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繁榮與社會改革，已經有效地耗盡了各傳統政黨的綱領和願景。正是它們的成功，使得左右翼的溫和派都無法提出合理可信的議案，尤其經過60年代洪水泛濫般的自由改革之後。國家的制度本身無可爭議，經濟政策的總體目標亦如此。可做的就只剩下勞資關係的調整、反住房歧視和雇傭歧視的立法、教育設施的擴展完備，諸如此類。它們都是嚴肅的公共事務，卻幾乎不屬於重大的政治辯論。

另外，還有激進派女性團體所強調的同性戀（女同性戀）權利問題，以及女性主義者日益關注的色情文藝問題。後者極好地說明了政治上的道德新格局：在老自由派和新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文學和電影作品中的色情描寫直到最近才被審查制度鬆了綁。可還不到10年，它又成了眾矢之的，這回是婦女團體協同作戰，而它們通常是由激進女性主義者和傳統保守派就此結盟、共同領導的。

整個西歐婦女界都對法國的案例做了細緻的研究。在義大利，新成立的「義大利婦女解放運動組織」與小規模的「激進黨」聯手發起了一份含有80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更改禁止墮胎的法律條文，並在1976年4月得到了5萬名女性羅馬大遊行的聲援。1975年，一份姍姍來遲的新「家庭法規」才取代了原來的法西斯主義條款；3年後，義大利國會終於通過投票表決，宣布墮胎合法化——當天正是1978年5月29日，距離發現阿爾多·莫羅的屍體剛好3周。

在事情發展進程中還出現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統一」問題真的從德國的政治議程上消失了。固然，誠如勃蘭特所言，分裂國家的重新統一依然是聯邦德國的「生活的謊言」，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意外實現統一的前幾年，重新統一已不再是大眾感興趣的話題。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45％的聯邦德國人認為統一是當時「最重要」的問題；自70年代中期以後，這一數字再沒超過1％。

事情並沒朝協定寫的那樣發展。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中的大多數原則和約定，只不過是把現存的國際格局包裝得漂亮了些。但是，「原則七」不僅規定了簽署國應「尊重人權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基本自由，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和宗教」，還要求全部35國「提高和鼓勵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其他領域的權利和自由的有效履行」，並「承認和尊重個體依從內心意願所表達和實踐的宗教或信仰，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

義大利共產黨的表現就好多了。與法國共產黨幾乎平庸無才、毫無吸引力的高層（這一點法共也酷似其亦步亦趨的蘇聯典範）相比，意共幸運地擁有從帕米羅·陶里亞蒂到恩里科·貝林格（1972年任意共總書記，1984年以62歲的年齡早逝）一系列才智超群且極具魅力的領袖。和其他共產黨組織一樣，法共和意共都非常依賴蘇聯的資助：從1971-1990年，從蘇聯代表處那裡，法國共產黨接受了5 000萬美元，義大利共產黨接受了4 700萬美元。但是，義大利人至少還是對蘇聯異乎尋常的行動，特別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舉，公開表示了反對。

因此，對墮胎法律約束的改革要求成為新女性政治的主題也就不足為奇了。女性主義激進派的政治主張與不關心政治的普通女性的需要，在此構成了少有的交叉點。有目共睹的是，在英國，1967年開始免除墮胎刑事責任。但在其他不少地方，墮胎依然是一種犯罪：在義大利，它意味著5年的牢獄之災。不過，無論是否合法，墮胎已經成為千百萬女性的一種生活經驗。僅在1973年的小國拉脫維亞，3.4萬例嬰兒誕生的同時，就有6萬例墮胎。在那些墮胎尚不合法的地區，墮胎宿命地背負了法律和醫療的雙重風險，因而總能讓女性跨越階級、年齡和政治派別的界限，團結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們理應心滿意足了。現在，不但戰後歐洲的政治分界線得到了正式的和公開的接受，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他附屬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受到了官方的承認；西方集團更是第一次表示禁絕所有「針對任何其他參与國的武力干涉或脅迫」。當然，北約組織或美國實際入侵蘇維埃集團的可能性一直微乎其微。事實上，1948年以來真正實施過武力干涉的唯一國家，就是蘇聯自己，而且還實施了兩次。

反稅黨像戰爭期間的那些農業反對黨一樣，基本上是被動的、消極的。它們反對令人討厭的變化，對政府的最大要求是去掉那些它們認為不合理的財政負擔。其他的單議題運動則會對政府、法律或制度提出更為積極的要求。其關注面相當廣泛，從通過教育來改革監獄、精神病院的醫療服務，到食品安全、社區服務、城市環境的改進和文化設施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它們全都「反對一致通過」，不願將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任何傳統的政治選民團體之中，而且都樂意，且必然嘗試以另類方式宣揚自己的主張。

1969年，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維利·勃蘭特的領導下，在聯邦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持政。自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它首次將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擠到了在野黨的位置。勃蘭特此前已在基辛格的大聯合政府中擔任了3年的外交部長，從那時起，他就與自己的智囊團頭目埃貢·巴爾密切合作，開始構思德國外交政策的新路線，通過新的途徑來建立德國與「東方政策」——蘇維埃集團的聯繫。

首先，戰後幾十年間，社會變遷和地理遷移已經沖淡了原先固有的社會階級劃分，甚至到了難以辨別的程度。法國西部鄉村或義大利威尼托區小鎮里的基督教選民團、比利時南部或英格蘭北部的工業無產階級大本營，如今都已分崩離析。人們不再像其父母一樣定居一處，還頻繁更換工作。因此，無須奇怪，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這些變化也開始反映在他們的政治傾向上，儘管起初還很緩慢。

