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團體，特別是共產黨，被約束在主流地位，遠離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動。一方面是對他們和其他人面臨威脅的自然回應，傳統工人運動中的工會活動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組織最輕視的目標之一；但另一方面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的「沉重歲月」讓人們聯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麼脆弱，這個教訓在頭腦發熱的60年代經常被忽視。多年來在西歐的心臟地帶發生了多次的所謂革命顛覆活動，它們的實際結果並不是像恐怖分子們計劃和期望的那樣，使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相反卻使各黨派的政治家們聚集到相對安全的中間立場中來。

這些團伙和派別是歐洲主流左翼組織派系林立歷史的微縮複製品。在20世紀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動之後，都有當時仍不出名的組織聲稱對其負責，通常是某個組織的分支派別或者該組織分離出來的派別。除了恐怖分子本身，還有一大堆鬆散的、半公開的恐怖活動和刊物，這些刊物上發表的說教式的「理論」聲稱要為恐怖戰略提供輿論支持。這些各色各樣團伙、網路組織、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對別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紅色旅」，還有「持續鬥爭」、「工人力量」、「前線」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鋒派」、「無產階級武裝核心」和「革命武裝核心」、「共產主義鬥爭兵團」、「共產主義鬥爭聯盟」、「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等，不一而足。

對比過去的經濟繁榮，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經濟大蕭條更顯得糟糕。參照歷史標準進行比較，該時期西歐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不是特別低，處於英國的1.5%和挪威的4.9%之間，實際上比法國、德國和英國在1913-195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1.3%有明顯的提高。但是與不久前的過去相比，差別卻很明顯：從1950-1970年，法國的年均增長率是5%，聯邦德國將近6%，即使是英國也維持了超過3%的年均增長率。與其說不正常的是70年代，不如說是50和60年代。

到了20世紀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東歐在前蘇聯入侵布拉格之後，在蘇聯政黨領導人兄弟般友愛的擁抱下幾乎窒息，西歐也逐步失去了對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戰並不是來自傳統的左翼。可以確定的是，蘇聯政府對這些年在國際地位上取得的優勢非常高興：水門事件和西貢「淪陷」決定性地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地位，然而蘇聯作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在中東危機中沒有受到損害。但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島》英譯本問世而在1974年2月被強行驅逐出蘇聯，之後幾年柬埔寨發生的大屠殺，以及所謂越南「船民」遭遇等，都導致了對共產黨的幻想徹底破滅。

接下來的30年裡籠罩北愛爾蘭——某種程度上說是整個英國——公眾生活的「陰影」是德里的街頭戰爭，它伴隨著1969年7月傳統的「學徒遊行」，高調紀念281年前的詹姆士二世黨人和天主教的失敗。面對不斷升級的公開暴力和天主教領導人要求倫敦干預的呼籲，英國政府派出軍隊行使這6個郡的警察職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國本土招募的，他們沒有嚴格的黨派背景，因而不像當地警察那麼殘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的出現也凸現了新成立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的核心愿望：作為在愛爾蘭的統治之下，重新統一整個愛爾蘭島的第一步，英國政府和它的部隊必須撤離阿爾斯特。

莫羅事件顯然暴露了義大利政府的無能——內務部長在屍體被發現的第二天就提出辭職。儘管有長達8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國範圍搜捕，警察對地下恐怖主義的打擊卻明顯是失敗的。這同時反襯出紅色旅在國家的心臟地區和大城市進行政治謀殺的成功是巨大的。每個人都明白，現在義大利的政治秩序面臨著真正的挑戰：距離莫羅屍體被發現不到兩周的時間，紅色旅殺死了熱那亞反恐部隊的頭目；1978年10月，又暗殺了國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長。兩周之後，「共產主義鬥爭兵團」暗殺了一名高級檢察官。

「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在方法和對外宣布的一些目標上與埃塔類似。正如埃塔尋求巴斯克地區擺脫政府統治從而脫離西班牙，愛爾蘭共和軍也尋求北愛爾蘭地區不受政府統治從而獨立於英國，並且統一北愛爾蘭的6個省和愛爾蘭其他地區。但是，兩者的區別是很明顯的。既然獨立的愛爾蘭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們至少在原則上可以給支持者們提供一個實際的國家目標。在另一方面，北愛爾蘭的社群不止一個，兩者之間的差別由來已久。

但是自從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開始確信，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程度已經大於大規模的失業問題，特別是失業給人和政治帶來的損失可以通過制度來緩解。要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只有通過對貨幣制度和匯率制定一些國際協定，以代替美國政府拋棄的布雷頓森林體系。1972年，歐共體原六國開始構築「蛇形浮動匯率制」，規定縮小歐共體成員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幅度，只允許波動1.125%，總波幅為2.25%。這個波動幅度比歐共體以外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少一半。英國、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首先加入「蛇形浮動匯率制」，但是僅僅維持了兩年時間，英國、愛爾蘭和義大利政府由於無力或者不願頂住國內貨幣貶值的壓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形浮動匯率制」，讓他們的貨幣自由浮動。法國也曾經兩度加入和退出「蛇形浮動匯率制」。很明顯，需要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應對當時的狀況。

「朋克」搖滾樂隊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語言，以1976年「性手槍」樂隊轟動一時的「英國的無政府狀態」為例，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普遍傷感情緒。不過朋克樂隊的政治性如同他們的音樂一樣，只是單向度的，他們的音樂通常都局限於三個和音和一個拍子之內，依靠音量來產生效果。像「紅軍旅」一樣，「性手槍」樂隊和其他朋克樂隊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動。甚至他們驚世駭俗的外表和舉止也充滿了諷刺和低俗：「還記得『60年代』嗎？」他們似乎在說，「那麼，不管喜不喜歡，我們沒有被淘汰」。現在，音樂顛覆了包括譴責「霸權」的憤怒的歌曲，他們假冒的政治內容掩飾了音樂形式元氣大傷的現實。

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們堅持（現在仍然如此）說，既非秘密的，也沒有武力的激進「自治運動」不應該與非法的秘密組織相提並論，他們的政治主張剛好與紅色旅預期和追求的「資產階級秩序」背道而馳。不過，對於奈格里暴力襲擊帕多瓦大學的教師和管理人員的指控，因缺乏證據而不了了之。「大規模非法」、「不斷內戰」和需要組織「武裝」來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等口號在受人尊敬的學術圈廣泛傳播——在奈格里自己辦的報紙《紅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羅被綁架和謀殺一年之後，奈格里親自寫下文章，以慶祝「敵人的滅亡」：「敵人的痛苦對我沒有影響：無產階級的正義有著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審判能力。」

在英國，甚至有些傳言涉及民主機構應對現代危機的能力低下，涉及媒體對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專家與「社團主義者」合併給政府帶來利益的推測。在那些年裡，英國一部分高級政治人物就像戴高樂（在1968年5月）一樣，認為同警察和軍隊領導人會見是一條謹慎的措施，以確保一旦發生公眾騷亂時能得到他們的支持。甚至在從來不懷疑議會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低地國家，世界金融體系的混亂、戰後經濟明顯的衰退以及傳統選民的不滿，都給戰後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帶來困擾。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電視頻道同時也給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員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廣泛讚揚的滑稽節目也許是始於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歐洲之夢歌唱大賽」。這檔節目用電視同步傳送多個國家的新技術的商業行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億觀眾。在「歐洲之夢歌唱大賽」中，整個歐洲大陸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們的表演讓觀眾過目即忘。在觀念和製作方面極其陳舊，以至於與滑稽模仿作品無異。它早該在15年之前就過時了。但正是出於那種原因，它預示著一些新東西的到來。

除了一些非常邊緣化的例子，右翼復興的可能性也不大。義大利的新法西斯主義「義大利社會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選舉的得票率從來不曾超過6.8%，它在任何場合都從不關心自己是否表現得像一個合法政黨。聯邦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與比利時、法國或者英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政黨一樣，他們在選舉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簡而言之，無論是共產黨還是法西斯政黨的代表，他們在西歐都沒有前途。國內和平的真正威脅來自其他方面。

不過，紅色旅也開始為它對政府的挑戰付出代價。義大利共產黨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對紅色旅重拳出擊，他們公開表明的態度現在家喻戶曉，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60年代領導的受人歡迎的運動紮根于什麼樣的群眾基礎，到70年代，他們已經超出了極端政治派別的範疇。他們就是犯罪分子，同樣應該被繩之以法。那些給他們提供理論保護的人也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也許應該受到更嚴厲的懲罰：1979年4月，帕多瓦大學的講師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運動」組織的其他領導人被逮捕，並被指控犯密謀武裝叛亂國家罪。

