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之所以如此在意這一點，是因為希臘的民族主義特別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區標準衡量也是如此。由於希臘戰後的保守派政治家時時刻刻對先前土耳其帝國時期的統治者保持警惕，防範與其發生衝突，而且從1940年以來一直與阿爾巴尼亞處於交戰狀態（直至1985年情況才有所改觀），甚至不願承認在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接壤的地區存在著龐大的斯拉夫社區，因此他們選擇了「秩序」與「穩定」，而不是「民主」或戰後「妥協」。綜合舊的國內因素與新的國際派別劃分，希臘國王與其軍隊和大臣們選擇了與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國家看作在一個動蕩的地區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但是，通過說服眾多觀察者——尤其是當時持懷疑態度的社會民主黨人——經濟復甦與繁榮不再可能僅靠一國之力實現，西歐國家成功的貨幣合做出人意料地成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階。在基本上沒有重要選區反對的情況下，歐共體各國首腦和政府於1983年簽訂了《莊重宣言》，致力於進一步的歐洲聯合。這種聯合的具體輪廓是在協商《單一歐洲法案》的過程中敲定的，法案於1985年12月由歐洲議會批准，1987年7月生效。

由於國內缺乏反對黨，薩拉查的唯一阻力來自軍隊，這是全國唯一的獨立機構。葡萄牙軍人收入菲薄——薩拉查不是支付有限的軍人工資，而是積極鼓勵宦囊羞澀的軍官們迎娶有錢的資產階級家的小姐。軍官們儘管不情願，並在1947年和1958年分別有過一次徒勞無功、輕而易舉地被鎮壓的政變，但是直至1961年，他們對這個政權至少還是忠誠的。陸軍或海軍中傾向於改革的低級軍官雖然對軍隊的毫無生氣感到厭煩，但是又缺乏同盟者或群眾基礎。

但是，如果就近看的話，你會發現西班牙——至少在北部地區和城市中——其實正在快速地發展。佛朗哥的確是一個嚴苛的、真正反革命的獨裁者，但與鄰居薩拉查不同的是，他還是一個經濟現實主義者。1959年，西班牙放棄了20多年來的閉關自守，在一群教士的鼓動下，通過了「國家穩定計劃」，旨在平抑地方性通貨膨脹，開放西班牙，允許投資和貿易。這一計劃最初對經濟的衝擊是嚴酷的：貶值貨幣、削減預算、凍結信用、限制工資——所有這些都堅定地、毫不妥協地得到了執行。這些做法抑制了通貨膨脹，但同時也迫使數以萬計的西班牙人到國外尋找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該島的希臘族和土耳其族毗鄰而居，氣氛緊張，社區間暴力衝突時有發生。希臘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均自稱是塞普勒斯島上各自同胞的保護者，而且偶爾會威脅說要進行干涉，但出於謹慎和國際壓力，都沒有這樣做，即使在1963年塞普勒斯土耳其人遭到襲擊，次年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時也沒有出兵。儘管希臘人幾乎壟斷了塞普勒斯所有的公共部門崗位和有權力的職位（其情形大致相當於在阿爾斯特占人口大多數的清教徒把天主教徒排擠出有特權和權力的部門），或許正因如此，塞普勒斯看上去比較穩定。但是儘管塞普勒斯不再有危機，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問題」。

在布魯塞爾官員看來，「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和其他所謂「結構性資金」有兩個目的。其一，是為了應對歐共體內部經濟落後和不平衡的問題。正如《單一歐洲法案》明確指出的那樣，「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戰後歐共體前進的方向。每批新成員國的加入都會帶來新的不平衡，要實現經濟一體化，就必須對這種不平衡給予關注和賠償。義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唯一的貧困地區。愛爾蘭大部分地區、英國部分地區（阿爾斯特、威爾士、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西部）、希臘與葡萄牙大部分地區、西班牙南部、中部與西北部地區都很貧窮，要趕上其他地區，需要大量補貼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歐共體的公民也許不像幾十年前一樣明顯地分為「義大利人」、「英國人」或「西班牙人」，但他們未必就覺得自己更像「歐洲人」，儘管「歐洲」的標籤、選舉、公共機構呈擴散之勢。像下層灌木一樣繁茂的各種事務處、媒體、公共機構、代表和基金，雖然給他們帶來了許多好處，卻幾乎沒有贏得他們的喜愛。原因之一也許正是分配和監督贈款使用情況的歐盟官方分支機構的大量存在：本已很複雜的現代國家政府機器，及其各部門、委員會、理事會，現在又加了上層（布魯塞爾）和下層（省或地區），機構規模增加了2倍甚至3倍。

事實上，一切純粹的政治觀點都受到嚴格限制，獨立的政黨也遭到禁止。直至1967年，這個國家甚至還沒有一部憲法，已經存在的那些權利和程序也大都是做給西方夥伴看的。作為被暫時取消的君主國的「攝政者」，佛朗哥選定年輕的胡安·卡洛斯——西班牙末代國王的孫子——在適當的時候接替他，但在大多數觀察者看來，君主國問題在西班牙事務中起不了什麼作用。即便是教會，雖然在許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這種方向性的改變並沒有為岡薩雷斯贏得守舊的社會主義者的好感，這個政黨在他的帶領下，離存在已久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越來越遠。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來越多地來自對內戰沒有記憶的青年男女，並且公開宣稱，他的目標是帶領西班牙戰勝落後（爭論已久的「落後」問題自黃金時代結束以來，就一直折磨著這個半島），對於這樣一個政治家來說，舊的左傾意識形態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據岡薩雷斯判斷，西班牙的未來不在於社會主義，而在於歐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與葡萄牙一起成為歐洲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國。

英國申請成功，當歸功於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熱情贊同把國家的命運同歐洲大陸鄰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政治領袖。1974年工黨重新執政時，號召全國就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共體進行複決投票，結果是1 730萬票贊成，840萬票反對。但即便是希思也無法使英國人（尤其是英格蘭人）「感覺」自己是歐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當一部分投票者繼續懷疑「加入歐洲」的好處。而挪威人則明確認為，如果他們不加入，生活反而會更好。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國54%的人反對加入歐共體，相反，他們選擇與歐共體簽訂有限自由貿易協定。這次投票結果在22年後以幾乎相同的票數得到了確認。

他們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補償。1947年2月，《巴黎條約》迫使義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割讓給雅典。在實施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以後，希臘成為美國援助的主要受惠國之一。它於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約組織，其軍隊也接受了從部署到裝備等各個方面的大量援助。這些軍隊後來也確實起了關鍵性作用。英國本來打算贈予希臘一支非政治性的陸軍和現代警察部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被證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臘軍隊經過8年戰爭后，以永不妥協的反共主義者、保王主義者和非民主主義者的形象出現，對北約和美國同盟者的忠誠甚至遠遠超過了對本國政治制度或規約的認同。

決定事態最終結果並塑造日後西班牙歷史的，是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對陰謀者要求的斷然拒絕和他的電視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決地捍衛憲法，並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權都與新興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數人站在一起。年輕的國王的勇氣或許令事態雙方都同樣吃驚，因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陰影中，認為自己是被已故獨裁者任命的國王；但是現在他的命運已和議會政治不可挽回地聯繫在了一起。由於缺乏一種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號，那些懷念舊政權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開了起義或恢複原狀的想法，轉而投身於支持曼紐爾·弗拉伽領導的「人民聯盟」。這是一個新成立的政黨，致力於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抗擊「西班牙最危險的敵人：共產主義和分裂主義」。

1974年4月25日，軍官和「武裝部隊運動」成員把卡埃塔諾和他的同事趕下台，宣布成立以民主化、非殖民地化和經濟改革為目標的臨時政府。這次政變（就像1926年年輕軍官們發表檄文首次擁立薩拉查上台一樣）沒有遇到多大阻力，舊政權的領導者們被允許流亡——先是到馬德拉群島，然後到巴西。前葡萄牙軍隊副參謀長、1968至1972年幾內亞總督安東尼奧·德·斯皮諾拉將軍被同僚任命為軍事集團首領。秘密警察被廢除，所有政治犯被釋放，新聞自由得以恢復，葡萄牙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領袖結束流亡回國，他們的組織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得到法律認可。

本以為在管理得較好的國家裡已經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見弊端——任命制、腐敗、操縱——如今又在整個大陸重現。偶爾出現「歐洲醜聞」時，公共責任就會被國內政客小心翼翼地轉嫁到一群隱形的「歐洲官僚」身上，因為這些人不必為壞名聲付出政治代價。同時，歐共體日漸膨脹的預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維護，理由是這有利於國家之間的「和睦化」，或者這是應得的補償（其預算由歐共體似乎取之不盡的資金來支撐）。