在捷克斯洛伐克，對科技現代性素來抱有的惡感，特別經由哲學家揚·帕托斯卡和瓦克拉夫·貝羅拉德斯基的作品，傳遞給了新一代知識分子；後者自1970年後流亡義大利時開始寫作，他的新海德格爾式的冥思以地下印刷品的形式迴流到祖國。那種人類要徹底征服自然的觀念——啟蒙主義運動的目標——也許是要付出過高代價的。對此，冷戰雙方通過閱讀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都已熟知，尤其是西奧多·阿多諾和麥克斯·霍克海默合著、1944年出版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根據海德格爾式的曲解——暗示著共產主義本身是西歐的非法進口物，為無窮的物質進步這一自大的幻覺所吸引——以這些思考為基礎，形成了知識分子中的反對派，並在70年代浮出水面。它把倫理學的異議和生態學的批評結合起來，領導者是帕托斯卡和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後者是貝羅拉德斯基最狂熱的讀者之一。

從表面上看來，蘇聯是該協定的主要受益者。在最後的議定書中，「原則一」規定：「參与國將尊重彼此的獨立自主以及主權固有和包含的一切權利，特別是各國的司法公正和領土完整的權利。」而且，在「原則六」中，參与國保證「對於各國內部事務，或本國許可權以內的外部事務，無論與其關係如何，其他參与國應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也無論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

「生態學」候選人首次在英法的地區選舉中亮相，是在1973年。同年，聯邦德國的農夫代表大會成立，是為綠黨的先驅。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刺|激下，聯邦德國的環保運動迅速轉向主流政治。在第一個10年裡，綠黨獲得了農民、環保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城市無業者的支持，並通過靜坐、示威遊行和行使公民優先權等途徑，終於在1979年突破性地為自己的代表在兩個州議會贏得了席位。4ｒｅad•9９csw•ｃom年後，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警醒下，他們在1983年聯邦選舉中的得票數從56.8萬張一路飆升到216.5萬張（5.6%的支持率），首次在聯邦議會獲取了席位（27席）。至1985年，綠黨已經進入主要的地方政府，與社會民主黨聯合管理黑森州（當時由年輕的綠黨政治家約斯卡·菲舍爾出任黑森州環境與能源部長）。

由於這些思慮一直縈繞心間，於是勃蘭特和巴爾設計出了自己接近東方的方式，以實現巴爾所稱的「通過接觸尋求改變」。目標是「越過雅爾塔（條約）」，途徑是多重接觸——外交的、公共機構的和個人的；在不引起國內外不安的情況下，達到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之間和歐洲內部的關係「正常化」。借這種典型的修辭學發明，勃蘭特不動聲色地摒棄了聯邦德國政府原本在民主德國的非法性和不通過談判尋求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自此以後，聯邦德國政府一直肯定德國人民的基本團結，但民主德國的真實存在也應得到承認：「一個德國，兩個政府。」

這份關於權利和義務的、看上去冗長而無甚效力的清單引發了「赫爾辛基權利」運動。就在此項等待甚久的國際協定簽訂后的一年間，蘇聯領導層便發現，國內湧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小集團、俱樂部、協會、機構和個人，就是要求政府嚴格遵守這一協定。就像最後議定書上寫的，各國政府有義務「履行在本協定中提出的各項國際性聲明和協議」，這一呼聲日益高漲，最終幾乎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本來，勃列日涅夫指望亨利·基辛格和他那些死心眼兒的接班人嚴守在赫爾辛基簽訂的「互不干涉」條款，這沒錯；可惜他從來沒想到（其實基辛格也一樣），對於其後那些烏托邦式的段落條文，別人竟然也會一樣當真。

其中有三大新政治團體：婦女運動，環境保護主義組織與和平運動，因其規模和持久的影響力而意義顯著。顯而易見，婦女運動是最具多樣性和深遠影響的。除了兩性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以外，女性還有些要求特別給予關注的問題：兒童保育、薪酬平等、離婚、墮胎、避孕、家庭暴力，這些議題此時剛剛開始進入歐洲的立法視野之中。

爭取墮胎權的成功戰鬥，與離婚權的取得一起，構成了近年來女性政治團體的主要成果。千百萬女性的生存狀況因之而獲得極大的改善。自主墮胎和有效易行的避孕，不但大大降低了許多女性，特別是貧困女性的死亡危險，還使工作女性得以選擇晚育，歷史性地將生頭胎的時間推遲到了育齡的後期。

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尤其樂於看到這些發展。1973年9月，聯合國承認並接納了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視其為獨立國家；此後一年內，民主德國獲得了80個國家的外交承認，包括美國。與聯邦德國政府的變化形成反諷的是，民主德國自己的領導人不再提到「德國」，而是開始日益自信地自許為一個獨特、正統的「德語」國家，獨立自主，擁有自己的前途。他們強調，民主德國不僅根源於「好的」、反法西斯的德意志民族，同時還是普魯士的土地和遺產的繼承者。雖然在1968年的民主德國憲法中，提到了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現統一，但這句話在1974年的憲法修訂版上卻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永遠堅定不移地擁護蘇聯」的誓言。

維利·勃蘭特之所以敢於承擔打破聯邦德國政界慣例的風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擔任過西柏林的市長。事實上，「東方政策」最熱心的擁護者中有好些都是柏林前市長——勃蘭特本人，後來的聯邦總統理夏德·馮·魏茨澤克，還有繼勃蘭特之後成為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漢斯-約申·沃格爾，而這並非巧合。對他們來說，顯而易見，克服歐洲的分裂並不會給西歐盟國帶來任何麻煩——西方對於華約條約國組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極接受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聯邦德國想打破中歐的政治僵局，那他們就只有自己親自動手，直接與東方當局交涉。

