生的事沒有親身體驗，他們透過失敗的稜鏡看德國的過錯，認為這與其說是納粹主義的過錯，不如說是波恩共和國的過錯。因此，對魯迪·杜契克（生於1940年）、皮特·施奈德（生於1940年）、古德龍·恩斯林（生於1940年）或是更年輕一些的安德里亞斯·巴德爾（生於1943年）和雷納·維爾納·法斯賓德（生於1945年）而言，聯邦德國戰後的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才是個問題。不帶政治色彩、消費主義的、在美國保護殼下的聯邦共和國不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與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氣，試圖否認德國的歷史，將歷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傳中。甚至連它的憲法內容都不夠真實，正如法斯賓德所說的：「我們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給西部佔領區的，並不是我們自己贏得的。」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對此充滿蔑視的法國共產黨領導層正確地指出的，這是一次鬧劇，而不是革命。它具有傳統法國革命的所有象徵物——武裝遊行者，街壘，對具有戰略意義的樓房和街口的佔領，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這些年輕的男女學生們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出身，事實上，很多人本身就屬於巴黎的資產階級，法國共產黨領袖喬治·馬歇輕蔑地稱他們為「爸爸的兒子們」。當他們在街頭列陣與法國國家政權的武裝力量作對時，是他們自己的父母、姑媽、奶奶從舒適的資產階級公寓樓的窗口向他們投以蔑視的目光。

歐洲典型的一些大學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魯汶、弗萊堡、劍橋、烏普薩拉等等，都是幅員狹小且遠離都市（幾個世紀以前，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才選擇了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學是個例外，但只是個特例。歐洲的大多數大學缺乏美國大學意義上的那種校園（但在這一點上，英國的大學，尤其是牛津和劍橋，明顯地屬於例外），它們完全融入周圍的都市環境：學生們在市鎮里居住，依賴於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種服務。最重要的是，儘管很多學校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歐洲的大學幾乎沒有自己的任何物質資源。他們的資金來源完全依賴於城市或國家。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當時的民主德國，或是他們的德國祖先被趕往的更東面的一些地方，像東普魯士、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們父輩對於失去的在德國往昔的種種的懷念，在他們自己的夢想中留下了影子，嚮往著東面一個更好的德國。民主德國，儘管（或是由於）其壓制的、實行審查制度的威權體制，對於徹頭徹尾的年輕激進分子而言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與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這種態度。

為什麼「非官方」的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會有如此轉變仍是個值得爭論的話題。通常採取傳統的低調、隨和策略的義大利共產黨被指責在他們的「系統」內做手腳，尋求穩定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評家指責為「客觀上的反革命」。而義大利政治制度本身就很腐敗，而且似乎使變革難以滲透：在1968年的議會選舉中，基督教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選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黨則處境很糟。但是儘管這一情況也許可以解釋議會外左派的不滿，它並不能充分解釋這些人為何轉而動用暴力。

因此，第一代工業化生產造成的破壞，加上對現代性的不滿情緒，兩者重疊，產生了衝突。非熟練工和半熟練工——他們通常來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婦女——從未被吸納到工業化的北方那些歷史悠久、由男性熟練工人所組成的工會。在歷時已久的勞資緊張關係之上，現在又增加了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之間的多重爭端。菲亞特汽車製造廠和倍耐力橡膠公司里的熟練工人有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們在工作時間、工資差別、紀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決策上要求有更多的發言權。而那些非熟練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標，但反對另一些目標。他們主要反對的一點是令人筋疲力盡的計件工作指標、超強度的大規模機械化流水線，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環境。

在1956年和1968年間，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以一種「活動中止」的狀態存活並繁榮著：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因1956年的種種事件的披露而名聲掃地；西方各國的共產黨不是在政治上變得無足輕重（如在斯堪的納維亞、英國、聯邦德國和低地國家），勢頭漸弱，就是像義大利，在竭力使自己與莫斯科劃清界限。由各國的列寧主義政黨所體現在歷史和政治主張中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大多失去信譽，特別是在其仍維持統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國家將選票投向共產黨的人對它也表現得毫無興趣。

如果說60年代的主流音樂文化似乎都與性有關——至少在它短期內轉向毒品和政治之前——這其實也是風格問題。更多的年輕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離開父母的時間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藥也比以前更為安全、易用、合法。電影和文學中的裸體、濫交等表現也更為常見，至少在西北歐是如此。由於這些原因，年長的一代相信的有關性的種種禁錮已經全然崩潰，而他們的孩子也樂於讓他們面對這種夢魘。

在理論革命的前沿是歷史學科和其他更「軟」的社會科學學科。歐洲對歷史學研究的興趣從上一代就開始復甦：《經濟史評論》和《經濟、社會、文明年鑒》都創刊於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體現。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小組」和頗具影響力的社會歷史刊物《歷史與現實》，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影響而成立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專業，還有稍後的在聯邦德國的貝勒菲爾德大學以漢斯-烏爾里希·韋勒為中心的社會歷史學學派。

展望未來的學生人數，同時也作為較大範圍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戰後歐洲各國的政府都開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國，離校年齡在1947年提高到15歲（到1972年提高到了16歲）。在義大利，在戰後的最初幾年，多數孩子事實上在11歲就離校，而在1962年，這個年齡提高到了14歲。1959-1969年的10年間，義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兒童數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國，1950年高中畢業生的數量是區區3.2萬人。20年後，這個數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學畢業生人數佔到了該年齡段總人口數的20％。

德國的議會外的左派因此與它的根基——反納粹的主流——失去了聯繫。因為維利·勃蘭特的社會民主黨與基辛格組成了聯合政府，之前投身社會民主黨的學生組織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轉移到了邊緣。他們的組織比歐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運動更明確地反對西方，特意選擇了第三世界的名字，當然會包括「毛主義者」，還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羅人」一類的名字。這種對反西方的強調反過來促成了一種有意識地追求異國特點的、相當怪異的反文化，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也是如此。

20世紀60年代是理論的偉大時代。有必要說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這裏的理論當然不是指當時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學上的那些創造性突破，因為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關心的。同時也不是指歐洲社會思潮的復興：20世紀中期沒有產生像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穆勒、韋伯或塗爾干那樣的社會學理論家。「理論」也不是指哲學：當時最廣為人知的西歐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卡爾·雅斯貝斯、馬丁·海德格爾、貝內德托·克羅齊、莫里斯·梅洛-龐蒂、讓-保羅·薩特——當時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經改做別的事情，而東歐的思想領袖，如楊·帕托斯卡和萊謝克·科瓦考夫斯基在其國門之外仍鮮為人知。至於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聲中歐的一幫有朝氣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理論家，大部分倖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國、英國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別在各自的領域成為現代「盎格魯——撒克遜」學術的核心人物。

