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際，權力的天平已經飛快地遠離了現政權。一開始，軍隊似乎是支持這位獨裁者的，他們佔領首都的街道，並向試圖奪取國家電視台的示威者開槍。但從12月22日起，在奪取了電視大樓的「全國解放陣線」的指揮下，軍隊掉轉槍口，與裝備精良的秘密警察對峙。與此同時，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抓獲、逮捕並草草審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國家罪」后，二人於1989年聖誕節被匆匆處決。

戈爾巴喬夫沒有實現他那個高效率而且沒有功能性障礙的改革型共產主義的目標。的確，他徹徹底底地失敗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蘇聯，批評者和改革者們沒有獨立的，甚至沒有半自主的機構可以代表自己來發起行動。因此，蘇聯這個體系只有從內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動進行解體。通過今天引入一項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項的方法，戈爾巴喬夫演進式地腐蝕掉了那個支撐自己崛起的體系。他用黨的總書記這一職位所擁有的巨大權力，從內部摘除了黨的專政。

也許有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對黨的力量經過了很長時間才走向公開。偽裝與計謀似乎壓倒了勇氣，特別是對於那些還記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來說，尤其如此。而且，在卡達爾治下的匈牙利，生活雖然單調了點兒，卻也還是可以忍受的。實際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經濟在試驗過多種改革方式與實行「新經濟機制」后，與波蘭相比也只是半斤八兩。可以肯定的是，「黑市」經濟（或稱「平行經濟」）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過上比鄰國更高水準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會統計學家們的研究已經表明，國家正經歷著收入、健康和住房條件方面的嚴重不公平現象，社會流動性和福利水平實際上也落後于西方。此外，超長的工作時間（很多人不得不做兩到三份工作）、過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礙等，再加上東歐最高的自殺率，都長時間折磨著匈牙利人。

這聽上去真是奇談怪論，但從事後的發展來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學生隊伍穿過內城，去紀念另一個黑色的日子，即納粹殺害學生揚·奧普萊塔爾50周年。但當遊行的學生開始呼喊反共口號時，警察出手了，他們驅散人群，並且暴打那些被分離開來的人。後來，警察甚至鼓勵關於有一名學生被害（就像奧普萊塔爾被害事件的重演）的傳言。這在事後被證明純屬謊言，但卻不難預料，這樣的謠言有在學生中激起憤怒的效果。此後48小時內，數以萬計的學生動員了起來，他們佔領了學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這時，警察卻只是站在一旁觀望。

11月28日，史蒂芬·海姆、克里絲塔·沃爾夫等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發出了一道呼籲「為了我們這片土地」，試圖拯救社會主義和民主德國，並抵制被海姆稱之為西方的「閃閃發光的垃圾」的東西。「新論壇」的領導者巴貝爾·保利甚至把柏林牆的開放說成是「不幸的」，因為這樣「改革」提前上演，各政黨和選民都還沒做好準備，就要面對匆匆而至的選舉。像眾多民主德國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一樣（更不用說他們在聯邦德國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們仍然一心設想一種改革式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主義中，沒有秘密警察，也沒有執政黨，但同時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圖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後來的事件表明，這種想法是極不現實的，它與昂納克回歸前斯大林時代那種一切服從上級的幻想一脈相承。於是「新論壇」批評它在政治上離題太遠，而「新論壇」的領導人們更是整天抱怨群眾的鼠目寸光。

從1986年起，戈爾巴喬夫改變了手法。在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結束了在高爾基市（下諾夫戈羅德）的軟禁生活，這預示著次年將有大量蘇聯政治犯被釋放。出版審查也鬆綁了。1987年，瓦西里·格羅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與命運》面世了。而僅僅在26年前，黨的意識形態主管蘇斯洛夫還曾預言說該書「兩三個世紀」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對國外電台的干擾。這位蘇共總書記還借用1987年1月在蘇共中央舉行電視採訪時講話的機會，使這一事件成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這樣當著黨內保守分子的面，對全體國民講話。

民主德國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因為匈方的舉動違反了一條各國共產黨政府間長久以來形成的共識，即不能讓自己的國家成為兄弟國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達佩斯當局只是簡單地堅持說，受《赫爾辛基最終協定書》約束，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人們相信了他們的話。在接下來的3周中，民主德國當局面臨著一場公關災難，因為數以萬計的同胞們通過新的出口棄國他去。

對內部人士而言，蘇聯核反應堆的問題是廣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兩份克格勃報告曾警告過設備（由南斯拉夫提供）「質量低劣」，切爾諾貝利的第三和第四兩台核反應堆也存在問題（1986年爆炸的正是後者）。正像上述情報一直被隱匿不報、也不採取任何措施一樣，蘇聯領導人對「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應仍然是裝聾作啞。畢竟，當時整個國家還有14座切爾諾貝利那樣的核電廠在運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認有不幸事件發生時，已經過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僅僅是兩句話的官方公告。

這位新教皇對基督教的看法，從波蘭天主教那種獨特的救世主風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現代波蘭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東線前沿，它不僅飽受戰火的洗禮，而且這塊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選中的一面旗幟和一柄利劍，向東可以對抗無神論，向西則可以同唯物質論鬥爭。這種觀念，再加上他的長期履職地克拉科夫與西方神學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絕的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傾向於採取教區觀念、有時候還採取令人不安的波蘭式基督教觀念。

後來的事件顯示，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國家機器令人驚異地沒有做任何變動，只是剔除了齊奧塞斯庫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黨。那些宣稱在抗議活動和12月的戰鬥中有數千人死亡的說法被證明太誇張了，真正的死亡人數接近100人。而且後來證實，儘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熱情的群眾，真正的戰鬥只是在伊利埃斯庫周圍的「現實主義者」和齊奧塞斯庫周圍的原衛兵之間進行的。前者的勝利保證了羅馬尼亞能夠順利地走出共產主義，而且確實順利得令人有點兒懷疑。

這個事實的背後，無疑顯示出蘇聯已經脆弱到了一定程度，就連一次新殖民主義戰爭的衝擊都已經承受不起，儘管這次戰爭失敗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就像80年代初日益加速的軍備競賽一樣，一場戰爭的失利也不足以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因為恐懼、慣性和統治國家那批老人的個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也許還會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這個因素不是因為有對衝力量，也不是因為有持不同政見運動。無論在蘇聯本身還是在其附庸國，這些因素都是沒有的。只有共產黨人才能做到這一點。而做到這一點的，也正是一位共產黨人。

因此，由秘密警察來加速這一政權的崩潰就再合適不過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廣受群眾愛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師拉茲洛·托克斯。在齊奧塞斯庫統治下飽受歧視和壓制的匈牙利族人，受到鄰國匈牙利局勢的鼓舞，更因在國內不斷受到屈辱而對齊奧塞斯庫恨之入骨。於是，當羅馬尼亞政府把托克斯當成迫害目標時，托克斯就成了他們的象徵和憤怒的焦點。12月15日，教眾圍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圍，日夜守護他，給他支持。

確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爾巴喬夫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歐洲政治家，歐洲問題具有優先性。他對結束軍備競賽和停止囤積核武器的強調，與其將蘇聯定位為角色鮮明的歐洲國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稱：「軍備應該削減到足以應付嚴格防禦目的即可的水平。華約和北約都應該修訂一下自己的戰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轉向防禦目的。『歐洲家庭』內的任何一間屋子都有權保護自己不受盜賊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毀壞鄰居的財產。」

戈爾巴喬夫很快就明白，要在與蘇聯經濟角力的過程中雙腳先落地，就必須接受蘇聯的經濟之謎無法孤立地解決的事實。但這隻是癥狀之一，真正的問題還廣泛得多。在指令性經濟中，通過政治和機構進行控制，正是蘇聯這個國家那些有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現在某地的可笑情況，滲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敗，也正是他們權力的源泉。要讓黨來改革經濟，它首先就必須改革自己。

結果讓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在米奇尼克的臨時《選舉日報》的支持下，團結工會獲得了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以及議會中所有允許公開競選的席位。同時，在「預留」給共產黨候選人的席位中，僅有兩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選票，有資格當選。在這種全面潰敗和史無前例的公開恥辱面前，波蘭的共產黨統治者可以選擇不承認投票，再次實行戒嚴，或者接受失敗，放棄權力。

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戰爭非但沒有解決蘇聯的民族問題，反而加劇了民族矛盾。如果蘇聯面臨著一系列無法解決的民族問題，那麼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發明出臣服的「諸民族」，並劃撥給它們地區或者加盟共和國的，正是列寧和他的繼任者們。莫斯科曾經鼓勵在各個民族的城區或「首都」建立一些機構和知識界團體，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從未聽說過何為民族、何為國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區和其他中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黨的第一書記們基本上是從該地區佔主導的民族中挑選的。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難理解這些人會去認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機關出現裂痕的時候。因各地管理者保護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離心力作用，使黨正在造成分裂。

