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這一事實存在著功能性的障礙，也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但是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決定它的命運。索爾仁尼琴1971年在接受諾貝爾獎的致辭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讀）就令人鼓舞地斷言，「一旦謊言散去，令人厭惡的暴力就會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然後，業已衰退的暴力就會崩潰」。不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蘇聯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其1979年給阿富汗帶來災難的侵略暴行也會暴露在人們面前，在1968年之後的那些年裡，共產主義的謊言也逐漸被驅散了。

在這份文件（後來被稱為《七七憲章》）上簽名的眾人稱自己為「鬆散、非正式、開放的群眾團體……希望通過個人和集體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國乃至全世界對人權和民權的尊重，出於此願望而聯合起來」。他們特彆強調《七七憲章》不是一個組織，沒有章程，也沒有常設機構，「並不構成任何政治上敵對行動的基礎」。做出這種約定，意圖是將他們的行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規定範圍之內。

法國國內知識界的這場大地震具有明顯的犯上性質。表面上它是批判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思想界走了嚴重的彎路，但實際上主要是針對戰後法國等國知識界的統領人物的。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歷史的達陣線後面，朝著勝利者歡呼，同時禮貌地把目光從其受害者身上移開。薩特是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這些年來卻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1980年去世之前，還因為曾經先後為蘇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辯護而使自己的創造性遺產背負了污名。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這一點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政治學未獲得成功是一回事，這總是可以解釋為時運不濟或時過境遷之類。可是，假如人們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宏大敘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歷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話，那麼斯大林的行為，依照國家命令改造社會時所犧牲的性命、浪費的資源，以及20世紀強制命令進行烏托邦式的激進的試驗所犯的錯誤和所引起的失敗，就不能辯證地解釋為是沿著正確的道路邁出的錯誤的步伐。相反，這些就都成了批評者所一直指責的：損失、浪費、失敗、罪行。

在民主德國，反對共產主義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會，即新教的德國基督教會聯盟。波蘭也是這樣。權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與基督教信仰緊密相關的，由於與唯一倖存的先於社會主義產生的機構有關而得到了加強（在波蘭也是如此）。由於教會的影響，在東歐的反對派中「和平」問題顯得非常突出。

索爾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寫過這個主題，許多受害者、倖存者、旁觀者、學者也寫過。《古拉格群島》在已有的證據上又添加了幾百頁的細節和數據，不過，就道德思想的熱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響來說，作為一部見證作品，該書並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顯的高明之處。那些作品包括：葉芙蓋妮婭·金斯伯格於1967年出版的《旋風之旅》，瑪格麗特·布伯-紐曼關於自己在蘇聯和納粹集中營經歷的回憶錄（1957年以德語首次出版），沃爾夫岡·萊昂哈德對自己不當信仰的糾錯式敘述（1955年問世），甚至還包括較早揭穿蘇聯神話的維克托·謝爾蓋和鮑里斯·蘇瓦林的作品。

這是部分共謀的一種。另一種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裡，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錮的心靈》中所寫的「陽奉陰違」。真正大胆表達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將自己作品的原始複寫本在私下裡非法地流傳。這些真正的作品面臨著幾乎不為人所知的慘淡前景，他們的觀點和藝術只能限於一個封閉的小圈子。他們的遭際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識分子所稱的「自|慰」。後者曾悶悶不樂地將在同一群兩千個知識分子中流傳禁書稱為自|慰，因為那些人寫的也是禁書。

在形式上，所有蘇維埃陣營的憲法都很關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在赫爾辛基達成了包括相當具體的補充權利的一攬子協議，這些協議給共產主義制度內部的批評者提供了戰略機會。捷克斯洛伐克歷史學家彼得·皮特哈爾特指出，意義不在於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權利，這隻能招致進一步鎮壓，而在於要求得到業已經政府承認並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權利，這樣在迫使共產党進行招架的時候，就使得「反對」帶上了一層溫和而且幾乎保守的面貌。

固定價格體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實際成本，不能對需求做出反應，也不能適應資源條件的限制。各級官員都害怕冒險和革新，唯恐短期內會減少總產量。這些官員在任何情況下都缺乏上進心：眾所周知，由於勃列日涅夫喜歡保持「幹部的穩定」（1971年之後所使用的口號），因此不管幹部多麼無能，職位都非常穩固。同時，為了確保能夠完成上級制定的目標，工廠的幹部和經理們花費大量精力向上級隱瞞原材料和勞動儲備。浪費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賴。

在70年代那種環境下，認為東歐的知識分子可以「建議國民」如何行事這一看法可能顯得很有野心。那時候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能夠提什麼建議，甚至彼此之間也不能提，更不用說對全國同胞提什麼建議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蘭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不知道工業中心的情況和民意，與農民的隔絕就更加嚴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伊萬·澤蘭尼和喬治·康拉德的話說，共產主義這一政治制度使「知識分子走上了爭取權力的道路」。實際上或許可以說，正是由於共產主義，過去中歐將人們劃分為「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分法（這種分類更適於匈牙利、波蘭這樣的貴族社會，而不大適於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平民社會，但是1948年以後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為地做了這樣的劃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現了。

在東歐其他國家，西方的「反戰分子」和要求核裁軍的積極分子受到了相當的懷疑。人們認為他們無非是因為天真無知、沒有頭腦，所以成為蘇聯操縱下的工具。例如，瓦克拉夫·哈維爾就認為，80年代早期西歐不斷高漲的反戰運動是吸引西方知識分子、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並使他們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說，在國家政權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國度，「和平」不可以選擇。在現有條件下，和平和裁軍會讓西歐獲得自由和獨立，卻會讓東歐受到蘇聯的統治。把「和平」問題和要求擁有權利、自由分開是錯誤的。或者像亞當·米奇尼克說的：「減少戰爭危險的唯一條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權。」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維爾由於自己的活動而受到騷擾和逮捕，並最終被投進了監獄，由此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傳達的信息還是絕對與政治無關的。他堅持認為，重要的不是和當權派爭論，甚至也不是說出真相，儘管在一個靠著撒謊執政的政權里，說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寫道，當時那種情形，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實中」，否則就只有妥協。「成立政治組織行為本身並不是把真實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反而是使人開始了一項政治遊戲。」

越來越清楚的是，共產主義敗壞了其激進的傳統，而且還在繼續這樣做。不久，柬埔寨的種族屠殺、越南逃難「船民」受到的廣為人知的創傷就證明了這一點。西歐為數不少的人認為美國應對越南和柬埔寨發生的災難負主要責任。離《古拉格群島》出版只有3個月的時候，美國策劃殺害了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使得這些人的反美情緒更加高漲。現在，連這些人也越來越不願意像過去那樣承認社會主義陣營在道德上有優越性。他們認為美帝國主義確實很壞，但另一邊更壞，或許還要壞得多。