這種自我否定的、對外國模式的推崇在歐洲並不新鮮——托克維爾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對18世紀法國革命前的知識分子頗具吸引力，而且當年蘇聯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紀60年代，遠東或是遠南地區的榜樣被高舉著，讓歐洲來學習。米蘭和柏林的激進學生受到鼓舞，要學習東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國學生領袖魯迪·杜契克將毛澤東的理論和托洛茨基的戰術進行創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隨者們進行一次「穿越體制的長征」。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時裝、大眾文化、性等，都不應該被當作做秀的無聊玩意兒而不屑一顧。這是新一代人與其祖父母時代一刀兩斷的方式——老人們（阿登納、戴高樂、麥克米倫，還有赫魯曉夫）仍掌控著歐洲大陸的各種事務。當然，60年代沉溺於自戀的現象將永遠被後人與這一時代聯繫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裝腔作勢的各個方面集中起來，聽上去確實很假。但在那個時代，對那些人而言，這些都是新穎的、鮮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當代藝術，或是60年代後期那些憤世嫉俗的電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資藝術的對比之下也顯得真實、令人耳目一新。年輕人們認為「做自己的事情」、「讓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愛，不要戰爭」就可以改變世界，那唯我獨尊的時代心態一直是種幻覺，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但這並不是那個時代人們所有的唯一的幻覺，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覺。

除了在斯堪的納維亞，大部分的勞工階層並不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他們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無所不有。但是傳統的左翼黨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勞工階層的選票，因此與他們有著深切的認同感。但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一階層在逐漸消失。在西歐的發達國家，礦工、鋼鐵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紡織工人、鐵路工人和其他各類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隨後到來的服務業時代，他們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勞動者所代替。

到1967年為止，英國的首都有超過兩千家商店自稱為「時裝商店」。多數都厚著臉皮模仿了卡爾納比街沿街服裝店的風格。卡爾納比街長期以來是男同性戀者的聚集場所，現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戀和異性戀者的「新潮」時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時裝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裝裁剪革命的法國時裝店，1965年4月13日在古戲街開業。不到一年時間，一連串模仿其風格的時裝店開業，全部被冠以時髦的英國風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溫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從1936年發生人民陣線佔領工廠事件以來，有些事在歐洲的產業衝突中沒有受到很多注意。它們之所以不太受到工會和政黨的關注，是因為焦點只集中在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等更傳統、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這些要求與學生激進分子的言論大致吻合（後者與工廠里的那些好鬥分子在其他方面幾乎毫無共同之處），學生激進分子對於過度擁擠、管理混亂的大學也是牢騷滿腹被排除在決策和權力之外的感覺，反映了60年代的另一維度，而其涵義在當時並沒被充分覺察到。正因為有由立法選舉和總統選舉組成的兩輪全民公決的選舉制度，法國的政治生活才在60年代中期合成一個圍繞兩大政治陣營的選區和議會而相互組合的穩定體系，一個政治陣營是共產黨和社會黨組成的左翼，另一個是由中間分子和戴高樂主義者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協議，較小的政黨和邊緣組織不是被迫和四大組織之一融合，就是被從主流政治圈中排擠出局。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戰後的人口|爆炸帶給社會的衝擊隨處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歐洲到處都是年輕人——1968年的法國，年紀16歲至24歲之間的學生人群超過了800萬，達到全國總人口的16.1％。在早些年，這樣的人口|爆炸早已對國家的食品供應造成了嚴重壓力；即使可以讓所有人糊口，他們的就業也會是大問題。但在經濟高速增長高度繁榮的時期，歐洲各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吃飯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輕人的就業，而是如何教育他們。

在此情況下，義大利社會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組織，而是幾個非正式的「議會外」左派組織。他們的領袖——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人，主張工人自治的學術界理論家，以及學生組織的發言人——很快認識到工廠里新的不滿情緒的源泉，迅速將他們吸收進自己的組織。再者，大學本身的情況也完全相仿。那裡同樣存在著一股新增的、未經組織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學生），面臨著極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同樣也有一幫長期以來擁有掌握決策權的舊式精英人物壓在學生頭上，在學生的工作量、考試、成績和懲罰措施等方面恣意妄為。

法國的「五月風暴」帶給人們的心理影響比它的實際意義要大得多。這顯然是一次實時在全球電視觀眾眼前展開的一次革命，其領袖們是一群風度迷人、口齒伶俐的翩翩少年，帶領著法國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瀰漫著歷史感的街道上。當時的學生領袖中沒有rｅad.９９cｓｗ•ｃom女性。在當時的照片和新聞紀錄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們醒目地騎在她們的男朋友的肩頭，但她們充其量不過是學生大軍中的「步兵輔助部隊」。1968年的青年動亂在「性」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而對性別歧視卻並不關心。他們提出的種種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學術環境、結束道德監察，或者僅僅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的。而且他們儘管拳頭緊握、滿口革命言辭，但並不具備實際的威脅性。全國範圍的罷工運動儘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給學生們的行動增添了一重光環：他們意外地觸動了社會怨恨的爆發，但後人認為是他們預見甚至製造了這種爆發。

具有偉大文化意義的時刻，一般是在做歷史回顧時才為人所認識。而20世紀60年代卻不同：那一代人對於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和他們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這正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誰人」樂隊的歌詞，在6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在「談論我這一代人」。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見這也造成了一些視角上的扭曲。對於現代歐洲而言，20世紀60年代確確實實是現代歐洲有著非凡結果的10年，但並不是當時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樣樣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對偶像崇拜的衝動，不管是在服裝樣式還是思潮方面，都猶如曇花一現；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務領域真正革命性的轉變，儘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後才看到效果。同樣，60年代的政治版圖也容易給人以錯誤的印象——最重要的變化並不總在最出名的地方發生。

反軍國主義在德國學生抗議活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因為它不僅表現了對聯邦共和國的譴責，同時也表現了對其前身——納粹的譴責。隨著反「越戰」情緒的升溫，這種將過去和現在放在一起加以譴責的對象擴展到聯邦德國的軍事教父——美國。在少數激進分子口中，美國一直被稱為「法西斯」，現在則成了更多人的敵人。確實，譴責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罪行幾乎代替了對德國自身的戰爭罪行的討論。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劇作《越南話語》中，明確地將美國與納粹相提並論。

在他們眼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充滿了自大和虛偽。首先可以證明的例子是《明鏡周刊》事件。在1962年，這一德國主要的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系列調查聯邦德國國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納手下的巴伐利亞國防部長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有一些不當行為。在阿登納的授意和施特勞斯的命令下，政府襲擊了報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辦公室。這種濫用警力以壓制不利報道的無恥行徑激起了人們普遍的譴責——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蘭克福彙報》也發文稱「這是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的恥辱，因為沒有了出版自由，沒有了不可分離的出版自由，民主就無法存活」。

60年代的活力並不在於理解這個世界。如卡爾·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稱的（此文系他年僅26歲時所寫，近年來被人引用頗多）：「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至於如何改變世界，只有一種偉大理論是將對世界的解釋和改變世界的宏偉大業聯繫在一起的；只有一種元敘事既可以解釋一切、又可以讓人類採取行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大業。