《赫爾辛基協定》中的這些條款，包括「原則四」中確認的「參与國將尊重彼此的領土完整」所強調的，恰恰表現出莫斯科方面特有的不安全感。有了與聯邦德國簽訂的系列條約和《赫爾辛基協定》對《波茨坦公告》所做的回顧性重申，蘇聯終於如願以償、高枕無憂了。反過來，會議的西方參与國似乎只得到了一些無可非議的形式上的條款：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合作與交流，同心協力去解決重大的和未來的分歧，等等。

瑞典綠黨幹得稍微出色一些，他們總算在1988年進入了國會；在芬蘭，最初是1987年有一名環保主義者以個人身份贏得了選舉，次年才成立環保政黨「綠色聯盟」（也許這不足為奇，相比略微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中部和北部，芬蘭綠黨在發達的、城市化的、「雅皮」風行的南部更得人心）。不過，瑞典和芬蘭都比較特別，和平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環保主義者、殘障人士等單議題活動家們，都確信自己的主張能夠引起文化大環境的同情和共鳴，因而不惜冒著分流支持者的風險脫離主流政治，且同時既不會危及政權主體，也無礙於自身的前途。

這些變化在競選結果上立竿見影。支持意共的選民穩步增長，從1958年的670萬票到1972年的900萬票，4年後更是達到了頂峰。在1976年6月的選舉中，意共贏得了1 260萬選票和228個國會議席。它的34.4％的支持率，僅落後于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4個百分點，也只比後者少34個議席而已。這是西歐共產黨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佳績。意共通過努力，切實地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體制內」的政黨，甚至（就像亨利·基辛格等外國觀察者所擔心的）可以成為備選政府。

歐洲政黨之所以存活時間長，得益於選民生態驚人的連貫性。在英國，選擇工黨還是保守黨，或者在聯邦德國，選擇社會民主黨還是基督教民主黨，與其說體現了選民們在具體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不如說是對各自政黨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偏好使然。在大多數地方，這隻是一種曠日持久、跨越幾代的選舉習慣的延續，起決定作用的是選民的社會階級、宗教信仰或地域位置，而非政黨的競選綱要。人們像父輩那樣投票，選擇對象則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環境、工作領域和收入狀況。

民主德國對「東方政策」感興趣，還有更加直接的和利益上的因素。自從1963年起，民主德國一直把政治犯「販賣」給聯邦德國政府去換錢，價錢視對象的「價值」和資格而定。到1977年，為了從民主德國監獄弄出一個犯人，聯邦德國需要支付將近9.6萬德國馬克。新政策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隔離家庭團圓的制度化：為此柏林的潘科區政府額外收取每人4 500德國馬克（大便宜——1983年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要收每人8 000德國馬克才放境內的德國人出國）。有人估算，截至1989年，通過釋放3.4萬個犯人、允許2 000名兒童回到父母身邊，和「調節」25萬個家庭的團聚，民主德國政府一共榨取了聯邦德國將近30億德國馬克。九_九_藏_書

阿登納始終堅持認為，德國的分裂和它東部懸而未決的領土爭議，應當在中歐形勢緩和或軍事撤離之前予以解決。但是，1961年美國反對聯邦德國參加柏林牆建造競賽，表示不願因敞開柏林邊界而擔負戰爭風險；1966年10月，美國總統林頓·約翰遜確認，不再允許本國的外交政策因為未來德國統一的原則而受到制約。這一信息十分明確：若要實現目標，新一代德國外交官就不能再堅持把「德國問題」的解決作為緩和的前提，而應該把原來考慮的先後次序顛倒過來。

從一開始起，歐洲的婦女運動就是一個多重興趣和目標交叉的混合體。1950年，聯邦德國有1/4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到1970年，這一比例已經升至1/2；在義大利，1972-1980年的150萬新增勞動力中，就有125萬是女性。截至90年代中期，除葡萄牙和義大利以外的歐洲各國，女性佔了總勞動力（官方統計）中的40％強。許多女性新勞力乾的是兼職，或者從事初級文員工作，享受不到充分的福利。兼職工作的彈性特點很對打工母親的胃口，但是在70年代的經濟困境下，報酬較少又很不穩定的兼職亦於事無補。因此，在各種要求當中，西方大多數女性僱員早先提出的同工同酬、工作場所應提供育兒設施，就一直居於首要位置。

再次，現在出現了新型的政治組織。少數族群，在其遷居的歐洲當地，往往不受白人工人階級社團的歡迎，也就無法一直受邀參与當地的政治組織或工會組織，因此他們的政治活動反映了這種受排斥的生活狀況。

在解放的60年代對各種形式的性自由的籲求壓力下，各國放鬆了對避孕的法律控制（東歐某些國家除外，比如羅馬尼亞的全國性「人口繁殖戰略」仍然禁止避孕）。到了70年代初，除去一些偏遠農村和天主教對當地人口仍保有道德權威的地方，西歐國家已經普遍接受避孕。不過，即使在城鎮，這一新自由造福最大的還是中產階級婦女；對於很多工人階級已婚婦女和絕大部分未婚女性來說，控制生育的主要方法還是沿襲已久的形式：墮胎。

顯然，對這種文化不滿而造成的政治化是活動家們的典型成果，他們的家庭或許曾一度活躍于比較傳統的政黨，對於那套政治策略瞭然于胸。因而，政治邏輯的改變是微乎其微的：其要旨依然是圍繞一項立法綱領，動員那些觀點相近的人們，來敦促國家使之生效。有所不同的是組織的前提。迄今為止，在歐洲，政治上的支持者是由大型選舉團體在投票中的親密關係形成的，這些團體由階級或職業構成，通過一套共同的、遺傳的，而且往往相當抽象的原則和目標扭結在一起。政策遠不如忠誠來得重要。

於是，1971年12月，北約組織的部長們相聚布魯塞爾，原則上同意參加歐洲安全大會。不到一年，籌備會議已在芬蘭的赫爾辛基舉行；1973年7月，還是在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正式會議召開了。35個國家（包括美國和加拿大）與會，只有阿爾巴尼亞拒絕參加。在其後的兩年裡，與會國提出協議，草擬條約，提議通過「建立信任」方式來改善東西關係等。1975年8月，《赫爾辛基協定》獲得了一致通過並得到簽署。

