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撒切爾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黨。當這位鐵娘子結束對保守黨的領導時，保守黨這個近一個世紀來英國「天生」的執政黨已經沒有了計劃，沒有了領袖，在大多數人眼中，保守黨也失去了靈魂。對一位帶領她的政黨連續3次獲得大選成功、執政長達近12年的女士來說，這個評價無疑是苛刻的。但這個評價確實指明了重點：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執政是獨裁統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話來說：「人民的聲音代表的是他們的意願，而我則是按我自己的意願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與她政見不同，便會遭到孤立，受到排擠。

也許我們可以譴責瑪格麗特·撒切爾毀了保守黨，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她挽救了工黨，使工黨獲得新生。當然，從短期來看，她無情地打擊了她的工黨對手。其實，要不是工黨領袖們如此無能，撒切爾夫人也不會取得她現在所取得的成績。在1979年時，儘管工黨領袖深知他們面臨的處境，但他們既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說明，也無法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中動蕩不斷。工黨好戰的、集中的黨風使其在看待問題上和撒切爾夫人很相似，卻是從不同的立場。英國必須做出選擇，要麼選擇保護主義、集體主義、平等主義和國家調控，要麼選擇開放性市場、自由競爭、私有資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產品和服務。人們再次面對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這都要歸功於鐵娘子。

直覺告訴瑪格麗特·撒切爾，她不能相信政府機構內部的高級公務員們（這一懷疑也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門的公務員一樣，都更傾向於傳統的家長式統治。英國政治向來帶有濃厚的階級色彩，瑪格麗特·撒切爾出身於下層中產階級，代表新富裕起來的一批商人，並未受到政府中貴族統治階級的青睞，因此她用「利益」來對付「情感」。她對傳統和舊慣例的無情批判令老一輩托利黨人瞠目：在私有化熱潮中，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曾指責她出賣「家產」。她的保守黨前輩愛德華·希思曾憤怒地將一個腐敗的英國商人的廣為人知的所作所為稱作「資本主義的無法接受的臉」，因為他本人十分反對撒切爾夫人及其政策。撒切爾夫人對此無動於衷。

到1984年，密特朗已經撤掉了他政府內的4位共產黨部長。他公開聲稱「混合」經濟的優點，任命一位年輕的技術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擔任總理，把經濟事務、金融、預算的管理權交給雅克·德洛爾，並且指示他要穩定法國經濟。在那一年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講中，密特朗甚至號召實現「美國式」的法國現代化。

左翼在法國已經有好幾十年沒有行使權力了。確實，它在行使權力時總是受到同盟夥伴、不合作的銀行家、外匯兌換危機、國際緊急事件和一長串別的理由的阻礙，最終導致實現社會主義的失敗。在1981年，這些因素似乎都不適用了，也沒有了後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國家政權與實現革命性的變革相結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國激進的政治文化中，以至於僅僅是贏得選舉這個事實就被當作一場將要到來的社會對抗的象徵。

現在或許是談談私有化浪潮的適當的時機，這股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衝破了西歐海岸，並在接下來的10年裡席捲了整個大陸。這些情況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從1977年起，英國石油公司就逐漸地賣掉了；聯邦德國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過發行公共股份來與普羅伊薩格化學聯合公司分離，幾年之後，它賣掉了在大眾汽車的股份；甚至連奧地利也在20世紀50年代賣掉了它在兩個國有銀行中的40%股份，1972年又放棄了在西門子公司的可觀的資產。

毫無疑問，她魅力十足。確實，在歐洲和美國，私下表示認為撒切爾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數量之多，令人驚訝。弗朗索瓦·密特朗對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著「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瑪麗蓮·夢露的嘴唇」。她的強硬手腕比得上丘吉爾以來任何一位英國政治家，同時她也懂得使用溫婉的說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間，瑪格麗特·撒切爾強硬攻勢和溫和戰略並用，一次次說服廣大英國選民和她一起進行政治革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競爭對國有部門本身的規模幾乎也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已經在撒切爾統治下的英國看到，國家的範圍實際上擴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樣。1974-1990年間，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就業者享受的份額增加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地方性私有企業的失業狀況）：德國從13%增加到15.1%，義大利從13.4%增加到15.5%，丹麥從22.2%增加到30.5%。然而，這些政府工作人員大多從事第三產業，即供應服務和管理服務（包括金融、教育、醫學和運輸業），而不是製造業。

在1981年總統競選的第一輪選舉里，兩位保守黨的候選人吉斯卡爾·德斯坦和年輕的雅克·希拉克的總票數超過了密特朗和馬歇（後者僅贏得了12.2%的選票）。但是在雙方陣營得票領先者密特朗獲得了社會黨人、共產黨人、環境保護論者，甚至是平時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數翻了一倍多，擊敗了吉斯卡爾，成為歐洲第一位由直接選舉產生的社會黨人國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議會，並且召集了立法的選舉，他的政黨痛擊了共產黨和右翼，在國民議會裡為自己贏得了絕對多數。至此，社會黨人已經完全控制了法國。

經濟的自由化並不意味著福利社會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產業的衰退，儘管這不是理論家們的期望。但是，它確實表明了從公有到私有企業在資源及主動性分配方面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已遠遠超過誰擁有工廠或在任何特定的行業該有多少規則這樣的技術性問題。近半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在觀察他們的國家，而政府當局在他們的事務上起著不容置疑的、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過程已變得如此普通，以至於它背後的前提，即最積極的國家是經濟增長和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已經大多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在這一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若沒有對這一假設的積累不斷的闡明，那麼無論是撒切爾主義還是密特朗「鐵面」，都將成為不可能。

以上種種擔憂波及甚廣，而且並非毫無事實根據。戰後福利國家理論的成立有兩個暗含的假設前提：一是經濟的增長和工作崗位的增加（從而意味著政府收入的增加）將持續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發展；二是出生率將一直大大高於退休人員比例，從而為社會提供新一代納稅人做好準備，以確保他們繳納的稅收足以支付其父輩甚至祖父輩的養老金。這兩種假設現在都成了問題，但是這兩者對人口的錯誤統計造成的錯誤更大。到80年代初，西歐的人口置換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只有在希臘和愛爾蘭才符合或超過要求。在聯邦德國，這個數字只有1.4。在義大利，不久還會進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義大利人（每4個人中有不止1個）在14歲以下；1980年，這個數字降到20%，即1/5。到1990年，降到15%，接近1/7。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標已全部實現，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黨改名為「新」工黨，一年後，它的未來領袖托尼·布萊爾說服黨內其他領導人，廢除了頗具爭議的第四條黨綱，解除了工黨的國有化的義務。1997年，工黨終於全面打敗筋疲力盡的保守黨，再次掌權，這時的工黨已經不再提起關於反對撒切爾主義革命的話。新工黨在競選中努力爭取「易動搖的」保守黨支持者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擊高稅收、腐敗和低效率，這些正是上一時代撒切爾夫人精選的攻擊目標。