卡爾納比街風格在整個西歐被克隆（只有在義大利的影響不甚明顯）。它的特點是顏色鮮艷、剪裁貼身，不分性別，不適合30歲以上人士穿著。「新男士」出售的紅色緊身燈心絨褲和黑色緊身襯衣成為之後3年巴黎街頭遊行示威者的正規服裝，而且被四處抄襲。與60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樣，這些服裝出自男人之手、為男人所設計，但年輕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穿了。這甚至影響到了巴黎主流的時裝設計公司；從1965年起，巴黎的女式時裝店製作的寬鬆褲子多過了裙子。

這種靠推斷來產生的毛澤東主義的革命浪漫主義和工人主義教條的結合，表現在《不斷鬥爭》雜誌和它的派別中。就像通常的情況一樣，這個刊名就是對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斷鬥爭》創刊於1969年秋，當時早已有充分跡象表明它的行動即將轉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靈學生示威中有這樣的口號：「反對工廠里的社會和平！」「暴力統治的地方必須使用暴力！」在隨後的幾個月里，大學、工廠的示威遊行的暴力程度越來越高，這種暴力既是語言上的（「國家不要改，要砸！」），也是實質上的。當時義大利學生運動中傳唱最廣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貼切至極。

但正由於1968年5月社會情緒的基調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過去之後，法國有關「五月風暴」的暢銷書都不是什麼分析歷史的嚴肅作品，更不是莊重的時代宣言，而不過是當代塗鴉和口號的彙集。脫胎於牆頭塗鴉、布告欄和城市街道，這些充滿巧智慧的「一句話文學」鼓勵年輕人去做|愛、尋找樂趣、嘲弄權威，總的說來就是：愛怎麼做就怎麼做——順便改變世界。就像口號里說的：Sous le pavé, la plage（鋪路石底下是沙灘）。1968年5月的口號發明者們從來沒有請讀者們去干任何嚴重傷害別人的事，甚至對戴高樂的攻擊也只是把他當作一個老朽、障礙，而不是一個政敵。他們表達了一種煩躁和失望，但也明顯地有一點兒憤怒。這場革命沒有犧牲者，這就最終意味著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當然，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失敗，托洛茨基後來的追隨者才對它趨之若鶩。過去或許不堪回首，但他們認為，蘇聯革命被反動官僚們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熱月政變」終結了雅各賓派的統治，對以往的錯誤進行分析可以幫他們在以後奪取勝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暫地擁有過權力——他畢竟在蘇聯政權成立的早期起過關鍵作用，對後來蘇聯路線的偏離也負一定責任。對於那些政治上毫無經驗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敗者是歐洲那些失敗的共產主義領袖、那些根本沒有機會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的人們。

戴高樂主義者、政府總理喬治·蓬皮杜很快地採取了解決麻煩問題的措施。在最初的對抗之後，他不顧來自政黨內部和政府的批評，撤走了警察，讓學生事實上控制了學校和周圍的街區。蓬皮杜和戴高樂總統都對名聲大振的學生運動深感棘手。但是，儘管最一開始在短時間內使他們大吃了一驚，但是他們並沒有覺得受到威脅。時機一到，就會有警察到來——特別是防暴警察。這些防暴警察都是貧窮的外省農民的兒子，讓他們去砸破養尊處優的巴黎特權階級年輕人的腦袋，他們絕不會手軟，可以依靠他們恢復秩序。但是讓蓬皮杜擔心的事遠比這件事情嚴重。

在保守的長者們看來，這種對於外國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舊歐洲所擁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則已經被胡亂堆砌成一個意識形態的巴別塔，全無章法。義大利學生們提出，在新的服務型經濟下，大學成為知識生產中心，因此學生是新的工人階級，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濫用到了極點。但至少他們還遵循著辯證法，還在遊戲規則的範圍以內。幾年後，當一家名為《裸體的國王》的米蘭學生報紙號召「歐洲的無產階級青年們，吉米·亨德里克斯將我們聯合在一起」時，辯證法就蛻變成了滑稽劇。正如批評他們的人們從一開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輕人們根本就是鬧著玩兒的。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歐洲所有國家的大多數年輕人都不是學生（這一細節容易被這一時期的記載所忽略），特別是如果他們的父母是農民、工人、沒有技術或是從偏遠省份或國外來的移民。在這些並非學生的年輕人中間，大多數人所經歷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在60年代後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學內外發生的。這些人的意見，特別是他們的政治觀點，是不能從他們的學生同齡人那裡來推斷的。不過在其他方面，年輕人們倒是有著鮮明的、共有的文化。

與此同時，人們認為其他地方的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有所區別、脫離了後者的道德沉船，對它們普遍給予了思想上、學術上的關注。自從其創始人去世以來，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黨中間就有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和分離出來的各種派別，紛紛自稱是「真正的」繼承人。這其中有少數派別，例如英國社會黨，仍然存在且仍在誇耀自己政治上的純潔性，聲稱只有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原始文本的解讀才是唯一正確的。而19世紀後期的社會主義者的各種運動、圈子、俱樂部、社團等組織，多數都在1900-1910年間被總體目標相同的社會黨或工黨所吸收而聯合起來。現代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種種爭端的根源都在於其後列寧主義所帶來的分裂。

60年代的文化混亂中有一個比其他地方更明顯的德國變種，它把性和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德國激進分子組織（也包括奧地利，至少是維也納）追隨馬爾庫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賴希等等20世紀德國研究性和政治壓迫關係的理論家，為裸體、自由性|愛和反權威主義的兒童培養大唱讚歌。他們隨意地將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傳，認為它是納粹主義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團體中還出現了一種怪異而且恐怖的類比，將希特勒造成的猶太人受害者與60年代的年輕人相提並論，因為後者是父母在性壓抑的政府壓迫下的犧牲品。

因此德國左派對華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聞。聯邦德國20世紀60年代的臉，就像整個西歐一樣，堅決地轉向自己內部。那個時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當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視線投向外國，那也是因為外國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種令人憤怒的限制。

如果美國比希特勒政體好不到哪裡去——如果正如當時的口號所說，US=SS（美國=黨衛軍），那麼把德國等同於越南也只不過是一步之遙了：兩個國家都被外國佔領者分割，都孤立無援地陷於其他民族之間造成的衝突。這樣的提法使聯邦德國的激進分子同樣地蔑視波恩共和國目前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聯盟及其以往與法西斯的勾結。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進分子得以重提當年的說法：德國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這種論調一向與極右勢力的觀點一致。

1967年6月，在柏林反對伊朗國王的示威活動中，警察開槍打死一個名叫本諾·奧內佐格的學生。杜契克宣稱奧內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謀殺」，號召民眾群起討伐。幾天之內，聯邦德國各地共有10萬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幾天後，一向批評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評家哈貝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們說，他們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會黨學生會說，「法西斯左派」與右派一樣致命。那些動輒提到「潛在的暴動」與和平的波恩政權的「抑制著的寬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來挑動政府進行鎮壓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法國社會繁榮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評論家認定抗議的浪潮並不是出於不滿，而不過是出於無聊。但是那些不滿確確實實存在著，而且不僅僅是在那些工作條件一貫不盡如人意的像雷諾地區的工廠，實際上到處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國已經按長期習慣將法國權力集中到一處、集中在幾個機構手中。很多人都認為，法國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優越的、傲慢的、等級分明的、難以接近的人所掌管著，事實上也是如此。甚至連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尤其是他們的子女）也覺得這種情況令人窒息。