1977年，議會通過了一部農業改革法，肯定了不久前進行的土地集體化，但是把這種做法局限在南部，而且限制了從當前所有者手中沒收土地的數量。這一做法消滅了農村衝突的危險，也避免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但是短期內卻不能改善民主葡萄牙所繼承的一團糟的經濟狀況。由於沒有了來自前殖民地的廉價原料（而且沒有了殖民地提供的壟斷市場，其出口產品在別處毫無競爭力），不能像過去一樣向西歐輸出非熟練工人，而且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條件的限制，要平衡預算，厲行節約，葡萄牙遭遇了連續幾年的失業和消費不足。

事態在年末發展到了關鍵性階段。11月8日，里斯本立憲會議被建築工人包圍，在兩周的時間里，傳言說即將成立「里斯本公社」，甚至將爆發南北內戰。11月25日，有幾隊激進士兵試圖暴動。起初他們還有列寧主義共產黨的支持，但後來當武裝部隊中大多數人，甚至一些左翼軍官本身都反對起義時，就連肯哈爾也妥協了。正如「武裝部隊運動」有些領導人後來所承認的那樣，1975年4月的選舉結果已經提前使革命軍官們的目標失去了民心：左派可以實現議會民主，或實現革命「過渡」，但不可能兩者都實現。

不過，即便是有限的經濟現代化，其社會影響也十分重大。在有電視之前，西班牙人或許大都未受到其他國家60年代文化衝擊的影響，但是由於實施「國家穩定計劃」而產生的經濟不平等和對經濟的擾亂，引起了勞動者的廣泛不滿。從60年代晚期開始，一直到佛朗哥去世，工人罷工、資方停工、示威、集體談判和工會抗議成為西班牙社會生活的一種固定特色。這個政權固執地反對一切政治讓步，但是當有如此眾多的外國遊客到來時（1966年達1 730萬人次，到佛朗哥去世前一年，上升至3 400萬人次），它就不好在公眾面前顯得過於壓制一切了。

大國之間的這些交易長期存在，大陸東西分界也從未消失過，北歐各國國內與國際的風雲變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各國，問題主要是在國內。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一直處於歐洲的邊緣，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儘管在冷戰時期它們共同效忠於「西方」（葡萄牙與希臘均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這三個國家在其他方面卻各有千秋。其經濟嚴重依賴在國外務工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國內匯款以及增長中的旅游業，因而與歐洲南部邊緣的其他國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臘的大部分地區的生活水平同東歐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相仿。

44歲的蘇亞雷斯是一個典型的佛朗哥時代後期的技術專家治國論者，他曾擔任過一年由元首佛朗哥創立的長槍黨民族運動的領導人。事實證明，選擇蘇亞雷斯是精明之舉。他組建了新的政黨「民主中間派聯盟」，而且開始說服佛朗哥集團接受關於政治改革的全民複決投票，實際上就是說服他們批准引入普遍選舉權和兩院制議會。佛朗哥的老近衛軍被一個他們認為是自己人的人打亂了陣腳，同意進行全民複決投票。1976年12月15日，投票結果是94% 的人贊成改革。

西班牙當局也無法忽視日益壯大的城市工人階級之間的合作能力與技巧。因此，他們被迫承認了事實上已經出現的、主要集中在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重工業區的工人運動。加上由公共部門的職員、銀行工作人員和其他正在擴大中的白領階層組成的非正式工會，截至佛朗哥去世，這個由工人和職員代表組成的半地下網路可能經過了近10年的組織和經驗才得以建成。

1982年，歐共體成員國的年收入若以100計的話，丹麥（最富裕的成員國）是126，而希臘只有44。至1989年，丹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是葡萄牙的兩倍多（在美國，窮州和富州的差距只有它們的2/3）。而且這隻是國家平均值的比較，地區之間的差距更大。即便富國也有需要幫助的地區：20世紀90年代中期，瑞典和芬蘭加入歐盟時，其靠近北極的地區就是。這些地區人口稀少，完全依賴斯德哥爾摩和赫爾辛基撥款維持生活，而他們現在也有了向布魯塞爾申請援助的資格。為了糾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亞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頓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場的畸形狀態，以便使其不再依賴援助，布魯塞爾的機構分發給它們大量現金。這無疑給當地帶來了利益，但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了開銷巨大、臃腫、有時腐敗的地方官僚機構。https://read.99csw.com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時間才得以加入歐共體（而希臘的申請在不到6年就獲得了通過），在此期間，法國曆來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亞半島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詞尖刻的談判過程中，有2/3的時間里，只有39% 的西班牙人對法國持「正面」看法，這是走向共同未來的一個不祥的開端。一部分問題在於，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到來，不僅意味著歐共體將向法國農民進一步增加支持性撥款，以作為對巴黎的賠償；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為歐共體增加了5 800萬人，這些人多數很貧窮，因此也就有資格享受布魯塞爾資助的各種計劃和補貼。

公眾對議會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們普遍感覺國王從中扮演了過分偏袒一方的角色，這一切都表明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會進一步偏向左翼。由於這個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來「共產主義威脅」論不斷地被提起，希臘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執政者不稱職，以此為借口，軍隊內部存在已久的右翼軍官集團於4月21日奪取了政權。

1982年10月的選舉正值經濟困難最高峰時期，社會黨在議會中獲得了絕對大多數席位，費利佩·岡薩雷斯上台，出任首相，並且將要留在這個位置上14年。蘇亞雷斯的中間派民主黨——它曾經帶領國家擺脫佛朗哥主義——幾乎被從議會中排除，只贏得了兩個席位。共產黨只贏得了4個席位，這是一次蒙受恥辱的失敗，導致桑提亞哥·卡里約辭職。從此以後，西班牙政治將按照西歐其他國家的模式進行，不斷圍繞中左翼和中右翼進行重組。在這裏，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領導的人民聯盟（1989年更名為「人民黨」），他們在選舉中令人驚訝地獲得了26.5%的選票。

佛朗哥的「經濟奇迹」也不能被過分誇大。西班牙沒有帝國的遺留影響，因此也無須為非殖民地化付出經濟或社會的代價。60年代流入西班牙的外幣，大多不是來自國產商品的出口，而是來自在國外務工的西班牙人往國內的匯款，或者北歐度假者的消費。總之，西班牙的經濟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國家繁榮興旺的副產品。除去巴塞羅那、布拉瓦海岸、巴斯克等部分地區和（現代化程度稍差一些的）馬德里，該國的交通、教育、醫療與服務的基礎設施仍然十分落後。即使在1973年，該國的總體人均收入仍然低於愛爾蘭，不到歐共體國家的平均值的一半。

事實上，正因為希臘如此貧窮——至1990年，歐共體內部最窮的地區有一半是在希臘——它才會有這樣大的起色。對雅典來說，加入歐共體等於接受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僅在1985至1989年間，希臘接受了歐共體基金的79億美元的資金援助，其比例高於其他任何成員國。只要沒有其他窮國在排隊等候，如此慷慨的財富再分配——這是要希臘默許歐共體各種決策的代價——仍然是歐共體的繳費大國（主要是聯邦德國）可以承受的。但是由於德國統一花費高昂，又有一批東歐的窮國將要申請加入歐共體，因此我們將會看到，地中海沿岸諸國加入後幾年間，歐共體的慷慨做法被證明是會造成負擔而且備受爭議的。

國家事務由一群受嚴格限制的律師、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公務員實行管理，他們中許多人對政策鼓勵的公司表示出積極的興趣。但是由於國家禁止提出正式的政治反對意見，所以是從這些統治階層圈子內部——而不是其領導者仍在流亡的知識階層——在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國外的批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榜樣的刺|激下，產生了改革的設想和變革的壓力。

這次過渡完成得相當輕鬆。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黨」在1974年11月大選中一舉獲勝，並在3年後再次奏響凱歌。1975年6月通過了新憲法，儘管反對派各黨在開始時反對加強共和國總統的權力（1980年後卡拉曼利斯一直位居總統）。希臘民主政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具有了與歐洲相似的特徵，它的政治派別大致可以劃分為中右翼（新民主黨）和中左翼（由已故的喬治·帕潘德里歐之子、具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安德里亞斯領導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

社會現實不容許20世紀30年代重現，導演阿倫·雷奈在1966年的電影《活在戰爭的夢魘》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這一點。這部電影敘述了悲傷的輓歌式故事，講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產黨員迭戈（由傑出的演員伊夫·蒙當扮演）偷偷地從巴黎回到了馬德里，勇敢地攜帶了「工人起義」所需的顛覆性文獻和計劃，雖然他知道起義永遠不會發生。「你們難道不明白嗎？」他試圖告訴夢想復興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產黨領導人，「西班牙已經變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點，成了一個用來欺騙過去戰爭中老兵的謊言。現在每年有1400萬遊客在那裡度假。世界的現實在抗拒我們」。電影的編劇是豪爾赫·塞布倫，這也並非偶然，他本人幾十年來都是西班牙共產黨的秘密間諜，後來因為對該黨不正視現實、一味懷念過去感到失望而離開。