這樣的歐洲之夢預示著未來是會有人要失望的，但當時基本沒什麼人看到這一點。在另一種模式的市場方面，美國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數人喜歡。而且美國儘管在全球都有影響，但畢竟遠在天邊，而另一個超級大國卻近在眼前。東歐的衛星國全都是那個設在莫斯科的帝國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變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歸因於各國本土社會和政治力量，無論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組織、波蘭的搖滾樂團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識分子，都不會超過上面所說的程度。而最後的分析，應該來談談莫斯科了。

經過兩天「圓桌」會議（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圓桌會議）的商談，「公民論壇」的領導人終於同意入閣。總理仍是一位黨員，即斯洛伐克人馬里安·卡爾法，但大多數部長都不是共產黨員了，這是自1948年以來的第一次：來自「七七憲章」派、5周前還是司爐工的伊利·丁斯特貝爾出任外長，來自「公共反暴力組織」的天主教律師揚·恰爾諾古爾斯基出任新聞部長，此前默默無聞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瓦茨拉夫·克勞斯入主財政部。新政府於12月10日對胡薩克總統宣誓就職，爾後胡薩克立即辭職了。

答案之一是「多米諾理論」。一旦某個地方的共產黨領導人開始倒台，其他地方共產黨領導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傷害。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相信，部分是因為它宣稱自己代表了某種需要，是歷史進程的必然產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種事實，是現代畫卷上一種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這一切讓人覺得不再真實，比如說在波蘭團結工會就明顯把歷史倒轉了過來。那麼，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麼還會繼續有人相信呢？別人的事例在某種平衡中佔有多重的分量，我們並不是沒有見過。

但卻不能據此就得出結論說（有時人們確有這種想法），東歐被奴役的人們渴望變成……美國的奴隸，更不能說是美國的鼓勵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這一解放。在1989年這場大戲中，美國的角色小得令人驚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實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國的「自由市場」這一社會模式本身，也只是偶爾出現在群眾和發言人的口中，成為羡慕和仿效的對象。對大多數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謂「解放」不意味著嚮往那種毫無約束的經濟競爭，更不意味著要失去免費的社會公益服務、有保障的就業形勢、低房價或任何其他共產主義的附帶福利。按照東方的想象，這些正是「歐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種富足而又同時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護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塊社會主義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這位羅馬尼亞獨裁者日益嚴重的誇大狂心理推動著這一農業「體系化」計劃的執行。在他的統治下，列寧時代那種控制、中央化以及對日常生活每一個細節都進行計劃的衝動已經不過癮了，已經發展成了要與斯大林的野心一較高下，甚至要超過他的迷戀。這種偏執狂的衝動，它的永恆的實際體現，乃是這個國家的首都。一個規模上超越尼祿帝國的龐大計劃連時間表都已經定好了，只是後來因為1989年12月政變，這個「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計劃才流產了。但已經進行的部分，已經足夠把齊奧塞斯庫的野心刻進這座城市當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該市中心，一塊面積相當於威尼斯那樣大的古城區已經完全夷為平地。為騰出空間修建「人民宮」和一條5公里長、150米寬的社會主義勝利大道，共有4萬多幢建築物以及幾十座教堂和紀念碑已經被拆除。

共產主義事業的指導性前提，是其對歷史規律及集團利益的信仰，用這種信仰來抑制個人的動機和行為。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恰恰是，其最終的命運也將由人的命運來決定。1982年11月10日，時年76歲、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終離開了這個已如幽靈一樣的國家。他的繼任者安德羅波夫也已經68歲了，健康狀況也不好。僅僅1年之後，還沒來得及實施自己的改革計劃，他就死去了，總書記職位由72歲的契爾年科接過。契爾年科身體更糟，在1984年2月舉行的安德羅波夫的葬禮上甚至連悼詞都無法念完。13個月之後，他也死了。

自然，人與人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1989年很活躍也很有影響的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許考慮的就是「波蘭」或「匈牙利」，而不是什麼歐洲。而且與別人相比，他們有些人對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興趣會小一些。群眾各自首要考慮的東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挑動群眾情感時，「回歸歐洲」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羅馬尼亞管用，因為在羅馬尼亞，人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打倒獨裁者並把食物擺到餐桌上。1989年時，某些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建立市場經濟（1989年9月馬佐維耶茨基組建第一屆政府時，就發表過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宣言，宣稱要「尋找自己的路德維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則傾向於將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眾基礎之上。后一類人以哈維爾為代表。

與匈牙利一樣，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統治也建立在一個被偷竊的歷史的沉默記憶之上，不是那麼十分踏實。但匈牙利的卡達爾及其領導下的黨卻部分成功地與斯大林的遺產保持了一定距離，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們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也沒有想去這麼做。1968年華沙條約國入侵以及隨後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薩克心中揮之不去的記憶。即使在現年75歲的胡薩克於1987年辭去黨總書記的職務（但繼續留任總統一職）后，接替他的也只不過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後者的確要年輕一些，但他扮演過的最重要角色，卻是70年代初的幾次大規模清洗。

正如最後一個例子揭示的那樣，戈爾巴喬夫讓共產主義在東歐垮台，是為了拯救俄國自己的共產主義，就像斯大林建立這些衛星國，不是為了這些國家本身，而是為了自己的西部邊境，是同一個道理。從戰術上說，戈爾巴喬夫嚴重失算了。還不到兩年，東歐的教訓就在他自己的國家降臨到了這位東歐地區的解放者身上。但是從戰略上說，他取得了巨大的、史無前例的成功。自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以來，還從來沒有一個地域帝國如此迅速地、體面地並且以這麼少的流血代價而放棄過自己的領地。戈爾巴喬夫不應該對1989年事件直接負責——這不是他規劃的，他只不過朦朦朧朧地領悟了它的長遠意義。但是，他卻是這一切發生和加速的原因。這是一場戈爾巴喬夫的革命。

此外，所有即將進行改革的人都面臨著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如果經濟改革從決策的非中央化開始，或者首先給當地企業以自主權，不再聽命于遠在天邊的中央，那麼生產者、經營者和商人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如何發揮功能呢？從短期來說，物資短缺情況和供應瓶頸只會加劇，而不是減緩，因為每個人都會退回到過去的區域自足型經濟，甚至就在當地從事以物易物的經濟。另一方面，「市場」並不是一聲令下就會有的。而且在一個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已經被批透批臭的社會，「市場」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政治風險（1987年以前，戈爾巴喬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場經濟，甚至在此之後也僅僅使用「社會主義市場」這一提法）。

廣播還沒有結束，人們就已經湧上大街，向邊境進發。幾小時內，就有數千人湧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過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變了。每個人都看到，柏林牆永遠地打破了，一去不復返了。4周后，橫跨東聯邦德國邊境的勃蘭登堡門打開了。1989年聖誕節假期間，240萬民主德國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6）訪問了聯邦德國。這肯定不是民主德國領導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後解釋道，當局絲毫想不到打開柏林牆會導致民主德國的垮台。相反，他們把此舉視作「穩定」的開始。

但除此之外，這兩部電影也沒有更多的東西了，它們沒有預測到共產黨政權的垮台。米奇尼克、庫倫等人堅持認為，在實行戒嚴之前、之後，儘管共產主義日漸從內部、並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蝕，但卻也不會被推翻。公開的對抗只能導致災難的後果。這一點，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過。的確，戒嚴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銷）以及隨後宣布的「戰爭狀態」，等於承認了當局方面的某種失敗——還沒有任何其他共產黨國家被逼到這步田地，連米奇尼克本人也將其稱為「極權國家的一場災難」（他同時也承認這是「獨立社會的一次嚴重倒退」）。但共產主義就是關於權力，權力不在華沙，而在莫斯科。在共產主義解體這出大戲中，波蘭事件儘管可稱為令人激動的序曲，卻遠不是主戲。真正的演出並不在這裏。

在波蘭的鎮壓行動，進一步加劇了東西方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係日漸冷卻的過程。這在後來被稱為「第二次冷戰」，但其作用卻不應被誇大。儘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責對方搞陰謀，甚至計劃發動核戰爭，但蘇美雙方都不曾有此企圖。在達成《赫爾辛基協議》后，似乎華盛頓和莫斯科都認識到冷戰的終結對雙方都有好處。當時的情形對兩個超級大國來說都很適合，而美國現在的角色，與1815年擊敗拿破崙后數十年中沙皇俄國所扮演的角色一樣，即有這樣一個大陸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證不會有什麼不知天高地厚的國家敢來場革命，從而打破現狀。

但在由德累斯頓的黨的首領漢斯·莫德羅領導的最新的（也是最後一個）民主德國政府開始起草「黨的行動計劃」之前，並非它所有的行動和意圖都與事態無關。畢竟，民主德國有一個其他東歐國家所不具備的選擇：沒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沒有「西波蘭」，所以它們就無法起到榜樣作用。革命目標正在發生變化：1989年10月，萊比錫的示威者們呼喊九*九*藏*書的口號是「我們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1990年1月，人群呼喊的口號發生了一點兒微妙的變化，成了「我們是一個民族」（We are one people）。