然而，60年代仍是意義非凡的10年。從玻利維亞到東南亞，第三世界處在動蕩之中。「第二世界」的蘇聯只是在表面上局勢穩定，但已維持不了多久，這是我們即將看到的。至於西方的主要國家，被暗殺和種族騷亂所搖撼，同時在越南發動了全面戰爭。美國的國防開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達到頂峰。歐洲人在「越戰」問題上觀點沒有分歧，各個政治派別都堅決反對「越戰」，因此「越戰」成為發動整個歐洲反美運動的催化劑，甚至連英國也包括在內：英國整個10年裡規模最大的遊行就明確是為反對美國的政策而舉行的。1968年，「聲援越南運動」將成千上萬名學生組織起來，穿過倫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大使館，氣憤地要求結束越戰，而英國的工黨政府則漫不經心地支持著這一行動。

這種對外國的新興趣，一部分來自當時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激勵，一部分是因為歐洲自己的幻想破滅，轉而將其投射到其他國家。這種關注很少以對當地的了解為基礎，儘管當時產生了專註于「農民研究」主題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古巴和中國的革命，被認為是具有各種優點而且成就非凡的，而這些在歐洲都無處可覓、令人失望。義大利馬克思主義作家瑪利亞-安東尼埃塔·馬喬基抒情詩般地比較了當代歐洲的悲慘形勢和中國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后的烏托邦，而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正處於巔峰時期：「在中國，人們身上沒有任何在商品社會裡個人所發生的異化和神經錯亂跡象。中國人的世界是緊密的、健全的、絕對完整的。」

因此，激進分子九*九*藏*書們對聯邦共和國的「虛偽」的憎恨，使他們很少會懷疑民主德國的共產黨人的說法，稱他們正視德國歷史，清除他們過去的法西斯德國。再者，將聯邦德國同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綁在一起、並將反共產主義當作其政治內容的核心，這本身也成為新左派的打擊目標，特別是在「越戰」的年月里更是如此，這就說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態度。強調「共產主義所犯下的罪行」，只不過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資本主義罪行的視線。正如丹尼爾·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時所說，共產黨人或許是「斯大林主義的壞人」，但是自由民主黨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20世紀60年代的進程中出現了各種應用性結構主義：有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的，當然還有文學上的結構主義。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學術勇氣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銷能力的人，他們有幸進入學術界的聚光燈下，繼而成為國際知名人士，就像電視成為大眾媒體一樣。如果換作早些時候，米歇爾·福柯可能會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樣，成為沙龍的寵兒、巴黎講座圈的明星。但《詞與物》在1966年發行頭4個月便銷售2萬冊，福柯可謂一夜成名。

儘管每個國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標誌和習俗，以及本土獨有的特點（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廣場舉行的兄弟節是法國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標誌性|事件，但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為人所知），這一時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樣式卻以前所未有的輕鬆跨越了一條又一條國界線。大眾文化必定會成為國際性的。某種潮流（音樂或是時裝）在英語國家——往往就在英國——開始，然後再向南、向東，藉助著日益視覺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國界）的文化流行開來，只是偶爾會因為當地的一些不同趨勢，或更多時候是由於政治干預而受到阻礙。

在這些罷工事件以及1968-1969年的罷工事件背後，是人們對於隨著戰後增長減慢後日益縮水的實際工資的不滿，但抱怨的真正緣由在於工作狀況特別是僱工和老闆之間的關係。除了在奧地利、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情況不同之外，歐洲工廠和辦公室里的勞資關係相當糟糕。在米蘭、伯明翰或巴黎工業區的任何一個普通的車間里，充滿仇恨的、好鬥的工人們受到強硬、專橫的僱主們的嚴密監視，雙方之間幾乎毫無交流。在西歐很多地方「工業關係」一詞的意義根本就無法成立。

福柯本人堅決擯棄「結構主義者」這一標籤，就像阿爾貝·加繆一直堅稱他從來不是「存在主義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義」為何物。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認，他是怎麼認為的並不重要。「結構主義」已經成為所有對過去或現在貌似顛覆性的敘述的簡稱，傳統的線性的解釋方式和範疇都已動搖，它們的種種假設也備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結構主義者」縮小甚至否認了在人類活動中個人和個人主動性的作用。

蘇聯早期的派系鬥爭，導致產生了持續時間最長的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們所持的學說。儘管托洛茨基後來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義的刺客所暗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這件事）25年後，他的政黨在每一個末遭明令禁止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找到。這些黨通常規模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個頗具領袖魅力的集權領導人帶領、決定他們的理論和策略。他們的策略以「打入內部」為特色：從較大的左翼團體內部（黨派、工會或學術團體）內部奪權，或是將這些團體的政治行動和政治聯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論的方向。

60年代的西方人對於距離他們自己的祖國很近的各種外國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運動正進行到高潮，魯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訪問，他在那裡堅稱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敵人，讓當地學生大吃一驚。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正是他們當時的目標。

1968年的激進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風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畫般誇張的地步——畢竟他們是在同一個舞台上表演。但他們放棄重複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國1968年的「心理劇」（雷蒙·阿隆語）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神話，幾乎立即成為懷舊的對象，一種時髦的鬥爭，它讓生命、能量、自由等種種力量與同時代人的麻木、無聊做鬥爭。一些在「五月風暴」中突出的、受到大眾推崇的人物從此走上了常規的政治生涯：阿蘭·克禮文，當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學生領袖，在40年後的今天年紀已經60有餘，是法國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領導人之一。在「五月風暴」中被驅逐出法國的丹尼爾·科恩-本第特則成了受人尊敬的法蘭克福市的市政委員，後來更成為歐洲議會中的綠黨代表。

這些罷工、靜坐、佔領辦公室和伴隨著發生的遊行示威，是現代法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抗議運動，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議運動範圍更廣。即使現在回顧起來，也很難確定地說那些抗議活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共產黨所領導的工會組織「法國總工會」開始時不知所措：當工會組織者試圖接手雷諾罷工時，他們被大聲喝止；政府、工會和僱主們達成的協議被雷諾的工人們斷然拒絕，儘管協議答應要提高工資、減少工作時間並給予更多的協商機會。

總的來說，與其他地方的和法國歷史上的革命動蕩相比，法國「五月風暴」和平得出奇。當時發生了大量破壞公共財物的行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過後，有一些學生和警察受傷住院，但雙方都相當克制。沒有一個學生於1968年5月遇害；共和國的政治代表也沒有遭到襲擊，它的體制也從未受到任何嚴厲的責難，只有革命的發源之地——法國高等教育體制遭受到持久的內部破壞，信譽大受影響，但並沒有進行任何重大改革。