弗朗索瓦·密特朗像瑪格麗特·撒切爾一樣，對於他在國家事務中扮演的角色來說，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候選人。他出生於法國西南部一個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政治態度右傾的法律系學生，而且是那個年代里一些最激進的反民主運動中的激進分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維希傀儡政府里擔任低級僱員，後來又適時地改變了他的效忠對象，為的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在戰後取得人們的信任。他的議會生涯和內閣生涯是在中左派的許多小黨派內部度過的，這些小黨派沒有一個會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思想。

如果真是像撒切爾夫人所斷言的那樣，根本沒有「所謂『社會』之物」，那麼人們終有一天會不再重視社會產品。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鐵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國模式，但之後撒切爾主義統治下的英國漸漸表現出的更多是這種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國家掌控的服務部門資源緊缺，但在那些已經「被釋放出來的」經濟部門，財富卻大量積聚，這一現象在倫敦金融城尤為明顯。1986年，英國政府開始放開金融市場，並讓其加入到劇烈的國際競爭中去，引發了一場金融「大爆炸」。在這場「大爆炸」中，倫敦金融城的投資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聚斂了大量財富，公共部門領域嚴重遭到忽視。隨著貧困人口日益增加，輕微違法犯罪現象日趨頻繁。私人富裕的實現常常伴隨著公眾貧窮。

在其他方面，國家的利益經由「國家投資銀行」和「工業保障基金」的過濾，在荷蘭或比利時則是性質相同的「國家投資協會」。僅鋼鐵工業就有多種支持方式：在英國，財政部通常將國有企業債務一筆勾銷；法國政府提供低利率貸款，並通過政治干涉手段，為國內生產商提供同國外生產商競爭的優勢。聯邦德國私營鋼鐵企業的生產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現金資助。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國家中，是在英國發生了這種轉變，因為儘管英國的經濟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歐洲諸國中卻算得上是「計劃性」最少的一個。儘管英國政府不斷操縱價格機制和財政「信號」，但在英國經濟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識形態影響而產生的結果便是1945年後由工黨政府首次出台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將「國家佔有生產資料，控制分配和交換」併入政黨的方針的情況下，大多數工黨領導人也僅是說說而已，很少付諸行動。

有時候會有人指出九九藏書，撒切爾在這場變革中的作用被誇大了，因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環境情勢總會推動英國走向「撒切爾式的」方向：戰後的社會契約早已枯竭。或許是吧。但是即使回顧起來，也很難說有誰能像撒切爾夫人那樣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應該承認，她操作這場變革的規模是很大的，無論其結果是好是壞。任何一個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國睡著了，20年後醒來，他們的國家確實會變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舊日的模樣，而且與歐洲其他國家也相當不同。

然而，工黨政府從未公開承認執行過上述措施。工黨政府在其執政期間，始終堅持其核心價值觀、維護國家的各種福利制度。甚至是在他們嚴密策劃、試圖秘密進行一系列前人無法通過立法公開進行的改革期間，他們的基本立場也沒有動搖過。但是，他們的策略失敗了：工黨非但沒能因其取得的成績而受到好評，反而失去了許多支持者。到1977年8月，英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160萬人，並且還在持續增長，部分原因是工黨政府大幅度削減政府支出。第二年，也就是在英國歷史上有名的1978年至1979年間的「不滿的冬天」，英國各大工會出於憤怒紛紛組織工人罷工，向他們「自己的」政黨、政府抗議，罷工範圍甚廣，以至於連垃圾和屍體都無人處理。

密特朗和使法國社會主義自豪的殘餘遺產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利用。這個政黨需要密特朗，他在1965年的總統選舉中表現良好，保證了27%的註冊投票者的支持（其中包括東部和西部的許多保守派分子），迫使戴高樂進入最後一輪選舉，這些情況都顯示出他是個競選的贏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議會選舉中，密特朗的競選徽章和照片就賣得很好。這個國家進入了一個電視化政治、個人化政治的新時代，正像聖艾蒂安的市長米歇爾·杜拉弗在1971年沮喪地說的那樣：「法國只生活在對下一屆總統選舉的期望中。」密特朗將會是左翼的王牌。

關於公共產業和公共服務業的私有化問題，多年來，公共部門佔有許多重要的經濟資產，但從不考慮加以投資利用、更新換代。這些行業自己緊缺資金，它們受到的來自競爭和消費者的壓力很有限，他們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義和政治干預腐蝕。在撒切爾夫人的努力下，英國的產品市場、服務市場和勞務市場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擴展。選擇多了（儘管耗時較長，多樣化的選擇也不盡完善），價格競爭也更加激烈。當她的繼承人約翰·梅傑將英國排除在歐盟條約的「社會章節」之外時，雅克·德洛爾指責他將英國變成了「外資的投資天堂」。對於這一「罪名」，撒切爾夫人更當之無愧，而且她還會欣然接受。

從表面上來看，瑪格麗特·撒切爾並不是她將扮演的這個革命性角色的合適人選。她出生於英國肯特郡的一個安靜的鄉間小鎮格蘭瑟姆。父母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派教徒，經營一家雜貨店。她向來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父親作為保守黨人，在當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輕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獲得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攻讀化學專業，並且在讀書期間擔任過大學里的保守派社團主席。1950年，25歲的瑪格麗特作為全國年齡最小的候選人，代表保守党參加大選，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從事化學專業工作，後來成了一名職業稅務律師。1959年當選為保守黨下院議員，代表的是保守黨盛行的芬奇萊選區，直至1992年進入上議院為止。

最先推動法國龐大的公共部門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選舉中獲勝的、在議會裡成為多數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後繼的幾屆政府的各個部門也都追求同樣的目標。確實，密特朗執政晚期的社會黨政府是到目前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導者。仿照著英國公開銷售證券的模式，第一批賣到私人手中的資產是一些大銀行和法國電視台一台（即法國三大國家電視頻道之一），接下來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險行業、化學和葯業大公司，以及石油工業巨頭道達爾和埃爾夫。

工黨歷經14年，在3位不同的領袖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從1983年的失敗中重新站了起來。在政治上，工黨要努力擺脫托洛斯基的影響，在（以利物浦為代表的）工黨的大本營地區消除「極」左激進主義分子的影響。在社會觀念方面，工黨需要改正以前的錯誤觀點，努力在思想上與新中產階級保持一致，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了解他們的需要，因為新中產階級在數量上已超過了工黨（和各社會民主黨）一直依賴的、現在卻日益萎縮的工業無產階級和公共部門的僱員。沒有他們的支持，工黨是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的。在政策方面，工黨領導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標，並且對它們重新做出解釋。