葡萄牙為保衛其殖民地付出了昂貴而又血腥的代價，而且希望越來越渺茫，對此軍人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們還有別的理由感到沮喪。為了鞏固權力，也為了把國人的視線從海外的不幸中轉移開，薩拉查選定的接班人馬切羅·卡埃塔諾放鬆了信貸限制，從國外大舉借債而且鼓勵進口。再加上在國外工作的葡萄牙人的匯款，1970年至1973年間，葡萄牙經歷了短暫的消費繁榮。但好景不長，石油危機引發了不斷的通貨膨脹，公共部門的工資開始被物價遠遠地拋在後面。

在薩拉查統治下的葡萄牙，國民總體生活水平更像當今的非洲而不是歐洲大陸：1960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土耳其是219美元，美國是1 453美元）。富人的確富有，而嬰兒死亡率為歐洲最高，32%的人口是文盲。薩拉查這位曾在科英布拉大學任教數年的經濟學家，不但不為葡萄牙的落後感到不安，反認為這是國家穩定的關鍵。當聽說在葡屬安哥拉境內發現石油時，他僅評論說這是一個「遺憾」。

那裡也發生了公開的叛亂。為了摧毀風起雲湧的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1967年裡斯本實施了「反叛亂」戰略，將人口重新安置到可以控制的大村落中：截至1974年，100多萬農民被搬遷。這一計劃並未瓦解叛亂，儘管它對安哥拉社會和農村經濟貽害無窮。不過，此舉確實離間了前去執行這一計劃的士兵：既包括把參加殖民地軍隊作為提升社會地位手段的宦囊羞澀的軍官，也包括不情願被派去鎮壓叛軍的普通士兵。

但是，就在這個關頭，土耳其政府宣布將入侵塞普勒斯，以保護塞普勒斯土耳其人的利益，並且很快於7月20日付諸行動。一周之內，該島2/5的領土就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了。希臘軍政府面對比他們強大許多的土耳其軍隊，既無力阻止，又無法做出回應，顯得相當無助：一會兒命令部隊全體動員，一會兒又下令取消動員。由於這次行動令國家蒙羞，遂使國內群情激憤，希臘的獨裁者們只得求助於日漸衰老的卡拉曼利斯，邀請他結束巴黎的流放生涯，回國歸政。7月24日，這位前首相回到了雅典，開始帶領希臘回歸平民統治。

這部憲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複決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確認）總體來講相當傳統。西班牙將成為一個議會君主制國家；將沒有官方宗教（儘管在仔細斟酌後向教會讓步，承認天主教是一個「社會現實」）；法定選民年齡下降到18歲；死刑被廢除。但會議將擁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地區（特別是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有權自治寫進了新憲法，這一點可以看作與它的近期歷史的重大決裂。

1977年2月，蘇亞雷斯授權西班牙最古老的政治組織西班牙社會黨回國。當時該黨由來自塞維爾市的年輕的費利佩·岡薩雷斯·馬奎斯領導，他從20歲出頭時就開始積極從事地下活動。同時，工會也變得合法化，並且獲得了罷工權。4月1日，蘇亞雷斯禁止並解散了他曾經領導的民族運動組織；一周后，他又宣布桑提亞哥·卡里約領導的「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與他們的葡萄牙同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班牙共產黨已經承諾在向議會民主過渡時期的種種限制下運行。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反抗活動被嚴格限制在生活必需品問題上。在最後的幾年裡，佛朗哥政權就像匈牙利的亞諾什·卡達爾政權一樣，依靠的不是公開的暴力鎮壓，而是一種強制的被動接受，一種幾十年來形成的文化去政治化。1956年以來，學生中的反抗者一直在謀求更大的校園自主權，以及對道德規範和其他限制的放寬，政府允許他們在極其嚴格的範圍內組織反抗；他們甚至得到了政權集團內部一些批評家的同情，包括那些有意改革的天主教徒、受挫的「社會長槍黨黨員」等。但是，政府嚴格禁止他們對別的階級主動表示同情，或是與其他部門聯合，比如說與罷工的礦工聯合。這種做法也被用於對政權持批評態度的成年人。

就像葡萄牙一樣，這次政治過渡恰逢經濟困難時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時代最後幾屆政府的責任。在1970年至1976年間，這幾屆政府為了換取公眾支持而增加公共開支和公共部門就業崗位，補貼能源消耗，抑制物價，同時增加工資，幾乎不考慮這樣做的長遠影響。這種漠然態度的後果在1977年開始顯現：大選時，通貨膨脹率達到每年26%，國庫（在佛朗哥政權的遞減稅政策下空虛已久）接近乾涸，失業率長期呈上升趨勢。據估計，1973年至1982年間，全國失去就業崗位180萬個。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議員格里戈里斯·蘭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薩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會上演講時遇襲，5天後身亡。這件事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臘的和平運動。而當局處事可疑，對這起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這就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懷疑。過了6個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選中以微弱之差輸給了喬治·帕潘德里歐領導的、代表日益壯大的城市中產階級利益的中間派聯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輪選舉中，帕潘德里歐的政黨及其同盟者表現得更加出色，以絕對多數選票獲勝，所佔比例從42%上升到52.7％。

在1981年，他們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對經濟發展的不滿達到最高峰（見下文），加泰羅尼亞、巴斯克地區、加利西亞和安達盧西亞都開始嘗試分離主義的地方自治，蘇亞雷斯在本黨派的脅迫下辭職。他所在的黨痛恨的不是他的失敗（1979年按照新憲法舉行的大選中，民主中間派聯盟又一次獲勝），而是他的成就，還有他獨斷專行的作風。在另一位民主中間派聯盟政治家卡爾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區各省爆發了大罷工。這樣，在右翼批評家看來，民主西班牙不僅無人領導，而且到了崩潰邊緣。

與希臘不同，葡萄牙在近代沒有經歷過哪怕是最初級的民主。薩拉查的獨裁統治是倒退的，即使以1932年他上台之初通行的標準來衡量也是如此。事實上，吹毛求疵的教權主義、混合的制度、落後的農村這三者匯合，使葡萄牙像極了1934年後的奧地利。難怪戰後的葡萄牙得到了懷念維希政府的退休法國人的垂青——「法蘭西行動黨」顏面丟盡的黨魁夏爾·莫拉斯深受薩拉查崇敬，並一直與他保持通信，直至1952年去世。

但是，消極的經濟融合——消除關稅和貿易限制、補貼處於劣勢的地區和部門——要比達成積極的政治行動的標準來得容易。原因很簡單。只要有足夠的現金周轉，經濟合作只https://read.99csw.com會給各方帶來凈利潤；而任何以歐洲一體化或調整為目的的政治行動都會潛在地威脅國家自治，並且限制各國在國內政治方面的主動性。只有當強國的強勢領導人出於自己的原因同意朝著某個共同目標合作時，變化才會發生。

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各成員國國內的地方主義政治和成員國之間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幾年，歐洲各國仍然是統一的，由中央統一管理，很少考慮地區多樣性或地方傳統。

社會黨以平民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為綱領參加競選，承諾保護工人的工作和消費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但一旦掌權，岡薩雷斯堅持實行經濟緊縮政策，開始對西班牙的工業和服務業進行現代化改造（後來又逐步實行私有化），並於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上的公民複決投票中擊敗了他的許多支持者。此刻他贊成西班牙繼續留在北約。

新的議會多數派要求調查1961年大選被人操縱的情況，議會與年輕的國王康斯坦丁之間的緊張局面逐漸升級。國王在政治上對保守派的同情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歐的職務。帕潘德里歐最終出於無奈，只好辭職，隨後相繼有幾任臨時首相上台，但是誰都未能得到穩定的議會大多數的支持。這時有一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軍官被指控與帕潘德里歐之子安德里亞斯密謀，使議會與王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1967年3月，他們中間有21人被送上了軍事法庭。

結果，在南蒂羅爾省等地方，不管代價是否昂貴，「自下而上」的歐洲大陸一體化似乎確實行得通。當1985年發起成立「歐洲地區委員會」（后改稱「大會」）時，該會已有107個成員，還有更多地區即將加入。在一定意義上的統一的歐洲已經開始明朗化了。地方主義曾經是積習難改的語言學家或懷舊的民俗學研究者研究的對象，現在有了另外的「准國家」身份：它取代了國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為它得到了布魯塞爾，甚至是本國首都（儘管明顯缺乏熱情）的正式許可。

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發展，是地中海沿岸歐洲國家向民主的過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不僅實現了向議會民主的和平轉變：而且這3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們幾年前還處於地下狀態，並且大張旗鼓地反對資本主義——現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實質上以中間派的立場執政。薩拉查和佛朗哥政權不但從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也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們在努力爭奪年輕的「摩登」選民的擁戴。

但是，不管這與冷戰時期的情景多麼相符，希臘國內的政治鬥爭一直有其明顯的地方特點。1949年3月，在斯大林與鐵托鬥爭的高潮時期，奴性十足的親莫斯科派希臘共產黨曾在布加勒斯特通過無線電台發表聲明，贊成馬其頓獨立。這樣做的本意是通過鼓勵南斯拉夫領土分割來削弱鐵托的力量，不料卻並未奏效。相反，它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對希臘共產黨的信任，因為此舉暗示了共產主義的勝利將導致北部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人聚居的馬其頓地區實現自治，使希臘分崩離析。