英國的教育規劃者並未通過開設新的大學來滿足大眾的需求，而是把他們納入了古老的精英體系中。英國的大學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絕學生入學的權利：只有那些在全國中學畢業考試中獲得一定成績的學生才有望進入大學，並且各大學有權自由選擇志願入校的學生，同時只接受它能容納的學生數。英國的大學生一直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在1968年仍不足該年齡段人口的6％），從長遠觀點來看，這無疑是社會的倒退。但對於那些幸運的少數人來說，這個體系運轉平穩，並使他們不會遇到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齡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外人很難將托洛茨基黨以及與他們所屬的短命的第四國際（「工人國際」）和共產黨區別開來，因為兩者都效忠於列寧主義，只是因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血腥的權力鬥爭而分道揚鑣。不過，兩者之間確實有一個關鍵的理論區別，即托洛茨基主義者仍然堅持「不斷革命」，指責正統派共產主義者把革命局限在一個國家，而使工人階級的革命流產。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顯著區別就是斯大林主義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義者完全敗北。

流行音樂的內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們對風格尤為關注。有人會說這毫不稀奇。但是由風格直接替代了內容，這可能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的一大奇特之處。60年代的流行音樂對曲調、對表演的方式無比關注，而歌詞卻往往平淡乏味，外國人聽起來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奧地利，演奏或是聽英美流行樂曲讓經歷了希特勒時代的父母們大驚失色，就像臉上挨了一巴掌。類似情況也發生在鄰國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說，這些音樂代表了每一個人的反叛心理。

儘管它的應用千變萬化，但如果說萬物都是「結構性的」，那麼有些重大的問題是無法解釋的。對於費爾南·布羅代爾或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甚至米歇爾·福柯而言，他們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統中的深層活動。這也許是、也許不是一種具備顛覆性的學術衝動，在布羅代爾看來顯然不是，但它的確忽視了變化和轉變，或者將其最小化了。特別是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證明用這種方法解釋是不妥的，因為你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事情在某一階段必須改變，但很難解釋這些改變是如何產生的，或者某個具體的社會角色是如何促進這一改變過程的。因此如果要對人類經驗做出解釋，任何依賴於消除了人類選擇的結構的理論都被其自身的假設所阻礙。結構主義在理論上具有顛覆性，在政治上卻是消極的。

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保守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確預見到這個新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變成順應當代的趣味和時尚。馬克思這樣一個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和工業社會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適應反對后工業時代西歐「強壓下的忍耐」的現代抗議。自由、繁榮的西方明顯地具有的無限靈活性、其如同海綿般地化解激|情和差異的能力，都激怒了對它的批判者們。他們堅稱，壓迫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這種壓迫如果沒有在大街上表現出來，那麼必定轉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實上它進入了人們的靈魂，而首先是他們的身體。

歐洲在60年代的學術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與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經久不衰的興趣聯繫起來理解。正如讓-保羅·薩特1960年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寫到的：「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薩特的這一堅定信念並不被普遍認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領域的人都有一個共識：所有希望認識世界的人都必須非常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它的政治遺產。薩特的同時代人雷蒙·阿隆，同時也是薩特曾經的朋友和學術上的對手，便是一個終身的反共產主義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認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主導思想，是這個時代的世俗宗教（儘管對此他感到遺憾和迷惑不解）。

事實上，60年代的「性革命」幾乎可以肯定是絕大多數人——無論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覺而已。據我們所知，多數年輕的歐洲人的性興趣和性行為並沒有像當時的人喜歡宣稱的那樣發生了迅速、激進的變化。當時的調查證據表明，甚至當時學生的性生活與他們前面幾代人的也並無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態度一般會被拿來與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經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風尚、情感收斂的年代。但如果與20世紀20年代，或是19世紀末頹廢的歐洲，或是19世紀60年代的巴黎「風流社會」相比，「時髦的60年代」實在是相當平淡的了。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頭闊綽的年輕人，即歐洲白種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他們買得起唱片、音樂會門票、鞋子、衣服，還可以消費時髦的化妝和髮型。但這些新潮事物的表現卻又完全跨越了尋常的界限。當時最為成功的音樂人——披頭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國布魯斯吉他音樂（多為黑人所演奏）的節奏和英國工人階級的語言和經歷直接拼合在一起。這種極具獨創性的組合不久便成為了歐洲年輕一代本土的、跨國界的文化。

義大利的形勢則完全不同，儘管在學生運動的言辭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點。首先，義大利的衝突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遷移在米蘭、都靈和其他的北方工業城鎮產生了交通、服務、教育，特別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這些問題政府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義大利的「經濟奇迹」比其他地方來得都晚，跳出農業社會的過渡要遠為突然。

儘管上一輩改革者有著極好的意圖，牛津、劍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波洛尼亞大學、海德堡大學以及歐洲其他一些古老學府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萬名大學生，比利時有2萬名。整個西班牙總共只有5萬名大學生，是人口為4 900萬的英國所有大學生總數的兩倍不到。那一年，法國的學生總數剛剛超過13萬。但是，歐洲的中等教育規模已經達到頂峰，很快就將不得不進行高等教育的擴展。變革迫在眉睫。

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中央規劃者都決定擴展現有的大學，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學。同時他們也沒有設置新的預選障礙或制度。相反，也是出於很好的理由，他們往往儘力去去除那些殘餘的預選制度——1965年，義大利教育部廢除了所有大學入學考試及既定的專業招生人數限額。曾經是一項特權的高等教育現在成為了一種普遍享有的權利。其結果是災難性的。例如在1968年，義大利的巴里大學歷史上能容納約5 000人，卻面臨著消化3萬多名學生的壓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學有5萬名學生，而羅馬大學有6萬名。僅此三所大學所接收的學生總數就超過了18年前義大利全部學生人數的總和。很多學生一直未能畢業。ｈｔｔpｓ://rｅaｄ.9９ｃsw•cｏm

這裏必須強調指出，觸發了「五月風暴」的都是些狹隘的、明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些問題，以免此後數周里充斥著意識形態的言語和野心勃勃的計劃誤導我們。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間，學生們佔領了巴黎大學，並且在學校附近的街道設置街壘，與警察發生衝突，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產主義革命青年團代表，還有歷史悠久的學生和講師聯合會職員的領導下進行的。但是他們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言論，儘管耳熟，卻掩蓋了一種實質上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標就是清除和羞辱權威。

盧森堡、盧卡契、葛蘭西等等被遺忘的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如與葛蘭西年紀相近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卡爾·科爾施，還有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作家奧托·鮑爾和魯道夫·希法亭，他們伴隨著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發掘而再現於世。事實上，一個全新的馬克思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近年來為人們所重新關注的關鍵因素。「舊的」馬克思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馬克思，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科學家，他的新實證主義著作預見並授權實施民主集中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即使這個馬克思不應為他後期著作的應用直接負責，他無疑是與那些應用有關聯的。不管是為共產黨或是社會民主黨所用，它們代表的是「舊的」左派。

年邁的戴高樂本人自1958年後第一次沒能理解事件的發展態勢。他最初的反應是發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電視演說，然後就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他去訪問了駐紮在德國的法軍部隊，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希望確認這支部隊的忠誠程度，在需要的時候能用得上。但這些情況在當時無人知曉。當他在第二年全民公決時，試圖利用他所認為的反對集權的民族情緒，並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國的中央政府和決策權力的措施時，遭到了絕對的、大失臉面的挫敗。他就此辭職退出政壇，回到了鄉下的家中，幾個月後在那兒去世。