這決不只是玩弄辭藻。老一輩共產黨幹部們雖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確實做到了）把「資本主義」抽取出來破壞掉，但他們卻拿不出任何東西來代替「歐洲」，因為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規範。有的時候，這一思想反映在「市場經濟」這一概念中，有的時候則反映在「公民社會」中。但無論用什麼詞，「歐洲」都代表著常態及現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簡簡單單。共產主義已經不再代表未來——這是它堅持不懈打了60年的王牌——而是代表過去了。

大量非正式組織也湧現了出來，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數學研究所創立的「改革俱樂部」。該俱樂部又成立了一個名為「紀念」的組織，其成員致力於「讓人們記住斯大林時代的死難者」。一開始，他們都驚奇于自己居然沒給處死，畢竟蘇聯還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隨後，他們的人數迅速增加，組織迅速擴大。到1988年時，對戈爾巴喬夫的支持開始主要來自黨外，來自這個國家新近出現的公眾輿論。

但是這一次，捷克警察採取了堅決的克制態度。雅克什政府已經決定稍微變一變，至少從表面上來看認可了莫斯科的轉變態度，但在其統治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這種算計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接下來發生的一次重大群眾示威時，即10月28日紀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國的集會上（自1948年後，官方歷來不紀念這一日子），當局為什麼採取不予干涉的態度。但是，公眾對共產黨政府仍然沒有施加太大的壓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辦理出境簽證之舉，也只不過是對其他國家局勢變化的戰略性仿效而已，並不是被迫做出的讓步。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並無一兵一卒。但是，上帝並不總是在兵多將廣的一邊：教皇雖手上無兵，卻佔有人和以及天時。1978年的波蘭已經處於社會動蕩的邊緣。自1970年和1976年兩次因物價暴漲引發的工人暴動以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就一直在竭力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過大借外債來對食品和消費品進行補貼。到了這個時候，這一策略已顯露出失敗的跡象。

沉淪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當選並接替胡薩克出任總統成為可能。這樣，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象徵，以延續1968年被中斷的夢想；另一方面，可以撫慰共產黨人受傷的情感，同時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組織內部的強硬派。但是，他一開口對公民講話，就立刻讓人覺得他是那麼尷尬，那麼與時代不合拍。他的用詞、他的風格，甚至他的手勢，都屬於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產黨改革派。從自己的痛苦經歷中，他似乎什麼也沒有學到，滿口講的是要重建一種更加善良、更加溫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布拉格、布爾諾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說，他一開始是一件老古董，後來乾脆變成了一件讓人看著心煩的不相干的東西。

在一切顯而易見的問題上，或者說是出於大多數參与國的意願，「新」的冷戰開啟了一種恐怖前景。在西歐，它引起了一場反對核武器的和平運動，新一代「綠黨」活動家的加盟壯大了和平運動的力量。在英國，熱情洋溢的、行動果斷的女權主義者們，環境保護主義者們、無政府主義者們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動用了各種關係，發起了一場持久的對格林漢康曼巡航導彈基地的包圍和抗議，此舉頗令長期駐紮在那裡的美國軍隊感到迷惑。

到了這個地步，剛剛浮出水面的「公民論壇」領導人們已經清楚，自己已經在身不由己地發動一場革命。為了指明方向，同時也為了找點兒什麼話來對外面聚集的群眾說一說，一個由歷史學家彼得·皮特哈爾特領導的小組起草了《民眾論壇行動原則》。它簡述了論壇的總目標，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們的情緒指南和首先該做什麼事的行動指南。「我們需要什麼？」原則問道。一、一個法治國家；二、自由選舉；三、社會公平；四、潔凈的環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榮；七、回歸歐洲。

1989年以後，回頭審視當時的情形，團結工會的崛起就彷彿反對共產主義的最後鬥爭中射出的一陣排槍。但1980-1981年的波蘭「革命」還可以有一種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來，工人對波蘭統一工人黨壓制工人運動和經濟管理無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議浪潮的最後一組日益高亢的強音。玩世不恭、管理無方、論資排輩、草菅人命、物價高漲、抗議罷工，以及隨之引發的鎮壓、地方工會的自發湧現、知識界持不同政見者的積极參与、天主教會的同情與支持，這一切，像極了民權社會重生過程中那一幕幕場景，也像極了安德爾澤伊·瓦依達的兩部電影《石人》（1977）和《鐵人》（1981）。這兩部作品以電影的筆法，動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產主義的波蘭那種被出賣的錯覺和重生的希望。

1989年的前幾個月中，共產黨的立法機關通過了一系列文件，承認自由集會的權利，正式批准向多黨制「過渡」，並於4月份正式拋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時刻還在後面。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們心照不宣地承認，如果不對歷史進行清算，就沒有繼續控制這個國家的希望。於是，他們宣布有意發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納吉的遺體，重新安葬。同時，伊姆雷·波茨蓋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說服了同事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1956年事件，並給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頭統治的民眾起義」。

當局的狼狽相使批評者的膽子大了起來。匈牙利開放邊界后的第二天，一群民主德國持不同政見者在東柏林成立了「新論壇」。幾天後，另一個公民運動「今日民主」也成立了。兩個組織都敦促民主德國實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萬餘人在萊比錫舉行示威，表達對昂納克拒絕改革的不滿，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義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集會。77歲的昂納克不為所動。9月份，他宣稱「試圖移民的民主德國人民是受到了誘惑、許諾和威脅的訛詐，想要放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基本價值觀」。對於那些再也不能無視面臨的大規模挑戰的年輕同行們，領導層顯得是那麼的無助：就像被凍住了一樣。10月7日，為紀念民主德國建國40周年，戈爾巴喬夫來訪並發表了講話。他向面無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總是懲罰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這句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納克表示對目前的現狀感到滿意。

三位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老共產黨人接二連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徵意義的：那些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起源有著第一手記憶的、身體和事業都遭受過斯大林打擊的老一輩黨的領導人正在逐漸逝去。他們繼承了一個集權專制的官僚主義老人政治體制，並監督著這個體制。這個體制的首要目的，就是關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年齡幼小的那個時代，不死於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從此以後，領導國家的將是年輕的一代。他們也並不是一定會遠離專制主義，但卻別無選擇地必須去解決腐敗、停滯以及從頭到腳滲透到蘇聯體系中的效率低下的問題。

但蘇聯領導人面臨的真正的軍事兩難困境既不在歐洲，也不在華盛頓，而是在喀布爾。這場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戰爭，在時間上正好與卡特總統在任後期體現出的對蘇聯戰備野心的暗合，卻並沒有為共產主義開闢出一條與自由世界作鬥爭的新戰線。其實，將它的起因說成是國內憂慮情緒的體現才更為合理。1979年蘇聯人口普查顯示，蘇聯中亞地區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快速增長。在哈薩克以及土庫曼、烏茲別克和塔吉克這幾個毗鄰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國，1970年以來人口增長了25%以上。在此後的10年中，塔吉克的人口增長了幾乎一倍，而同期烏克蘭只增長了4%。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俄羅斯這個歐洲國家，在人口問題上正在受到來自內部少數民族的威脅。正如健康狀況不佳的勃列日涅夫於1981年2月蘇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認的那樣，國家仍有「民族問題」需要處理。

同時，沃依蒂拉在神學原則上有毫不妥協的堅定性，以及因為有在共產黨國家做神父和高級教士的經驗，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絕對忠誠，這些都讓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頗感安慰。他這個人儘管素來背負「有思想的教皇」的聲名，儘管對於知識與學術方面的交流和爭論持開放態度，但對於教會的敵人是絕不會妥協的。與信仰教義部權威的負責人、紅衣主教約瑟夫·拉青格一樣，他早年對改革一度熱情高漲，但在看到約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極端後果后，驚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斂。在成為教皇之時，早已身為主管領導的他在教義上也更趨於穩重了。

與50年代的喬治烏-德治的獨裁相比，齊奧塞斯庫的統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跡象。但是，罕見的幾次公開抗議的蛛絲馬跡，都被強烈而有效地鎮壓下去了，如1977年8月的丘河礦山罷工，以及10年後的布拉索夫紅星拖拉機廠罷工。此外，齊奧塞斯庫之所以能夠維持，不僅是靠恐嚇人民，更是因為國際上沒有人批評他在國內的所作所為。將丘河礦山罷工的領頭人物投入監獄（並將主要領導人殺害）8個月後，這位羅馬尼亞獨裁者作為卡特總統的客人訪問了美國。通過與莫斯科保持距離這種手段（我們已經看過他如何迴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齊奧塞斯庫給自己爭取到了極大的騰挪空間和國際聲望，尤其是在「新」冷戰初期的80年代。由於這位羅馬尼亞領導人樂於批評蘇聯人（並派體操運動員參加了洛杉磯奧運會），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他在國內的所作所為保持緘默。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協，即試著從上至下創建幾家有特權的企業，解除它們的官僚主義束縛，併為它們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應及熟練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說，這是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業樹立一種成功的、可以贏利的榜樣。這樣做的目標，是實行可以控制的現代化，逐漸過渡到按供需關係定價和生產。但因為運作前提有問題，即當局通過行政命令創建高效企業，這種方法已經先天註定是無法成功的。