1971年4月5日，法國的《新觀察者》周刊刊登了一份由343名女性聯名簽署的請願書，聲明她們全都墮過胎，所以犯了法，由此呼籲修訂刑法典。簽名者都是名人，其中包括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弗朗索瓦茲·薩岡，演員凱瑟琳·德納芙、讓娜·莫羅和瑪麗-弗朗斯·皮希爾，律師和政治活動家伊維特·胡迪和吉賽拉·阿里米，真是名流薈萃。緊隨著1968年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運動，一些不出名但鬥志旺盛的活動家們也都加入了她們的活動。雖然在此前一年就有300多名女性因墮胎而獲罪，法國政府還是謹慎地保持了克制，沒有起訴公開信中的簽名人。

德國人懷念獨一無二的日耳曼風景，懷念舒爾茨山和法耳茨地區的山脈與河流，還有故鄉；法國民族主義者夢想「法蘭西深處」的和諧鄉村，純然未經城市和國際化的污染；英國人幻想永恆的和睦田園，布萊克詩中的失落的耶路撒冷。沒有比這種感同身受更為人們所樂於承認的了。幾十年來，左翼一直對共產黨國家的工業產量超越了西歐而滿懷欽佩，但是從70年代起，它也和右翼一樣，開始對發展、對生產力和現代性的間接代價有些不安了。

這封請願信是由成立於1970年的「女性解放運動」組織發起的；行動引起的政治轟動效應促使阿里米和德·波伏瓦一起成立了名為「選擇」的政治組織，致力於推翻墮胎禁令。1973年1月，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承認，法國法律已落後于公眾觀念的進步。他不得不面對現實：僅在1972-1973年，就有3.5萬多名法國女性跑到英國去做合法的墮胎。蓬皮杜的繼任者瓦勒里·吉斯卡爾·德斯坦指示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法律修訂案；1975年1月17日，國民議會宣布在法國墮胎（在懷孕10周期間）合法。

憑藉這些成就，還有其後訪問華沙時在猶太人街區殉難者紀念碑前滿懷歉意的下跪壯舉，維利·勃蘭特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他也大獲全勝。在1972年選舉中，他帶領的社會民主黨首次成為聯邦議會的第一大黨。儘管避開了聯邦德國政府長期堅持的「邊界和民族問題的最終解決並未完成、《雅爾塔協定》劃定的邊界不合法理，必須保持關於1937年12月以來德國邊界一貫性的合法構想」等主張，勃蘭特在國內還是大受歡迎。而且不僅是在聯邦德國：勃蘭特於1970年作為聯邦德國領導人首次訪問民主德國，來到埃爾福特市時，受到了熱烈的掌聲歡迎。

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像環保主義這樣的單議題政黨（又如和平主義者或女性主義者）的前景受到了現存政治勢力寬泛範圍的限制——既然社會民主黨或者農業黨都有類似的主張，那又何必在綠黨身上「浪費」一張選票呢？例如，環保主義在挪威也贏得了在德國那樣廣泛的支持。早在1970年，工黨政府打算開發位於北極圈馬多拉的北歐最大瀑布，以利用水力發電時，就激起了全國性的普遍憤慨，環保政黨應運而生。但是，無論是馬多拉事件，還是後來的反核電抗議，都沒有演變成獨立的政治運動：抗議和妥協，都是在同現有政權主體的協商后完成的。

環境保護主義者不分男女，在轉化情緒為選舉政治方面更為成功。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環境保護主義」（一個始自30年代的新詞）的確稱得上是個新起點：它集中表達了中產階級對核電站和急速發展的城市化、高速公路以及污染的恐懼。歐洲的綠色運動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它在60年代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分不開的：衣著考究的周末「勒德分子」身穿石洗的自然纖維衣物，在本能與興趣之間權衡。對一個更「自然」的世界的嚮往和對一種「本真」的個人政治的追求，都深深紮根在人們心中，而源自浪漫主義時期人們對早期工業化帶來的破壞的驚駭，這是不論意識形態立場如何的。20世紀初，左翼和右翼都擁有自己的自行九*九*藏*書車俱樂部、素食餐館、「漂鳥」運動和步行愛好者，不管是社會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接納了解放和回歸的夢想。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情況也許比較特別，別處的稅率都沒它高，公共服務也沒它貴。當然，別處的單議題政黨也沒格里斯特魯普的政黨幹得出色，它在1973年丹麥全國大選中贏得了15.9％的支持率。但是反稅黨並非新鮮事物，它模仿皮埃爾·布亞德的「商人手藝人保護聯盟」。後者成立於1953年，旨在保護小商人小店主免遭稅收和超級市場的衝擊，並因在1956年的法國選舉中獲得12％的支持率而煊赫一時。但布亞德領導的運動也是個特例。1970年後出現的大多數抗議性政黨都頗持久。挪威進步黨在1/4個世紀后的1997年，贏得了成立至今最高的支持率（15.3%）。