《七七憲章》永遠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締造的，他們不代表別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簽名的有243人，在後來10年裡僅有1 621人（全國人口是1 500萬）加入進來。憲章的首批發言人有哈維爾、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頂尖的哲學家、年老的揚·帕托斯卡。這些人都是獨立的個人，在大眾眼裡，既沒有權勢，也沒有影響力。但這並不妨礙當局對他們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應，認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蠱惑人心、惡語傷人的作品」。對每個在憲章上簽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種說法來描述就是：「叛徒敗類」、「帝國主義忠實的奴僕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國際冒險家」。對簽名人的報復和恐嚇隨即展開，包括將他們解僱，拒絕讓他們的孩子入學，吊銷駕駛執照，剝奪公民身份，迫使他們流亡，遭逮捕、審判以及監禁。

羅馬尼亞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七七憲章》一出現，羅馬尼亞作家保爾·戈馬以及另外七位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就寫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們立即遭到了鎮壓。但是除此以外，羅馬尼亞就像過去一樣悄無聲息，時間長達30年。戈馬被迫流亡他鄉，他做過的事情也沒人再做。對此，西方應該負一定責任。即使《七七憲章》或類似於波蘭的「團結工會」（參見本書卷三第6章）這樣的組織在羅馬尼亞出現，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要求過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讓羅馬尼亞自由發展」。

昆德拉對國民採取類似於《七七憲章》這樣的主動行為持懷疑態度。在他看來，共產主義統治之下的捷克面臨的處境只是一個老問題的延伸，這個問題就是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國家的身份和命運究竟如何？在這個區域，弱小的國家和民族時刻面臨著被消滅的危險。他認為，這個區域的知識分子在國內外從事反對派活動的重點，應該在於使這個問題引起國際關注，而不是浪費時間，試圖去改變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國，更何況中歐還是「以一種濃縮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運」。哈維爾對此深表贊同：「共產主義是歷史舉起給西方看的一面陰暗的鏡子。」

中歐知識分子反對派運動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很小。大家對此並不吃驚：70年代持不同政見者新產生的現實主義，不僅包括業已糾正了的對社會主義失敗的理解，還包括對權力運作的事實的清楚認識。而且，要求於人們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魯德維克·瓦楚里克在《論勇敢》一文中就頗令人信服地寫道，對於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眾來說，要求於他們的只能有這麼多。大多數民眾都活在一個道德上的「灰色|區域read.99csw.com」，儘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這個區域，逆來順受代替了熱情。冒險去積極地反對當局的做法很難證明有理，因為看起來沒必要（又是對普通大眾來說）。人們大多會說自己那樣做「不夠英雄，但很現實」。

到1980年的時候，典型的共產主義經濟中相對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國防工業以及所謂的「第二經濟」——商品和服務業黑市。這種第二經濟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認，它的存在證明了官方經濟是多麼糟糕，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初，據估計，在匈牙利有8.4萬個私下開展業務的從業人員，滿足了國內幾乎60%的服務需求，業務範圍從修理管道業到娼妓業。

讓左派集體感到吃驚的是，他們發現了一門全新的政治語言，確切地說，是一門重新發現的非常古老的語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語言已經深深地刻進了每一部歐洲憲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但是幾十年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討論權利」一點兒也不時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權利，特別是自決權，在有關戰後安排的辯論中起了關鍵作用。參加「凡爾賽和會」的有關各方在迫使幾大國接受自己的方案時，絕大多數都大張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權利。但是那些都是集體權利，即國家權利、民族權利和少數派權利。

那些批評者當時還沒有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一般來說，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是不認同這個詞的），但他們多數已經脫離了政權，摒棄了政權所支持的「社會主義」術語。在1968年事件之後，這種術語以及那些機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詞，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聽起來就特別虛假，在那些曾經將此類話當真的60年代的活躍分子聽來尤其如此。他們絕大多數是學生、學者、記者、劇作家和作家，他們曾是鎮壓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古斯塔夫·胡薩克的領導下，正確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於用改善物質生活的方式來緩解大眾的不滿意見，同時大力壓制不同的意見，禁止談論近期剛剛發生的事情。

作家和學者們關心的是作品審查制度，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條件在不同的共產黨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在1969年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滿不在乎地推行壓制政策。不僅有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開場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題、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準被提及。相反，在波蘭，天主教會及其所屬的機構、報紙提供了半保護的空間，只要謹慎行事，在文學界和知識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他們是有意識地做出了這一選擇。捷克的強硬路線者瓦西爾·比拉克曾經在1968年協助蘇聯軍隊進入自己的國家。1970年10月，他曾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委員會」里說：「（1948年）我們在商店櫥窗里張貼海報，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將是什麼樣子，人們尚能接受。那時候的歷史時代不同，人們的興奮心情也不同。如今，我們不能再張貼海報，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將是什麼樣子了。如今商店的櫥窗里必須擺滿商品，這樣我們才能夠用文獻記載：我們在朝向社會主義前進，我們最終實現了社會主義。」

這種體制可以預見的結果就是不僅助長了生產停滯和低效之風，而且還導致了貪污腐敗之風不斷。沒有財產往往導致更多的腐敗現象產生，而不是更少，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矛盾的現象之一。權力、職位和特權不是直接可以買來的，相反是以提供庇護和接受庇護這一互相強化的關係為基礎的。法律權利被阿諛奉承所代替，阿諛奉承相應地又獲得了穩定的工作和升遷作為報償。為了實現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標，人們都必須採取各種各樣細微或腐敗的方式徇私枉法。

因此，戰後關於權利的討論是以個人為中心的，這也是戰爭帶來的教訓。即使人們是因為共同身份（猶太人、吉卜賽人、波蘭人）而遭受到迫害，那麼受害的也只是個人。新成立的聯合國也就是尋求把人們當作有個體權利的個人來保護的。已經併入國際法和國際條約的各種有關人權、種族滅絕以及社會經濟權利的公約對大眾情緒的影響越來越深：他們把18世紀盎格魯——美利堅對個人自由的關注和20世紀中期對國家義務的強調結合了起來。強調國家義務是為了使更多的要求，無論大小，都能得到滿足：從生命權到廣告真相的知情權以及其他更多的權利。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改革派人士茲德內克·姆萊納爾寫了一封《致歐洲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的公開信》，其中主要是寫給歐洲共產黨人的，呼籲支持不同政見，反對壓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不同政見，然而對共產主義改革的幻想一時還很難根除。可是姆萊納爾已經屬於少數派，他既相信社會主義，又相信那些同情社會主義的西方人士，這讓蘇維埃陣營內部的大多數批評者感到困惑不解。

1962年，民主德國當局規定，年齡在18歲到50歲之間的男子都必須服18個月的兵役，不過兩年後，又增加了一條免除條款：由於道德原因，希望能夠免除兵役的人員可以加入名為預備役的另類勞動營。雖然加入後者被證明可能會在後半生造成殘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說明民主德國承認了出於良知反對服兵役的事實及其合法性。到1980年，從預備役勞動營中走出的民主德國人民數以千計，這些人組成了潛在的龐大的和平主義者網路。

但是在民主德國國內，和平運動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毫無疑問，這有一部分歸因於聯邦德國。不過，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國既沒有歷史，又沒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現只是一種偶然。可以說和平（至少是「和平共處」）是它「存在的原因」，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國同時又是軍事化程度最高、最窮兵黷武的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德國學校1977年就有了「國防學」課程，民主德國的青年運動組織准軍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蘇聯的標準也是如此。這種顯而易見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緊張情緒，導致了反對派運動的爆發。反對派運動以和平和裁軍問題為焦點，在對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來源於此。