同時，日夫科夫在國外的共產黨寡頭夥伴們也與他拉開了距離。1989年，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孤立狀況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而且，鄰國南斯拉夫事態的發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正在失控的情況，也讓他們感到稍有些不安。1989年夏，約30萬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使得這一問題嚴重到了不能不解決的程度。這是保加利亞政權在公共關係方面的一場災難，同時還是一場經濟災難，因為國家開始感到勞動力不足。當10月26日警察對聚集在索菲亞公園的一群環保人士做出過激舉動——由於來自《生態公報》的活動分子傳閱請願書而被逮捕和毆打——的時候，以外長佩特爾·姆拉德諾夫為首的改革派決定行動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他們將倒霉的日夫科夫趕下了台。

自1956年起，卡達爾就一直統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鎮壓中起過主要作用。儘管他的國際形象很不錯，但是對匈牙利人來說，他只不過是「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這一官方謊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運動只不過是一場「反革命」。而且，他還是30年前那場圍繞伊姆雷·納吉進行的無聲陰謀的活化身，最終導致了納吉被綁架，並被秘密審判、處決和埋葬。因此，卡達爾的靠邊站，似乎暗示著匈牙利公眾生活中出現了某種根本的變化。後來，當卡達爾的繼任者不僅允許一群持不同政見的青年共產黨員和其他人組成青年民主黨，而且於1988年11月正式允許獨立政黨出現時，這種印象便得到了印證。

近年來，東歐人那種失去歐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義，因為西歐出了一些新事物：這就是體現某種制度性身份的「歐洲共同市場」和「歐洲聯盟」。這種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識的「歐洲」價值觀念之上的，也是東歐人極力認同的：個人權利、公民義務、表達和遷徙的自由等等。談論起「歐洲」時，已經少了以往的空洞論調，因而成了年輕人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經不再是對古老的布拉格和布達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經代表著一種具體的和可以達成的政治目標。共產主義的反義詞已不再是「資本主義」，而是已經變成了「歐洲」。

這些合作者們自己當然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從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間，匈牙利共產黨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員格羅斯和納密斯共分別4次造訪莫斯科，與戈爾巴喬夫會談。他們的同事雷茲索·尼爾斯也曾於1989年7月7日，即卡達爾死後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與戈爾巴喬夫會談過。從這個日期來看，前兩個人的使命明顯是失敗的。戈爾巴喬夫沒有採取過任何主動行為加速或鼓勵1989年的變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觀望。1849年時，俄國的干預曾決定過當年匈牙利和其他國家革命的命運；而1989年時俄國的退席則幫助這些國家取得成功。

對1985-1989年蘇聯國內形勢劇變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還有戈爾巴喬夫及其新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主導的重大外交政策變革。從一開始起，戈爾巴喬夫就決心給蘇聯減負，尤其是繁重的軍備累贅。上台還不滿1個月，他就停止了導彈部署，並提出舉行無條件的核武器談判。他的第一個建議，就是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各自將核武庫減少一半。1986年5月，在與里根于日內瓦進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會」（這是史無前例的5次會談中的第一次）之後，戈爾巴喬夫同意只要有助於談判，可以將美國的「前沿武器系統」從戰略武器談判中排出。

事後回顧這一事件，可以說圓桌會議以談判的方式終結了波蘭的共產主義。至少對於部分談判者來說，這一點已經足夠清楚。但誰也料不到的是，結局竟來得這麼快。計劃於6月4日舉行的選舉雖說會允許前所未有的真正選擇，但其本意還是為了確立共產黨的多數派地位：國家參議會的選舉是真正而開放的，但在議會選舉中，半數席位已經預留給了共產黨官員候選人。而且，政府把選舉日期定得這麼早，也是希望能夠因對手缺乏組織與經驗而占點兒便宜。

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產黨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學法學院時與姆萊納爾成為好友就不僅僅是巧合了，後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過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產黨人一樣，戈爾巴喬夫首先是一位共產黨人，然後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國共產黨報紙《人道報》採訪時解釋的那樣，列寧式共產主義對他來說一直是一種純粹的、沒有被污染過的理想。那斯大林主義呢？「只不過是由共產主義的對手拼湊起來、用以大規模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從整體上進行污損的概念而已。」

然而，選擇是非常清楚的，因為戈爾巴喬夫在電話中私下跟雅魯澤爾斯基說得很明白，選舉必須有效。雅魯澤爾斯基的第一個想法是邀請團結工會與自己組成聯合政府，好有個體面的妥協，但卻遭到回絕。相反，經過數周進一步談判和共產黨屢次提名自己的總理候選人而失敗后，共產黨領導層不得不向時勢低頭。1989年9月12日，塔杜施·馬佐維耶茨基被批准為波蘭戰後第一位非共產黨籍總理（儘管共產黨仍然保留了對幾個關鍵部長職位的控制）。

民主德國領導人們猶猶豫豫打開邊界的決定，只不過是希望打開一個安全閥門，也許還會獲得一點兒民眾好感。而最重要的，是為了爭取時間提出「改革」計劃。畢竟，打開柏林牆的原因與一代人之前修建並關閉柏林牆的原因大致是一樣的：都是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年，這一孤注一擲的策略成功了。而1989年，也多少起了點兒作用。因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會面臨牢獄之災，永遠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聯邦德國的人少得令人稱奇。但為了讓人們相信這一點的代價，並不是民主德國政權垮台的全部原因。

在把全面控制維持到最後一刻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確實是做得相當成功的。無論是天主教會（即使不說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遠都只是一個小角色）還是知識界反對派，都沒有在社會上贏得過什麼支持。由於幾次殘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該國從劇作家到歷史學家，再到60年代的共產黨改革派，不僅已經從工作職務上被撤除了，而且從公眾視線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國內最敢於說話的那些對共產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自瓦茨拉夫·哈維爾開始，全都是境內開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們可以看到，就連「七七憲章」這個哈維爾自己創辦的公民組織，從1 500萬人口中也僅僅收集到不足2 000個簽名。

要是佔領阿富汗后，能夠在喀布爾成功地建立一個穩定、友好的政府，對蘇聯領導人來說也算得上是一次雙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確立莫斯科在中東日見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夢想獨立的新一代蘇聯穆斯林們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當然，蘇聯在阿富汗遭到了失敗。勃列日涅夫、葛羅米柯和他們的將軍們不僅忽視了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重複了很多美國犯下的錯誤，甚至還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國自己在同一地區犯下的錯誤。蘇聯在一片並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權的企圖是災難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結果，激起了由外國人武裝起來的游擊隊和宗教激進分子永不妥協的強烈反抗。帝國自身的民族問題非但沒有「處理」好，反而有火上澆油之嫌：喀布爾由蘇聯扶持的馬克思主義當局對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國內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1989年5月和6月間的選舉，多少算得上是蘇聯自1918年以來的第一次自由選舉。這不是一次多黨派選舉（多黨派選舉要到1993年才出現，那時蘇聯早已不再存在），結果是預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給了黨內候選人，而且不允許黨內競爭，但是經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包括了很多獨立的和批評的聲音。選舉進程對大約1億觀眾轉播，薩哈羅夫等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眾信任的黨的特權）也沒有被置之不理，雖然這一點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不樂意。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正在流失。在戈爾巴喬夫的鼓勵下，人民代表大會將於次年2月正式進行投票，從蘇聯憲法中刪除關鍵性的第六條，即賦予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

對戈爾巴喬夫的批評者來說，這一套他們早就見識過了。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自1921年以來，蘇聯的每次改革都有著相同的開始，也都因為同樣的原因最終熄火。嚴肅的經濟改革意味著放鬆或放棄管控。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現在卻不僅從一開始起就加劇了問題，而且還正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失控了。但是共產主義就是依賴於管控的。的確，共產主義就是管控，對經濟的管控，對知識的管控，對運動、意見以及對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辯證法，而辯證法正如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布痕瓦爾德對年輕的豪爾赫·塞布倫所說的那樣，「就是永遠雙腳先落地的藝術和技巧」。