但是這些還只是零星的情況，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實效的私有化。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事情卻非常不同，政府面臨的壓力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種壓力來自技術方面，尤其是電信和金融市場方面的加速發展正在破壞舊的「天然」的壟斷。如果政府不能讓無線電波或貨幣的運轉供它專用的話，「擁有」它們也就沒多大的意義了。另外還有一種強大的政治和社會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門，比如說一個公共電視頻道或是郵局，但競爭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這種觀念巨變中，首當其衝的是一直籠罩整個戰後時期直至今天的社會民主共識，以及它的重要的學術支持：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到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社會開始漸漸察覺到其國家福利體製成功的背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出生於戰後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現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統計學家早已在提醒社會重視這一代人將來的退休金供給問題。由於退休年齡大範圍提前，這一問題日益顯現出它將對政府預算造成的壓力。以60-64歲男性人群為例，在聯邦德國，在1960年，他們當中有72%仍在從事全職工作；但是20年後，該年齡段的男性人群中只有44%在職。在荷蘭，這一比例從以前的81%下降到58%。

這些批評家堅持認為，國家與產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影響分離，且分離越遠越好。國家不應佔有生產資料，不應進行資源配置，不應實行或鼓勵壟斷，也不應控制價格和收入。根據這些「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當前由國家支配的大多數服務行業——金融、住房、養老金、衛生和教育等行業——若改為私營部門，以上各項費用就不再（錯誤地）歸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麼這些行業的效率會更高。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理論的主要代表，他認為，即使運行最為完善的政府，也無法有效地處理數據，從而得出積極有效的政策。他們要做的本應是通過分析經濟信息得出正確結論，而事實上他們卻總是在扭曲信息。

「撒切爾主義」代表了多種概念：削減稅收、自由市場、自由企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私有化、「維多利亞時期的價值觀」、愛國主義、「個人至上」。其中的經濟政策是保守黨和工黨早已廣泛討論的經濟提案的延伸。其餘各項，尤其是與「道德」主題相關的，更多的是被保守黨成員們所接受並堅決實行，而一般大眾選民並不熱衷。這些觀念緊隨著60年代的反自由主義熱潮而出現，與工人階級和中低階級中的撒切爾夫人支持者的觀念相一致，由於近年來在公共事務中知識分子一直佔主導地位，所以這些支持者從未真正感到心裏舒服過。

不用說，保守黨內的老一輩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而撒切爾的勢力一旦強大，他們便遭到了排擠。她的許多保守黨同時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他們清楚地記得兩次大戰之間的政治分裂和階級鬥爭的悄然興起。撒切爾夫人是個激進主義者，一心進行改革和創新；她鄙視妥協。在她眼中，合乎時宜的階級鬥爭正是政治的內容所在。與她的目標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發奇想而制定出來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這些政策卻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風格。撒切爾主義主要是關於如何執政，而非具體做些什麼。她之後的保守黨領導人面對的是撒切爾主義之後蕭條的社會，他們沒有政策、沒有目標、沒有自己的風格，十分不幸。

許多生產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補貼）的行業的工人，例如鋼鐵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造船工人，他們失業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終生靠政府救濟生活。如果他們以前的僱主通過私有化將公司轉變成盈利的私有企業而保留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在鋼鐵行業尤為常見），公司重新盈利與其說是私有化創造的奇迹，不如說是撒切爾政府通過失業救濟將過剩勞動力的成本「社會化」，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像馬克思本人一樣，法國左翼把真正的變化與普遍意義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等同起來，有人曾充滿熱忱地將其與1871年，甚至1791年做比較。密特朗在競選中所說的話並沒有讓他的追隨者中比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別的方面。為了「欺騙」共產黨和他自己黨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盜走了它們的革命外衣。他的競選喚起了對他的期望，現在是他實現這種期望的時候了。

實際上，關注這些事情的人從一開始起就明白，比如說，國有銀行只有獲准「完全自主的決策和行動」才可以發揮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調整的和社會再分配的目標，這些目標原本是用來證實他們一開始的接管就是正當的。這種實用主義的妥協闡釋了密特朗改革面臨的更廣泛的阻力。一年來，這個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國和世界展示了它激進的一面。一開始時，這一點頗有說服力。根據密特朗的親密顧問雅克·阿達利的記錄，美國官員們（他們總是關注著這種倒退現象）聲稱，法國和蘇聯的經濟政策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這read.99csw.com些考慮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視。毫無疑問，鐵證如山，商業領域日益增長的恐慌，還有跡象表明貨幣、貴重物品還有人們正越來越急切地移往國外，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這位總統決定進行180度的大轉彎。密特朗拒絕了更加激進的議員的建議，他授權他的政府凍結價格和工資達4個月之久；減少公眾支出（在前些年總體有所增加）；增加稅收；優先對付通貨膨脹（而不是印刷紙幣，儘管他被催促這樣做）。這實際上是採納了保守經濟學家雷蒙·巴爾的經濟策略，根據他的從沒實施過的1977年「計劃」，本可以提前給法國引進一劑撒切爾主義藥方，而且毫不猶豫地拋棄「通往社會主義的法國道路」的一切可能。

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首次競選獲勝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保守黨從來沒有能夠在事實上贏得很多選票。與其說是保守黨贏得了選舉，還不如說是由於工黨的支持者要麼改投自由黨候選人，要麼乾脆棄權，致使工黨輸掉了大選。從這個角度看，瑪格麗特·撒切爾制訂的激進計劃以及努力實現這些計劃的決心源自於她的民族使命，這是一項出人意料甚至風險重重的舉動，亦即與英國一貫堅持的儘可能向政治中間派靠攏的傳統統治方式相背離。

造成這種不同結果的是左翼選民在這一次表現出來的紀律性，他們在第二輪選舉的時候，在密特朗身後聯合起來，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執，與此同時，右翼卻產生了意見分歧。在1981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給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輪中投給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選舉即將卸任的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他是希拉克陣營里的戴高樂主義派的支持者們非常討厭的人。如果右翼沒有這樣分裂，就不會有密特朗總統，沒有接下來立法選舉中社會黨的大獲全勝，也沒有了帶著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這些觀點並非首次提出。它們是「前凱恩斯」時期自由主義理論的主要的靈丹妙藥，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理論提出。之後的經濟專家們還會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國信徒密爾頓·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讀到這些觀點。然而，由於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由需求帶動的經濟繁榮的影響，上述觀點被普遍認為是政治上缺乏遠見和經濟的無政府主義而遭到廢棄（至少在歐洲情況如此）。但是，自1973年以來，自由市場理論家又再次出現，他們十分自信，大張旗鼓地指責地方經濟的衰退，抨擊伴隨「大政府」而來的不幸，指出稅收這隻手已失靈、稅收帶來的國家活力和動力已不復存在。在許多國家，這種雄辯的策略頗能迷惑那些年輕選民，因為他們在半個世紀前自由主義理論占統治地位時還未出生，未能親身體驗自由主義帶來的不利後果。只有在英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得以控制政策制定，從而得以根本轉變該國的政治文化。