馬克思主義的低潮以及「國際安全和合作會議」在歐洲召開（于《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爾辛基召開），共同推動了用法律語言把個人權利寫入現實政治。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有關權利的議論在偏左派的歐洲知識分子中受到冷遇。他們附和馬克思著名的論斷，認為「所謂的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因此將其加以擯棄。在進步圈子裡，表達「自由」、「權利」以及其他與「一般意義的人」有關的抽象概念的詞彙，只有在前面加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等形容詞修飾時，才會被認真對待。

經濟停滯本身就有力地反駁了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它對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經濟停滯假使沒有使人們產生反對意見，也一定使人們產生了不滿情緒。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即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對於生活在共產黨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恐怖和鎮壓都不再影響生活了，但生活卻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來越少，喝的酒越來越多。在那些年裡，蘇聯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費量翻了兩番，因此他們的壽命也短了。共產黨國家裡的公共建築不僅沒有藝術吸引力，而且品質低劣、令人不適，忠實地反映了這種專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達佩斯的計程車司機曾經指著一排排骯髒灰暗的住宅樓對筆者說：「我們就住在那些樓房裡，冬冷夏熱，典型的共產主義式建築。」

據福海分析，在這種「革命式教義問答」裏面，法國革命成了現代性的最早契機。這種衝突使法國分裂為左右兩種互相對立的政治派別，屬於哪一派別，表面上看是由對立者的階級出身決定的。這一理論建立在19世紀初的自由樂觀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進的社會改造觀點這兩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話說，這一理論現在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尤其是因為蘇聯共產主義已經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個傳統。在有目的地對社會進行激進的改造這一道德劇裏面，蘇聯是推定的革命繼承者。按福海的話說，法國革命「死」了。

如果要找出這一變化完成的時間標誌，找出戰後歐洲了解自己的時間節點，這一時間就是1973年12月28日。這一天在巴黎，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韋伯在《衛報》上評論了此書的英譯版。他寫道：「活在現世而不知道此書，就是缺乏時代認知的關鍵部分，就是對歷史愚昧無知。」正如索爾仁尼琴自己所承認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所傳達的信息並無新意，那就是「蘇聯現實中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一場野蠻的騙局，是一種建立在奴隸勞役和大屠殺基礎上的極權主義專制。

在《七七憲章》上簽名的眾人遭到了嚴厲處罰，新一代年輕的音樂人（著名的搖滾樂組合「宇宙塑膠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報復迫害，這促使支持他們的「保衛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員會」（VONS）於1978年4月成立，該委員會的目標與KOR大致相同。對這一新成立的組織，布拉格當局的反應是將該委員會領導人中的6人（包括哈維爾）予以逮捕，並在第二年以顛覆政府罪對他們進行審判。1979年10月，這些人被判監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近些年來，害怕變得無關緊要的想法導致了另一種顧慮的產生，即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儘快「回歸」歐洲。就像對待審查制度一樣，關心這個問題的只有知識分子，事實上主要是來自前哈布斯堡帝國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過去蘇聯的政令導致這些省份非常落後，經濟非常不發達，令人痛心。懷有這種情緒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說家和劇作家米蘭·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寫作。在他看來，中歐（一個地理名詞，為了清楚地證明昆德拉的觀點而重新啟用）的悲劇就在於受到了外來的、屬於亞洲的獨裁者統治。

首先彌合這條鴻溝的是波蘭人。1976年，波蘭發生了一系列罷工，抗議食品價格飛漲。當局予以嚴厲回擊，在工業城市烏爾蘇斯和拉多姆，許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幾年前，工人和知識分子互不關心對方的抗議運動，此時，雅契克·庫倫與幾個同事特意對此做出反應，於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衛工人委員會」的首字母縮寫）。KOR以及幾個月後成立的「保衛人權和民權委員會」（ROPCiO）的目標就是揭露對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幫助他們進行自衛，組成一條統一戰線。3年後的1979年12月，作為KOR領導人的知識分子（他們有一些是猶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產黨人，還有一些什麼都不是）後來負責起草公布了《工人權利憲章》。

但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人權」和「個人自由」越來越多地見於西歐政壇各類人士的演講和作品中，使用起來毫無限制。一位義大利觀察家1977年說道，這是左派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公開討論「未打折扣」的自由這一理念和理想，而「沒有將它神秘化或者醜化」。但是這種情況並不一定馬上就會轉化為政治現實，因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西歐的工黨和社會黨都在苦苦地掙扎，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將對手的方案非法據為己有來掩蓋自己的貧乏。但是他們開始向權利和自由這樣的詞彙敞開大門，這使得西歐學者和知識分子能夠接觸到東歐正在發生變化的有關政治對立的語言，能夠跨過界線進行交流，而且正當及時，因為真正具有創造性的重要變化現在就在「鐵幕」的東邊發生著。九九藏書

在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關心的事務中，有些較好地適應了消除公眾的冷漠和恐懼情緒這一努力。本書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現的環境災難就是其中之一。根據當局自己的統計，1982年在斯洛伐克，總長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達到危險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東部地區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飲用，這主要是由於在東部的集體農場過度使用化肥，導致土壤含毒、莊稼歉收，就像蘇聯黑土區曾經歷過的那樣。

正因如此，魯道夫·巴赫羅以《另一種選擇》這篇文章而名聲大振。該文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公開批評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巴赫羅本人在經受多年的迫害之後，於1979年被驅逐到了聯邦德國。比巴赫羅年長的共產黨人羅伯特·哈弗曼在那些年裡由於代理民歌手沃爾夫·比爾曼（1976年被驅逐出境）的事務而遭到審判和罰款。哈弗曼嚴厲地批評了執政黨，不是指責他們濫用權力，而是指責他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責他們鼓勵大眾消費和私人擁有消費品。民主德國哲學界領袖沃爾夫岡·哈里希長期以來一直批評政府當局「官僚」作風日熾。他同樣大力反對「消費主義虛幻的東西」，認為讓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對這些虛幻的東西，是執政黨的任務。

可是，抓準時機非常重要。批評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歷來不少，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的影響遭到了削弱，這是因為在西歐（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東歐的整個20世紀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願望是想找到國家社會主義暴風烏雲的一線亮色，無論這道亮色是多麼暗淡。國家社會主義自1917年于俄國濫觴以來，已席捲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無論「反對共產主義」真實的或可能的動機是什麼，都置人於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質疑歷史進步的形態，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認民主福利國家（無論福利如何不足）和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濟）的必然連貫性。

這種策略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費品零售額來看是如此。汽車和電視機是那個時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費品，銷售數量都有了穩定的增長。在波蘭，1975年至1989年間，人均擁有私家車的數量增長了4倍。到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擁有4台電視機，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這一水平。如果顧客不在意質量和款式的優劣，也不在意選擇餘地有限，他們通常都能在國有商店或「私營」市場找到心儀的商品。但是在蘇聯，這種「可選的」商品就很難找到，而且相對要貴一些。