把哈維爾擺上這一神壇的，不僅僅是因為他多次遭受牢獄之災卻矢志不改地反抗共產主義的履歷，更有他顯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們對哈維爾的推崇，其中有他專註於戲劇藝術的原因，而且這是一種重要的原因。一位義大利評論htｔｐｓ://ｒead.９９ｃｓｗ•coｍ家對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評論說，他那獨樹一幟的聲音，使得他能夠把一個被噤聲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達出來：「一個民族如果從來沒有開過口，那麼他們說出的第一句話便是詩。」（費迪南·卡蒙的詩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維爾才能架起一座橋樑，引導人們走過橫亘在誘人的平等謊言和自由市場令人不安的事實之間的千溝萬壑。（人們懷疑過還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誘惑。但哈維爾與財長克勞斯是不同的，後者才會受這種誘惑。）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正如前文所述，這是唯一的一個完全由內部發動的、向真正的多黨制過渡的共產黨政權。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和晚些時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國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為參照的，但匈牙利的演變卻在另一個共產黨政權的解體中起著關鍵性作用。這個國家就是民主德國。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沒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爾年科去世時，沒有人預測到這一點，也沒有人能夠預測到這一點。用他的一位親密顧問的話來說，戈氏是「這一體系中的一個創造性的錯誤」。回顧那段歷史，人們禁不住會想，他崛起的時機真是巧不可言——正當蘇聯整個體系開始動搖之際，出現了一位洞察到這一點的領導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種走出帝國的戰略。難道真的是「時間一到，主角也到」？也許吧。而且，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絕不像其前任們那樣僅僅是一個黨務幹部。

11月25日，在黨的領導人總辭職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萊特納體育場外聚集了50萬人。他們不是為了提出什麼特別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經過20年高壓下的沉默后，想讓人知道他們的存在——讓自己知道，也讓別人知道。當晚，捷克斯洛伐克電視台對哈維爾做了史無前例的採訪。第二天，他在溫切斯拉斯廣場對25萬名群眾發表了演講。這個廣場，也正是共產黨總理拉迪斯拉夫·艾達梅克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當年的講壇。

民主德國共產黨人無視莫斯科、華沙和布達佩斯正在發生的史無前例的局勢變化，仍然在按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熟悉的方式，在選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國市鎮選舉的官方結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選人，操縱的結果太過明顯，因而激起了全國牧師、環保組織甚至執政黨內批評人士的抗議。對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聞。但現在，民主德國人民有了一種選擇。他們不必再接受現狀，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險。1989年5月2日，在給匈牙利自己對運動和表達思想實行鬆綁的過程中，布達佩斯當局拆除了該國西部的電網，雖然邊界本身仍然處於正常的關閉狀態。

1981年2月，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取代失勢的蓋萊克，由國防部長升任總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亞，出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書記。他得到了軍方的堅定支持，蘇聯領導人也鼓勵他對逐漸出軌的波蘭採取強有力措施。於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終止雙方都知道無法永久維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蘇核裁軍談判正在日內瓦舉行的當口，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在波蘭實行戒嚴。此舉明顯有預阻蘇聯干涉的意圖。團結工會領導人和智囊們悉數被捕入獄（雖然團結工會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締，並從此轉入「地下」）。

半隱蔽的工人權利運動能否延續下去，形勢變得模糊了起來。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訪卻給他們壯了膽，使他們覺得當局因為害怕國際上的反對，所以不太願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們現在的活躍分子網路規模還很小，也極為危險。但是，導致民眾對他們大規模支持的原因，卻是共產黨於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價，試圖以此來解決經濟困難。這已經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作為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繼承下來的困難是盡人皆知的。在70年代時，他曾周遊西歐，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起，這位新的蘇聯領導人就有意將主要精力用於對死氣沉沉的蘇聯經濟、繁冗的高層機構盤根錯節的低效率和腐敗進行大修。外債在穩步上升。由於國際油價下跌，到1986年時，蘇聯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經從70年代最高的307億美元回落。到1989年時，外債達到了540億美元。整個70年代，經濟基本沒有什麼增長，現在更是處於萎縮狀態。過去，蘇聯的經濟產出還只是質量上的落後，而現在，則連數量上也不夠了。專斷的計劃經濟目標、各種地方反覆出現的物資短缺、供給瓶頸，以及物價和市場指標的缺失，使人們喪失了所有的主動性。

柏林牆倒塌后，還要辦理最後一個手續，一個現在已經為人們所熟悉的手續。12月1日，民主德國議會以420票對0票（5票棄權）決定從民主德國憲法中刪除那條宣稱國家「由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的條款。4天後，政治局再次辭職，格雷戈爾·居希當選為新的領導人，黨的名稱也正式變更為民主社會黨。老一代的共產黨領導人，包括昂納克和克倫茨，都被逐出黨外。與「新論壇」（這是一般人公認的、最明顯的反對派組織）代表之間的圓桌（又是圓桌）會談也開始了，並制定了自由選舉的時間表。

在新近發現的材料中有一種官方容忍流行音樂的聲音，其中的那種無法模仿的論調恰恰是戈爾巴喬夫早期目標精髓的最好例證。1986年10月的《真理報》這樣表述道：「搖滾樂也有其存在的權利，但它必須有優美的曲調、有意義，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爾巴喬夫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東西：曲調優美、有意義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產主義。必要的改革可以進行，適當的自由也可以允許，但並不是可以毫無節制地頒發許可證。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對於獨立出版商和印刷業，政府一直在進行堅決的打壓。

到了這個時候，共產黨想再忽視國外的情況已經不可能了。不僅他們在民主德國領導層的同事們已於12月3日被驅逐，戈爾巴喬夫已經在馬爾他與布希總統共進晚餐，就連華沙條約各國也準備公開譴責196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由於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喪失了領導資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產黨胡薩克集團的其他成員，包括總理艾達梅克在內，也辭職了。

當局被迫採取溫和態度。9月1日，警方釋放了所有在押人員。兩周后，波蘭國務委員會正式讓步，同意了罷工者們的主要要求，即組織和註冊自由的工人聯合會。在8周時間內，遍布波蘭境內的所有非正式的罷工網路和特別的聯合會組織都組織成了一個單一的組織。對於這一組織的存在，當局再也不能視而不見了。1980年11月10日，團結工會成為共產黨國家第一個得到官方註冊的獨立工會，估計擁有1 000萬會員。在次年9月舉行的全國團結工會成立代表大會上，瓦文薩當選為主席。

人口沒有增長，但因墮胎造成的死亡率卻遠遠超過了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非法墮胎作為唯一的節育手段得到廣泛採用，但條件之危險令人震驚。在1966年法律實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萬名婦女死亡。嬰兒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於1985年以後的新生兒都必須等到存活4周以後才上報官方登記：共產黨對知情權的控制在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到齊奧塞斯庫被推翻時，新生兒死亡率達到25‰，另有10萬名以上的兒童被教養院收養。

歐洲共產主義為什麼會在1989年轟然倒下？我們不能沉浸在事後的聰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誘惑力有多大。儘管歐洲共產主義由於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註定要失敗的，但卻沒幾個人能夠預測到它崩潰的時間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歐洲共產主義泡沫破滅的容易程度揭示出，這些政權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這一點，使人們在看待其早期歷史時會有新的感悟。但無論是不是錯覺，歐洲共產主義都已經延續了很長時間。但是，為什麼就不能再延續幾年呢？

如果從外部觀察的話，民主德國似乎是共產黨政權中最不容易擊破的一個，因為所有的人都認為，沒有任何蘇聯領導人會讓它倒下。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儘管民主德國的物質環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氣和過時，但是它的安全警察無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牆也是一種道德和美學上的恥辱，但人們普遍相信民主德國經濟要比其社會主義鄰國們好得多。當1989年10月民主德國建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第一書記埃里希·昂納克自豪地宣稱民主德國是世界上經濟狀況最好的10個國家之一時，有人聽到貴賓戈爾巴喬夫發出了一聲重重的鼻音。別的不說，民主德國政權在生產和出口的虛假數據上，效率還是很高的：很多觀察家都相信昂納克的話。

於是，當1989年11月人們自己終於抓住一次可以主動做點兒什麼的契機時，隨之發生的天鵝絨革命似乎就讓人覺得結果太過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這就是那種警察搞陰謀和人為地製造危機的論調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連起碼的信心都沒有，以至於倒共運動必定得來自共產黨人自己似的。這種懷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錯地方了。到目前為止浮現的所有證據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過是行為過頭而已，並沒有什麼「陰謀」要逼迫執政集團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這同樣算不上什麼新鮮觀點。列寧及其繼任者統治期間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這種似曾相識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現。但時代已經變了。此時的蘇聯，無論如何進行壓制，也無論如何落後，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嗜殺成性的極權暴政國家。得益於赫魯曉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數蘇聯家庭現在都擁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儘管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觀難看，效用也很差，但畢竟給普通人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這是他們的前輩們享受不到的，他們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視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親人和鄰居出賣給當局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恐怖時代已經結束。而且至少對於戈爾巴喬夫這代人來說，回到過去那種大規模逮捕和黨內清洗的時代也已經不可想象了。