希臘能夠平穩地向民主社會過渡，要部分地歸功於卡拉曼利斯的技巧。他一方面能與自己的過去訣別，另一方面又能給公眾以成熟老練、遊刃有餘、前後一致的印象。他沒有重建已經失去民心的中間派聯盟，而是組建了新的政黨。對眾叛親離的君主制的去留，他號召在1974年12月進行了全民投票。當69.2%的投票者要求將其廢除時，他監督建立了共和國。為了避免疏遠軍人，他拒絕了清洗軍隊的要求。相反，他讓那些比較願妥協的高級軍官提前退休，而對願意效忠新政府的人予以獎勵和提拔。

在喬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領導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時間布滿了坦克和傘兵，軍隊逮捕了政治家﹑記者﹑工會運動積極分子等公眾人物，奪取了所有的要塞，並宣布自己為國家的拯救者。他們解釋說，「民主將得以修復」。國王康斯坦丁儘管對這些陰謀家不感興趣，不過還是被動地同意並命令他們宣誓就職。8個月後，國王試探性地組織了反政變，失敗后攜家人逃往羅馬，他的離開並未讓國人感到惋惜。這個軍人集團任命了一位攝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為首相。

再者，該政權雖然在國內還算穩固，在國外卻日漸孤立。1969年12月，「歐洲委員會」全票通過將希臘趕出該組織；兩個月後，「歐洲經濟共同體」終止了與軍政權的一切談判。更無恥的是，該政權的基礎只有武力。因此，在解決塞普勒斯歷史遺留問題時，它在境外使用武力而遭到滅亡也就十分正常了。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識形態方面並不持反共態度，他甚至對軍隊也沒有顯示出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臘的馬其頓地區，並且從內心深處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農民家庭，信仰東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特點，很適合代表他的祖國。在美國外交官和本國官員等看來，他是一個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無意實施平民對軍隊的監督，也無意過於詳細地調查愈傳愈盛的高層人物中反議會的網路和陰謀。在卡拉曼利斯的領導下，希臘社會保持了穩定，但是經濟停滯不前，腐敗現象嚴重。

所以，時代環境迫使很多人幾乎在一夜之間放棄堅持已久的原則立場。這些年來，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公眾生活中瀰漫著一股熟悉的氣息，那就是審時度勢地背叛諾言，出於實用主義考慮而忘卻某些記憶。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三個國家的年輕一代會有那種懷疑的、不關心政治的態度。而那些忠誠地、無怨無悔地堅持過去的追求的人，從共產主義者到長槍黨黨員，都很快被發生的事情甩在後面。如果不考慮現實，即便始終如一也沒用。

其中的原因有幾個方面。其一是已經提到過的，尤其是在西班牙，遠遠落後的不是整個社會，而是它的政治狀態。佛朗哥統治的最後10年間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大規模社會和地理的流動性，意味著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經發生了太多變化，遠非仍然透過1936-1956年間的狀況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觀察者所認為的那樣。地中海沿岸歐洲的年輕人並不覺得難以適應這種在離他們較遠的北方歐洲國家司空見慣的社會生活；事實上，他們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經在學著適應了。他們迫不及待地要從上個時代的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對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說辭持明顯的懷疑態度，也不為忠於過去的行為所感動。過渡完成以後去里斯本或馬德里的遊客往往對這裏的年輕人感到驚訝不已：他們從不提起最近的過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還是文化。

但正是他們帶給選民的這種信任感，使他們能夠摧毀自己曾經忠誠服務過的獨裁製度。接下來又都由社會主義者——索瑞茲、岡薩雷斯、帕潘德里歐——繼任。這些繼任者們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證過，說他們的激進主義信念不可動搖，但隨後又為環境所迫，實行溫和的、經常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這種過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評論家的話說，是「要求佛朗哥主義者假裝自己從來不是佛朗哥主義者，左翼妥協者假裝自己仍然堅持左派原則」。

因此，正是在這幾年時間里，歐共體才有了一種令人不敢恭維的形象，彷彿是一個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場，其成員國以政治上與之結盟換取物質上的回報。當然，這些回報都是實實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歐洲」之外做得也不錯（雖然不及法國），西班牙談判家變得非常擅長擺出保衛本國財政優勢的姿態。但真正發了大財的是雅典：儘管它在80年代初落後于歐共體的其他國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共體內最貧困的國家），但是以其成員身份而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上校的這次政變是一篇經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慣於實行壓制，他們上任后解僱了近一千名公務員，囚禁或驅逐了左翼和中間派的政治家。在他們執政的7年間，希臘與世隔絕，令人窒息。上校們反對現代性已經到了滑稽的地步，他們審查報刊，宣布罷工為非法，禁止現代音樂和迷你裙，還禁止研究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和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連社會學、俄語、保加利亞語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們雖然走的是平民主義路線，但實際上實行的是家長式統治，對外表形象極為關注。在軍政權統治下，留長發遭到禁止，宮廷侍衛和其他禮儀官員的制服也被換成了華麗俗氣的「傳統」服飾。尤其是首都雅典，更是給人以軍管式的整齊劃一的感覺。

歐洲開支巨大的地區資金援助項目的第二個動機是使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能夠繞過成員國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與地區合作。為了這兩個目的，到本世紀末，各種「結構性」和「聚合性」基金要佔到整個歐盟總開支的35%。這一戰略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從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各地區的地方主義情緒一直在增長（或復甦）。1968年的激進主義分子以加強地區之間的親密聯繫為新的政治信條，試圖恢復並使用法國西南部古老的奧克語。與布列塔尼的激進分子一樣，他們與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分裂主義分子、蘇格蘭和佛蘭芒民族主義者、義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業，共同反對馬德里、巴黎、倫敦或羅馬的「苛政」。

在安哥拉，叛亂者劃分為不同派系，葡萄牙軍隊至少還可以暫時控制他們，而在別處，情況逐漸難以維持。在莫三比克，6萬名葡軍士兵為保護僅1萬名歐洲殖民者忙得不可開交；在幾內亞和維德角，充滿魅力的阿米爾卡·卡布拉爾在游擊戰中以1萬兵力牽制了葡軍3萬人，使他們徒勞無功。到20世紀70年代初，非洲戰事每年消耗掉這個歐洲最窮國家的年國防預算的一半。每4個到入伍年齡的葡萄牙男性中就有1個要應徵到非洲服役，並且在1976年之後，最低服役限度為4年。到1973年，他們中有1.1萬人陣亡。按人口比例來說，死亡率比美軍在越南戰爭最激烈時還要高出許多。

這兩類地區都將從歐洲地區政策中獲益。加泰羅尼亞、巴登-符滕堡等富裕地區在布魯塞爾設立了辦事處，學會了如何代表本地區進行遊說、爭取投資，或是使歐共體政策有利於地區而不是國家機構。貧窮地區的政治代表也同樣迅速地學會了操縱布魯塞爾的撥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當地的人氣，並藉此迫使無奈的都柏林或倫敦當局鼓勵甚至補充布魯塞爾的慷慨援助。這樣的安排于各方都適合：歐洲金庫可能會花費幾百萬元的庫存來補貼愛爾蘭西部人口稀少地區的旅游業，或者同意稅收優惠，以吸引投資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員長期失業的地區；但即便是出於自我利益考慮，受惠者也正在成為忠誠的「歐洲人」。愛爾蘭用這種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當一部分破爛的運輸及污水處理基礎設施。不僅愛爾蘭，其他較窮的邊緣化成員國也受惠於此。

國家對軍隊也保持著恰當的距離。佛朗哥本人通過軍事政變上台，十分清楚疏遠軍隊會有什麼危險。這支軍隊繼承了保衛國家、保衛傳統價值觀的過強的責任感。在戰後的幾年中，西班牙陸軍受到了寵愛和奉承。它在內戰中取得的勝利，每年都要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舉行慶祝，而在內戰中的失敗也在1959年9月完工的、排場十足的陣亡將士谷里得到了紀念。軍銜與勳章數量增加了：到這屆政府滅亡時，共有300名將軍，軍官與其他軍階的比率為1︰11，為歐洲之最。1967年，「國家公共機構法」正式規定軍隊負責保證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衛「公共機構系統」。

然而，他們的確達成共識的一點就是，要有目的地向著真正的、單一的內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這是將於1992年實施的目標）邁進，而且決定在歐盟的決策過程中實行「有效多數票」制——提出「有效」的問題，是因為較大的成員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堅持保留阻止對它們的國家利益有害的建議的權力。這些是真正的變化，這些變化之所以能夠被通過，是因為單一市場得到了從瑪格麗特·撒切爾到「綠黨」的贊同，儘管他們各有各的原因。這些變化促進了未來10年間真正的經濟一體化。