民主德國也有自己需要關注的事情。勃蘭特及其繼任者奉行的「東方政策」的悖論之一，就是通過把大筆的硬通貨轉入東歐，以及不斷地對民主德國表示承認、關注和支持，聯邦德國領導人在不經意之間就排除了民主德國內部變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嚴重而且早已過時的工業。通過「架設溝通橋樑」、締結姊妹城市、向對方表示好感以及與批評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西方意見保持距離，波恩的政治家們使民主德國的領導人錯誤地認為自己的政權非常穩固和安全。

新的反對運動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歐洲東部和西部一樣，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憤世嫉俗的時代，60年代的精力已經耗盡，60年代的政治理想從道德方面來看已經沒有了可信度，為公共利益而忙碌讓位於為私利而斤斤計較。哈維爾等人討論權利，關注「公民社會」這一相當模糊的概念，不斷談論中歐在過去和現在保持沉默，可以說是在公眾場合進行毫無羞恥的說教。他們通過這些手段，逐漸建立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以代替被共產主義損毀的公共空間。

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陣營里見多識廣的觀察家們要認真看待從內部進行經濟改革的前景就很難了，這不僅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語言體系經過幾十年不恰當的濫用，已經瓦解。1973年以來，東歐各國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遠遠落後于已經有所下降的西歐各國。此後，由於能源價格上漲，石油產量豐富的蘇聯經濟曾有過短暫的反彈。除此以外，由於70年代的通貨膨脹以及80年代貿易和服務業的全球化，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經濟陷入難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經互會成員國的國際貿易量佔世界總量的12%，到了1979年底，這一比例下降到了9%，並且還在迅速下滑。

要是以能否滿足個人消費者的需要來界定共產主義，問題就在於整個經濟都是以大量生產工業機械和原材料為目標的，這一點上文已經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產黨國家不生產消費者需要的東西（這些國家生產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蘇聯很早以前就是純糧食進口國，單從1970年至1982年，其食品進口就增加了兩倍）。繞過這道障礙的唯一辦法就是從國外進口消費品，但這需要支付硬通貨，而硬通貨又只能通過出口獲得。然而，除了蘇聯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場幾乎不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除非大幅打折銷售，而且許多情況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銷售不掉。

巴黎的氛圍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僅僅是一代牽涉其中的知識分子在進行報復了。1978年，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首次以法語出版，由此開始，法國主流社會不斷地吸收了「盎格魯——美利堅」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全部學術成果，這些學術成果法國知識界幾十年來幾乎一無所知。同年，歷史學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開創性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出版。在書中，他系統地解析了「革命式教義問答」。幾十年來，法國人就是通過「革命式教義問答」來學習理解自己的國家及其歷史的。

一旦如此高額的借貸啟動，就很難得到控制。1976年，蓋萊克政府給食品漲價，引發了憤怒和暴亂，於是又迅速取消了漲價。波蘭當局轉而選擇繼續借貸：從1977年至1980年，波蘭外借貸款限額的1/3被用於補貼國內消費。布拉格的共產黨經濟學家建議逐步停止補貼，引入實際價格，但是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害怕這種倒退所導致的社會後果。相反，領導人們寧願增加債務。就像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些年一樣，脆弱的東歐小國又開始向西方借錢，以支撐其封閉的經濟，同時又不需要選擇艱難的方法。

此處就像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大多數國家一樣，住房很便宜（在蘇聯，房租平均只佔一般家庭預算的4%），因為經濟不是由價格調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調整的。這對政府來說是有好處的，將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分配，可以使人們繼續忠於政府。但共產黨領導人大都十分清楚，這樣做也有重大的風險。到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會主義」的遠大前景不再能夠使人們依附於政府當局，自此以後，執政的共產黨人選擇將國民當作消費者，選擇用物資豐裕的現在代替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的未來。

這時候，過去堅持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攻擊是對所有社會改善目標（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國有化、集中計劃以及進步的社會工程都是同一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脅的傳統「進步」人士開始否定自己的觀點了。他們認為，如果列寧和他的繼任者們在社會公平這口井裡下了毒，那麼今天我們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傷害。就20世紀歷史而言，不僅由於經濟原因，甚或是主要由於經濟原因，國家開始看上去更像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開始是集中計劃，結果卻是集中屠殺。

帕斯卡堅信上帝，馬克思主義者堅信歷史。在埃里克·侯麥1969年拍攝的「道德故事」劇《慕德家的一夜》中，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哲學家和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哲學家對此進行了相當詳細的辯論。回想起來，令人矚目的不是辯論本身（年紀稍長、還記得歐洲大陸60年代往事的人，會覺得這場辯論的內容非常熟悉），而是人們對待這場辯論的認真程度，這些人不僅包括銀幕上的主角，還包括當代觀眾。10年之後，即使這部電影還在，這個話題卻已經成為過眼雲煙了。求助於歷史來為令人不快的政治選擇進行辯護，從道德角度來看就開始顯得非常幼稚乃至無情了。加繆在許多年前就指出：「對歷史負責就可以使人不用對人類負責。」

對於撒切爾式的激進人士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他們認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場對於他們而言是判定價值與結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標準。對於歐洲傳統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個時代也並不特別令其感到厭煩。對於這些人而言，處理人事的善惡標準仍然是宗教準則和社會習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給這些準則和習俗造成了危害，但並沒有消除他們。進步的左派仍然在歐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佔據主導地位，正是他們急於需要一種新的理論。

到80年代早期，由於在工業和能源生產方面使用褐煤（因其價格很便宜），波希米亞北部遭受了歐洲最嚴重的空氣污染。這個地區發電量為735億千瓦，其中640億千瓦產自燃燒這種含硫量高的燃料的電廠。結果，到1983年，捷克地區大約35%的樹林死亡或瀕於死亡，1/3的水源遭到嚴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業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設立一所專門醫院，醫治有呼吸系統疾病的兒童。在一篇名叫《聖誕節的陰謀》的短篇小說里，伊凡·克里瑪描寫了從這家捷克醫院走出來到街上的情景：「陰暗、冰冷的霧氣里充滿了煤煙、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緒。」

正因為此，1969年屬於「法國社會主義聯合黨」左翼的一群知識分子（當時由米歇爾·羅卡爾和皮埃爾·孟德斯-弗朗士領導）批評自己的政黨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們宣稱，後者「自願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人道主義、自由、正義、進步、普遍無記名投票權等等）的犧牲品」。這樣的例子絕非僅有。在20世紀60年代，歐洲許多偏左翼的評論家儘管政治信仰相當溫和，可是避免提到「權利」、「自由」，以免顯得天真幼稚。在東歐，共產黨改革派人士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這樣的語言。在他們那種情況下，那些詞彙在官方的語言里已含有貶義。