當時的人們也注意到了這一切所具有的反諷意味。正如電影導演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在學生與警察在羅馬博爾格斯花園裡發生對抗之後所說的，階級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顛倒：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子弟在喊叫著革命口號，毆打負責維護社會秩序的工資微薄的南部佃農的兒子。對於任何一個對義大利過去幾年有著成年人記憶的人，這種轉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敗告終。儘管法國學生玩弄一種思想，認為公共權威一旦遭受從下而上的破壞，將會不堪一擊，而具有戴高樂主義堅實基礎的制度也允許他們擁有這種奇怪的念頭而不加以懲罰，但是義大利的激進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變后法西斯時代的共和國結構，並且他們也躍躍欲試。1969年4月24日，他們在米蘭貿易市場和鐵路中央車站埋下了炸彈。8個月以後，在倍耐力公司的衝突得到解決、罷工結束之後，米蘭噴泉廣場的農業銀行被炸飛。20世紀70年代初的那幾年「緊張策略」開始了。

以上這些組織和機構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並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實上，儘管一般來說質量上乘，這些研究採取的往往是常規方法論。但這些研究顯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識很強烈的，通常是採取非教條的但明確是左傾的立場。他們的歷史研究從社會理論出發，強調階級、特別是下層階級的重要性，目的不僅僅是敘述，甚至不只是解釋某一特定的歷史時刻，而是為了揭示更深層的涵義。這類歷史學著作似乎是使歷史和現實相連接，使學術性的思考和介入當代現實相連接。新一代的學生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時候是去誤讀）這些研究。

因此毫不奇怪，他們對「奧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國年輕人——的憤怒情緒同屠殺猶太人問題沒有多大關係。確實，他們同父母一樣，一提到「猶太人問題」就感到心裏極不舒服。他們寧可把這個問題放在「法西斯理論」課上去討論，把納粹的種族主義傾向模糊化，轉而強調它與資本主義生產和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聯繫——以此來進一步討論華盛頓和波恩。真正的「國家的鎮壓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國主義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對美國「越戰」的人士。在這樣的奇怪邏輯下，流行暢銷的《圖片報》（其前身是《先鋒報》）對學生的政治活動採取尖刻的批評態度，把學生描繪成新「猶太人」，而納粹集中營則成了對帝國主義罪惡的貼切比喻。在1966年，達豪的牆頭被激進分子們塗上這樣的口號：「越南就是美國的奧斯威辛。」

在20世紀60年代，這三個人的著作以各種語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們相互之間並無多少共同點，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們都不曾執掌過權力（除了盧卡契，他曾於1919年3月至8月在布達佩斯的貝拉·孔所領導的短命的共產黨政府中擔任文化部部長）；他們都曾一度反對列寧的做法（羅莎·盧森堡甚至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以前就反對）；而且他們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樣，在正統派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陰影下長期以來不為人所知。

但對所有並不接受這一歐洲史版本的人而言，無產階級不再是激進的社會變革的唯一載體。在當今越來越多人所稱的「第三世界」，有著各種另類因素：北非和中東的反對殖民的民族主義者，美國的黑人激進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與之非常相像），以及從中美洲到中國南海各國的游擊隊員。再加上「學生」甚至還有年輕人，這些組成了一個非常巨大且容易發動的群體，他們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榮的西方國家裡穩重而滿足的工人大眾大得多。在1956年以後，年輕的西歐激進分子開始把目光從歐洲東部的令人沮喪的共產主義實錄移開，開始向更遠的地方尋求靈感。

從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擔任政府首腦為時3年。在那幾年裡，德國的議會外左派（這是他們自稱的）向大學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當年令社會黨學生會振臂而起的一些問題，如今在西歐大陸各國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擁擠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遙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學。但是那些年最為緊迫的問題是聯邦德國所特有的。最活躍的校園莫過於柏林自由大學（建立於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產黨佔領區的歷史悠久的洪堡大學），很多學生都去了那裡，以躲避徵兵。

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同樣的事情也在義大利和德國發生。從1963年開始，義大利一個廣闊的中間派和左翼聯盟佔據了國家政治的大多數空間，而將共產黨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1966年起就被一個由基督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大聯盟」所統治，它和自由民主黨一起主宰了國會。這種結構保證了國家的政治穩定和連續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這西歐的三個主要的民主國家裡激進的反對派不止被邊緣化，而是被徹底排除出了議會。如新左派在一段時間里所堅稱的：「體制」似乎完全被「別人」掌控了。出於一種必然性，激進的學生們自稱為「議會外」反對派，從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頭。

如果歐洲的高等教育要與時俱進，以適應逐漸經過小學和中學階段的龐大的人口數量，這一舉措必須來自中心地區。在英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納維亞，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在邊遠城市和農村市鎮外圍的「綠地」上建造新的大學，比如英國的科爾切斯特和蘭卡斯特，丹麥的奧爾胡斯。當第一批中學畢業生來臨時，這些新的大學，儘管其建築乏善可陳，至少已經建好，足以解決日益增加的入學需求，同時也為數量日增的大學畢業生提供了教師職位。

在歐洲大陸，高等教育在朝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在大多數西歐國家，在從中學到大學的過程中沒有設置任何障礙：如果你參加並通過了全國性的中學畢業考試，你自動獲得進大學的資格。到20世紀50年代末為止，這一制度都沒有造成任何困難，因為總人數少，大學不必擔心學生人數過多無法負擔。不管怎樣，歐洲大陸大多數大學中的學術研究仍沿襲固有的鬆散風氣。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們對著講堂中一幫不知姓甚名誰的學生正兒八經地講課，而學生們也絲毫沒有必須及時完成學業的壓力。對他們而言，進大學既是一種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經歷一次社交成人儀式。

在那些年裡，義大利激進的政治形態變化多端，米蘭的一所中學里流傳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對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稱，學生運動的目標是「控制直至最終消滅分數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學校對學生的選拔制度；每個人都有受教育和得到有所保障的獎學金的權利；有集會自由；應該有晨間集會；老師應對學生負責；驅逐所有反動、專制的教師；自下而上地決定課程安排」。

這一「啟示」——認為年輕人的亂性將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問題上持開放的態度、從而對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樣態度——使社會黨學生會領袖魯迪·杜契克（他在此類事件中是一個傳統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來，將「公社分子」斥之為「神經病」。他們確實如此。但是他們本著好鬥的、無政府的自戀，為了逗弄和震動資產階級，而隨意地將大屠殺和性暴露癖聯繫起來的做法，並非沒有結果。「一號公社」的一名成員曾驕傲地聲稱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義，後來他於20世紀70年代在中東的游擊隊訓練營里再次露面。從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國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4年以後，在1966年12月，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選擇了前納粹分子庫爾特-蓋奧爾格·基辛格來繼任路德維希·艾哈德的總理職位。這位新總理是交納過12年黨費的納粹黨人，因此他被選為總理的事實，被很多人認為無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國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態度的表現。如果政府首腦對自己曾經支持希特勒長達12年之久的事實不感到羞恥，那麼當新納粹主義組織再次在邊緣政治中抬頭時，誰還能把西德的懺悔和對於自由價值的承諾當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納粹主義抬頭時給基辛格的一封公開信中所說的：