儘管在奧地利，尤其是法國，綠黨紛紛起而效之，但德國綠黨的成功還一時難以得到複製。聯邦德國人民似乎與眾不同。近年來，他們逐漸反對起那些自己在戰後曾賴以復興的東西：從1966年至1981年，對「科技」及其成就持樂觀態度的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急劇下降，從72％跌至30％。聯邦德國綠黨還從本國實行的按比例分配議席制度中獲益，該制度使得小黨派也能進入州議會和聯邦議會。不過，在議會制度差不多的義大利，環保主義者卻經營慘淡：至1987年，義大利綠黨獲得的選票不到100萬，只拿到630個議席中的13個。比利時的兩個生態主義政黨（一個說法語，一個說佛蘭芒語）都得到了穩步發展：自從1981年首次參選獲得4.8％支持率后，這一數字逐步增長，1987年超過了7.1％。至於英國，選舉制度本身就是不利於小黨派或邊緣地位政黨的，選舉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時期的繁榮促使人們將注意力從生產轉向消費，從生存必需品轉向生活質量。在60年代的熱潮中，極少有人費神思慮繁榮帶來的道德困境——它的受惠者們正忙著享受那幸運的果實呢。可是數年後，許多青年，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歐和北歐青年，開始把50年代和60年代以來的商業至上和物質財富看成一筆沉重的遺產，只會帶來庸俗的商品和錯誤的價值觀。現代性的代價，至少在其主要受益人眼裡，開始顯得過高了；而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經歷的那個「失落的世界」卻魅力大增。

義大利共產黨開創的新道路，以及法國共產黨為效仿其成功（而非理念）所做出的不夠有效的嘗試，促成了「歐洲共產主義」的產生。該詞是在1975年11月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會議上發明的，並經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桑提亞哥·卡里約寫於1977年的文章《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而正式傳播開來。西班牙共產黨當時剛剛結束幾十年的地下狀態，領袖們急切希望為其樹立民主的聲望。像義大利的同志一樣，他們懂得，要實現這一目標，最佳途徑是堅守自己的立場，不僅與當時的蘇聯保持距離，而且更重要的是，與他們共同的昔日列寧時代劃清界限。

從短期來看，蘇聯及其東歐盟國政府可以毫不費力地壓制任何代表個人或集體權利的聲音：1977年，烏克蘭「赫爾辛基權利」集團的領導人們遭到逮捕，並被判處3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然而，當年在《赫爾辛基協定》中，共產黨領導人為證明自身政權的國際合法性而強調的東西，如今又反過來讓他們大傷腦筋了：通過援引莫斯科自己剛剛許下的承諾，（國內外的）批評者們就可以向蘇聯政權施加輿論壓力了。政府對這種反對派的武裝鎮壓非但無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於弄巧成拙地公開承認。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就這樣疏忽大意地打開了自身防線的一道缺口，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竟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多年來蘇聯一直迫切希望，自己的戰後成果和歐洲的新邊界能夠得到西歐方面的官方承認，最好是通過正式的和平大會。西方同盟，尤其是美國，則始終寧願維持現狀，也不越雷池半步，特別是保持「德國問題」懸而不決。不過既然德國人自己在向東部鄰國表示主動，西方的位置也必然隨之改變；蘇聯領導人有望實現他們的願望了。理查德·尼克鬆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亨利·基辛格在與莫斯科開展談判方面，態度較之前任更加開放，可能對蘇聯政權的性質也沒那麼寢食不安。就像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向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所解釋的，不應等到蘇聯內部改革才去緩和國際關係。這正是他們制定的與蘇聯和中國緩和關係之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新生人口因此持續下降。1960-1996年，西班牙女性的生育率下跌了將近60％；義大利、聯邦德國和荷蘭緊隨其後。在70年代改革后的數年裡，除愛爾蘭以外的西歐國家的人口出生率都不足以更新前一代。在1960年以來的30年間，英國每年的生育率從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71個孩子下降到1.84個；法國從2.73個跌至1.73個。越來越多的已婚女性只肯生一個孩子，甚至乾脆不生。若沒有非婚生人口，出生率還會更低：截至20世紀80年代末，非婚生人口在每年新增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例，奧地利是24％，英國是28％，法國是29％，瑞典是52％。

因而，富於諷刺性的是，「1968年後」在布拉格上台的胡薩克政權的冷漠態度。為了滿足國內發電的需要，它情願把共有的多瑙河邊境踐踏個夠，這惹惱了政治上較為沉默的匈牙利人，對抗情緒大漲。儘管在先前看來令人難以置信，但「加布奇科沃——納吉馬羅斯大壩」工程的合建計劃，竟然成了匈牙利國內反對布達佩斯政府的導火索，也成為兩個「兄弟般的」鄰國之間關係的一大障礙。

歷史證明，「歐洲共產主義」只是曇花一現，它對知識分子和學院派的吸引力比對選民更大，前者誤把這次理論衰竭的癥狀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復興。如果西歐的共產黨希望擺脫歷史的負擔，重新自我定義為左翼民主運動的一派，那麼，它們還需要拋棄諸如「無產階級專政」之類浮夸的教條，這些玩意兒早就葬身在20世紀70年代意識形態幻滅的大火之中了。它們還應當公開鮮明地割斷與蘇聯共產黨的聯繫，而這一點即使是貝林格與卡里約也未能做到。

事實證明，在推選女性候選人上，左翼通常比右翼更開明。但並非到處如此。在比利時和法國，多年來屬於中右翼的基督教政黨，就比它們的社會黨對手更樂於向忠實的選民推薦女性候選人。不過，能對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未來前景做出最佳預言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地理。1975-1990年，芬蘭國會中的女性席位從23％升至39％；瑞典從21％升至38％；挪威從16％升至36％；丹麥從16％升至33％。而在南歐，義大利和葡萄牙的國會裡，1990年女性議員只佔了1/12。在英國下議院，女性比例不過7％；而在法國的國民議會裡，這一數字僅為6％。

「東方政策」的第二類擁護者是分裂后柏林牆兩邊的德國人。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給很多德國人帶來了實惠。兩德之間的接觸和溝通發展迅速。1969年，雙方僅通過50萬次電話；20年後已變成約4 000萬次。東西柏林之間的電話次數，1970年的數字尚不得而知，到1988年已達到一年1 000萬次。事實上，到80年代中期，民主德國人已經可以自由地向聯邦德國打電話；民主德國政府甚至把電纜鋪到了德累斯頓附近的「無影谷」（因當地的地形阻擋了聯邦德國的電視信號而得名），滿以為只要民主德國的人們在家裡看得到聯邦德國的電視節目，就不會打算移民去聯邦德國了。這些做法，還包括隔離家庭的重聚、向聯邦德國釋放政治犯等措施，都有助於提高「東方政策」的聲譽，也體現了共產黨對聯邦德國的「穩定」和「無意外」政策的信心在不斷增長。