一切，或者說幾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範圍。首先是小企業、小團體（主要是製造業領域）的私有化，政府在這些小企業、小團體擁有部分或絕大部分的股份。之後緊接著便是「天然」壟斷行業，例如電信業、能源、航空業，它們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國電信集團公司為開端。政府還出售了大量國有的戰後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給現在的房屋居住者，後來又出售給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間，僅英國一個國家的私有化的資產金額（按價值計算）就佔世界總量的1/3。

儘管在布魯塞爾（和倫敦）都興奮地討論日益增加的開放性和「競爭性」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歐洲的「私有化熱」帶來的變化或許並沒有比它的支持者許諾或期待的多。批評者們曾經警告說，結果並不會是更多的競爭，而僅僅是從公有的集中型經濟到私有領域的轉化，而事實正是如此。法國許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於複雜的跨股權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業的做法，例如，它們壟斷整個部門，對它們的小「股票擁有者」的要求不做任何反應，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門管理下對納稅人或消費者的態度一樣。

不同國家的懸殊情況，導致歐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異。然而無論怎樣，它們都導致撤銷國家的管理制度，市場自由主義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進部分或全部私營化企業的股份銷售或再銷售。在聯邦德國，主要出口部門已經被私人佔有（汽車、機械工程、化工、電子公司）。阻礙效率和競爭力的不是國家控制，而是昂貴的固定成本和勞動力市場規則。在德國的私有化中，負主要責任的是托伊漢德公司，這是一家為處理前民主德國國有企業而建於1990年的國有公司。

戴高樂的反對者和批評者們過分誇大了這位將軍獲得和行使權力的「不民主的方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65年發表的小冊子里稱之為「永遠的政變」。但是，這種實際上不受限制的總統權力的資源和誘惑，對來自各個政治領域的後繼者來說同樣具有吸引力。這種與眾不同的直接選舉總統的體制，給全國五年一度的議會選舉投下了陰影，候選人的個人政治技巧和性格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黨派必然是圍繞這些候選人而重組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令人生畏的密特朗勝出了。

工黨的國會議員都垂頭喪氣，其中一位議員將工黨1983年的競選宣言簡潔地概括成「歷史上最長的自殺遺書」，事實證明這一描述是很有預見性的。在福蘭克群島戰爭中，撒切爾夫人利用「愛國主義精神」統一全黨，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擺脫困境的超凡才能。在這次勝利的鼓舞下，她以壓倒性優勢一舉取得1983年大選勝利。工黨失去了300多萬選民，失掉了議會中的160個席位。在這次大選中，工黨僅獲得27.6%的選票，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工黨取得的最差成績。撒切爾夫人所宣揚的是否恰好是英國人民所需要的，這一點至今仍不明朗（保守黨的得票率並未增長）；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國人民不想要工黨提出的計劃。

因此，這就是衡量瑪格麗特·撒切爾所取得的成績的尺度。她不僅摧毀了戰後的共識，而且造就了一種新的共識。在她上台執政之前，英國公共政策中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國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權的天然源頭。而當她退出政治舞台時，這種觀念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了，即使在英國國內與國家關係最深的工黨的觀念上也是如此。在兩代人的時間里，國家的作用問題第一次被提出來討論，但是越來越少聽到為它辯護的聲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裡是如此。當然，仍然有人繼續認為，撒切爾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他們仍然希望回到國家對服務領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產公有制的條件下）。但是根據撒切爾夫人的觀點，需要的是造成這樣一種情況——除了像教育和醫療這樣的核心社會商品需要鄭重考慮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證能聽到同情的聲音。

毫無疑問，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間的短期經濟下滑，英國經濟確實得到了很大發展。由於淘汰了一批虧損企業，提高了產業競爭力，重組了產業聯盟，企業的生產率大大提高，經濟利潤顯著增長。出售國有資產的（一次性）收入補充了國庫庫存。這並未包括在撒切爾夫人制訂的1979年計劃之內，私有化本身原本也並沒如此多地涉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畢竟是工黨政府在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國石油公司的全部國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國有和國營資產所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促成了撒切爾夫人未來10年的政治資本：「解放」生產者，同時「解放」消費者。

與此同時，共產黨變得軟弱無力。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國共產黨陷入極大的尷尬境地，他們的票數也一落千丈。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共產黨已經不再是意識形態天空里固定不變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數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業區的「紅色地帶」——從20世紀中葉起，共產黨就一直在那裡佔主導地位——情況也是如此。儘管如此，馬歇還是決定參加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一部分是出於習慣，一部分是出於自信，但更多的是由於愈來愈意識到有必要讓共產黨擺脫它的社會黨夥伴的有毒的懷抱。

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公共政策依賴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凱恩斯主義」共識。這一理論想當然地認為，經濟計劃、赤字財政和零失業率究其本質而言是理想的選擇，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續發展。相關評論提出了兩點爭議：第一點很簡單，即西歐各國人民習以為常的一系列社會服務是不可持續的；第二點是，無論可持續與否，國家干預總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一點在戰後大多數時間內一直受到危機困擾、經濟停滯不前的英國尤為緊迫。

只有在1976至1979年由威爾遜首相的繼承人、工黨的詹姆斯·卡拉漢執政期間，新政策才開始出現。當時國內形勢令人絕望，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的一項貸款又遇到了苛刻的條件，在這種情況的逼迫下，卡拉漢和當時的財政大臣（令人尊敬的丹尼斯·希利）決定放棄戰後英國政府一直視為靈丹妙藥的方針政策。他們開始著手進行一項改組計劃，該計劃承認一定程度的失業率必然存在；通過在保護技術工人權益的同時，允許但不鼓勵少數自發的、無組織的兼職僱員的存在，因為這種做法能減少社會轉移支出和勞動成本；不惜以經濟發展艱難、經濟增長緩慢為代價，著手抑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支出。

確實，瑪格麗特·撒切爾宣揚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並親自主持實現了英國社會的復甦，成績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氣。在管理方面，她是一個本能的中央集權主義者。為確保她的命令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徹底執行，她不斷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削減地方政府的預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廢除英國的大都市政府，將管理權力收歸中央，而歐洲其他國家此時正在大規模進行的則是地方分權）。教育政策和地方經濟計劃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由於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樣依靠廣大高級公務員，而主要依靠其少數幾個親信，所以政府部長們漸漸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嚴謹而且刻rｅａｄ•99cｓw.cｏｍ板的法國政治社會觀自19世紀中葉以來就未受到損壞，但是現在，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由於受60年代社會和文化轉型的影響而使它陷入重圍。左翼再也不能依靠無產階級的集體選擇，右翼也不能指望戴高樂本人和他的光環了，戴高樂於1970年去世。法國的政治保守性的最基本措施——保守的投票者傾向於奉行天主教——正在受到破壞，公眾信奉宗教的人數下降，因為法國村莊里和小城市的教堂的教區居民，尤其是他們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大都市去了。

在這些活動的背後，沒有提前制訂好的經濟策略。曾經有過討論，提出通過注入政府資金來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國經濟，但這不是一個新主意，也不是社會主義專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總理曾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同樣搞過類似的計劃，想以需求為導向來實現增長。1981-1982年的國有化以及相伴隨的匯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徵著這個新政權的反資本主義的目的，並且以此來證實1981年的選舉是真正地改變了一些東西，而不僅僅是變換了政府的人員。