在服務行業和專業領域情況也大致如此。法國國家廣播電視組織和原子能委員會就是兩個突出的例子。從記者到工程師，技術人員們個個都咬牙切齒。傳統的權威、紀律和稱呼（甚至還有穿著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會文化變革相適應。工廠和辦公室的管理都是從上至下，根本不聽下面的意見。管理者可以隨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開除員工。員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見也沒有人聽。於是，要讓工人擁有更多主動權、更多專業上的自主權，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聲四起。

他們的父母，生於1910年至1930年間的德國人，不僅是不願提起過去，他們對政治許諾和宏大思想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物質享受、穩定和體面上，同時對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納所理解的那樣，他們對於美國和「西方」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希望脫離與「德國性質」有關的一切事物。於是，在他們的子女眼中，他們什麼也不是。他們在物質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傳統的玷污。如果說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於對他們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謂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納粹主義、金錢觀、西方、和平、穩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們」，即聯邦德國60年代的激進分子。

儘管有這些政治意義在裏面，但歷史學是一門特別不適合於做高度理論思考的學科：理論越深入，歷史越後退。儘管60年代有一兩個領先的歷史學家也在年老時成為了學術偶像，但沒有一個人——不管他的學術觀點如何具有顛覆性——成為文化巨人。其他學科的情況稍好、或者說稍差，則按名人的觀點而不同。以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為首的文化人類學家在語言學領域的思路，對各種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差異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釋：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會行為或者文化徵兆，而是其內在本質，即構成人類行為的深層九九藏書結構。

為了強調風格，60年代的人異常執著地追求外表上的獨特。服裝、髮式、化妝，還有當時所謂的「時尚配件」都成為一代人的關鍵的政治性標籤。倫敦是這類潮流的發源地：歐洲在服裝、音樂、攝影、模特、廣告甚至流行雜誌方面的品位，無不是從那裡獲得靈感。考慮到英國早已有了設計單調、建築破爛的名聲，成為歐洲時尚風潮的發源地似乎絕無可能，那隻不過是年輕人的思潮對於傳統秩序的逆反。事實證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暫的。但是曇花一現的「時髦的倫敦」——《時代周刊》在1966年4月給它的稱號——為這一時代留下了一道獨特的光亮。

為了開始選舉活動，右翼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反示威，比兩周前的學生示威規模遠為浩大。5月30日，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走上香榭麗舍大道，駁斥左翼聲稱當局已經無法控制局勢的說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佔領了大學的大樓、工廠和辦公室。在之後的議會選舉中，當權的戴高樂政黨大獲全勝，選票比之前增加了1/5強，在國民議會中佔據了絕大多數席位。工人們回到了工作崗位，學生們開始休假。

從這一角度看，大中學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會和其他專業組織和工廠車間一樣，都是現實中的既得「客觀」利益的受益者。義大利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來自城市中產階級，這一事實並不妨礙這樣的推理——作為知識的製造者和消費者，他們自視代表著比傳統的無產階級力量對權力和權威更大的威脅。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個組織的社會根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壞制度和權威結構的能力。講堂和機械車間一樣是開始活動的好地方。

這些教育變革帶來了一定的破壞性。一直在多數歐洲社群劃在兩類人中間的文化分界線從此消失：一類是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他們在學會讀寫和基本的算術、背出民族歷史大綱后便離開了學校；另一類人是十七八歲才離開學校，獲得了價值不菲的中學畢業文憑，爾後繼續專業訓練或開始工作的少數特權階層。那些語法學校，如法國公立中學和德國高等中學，則更是統治階級的保留地。這些昔日將農村和城市貧民的孩子們拒之門外的經典課目，現在卻向所有社會階層日益擴大的青年群體開放。隨著越來越多的孩子進入並完成中等教育，這些年輕人的世界和他們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現了斷層。

人們可以指責60年代義大利的激進分子遺忘了國家的近期歷史。但是在聯邦德國，情況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納粹導致了戰爭和失敗，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無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以及之後從1963年到1965年在法蘭克福所舉行的所謂「奧斯威辛審判」，終於遲到地將納粹政權的邪惡行徑帶到德國公眾的視線之內。在法蘭克福，273名證人證明德國人所犯下的反人類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員遠遠超過了被訴的23人（22名黨衛軍和1名集中營獄卒）。1967年，亞歷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瑪格麗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響深遠的研究著作《無力哀悼》，指出儘管西德官方對納粹所犯罪行承認不諱，但是從來沒有哪一個個人對此真正地承擔責任。

德國學生政治中日漸趨於暴力的邊緣組織，像社會黨學生會中的激進派別「K小組」和「自治會」，很明顯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它們通常都是「馬列主義派」（即「毛主義」一派）。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民主德國或莫斯科的財力支援，儘管這一點當時並不廣為人知。事實上，德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新左派與正統派共產主義保持著區別，後者在聯邦德國的政治舞台上無足輕重。但是像聯邦德國的許多左派（其實不僅僅是左派）一樣，激進分子們與東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間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首先，歐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學的數量。在很多地方還沒有所謂的高等教育「體系」。大多數國家只是繼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學，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獨立的院校，每年僅能收納數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鎮，那裡很少有或者完全沒有公共基礎設施。其講堂、實驗室、圖書館和宿舍（如果有的話）都很難再容納額外的數千名年輕人。

對於傳統的左派而言，令人焦慮的是：工會成員和黨員以及會費都主要來自這一群體。但是儘管傳統的歐洲無產階級人數開始下降這一事實在當時的社會調查中已有廣泛報道，老左派們仍在強調自身的工人階級「基礎」。尤其是共產黨，更是毫不妥協：革命的階級只有一個，那就是無產階級；只有唯一的黨能夠代表、提升無產階級的利益，那就是共產黨；在共產黨的指引下，工人階級的鬥爭只有一種正確的結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國在50年前實行的革命。

勞工爭端最早開始於倍耐力公司在米蘭的幾家工廠，從1968年9月一直持續到1969年11月（政府強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罷工工人的主要要求）為止。對於學生抗議者來說，這是來自業界的類似行動，對他們是一種鼓勵。1969年的罷工運動是義大利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年輕的義大利激進分子所產生的動員力量和政治影響之大，遠遠超過前一年在法國的短短一個月的抗議活動。那一年「火熱的秋天」，小規模的工人組織進行了多次自發罷工和佔領行為，要求有權參与工廠的管理。這促使義大利一代學生理論家及其追隨者認定，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國家」是正確的策略。工人自治作為策略和目標，是通向未來之路。學校和工廠的改革不僅無法達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協就意味著失敗。