這不僅會造成規模空前的官僚主義，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資金還會誘發和助長腐敗。在許多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了申請資金而誇大甚至捏造當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濫用權力、貪贓枉法，這些行為雖然逃過了歐盟官員的眼睛，但這樣做會使他們的事業喪失信用，致使將來連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們。盡人皆知，歐盟放手讓遙遠的、未經選舉產生的公務員進行決策九*九*藏*書，而且有大量傳言說各地區在政治上互開方便之門、投機倒把，所以最近幾年「歐洲」雖然成就不小，但名聲欠佳。

憲法第二條肯定了「全體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棲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統一」，但接著又「承認並保證境內各民族和地區自治和各自團結一致的權利」。接下來的自治法承認了在迄今為止極端中央集權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語言多樣性和地域性情感；他們還承認了加泰羅尼亞在人口數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區和加泰羅尼亞都存在的強烈的自治情緒。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賦予的東西不可能不讓其他人也擁有。在4年內，西班牙將被分成17個自主管理的地區，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旗幟和首府。不只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會被承認是獨立的，加利西亞人、安達盧西亞人、加那利人、瓦倫西亞人、納瓦拉人等也一樣。

《蒙科洛協議》和後來的其他協議（最後一個簽署於1984年）並沒有創造奇迹。部分由於石油衝擊的影響，國家的收支平衡危機持續惡化；許多較小的公司倒閉，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一齊上漲，引發了罷工浪潮以及左翼工會和共產黨內部的痛苦分裂——他們都不再願意分擔民主過渡的社會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協議，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會後果肯定還會更加嚴重。

歐共體規模越大，就越難管理。政府間的部長委員會所要求的「全體委員一致同意」造成了無休無止的辯論，各種決策都要經過幾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項關於礦泉水的定義和標準的指令，用了11年時間才從委員會的會議室里被送出來。必須採取措施了。長久以來的一項共識就是：歐洲的「計劃」需要把目的和幹勁兒融合起來。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開的一次會議，就是一系列不定期舉行的、旨在「重新啟動歐洲」的會議中最早的一個，而法國總統瓦勒里·吉斯卡爾·德斯坦和德國總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間的私人友誼有利於這項日程。

英國的成員國身份在後來的幾年中受到爭議，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反對剛剛出現的與歐共體加強聯合的計劃，並且要求歐共體退還英國「過多支付」的公共預算。但在70年代，倫敦有自己的問題，而且儘管加入歐共體導致了通貨膨脹，但是貿易區的交易在當時能為英國提供1/3國內投資，倫敦為此感到寬慰。新的歐洲議會的第一次直接選舉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設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大會的成員是由各國立法機構選舉產生的，但是沒有引起人們多大興趣。在英國，可以想見投票人數很少，只有31.6%；但那時在別處也不是特別高——在法國，只有3/5的選民願意投票，在荷蘭則人數更少。

對一個比方說在1970年從法國一路看到西班牙的遊客來說，比利牛斯山脈兩側的差距似乎太大了。佛朗哥長達30年之久的統治，加重了西班牙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歷的社會落後和文化孤立的痛苦，他的獨裁政權似乎比當初更加與當代歐洲的政治氛圍格格不入。第一眼看去，西班牙似乎與60年代擦肩而過了：苛刻的審查制度、嚴格按照法律來約束民眾的著裝和舉止、無處不在的警察，還有對待政治批評者的嚴酷刑法，凡此種種，無不昭示著這是一塊時間停滯的土地，歷史的時鐘永遠地停在了1939年。

這次革命處處受到極大的歡迎。斯皮諾拉把中立派和社會主義者都納入臨時內閣中，7月，他公開宣布了給予非洲殖民地完全自決權的計劃。一年之內，這些殖民地全部獨立，印度尼西亞乘機控制了葡屬東帝汶。非殖民地化的過程相當混亂。幾內亞和莫三比克的游擊隊對斯皮諾拉讓他們先放下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安哥拉局勢則惡化為內戰。但是從葡萄牙的角度看，優點是前後過程相當迅速。它還加速了在葡軍撤退、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發生暴力衝突后約75萬名歐洲人返回葡萄牙。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相對保守的葡萄牙北部地區安頓下來，在未來數年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在廢除了君主制，軍隊也實現中立之後，卡拉曼利斯不得不來處理尚未解決的塞普勒斯問題。無論是他還是他的繼任者都不願再重提「合併」問題，但他們同時也不能公開忽視島上土耳其人的存在，即使在1974年12月馬卡里奧斯回國后，他們也未能這樣做。卡拉曼利斯隨後將希臘撤出了北約軍事組織達6年，以抗議北約另一成員國（土耳其）的行徑。儘管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它還是贏得了國內包括左翼和右翼都在內的廣泛贊同。1975年2月，塞島的土耳其少數民族宣布成立「塞普勒斯土耳其聯邦」——儘管至今只有土耳其一個國家承認它——以此為標誌，再加上北愛琴海地區領土問題外交爭端時有發生，希——土關係進入冰封時期。

70年代法德聯合行動的動力是經濟焦慮。歐洲經濟當時即使有增長，也是緩慢的，地方性通貨膨脹流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帶來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匯率反覆無常、不可預測。考慮到對該問題的地區性而非國際性反應，「蛇」計劃、歐洲貨幣體系和「歐洲貨幣單位」成為退而求其次的解決辦法，德國馬克被用來逐步代替美元，成為歐洲銀行家和市場的穩定參照貨幣。幾年後，歐元代替了各國貨幣，成為符合邏輯的下一步，儘管從形式上來看，這樣做的結果是打亂了各國的貨幣體系。因此，統一的歐洲貨幣的最終出現，是對經濟問題的實用性反應的結果，而非朝著既定的歐洲共同目標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行動。

在1973至1986年間，歐共體經歷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動和擴張，一位歷史學家曾稱之為「一系列不規則的大爆炸」。庇護者戴高樂去世后，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贊成而被束之高閣，而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的戰略意義使他煩惱不堪（上文已講到），他明確表示歡迎英國加入歐共體。1972年1月，在布魯塞爾，歐共體正式批准英國、愛爾蘭、丹麥和挪威加入，一年後生效。

13年來，歐盟成員國數量已經增長了一倍，瑞典、奧地利等國家也即將申請加入，這個日益龐大的共同體若要做出任何決定，就必須取消歐洲委員會的國家否決權制度。歐盟規模越大，對那些尚未加入的國家來說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讓他們覺得無法規避。但是，對成員國公民來說，近年來歐盟最重要的特點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許多人對此一無所知），也不是其領導人為進一步一體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庫的錢的數目，以及這筆錢是如何花出去的。

到了80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輕人）不願停留在近期的歷史上，這是不爭的事實，尤其表現在對舊的公共行為準則大張旗鼓地拒絕：在語言上、著裝上，特別是性觀念上。佩德羅·阿爾莫多瓦的膾炙人口的電影就是一種對50年來發霉的獨裁統治的自覺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種表現。這些電影運用獨特的視角和存在主義的表現手法，刻畫一群在充斥著性的環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輕女子。在1980年的電影《佩比、盧西、邦及不出眾的姑娘們》（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選舉后僅3年）里，劇中人心照不宣地對「大選」和「正在吞噬我們的色情戰爭」大笑不已。

為了制定新憲法，1977年6月進行了立憲會議代表選舉。這次選舉是自1936年以來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得票數最多的是蘇亞雷斯領導的民主中間派聯盟，贏得了議會165個席位；處於第二位的是岡薩雷斯的社會黨，佔121個席位，其他角逐者僅合佔67個席位。從許多方面來看，這都是可能出現的最好結果。蘇亞雷斯的勝利讓保守派們（他們大多數投了他的票）放下心來，不會突然轉向左派。由於沒有取得明顯的大多數席位，這就迫使他與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擔了起草新憲法的部分責任。

事實上，希臘軍官就像傳統的西班牙軍官一樣，在他們看來，國家及其領土完整的守護神是他們自己，而不是那些他們曾宣誓捍衛的短命的憲法文件。在戰後希臘的政治生活中，軍隊從一開始起就十分活躍：在50年代初的全國大選中，獲勝的「希臘陣線黨」就是由亞歷山大·帕帕戈斯元帥領導的，他曾在內戰中擔任政府軍的指揮官。直至1963年，軍人還十分樂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經領導更名后的希臘陣線黨（現稱「民族激進派聯盟」）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的大選中獲勝，儘管他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勝利后被懷疑有大規模舞弊行為。

儘管70年代和80年代建設「歐洲」的男男女女們努力超越國家政治的種種弊端，精神可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仍然思想褊狹。他們在當代最偉大的跨國成就，即1985年6月簽署的《申根協定》中就暴露了這一缺陷。根據這一協定，法國、聯邦德國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經濟聯盟國家同意廢除共同邊界，成立共同的護照控制體系。自此以後，從德國去法國就像長久以來來往于比利時跟荷蘭之間一樣輕而易舉。