匈牙利共產黨的最後一任總理米克洛斯·納密斯在幾年以後對這種情況大多予以承認。匈牙利向波恩借10億德國馬克的貸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聯邦德國政治家形容此貸款致力於推進匈牙利的經濟「改革」，但實際上貸款是如此分配的：「我們將貸款的2/3用於償還利息，剩下1/3用於進口消費品，以減輕經濟危機的影響。」到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經常賬戶赤字每年達到14億美元。從1971年至1980年，波蘭硬通貨債務從10億美元上升到205億美元，後來的情況更糟。根據其自身的計算，民主德國在最後幾年將60%以上的年出口所read.99csw.com得用於償還西方債務的利息（西方已經非常慷慨地將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睞的客戶（從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國支付了貝爾格萊德年度赤字的3/5），根據其提供的官方數據，它獲得了大量的貸款以及備用貸款安排，而那些數據和現實卻沒有一點兒關係。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話來總結社會主義的社會契約：「你們假裝工作，我們假裝付你們工資。」這樣的安排對許多工人，特別是對那些非熟練工人有利。它為人們提供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工作壓力卻很小。作為回報，工人們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民主德國官方的《政治小辭典》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的工作與自由時間之間的矛盾消失了。」這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諷刺的意味。

知識分子交流的對象主要是在圈內，而不是廣大的大眾：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熱言行。況且，他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統治階級的接班人（在某些情況下，直接就是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和特權在他們中相當高效地代代相傳，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這並不總是能讓人民群眾喜歡他們。就像在過去他們為現在所反對的政權辯護一樣，那時他們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那些年裡，憤世嫉俗的人在數量上有了明顯的增長。下面的例子就能說明許多問題：拖拉機廠和生產卡車的汽車廠不願意生產足夠的零配件，因為製造大型機器更容易達到「標準」，結果一旦這些機器壞了，就找不到替換的零配件。官方數據只公布某個領域生產的各種機器總量，而不公布還有多少台機器仍然能夠工作。工人們當然更加清楚。

東歐的衛星國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隨波逐流者統治著，這不是偶然的。在現實主義的新時期，華沙的愛德華·蓋萊克（生於1913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薩克（生於1913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納克（生於1912年）、布達佩斯的雅努什·卡達爾（生於1912年）以及索菲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生於1911年）都是最講現實的。地拉那的恩維爾·霍查（生於1908年）和貝爾格萊德的約瑟普·布羅茲·鐵托（生於1892年）就更不用提了。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樣，都很守舊，也都已經衰老。他們不願意放棄職位，他們一心只想終老於位子上。勃列日涅夫生於1906年，7次獲得「列寧勳章」，4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曾獲「列寧和平獎」，是共產黨的總書記，自1977年以來，還擔任了國家元首。

而且，聯邦德國「贖買」出民主德國的政治對立分子和政治犯，使民主德國的反對派失去了一些最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沒有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像民主德國一樣，在西方有一個孿生姊妹，使用同一種語言。因此對於民主德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們來說，離開民主德國的誘惑就一直存在。在這些人關心的權利中，「遷移權」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單之首。但是民主德國當局的許多「圈內」批評者既不願拋棄自己的國家，也不願拋棄舊有的觀念。事實上，到70年代末，民主德國是唯一繼續允許有非正式對立派乃至黨內對立派存在的歐洲共產黨國家。民主德國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都從左派的立場攻擊共產黨當局。捷克作家伊利·佩利康曾辛辣地寫道，這些人所採取的姿態使得他們在東歐的其他地方默默無聞、毫不相干。

認真看待「社會主義」法律的文字表述不僅僅是一種策略，也不僅僅是一種讓共產黨領導人感到難堪的手段。在封閉社會裡，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絕。在這樣的社會裡，「權利」開闢了前進的道路，「權利」在「沉默的70年代」籠罩于東歐的厚重的悲觀氣氛中打開了第一道缺口，「權利」結束了蘇維埃政權對話語權的壟斷。而且，個人的憲法權利就其本質而言，正式見證了擁有權利的個人的存在。人們彼此互相擁有權利，個人對集體也擁有權利。憲法權利規定了無助的個人和全能的國家之間應保持的距離。

在昆德拉的祖國，欣賞他的人不多。他選擇流亡國外，又獲得了成功，這令他的許多同輩感到憎惡。那些人由於自身的原因，選擇放棄流亡，也選擇放棄了成功的機會。不過，他的寫作主題和大多數人還是一致的，特別是到目前為止寫給西方讀者的作品。他批評西方的讀者忽略並無視在自己的東面還有一個「另類」西方存在。早在20世紀50年代，米沃什就約略談到過這個問題。他說：「假設就戰後波蘭詩歌寫一本書，其中一章在寫到西歐特別是法國的知識分子時，得好好諷刺戲謔他們一番。」

然而，這一制度還沒有崩潰。列寧為歐洲歷史所做出的獨特貢獻在於綁架了歐洲激進主義的離心的政治傳統，通過革新的壟斷控制系統將其納入政權，並且毫不遲疑地將它聚攏在一處，有力地將其保留在一處。共產主義制度可能會在外圍無限期地腐蝕下去，但是，導致其最終崩潰的力量只能來自於其中心區域。在共產主義消亡的整個過程中，一種新的反對派運動在布拉格和華沙蓬勃發展開來，而這隻是開始階段的結尾。然而，一種新的領導階層在莫斯科本地出現，這才是結尾階段的開始。

「社會民主政治時期」在西歐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其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人們出於實用考慮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原則，還包括對整個時代面貌的感知。那個時代影響了眾多潛在的批評者，壓制他們達幾十年之久。對於剛剛逝去的歐洲歷史，這種共識里夾雜著對大蕭條的記憶、民主世界與法西斯的鬥爭、福利國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鐵幕兩邊許多人對社會進步的期待。它是20世紀的元敘事。當它的核心觀念開始腐蝕和崩潰時，隨之而去的不僅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還有整個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許多東西。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在商品質量上無法與西方各工業國競爭。除了蘇聯之外，它們銷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續供應，因此它們甚至連與不發達國家競爭的能力都沒有。經互會的封閉體系阻礙了其成員國加入西歐和關貿總協定等新的貿易網路。經濟既不與國際物價水平接軌，又不冒激怒國內消費者的風險，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國家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1976年波蘭發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但是，到了1973年，這種社會主義信仰不僅受到批評者的嚴厲抨擊，單單一些事件本身就給了其沉重的打擊。當《古拉格群島》以法語出版時，法國共產黨的日報《人道報》對其不屑一顧，提醒讀者說，既然「每個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動機都只能是「反對蘇維埃」。然而，「反對蘇維埃」的指責逐漸變得軟弱無力。在蘇聯入侵布拉格以及隨後的鎮壓事件之後，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道慢慢流出中國之後，索爾仁尼琴對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的全面指責聽起來就是真的了，甚至對於同情共產主義的人士來說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尤其如此。

經濟是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不大談論的，這也是一種現實主義態度。自從斯大林時期以來，經濟增長，更確切地說是工業增長，既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又是衡量社會主義是否成功的主要標尺。正如我們在本書卷二第6章所看到的，經濟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識分子重點關注的：這向共產黨當局反映了其本身所關注的問題，印證了所有的政治最終都是圍繞著經濟展開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者和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持有這種觀點。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義的10年，在這期間，有些反對派運動得到允許。對於這些反對派運動來說，批評意見以對經濟改革的推薦意見的面目出現也是新近才有的。