次年的3月，隨著激進的學生領袖們反覆號召對抗波恩「政權」，而政府又威脅要對西柏林和其他地區的暴力挑釁行為進行報復，哈貝馬斯（還有格拉斯、瓦爾澤、恩森斯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隨後加入）再次勸說學生和政府雙方尊重共和國的法律，呼籲採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為他所鼓吹的暴力衝突付出了代價，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納粹分子槍擊身亡。接著便是一連幾個星期的暴動日子，僅柏林一地就死了兩人，傷了400多人。基辛格政府通過了緊急法令（以384票對100票通過，其中得到很多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授權波恩在必要的情況下依照法令實行統治，因此引發普遍恐懼心理，認為波恩的共和國已經處在崩潰的邊緣，就像35年前的魏瑪共和國一樣。

在歐洲以外的國家發生的農民革命，對於當時的西歐知識分子和學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種迷人的特點：暴力性。當然，在向東飛行幾個小時的蘇聯和其衛星國並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國家的、正統派共產主義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義的暴力是尋求解放的暴力。薩特在他給弗朗茨·法農《地球上的窮苦人》一書法文版所寫序言中對此做了有名的解釋：反殖民主義的革命暴力是「人類為了重新創造自己……殺死一個歐洲人等於是一石兩鳥：既消滅了一個壓迫者，又消滅了一個被壓迫者：一個死了，另一個得到了自由；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覺到了自己腳下所踩著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赫伯特·馬爾庫塞，魏瑪時代的知識分子，後來落腳在南加州。在那裡，他巧妙地把舊的認識論和新的環境融合在一起，將這些思潮合併，給人以新的啟發。他這樣解釋：西方的消費社會不再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直接經濟剝削的基礎之上，而是將人們的精力從尋求滿足（特別是性滿足）中轉移到商品消費和幻想上。真實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會的、公民的需求，已經被一些虛假的需求所代替，而這些需求的滿足就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這樣對年輕馬克思愈加牽強的解讀吸引了很多聽眾：不僅是那些讀馬爾庫塞著作的少數人，而且隨著它的廣泛流行，還有更多的人掌握了這種語言和論證的大致過程。

德國60年代年輕的激進知識分子指責波恩共和國掩蓋共和國建國一代人所犯下的種種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幾年的德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做過些什麼。在學校里，他們沒有學到任何有關1933年後的德國歷史知識（對魏瑪時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後來解釋的那樣，他們生活在一個空白基礎上建立的真空里：即使在家裡——事實上，正是在家裡——也沒人會去提「它」。

與此同時，蓬皮杜等待學生示威運動過去的做法被證明是正確的。在學生靜坐和不斷升溫的罷工運動的高潮時期，一些本該有更好判斷的學生領袖和少數資深政治領袖（包括前總理皮埃爾·孟德斯-弗朗斯和後來的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稱當局毫無用處，因此權力應由其他人來掌握。這種言辭是危險而愚蠢的。正如當時雷蒙·阿隆所說，「驅逐一個民選總統與驅逐一個國王是兩回事。」戴高樂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錯誤。他們警告說，國家正受到共產主義政變的威脅。這明顯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對學生激進分子冷嘲熱諷，以及試圖對工人運動保持影響力之外，並沒有一貫的戰略。要奪取政權顯然是超乎他們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在5月底，戴高樂突然宣布實行選舉，號召法國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無政府主義之間做出選擇。

「理論」一詞的時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義，主要是指「拷問」（一個當代藝術新術語）學術領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同時也包括人文科學，甚至在後來也包括了實驗科學。在大學迅速擴大的年代，各種期刊、雜誌和講師們迫切搜羅「本子」，各種「理論」都有市場——這些理論並不是因為知識的改進而產生的，而是被無法滿足的消費需求催生的。

義大利的戰後經濟變化是由幾百個小型工程、紡織和化工公司，而在這些公司里，大多數員工對老闆提出的要求沒有任何法律和體制上的反對能力。20世紀60年代的義大利福利國家仍然相當粗糙，一直要到下一個10年才逐漸成熟（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60年代的社會動亂），很多非熟練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場所的權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發生過一次全國性大罷工，要求建立綜合性的國家養老金制度）。這些問題不是傳統的政黨和左派工會能解決的。相反，他們當時主要的擔心是老的勞工組織被這種新的、不受約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釋。當女性半熟練工人向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尋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強度時，工會做出的反應是勸說她們去要求更高的工資。

但是，不管它們是如何令人發窘，性與政治的組合併不構成真正的威脅。事實上，不止一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努力指出，這種強調把個人私慾放在集體鬥爭之上的新傾向，只在客觀上是反動的。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因此，比利時環境因素論者哈伍爾·范內哲姆在1967年這樣寫道：「這個世界讓人去抓住種種令人喜不自禁的享樂，我們能失去的只有無聊。」現在來看，很難確定當時的這些口號究竟是巧智、無知、抑或僅是憤世嫉俗。但無論如何，它們對當時的現狀幾乎沒有造成什麼影響。新左派對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顛覆性含義不在這裏。共產黨人和其他人都可以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論，甚至對年輕一代的反權威美學觀，他們對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權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這些，他們可能都大意地認為不過是自然秩序短暫地受到擾亂罷了。真正對他們造成嚴重困擾的，是那些年輕的激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同於外國的一些革命實踐的傾向，而那些革命實踐是無法由任何既定的範疇和權威來解釋的。

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者羅莎·盧森堡，這個在1919年1月註定失敗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國自由軍團士兵暗殺的波蘭猶太人被重新發掘出來；還有喬治·盧卡契，匈牙利共產主義思想家，他在20世紀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別於正統派共產主義對歷史和文學的解釋，不久便被迫公開表示放棄這些觀點；此外更有安東尼奧·葛蘭西，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寫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發表的有關政治革命和義大利歷史的文章。這些文章多是他在法西斯的監獄中寫就。他從1926年入獄，直到1937年4月死於獄中，時年46歲。

如果說1960年以前大多數歐洲人從未得以一窺中學校園，那麼更少有人懷有上大學的夢想。在19世紀，一些傳統的大學曾有過些許擴展，高等學校的數量——主要是技術學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數特權階層開放，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歲以前自己掙錢，並且有錢支付從中學到大學的所有費用。當然也有向窮人和中產階級家庭開放的獎學金，但除了第三法蘭西共和國和第四法蘭西共和國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學校，很少再有哪些獎學金夠支付所有的教育費用，更不用說可用以補償收入上的損失。

這個嶄新的、史無前例的代溝本身也成了事實上的社會革命，儘管它的後果尚在家庭範圍之內。但當成千上萬的孩童擁入匆忙建成的中學，給不同時期建造的教育機構造成了物力、財力上的巨大壓力，規劃者們早已開始發愁：這些變化對於大學——曾只為更少數的精英保留的大學——意味著什麼。

「毛澤東主義」——或者說無論如何，那種對當時在進行中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戀——在義大利比在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普遍。接受了毛澤東主義的各種政黨、團體和雜誌——從它們堅持使用「馬列主義」這一形容詞（以使自己區別於那些受鄙視的官方共產黨）即可分辨出來——在這些年裡相繼出現。它們受到中國「紅衛兵」的啟發，強調工人和知識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羅馬和波洛尼亞的學生理論家們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條主義者的論調，把學科劃分成「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殘餘」（希臘語和拉丁語）、「純粹意識形態」（例如歷史學）和「間接意識形態」（物理、化學、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