在這些年裡，法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著一些相同的結果。然而在英國，戰後共識的核心命題是由右派的革命粉碎的，而在法國，卻是非共產主義的「左派」的復興和轉型打破了它的政治模型。多年來，法國政治一直因為左翼的共產黨和右翼的戴高樂主義者的相互平行和對立而受到束縛。共產黨和戴高樂主義者都與他們下級的夥伴們一起，忠實地具體化和擴展了一種奇特的法國式政治效忠的傳統，這種政治效忠是由區域、職業和宗教決定的。

這些礦工缺乏正確領導，對他們的事業毫無信心，他們的罷工之所以得以持續，與其說是出於精心部署，不如說是出於絕望。愛德華·希思沒能完成的使命（這是後來的工黨政府領導人努力迴避的難題），瑪格麗特·撒切爾卻做到了，憑這一點鞏固了她的統治。正如這場罷工中，臨時愛爾蘭共和軍企圖暗殺撒切爾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與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樣，撒切爾夫人幸運地遇到了無能的對手，對手允許她自詡為被壓迫、被過分管制的普通大眾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將他們從不勞而獲、佔盡既得利益的社會主導階級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如果說英國這一政治共識在之後的10年中漸漸瓦解，原因並不是意識形態方面遇到障礙，而是由於歷任政府均未能制定並實施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悲劇源於長期投資不足、管理不當、地區性工人工資糾紛和分工糾紛。從這一點出發，工黨政府和保守黨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國工業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與奧地利——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相一致的計劃經濟。這在英國被稱為「價格和收入政策」，是別具特色的經驗主義最低綱領。

自1958年至1969年，法國由夏爾·戴高樂統治。這位總統的具有自我意識的傳統風格，以及他公開宣稱不關心經濟規劃細節的態度，都沒能阻礙變化的發生。恰恰相反，正是在這種為適應這位具有領袖魅力的軍事獨裁者的需要而產生的半獨裁式的憲法的偽裝下，法國開始了現代化，而這樣的現代化帶來了一些混亂現象，於是引發了1968年的抗議。究其原因，是守舊的家長式權威與不穩定的社會變化的混合導致了這些抗議的發生。

反過來說，密特朗也需要社會黨人。他曾經任職于第四共和國的政府，所以他的名聲因其妥協和醜聞而受到很大影響，他缺少一個自己的組織，因此這位傑出的機會主義者既利用社會黨把自己重新包裝成忠實的左派分子，同時又能夠避免接觸舊左派所負擔的那些沉重的教條包袱。他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生來是、毫無疑問到死也會是基督教徒，但是同時……」用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話來說，他也許想說他生來是，而且到死也會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是同時也能夠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

這一點很值得強調，因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賴於1981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在回顧選舉過程的時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績是為了使法蘭西共和國的政權交替過程「正常化」，使社會黨有可能被當作政府的正常組成部分來對待，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對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來說，情況看起來非常不同。他們的目標不是為了使將來的權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現在馬上就抓住權力並且利用權力。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領袖很有希望進行巨大的變革，不僅會努力掃除吉斯卡爾年代的腐敗和厭倦，還會努力掃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被長期排除在法國政局之外的法國社會黨鬥士一直做著革命的美夢。

如果說托尼·布萊爾和他的同僚也都選擇謹慎地對待撒切爾執政的時期，對其避而不談，那絕不是巧合。布萊爾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爾夫人（現在是女勛爵）的三重遺產。第一，撒切爾夫人使工業和服務業中的公共部分的激進政策改為「正常化」，並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國社會充滿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布萊爾所大力讚揚的。第二，在這個過程中，撒切爾夫人徹底打敗了老一代工黨，為新一代工黨成員改革工黨創造了條件，布萊爾只不過是繼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們親眼看到的，撒切爾夫人毫不容許反對意見，她冷酷無情，這一作風導致了保守黨的分裂，使保守黨失去了廣大選民的信任。

在1974年的總統選舉中，密特朗的表現在1965年的基礎上又有了改進。作為已經統一的左翼的候選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數之差輸給了吉斯卡爾·德斯坦。在那個時候，密特朗已經築成了一個極好的選舉機器，把社會黨的主張變成了一種全面的社會運動，吸引了法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天主教徒、婦女、農民和小店主。在這之前，所有這些人都對社會黨懷有敵意。他的形象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國範圍內，巨大的競選宣傳牌以「軟焦點」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恆的鄉村田園景色，向選民承諾「平靜的力量」，這種背景曾在貝當時代的宣傳牌上出現過並受到青睞。

托尼·布萊爾緊跟撒切爾的路線，也接過了她的許多偏見，但是不像她那樣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樣，強烈地討厭陳舊的政治語言。對於他來說，這意味著要避免一切關於「階級」的話題，使這種老式的社會範疇在新工黨的語言里以「種族」或「性別」來取而代之。布萊爾像撒切爾夫人一樣，幾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決策或者內部的反對意見。他也像她一樣，寧可讓身邊都是私營業主。而新工黨雖然仍舊模糊地對「社會」負責，但是布萊爾的領導層就像撒切爾一派的核心原則一樣，對「國家」始終本能地抱著深深的懷疑態度。

歐洲各國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權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同。荷蘭、丹麥和瑞典的公有工業部門最少，而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和奧地利的最多。除了衛生和社會服務業，各國在80年代初由國家直接僱用的勞動力所佔的比重各有不同，聯邦德國是15%，義大利是28%，奧地利是接近1/3。在奧地利、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國家，公有的部分被組建成大型工業控股公司，其中義大利的「工業復興公司」是最大的一家。

第二種壓力是，政府出於短期的經濟需要，被迫賣掉公共資產。通貨膨脹、1979-1980年的石油危機、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長的政府債務，給政府帶來了各方面的壓力，財政部長把賣掉公有資產看作雙重有利的事情。國家將會甩掉虧損的工業和服務業，籌集的錢又可以幫助平衡預算，儘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項工業或服務業繼續保留部分國有制（國家一般會保留私有買者不想要的無利可圖的部分），從出售股份得來的國庫現金也會被應用於將來的投資。就是出於這一原因，許多公有部門的經理甚至也成了這次部分出售的熱心分子。他們對於把他們的利潤拿出去幫助改善國家預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懷怨恨。