西方當然樂於幫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一些私人銀行家都樂意貸款給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國家，因為蘇聯紅軍是穩定的可靠保障，也因為共產黨官員虛報產量和資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僅在20世紀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貨債務就增加了12倍。由於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蓋萊克及其同僚大量引進得到補貼的西方商品，為農民提供代價高昂的新的社會保險，將食品價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蘭的硬通貨債務增加了大約3 000%。

知識分子在面對歷史時，選擇自我否定。以賽亞·伯林曾經把這稱作「以可怕的德國方式來擺脫道德抉擇的重壓」。這種說法對德國人來說有些苛刻，雖然這一想法根源於德國浪漫主義哲學，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在歷史必然性的聖殿上貶低自己的歐洲人絕不只有德國人。這種說法指向了歐洲政治學說正在出現的真空：假如沒有剩下偉大的事業，假如進步傳統已走到窮途末路，假如歷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夠令人信服地引起對行為、政策和制度的保護，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那些宏大的時代難題呢？

因此，這些人與不願意放棄激進教義的大眾（特別是60年代的大眾）意見相衝突。知道真相之後，譏笑去世已久並且遭到其接班人譴責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認錯誤不在其人而在體制，又是另一回事。更進一步說，把列寧主義的錯誤歸咎於激進的烏托邦主義制度，就是在削弱現代政治的基礎。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可以說是年輕一代的「后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寫給萊澤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嚴詞批評道：你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失望威脅了我們的社會主義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針對1968年事件發表文章，嚴厲批評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

除了類似的偶爾為某個人表示抗議，以及為了蘇聯猶太人有移民的權利而統一行動之外，西方對蘇聯國內事務的關注少得可憐，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比對諸如波蘭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反對派運動的關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終於開始批評蘇聯對人濫加診斷（這種緩慢拖拉的作風讓人感到可恥）。直到此時，蘇聯才從世界精神病學協會退出。

福海和年齡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對從歷史中尋找答案，自從20世紀30年代初以來，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極大地影響了歐洲知識分子的活動。福海等人堅持認為，不存在制約人類行為進程的「元敘事」，因而也就沒法證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為是合理的，這些公共政策和行為打著將來可能會給人帶來好處的旗號，卻造成了現實的苦難。雞蛋碎了，還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無法借其改進社會。事後看來，以此來總結幾十年激烈的理論和政治爭執可能顯得相當蒼白無力，但正因如此，才清楚地顯出了變化程度之劇烈。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污染的是國家，受害的卻是整個社會，因此污染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隱含著政治含義：難以保護環境的原因是沒有人對採取預防措施感興趣。只有一貫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這又得來自於首先鼓勵浪費的同一行政當局。如果有工廠的經理、農場的場長不夠明智，甘願冒完不成「定額」的風險，自發地採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會惹出很大的麻煩。共產主義經濟制度本質上對環境就是有偏見的，這一點正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九九藏書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凱斯特勒所稱的「西方文明閃光的明鏡」了，但是法國思想家們仍然特別喜歡研究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西班牙、聯邦德國和義大利的作家、評論家們在那些年裡則是窮於應付本國問題，儘管令他們牽腸掛肚的恐怖威脅本身就會讓人不再相信激進的烏托邦主義。英國知識分子從來不曾受到共產主義的深刻影響，對共產主義的衰落也不大關心，因此也就沒有歐洲大陸新近產生的那種情緒。與此相反，法國國內對共產主義制度有著廣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國，共產黨所得選票日漸減少，影響力日漸式微，這使得反共產主義的公開討論越來越多。因此，本國的往事和事例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產生同情。法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由於急於放棄自己以前的信仰，異常迅速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這麼匆忙，有時候倒是不太合適的。

不過，有些東西是西方銀行家忽略了的，共產黨人卻對此十分明白。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不僅被推遲，而且毫無可能。正如阿瑪里克在《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一書中所預言的，共產黨的精英們「認為與變革政局的痛苦歷程比較起來，現行政權的弊端要輕一些」。即使對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經濟成分進行改革，也會立即產生政治上的後果。社會主義的經濟部署並不是用自治區方式，而是構成了這一政治體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問題的責任都主要應該歸於集中計劃的內在缺陷。到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的中央經濟計劃委員會有40個部門負責經濟的不同分支領域，另外還有27個各自獨立的經濟部門。對數字指標的關注惡名昭著，以至於達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頓·阿什舉了「（民主德國）普倫茨勞堡區人民經濟計劃」為例。據該計劃稱，「圖書館的藏書量要從35萬冊增加到45萬冊，借閱量要增加108.2%」。

正如匈牙利年輕的理論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認的，權利運動（「人權運動」）說明，糾正共產主義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種更理想的共產主義，而是公民（即中產階級）社會的憲法立法或者憲法修訂。顛倒馬克思主義的進程安排，尋求用中產階級社會代替社會主義國家，這讓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知識分子們覺得很具有諷刺意味。不過，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達解釋的，和他們國家過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對公民的專制統治比較起來，中產階級社會具有絕對至高無上的地位。

1968年之後，各共產黨政權（齊奧塞斯庫領導的羅馬尼亞除外）在實踐中都採取了卡達爾領導的匈牙利的做法。他們甚至不再假裝尋求真正得到國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裝出順從的樣子。和VONS和KOR一樣，《七七憲章》的目標之一就是消除本國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對公共事務玩世不恭的漠然態度。哈維爾特彆強調，需要讓政府不再滿足於看到民眾為了不引起注意而隨意地貶低自己的這種現狀。他寫道，如不這樣，當局可以料想每個公民的外表將會是什麼樣子。這一主題在哈維爾的經典名篇《無權者的權力》中已得到闡釋，書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為例，寫他習慣性地在商店的櫥窗里掛上了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因此，一旦進入能夠自由發表言論的社會，即使曾經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對派知識分子，名聲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喬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寫了幾篇文章，談論「反政治」，非常張狂，因此而廣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民主德國小說家克里絲塔·沃爾夫心裏就很明白，正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難，這才給他們提供了題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還有社會聲望）。也正因如此，許多共產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甘願放棄移民和流亡的機會。他們認為，受到迫害但具有重要的影響，要比享受自由卻變得無關緊要更好。

在波蘭，像在匈牙利一樣，問題在於往往需要做自我審查。為了保證能夠讓觀眾、讀者見到作品，知識分子、藝術家以及學者們預計有些地方可能會遭到官方的反對，因此就總想著要改編作品，修飾或迴避某個觀點。在非常嚴肅地對待文化藝術的社會裡，做出這些調整所取得的職業上乃至物質上的益處是不容小覷的，但道德上的代價可能是昂貴的，或許會傷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寫道：「那些思想的劊子手們使我們成為罪犯。因為作者……經常犯殺嬰罪：作者由於懼怕審查官而變得瘋狂，殺死了自己思想的嬰兒。」海涅的這席話肯定會立刻得到許多東歐知識分子的認可。