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社會面臨兩個嚴峻的考驗。一個是病態的，源自長期以來的不滿情緒，但是它以很現代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區、在北愛爾蘭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數民族地區、在科西嘉島等等，長期積累起來的不滿轉變成暴力反抗。這對歐洲人來說已經習以為常：比利時佛蘭德斯的民族主義者和義大利上阿迪傑（即以前的南蒂羅爾）的講德語的「奧地利人」長期以來不滿他們的被「征服」，他們藉助各種各樣的手段，如胡寫亂畫、示威、襲擊、投炸彈甚至損毀投票箱等方式來發泄心中的不滿。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它所帶來的影響在當時也許還不能完全看到。在過去，如果一個國家選擇「硬錢」策略，堅守金本位制或者不願意降低利率，那麼它必須對它的選民們有所交代。但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狀況是，無論是英國政府、瑞典政府還是義大利政府，都面臨著難以解決的失業問題，或者持續下降的工業生產值問題，或者通貨膨脹導致的工資增長，它們都只能無望地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例，或者事先協商好的歐洲內部匯率的威力，並逃避責任。此舉在戰術上的受益是明顯的，但這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義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從1977-1982年，國家受到極端右翼、極端左翼和犯罪分子為所欲為的暴力襲擊。同樣是在這些年裡，黑手黨和其他犯罪團伙謀殺警察局長、政治家、檢察官、法官和記者，有時候幾乎根本不受任何懲罰。然而更嚴重的威脅來自極端右翼分子，他們更有組織性，而且離國家的首都更近，「紅色」恐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更大。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像德國的紅軍旅一樣，利用了群眾對激進思想的廣泛同情。正統的共產黨人正確地看到，這種盜用革命傳統來作為恐怖分子主要資產、贏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為是一種很危險的徵兆。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九月」襲擊了參加慕尼黑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駐地，並且殺害了11名運動員和1名德國警察。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殺手得到了當地左翼激進分子的援助（雖然當時德國的極端派政治家們不明白為什麼極右翼分子read.99csw.com也很樂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和歐洲恐怖主義集團早就建立了聯繫——恩斯林、巴德爾和邁因霍夫曾經同時與巴勒斯坦游擊隊、巴斯克人、義大利人以及愛爾蘭共和軍等一起接受過「培訓」。但是，只有德國人做得更過分：1976年6月，當4名持槍的歹徒（2名德國人、2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國航空公司飛往烏干達恩德培的班機時，德國人負責核實乘客的身份，並且把猶太乘客與其他乘客分隔開來。

各國對付經濟蕭條的對策各不相同。法國政府採取了微觀經濟干預措施，確定各行業的「國家龍頭企業」，給予它們合同、資金和信用擔保方面的支持；英國財政部繼續宏觀經濟調控的老傳統，採取調整稅收、利率和再補貼等方面的措施。令人驚奇的是政策方面的變化很少。德國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成員、義大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派成員、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和英國的各黨派政治家們起初本能地聽取了戰後多數人的呼籲：儘可能消除失業，提高工人的工資待遇，為失業人員轉換工作崗位，為不景氣的私營和國有企業提供現金補貼等。

這樣的結論給了20世紀70年代的地下恐怖主義組織太多，同時也太少的理據。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組織，不管他們多麼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詞彙，卻很少有人做歸納和總結。他們是恐怖主義的實踐者。另一方面，特別是在聯邦德國，投入到給他們灌輸對聯邦共和國讎恨情緒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19世紀激進主義濫用的修辭里的更深、更陰暗。摧毀父輩的安全和穩定體系，是更加廣泛的懷疑論的極端表達。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國和義大利採用它最危險的形式絕不是偶然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連當地共產黨自己也不知道，「紅色旅」和「紅軍旅」，如同動機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時「共產主義戰鬥」、法國的「直接行動」，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組織，它們的部分資金資助是由蘇聯情報部門秘密提供的。這些資金並非用來部署某個統一的戰略。出錢資助只是根據一種普遍原則——我們敵人的敵人都是我們的朋友（無論它多麼荒謬可笑和無足輕重，仍然是我們的朋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此類承諾產生了意外的後果：這些年西歐左翼恐怖主義的一個無可爭議的功績是，它將一個國家的人民心中殘留的對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佛朗哥的統治激發了現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動，儘管他們的發言人和擁護者總是聲稱這緣於他們更深的、破滅的獨立夢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組織」）成立於1958年12月，旨在領導武裝鬥爭，爭取巴斯克的獨立。它從早期的地下組織發展起來——後來提出一些華而不實的思想和理論——與國外類似的組織建立聯絡，那些組織為他們提供資金、武器、培訓、避難所以及出版物：德國的巴德邁因霍夫集團、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法國的秘密軍隊組織（OAS）等等都在其中。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鄉村地區總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別忿怒：一方面是因為在西班牙內戰中它與共和黨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為巴斯克獨樹一幟，這與根深蒂固的國家集權意識和西班牙軍隊的自我約束觀念背道而馳。在佛朗哥執政期間，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東西都遭到壓制：語言、習俗、政見等等。和他自己的極權本能相悖的是，這個西班牙獨裁者甚至賦予納瓦拉（該地區要求獨立自治的呼聲遠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羅尼亞強）權利、特權和獨立的立法權，他的目的很簡單，僅僅是為了向鄰近的巴斯克證明他們不可能享受這樣的待遇。

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埃塔的活動遭到嚴厲的鎮壓，但是政府越是鎮壓，他們的活動越猖獗：20世紀70年代初，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末期，駐紮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裝警察達到全國警察總人數的1/4。即便是這樣，也沒能阻止埃塔組織於1973年12月20日在馬德里暗殺西班牙首相、海軍上將路易斯·卡雷羅·布蘭科。僅僅9個月之後，他們又在首都實施炸彈襲擊，導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員被處死，但是這並沒有威懾到該組織的恐怖活動。而另一方面，即將到來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轉機。

1973年10月6日是猶太歷上的贖罪日，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發起進攻，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國家在24小時內宣布削減石油開採量；因不滿美國對以色列的庇護，10天後又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同時將石油價格提高70%。第四次中東戰爭於10月25日以埃及和敘利亞的停火而告終，但是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滿並沒有隨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產油國聯合起來再次提高油價，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兩倍多。

阿爾貝·加繆在《墮落》中寫道：「庸俗的時代產生空虛的預言家。」20世紀70年代就出現了大量這樣的人。這個時代絕望地意識到，在偉大的希望和抱負離去之後，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難以置信的陳舊思想在老調重彈。很顯然，這是一個「大勢已去」的時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那時所意識到的：「帶有連字元號的前綴post-（后）的使用意味著（一種）生活在有裂縫的時代的感覺。」作為對現實世界的描述——「戰後」、「后帝國」、最近的「后工業」——即使它意味著將來的不確定，這個前綴有自己的用意。而當它用於思想範疇時，例如在「后馬克思主義的」、「后結構主義的」，以及最難懂的「後現代主義的」，就給本已困惑的時代增添了更多的疑慮。

無論他們的政治和音樂有多麼虛偽，至少朋克時代的玩世不恭的態度是真實的，這是一段誠實的經歷。他們那些不斷發展的不敬態度以各種粗俗、傷感而又無能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目的：對過去的歷史、政府、公眾人物和公眾事物都是如此。在體現巧智的時候，這種對浮華世界和傳統的嘲笑，可以從20年前就出現的、醒悟的英國青年諷刺作家那裡得到暗示：戲劇評論專欄「邊緣之外」、英國廣播公司的午夜節目「就是那樣的一周」、周報《偵探》。隨著電視觀眾的大幅增加和國家審查制度的弱化，《巨蟒》及其追隨者和模仿者創造了大量的鬧劇，下流、世俗的解說詞和諷刺性的政治笑話，最後在尖銳的政治卡通片《吉爾瑞和格魯山克》中以混合形式達到極致。搖滾音樂和新興滑稽表演之間的相互影響在兩部巨蟒電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闡述：由「平克·弗洛伊德樂隊」和「齊柏林飛船」樂隊資助的《巨蟒與聖杯》（1974），以及由「披頭士樂隊」的喬治·哈里森贊助的《布萊恩的一生》（1979）。