本著同樣的精神，基於同樣的原因，這位蘇聯領導人從一開始就知道從阿富汗抽身的緊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將阿富汗稱為蘇聯「流血的傷口」。5個月之後，他宣布撤出6 000名蘇軍士兵，並於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內瓦在兩個超級大國保證下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簽訂的協議，蘇軍從1988年5月開始撤離阿富汗，最後一名紅軍士兵於1989年2月15日撤出。

最終，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發的大規模矛盾掃蕩得乾乾淨淨。事後，他不無遺憾地說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將整個改革進程置於我初衷的框架內讓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與框架並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維持作用的支撐物，比如新聞審查、控制和鎮壓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麼，蘇聯體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東西，比如計劃經濟、公眾輿論以及黨的壟斷權，就將轟然倒下。

對暴力的厭惡是1989年的眾多參与者的一個共同點。即使按最近的幾次暴亂來衡量，他們也是成分五花八門的一群人。也許各地成分相互之間稍有不同，但這些「人民」的典型構成，包括共產黨人中的改革派、社會民主黨人、自由知識分子、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天主教活躍分子、工會人員、和平主義者、頑固守舊的托派分子等等。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是他們力量的一部分：實際上這恰恰形成了一種由市民和政治組織構成的非正式組合，因而是對一黨制國家尤其憎恨的。

以萊舍克·巴爾采洛維茨為首的華沙計劃與統計學院的一群年輕的經濟學家們，早已著手在為擺脫中央計劃之後的自主私營經濟（即市場經濟）制訂計劃。在一些「非官方」波蘭人中間、在海外，人們廣泛地討論著這些計劃和其他一些建議。但政治「現實主義」和1980-1981年間的「自我克制」的目標仍然在起作用，因為對抗和暴力正是黨內強硬派的拿手好戲，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對話是一回事，但是「冒險」則又是另一回事了。

於是，他還沒有從權力的位置上下來，就早已決定性地從榮譽的位置上下來了。但這隻是在國內。在其他地方，「戈爾巴喬夫熱」卻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頻繁地出訪，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歐政治家們的熱情迎接，受到熱情人群的歡呼。1988年末，戈氏熱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宣布冷戰「結束了」。從東歐看，下此斷言似乎讓人覺得還有些為時過早。但就算在東歐，戈爾巴喬夫同樣也受到了狂熱的追捧。

波蘭共產黨非常清楚，天主教這種從妥協到反抗的轉變，會對波蘭本國的穩定產生影響，從而挑戰黨對權力的壟斷。這一方面是因為占波蘭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誠；而更大的原因，則在於教皇這個人本身。但他們卻束手無策，若禁止教皇造訪波蘭並發表講話，只能適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讓其數百萬信徒更加遠離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經實行戒嚴以後，教皇重返波蘭，並在華沙的聖約翰大教堂中對自己的「同胞們」就他們的「失望與恥辱、他們的苦難與被剝奪的自由」發表講話的時候，黨的領導人們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聽。在一次電視直播的講話中，他對如坐針氈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說：「波蘭必須在歐洲國家之間、必須在東西方之間擁有屬於自己的位置。」

但同樣重要的是哈維爾的作用。其他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出現過有如此威望的公眾人物。儘管大多數可行的意見甚至「公民論壇」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時就已經出台了，但能夠掌握並引導公眾情緒、推動同事前進而同時又能夠把群眾的期望保持在可控範圍內的人，正是哈維爾。他本人以及他向公眾發出的呼籲的影響力，是再怎麼大書特書都不過分的，他後來甚至漸漸被人們等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獨立的奠基人托馬斯·馬薩里克。哈維爾也像後者一樣，有著不可思議的個人魅力，現在已被廣泛看作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學生海報，用近乎宗教的語言把這位即將上任的總統描繪為「他把自己給了我們」。也許這種解釋有牽強附會之嫌，卻是非常合適的。

1989年7月6日，戈爾巴喬夫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對與會人員說，蘇聯不會阻擋東歐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一次東方集團領導人會議上，這位蘇聯領導人保證，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權按照自己的軌跡發展而不受外來干涉。5個月之後，在離馬爾他海岸不遠處的馬克西姆·高爾基號戰艦特等艙中，他向布希總統保證說，不會使用武力來幫助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維持政權。這種立場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樣，戈爾巴喬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國元首如此這般公開表示不會、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圍殖民國家，而且還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讚揚，那麼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時失去的，還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崩潰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倡導的那樣，在這樣的體制下進行「改革」的出發點，是在定價和決策上的非中央化。但這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外，蘇聯幾乎沒有任何人有獨立從事農業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第一手經驗，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製造商品，該如何定價，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找買主。即使在1986年頒了《個體勞動活動法》允許進行有限的（即小規模的）私營企業后，也幾乎沒有人願意開辦企業，這實在令人吃驚。3年後，整個蘇聯2.9億人口中，也才只有區區30萬商人。

但好戰的論調終究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當里根要求「讓波蘭自主自決」的時候，當他於1983年3月宣稱莫斯科為「邪惡帝國」的時候，他面對的只是國內聽眾。畢竟，啟動核裁軍談判的是這位總統，提出只要蘇聯拆除自己的導彈美國也將撤回中程導彈的也是這位總統。但此時的美國，確實在啟動一項新的重大軍備計劃。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國將儲備中子彈。MX導彈由於違反《限制戰略武器條約》於1982年11月被宣布放棄，但5個月後就被戰略防務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所取代。蘇聯對此表示抗議，抗議的理由很可信，即該計劃違反了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美國對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軍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穩步加強。1985年，美國的國防開支上升了6%。在和平時期，這一漲幅是史無前例的。

到1987年時，每10個蘇聯家庭中已經有9個以上擁有電視機，而戈爾巴喬夫的手法一開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過開闢公開渠道，對國家的弊病進行半公開的討論，通過打破領導階層對信息的壟斷，迫使整個黨跟著他出牌，也使得體系內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們站出來說話，並給他們以支持。在1987-1988年間，這位蘇共總書記創造了一種需要變革的民意基礎，幾乎到了連他自己都無法左右的地步。

黨的領導們的本能反應，就是提議「進行改革」（在華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年已經擔任國家總統的雅魯澤爾斯基釋放了米奇尼克和團結工會的其他領導人，並通過新設立的「經濟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溫和的經濟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資，以填補此時已經接近400億美元的國債。1987年，政府竟問波蘭民眾喜歡哪種類型的經濟「改革」，此舉算得上是對民主的一種奇怪默許。擺在波蘭人民面前的問題是：「你們願意麵包漲價50%、汽油漲價100%，還是汽油漲價60%、麵包漲價100%？」不出意料，公眾的答覆大體上是「都不願意」。

對任何跡象的不同政見，政府的蓋子都是捂得很緊的，手腕也很殘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議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舉辦一次「東方——西方」研討會，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揚·帕拉赫于溫切斯拉斯廣場自殺20周年紀念日當天，哈維爾和其他13名「七七憲章」活躍分子被捕入獄（但與前些年哈維爾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釋放了。因為此時的哈維爾已經是一名國際知名人士，對其虐待只能讓監禁他的人難堪）。

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的最後幾年是在殘暴和滑稽的交錯中不安地度過的。到處都是這位黨的領導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對他的讚美被寫成詩歌傳唱，其語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臉紅。從齊奧塞斯庫正式批准用於表彰其豐功偉績的詞語中稍稍挑出幾個，應該有下面這些：設計師、信條塑造師、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勝利的光環、目光遠大、大神泰坦、太陽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爾巴阡山脈的天才。

民主德國的人民開始蜂擁進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約2.5萬人到那邊去「度假」了。數以千計的人也跟了出來，很多人到聯邦德國駐布拉格和布達佩斯大使館尋求暫時避難。少數人則越過仍處於關閉中的奧匈邊境，邊境警衛也不加阻攔，但大多數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進入匈牙利等待的民主德國公民已經達到6萬人。9月10日，當匈牙利外長居拉·霍恩在一檔匈牙利電視新聞節目上被問及，如果這些人啟程向西，政府會如何應對時，他回答說：「我們將讓他們穿過，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我猜想奧地利人會讓他們進入。」通往西方之門就這樣正式開啟了：在72小時內，大約2.2萬名民主德國人就已越境而過。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說，如果沒有可靠的核武器協議，就會有一場軍備競賽；而如果有軍備競賽，美國一定會贏得這場軍備競賽。事實證明，情況確實如此。從現在回頭審視那段歷史，美國的防務軍備在事後被看作導致蘇聯破產並最終解體的妙手。但這種看法其實並不准確。蘇聯早在1974年即已開始軍備競賽，這是它的經濟無力承擔的。但僅僅一個經濟的原因，並不足以讓共產主義俯首認輸。