《單一歐洲法案》把歐共體的權力延伸到了許多政策領域：環境、僱用方式、地方的研發行為。這些領域是歐共體以前從未涉足過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著要把布魯塞爾的資金分發到地方機構。歐洲這種逐漸的「地區化」助長了官僚主義，而且開銷不菲。舉一個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處於與奧地利北部接壤處的義大利的阿爾托阿迪傑-南蒂羅爾地區，1975年被布魯塞爾正式歸入「山區」（一個沒有爭議的稱呼）類；13年後，它正式宣布，超過90%的地區為「農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來），或者用布魯塞爾的術語來說，是一個「5-b類目標地區」。這種雙重身份使阿爾托阿迪傑省有資格申請的項目有：環境保護基金、支持農業的撥款、加強職業教育的撥款、鼓勵傳統手工藝品的撥款、改善生活條件以保持人口數量的撥款。

這些飛快的變化令斯皮諾拉感到不安，他的保守本能與更為年輕的同事們越來越激進的做法產生抵觸，他於1974年9月辭去職務。在接下來的14個月中，葡萄牙走向全面的社會變革。在軍官和武裝部隊運動和阿爾瓦羅·肯哈爾領導的堅定的「列寧主義共產黨」的熱情支持下，銀行和主要工業實現國有化，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開始進行，特別是在南部產糧區阿連特霍，那裡的土地所有權大部分仍在大地主，尤其是不在當地的大地主手中。

軍事政變對希臘經濟的影響好壞參半。旅游業沒有受到影響。即便有旅遊者出於政治覺悟而對軍人掌權的希臘進行抵制，還是會有人對它趨之若鶩，因為希臘旅遊勝地雖然各種規章多得令人窒息，但畢竟價格低廉。政變之前10年才出現的國外投資和國民生產總值的穩步增長（自1964年以來年平均增幅為6%）都未受到政治風雲變幻的影響：正如西班牙一樣，低工資（依靠對工人反抗的鎮壓）和建立在「法律與秩序」基礎之上的政權，為國外資本提供了有利環境。這些大多出身農民的上校們最初甚至獲得了農村地區的廣泛支持，尤其在1968年他們取消了農民的一切債務之後。

最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都毫不費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儘管它們對自己採取政治孤立的方針，但是它們的外交政策卻始終能夠與北約或歐共體國家兼容甚至聯合。冷戰的傳統，加上對共產主義的共同仇視，促進了多元民主國家和軍事或教權獨裁國家之間日益頻繁的交流與合作。北美人和西歐人在經過多年與獨裁國家的夥伴共同開會、談判、制訂計劃，或者僅僅是跟他們做生意之後，早已不會再動輒為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國內事務大動肝火。

在隨後的20年中，社會黨與其對手、由阿尼巴爾·卡瓦科·席爾瓦領導的中間派「社會民主黨」將交換位置。早已放棄反資本主義言論的馬里奧·索瑞茲本人在1986年升至總統，是年，葡萄牙加入歐共體。以西歐的標準看葡萄牙，它仍然十分貧窮，這要感謝薩拉查，是他留下的永久遺產澤被後世。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葡萄牙既避免了「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紅色恐怖」。共產黨雖然在南部農村和里斯本郊外工業區仍然受歡迎，在日漸老去、直至1992年才退位的肯哈爾領導下依然九_九_藏_書堅定地堅持著強硬路線，但他們的影響力已經被永遠地削弱了。被遣返的殖民者從未成功地組織過心懷怨憤的民族主義者的極右黨。在這種環境中，民主葡萄牙的出現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葡萄牙民主的前景仍然堪憂。維利·勃蘭特只是許多贊同這一觀點的當代觀察家之一，他們在索瑞茲身上看到了克倫斯基的影子，克倫斯基不自覺地充當了非民主勢力的掩護，一旦機會適合，他們就會將他撤換掉。然而索瑞茲卻倖存了下來，而且不止如此。軍隊仍然局限在軍營中，其政治作用越來越不重要。共產黨的得票數上升了——1976年上升到了14.6%，3年後又上升到19%，原因是經濟發展狀況惡化，而且索瑞茲的溫和政策挫傷了黨內的左派，他曾許諾他們會在社會主義的葡萄牙消滅資本主義，但前提是左派要放棄起義的企圖。

但是作為交換條件，《申根協定》的參与國要全力保證與非參与國之間最苛刻的簽證和海關制度。比如說，法國要為自德國入境的人開放，那麼他們必須首先確保德國人在過境者穿越他們邊境時已經對其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因此，在開放某些歐共體成員國之間內部邊境的同時，該條約堅決強化與非成員國之間的外部邊界。文明的歐洲人之間可以互相跨越邊界，但絕不能給外部的「野蠻人」這種自由。

但實際上，軍隊已經變得多餘。佛朗哥幾十年來都在保護自己的軍隊不參加國外戰爭和殖民地戰爭。與法國或葡萄牙軍隊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經歷過恥辱的失敗或被迫撤退。西班牙沒有面臨過軍事威脅，國內安全由警察來負責，憲兵和特殊部隊只用來對付恐怖分子——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中的。而軍隊主要被用於儀式典禮，成為一種風險規避的慣例。軍隊的保守派傳統日益表現為熱情地希望君主國復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認同感在後來向民主國家過渡的過程中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塞普勒斯島自1571年以後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1878年後由英國控制，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由英國單方面吞併。它位於地中海東部較遠處，靠近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雖然遠離希臘大陸和邊遠的希臘諸島，但是島上居民大多數都講希臘語，信仰東正教，並且傾向於與希臘統一。占島上人口18%左右的土耳其少數民族自然反對這種安排，並且得到了安卡拉當局的全力支持。就這樣，塞普勒斯一方面有英國竭力要其擺脫帝國遺產，另一方面要面對由來已久的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對立，其命運在整個50年代都懸而未決，令人不安。

1976年2月，葡萄牙軍隊正式把權力移交給平民當局，儘管在政變后兩年他們仍然有效控制著全國。國家將按照1976年4月通過的憲法得到治理，這部憲法在措詞和目標上仍然反映了1974年後的政治氣氛，它使葡萄牙致力於「通過創造讓工人階級民主地行使權力的條件，來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當月的立法選舉中，儘管選票數略有下降，社會主義者又一次領先，馬里奧·索瑞茲組建了近半個世紀以來葡萄牙第一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

「武裝部隊運動」和共產黨對選舉結果感到失望。肯哈爾公開承認，如果通過議會獲得權利的道路走行不通，他們或許會採用其他辦法——正如他在1975年6月對一位義大利記者說的那樣，「我們沒有可能擁有你們西歐那樣的民主……葡萄牙不會成為一個有民主、自由和壟斷的國家。它不允許這些東西存在」。從4月到11月，局勢越來越緊張。國外評論家警告說，共產黨即將發動政變，而葡萄牙的北約盟國和西歐貿易夥伴也許諾，一旦發生馬克思主義革命，他們將介入並提供援助。

所有這一切在1961年得到了改變，這一年新德里強行吞併了葡萄牙在印度本土的領地果阿，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也爆發了武裝叛亂。失去果阿固然是國家的恥辱，但相比之下，非洲的叛亂更為嚴重。葡屬的非洲各「省份」（他們自己這樣稱呼），較大的有安哥拉、幾內亞比索、西非的維德角群島和東南非的莫三比克。其中安哥拉不到600萬人口中有近50萬歐洲殖民者，其重要性遠遠大於其他幾「省」。它境內尚未開發的豐富的物質資源，比如鐵、鑽石和新發現的近海石油，使得薩拉查不願意外商前來投資（典型的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在60年代，這塊領土對葡萄牙本土經濟的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葡萄牙多年來首次遭遇了罷工。首都周圍貧民區的居民中，有許多是剛剛從赤貧的阿連特霍地區搬來，他們不但要忍受地方性的貧窮，還要眼看著附近里斯本炫耀性財富急劇增長。由於非選舉產生的技術專家、官員指揮的政府不受歡迎，軍隊越來越痛恨代表它在遙遠的土地上進行「骯髒的戰爭」，他們的不滿而今在國內得到廣泛響應。低級軍官滿腹苦水，通貨膨脹使他們本來不高的收入縮水，家人生活難以為繼。與他們同病相憐的是正在興起的一代商人，統治者的無能讓他們苦惱不堪，他們明白國家的希望在歐洲而不是非洲。

結果，在1993年至1999年間，小小的阿爾托阿迪傑省就接受了總計達9 600萬埃居的撥款（價值大致相當於2005年同等數量的歐元）。在歐洲結構性資助的所謂「第三個時期」（計劃從2000年至2006年間實施），又有5 700萬歐元被分發給這個省支配。按照「第二類目標」的規定，這些錢只能用於為居住在「完全」山區或「農村」地區的居民謀福利。1990年以來，該省首府布爾扎諾有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指導當地居民如何獲益於「歐洲」和歐洲資源。1995年以來，該省還在布魯塞爾設立了辦事處（與鄰省特蘭提諾和奧地利的蒂羅爾區共用）。布爾扎諾所在省的官方網站（提供義大利語、德語、英語、法語、拉地諾語以及各種羅曼斯語的方言版本）滿腔熱情地表達對歐洲的好感，這也在情理之中。