賴茲如同西貝爾伯格和其他導演，對1979年首次在德國電視台播出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公開表示蔑視。如果要描寫德國的過去，不論有多麼痛苦，應該是由德國人自己來做。賴茲寫道：「最極端的剝奪過程是對一個國家歷史的剝奪。美國人通過《大屠殺》偷走了我們的歷史。」對德國的過去運用「商業審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國歷史的美國做派。德國導演和藝術家為反對美國的粗劣作品而進行的鬥爭，是反對美國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

畢竟，現代福利社會的最大受益者是中產階級。當20世紀70年代的戰後體系開始解體時，由於通貨膨脹蔓延，由於以稅收補貼衰退的工業，也由於因為預算和財政限制而減少甚至取消社會公共服務，他們覺得利益受到威脅，甚至感覺上當受騙。如同過去一樣，對於現代福利國家的高稅收而導致的更嚴重的通貨膨脹的影響，中產階級的感受最深刻。

法國這些主流知識分子通常受到德國人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樣的情況在過去這幾十年中經常發生。義大利作家埃利奧·維托里尼曾經觀察到：從拿破崙時期以來，除了德國浪漫主義哲學，任何其他外國影響都不能滲透到法國。他在1957年這樣寫是有道理的，20年之後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說是先輩的人道主義意識能力吸引了馬克思和黑格爾，那麼，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卻被更隱晦的德國思想所迷惑。米歇爾·福柯的極端懷疑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尼采思想的改寫。其他有影響力的法國作家，特別是著名文學批評家雅克·德里達，從馬丁·海德格爾的理論中尋找對人類原動力及其解構性的批判，以及越來越引人關注的認知人類主體及其文本素材的問題。

石油對歐洲經濟的重要性不斷穩步增加。1950年，西歐能源消耗總量中的83%是固體燃料（絕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體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別是29%和60%。1973年，義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賴進口石油；而葡萄牙則達到80%。英國曾因在北海發現了油田而一度自給自足，但它的石油開採也只是於1971年才開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歐出現了消費熱潮，上百萬輛新的汽車開上馬路，它們的動力供應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電，儘管那時——特別是在法國——已經可以使用核能發電，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歐洲大陸對廉價石油的需求和依賴。

70年代的文化傳統由集體主義轉變為個人主義。如同人類學取代哲學成為60年代的原始學科，現在心理學又取代了人類學。在60年代，「錯誤意識」的概念被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廣泛用於解釋工人和其他人將自己從資本主義利益中解放出來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我們看到，這個想法通過歪曲和變形，就構成了左翼恐怖主義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麼強的團體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後世形式」：將馬克思主義的背景語言用於弗洛伊德的話題，即所謂的「后弗洛伊德」。它強調需要解放的是個人主體，而不是社會階級。

在過去，規模如此龐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經濟轉變必將導致極大的社會創傷以及不可預料的政治後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許還包括當時人民政治熱情的低迷——沒有太多的示威抗議，也沒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這並非說它們是不存在的。1969-1975年間，西歐的產業工人舉行了示威遊行、靜坐、罷工和向政府請願等活動，活動遍及西班牙（1973-1975年，西班牙產業工人的罷工達到150萬個工作日）和英國，英國煤礦工人分別在1972年和1974年舉行了兩次大罷工，迫使緊張的保守黨政府推遲幾年關閉主要煤礦，甚至同意給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貼。

埃塔組織和它的支持者希望獲得完全的獨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後的憲法規定（參見本書卷三第3章），通過1979年全體公民投票決議，巴斯克地區得到的只是自治區的地位。因為失去了滿足於地區自治及語言和文化自我表達的溫和同情者的支持，憤怒的埃塔組織加緊了炸彈襲擊和暗殺等恐怖行動。在1979-1980年，該組織殺害了181人；在接下來的10年間，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殺害。但是儘管這樣，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還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們也沒能把他們的恐怖運動轉變為政治優勢：他們曾鼓動一小撮右翼軍官以法律、秩序和國家統一的名義阻止1981年2月的議會會議，結果以慘敗收場。

最新的觀察資料顯示：北愛爾蘭派別林立，情況非常複雜。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矛盾是實實在在的，表現在公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出生到死亡，貫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業和娛樂等。這種矛盾歷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和18世紀。在局外人看來，與此相關的爭執和勝利也許具有荒謬的儀式性，然而這背後的歷史都是真實的。但是，儘管愛爾蘭共和軍儘力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論，天主教和新教的區別絕不是常規意義上的階級區別。雙方都有工人和牧師——在更小範圍內還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職業者，以及專業人員。

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的喧囂平靜下來以前，造就這份喧囂的獨特環境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有史以來最昌盛的10年的最後3年裡，戰後的經濟繁榮熱潮結束了。西歐的「輝煌三十年」被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所替代，同時還伴隨著大範圍的工人失業和社會不滿。60年代的大部分激進分子如同他們的追隨者一樣，放棄了「革命」，轉而為自己的工作前景擔憂。一些人選擇用暴力對抗的方式；它們造成的損害和由這些行為導致的政府應對措施，引發了一些恐慌言論，認為西方社會已經「失控」。這種恐慌感被證明是誇大了的：西歐各國政府頂住了壓力，顯示出了超出旁觀者想象的應變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戰」后最初幾十年的樂觀或幻想中了。

賴茲和法斯賓德都是《德國之秋》的導演之一。它集紀錄片、影片片段和人物專訪為一體，拍攝於1978年，涵蓋了1九-九-藏-書977年秋天發生的所有事件，特別是漢斯-馬丁·施萊爾的被綁架和被謀殺，以及後來巴德爾和恩斯林的自殺。這部影片因對恐怖主義同情的語言而引人注目。通過細心的剪接，聯邦共和國傳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家族特徵。「資本主義」、「利潤制」和國家社會主義都同樣應該受到譴責，也都無可辯解，恐怖主義以現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現：現代的安提戈涅們憑良知反抗政治壓迫。

在賴茲的電影里，戰爭之間的和平歲月是沐浴著濃濃晚霞的甜蜜回憶，即使納粹猖獗時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時光的回憶。另一方面，戰後聯邦共和國的美國化遭到了憤怒而冷漠的鄙棄：它的重物質利益而輕國家價值，它對歷史傳統的破壞，都被描述為對個人價值和社會的強烈腐蝕。如同在法斯賓德的電影《瑪利亞·布勞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瑪利亞」為成為犧牲品的德國履行義務，但是很顯然，《故土，一部德國編年史》卻相當懷舊，甚至蔑視和憎恨外國價值，渴望「深沉的德國人」迷失靈魂的回歸。

像法屬阿爾及利亞一樣，北愛爾蘭阿爾斯特省既是一個殘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當英國政府最終決定放棄愛爾蘭地區，將它交還給愛爾蘭人時，它有足夠的理由把島上的6個郡保留下來。這些郡的絕大多數新教徒對英國王室非常忠誠，不願意接受愛爾蘭共和國的統治，也不願意融入一個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權政治的共和國。不管他們在公共場合說些什麼，新組成的共和國政治領導人們並非總是不願放棄巨大而且團結的新教徒社區。但是對於愛爾蘭的一小部分民族主義者而言，對他們的放棄就意味著是一種背叛。在愛爾蘭共和軍的領導下，他們繼續要求統一整個愛爾蘭島——如果需要的話，會採取暴力的形式。

議會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間的聯繫，早在1968年4月就在德國出現了，當時4名青年激進分子——包括安德里亞斯·巴德爾和古德龍·恩斯林——因涉嫌在法蘭克福兩個百貨大樓縱火而被捕。兩年後，巴德爾在烏爾麗克·邁因霍夫策劃和領導的武裝襲擊的幫助下從監獄逃跑。邁因霍夫和巴德爾發表「城市游擊隊宣言」，宣布組建「紅軍旅」（縮寫為RAF），他們的目標是用武力推翻聯邦共和國。這個首字母縮寫詞RAF是特意選擇的：正如英國的皇家空軍空襲德國納粹分子，人們俗稱的「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也將用炸彈和子彈迫使英國政府投降。

60年代的社會文化是理性的。雖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烏托邦式的狂歡，但是那個年代的社會思想，如同那個年代的音樂一樣，是熟悉而又條理清楚的，只是有點兒「臃腫」。同時，它具有驚人的群體性質：和「工人」、「農民」、「黑人」以及其他群體一樣，學生也被認為擁有相同的利益和興趣，通過某種特殊的關係彼此聯繫在一起，並與其他社會群體相對立。60年代的社會事業，不管有多麼荒謬，設定了個人和階級、階級和社會、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對幾個世紀前的理論家和實踐者來說，在形式或內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幾分熟悉。