因此，當1980年路德教會牧師向早期的和平主義者提供支持和庇護時，就能夠比較大胆地去做，而沒有招致政府的反對。然後，初生的和平運動就從教堂擴展到了大學，人們不僅呼籲裁軍，而且還要求擁有不受阻礙地發出這些呼籲的權利，這是必然的。民主德國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以這種間接的方式，後來終於能夠與本陣營里其他國家的反對派進行對話，並趕上他們的步伐。

對於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例如哈拉茲梯和波蘭的亞當·米奇尼克來說，這是以一種劇烈的方式脫離年輕時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亞當·米奇尼克出版於1976年的論文《新進化論》為波蘭反對派設計了未來的戰略。對於那些從來不曾對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辯論感興趣的人，比如瓦茨拉夫·哈維爾來說，這種轉變就輕鬆得多。哈維爾是布拉格一個富商的兒子，他的家庭財產1948年後被共產黨政府剝奪。哈維爾沒有表現出同時代人那種蓬勃的革命熱情，在1968年之後的改革運動中也不積極。哈維爾和共產黨當局一直有一種敵對的關係，這主要是由於他的資產階級出身，從來不是因為政治見解。

像米奇尼克這樣的波蘭人不使用「中歐」這樣的詞彙，也不大談論「重返歐洲」，部分原因是波蘭人不像捷克人，波蘭人追求的是實現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標。這不是說波蘭人（還有其他民族的人）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歐共體所帶來的好處，也不是說他們不想把社會主義失敗的神話換成歐洲成功的神話，只不過是他們有著更為切近的目標。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里再談論。

況且，集體決定的權利並沒有令人高興的記載。只要民族或宗教群體之間的權利發生衝突（通常是領土爭端），很明顯，最終獲得優勢的唯一有效途徑是武力而不是法律。這很令人沮喪。在一國內部，少數派的權利得不到保護，面對力量強大得多的鄰國的要求，弱國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顧業已落空了的「凡爾賽和會」所帶來的希望，1945年戰爭的戰勝國得出結論，重新劃分地理板塊（後來被稱作種族清洗）是一個儘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決方法，可以更好地為集體利益服務。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至於沒有自己國家的人，在一個由國家和民族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轄上將不再被特殊對待，而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為的個體受害者。

20世紀70年代中期，巴黎年輕的「新哲學家」們，比如安德烈·格魯克思曼和伯納德-昂利·利維抨擊遭到扭曲的激進的烏托邦主義，但在絕大多數方面並無新意。格魯克思曼廣受好評的文章《論大思想家》出版於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內容並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識分子的鴉片》。利維的《有人臉的野蠻人》比格魯克思曼的文章晚了兩個月問世，但文中所寫，法國讀者無不可見於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但是，儘管加繆的文章於1951年問世時，讓-保羅·薩特對其評價非常尖刻，認為不值一提，利維和格魯克思曼的文章卻是很有影響的暢銷品。時代變了。

即使在蘇聯，也允許某些知識分子享有嚴格限制的自由。這些人主要是一些傑出的科學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權。生物學家若列斯·梅德維傑夫在20世紀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讀者中長期流傳。梅德維傑夫先是受到了干擾，後來被剝奪了公民權。1973年，他在英國定居。但是，安德烈·薩哈羅夫（蘇聯最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長期對當局持批評態度）卻還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後來他公開反對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才令當局不能忍受。薩哈羅夫令當局尷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極為重要，不能將其驅逐出境。於是，他和妻子葉琳娜·波納爾被內部放逐到了十分閉塞的高爾基市。

正因如此，與戰後大眾意見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極大的邊緣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樣，如果認為為了大眾利益而限制市場的計劃用意雖好，但不僅毫無經濟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邁向奴隸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紀的路線圖。反對共產主義專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凱斯特勒、雷蒙·阿隆、阿爾貝·加繆和以賽亞·伯林都堅持認為，為了大眾利益的社會民主改革和以集體主義神話的名義建立起來的一黨專政之間是有區別的。可是在批評他們的許多「進步」人士看來，他們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隨聲附和在冷戰中所效忠的政黨，併為之服務。

不過，薩哈羅夫一直堅持說，他向來呼籲蘇聯說清楚自己所犯的錯誤，說清楚對批評者的迫害，而不是尋求它是如何被推翻的。這種態度使他的立場介於老一代的共產黨改革派和中歐新興的持不同政見人士之間。其他不太突出並且公開宣稱反對蘇聯的人士受到的處置就要嚴厲得多。詩人娜塔莉婭·戈爾巴涅夫斯卡婭與其他幾百人一起被診斷患有「獃滯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監獄精神病院待了3年。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在年輕一代的激進分子中最為出名，他在蘇聯監獄、勞動營和精神病院里度過了12個春秋。此後，由於國際社會強烈要求給他治療，他才於1976年被用來交換智利共產黨人路易斯·戈瓦蘭。

此後不到幾年，民主德國間諜組織頭目馬爾庫斯·沃爾夫曾宣稱，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他就已經得出結論，認為民主德國「不行」。這樣認為的當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經濟學家塔馬斯·鮑爾和同時代的波蘭人萊舍克·巴爾采洛維茨就清楚地知道，共產主義已經像紙牌搭造的房子，非常脆弱。然而，只要資本家願意為共產主義提供資金，共產主義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當政的「經濟停滯時期」（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語）使許多人產生了幻覺，這還不僅僅限於蘇聯國內。1978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就當真認定民主德國的生活水平比英國高。這時，波將金大公一定是在遙遠的墓地里微笑。

除此以外，農民在私下也從事一些生產活動，一些公共資源（例如磚頭、銅線、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給」私營企業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見，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就像義大利的資本主義一樣，依賴於兩種並存的經濟。這兩種經濟之間的關係是共生性質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認又不能肯定的活動和需求導入私有領域，共產黨國家才能維持其在公共領域的壟斷地位，而第二經濟又要依賴於官方經濟的資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賴於公共領域的低效率。這保證了第二經濟能夠獲得市場，並且可以人為地提高價值和利潤。九-九-藏-書

當然，這隻是一個相當「知識分子氣」的結論，但是後來，知識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國家政權所帶來的影響。這相當正常，因為正是知識分子首先熱衷於推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正如捷克作家葉爾利·格魯沙在1984年所寫的：「是我們（作家）美化了現代國家。」也正如伊格納齊奧·西洛內所指出的，從本質上說，現代專制統治的實施需要知識分子的協作配合。因此，正是歐洲知識分子對進步這一宏大敘事的疏遠，才導致了隨後的雪崩性後果，這是非常正常的。這種疏遠在巴黎體現得非常明顯，這也是比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識界和政界，這一宏大敘事就已首次出現了。