就像在20世紀30年代那個曇花一現的共和國時期一樣，西班牙民主建設時期恰逢經濟衰退，與生活指數挂鉤的工資和經過政府補貼的物價惡化為過高的通貨膨脹，因此很多人議論說，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這一點能夠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協議》上簽字的那些人。該協議是經過談判達成的一系列協議中的第一個，在協議中，政治家、工人領袖和僱主都同意著手進行大範圍的改革：貶值貨幣、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開支，以及對龐大而又浪費嚴重的公共部門實行結構性改革。

兩年後，在《激|情迷宮》中，訓練營里出來的恐怖分子和色情狂互相說著淫穢笑話，還一度爭論「他們快樂的小戀情」和「國家的未來」孰先孰后的問題。他的電影故事背景一部比一部更浮華，城市外景地也越來越時尚。到1988年，以電影《崩潰邊緣的女人》為標誌，阿爾莫多瓦以電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對一個拚命彌補失去的時光、忙亂而又帶有自我意識的現代社會的概括。

因此，對大多數旁觀者，包括許多它們本國的批評家來說，令人不快的南歐政權與其說是在道德上破產了，倒不如說是在制度上落後於時代了。當然，它們的經濟在本質上還是與其他西方國家相似的，並且早已融入國際市場，以獲取金錢、商品和勞動力。即使是薩拉查統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可以辨認的一部分——儘管是在錯誤的一端。新興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在西班牙，不僅在衣著打扮上，而且連理想抱負都在效仿法國、義大利或英國的經理人、商人、工程師、政治家和公務員。地中海沿岸歐洲國家的社會儘管還很落後，但也已經屬於它們現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個世界，而從獨裁統治的過渡，首先得益於給他們這樣做的機會。他們中的那些曾經堅決地往後看的精英人物，現在已經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戰勝了歷史。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這些變化的發生不是由於文化或政治領域的激進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虧了來自舊政權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東尼奧·德·斯皮諾拉、阿道弗·蘇亞雷斯就像幾年後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樣，都是他們幫助摧毀的那個體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確實在軍政權統治期間處於流亡中；但他也與任何人一樣是無可指摘的民族主義者，並且思想偏執。而且，他對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臘選舉負直接責任，主要是那次選舉使戰後的政治體系名譽掃地，使軍隊執掌了大權。

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政治分為許多互相交叉的亞文化類型，有歷史的、語言的、宗教的，尋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獨立。但總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痛恨被迫資助本國貧窮地區的富裕省份；另一類是歷史上長期貧窮的，或剛剛被削減工業生產能力的、對反應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憤怒的地區。前一類別的地區有加泰羅尼亞、倫巴第、比利時的佛蘭德、聯邦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州或巴伐利亞州、法國東南部羅訥——阿爾卑斯大區（截至1990年，這個大區與巴黎大區合在一起，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40%）。第二類有安達盧西亞、蘇格蘭大部分地區、講法語的瓦龍大區和其他許多地區。

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三個國家都由獨裁者統治，這種情況在拉美比在西歐更加常見。戰後幾十年間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這三個國家。葡萄牙於1932-1970年間由安東尼奧·薩拉查統治，在西班牙，佛朗哥將軍於1936年發動軍事政變，並且從1939年開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統治該國，其間無人敢挑戰其地位。在這兩個國家，來自另一時代的等級制度因此而固定下來。在希臘，一個軍事小集團於1967年推翻了國王和議會，自此這個上校集團統治了該國。這段動蕩的歷史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國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國有化在城鎮中受到歡迎，南部地區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集體化——最初是由當地佃農和體力勞動者在共產黨及其盟友的動員下「自發」進行的土地佔有和奪取。共產黨不愧為暗中反對舊政權的一支組織最嚴密、行動最有效的隊伍。但同樣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卻顯然不受歡迎，因為這些地區的土地已經被細分為若干小塊，歸家庭私有。以農村和小鎮為主的北部盛行天主教（現在仍然如此），1972年平均每500人就有1名教士。中南部地區教士和平民的比例為1︰4500，在南部更遠一些的地方比例更低。共產黨的工會領導人和農民領袖所倡導的反教權主義和集體化運動遭到了人口眾多的北部地區的強烈反對。

只有1948年的義大利新憲法承認了地區權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1/4世紀以來仍然形同虛設。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為整個歐洲的國內政治鬥爭的重要因素以後，歐共體出於自身原因，設立了地區資金體系，以1975年「歐洲地區發展基金」的設立為第一步。

佛朗哥在1975年11月20日去世，時年82歲。他直到臨終都不肯認真考慮自由化或移交權力的問題，這樣做，即便對支持他的人來說，他也沒有價值了。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同情年初曾要求取消對新聞界和政治集會的限制的示威者。因此，向民主社會的過渡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官員和部長來操作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過渡既迅速又成功。在告別佛朗哥主義、向民主過渡的最初階段，西班牙贊成民主改革的傳統力量——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工會會員——扮演了配角。

但是，新憲法規定馬德里繼續負責國防、司法和外交，這是一個尤其對巴斯克民族主義者而言讓人難以接受的妥協。上文已經講述過，「埃塔」組織在新憲法討論階段的幾個月內，故意加強了針對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殺活動，希望藉此能引發他們的強烈反應，從而阻止使他們每況愈下的民主進程。

實質上，1974年葡萄牙革命者在重複30年代西班牙共和國土地改革激進分子所犯的錯誤：他們試圖將適合南部社會條件的集體主義土地改革強加于北部土地私有、效率更高的小農身上，最終把後者變成了敵人。在1975年4月立憲會議選舉中，共產黨只贏得了12.5%的選票。中間偏右的黨派戰績稍好，但大贏家是「葡萄牙社會黨」。該黨兩年前由馬里奧·索瑞茲在流亡中建立，他以「要社會主義，不要獨裁」為口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競選，贏得了38% 的選票。

因此，在1973年，當雅典學生（起初是在法學院，後來在理工專科學校）首次公開反對上校們的統治，令他們尷尬不已時，希臘軍政權的反應是轉移公眾視線，試圖通過重提對塞普勒斯的主權要求，來挽回公眾支持。強硬派的伊奧安尼德斯將軍在理工院校學生示威遊行后，取代帕帕多普洛斯成為軍政權首領，他與喬治·格里瓦斯等希臘——塞普勒斯民族主義者合謀推翻馬卡里奧斯，將塞普勒斯與希臘統一。1974年7月15日，塞普勒斯國民警衛隊與一批精心挑選的希臘軍官襲擊了總統府，驅逐了馬卡里奧斯，設置了傀儡政府以期待雅典直接實行統治。馬卡里奧斯逃往國外。

希臘像愛爾蘭一樣窮而且小，所以它的農業對法國農民構不成威脅。因此，儘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礙——東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響力，例如，公證結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許——但並沒有激烈的爭論阻止它加入。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對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問題，法國提出強烈反對，因為葡萄酒、橄欖油、水果還有其他農產品在比利牛斯山脈以南地區生產和銷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許西班牙和葡萄牙與其他國家一樣平等地進入歐洲共同市場，伊比利亞半島的農民會與法國生產者形成激烈競爭。

但是上校們身上自給自足的農民本性，使他們更加傾向於恢復舊式的進口替代制度——低效的本地製造商生產的低質產品，在與國外廠商的競爭中受到保護。這種做法最終註定要使政權與本國城市中產階級發生衝突，因為雖然他們幾年前看到爭吵不休的政客們被趕下台時備感舒心，但現在他們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顯然更為重要。而即便是以不苛刻的標準來衡量，上校們也只能算是平庸之輩，他們面對未來毫無準備：既沒有計劃如何讓希臘融入正在興起並日益擴大的「歐洲共同體」，也沒有關於如何恢復平民統治的計劃。

總之，「歐洲」逐漸代表一種嚴重的「道德危險」，正如挑剔的批評家（尤其是英國人）高興地堅持認為的那樣。幾十年來，依靠純技術手段來促進大陸統一的努力，現在明顯具有了政治色彩，但這種努力又缺乏一種名分，不像選舉產生的政治家從事的傳統政治事業一樣名正言順。只要「歐洲」有明確的目標，那麼其經濟戰略就仍會以50年代的精心設計與雄心為基礎。至於政治，歐洲委員會宣言中體現出的自信的、干涉主義的語調，以及歐盟專家蒞臨遙遠地區時體現出的權威感和手中拿著的翻開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種牢牢紮根於60年代初社會民主鼎盛時期的管理風格。

因此，維利·勃蘭特和喬治·蓬皮杜首先發起了貨幣體系的調整，即「蛇」計劃；赫爾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爾·德斯坦把它發展為歐洲貨幣體系（EMS）；赫爾穆特·科爾、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們各自的繼任者醞釀了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從而促使了歐盟的誕生。德斯坦和施密特還發明了「首腦外交」，作為一種規避布魯塞爾累贅的超國家官僚作風的方法。這進一步提示我們，與過去一樣，法德合作是西歐統一的必要條件。