有些國家沒有加入歐洲貨幣體系——特別是英國，因為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正確地認識到，歐洲貨幣體系將阻礙英國採取通貨再膨脹政策以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而加入的國家也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加入。作為「必須的解決辦法」，歐洲貨幣體系行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或者是歐盟委員會和幾年之後的歐元的職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政府可把這歸罪於外國人制定的條款和規矩。事實上，這是新安排的真正長遠意義所在。他們在及時消除通貨膨脹問題上並不是很成功（儘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卻成功地剝奪了各國政府在制定國內政策上的主動權。

在恐怖活動最猖獗的1977年，紅軍旅綁架並殺死了戴姆勒-賓士公司董事長、德國僱主聯合會主席漢斯·馬丁·施萊爾，刺殺了聯邦德國聯邦總檢察長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主席尤爾根·蓬托。不過，這已經是他們最後的表演了。邁因霍夫於1972年被捕后，於1976年5月在斯圖加特的監獄里自殺。儘管有傳言說她是被政府處死的，但是很顯然她是上弔身亡。1972年，巴德爾在法蘭克福的一次交戰中被抓，並被判終身監禁，他於1977年10月18日在獄中自殺。同一天，古德龍·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雙雙在獄中自殺。他們的地下組織一直維持到80年代，但是恐怖活動減少了很多：1981年8月，他們對駐紮在聯邦德國拉姆施坦因的美國空軍總部實施炸彈襲擊；9月，他們又試圖刺殺美國在歐洲的最高指揮官，結果卻失敗了。

然而，痛苦是實實在在的，而且隨著針對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出口競爭壓力不斷加劇、進口商品（不僅僅是石油）的價格不斷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業率開始穩步而無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法國的失業率佔全部勞動力的7%，義大利為8%，英國為9%。比利時、丹麥等國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失業率比30年代的聯邦德國相似，法國和義大利的失業問題更嚴重。

第二個假設是，那些希望更強烈地抓住知識潮流的人會走得更遠。這是一種誘人的做法，他堅持要顛覆的不僅僅是舊有的確定性，而且還可能是確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對於所有起源於社會而有助於政治的行為、觀點和知識都應該持懷疑態度。判斷和評價的理念應該獨立於形成這些判斷和評價的個人，而在某些領域里，它本身就應該被看作一個參与者（及其明顯保守的）社會立場的表現和表達。

《德國之秋》運用了很多電影手法。它像當代其他德國電影一樣，把聯邦德國描述成一個像納粹主義極權的國家，只是在鎮壓和暴力程度上（還沒有揭露過）有所不同。一個當時仍然被關在監獄的、有點兒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馬勒對著鏡頭解釋說，1967年發生的國會反對派的反抗，是本該在1945年發生而沒有發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進分子進行著反抗德國納粹惡魔的真正鬥爭——雖然採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納粹似的方式，這是馬勒無法解釋的一個矛盾。

客觀地說，當代義大利恐怖主義與德國的恐怖主義沒有顯著區別。它也是從60年代的仿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來，絕大部分領導人接受的政治教育來自當時大學里的抗議活動。自稱「紅色旅」的左翼恐怖主義地下組織在1970年10月首次進入公眾視線，他們散發傳單，宣揚與德國「紅軍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綱領。像巴德爾、邁因霍夫等領導人一樣，「紅色旅」的領導者也非常年輕（最著名的是雷納托·庫爾奇奧，他在1970年時年僅29歲），大部分都是學生出身，他們自願投身於地下武裝鬥爭。

如同在北美，西歐也出現了「解放論」的理論家，其目標是將人類從自我強加的幻想而不是社會強加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在性問題上的體現形式——社會壓迫和性壓迫互相關聯的想法——早在60年代末，就已經是某種社會背景下的陳詞濫調了。但是馬爾庫塞或者威廉·賴希顯然是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思想的繼承者，後者的思想是通過解放個體尋求整體改革。另一方面，雅克·拉康，或者是當代女權運動理論家凱特·米利特和安妮·萊克勒克的信徒在某些方面沒有那麼大的抱負，在另一些方面則雄心勃勃。他們不太關心傳統的社會革命事業（女權主義者將其正確地定義為由男人領導，並且主要是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運動）。相反，他們試圖削弱曾經是其基礎的人類主體概念。

在1970-1978年，紅軍旅及其分支機構採取或有意、或隨機的恐怖行動策略，殺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搶銀行，綁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裡，在這類恐怖活動中，他們除了殺死28人、打傷93人，還綁架了162名人質，搶劫30多家銀行——這一方面是為了補充活動經費，另一方面是為了引起社會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們還將駐紮在德國的美國陸軍基地作為目標，殺死、打傷一些美國士兵，尤以1972年春末為甚。

由於大學里現成的聽眾，像拉康和德里達這樣新近被奉為名人的理論家們將語言的無規律性和悖論性提升為成熟的哲學理論，這些理論給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無限靈活的模板。在一些學術機構，如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學研究中心，新舊理論順利融合。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再是經濟範疇和政治機構的尷尬附屬品，而重生為「文化批評」。再沒有什麼障礙能阻止革命的無產階級擊敗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如同那時的英國文化研究的首席發言人史都華·豪爾在1976年所說的：「『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消失』的觀點被更複雜的現實所替代，因為一個階級內不同的階層在做出決定性的社會經濟環境選擇時，選擇了不同道路。」

隨著之後幾個月的混亂，兩次接踵而來的美元貶值，以及1972年英國的英鎊「浮動」（推遲帶來了英國銀本位制度這個古老而又不堪重負的角色的結束），1973年3月，歐洲各國在巴黎召開會議，這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動匯率制。顯而易見，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會是通貨膨脹。由於1971年8月美國採取美元匯率自由浮動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元貶值），歐洲政府不得不採取通貨再膨脹政策：允許放寬信貸、放任國內物價上漲和國內貨幣貶值，以遏制必定出現的經濟滑坡。

但是義大利與德國的恐怖主義還是有一些重要的區別。從一開始起，義大利左翼恐怖主義分子就非常強調他們與所謂的「工人」的關係；在北部某些工業城市，特別是米蘭，極端左翼分子的確有一小部分追隨者。與以一小撮犯罪分子為中心而集聚起來的德國恐怖主義組織不同，構成義大利極端左翼組織的有：合法的政黨、城市游擊隊組織、小規模的武裝政治匪徒等等，它們在成員和目標方面都相互重疊。

至此，進口燃料的價格是以美元的固定匯率來定價的。因此，變化浮動的匯率和石油價格上漲變成空前的不穩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時間里，物價和工資的上漲是穩定而溫和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仍然可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但是現在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問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非歐共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在1961-1969年穩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是11.9%。這隻是整體數據，不同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聯邦德國的通貨膨脹率僅為4.7%，而瑞典是聯邦德國的兩倍。法國在那些年當中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10.7%，義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則超過了18%。英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卻超過了24%。

在後來的幾年裡，豪爾自己承認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種各樣難度很高的理論主題所佔據」。不過實際上，這種自戀的蒙昧主義在當時十分盛行，它遠離現實生活，在無意識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識分子傳統的見證人。而且，它絕不是那些年文化損耗的唯一癥狀。即使是20世紀60年代法國電影光彩奪目的創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藝術技巧。1974年，導演過《巴黎屬於我們》（1960）和《修女》（1966）的聰明而富於創意的導演雅克·里維特導演了《塞麗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記》，這部193分鐘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國新浪潮電演，缺乏情節，充斥著程式化的模仿（儘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藝術理論化代替了藝術本身。

在那個時候，對人類這種狀況的描述與米歇爾·福柯的作品有著廣泛而正確的聯繫。儘管福柯偶爾流露出蒙昧主義，他在內心裡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的早期作品與德高望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繫緊密，他認為，要把工人從資本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人們首先要改變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和經濟的自私自利性。簡而言之，人們應該用主人翁的知識來替代革命的知識。用前些年非常流行的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話來說，人們該反抗統治階級的「霸權」。

在通常情況下，這個受控制的「符合凱恩斯理論的」通貨膨脹會是成功的——除了在聯邦德國，因為自古以來德國人對物價上漲有著根深蒂固的厭惡與排斥。但是美國退出固定匯率制所引發的不確定性刺|激了貨幣投機，而國際浮動匯率協定對此是無力限制的，這又破壞了各國政府為操縱本國利率和維持本國貨幣價值所做的努力。貨幣貶值了。隨著貨幣的貶值，進口貨物的成本相應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價格上漲了70%，食品價格上漲了100%。就是在這種已經很不穩定的狀況下，國際經濟遭遇了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機。