1973年5月，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為首位出訪聯邦德國的蘇共領導人來到波恩時，竟然與赫爾穆特·施密特一起，溫情地回憶起「二戰」中兩人的共九-九-藏-書同經歷——施密特很容易便想到前者曾「不分晝夜，為打敗希特勒而戰，為德國而戰」。維利·勃蘭特自始至終反對德意志第三帝國，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冷靜地評述道：「要是把對戰爭的回憶交換一下，虛假和真實的謊言彼此非常接近。」回憶或許是虛幻的，而共同利益則足夠真實。

單議題政黨和運動的繁衍及其逐步為主流公共生活所吸納，對傳統政黨特別是左翼敲響了警鐘。西歐的共產黨，隨著無產階級選民的逐步流失而不斷被削弱，並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名譽大損，已變得極度脆弱。領導法國共產黨的是一群頑固的斯大林主義者，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沒能真正震動他們，使之與蘇聯保持距離，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更不用說了。先天的保守，加之不信任任何它所無法征服和控制的思想或個人，導致法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支持率一路走低：從1946年戰後巔峰期的28％，到1977年的18.6％，此後更是一蹶不振，到80年代已跌至10％以下。

在西班牙，法國式策略得到了更直接的借用，並且由於舊政權垮台而釋放的能量而加速實行。1976年1月，佛朗哥死後不到兩個月，西班牙出現了第一次女性主義示威活動。兩年後，通姦行為被免罪，避孕合法化。1979年，1 000名女性，其中包括許多社會名流，在公開聲明上簽字，宣布她們曾因墮胎而違法。這不禁讓人想起，在佛朗哥統治下，西班牙曾經成為擁有歐洲最高的非法墮胎率的國家之一，堪比那些同樣是威權主義的、鼓勵生育、嚴禁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的東歐國家。不過，即使在後佛朗哥時代，反對墮胎法律改革的文化壓力依然強大；1985年5月，西班牙議會最終通過了允許墮胎的法律提案，但僅限定適用於強|奸、胎兒畸形和母體瀕危三種情況。

在1981年5月的一次全民投票表決中，該決議間接地得到了認可。當時義大利人同時否決了兩項提案：一項是要求進一步放寬現有的合法墮胎的條件，另一項則是由剛成立的「保護生命運動」組織提出的，希望重新將墮胎定罪。如果說義大利的改革步伐有些落後于英法，那不僅是因為它受到了天主教教會的反對，更主要的原因，是很多義大利女性主義者已在各種國會權力以外的「自治」左翼運動中初經歷練（具有啟示意味的是，1971年第一份「女權戰鬥宣言」的核心議題是要求家務有償化，這是將現代社會視為一個巨大工廠的舊「工人社會觀」在家庭領域的慣性延伸）。所以，在利用現有政治機構以達到目的方面，她們的動作有些遲緩。

不過，其他單議題政治黨派就一點兒也不古怪了，其中大多數如同「散裝啤酒運動」一樣，是由中產階級組織併為自身服務的。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70年代初出現了好幾個抗議性政黨，有名的如芬蘭的農村黨（即後來的真正芬蘭人黨），摩根斯·格里斯特魯普的丹麥進步黨和安德斯·朗格領導的挪威進步黨。這些政黨起初都只是積極致力於減稅——1973年成立的挪威進步黨，最初就叫「安德斯·朗格的要求大力減稅、減費和減少國家干預的政黨」，黨綱就是用一頁紙重申名稱里的要求。

在有「第三個籃子」之稱的赫爾辛基原則中，除了國家權利以外，還包含了對個人及種群權利的規定，集中體現在「原則七」（「尊重人權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基本自由」）和「原則八」（「各民族權利平等，獨立自主」）之中。絕大多數政治領袖在簽署這些條款時都漫不經心——鐵幕兩邊都把它們當作民主的「櫥窗展示」，用來應對國內意見的標準操作流程，實際上根本行不通：依據「原則四」和「原則六」，外人無權干涉簽署國的內部事務。正如一名捷克知識分子在當時憤憤不平地指出的，《赫爾辛基協定》其實只是重複了「Cuius Regio，Eius Religio」（拉丁語：統治者的宗教即國教）。在各自的轄區內，統治者們再次達成一致，隨心所欲地處置各自的國民。

「東方政策」的制定者必須考慮到，若要成功實行他們的宏圖大計，一定要爭取三方力量的支持。要向西歐保證德國並非投向了東方。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在獲知《莫斯科條約》后的第一反應，是向英國發出鼓勵性的提議——當下，為了牽制不太聽話的德國人以維持平衡，英國在歐盟的地位越發重要了。最終法國得到了德國人的安撫，後者承諾聯邦德國與西歐的聯繫會比以往更加牢固（就像後來蓬皮杜的繼任者也得到德國人的保證，許諾20年後統一的德國一定加入歐洲共同貨幣流通體系）。不過，巴黎和華盛頓仍議論紛紛，正如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在1973年所言，在描述一個「變化的世界」時，「關於東西方問題的傳統策略」正在失去效用，但還會延續相當一段時日。

當然，在東歐，初級生產無限制的信念和政府補償行為的缺失，使得環境任由官方污染濫用。當奧地利政府屈從於國內的反對，打算放棄核能利用時，她的共產黨鄰居正毫無悔意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建核反應堆，計劃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沿多瑙河下游築造大壩，或者在波蘭專門建設的鋼鐵城「新胡塔」區北部一帶，穩步地提高產量，加重空氣污染。但不管怎樣，對於劇烈的工業污染所造成的道德和人文代價，以及環境的惡化，東歐集團還是有所察覺的。