薩拉查像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一樣，著迷於避免債務，煞費苦心地平衡每年的預算。他是個狂熱的商業主義者，建立起了數量驚人的黃金儲備，並且注意避免把它用於投資或進口。結果使國家陷入貧困，人口大多數在北方小型家庭農場和更靠近南部的大莊園中勞動。由於沒有本地資本為國內工業提供資金，而國外投資者又明顯不受歡迎，葡萄牙大多依靠出口或再出口初級商品，其中包括自己的國民。

由於「合併」計劃（即與希臘統一的計劃）遭到否定，島上大多數贊成統一的領導人勉強同意獨立。1960年英國允許塞普勒斯獨立，只保留了某些過境權和一個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空軍基地。新的塞普勒斯共和國主權和憲法由英國、土耳其和希臘共同保障，由希臘、土耳其兩族組成聯合政府，馬卡里奧斯大主教任總統。大主教曾被倫敦以武裝暴力恐怖分子的名義流放，而今受到尊敬，成為希臘族塞普勒斯人的雄心的「合理」的代言人。

按原先的《羅馬條約》，只有一個機構有特別許可權認定各成員國有哪些地區需要幫助，然後將共同體現金分發過去，那就是在義大利倡議下成立的歐洲投資銀行。但一代人之後，以現金補貼、直接援助、發放啟動資金和採取其他投資鼓勵形式進行的地區性開支，已成為布魯塞爾預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歐共體掌握下的最有影響力的槓桿。

西班牙在傳統上是基督教文明反抗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堡壘，這是小學課程的基本內容之一；但是天主教本身（不像天主教社團中的現代化「秘密僧侶」那樣）被排擠到了權力之外，這與政權創立之初10年間所提倡的新十字軍「國家天主教教義」精神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鮮明對比。1968年6月，佛朗哥屈服於當代現實，首次承認了宗教自由的原則，允許西班牙人在自己選擇的教堂里公開做禮拜。但在那時，宗教本身卻已經進入了漫長的衰退期：一個在60年代初有8 000名神學院學生的國家，12年後只剩下不到2 000名。1966年至1975年間，全國1/3的耶穌會修士離開了修道會。

希臘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樣，受到內戰的嚴重影響。在戰後的兩年間，希臘共產黨對其控制下的村莊實行恐怖統治，以至於過後很久人們仍然心懷恐懼，並把左翼激進派和壓制與暴行聯繫在一起。1949年10月共產黨人放棄鬥爭后，輪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壓迫。戰時的游擊隊員（包括許多在戰爭初期參加抵抗德國入侵的戰鬥者）被迫流亡海外，長達幾十年。那些仍留在國內的人則被禁止在公共部門就業，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孫輩也不能倖免。在邁克羅尼索斯島臭名昭著的監獄中，共產黨人被長期囚禁，並受到虐待。

事實上，隨著這3個貧窮農業國的加入，共同農業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負擔——法國已不再是該基金的主要受益國。因此需要經過仔細談判，達成各種協定，來補償法國的「損失」。新成員國的劣勢也得到了應有的補償，而且他們的出口產品被允許平等地進入歐洲市場之前，由法國強加給他們的漫長的「過渡時期」所帶來的損失，歐共體也給予了補償。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綜合計劃」——事實上是區域性補貼，儘管名稱上不是——在1981年時就沒有提供給希臘，安德里亞斯·帕潘德里歐因此才要求將他的國家也包括進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絕，就退出歐共體」相威脅，終獲批准。

在以後的幾十年間，聯合國的外交家和律師們都曾試圖解決塞島的劃分問題，但都毫無結果，該島也因此成為國際關注的對象。與此同時，希臘政治家們也可以就此放下擔子，暫時不管塞島問題（儘管他們迫於國內政治因素，要對其命運繼續表示關注），而去關心其他更有前途的事務。1975年6月，在上校們落馬後不到一年，希臘政府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1981年1月1日，希臘成為歐共體正式成員國，這令布魯塞爾歐共體總部的許多人感到遺憾，他們認為這是「希望」戰勝了「智慧」。

2月23日，國民衛隊陸軍中校安東尼奧·特赫羅·莫林·莫利納用武力控制了議會。經過協調，巴倫西亞軍區司令員哈伊梅·米蘭斯·德·博斯克將軍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號召國王解散議會，任命一個軍事政府。儘管現在看來，特赫羅和米蘭斯·德·博斯克的做法顯得頗有戲劇性而且笨手笨腳，卻是有傳統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議會本身或各政黨及其支持者，也對政變的發生束手無策。軍隊是否持同情態度還很難說。

「北方三國」對歐共體的追隨，相對顯得問題較少，不管是新成員還是原有成員。愛爾蘭貧窮但是面積小，而丹麥和英國富有，因此也就成為公共預算的純粹貢獻國。正如下一輪成功擴張一樣，當1995年奧地利、瑞典和芬蘭加入了已改稱「歐盟」的歐共體時，新成員的加入增加了擴張中的歐盟的財力和影響，卻並未顯著增加其費用，也不必在敏感領域與已有成員競爭。來自南方的新成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這個時候，希臘議會政府已經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與軍官們隱晦地警告人們，共產主義在全國的影響正在擴大。國王不願與多數派的中間派聯盟合作，說他們依靠極左派的選票，而反對派的民族激進派聯盟拒絕支持成立臨時代理政府。最後在1967年4月，民族激進派聯盟組成了少數派政府，直至國王解散了議會，號召舉行新的選舉。

特赫羅的做法讓民眾失去了對他的「事業」的信任，議會當初就應該趁機削減軍隊預算，並且通過一項早就應該通過的法案，將離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間派聯盟的大多數人都被夾在教權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組成的右翼和剛剛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左翼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滿於變革速度之快，對區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鬆懈也讓他們感到憤懣。後者一方面對憲法事宜公開妥協，另一方面又針對難以控制的工人運動和日益嚴重的失業現象擺出一副激進面孔。

但是，私有部門自此受到了社團主義規章和長期進口替代政策的保護，擁有了更自由的發展空間。關稅得到削減，西班牙加入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成為「經合組織」准成員（佛朗哥1962年甚至申請加入歐共體，但沒有成功）。佛朗哥推出的「新經濟政策」的時機是合適的。在戰後歐洲經濟繁榮階段的初期，西班牙對國內經濟採取保護政策，規避競爭，而現在對國外貿易開放得正是時候。從1961年開始，國內生產總值穩步增長。農業勞動力所佔百分比（1950年是50%）急劇下降，並且從南部、西部移向北部，轉向工業和迅速發展的旅游業。截至1971年，全國只有1/5的人口還在從事農業。到60年代中期，按照聯合國的標準，西班牙已經不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了。

佛朗哥死後兩天，胡安·卡洛斯加冕為國王。最初，他在內閣中保留了佛朗哥的最後一任總理卡洛斯·阿里亞斯·納瓦羅和他的同僚，以此向軍隊和其他人保證不會同過去突然決裂。但是在1976年4月，阿里亞斯取締了剛剛成立的、尚未批准的左派政黨的聯盟——「民主協調組織」，逮捕了其領導人，從而受到國王的冷遇。兩個月之內，國王就撤掉了阿里亞斯，換上了自己的一個部長阿道弗·蘇亞雷斯·岡薩雷斯。

《單一歐洲法案》是對原先《羅馬條約》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條明確規定「歐共體和歐洲政治合作應以共同致力於腳踏實地邁向歐洲統一為目標」。僅僅通過把「歐共體」換成「歐盟」，12個成員國的首腦就在原則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簽字者卻避免或推遲了一切真正有爭議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歐盟農業預算負擔越來越重的問題。他們還小心翼翼地繞過缺乏防務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這一尷尬問題。20世紀80年代「新冷戰」高峰時期，在幾十英里開外的東部重大發展即將開始時，歐盟成員國卻堅決地專註于內部事務，關心的是歐盟儘管有3億多人口，卻仍然主要是關於共同市場的問題。

直到1970年去世，薩拉查一直津津樂道的就是他不僅使葡萄牙免受20世紀毀滅性的國外戰爭之苦，還帶領國家避開了掠奪性的市場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兩大災禍。而事實上，他已讓自己的臣民備受其苦：物質上的不平等和為盈利而進行的剝削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嚴重，而且這個位於里斯本的獨裁政府壓制一切獨立觀點和首創精神。1969年，只有18%的成年人口有資格投票選舉。

軍隊並沒有完全退出舞台。根據1976年憲法規定，由非選舉產生的軍人代表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具有否決權。在1980年一年中，它否決了23項立法，其中包括由當年選舉產生的中間偏右派政府所做的將國內銀行非國有化的計劃。但是，議會在隨後的兩年中修改憲法，削減行政權力（1982年把「革命委員會」也廢除了），並悄悄去掉了憲法的原來文字中強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對此他們也並未表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