密特朗承認這種必然邏輯，他缺乏真正的社會黨人前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精細態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會黨與共產黨結盟；1972年，在一個措詞含糊的、反資本主義的共同綱領下，他與共產黨人結成了一個選舉聯盟。到1977年選舉的時候，共產黨——自1945年以來一直主導左翼的政黨——已經比密特朗的社會黨落後了10%的票數，到那個時候，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喬治·馬歇才意識到，把共產黨的命運與密特朗的年輕而富有活力的社會黨聯繫在一起是個錯誤。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歐洲共產主義」普遍的樂觀主義影響。但是意識到這個錯誤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但是更加深刻的變化也正在它的進程之中。傳統的法國社會和舊有的生活方式被飽含感情地描述成多種多樣的說法——「源遠流長的法國」、「甜美的法國」、「美好的老法國」、「永恆的法國」，等等。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法國人看來，這種傳統社會正在從眼前消失。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民的子女們遷徙到城市，不斷地使法國農村變得日益乾涸，人口越來越少。復興的國民經濟影響著工作、旅遊方式、一個新的城市居民階層休閑時光的轉變。幾十年來長滿了野草、積滿灰塵的道路和鐵路經過重建，重新規劃，或者完全被一種全新的全國交通網代替，長期以來由於缺少投資而逐漸變得陳舊的市鎮和城市也在變得擁擠和充滿活力。

在義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絆腳石不是來自國家，而是政黨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主義者，他們利用國家企業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共合同、吸收進政府部門或自己掌控的權力機構的方法，來獎勵同夥，賄賂支持者。但是，儘管有如此強大的障礙，義大利的私有企業在這一時期依然穩定增長，尤其是九九藏書員工在100人以下的製造業公司，這種公司在義大利比在英國、法國、德國要多得多。

瑪格麗特·撒切爾曾在希思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擔任教育部長。為縮減預算，她廢除在學校免費供應牛奶的政策。正是這一決定（儘管是無奈之舉）給她帶來了「牛奶賊瑪吉·撒切爾」的綽號，並首次預示了她未來政治生涯的發展趨勢。然而，這個決定為撒切爾夫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沒有阻礙她的發展——她努力挽回負面形象的精神，不僅沒有招致同事的不滿，反而成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國，她以教育部長而聞名，直到1975年她擊敗保守黨內多位資深人物，當選為保守黨領袖，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

但是對法國來說，1982年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僅意味著強加了匯率控制，還強加了一整套規則，把這個國家與它的商業夥伴們斷絕開來，把經濟放在自給自足的基本點上。把法國從國際金融市場上脫離出來或許本來不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但後來的情況確實如此——1977年，僅美國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市場資本化就相當於整個「巴黎證券交易所」交易額的兩倍。意義更重大的事實是，這樣的動向可以導致法國同歐共體產生隔閡，甚至從歐共體中分裂出來，由於它們之間在關稅、市場、流通貨幣聯盟方面都是達成過共識的，更不用提實施一個統一市場的計劃，那麼法國的狀況已經嚴重地限制了對會員國開放的特權。

密特朗讓法國站到了他這一邊。1983年，他自己的社會黨里只有23%的人為他沒能夠「實現社會主義」而感到惋惜。他們是否想讓他帶著這麼大的熱情去「現代化」倒不一定，不過他確實是搞過現代化的。密特朗沒有明確地放棄那些爭議比較少的早期改革，比如分散行政權力，監督社會保障、保證婦女的工作權利、實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長的任期（他在兩個7年的總統任期後於1995年退休，次年於80歲時去世）的其餘時間里都致力於在審美觀和實際效用上都很成問題的、代價昂貴的公眾工作，重建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動能力，並且監督將他最近剛剛納入公共控制的許多服務業和產業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撒切爾夫人離任5年後，約翰·梅傑成功實現了鐵路服務的私有化。保守黨又一次受到鼓舞，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利潤前景充滿信心；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梅傑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東西，讓大眾看到私有化的好處。私有化是保守黨唯一的計劃，而那時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幾乎都已被撒切爾夫人轉化完畢。但是，私有化過程中不規範、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隨之而來的災難——最大的災難是一連串明顯可以避免的火車車禍——不僅導致了兩年後保守黨政府的下台，而且結束了一輪又一輪的私有化進程，同時回過頭來批判了極端化了的撒切爾主義本身。

但是與撒切爾夫人和她的繼承者們不同，法國對賣掉公共事業（或者像雷諾汽車公司這樣的「戰略性」公司）是非常謹慎的（1985年，國家的一大筆撥款剛把雷諾公司從破產中拯救出來）。在市場上就像在花園裡一樣，法國人對沒有計劃的增長持懷疑態度。他們寧願保留一定的干預能力，主要是通過把一部分已經私有化了的企業仍然保留在國家掌握之中的方式來實現的。因此在法國，私有化本身很顯然就是一種受到管理和調節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導到國家依賴的企業和商業上，而國際投資者多年來一直被懷疑，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如此，以法國的標準看來，這些變化是非常重大的，使這個國家重新和歐洲與國際社會的發展保持了一致。

每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觀念的轉變為序曲的。歐洲20世紀80年代的幾場巨變也不例外。7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將戰後數十年以來西歐盛行的樂觀主義態度漸漸蠶食，導致了傳統保守政黨的消亡，一些原本無人問津的問題反倒成了大眾討論的焦點。關於冷戰的兩大陣營的政治爭論，摒棄了以前幾十年來陳舊的思維定勢，並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維方式。無論前景如何，新現實主義悄然誕生了。

這位總統的共產黨盟友和他的一些社會黨同事都非常震驚，但是他們原本是不應該感到驚奇的。密特朗這位實用主義至上的人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東西，如果法國考慮到底是選擇繼續呆在西方經濟（和政治）的軌道上，還是把自己拋到一條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並不一定能持續發展的中間道路上，那對法國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他總是把過去必須做的事情裝成出於好心做的，又適時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歐洲主義者」。法國通過歐洲的統一，而不是去和它對抗，就能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不與資本主義對抗，會創建一個出眾的國家。

在後革命時代的葡萄牙，憲法第85條和1977年後續的法律都明確禁止私營企業經營銀行業、保險業、運輸業、郵政電訊業、電力生產和分配、石油精鍊和軍事工業等產業。1983年，馬里奧·索瑞茲的社會黨政府尋找途徑，採取靈活方針，允許私有部門同國有部門在銀行業和保險業競爭，並批准鋼鐵、石油、化工和武器產業成立股份合資企業。但要使其餘受保護的部門開放到有限競爭的程度，也還有待時日。

1976年，憲法法庭已經結束了對國有電台電視台網的壟斷。幾年後，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護下的「阿爾發羅密歐公司」被「移交」給了菲亞特汽車公司。在6年內，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IRI、INA、ENI和ENEL）自身都被改造成為合資的公有企業。它們本身沒有價值。正相反，工業復興公司在1984年為其50萬名員工每人每年損失450萬里拉。但是，它們可以在自己掌握並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內部發行可轉化為股份的債權。