上班（和不上班）的女性都日益希求在育兒方面得到更多幫助，然而她們卻未必想生更多的孩子。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繁榮，她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出外工作，想少生些孩子，或者至少在生育上有更多話語權。自20世紀初就產生了獲取避孕信息和避孕工具的需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生育高峰頂點之後的10年間，這種需求更是大增。法國的「母親聯盟」成立於1956年，迫切要求獲得避孕權；4年後「法國家庭計劃運動」繼而起之，名稱的變化清晰地反映了心態的轉變。

然而，在表面的延續性之下，歐洲選民的政治社會狀況正在經歷一場結構上的轉換。白人男性工人階級這個投票群體，通常作為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支持者的基石，正在萎縮和分裂。與之相仿，「理想——典型性」的保守派選民，老年女性教徒，也不再鐵定成為基督教民主黨或保守黨的選民核心。就其堅持的程度而言，這些傳統選民已不再是選舉主體了。原因何在？

勃蘭特在1974年因間諜醜聞被迫下台後，其繼任者們——社會民主黨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黨人赫爾穆特·科爾——從未偏離「東方政策」的總路線，不僅在公開外交上孜孜以求，還與民主德國開展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多重聯繫，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更便於個人來往，理順關係，減輕對聯邦德國復讎主義的恐懼，並從整體上使聯邦德國與東部鄰國的邦交「正常化」。應當承認，歷史正如勃蘭特在簽署完承認戰後德國邊界的《莫斯科條約》時說的：「在此條約下，除了不久前賭光的東西以外，毫無損失。」

不過，謀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單議題」政黨和運動出現了，其支持陣營取決於共同關注點的多種組合：這些關注點通常聚焦單一，偶爾也有異想天開的點子。在英國大獲成功的「散裝啤酒運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中產階級壓力集團成立於1971年，旨在反對當時傾向氣態的、均質的「罐裝」啤酒的趨勢（以及這類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現代化」酒吧）。他們依據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大規模生產的壟斷型企業吞併了手工釀造產業，出於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縱著啤酒消費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誘使消費者異化了自己的味蕾。

具有反諷意義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坐鎮莫斯科時，的確希望歐洲共產黨能夠在本土獲取自己的地盤，為此他刻意保持了與西歐的距離。蘇聯的這一舉動，作為其國際關係「先緩后取」策略的副產品，對於潛在的共產黨改革家卻效用甚微。此後，蘇聯領導人雖然以繼續提供資金等多種形式表示支持，但他們對西歐共產黨的興趣越來越小，因為後者的政治影響力實在有限，而且似乎不可能在可預計的將來奪取到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尤其是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黨，卻另當別論。於是在國家分裂形勢下面臨嚴峻考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確實引起了蘇聯的極大興趣。

無論各國共產黨發言人如何努力，歐洲共產主義終究是一個矛盾體。正如列寧所想要的，臣服於莫斯科是任何共產黨的第一個身份標籤。西歐的共產黨一直受到蘇聯的制約，直到後者自身解read.99csw.com散。就算他們自己不這樣認為，選民們可都是這麼看的。在義大利，意共儘管再也沒能達到1976年創下的輝煌，但它在某些地區成功地樹立了獨立自主的本土政黨的形象，也保持了相當規模的擁護者。但是在其他國家，歐洲共產主義的支持率卻在持續下滑。「歐洲共產主義」的發明者西班牙共產黨在1982年的選舉中得票率跌到了可憐的4％。

拉爾扎克的象徵意義——由一群環保主義者奮起保衛原始草原免受法國政府集合軍隊的侵擾——是巨大的，且不限於法國本土：這個感人的勝利，與其說是為了當地高地丘陵里的綿羊，不如說是為了那群顯然來自外地的牧羊人。年輕的激進分子中有不少剛從巴黎或里昂趕來，體驗在「法蘭西深處」的蠻荒海岸當農夫的感覺。毫無疑問，戰鬥前線已經轉移，至少在西歐是如此。

因此，現代的環境保護主義革命具備了雙重好處：它打破了近來那種無情的萬能靈藥式方案；它還可以上溯到更久遠的歷史，雖被人遺忘，但又古老得讓人安心。環境保護主義（如同和平主義）的興起往往也喚醒了民族主義或地方主義，但是它們面目和善。西柏林的「另類派」，還有奧地利的反核能抗議者——後者在1978年贏得了公民投票，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實施溫滕多夫核電站的計劃——是決不會自命為民族主義者甚至愛國者的。可是他們對於當地遭受的污染之憤怒（與之對其他地方經受類似破壞的相對冷漠）卻表明了相反的態度。早期綠色運動表現出的「鄰避」（別在我的後院）品格，不禁讓人想起先前的模式。

如果時機適宜，相同的環保主義批評論是可以在東歐和西歐各種新式的抗議活動之間充當橋樑的。但在70年代初，雙方都沒能意識到這一點，西歐方面也是如此，他們更關心鐵幕後的對手存在的狀況或問題。西歐的環保主義者更是大力引導自己的選民關注國際政治，只要無礙於他們的核心目標即可。在這一點上，他們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

隨著經濟發展變緩、婦女解放運動放慢，歐洲的人口統計情況正在變化，這為福利國家的未來敲響了警鐘。然而，女性運動帶來的社會變革並沒能完全體現在政治本身。沒有出現「女性的政黨」，從而有效地指揮大批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在國家的立法機關和政府部門，女性依然是少數派。