但在共產主義https://read.99csw.com統治下，即使是謹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註定會與不願真正放權的黨發生衝突。另外，經濟形勢在繼續惡化：由於新組成工會的工人們舉行集會、抗議和罷工來表達自己的要求，整個1981年的工業生產都在下滑。在華沙，特別是在莫斯科看來，國家在漂泊，方向難以確定，政權也在逐漸失控。對鄰國來說，這也是一個不妙的先例。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們儘管已經竭盡謹慎之能事，但它註定要勾起人們心中那個匈牙利事件和布達佩斯之春的夢魘。

1989年諸多事件的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平靜。當然，羅馬尼亞是個例外。但考慮到齊奧塞斯庫政權的性質，這應該不是個意外。但意外的是，無論是在蒂米什瓦拉，還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規模都要比每個人擔心的小得多。這一點，電視同樣也起著部分作用。當全國民眾——還不用說國際社會很多人——都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時，共產黨政權下不了手了。如此這般處於注視之下，本身就是一種權威的喪失，也極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選擇。

如此看來，1989年德國的劇變或許是那一年裡唯一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眾運動，而且確實是德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眾暴動。共產主義在相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終結，雖說也和民主德國的轉變出現在同一時間，但走的卻是一條極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黨的領導都是強硬和壓制型的，而且戈爾巴喬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東柏林都不受歡迎。但除了這一點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樣了。

我們不能被波蘭共產黨垮台前最後幾個月的狼狽而蒙蔽了眼睛，而應該看到在此之前漫長而緩慢的積累過程。1989年這台大戲的大多數演員，雅魯澤爾斯基、基斯沙克、瓦文薩、米奇尼克和馬佐維耶茨基等，都已經在舞台上活躍了很多年了。波蘭在1981年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繁榮和相對自由，之後是戒嚴，然後迎來了一段漫長而不確定的壓抑和半容忍帶來的痛苦，最後，又經歷了一次10年前經歷過的經濟危機。相對於天主教會的強大力量、團結工會在全國上下獲得的廣泛支持和長期以來波蘭人民對共產黨統治者的不滿，共產黨能夠抓牢政權，維持這麼長時間，已經很不容易了，甚至當它最終垮台時都讓人覺得有點兒意外。這真是一次漫長的謝幕。

3個星期後，卡達爾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給納吉全面平反。這一天，匈牙利的共產主義也隨著卡達爾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過是給它辦個死亡手續而已。黨的「領導地位」廢除了，多黨選舉已定於次年3月舉行，10月7日，共產黨（即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經過再一次洗禮，改組為匈牙利社會黨。10月23日，仍由原共產黨執政時當選的共產黨代表佔壓倒多數的議會再次投票更名。這次，他們是給國家更名，更改為簡單的匈牙利共和國。

政治警察傾向於進行鎮壓，並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1984年，為殺一儆百，他們策劃逮捕並殺害了一名很受歡迎的神父澤西·波皮魯茲科，罪名是「破壞民心」。但雅魯澤爾斯基和他的同事們早已知道，這種挑釁和對抗行為已經不起作用了。波皮魯茲科的葬禮吸引了多達35萬名群眾。這一事件非但沒有嚇倒反對力量，反而彰顯了民眾對教會和團結工會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組織。社會是決不會順從的，而國家也因日益絕望而孤注一擲。到80年代中期，波蘭正在快速進入這兩者的對抗狀態。

對於蘇聯帝國廣闊疆域的邊緣地區發出的自治要求，戈爾巴喬夫反應不足並不令人奇怪。我們早已看到，戈爾巴喬夫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改革派共產黨人」，儘管是一個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產黨人」。他對變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卻不願意去進攻這個體系的核心原則，因為他就是在這個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就像很多在蘇聯和其他地方的同齡人一樣，他真的相信進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歸列寧主義「原則」。也許列寧的事業本身就有錯誤這樣的念頭一直離他很遙遠。直到1990年，他才最終批准在國內出版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等公開批評列寧的作家的作品。

不難預料的是，波蘭黨最後垮台的契機，是另一次經濟「改革」的企圖。或者說得客氣點兒，是削減國家再也無力承受的債務的企圖。1987年，消費品價格上漲了約25%，1988年又上漲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後來1980年出現過的景象，現在又再次出現了：暴漲的物價激起了一輪罷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形成了大規模的堵塞交通和佔領工廠的情況。在過去，由於沒有什麼槓桿可以撬動工人的力量，共產黨當局要麼放棄漲價，要麼只能訴諸武力，或者雙管齊下。現在，他們有了第三種選擇——請工人們自己的領袖來幫忙。1988年8月，內務部長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薩（一位未得到承認的組織的未得到承認的領袖，不過一介白丁而已）與自己會談，以結束這個國家的工人抗議活動。瓦文薩一開始不願意，但最終同意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夠驚險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產主義，完成所謂的「天鵝絨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就像在波蘭一樣，把知識界的反對力量團結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對過去失敗的記憶和避免直接對抗的決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領導作用的民眾組織把自己命名為「公共反暴力組織」是有其原因的。就像民主德國一樣，執政黨已經完全破產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進行武裝自救的行動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考慮之外了。

作為平衡，杜布切克當選為聯邦議會主席（即議長），總統的職位則落到了哈維爾頭上。僅僅5周前，這樣的想法還曾是那麼不可理喻，以致當布拉格街頭歡呼的人群首次提議讓他當總統時，他還委婉地拒絕了。但到12月7日時，這位劇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識到由他來接受這一職位，才是幫助國家走出共產主義的最佳途徑。1989年12月28日，過去只不過在立法程序中充當橡皮圖章角色，同時也曾把哈維爾等人判處若干年監禁的共產黨議會，把他選舉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1990年元旦，這位新總統宣布對1.6萬名政治犯實行大赦。第二天，就連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沃依蒂拉非比尋常的堅定信仰和卓爾不群的教皇風格，也可以從他的波蘭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歲喪母（3年後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沒有姐妹，父親作為他唯一倖存的親人，在他19歲時于戰爭中喪生）后，父親將他帶到了卡爾瓦利亞·澤布日多夫斯卡的聖馬利亞教堂，他也在日後的歲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該教堂與琴斯托霍瓦一樣，是現代波蘭重要的聖母馬利亞朝拜中心之一。15歲時，沃依蒂拉就已經成了家鄉瓦多維采聖母馬利亞聯誼會主席。這是他對聖母馬利亞崇拜的一種早期體現，而這種崇拜則堅定了他對婚姻和墮胎的看法。

下面發生的一切我們已經十分熟悉了：釋放政治犯；政黨開禁；刪除憲法中關於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舉行圓桌會議計劃自由選舉；原共產黨更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然後就像在羅馬尼亞一樣，原來的共產黨輕鬆贏得選舉（其中有關選舉作弊的指責流傳甚廣）。

在保加利亞，政治上的反對派是先見其形，再聞其聲。與羅馬尼亞一樣，也有傳言說，所謂反對派，其實就是共產黨內持不同政見者為達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產生的變化卻是實實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亞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將遭遇的悲劇：12月29日，在憤怒的民族主義抗議者的壓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給予了同等權利。到1991年為止，一個主要由土耳其人組成的政黨「權利與自由運動」得到了足夠的選舉支持，在全國議會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民主德國最狂熱的崇拜者在聯邦德國。西歐國家的「東方政策」在消除緊張和促進兩德人員和經濟交流方面的明顯成功，使得幾乎整個政治集團都將希望寄托在民主德國能夠永遠延續下去。聯邦德國要員們不僅鼓勵民主德國領導人們產生幻覺，甚至鼓勵自己也產生幻覺。只要不停地說「東方政策」具有緩和與東方關係的效果，他們就會篤信不疑。

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蘇聯自1985年起即已逐漸擺脫了對它的附庸國的直接監督，但這種日漸遠離的情況究竟意味著什麼尚不清楚。這些人民民主國家仍然被一些專制政黨集團統治著，他們的權力建立在大規模鎮壓機器上。警察和情報機關仍牢牢地處於掌控之中，緊盯著蘇聯自己的安全機關，在行動上也半獨立於地方政府之外。當布拉格、華沙或是東柏林的統治者們開始意識到莫斯科的無條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時，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自己的臣民都沒有認識到這意味著什麼。

到1987年時，波蘭局勢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蘭黨及其各部門完全無助的情況。波蘭統一工人黨不是採取實際行動處理自己的權力壟斷面臨的可見威脅，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10年前提出的「反社會」理論正在成為實際上的權威，並且掌握了主導權。1986年以後，反對派內部爭論得更多的，已經不再是如何教育社會爭取自由，而是與政府的交鋒應該做到什麼程度，以及目的是什麼。