出生於戰後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歐洲歷史上有記載的人口數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幾年，他們便不再向國庫繳納稅收，相反會開始消耗大量的財政支出。有的是以領取國家養老金的方式直接佔用財政支出，有的是通過增加對政府支持的醫療及社會服務的需要，對財政造成間接壓力，這一壓力與前者相比不分伯仲。此外，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條件都更為優越，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壽命會更長。考慮到這一點，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救濟支出造成的成本將日益增長，截至1980年，在西歐各國，事業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預算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他們都失敗了。工黨政府沒能重新設置工業秩序，原因是它在產業工會中的主要支持者們更喜歡19世紀風格的在工廠車間里的對抗，這樣他們獲勝的機會更大。他們不喜歡在唐寧街談判后簽訂的契約在未來數年內對他們的約束。以1970-1974年的愛德華·希思政府為代表的保守黨，由於英國某些部門的工人階級中主要是煤礦工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態度，不願與托利黨政府做出任何妥協，更難以取得成績。因此，當希思首相在1973年提出關閉部分虧損的煤礦，試圖通過法律限制工會發動工人暴動的權利（這一權利首先由工黨政府制定，幾年前又由其廢除）時，遭到了一連串罷工熱潮，希思政府也遭到重創。希思提出由競選來定奪，他自稱「國家的經營者」，卻以極微弱的劣勢敗給了哈羅德·威爾遜，一個行事謹慎、不輕言辯護的工黨黨人。

在1965年的大選中，即使是在左派政黨的支持下，他沒有成功地當選為總統，而他也絕不是他們需要的候選人，他刻意跟他們保持距離。直到1969年，舊的社會黨內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選中失利，密特朗才開始著手策劃他在社會黨復興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發起了接管運動，於是出現了一個以密特朗為領導的新社會黨，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被招募來為他服務。

作為一個經濟體，撒切爾夫人統治下的英國是一個效率比較高的國家。但是作為一個社會，英國遭受的是徹底垮台，造成了長期的災難性後果。輕視國有資源，進而消除國有資源，宣揚個人主義，對一切不可量化的資產表示不滿，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這些舉措對英國的公共生活體製造成了嚴重傷害。市民變成了股東，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權利和義務的關係，而變成了資產和所有權的關係。從公交公司到電力公司，隨著它們的私有化，公共空間市場化了。

在繁榮的西歐，似乎在20年後不會有足夠的人來支付賬單。可靠的避孕手段、越來越多的婦女出門工作都難辭其咎，甚至連繁榮本身似乎都成了問題的根源。結果是使付錢的人面對更高的費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國）養老金的成本和國民保險準備金早已成為就業者的沉重負擔，這是在高就業率時代的認真思考。但是，更直接關注的事情是國家銀行的直接費用：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義大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政府債務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佔國內生產總值的85%。1977年，瑞典國民生產的1/3用於社會性開支，這種預算性開支要麼靠赤字，要麼靠提高選民——就業的工人、公務員、專業人士——的賦稅來平衡，而社會民主黨至今還是靠這些人來達成共識的。

無論在實施時這些規章如何被迴避，僅僅由於它們的存在，便迫使國有公司在市場上的行為要與私有公司毫無異處，這就沒有理由維持國家在處理雙方事務中的干預。在歐共體所有成員國中，義大利的反應最典型：1990年，義大利採用新規章，與單一歐洲法案的相關條款相符合，要求（除對國家實施任務時執行國家壟斷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業外）一切國有企業在一切交易中實行公開、公平的競爭。這一條款的靈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國政府既能適應歐洲的規範，又能對地方壓力保持敏感。

工黨中的傳統分子向來態度溫和，他們和保守黨中的傳統分子一樣，滿懷絕望。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歐洲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為代表，退出了工黨，自行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個新成立的黨派存在時間很短，後來與英國第三大政黨自由黨合併。但大多數人儘管忐忑不安，還是選擇留了下來。他們懷有的悲觀主義有理有據。工黨領導人邁克爾·富特聰明睿智、魅力十足，卻缺乏政治頭腦。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在1983年大選中厚顏無ｒeａｄ.９９cｓｗ.cｏｍ恥地推出一項與時代不符的競選計劃，不僅企圖推翻撒切爾主義，還企圖否定以前的工黨政府曾做出的讓步。英國可能會退出國際經濟舞台（並且從此不再堅定不移地追隨盟國美國）。不會再有私有化、開放市場、「歐洲化」或其他外國特色的計劃。他們這些左翼英格蘭小市民企圖躲在封閉經濟的圍牆中，不顧別人的反對和指責，一意孤行，以最終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首相詹姆斯·卡拉漢本人卻顯得無動於衷：在回應記者提出的關於工業部門日益嚴重的動蕩局面的問題時，他輕鬆地宣布說，大家無須擔心。於是就有一個著名的新聞標題誕生了：「危機？什麼危機？」正是這一諷刺性的標題「幫助」他在來年春天的大選中敗下陣來。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79年大選中，工黨一直在聲明，工黨政府從未因為改革傳統的經濟體制而引起社會危機——事實恰恰相反——新任保守黨女領導人則堅信，由於英國社會混亂不安，需要的正是這種激進的政策。

地中海地區就像幾年後的「后共產主義」中歐一樣，若不是歐共體和歐盟的影響，放棄國家控制的速度可能會更慢。1979年後，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固定貨幣匯率過早地產生了約束。密特朗政府開始出售公共資產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確保貨幣市場，因此將法郎維持在歐洲貨幣體系的協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魯塞爾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種種法規，而起草這些法規的目的是為了運作一個單一的歐洲市場。單一的歐洲市場要求所有的公私企業一律遵守國內的、最終遵守國際的公開競爭的準則。這樣便不會有對哪個「冠軍」國家的偏愛，也不會在競爭合同或顧客時，對公有或公共控股企業私下裡提供補貼或其他好處。

英國作為福利型國家的關鍵並不是在於「集體主義」經濟，而在於該國統一化的社會公共機構，這些機構是在20世紀初由凱恩斯同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進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確立的。大多數英國選民，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並不在意國家是否發展計劃經濟和推行國有化，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醫療免費、公共教育免費以及公共交通補貼。而這些措施在英國不盡完善，因為英國公共服務缺乏資金、公共養老金不足、住房條件差，這樣建立起的福利國家，耗費的成本當然比別國低，但它們被視為是一種權利的象徵。無論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家對這種社會產品的低效性抨擊得多猛烈，它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動搖。

回顧過去，不難發現這便是瑪格麗特·撒切爾成功的關鍵。即使在貨幣政策失敗的情況下，她仍堅持不動搖。（1980年10月，保守黨成員們請求她改換戰術，在政策上採取180度轉變，她的回應是：「你們若要轉變，隨你們的便，首相不變。」）她欣然接受了蘇聯人給她的「鐵娘子」的稱號；從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的阿根廷軍事集團，到英國礦工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她挫敗了一連串對手，得意洋洋；在歐共體諸位領導人面前，她揮舞著手提袋，憤怒地高呼「還我們錢來」。以上種種，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資本正是她頑固的作風和永不妥協的處事方式，這也正是她的批評家對她表示憤怒的緣由。每一次民意測驗都顯示出，即使不關心撒切爾政治方針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認他們還是很欣賞撒切爾夫人本人的。英國又一次被「統治」了。