1973年，貝林格決定，將他領導的意共納入義大利民主保衛陣營之中，這就是所謂「歷史性的妥協」：一方面加強了意共的（相對的）自主權，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放棄它的徹底反基督教民主黨的立場。1973年震驚世界的智利政變在這次轉變上起了部分作用，貝林格等共產黨知識分子由此相信，即使共產黨贏得了國會的大部分席位，也會受到美國或其在義大利軍事、商業和宗教領域中的同夥的阻撓，而無法建立自己的政府。不過，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這也是對右翼和左翼恐怖組織威脅到義大利民主的一種反應，後者將義大利共產黨和義大利政府一併視為仇敵。

聯邦德國政府新路線的第三方支持者，自然是蘇聯。從1970年勃蘭特與勃列日涅夫的首次協商，到近20年後戈爾巴喬夫訪問波恩，聯邦德國圍繞與東方關係「正常化」所做的一切規劃，都通過了莫斯科，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赫爾穆特·施密特的話來說，「當然，德蘇關係處於『東方政策』的中心地位」。其實，一旦聯邦德國人和俄國人就波蘭新邊界的永久性達成共識（雙方尊重長期形成的歐洲實際，但沒人問過波蘭人的意見），同時聯邦德國政府同意承認波蘭人民共和國，聯邦德國人就和俄羅斯人就有了很多共同語言。

最後，一些舊日的政治文化全然陌生的話題，已由60年代政治家引入了公共討論。「新左派」也許缺乏綱領，但從來不缺少主題。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了新的選民。而對性和性活動的著迷，很自然地導向了性政治；在傳統激進黨派中居於次要地位的女性和隱形的同性戀群體，如今已作為合法的歷史主體浮出了水面，擁有自己的權利和主張。特別是，隨著不少地方法定選舉年齡降至18歲，青年和他們的參政積極性都已移向了中心舞台。

「散裝啤酒運動」巧妙地將經濟分析、關愛環境、美學偏見和純粹懷舊雜糅在一起，預示了其後很多單議題活動家的網路，還有不久后追隨者甚眾的布爾喬亞-波西米亞人群對昂貴的「本真」的追求風尚。在英國，這種風尚可追溯至長期以來對素食、「本真」的建築材料和布料等的熱烈追求——通常與社會主義團體和步行者俱樂部的活動相重合，是左翼對於保守派熱衷的狩獵、射擊和釣魚的回應。在歐洲大陸，左翼文化和右翼文化之間的對立則反映了另外一種歷史。英國的《美食指南》是由費邊派社會主義者（Fabian socialists）創立和編輯的，並且一開始就在烹飪界前沿引發了階級之爭；而法國的《米其林指南》卻始終是單純的商業企業，儘管它們的讀者群基本相同。但是，這項獨特的單議題運動的魅力有些過時，更別提參与者的投入之深與激|情目標之淺之間產生的失衡，這些都使得它必定顯得有點兒古怪好笑。

20世紀70年代，西歐的政治圖景開始呈現分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政壇主流一直分為兩大政治「家族」：左翼和右翼；各自內部又分成「溫和派」和「激進派」。1945年以來，兩翼有所靠攏，但整體格局並未發生顯著變化。1970年的歐洲選民們所面臨的政治選擇，即便在他們的祖父輩看來，也是似曾相識的。

在1970-1974年間，勃蘭特與其外交部長、自由民主黨的瓦爾特·謝爾協商並簽署了一系列主要的外交協議：1970年與莫斯科和華沙分別簽訂協議，承認戰後兩德之間及德國與波蘭之間邊界的事實存在和神聖不可侵犯（「現存的邊界線……將成為波蘭人民共和國的西部邊界」），並提出「在歐洲現存的政治條件的基礎上」建立德國與其東部各鄰國的新關係；1971年簽訂的關於柏林的四組協議，其中蘇聯同意不做任何單邊性的改變，併為對方的越界活動提供便利，隨後又與民主德國簽訂了《基本條約》，1973年經聯邦德國聯邦議會批准，其中聯邦德國方面表示繼續承認任何從民主德國移至聯邦德國的居民的完全公民身份，放棄長期以來聯邦德國作為全體德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聲明；與布拉格簽署條約；1974年5月與民主德國互派「永久性代表」。

正如我們所見，一次危機事件、醜聞事件或不受歡迎的提案往往催生出單議題政黨：圍繞著1984年奧地利政府提出的在東部海恩堡的濕地建設水電廠的方案，環保主義者應聲而起，與之進行了艱苦對峙，還在某種程度上發展成了一支全國性力量。在社會黨人領導的聯合政府與環保主義者的持續對峙中，綠黨聲勢大漲：這次事件不僅以政府取消計劃而告終，還為綠黨爭取到了一大批覺醒的社會黨選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和自由職業者的支持。

當時，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完全受阿登納的理念的支配。這種理念是：新的聯邦政權應通過西歐聯盟、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北約組織，與西方緊密聯繫在一起；應當堅定不移地拒絕承認東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阿登納宣稱只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了德國，同時拒絕承認與民主德國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只有蘇聯例外。他的繼任者路德維希·艾哈德，在布加勒斯特、索非亞、華沙和布達佩斯設立了貿易代表機構；但直到1967年，勃蘭特促成聯邦德國與羅馬尼亞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才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阿登納的原則；一年後，聯邦德國又與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係。

所以，當日趨年邁的葡萄牙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還有維也納、阿姆斯特丹的由「1968年後」激進分子組成的民主政府都大力推行同一環境控制政策時，也並不顯得矛盾。薩拉查對「物質主義」充滿懷疑，決心牢牢守住20世紀，就此而言，他堪稱一名真正的生態主義愛好者——通過簡單地把國民經濟保持在驚人的停滯狀態，他達到了保護生態的目的。假以天年，薩拉查一定會讚賞1971年法國示威者的成就——他們封鎖了一處規劃建設於法國中南部平原上拉爾扎克的軍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