貶低公眾人物的地位的風格，給類似「模仿秀」或者法國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電視節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這些節目中，主要的政治領導人輪流地九_九_藏_書被拿來嘲笑和奚落（現在在美國的電視節目中還是這樣），這種事情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諷刺作家和政治喜劇演員替代作家和藝術家而成為那個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當法國學生被問到誰是他們最崇拜的社會名人時，年長的評論員震驚地得知，讓-保羅·薩特已經被科呂什所代替。科呂什是一個下流的、偶爾放肆的電視喜劇演員，他揶揄地承認自己是通過競選總統而得到了現在的聲望。

如果說60年代的傳統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張，那麼另一個與之相對的主張則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態度。相對單純的搖滾音樂逐漸被「深諳媒體喜好的」流行樂隊替代，後者的一慣手段是將前輩形成的風格做延伸和降格處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說和通俗小報為了商業利益而投靠大眾文化一樣，70年代產生的「朋克」搖滾也是以爭奪流行音樂的市場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現，實際上是寄生於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圖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極端語言。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20世紀70年代歐洲其他「病態、反常」就算不上什麼了，儘管它們加重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一個自稱「憤怒旅」的組織代表沒有議會席位的失業者，於1971年在倫敦周圍放置了炸彈。瑞士的汝拉地區講法語的分裂主義者模仿愛爾蘭共和軍的戰略，在1974年因抗議被強制合併到（講德語的）伯爾尼州而發生暴動。在利物浦、布里斯托爾和倫敦地區的布里克斯頓，暴動的人群紛紛與警察發生衝突，爭奪「閑人免進的」城市貧民窟的控制權。

但是，到1970年，南蒂羅爾問題通過建立雙語自治區的方式解決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評家，大家皆大歡喜；儘管佛蘭德斯的「弗蘭芒人民聯盟」和「弗蘭芒團」的民族主義者從來沒有放棄從法語區的瓦龍獨立出來的最終目標，然而佛蘭德斯的前景和影響深遠的使比利時聯邦化的立法，使他們暫時忘記了自己的要求：佛蘭德斯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從被社會遺棄者的報復運動，轉變為因講荷蘭語的納稅人不願資助失業的瓦龍鋼鐵工人（參見本書卷四第2章）而導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爾斯特天主教徒的問題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978年，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呼籲建立一種更嚴格的制度以取代「蛇形浮動匯率制」，這就是「歐洲貨幣體系」（EMS）。每一成員國的貨幣都以歐洲貨幣單位（ECU）定出一個固定匯率，共同對美元浮動。由於馬克既是歐洲貨幣體系中最強的貨幣，又是國際外匯市場上最主要的交易貨幣之一，人們便常常把歐洲貨幣體系成員國貨幣與馬克匯率的波動，作為中央銀行干預的標誌。成員國要致力於控制國內經濟以維持其在歐洲貨幣體系的位置。這是德國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動權，事實上，德國馬克至少在歐洲已經取代了美元。

由於埃塔的政治目標與社會現實脫節，使他們甚至變得更加極端。借用喬治·桑塔亞那對「狂熱」一詞的定義來說就是：忘記了目標，再加倍努力。埃塔組織通過犯罪和敲詐勒索獲得有限的資金，它的運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國西南的巴斯克邊境活動，偶爾去殺死一名政客或鄉村警察，但是它畢竟生存了下來。然而，它在煽動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獨立的情感和威脅西班牙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讓步這兩方面都是失敗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動促使社會黨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同意「反恐怖主義解放組織」非法進入法國，以剷除埃塔組織，在1983-1987年期間，26名埃塔組織成員被殺。岡薩雷斯的這一決定，多年之後才被公之於眾（參見本書卷四第4章），給西班牙佛朗哥之後的早期民主立憲制投下了陰影；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下，這算是一種引人注目的、有爭議性的溫和回應。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觀點在義大利歷史上並不陌生。當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紅色旅以及他們的同伴們所實踐的思想，與法西斯主義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並無區別。在德國是那樣，在義大利也是那樣：極左翼分子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仇恨讓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無產階級」暴力的軌道上。到1980年，義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標和方式上都開始變得無法區分。實際上，紅色旅和他們的後代絕不能為義大利「沉重歲月」發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負責。在那些年裡，地下的反共和國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當時最嚴重的一個罪行，1980年8月，他們炸毀了博洛尼亞市的火車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在義大利南部地區蒙佐喬諾，黑手黨在與地方官員、警察和當地政治家的鬥爭中，也採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義戰略。

在成立初期，紅色旅和其他恐怖組織的行動大部分僅限於綁架和偶爾槍殺工廠經理和小商人——他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走狗」、「老闆的僕從」，這反映了他們對工廠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興趣。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他們開始進行政治暗殺。首先針對右翼政治家，然後是警察、新聞記者和檢察官，採取的策略是「揭開」資產階級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國家進行暴力鎮壓，從而使大眾觀點出現兩極分化。

對於研究海德格爾或者與他同時代的德國思想家卡爾·施米特（他的歷史實在論對國際事務專業的學生很有吸引力）的專家而言，這種興趣形式頗有些奇怪。畢竟，海德格爾和施米特的思想與納粹主義是一致的。顯然，對於海德格爾而言，他接受了由納粹黨人資助的學術機構。但是在批判盲目樂觀的進步假設、在質疑啟蒙的理性主義及其政治和認知副產品的基礎等方面重新燃起的興趣，在20世紀初海德格爾式對現代性和技術進步的批評和「後現代主義」時期醒悟的懷疑論者之間建立了某種密切關係，使海德格爾等人可以澄清他們早期的聯繫。

20世紀70年代是整個20世紀人們精神上最沮喪的10年。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可能緣于本章所述及的社會環境：急速而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大範圍的政治暴力，引發人們感嘆歐洲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也許要過很多年後才會回來。大多數年輕人關心的不是如何去改變社會現狀，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遠大理想和抱負的吸引力已讓步于個人物質需求的困擾。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裡，怎樣保全個人利益比投身於社會公共事業顯得更重要。

這種狀況大致維持了40年。到20世紀60年代，愛爾蘭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態和聯邦德國波恩政府的態度相似：願意接受國家的重新統一，但同時希望統一的日子無限期地推遲。同時，繼任的英國政府長期以來選擇儘可能對阿爾斯特的動蕩局勢視而不見，那兒占多數的新教徒通過不公正立憲、政治代言制、對僱主的宗派性施壓，以及壟斷例如公務員、法官，特別是警察等重要職位的渠道，控制了當地的天主教徒。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於1978年的獨立政黨「埃里·巴塔蘇納黨」的戰略是直接的武裝暴力行為：關於巴斯克歸屬西班牙的問題，它提出的條件高到令政府無法忍受。但是，像愛爾蘭共和軍和其他類似的組織一樣，埃塔也有統治整個國家的野心。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歡的方式，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埃塔激進分子襲擊的目標不僅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個受害者於1968年6月被殺）、溫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還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頹廢的標誌：電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廳、毒品販子等等。

20世紀70年代的決策者們面臨的選擇具有更加複雜的因素。環境和時局引發的經濟危機與政府的軟弱改良相一致。在這個過程中，西歐進行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幾年前曾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濃煙工業的重要性正逐漸下降。如果鋼鐵工人、礦工、汽車製造工人和紡織廠工人都開始失業了，這不僅僅是因為周期性的地方經濟低迷，也不僅僅是石油危機的附帶後果。古老的西歐製造業經濟正在消失。

《德國之秋》中對納粹主義的暗示，在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恐怖行動的告白書中已經變成了明示。如同哲學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們可以從金錢、技術和納粹帝國主義新秩序的消亡這三者明顯的聯繫中了解……（怎樣）揭開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新秩序』上的摧毀文明的技術的面紗。」就是這種很容易產生的思想變化——納粹主義和資本主義民主之間的聯繫比它們之間的區別更為重要，而德國人是這兩者的犧牲品的想法——有助於解釋德國激進左翼分子對猶太人問題上明顯的麻木不仁態度。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對就業和工資保障的強烈要求，歐洲領導人最初參照了過去的經驗。他們與英國和法國強勢的工會代表們協商通貨膨脹中工資的解決辦法。在義大利，工資和物價與按照標定指數系統的相同比率挂鉤，稱之為工資指數等級系統，自1975年開始實施。不景氣的行業——特別是鋼鐵行業——由國家接管，與戰後首輪國有化的做法類似：在英國，通過1977年制訂的「鋼鐵計劃」，統一規定鋼鐵價格，取消了價格競爭，挽救了整個行業；在法國，洛林地區破產的鋼鐵聯合企業和國家的工業中心重新組合成為由政府給予保障的國有聯合公司。在聯邦德國，聯邦政府也參考類似形式，鼓勵私人企業合併而不是國家控股，同樣達到了企業聯盟的目的。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德國魯爾煤礦控股公司的產煤量佔到魯爾地區產煤總量的95%。