因此，社會衝突導致產生了波蘭公民自治群體（更確切地說，確認了這一群體的存在）。在與波蘭相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環境更加令人沮喪，公民自治群體的產生源於一個法律上的機緣。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簽名。該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載於一家聯邦德國的報紙上，批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實施捷克斯洛伐克憲法、《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最終法案》以及聯合國的政治、民事、經濟及文化公約中有關人權的條款。上述法律布拉格業已簽署，並且還將「赫爾辛基120法令」正式納入《捷克法典》。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華盛頓特區的一位消費者必須工作12.5小時，才能買得起普通一籃子的基本食品（香腸、牛奶、雞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購買同樣一籃子食品，在倫敦需要工作21.4小時，而在莫斯科儘管有高額補貼，購買同樣一籃子食品卻需要工作42.3小時。如果不以盧布、克朗或福林計算，而以付出的時間和工夫計算，在共產主義社會生活不僅代價高昂，而且累人。

喬治·康拉德略帶說教地寫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應該想著將其他人從政治權力的高位趕下來，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當他如此說的時候，他其實是在承認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沒有哪個「有思想的人」在當時、當地能夠做成那樣的事情。以此來理解嚴峻的生活現實就構成了反對派運動堅持非暴力的背景：不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甚至在波蘭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對政府當局時採取消極態度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在民主德國，路德派教會在反對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在波蘭，對於米奇尼克等人來說，這種態度防止了危險而無謂的冒險，既實用又合乎道德。

重新修訂公民社會的憲法這一說法含義模糊，只是道出了一個不確定的目標，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後，受到了東歐反對派知識分子的廣泛支持。這一努力的意義在於，承認在1968年之後，嘗試改革「黨國一體」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蘇聯人就更不會這樣想了），布拉格的胡薩克或柏林的昂納克承認「談論權利」是合理的，會認真對待憲法。在理論上談論權利恰好說明了實際上沒有權利，恰好提醒了國內外的觀察家，這些社會實際上是多麼沒有自由。新的反對派並沒有與共產黨當局糾纏，而是故意越過了他們進行討論。

哈維爾所處的境遇不是沒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魯德維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們推薦過類似的「假裝」策略。他說：「裝裝公民的樣子吧……假裝我們已經成人，法律上已經能夠獨立，講話要像那個樣子。」不過，在60年代樂觀一些的氣氛中，瓦楚里克還可以希望當權者能夠做出一些調整和變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維爾提出類似的觀點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那時重要的不再是建議政府如何執政，而是通過實例建議國民如何生活。

整體來看，東歐各國的硬通貨債務1971年為61億美元，1980年就增長到了661億美元。到1988年，這一數字可能會達到956億美元，這還不包括羅馬尼亞。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將負擔轉嫁到長期受苦的國民身上，從而付清了外債。要不是匈牙利在70年代允許一定範圍的自由定價，前述數字可能會更高。但是這些數字傳達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產主義制度不僅依靠貸款，而且是在拖延時日。它遲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導致社會分裂的經濟調整的。

捷克斯洛伐克鐵礦資源極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卻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鋼鐵出口國。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國還在計劃不斷擴大落後的重工業產品的生產。如果有別的選擇，沒有人願意買捷克的鋼鐵、民主德國的機械，除非有很高的價格補貼。因此，這些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都是虧損的。實際上，蘇聯式的國家在減損物品的價值：他們進口的或從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這些原料生產出來的成品更值錢。

政權的反對者被迫轉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許多失業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鍋爐工，的確如此），幾乎不能再和壓迫者進行政治辯論了。相反，他們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表述，終止了早年的修正主義辯論，心甘情願地接受環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題。由於《赫爾辛基協定》的簽訂，「權利」成為其中可以經常談論的主題。

而且，勇氣本身並不能保證質量。地下作品表現出來的叛逆和對立情緒經常是危險的，所以也給它罩上了一層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時候被誇大的光環（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創的激進思想在蘇維埃陣營這一漸漸腐爛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會鮮花怒放，哈維爾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產主義「惡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絕不是唯一的例子。但是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作品過去未能出版，並不保證它就是質量好。世上不存在「審查女神」（喬治·斯坦納語）。並不會因為政府當局不喜歡你，就意味著你很有才。

要不是由於外界因素的推動，蘇聯知識分子中佔壓倒性的絕大多數絕不會照著東歐別國知識分子的樣子去做，無論後者是多麼小心謹慎。斯大林進行鎮壓所引起的恐懼就像陰沉的棺罩，在他死後，籠罩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長達30年。即使沒有人實際提到這種恐懼，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評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蘇聯劃定的合法的主題和語言的範圍。大家都認為蘇聯還是會存在下去的，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瑪里克這樣的作家有預見性，但是不典型。阿瑪里克的作品《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於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後以增訂版的形式再版。與其設立在周邊的幾個傀儡政權相反，到1983年的時候，蘇聯存在的時間已經超出了大多數蘇聯國民的記憶，並且看起來還相當穩固。

那時，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而受到鼓勵，這和赫魯曉夫1959年與尼克鬆展開的那場著名的「廚房辯論」不同。當時，赫魯曉夫向美國副總統保證，在可見的將來，共產主義就將超過資本主義。比拉克與匈牙利的卡達爾一樣，對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夠讓消費者高興，哪怕共產主義只是在簡單地模仿資本主義，他也就滿足了。1971年，民主德國的埃里希·昂納克接替無人哀悼的沃爾特·烏布利希，擔任共產黨領導人。同樣，他也希望能為民主德國公民帶來某些經濟成就，只要稍稍類似於聯邦德國20世紀50年代所取得的經濟奇迹就行。

哈維爾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詳細探討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識分子反對派的目標和策略。他說，目標應該是無論政府想把什麼強加于你的身上，你都應該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著，「假裝」你真的很自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解決方法幾乎沒有什麼用，哈維爾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他說：「在當今世界，這些方法可能不現實，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難運用，但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甚至在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蘇聯式的經濟也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經互會內部選擇匈牙利生產拖拉機和大客車，同樣，在20世紀80年指派民主德國生產電腦。但是民主德國生產的電腦不僅不可靠，而且也已過時，集中的經濟體制也使產能不足。到1989年，民主德國（人口1600萬）電腦產量只有奧地利（人口750萬）的1/5，而作為電腦生產國，奧地利的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優勢」嚴格來說只是相對的：民主德國在花費數百萬馬克生產沒有人要的商品，相對質優價廉的同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都可以買到。

到了此時，導致共產黨國家經濟大幅衰退的問題是它們身上所獨有的、意識形態導致的低效率。由於頑固堅持第一產業產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社會主義國家錯過了從粗放型生產轉向集約高效型生產的機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這種生產方式的轉變使西方各國的經濟得到了改造。與此相反，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依賴於相對過時的經濟活動模式，這使人想起了20世紀20年代的底特律、魯爾，或者19世紀末的曼徹斯特。

自從這種不相信歷史（以及歷史學）的新情緒產生以來，西歐的知識分子度過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們惴惴不安，心裏清楚偉大的歷史方案和主宰敘事的分崩離析預示著，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將來不會很妙。過去提出那些歷史方案和主宰敘事的主要是這些知識分子，在他們中的許多人看來，他們自己現在也遭到了漠視，這令他們頗為難堪。1986年9月，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私下對一名法國記者袒露心跡時就曾哀嘆，孜孜不倦地為大眾思考的知識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說：「對我來說，我認為要說現在還有什麼偉大事業的話，那就是保衛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