儘管國有部分明顯減少，而且撒切爾夫人也曾承諾「國家不再是人民的負擔」，但與10年前的數字（42.5%）相比，1988年英國的政府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基本沒變（41.7%），這是因為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數目的失業救濟金，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1977年卡拉漢執政期間，失業人數曾達到160萬，從而導致政府垮台，成為一時的「醜聞」，而到1985年，失業人數已達325萬，這一數字在撒切爾的任期內一直是歐洲最高的。

迎接社會黨的勝利的自發慶祝是史無前例的。對於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萬名密特朗的支持者來說，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與過去斷然決裂的開端。僅以選舉數據而論，可以說是個奇怪的現象。就像在過去的選舉中的跌宕一樣，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拿來與1936年4月法國人民陣線的勝利或者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選舉做比較。1981年的法國大選並未經歷徹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儘管事實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輪投票中，密特朗實際上遭遇過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競選總統時更糟的情況。

這場撒切爾主義變革使國家得到了鞏固，也改善了市場規劃，同時又讓國家和市場之間脫離了緊密聯繫。撒切爾通過立法限制工會領袖發動工人罷工的權利，並通過法庭切實地實施這些法律，從而永久性取締了英國工會的社會影響力。在1984年至1985年間，由於撒切爾政府頒布政策，關閉非營利煤礦、停止對煤礦業的政府補貼，遭到了全國礦業工會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場頗具代表性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撒切爾態度堅決，徹底平息了這批窮途末路的工業無產者的抗議。

英國現代的保守黨領導人，從溫斯頓·丘吉爾到愛德華·希思，都積極擁護英國的「社會契約論」，就像工黨中凱恩斯學派「社會主義者」一樣滿懷熱情，多年來始終不渝地堅持中間立場（畢竟丘吉爾早在1943年3月就說過，「對任何國家來說，沒有比給嬰兒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資了」）。1970年，愛德華·希思曾在倫敦附近的塞爾斯登公園召集一幫自由市場主義擁護者，討論下一屆保守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儘管自由市場主義者的建議不溫不火，而希思也只是十分含糊地略微表達了對它們的好感，但此舉還是為他招來了劈頭蓋臉的嘲笑和譴責。他們指責希思尋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義叢林經濟，於是「塞爾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爾主義」擁護者們曾被幽默地諷刺為是一批30歲左右、生活在倫敦東郊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受過的教育不多，卻享受高額報酬，物質生活豐富（享有房子、汽車，還能出國旅遊，持有公共基金，並制訂了私人養老金計劃）。這些是他們父輩夢寐以求卻從未享受過的，因此，他們的生活可算得上是進入了撒切爾特色的個人主義社會。但儘管是在所謂的個人主義社會，他們和家人仍要依賴國家為其提供許多重要服務：義務教育、免費醫療服務以及交通補貼。因此，當撒切爾夫人及其繼承人約翰·梅傑暗示政府有意實行國民衛生保健服務私有化或是國家教育開始收費，公共支持便瞬間蒸發了。放棄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來的，但基礎仍很薄弱的撒切爾主義的首批擁護者。

但最能代表撒切爾主義的實質的是「打破國家干預」。英國所謂的「不可統治性」是一個普遍接受的觀念，即政治階層已失去控制能力，他們不但無力制定經濟政策，甚至對工廠和社會秩序也束手無策，到70年代末，關於這個觀念的討論日益增多，擔憂重重。工黨一直被指責無力掌控經濟，在「不滿的冬天」之後，更被斥為毫無執政能力。他們在1979年的競選中，在大力宣揚其發展經濟的實力和合理的貨幣政策的同時，努力營造值得信任的領導人形象，以迎合社會的需要。

但是，在剛從獨裁統治下浮現的國家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後的西班牙為例，它的公共部門實際上反而擴大了。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組成部分的公共開支在逐漸上升，因為自1976年到1982年，政府部門裡的中間派沿用舊政府的策略，僅僅通過將經營不善的私人企業轉移到國有部門來，以避免社會衝突。他們幾乎別無選擇。出於各種原因，這種形式的國有化也備受工人、業主、國家政客和地方當局的喜愛。在任何情況下，在削減公有部門問題上的主要爭論是，它所體現的福利社會耗資過大，難以維持，但是削減公共部門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臘都行不通。那裡沒有什麼需要拆除的福利國家。

然而，即使西班牙的社會服務和保障達不到歐洲的水準，但其公共部門——儘管承擔著被西班牙資本主義加速發展並備受寵幸的青春期所拋棄的負擔，但仍然不堪重負。1976年，僅國家工業部門就負責對747家工業公司（大多數無盈利）的投資和對另外379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想要償還能力，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採取私有化和撤銷管理的辦法。正如在法國，發起這一進程，在1987年引入個人退休基金，並於兩年後廢除國家電視壟斷的，都是社會黨政府。

因此，密特朗的時代是以一個富有野心和激進的時間表開始的：道德的提升、遲到的社會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義最為重大），混合著一個變幻不定的「反資本主義」立法的計劃。工資有所提升，退休年齡降低，工作時間縮短了。但是，這個計劃的核心成分是史無前例的國有化進程表。在任職期間的最初幾年中，總理皮埃爾·莫魯瓦的新社會黨政府把以下企業納入國家的控制——有36家銀行、2家大的貸款公司、5家法國最大的工業公司（包括湯姆遜——布朗特這家法國電器和電子產品的主要製造商），還有法國大型鋼鐵集團與齊諾爾公司和薩西洛爾公司。

這種便利的結合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個黨派原來想象的都好。20世紀70年代，英國的工党進入最後的衰落時期，而法國的社會黨卻站在巨大成功的邊緣。法國左翼多數黨再次復興有兩個並存的障礙：其一，是戴高樂個人的影響力；其二，是許多投票者害怕左翼的政府將會被共產黨人控制。到1970年的時候，戴高樂已經去世了，不到10年，共產黨的前景也不容樂觀。前者與密特朗沒有直接關係，但後者毫無疑問是他的功勞。

法國人對這種變化速度並不總是感到舒服，於是出現了一些政治運動，抗議社會生活的加速化、都市化、城市的發展和鄉村人口的減少。60年代的遺產之一，即人們重新對本地和區域的語言和文化感興趣，似乎威脅著法國本身的領土完整和統一。在感到恐懼的同時代人看來，他們的國家似乎正在因為現代化而突然變得四分五裂。但是，國家高居在衝突之上。在英國，一個囊括一切的國家和一個低效率的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對此瑪格麗特·撒切爾一直不屑一顧——在許多人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法國，是國家政權本身掌握著這個國家經濟復興的關鍵。經理們是這個國家裡知識分子的精英，規劃者們把自己看成不受國家短暫的意識形態激|情和社會動蕩的影響的無私的公僕。法國政治在誰會掌權和要達到什麼樣的社會目的等問題上使國家令人不愉快地造成分裂，但是，在如何使用手中權力的問題上卻有著明顯講究實際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