埃塔的影響力之所以有限，是因為除了其瘋狂殺人造成了廣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後果外，還因為大部分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確，很多「巴斯克人」並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紀60年代的西班牙經濟改革，以及國內外大量移民的湧入所造成的巨大變化，是老一代民族主義者和他們的狂熱的青年追隨者們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區，父輩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總數的一半，祖輩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許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蘇納黨當作他們幸福生活的一個威脅。

從這個角度來說，權力的掌握依賴於掌握的知識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對危險「知識」的掌握，為此不惜一切代價。

在最初幾年裡，雖然攻擊的聲勢越來越強，但直到1978年，紅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動起對社會的強烈不滿情緒。1978年3月16日，他們綁架了一名最有名的人質：義大利天主教民主黨領導人、前任總理和外交部長阿爾多·莫羅。綁架事件持續了兩個月。基督教民主黨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在共產黨人和他的本黨黨內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絕考慮綁匪提出的以釋放「政治犯」為條件來交換莫羅的生命。雖然面臨義大利各黨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譴責，以及羅馬教皇和聯合國秘書長釋放人質的呼籲，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月10日，在停放在羅馬市中心的一輛汽車裡，人們發現了莫羅的屍體。

「歐洲之夢歌唱大賽」的狂熱，提升和讚美了沒有前途的陳舊表演形式和一群無能的表演者，這種狂熱反映了一度沉靜和內省的懷舊文化。如果說朋克、後現代主義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滅時代迷茫的結果，那麼「向後」則是另一個結果。法國的流行樂隊「從前」誇耀地穿戴著20世紀30年代的服裝，這也是一種從「奶奶裙」到「新浪漫主義」的新愛德華七世時代髮式的短暫的服飾復興——後者在30年間重複了兩次。在服裝和音樂（以及建築）方面，舊風格復興的誘惑與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質疑的麻煩時代是向後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愛新時代」在身後留下了一個拼湊混搭的季節。

很多外來工人，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確回到了自己的國家。1975年，29萬名移民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離開了德國，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臘和義大利。同年，20萬西班牙人回國找工作；而義大利的移入國內者人數首次超過移居外國者人數，很快在希臘和葡萄牙也出現這種情況。70年代中期，將近30多萬移居外國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爾幹半島，但是那裡的就業狀況並不比在德國或者法國樂觀。北歐的就業危機轉嫁到了地中海地區。同時，法國嚴格限制阿爾及利亞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國家人民入境，英國也制定了更為嚴格的規定排斥南亞次大陸的有移民傾向的人。

左翼恐怖主義分子或復興的新納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節製造炸彈襲擊，造成13人死亡，220多人受傷，但這都沒有造成聯邦共和國時局的動蕩不安，儘管他們的確煽動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強」秩序。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對「巴德爾——邁因霍夫小組」的廣泛同情。hｔtpｓ://ｒｅａd.9９cｓw•ｃｏm

採礦工人和鋼鐵工人也許是當時最著名和最絕望的有組織的抗議者，但他們並不是最具有鬥爭精神的。傳統行業的工人人數不斷下降，抗議力量由工會運動轉向服務行業聯盟組織的運動，而且活動的頻率越來越高。在義大利，隨著共產黨領導的傳統行業的成員不斷減少，教師和公務員組織的規模和戰鬥力量不斷增強。老的工會對工人失業缺乏足夠的同情心：絕大部分首先關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們自身的影響力），以及儘可能避免公開的衝突。好鬥的協會組織，法國的「工人力量」，英國的「地方政府官員全國協會」、「全國公務員聯合會」和「科技與管理人員協會」，鬥志昂揚地繼承了青年人和失業者的事業。

結構性失業、上漲的石油進口價格、通貨膨脹以及不斷下降的出口，導致了席捲西歐的財政赤字和支付危機。即便作為歐洲大陸製造業和出口業領頭羊的聯邦德國，也沒能倖免。在1973年一年之內，它的貿易支付由94.81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變成了6.9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英國國家財政連續出現赤字——到1976年12月，開始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以至於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面為其做擔保。其他國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國的財政收支出現逆差，而且此種狀況持續了近10年。義大利和英國一樣，不得不在1977年4月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對於英國實行的一些不受歡迎的國內政策，它的領導人將其歸咎於「國際力量」。

毫無疑問，這種情緒變化也是對前10年社會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縱生活的回應。才剛開始沉浸於空前的活力爆發和音樂、時尚、電影等藝術創新中的歐洲人，現在開始從容地思考享受這狂歡盛宴所付出的代價。60年代的理想主義不會像當時的「頭腦簡單」那樣很快就過時：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擁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審美的——本來就是有魅力和創造力的。如果說60年代的特徵是天真、自以為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義重大的，那麼70年代的特徵就是憤世嫉俗、幻想破滅和期望下降。

如同我所指出的，這樣的抗議和行動是政治上的病態：不管它們的形式有多麼極端，它們的目標是相似的，採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們嘗試要獲得些什麼，而且根據他們自己所認為的，如果達到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會停止行動。埃塔、愛爾蘭共和軍和他們的模仿者們是恐怖主義組織，但他們不是沒有理性的。為了保住他們的目標，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組織都以在適當的時候與對手談判而告終。但是，這種思維對再一次發起暴力的領導者來說沒有半點兒影響。

經濟衰退的一個即時後果就是對各種「外國」工人的冷遇。雖然對製成品的需求銳減，但是官方公布的聯邦德國失業率（在1970年接近為0）卻沒有達到8%，這是因為絕大部分失業的工人並不是德國人，因此不被官方統計在內。例如，當奧迪公司和寶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員時，首先被解僱的便是「外來工人」。失業的寶馬公司員工中有4/5都不是德國公民。1975年，聯邦政府永久性關閉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徵募勞工辦事處。聯邦委員會在1977年的一份報告中的「基本條款第1條」中指出：「德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只是那些最終還會自願回到自己國家的外國人的居住地。」6年後，聯邦議會通過法案來「幫助外來工人做回國準備」。

相反，西歐國家開始經歷所謂的「滯脹」：在出現經濟滑坡的同時，工資和物價出現膨脹。現在來回顧這種情況，不會像當時那樣令人驚奇。到1970年，農村富餘勞動力轉向城市工業生產行業的移民潮已經結束；不再能吸收到「閑散人員」，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下降了。100%就業仍然是歐洲主要工業和服務行業的標準。到1971年，英國的失業率只有3.6%，法國的失業率只有2.6%。但是，這意味著有組織的、習慣於以優勢地位和僱主們討價還價的工人們現在面對的是僱主們的利潤率開始縮水。

自從1971年以來，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工人代表們要求提高工資並獲得其他經濟方面的補償。即便在1973年經濟危機之前，也已經有種種跡象表明經濟開始走向衰退。實際的工資增長已經超過了生產力的增長，利潤不斷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資。戰後經濟復甦激發的投資熱情一點點被通貨膨脹或者失業所吞噬。由於中東危機，歐洲的通貨膨脹和失業這兩個問題並存。

而且，很多阿爾斯特的天主教徒對立即擺脫都柏林政府的統治並沒有迫切的願望。在20世紀60年代，愛爾蘭仍然是一個貧窮而落後的國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儘管比英國大部分地區要低，但還是要高出愛爾蘭的平均水平。甚至對天主教徒來說，阿爾斯特有更好的經濟狀況。同時，新教徒堅定地與英國保持一致。這種情感並沒有得到英國其他地區的回應，他們對北愛爾蘭考慮甚少。20世紀60年代末，像英國其他地區一樣，阿爾斯特的傳統工業開始衰退，英國政府的決策者很清楚，廣大新教徒藍領工人的未來是不確定的。但儘管這樣，還遠遠不能認為幾十年以來英國政府對阿爾斯特問題不予關注。

如果說這份名單再現了數千名學生及其追隨者在叛逆的工人運動中宣揚社會革命的慾望，那麼他們為引起公眾注意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其影響也自然不可低估。庫爾奇奧、他的同伴瑪拉·卡戈爾和朋友們過著浪漫的、神話傳奇般的、革命強盜的生活（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擊隊形象），但是他們的危害的確是罄竹難書。在1970-1981年，義大利每年都會發生謀殺、致殘、綁架、襲擊和各式各樣社會暴力行為。在這10年當中，有3名政治家、9名地方官員、65名警察和大約300名其他人員被殺害。

當兩種外部打擊使西歐經濟幾近停滯時，經濟滑坡的影響才剛剛開始。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單方面宣布美國廢除固定匯率制度。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一直是國際貨幣比價標準的美元，從此以後將隨著其他貨幣的匯率浮動。而促成這一決定的背景是美國因參与越南戰爭而背上的沉重軍事負擔，以及不斷增長的美國聯邦財政預算赤字。與美元挂鉤的是金本位制，華盛頓政府越來越擔心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用美元兌換黃金，從而消耗美國國庫的黃金儲備。

的確，歐洲政府領導人表現出了對時局的失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大眾擔心的根源——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發現他們堅持自己的缺點帶來的好處。70年代中期，時任倒霉的英國工黨政府財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嘆著充斥在歐洲大陸的數以億計的歐洲美元，「那些不願露面的人不斷地將自由資金像原子云一樣積聚到歐洲市場，以規避國家政府的管制」。這正是他們的傑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哈羅德的政黨正是因為對手——保守黨成員——無力消除公眾的不滿，而在1974年成為執政黨，但是在緊接下來的一年即被指責為無能。

如果說英國本土的政治家寧願不知道這些事情，是因為保守黨依靠「統一黨」人士（可追溯到19世紀主張英國與愛爾蘭統一的運動）來爭取至關重要的議會席位。他們希望維持現狀讓阿爾斯特成為英國領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黨與貝爾法斯特強大的造船業工會和聯合行業工會組織一直關係密切，那裡的新教徒長期以來享受著優厚待遇。

同樣是在這些年，大量探討這個國家充滿疑問的歷史和身份的電影、演講、著作、電視節目和公共評論蜂擁而出。正如紅軍旅——可以說是通過代理人——所宣稱的「對法西斯主義開戰」那樣，聯邦德國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也為了掌控真正的德國傳統而鬥爭。與西貝爾伯格同為電影導演的艾德加·賴茲導演了一部非常受歡迎的16小時的小型電視連續劇：《故土，一部德國編年史》。它講述了居住在萊茵蘭-巴拉丁州的亨斯呂克鄉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過一個家庭成員的敘述，回顧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末到當時德國的當代史。

7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幾乎所有傳統行業的失業率驟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鋼鐵等行業開始進行改革；之後擴展到化工、紡織、造紙和消費品行業。歐洲所有國家都元氣大傷：1973-1981年間，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車製造企業集聚的英國西部內陸，有1/4的工人失業。在法國西北部的洛林工業區，有28%的製造業工人失業。同年，聯邦德國紐倫堡的產業工人失業率更高達42%。義大利都靈的菲亞特汽車公司自從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轉換為自動化生產後，3年之內工作崗位減少了6.5萬個（工作崗位總共是16.5萬個）。20世紀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產業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40%，但是25年之後，這個比例下降到1/7。

當德國哲學穿過巴黎的社會思想、進入英國的文化批評的時候，它們的形式對當時大部分讀者來說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難詞彙使人們很難讀懂和理解，因而對新一代學生和他們的老師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那時因大學擴招而招聘的年輕教師大部分都是60年代畢業的學生，是在那些年的時尚和辯論中培養起來的。但是，儘管在此之前10年裡，歐洲的大學里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重大理論——有關社會的、國家的、語言的、歷史的、革命的——但流傳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這些理論。「文化理論」或者「一般理論」的學術研討會代替了幾年前還控制著激進學術辯論的傳統學科分界線。「難度」開始成為知識分子嚴肅性的衡量尺度。在對「1968年思想」傳統的反省中，法國作家呂克·費里和阿蘭·雷諾尖銳地總結道：「60年代思想家最偉大的成就是讓他們的讀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偉大的。」

此種程度的通貨膨脹在歷史上並不是空前的，但是這對於經歷過50年代和60年代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的人民來說，的確是新的體驗——對他們的國家也是如此。更為糟糕的是，伴隨著1979年第二次石油價格上漲，伊朗革命推翻了國王統治，造成了石油市場的恐慌，石油價格從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漲了150%，70年代的通貨膨脹使人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艱辛而痛苦的生活。在過去，通貨膨脹與增長相關聯，通常是由於增長過快。19世紀末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都伴隨著通貨緊縮：由於過於剛性的貨幣以及政府和人民長期的消費能力不夠，導致物價和工資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人們在傳統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釋現實的答案。

如果德國人歧視猶太人的行為並沒有徹底使巴德爾-邁因霍夫小組在他們的同情者面前丟臉，那是因為關於這個主題的爭論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共鳴：受害者是德國人而不是猶太人；罪犯是美國資本主義者而不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例如，美國人現在對越南人的所作所為是「戰爭犯罪」。在聯邦德國有一種「新愛國主義」，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德爾、邁因霍夫和他們同黨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輩的日耳曼優越感，但是發現他們自己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受到指責。作為聯邦德國左翼恐怖主義創建者中少數倖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馬勒，在30年之後，轉而成為極右翼分子就不足為奇了。

由於德國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動沒有明確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戰績只能根據它破壞德國的公眾生活和共和國機構的程度來衡量。從這方面來看，它顯然是失敗的。當時最著名的政府打擊行為是1972年社會民主黨政府總理維利·勃蘭特通過的《禁止從事公共職業法令》。該法令規定所有從事危害國家的政治活動的人不得承擔公共職務，它的目的顯然是將左、右翼極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職位之外。在一個早已與公眾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當然激起了對審查及其更惡劣後果的恐慌；但是這還不是那些批評家們所擔心的獨裁統治的前奏，也不是他們希望的極限。

原則上，所有判斷和信仰都可以通過這種方法來重新分析。即使批評型的知識分子也可以這樣「被定位」。用歐洲最有影響的新社會學知識的代表、法國社會學教授皮埃爾·布迪厄的話來說：「教授話語」只不過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達。這種帶欺騙性的、具有破壞作用的定位知識和觀點的方法，並不能揭示如何判斷一種「話語」比另一種更真實：一個需通過將「真理」看作社會定位範疇來解決的難題——一個很快就開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態。這種發展狀況的結果自然是對一切理性的社會論點越來越懷疑。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九_九_藏_書瓦·利奧塔在1979年寫了一篇題為「後現代狀況」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時代氣息」。文章中的觀點很明確：「我把後現代主義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

在西歐的大部分地方，20世紀60年代無處不在的激進理論並沒有產生負面影響。但在比較特別的兩個國家，可自圓其說的激進主義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學生激進分子醉心於改寫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開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強制性寬容的「真實面目」。他們推斷，如果大力施壓于代表資本主義利益的議會政府，那麼它將被剝掉合法的掩護，露出真面目。面對壓迫者的本來面目，無產階級將在階級鬥爭中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儘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異化」，成為對形勢「錯誤認識」的犧牲品。

儘管多年來決策者們一直試圖忽視這些跡象，證據是無可爭議的。在20世紀50年代，西歐的採煤業達到最高產量以後，煤礦工人的人數一直穩定下降：在比利時南部桑布爾-默茲山谷礦區，1955年的煤炭開採量為2 050萬噸，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萬噸，而10年之後的開採量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1955-1985年間，比利時有10萬名礦工失業；與採礦業相關的各種相關貿易也相應受到影響。英國的採礦業損失更大，經歷的時間也更長。在1947年，英國自稱擁有958個煤礦；然而45年之後只剩下50個了。採礦業工人的人數從71.8萬下降到4.3萬，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1985年這10年期間。

英國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倫敦政府對來自天主教的改革壓力持同情態度，但是，1971年2月一名英國士兵被殺后，倫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經審判便可以拘禁的條令，形勢迅速惡化。1972年1月是一個「血腥星期天」，英國傘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開槍，打死了13人。同年，在阿爾斯特，146名安全部隊隊員和321名平民被殺，將近5 000人受傷。由於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對手的固執，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組織的活動持續了30年，在此期間，阿爾斯特和英國大陸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槍殺、被炸死或致殘。試圖暗殺英國首相的事件不止一次地發生。當時即使英國政府希望與阿爾斯特劃清界限（許多大陸選民都希望這樣），他們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後來的民意測驗顯示，佔壓倒性多數的阿爾斯特人民希望繼續保持與英國的聯繫。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動的重現和黑手黨暴力活動的復甦，顯示和加劇了民主制度的弱點，他們的承諾也許是正確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釋為是他們自己成功的標誌。左翼和右翼極端分子都是通過攪亂正常的公眾生活秩序，使其出現令人無法忍受的危險，從而破壞國家穩定。它們之間的區別是，極端右翼分子可以從恰恰是他們想要顛覆的力量中尋求一些保護和協作。隱蔽的右翼陰謀組織網路已經滲透到了警察、銀行團體和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黨的高層，掌控著對法官、檢察官和記者的謀殺。

為了了解這些變故對西歐國家的影響，回顧一下石油價格的變化尤其重要。與其他幾乎所有現代工業經濟依靠的初級商品不同，石油價格在經濟發展的幾十年當中幾乎保持不變。一桶沙烏地阿拉伯的輕原油在1955年的價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漲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貨幣通貨膨脹因素，油價實際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並不希望其成員國將石油儲備當作政治武器。西方國家早已習慣了依賴這一充足而又廉價的石油產品——它同時又是保持社會長期繁榮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如果歐洲國家不能解決就業、高工資和經濟增長的問題，其成員國必將覺得遭到背叛而變得非常憤怒。正如我們所提到過的，政府領導人的本能反應是緩和藍領工人階級及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為有先例證明他們最有可能激發全社會範圍的抗議。但是，事實證明，真正的反對者卻不是他們。賦稅沉重的中產階級——國有和私營企業的白領僱員、小商人和個體戶——在重壓和憂慮之下，迅速轉化為對政府的反抗者。

在這些模糊而活躍的疑慮和幻象背後，存在著非常真實而又在那時看來是一觸即發的危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歐國家的國內衝突並不多，公開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東歐、歐洲的殖民地地區、整個亞洲、非洲和南美地區，武裝衝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期間，鬥爭和謀殺不斷升級，從朝鮮到剛果有上百萬的士兵和平民被殺。美國本土也發生了三次政治暗殺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歐各國卻平和安定。

這樣的思考包含著兩個廣泛流傳的假設，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圈裡非常流行。第一個假設是，正如大部分啟蒙運動時期以來的社會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權力不是存在於對自然和人類資源的控制，而是存在於對知識的掌握：關於自然世界的知識，關於社會領域的知識，關於人本身的知識，而且首要的是關於知識本身是如何產生和合法化的知識。

歐洲警察也毆打或槍殺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針對外國人，所謂的深膚色的人。除了偶爾與共產黨的示威者發生衝突，西歐的軍隊很少被政府召集起來鎮壓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們自己內部所為。按照兩次大戰之間數十年的標準衡量，歐洲的城市是相當安全的，這一點經常被評論員用來強調和對比歐洲社會的井然有序和美國城市瘋狂而冷漠的個人主義。至於60年代的學生暴動者，對他們的評價是這樣的：歐洲的青年人可能會參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於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戰者」的實際危害性很小。

當地人民同情他們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對德國失去的往昔的懷舊之情不斷增長。人們覺得德國似乎「被雙重剝奪了」：被納粹分子剝奪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過去；被聯邦共和國剝奪了美國監管人強加給德國的虛假的自我形象。用電影導演漢斯-尤爾根·西貝爾伯格的話來說就是，這個國家已經在「精神上被剝奪和被放逐了……我們生活在沒有家鄉、沒有『故土』的國家」。明顯帶著德國極端左翼恐怖主義氣息的民族主義者以美國佔領軍、多民族融合以及「國際性」資本主義秩序為目標，敲響了警鐘，如同恐怖主義分子宣稱的：德國人成了為其他國家的利益而被其他國家操縱的犧牲品。

中產階級同時也被認為是最難「管理」的。20世紀70年代廣泛流傳著一種恐懼，那就是歐洲的民主黨已經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首先，20世紀60年代破除舊習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來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興奮的、充滿信心的日子，現在卻越來越像不穩定和無政府狀態的預兆。接踵而來的失業和通貨膨脹帶來了更多的焦慮，然而政府對此似乎無計可施。

英國軍隊沒有撤離。他們該怎樣離開也不清楚。20世紀70年代建立社區間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種嘗試，最終的結果是雙方的相互懷疑和對峙。天主教徒即使一點兒都不喜歡他們自己的極端武裝分子，也早就懷疑阿爾斯特新教徒領導關於分享權力和公民平等的諾言。後者總是不願意對佔少數的天主教徒做出實質性讓步，他們現在真正開始害怕這些不妥協的新教徒武裝分子。如果不是因為英國軍隊的介入，這個地區的公開內戰將更加嚴重。

通過直接的工資補貼（支付一定金額給僱主，使其不解僱富餘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國家產品輸入本國的保護措施，法國和英國的國內紡織行業得以存活了下來。在聯邦德國，波恩政府採取措施，工人們實行半日工作制，減少了80%的工資成本。瑞典政府則直接資助雖不贏利但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業。

愛爾蘭共和軍變成了一個邊緣化的政治派別，它公開指責愛爾蘭共和國是非法的，因為它並沒有徹底實現將愛爾蘭變為一個特別的、激進和統一的國度的期望。然而，愛爾蘭共和軍觀念模糊的、不合時宜的理論對年輕一代士兵毫無吸引力（包括在貝爾法斯特出生的17歲的格雷·亞當斯，他於1965年入伍），他們對行動的興趣大過空洞的理論說教，而且組成了自己的組織，即秘密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大部分從德里和貝爾法斯特招募而來，加入到席捲北部的為爭取公民權利而進行示威遊行的潮流中，向位於斯托蒙特城堡的阿爾斯特政府要求遲遲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但是他們的努力換來的是政府的不妥協和警察的暴力鎮壓。

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活動並沒有使愛爾蘭得到統一。它沒能將英國人趕出阿爾斯特，也沒有動搖英國的政權，儘管謀殺政治家和社會名流的事件（特別是蒙巴頓勛爵，他是前印度總督，也是威爾士親王的教父）改變了公眾對愛爾蘭海兩岸局勢的看法。但是愛爾蘭人的「麻煩」將英國人民的黑暗生活推進到更加水深火熱的地步，給當時「失控的政府」的論調火上澆油，同時也終結了20世紀60年代的無憂無慮的樂觀主義時代。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和開始覺醒的新教准軍事部隊終於同意坐下來談判，以確定合法解決方案，英國政府對此從一開始就樂意讓步，然而到這個時候，已經有1 800人在戰爭中喪生，20%的阿爾斯特家庭有人在戰爭中受傷或者被殺。

作為歐洲工業另一個主要行業的鋼鐵行業也遭遇了類似的情況。因為鋼鐵不像煤炭那麼容易被其他產品替代，所以對它的需求量並沒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隨著更多的非歐洲國家進入工業生產的行列，競爭越來越激烈，導致鋼鐵的價格不斷下降，因而生產成本較高的歐洲鋼鐵產品市場受到的衝擊較大。從1974-1986年，英國有16.6萬名鋼鐵工人失業（儘管在1986年，英國的主要鋼鐵生產商——英國鋼鐵公司取得了近10年來的首次盈利）。造船業、汽車業和紡織業都因為類似的原因受到影響。在英國最大的紡織品和化工聯合企業考陶爾茲公司在1977-1983年間裁員50%。

美元自由浮動的決策從經濟方面來看是理性的。美國經歷了一場遠在地球另一邊的昂貴的拉鋸戰，併為此付出了舉借外債的代價，已經不可能期望繼續維持固定而又不斷被高估的匯率。但是，美國的這一舉措無疑是一枚炸彈。如果美元的匯率出現浮動，必將導致歐洲貨幣的匯率浮動，那麼戰後精心構建的貨幣和貿易體系的穩定性就會出現問題。固定匯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政府希望它能夠控制國家的經濟網路，現在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什麼呢？

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如同通貨膨脹本身，預算不足和支付赤字並不是生來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通過自身的消費」擺脫經濟不景氣的一種似非而是的辦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歐國家都已經被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壓得不堪重負。正如英國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沮喪地對他的同僚們所說：「我們曾經認為自己可以擺脫經濟蕭條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訴你，現在這種可能已不復存在。」他們也不能指望通過放寬貿易政策來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做過的那樣：60年代中期最近一輪的「肯尼迪回合貿易談判」已經將工業稅率調到了歷史低點。如果再採取什麼措施的話，必將面臨不斷增加的國內重新引入競爭保護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