這時，當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民主德國政府猶猶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關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評者們拒絕了，他們認為這種法案極其可憐、根本不夠。於是，民主德國內閣戲劇性地提出辭職，隨後政治局也辭職了。次日晚間，即11月9日，也就是凱澤綁架案和克里斯托納赫周年紀念日，克倫茨提出了一項新的旅行法，以圖阻止目前的逃亡現象。在由德國電視台和電台現場直播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釋說新的條款立即生效，允許到國外旅遊可以不提前通知，並允許穿過邊境進入聯邦德國。換言之，柏林牆打開了。

其他相同級別規模的人為環境災難，還有貝加爾湖的污染、鹹海的毀滅，向北冰洋和巴倫支海傾倒和丟棄數十萬噸廢棄的海軍艦船及其核物質，以及在西伯利亞諾里爾斯克地區形成的面積相當於義大利那麼大的、因生產鎳製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區。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態災難，既是漠不關心、管理不善以及蘇聯實行的對自然資源野蠻的「砍燒耕作法」的直接後果，也是那種保密文化的產物。即使車裡雅賓斯克40公里處爆炸地點幾公裡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數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廠泄漏而造成數百人染上炭疽熱死亡。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記憶和願景並沒有被他們的子孫所分享，後者對回憶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國「好的」方面並沒有多大興趣。年輕一代對與統治者辯論並不感興趣，對給他們提供一種不同的激進的統治方法也不感興趣。他們只對自下而上地出頭感興趣。這就是為什麼1989年的革命會像一些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觀察家評論的那樣，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場嘉年華。同樣，這還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對用暴力進行懲罰不感興趣。因為共產主義已經不再是障礙，它早就成了一個離題萬里的枝節問題。

但由於保加利亞經濟接二連三地失敗，而且因為莫斯科局勢的日漸明朗化造成的共產黨領導的日益不穩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條不同的路，來尋找其合法性：民族主義。保加利亞境內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萬的總人口中佔到了約90萬）於是就成了一個誘人的目標：因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鮮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們是記憶猶新的、遭人痛恨的奧斯曼統治的後人和象徵。於是，在鄰國南斯拉夫發生過的一幕，現在又在保加利亞重演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黨的獨裁政府，將民族偏見的怒火發泄到了無助的國內犧牲品身上。

齊奧塞斯庫晚期的荒誕行為被一掃而光，但警察、官僚機構和黨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機構名稱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們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為：3月19日，在特爾古穆列什，有人策劃對當地匈牙利少數民族發動攻擊，造成8人死亡，約300人受傷，伊利埃斯庫就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亂。此外，在1990年5月，他領導的「全國解放陣線」在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已經事先許諾不與他們競爭）、他本人也正式連任總統之後，他毫不猶豫地用大巴運來大量礦工，毆打抗議學生，造成21名抗議者死亡，約650人受傷。羅馬尼亞的路還很漫長。

在捷克斯洛伐克，這樣一座橋樑十分重要。除了它是東歐各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很多方面最具有西方特點這個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個具有顯著平等主義和左傾政治文化的國家。畢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早在1946年的自由選舉中幾乎每五人中就有兩個人選擇共產黨的國家。儘管實行了40年「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外加20年讓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東西仍然沒有泯滅：1990年6月舉行的首次后共產黨選舉中，14%的選民選擇了共產黨。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規模可觀的核心共產黨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規模更大的對現狀不滿、但並沒有達到需要抗議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見者敢於質疑立即進行重大變革的合理性。歷史似乎總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過不去：從1938年開始，捷克斯洛伐克就從來沒有收回過對自己命運的掌控權。

也許，聯邦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的幻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黨成員也以幾乎同樣的熱情相信這些幻覺。自1982年起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科爾在發展與民主德國的良好關係方面，與他的對手一樣熱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安德羅波夫的葬禮上，他與昂納克舉行了會談。第二年在契爾年科的葬禮上，兩人再次舉行了會談，並就文化交流和邊界排雷問題達成了協議。1987年9月，昂納克成了第一位訪問聯邦德國的民主德國領導人。同時，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援助持續增加（但卻從來沒有對民主德國內部的反對派提供過任何援助）。

真實的情況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目標的邏輯性，以及他在實踐中呼籲全國民眾反對他在黨內的對手的決定，已經改變了改革的方向。他一開始是一位黨內的改革者，現在已經漸漸成了一位要對党進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試圖繞過黨內阻礙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爾巴喬夫首次在公開講話中說到了斯大林的罪行，並警告說，如果黨不支持改革，就將失去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第二天，守夜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動警察向人群開槍。誇大其詞的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播出了所謂「大屠殺」的報道，傳遍了整個國家，抗議活動也從蒂米索瓦拉擴散到了布加勒斯特。為了平息史無前例的抗議活動，正在對伊朗進行正式訪問的齊奧塞斯庫返回國內。12月21日，他出現在黨的總部大樓的一處陽台上，想發表講話譴責「一小撮動亂分子」，但立刻在質問面前被震驚得陷入了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試圖對聚集的人群發表講話，但仍然沒有成功。於是，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機逃離了黨的總部大樓。

滿腦子「和平」、「穩定」和「秩序」概念的聯邦德國人最終都贊同了與之做生意的民主德國政治家的觀點。1982年1月，一位顯赫的社會民主黨員埃貢·巴爾在聽到波蘭宣布實行戒嚴的消息后，立即解釋道，為了和平，德國人已經放棄了民族統一的要求，波蘭人也應該以同樣的「最最重要的名義」放棄爭取自由的權利。5年後，著名作家彼得·本德爾在一次關於「歐洲中部」的社會民主黨論壇上頗為自豪地斷言：「在對緩和關係的慾望上，我們與貝爾格萊德、斯德哥爾摩以及與華沙和東柏林的共同點，要比與巴黎和倫敦的共同點更多。」

1989年6月16日，即在納吉逝世31周年紀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遺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據估計，有30萬名匈牙利人肅立在街道兩旁，更有數百萬人觀看了葬禮的電視直播。在眾多到墓地致辭的人中，有青年民主黨領導人維克多·奧爾班。他控制不住地說道，今天重新安葬納吉並對納吉大唱讚歌的某些共產黨人，正是幾年前還在聲嘶力竭地污衊這次革命的人。

如果這是陰謀的話，那肯定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11月17日的事件及後來發生的情況，確實搞倒了共產黨的新斯大林領導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帶領整個常委會辭職了。但繼任者們根本得不到群眾的信任，而且被事態的發展過快搞暈了頭。11月19日，一直處於實際軟禁狀態的哈維爾從北部波希米亞農村回到了動亂中的首都。那裡，共產黨正飛快地喪失權力，但卻沒有人去從他們手中把它接過來。

通過將緊缺資源提供給少數農場、作坊、工廠或企業，確實可以打造出幾家可行的、可以贏利的單位，但這隻是暫時的和抽象意義上的，而且還必須提供大量的補貼，並付出讓其他不受寵的企業餓死的代價。其結果是更為嚴重的扭曲現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農場經營者和各地廠長們也不知道風向會如何變化，總是擔心中央計劃的成規還會再度回頭，因此無論有什麼物資都會囤積起來，以免中央計劃經濟的控制再度套緊。

自我克制的努力沒有白費，但也並非一勞永逸。裁軍和對外政策這些顯而易見的政治問題，是不可能由團結工會公開討論的。後者討論的內容集中在保衛工人委員會業已確立的策略，即「實踐社會」：與天主教會建立聯繫（米奇尼克對此特別感興趣，決心打破波蘭左派人士傳統的反教權主義情緒，與重新煥發出活力的天主教領導層形成同盟），組織地方工會及工廠委員會，致力於在工作場所實現自我管理和社會權利（后一概念是從總部設在維也納的「國際勞工組織」借來的詞彙）。

在此決定宣布后第二天，保衛工人委員會宣布自己為「罷工信息機構」。在隨後的3周時間內，抗議罷工從1976年爆發抗議活動的烏爾蘇斯拖拉機廠擴展到了全國各主要工業城市，並於8月2日抵達位於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該廠工人佔領造船廠，組織了一個非官方的工會組織「團結工會」，領導人為瓦文薩。瓦文薩於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廠牆頭，也登上了全國罷工運動的領導位置。

因為德國共產主義的終結，會帶來一個德意志國家的終結。我們將在下一章里再敘述。到1990年1月時，問題已經不再是要走出社會主義（更不用提「改革」社會主義了），而是變成了走進聯邦德國。1989年秋那些推翻民主德國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麼，時過境遷，我們已經無從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共產黨（如匈牙利）還是反對黨（如波蘭）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進程。我們已經看到，共產黨在認識自己所處的不利勢態時是多麼的遲緩。但是，那些聰明智慧的批評者們也快不到哪兒去。

這些不確定因素讓波蘭局勢都給佔全了。一方面，宣布實行戒嚴重申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另一方面，鎮壓團結工會並讓其領導人噤聲非但解決不了國家的任何根本問題，反而使情況更糟。債務沒有絲毫改善，而且由於鎮壓行動導致的國際譴責，波蘭領導人再也無法通過繼續借債來讓自己擺脫困境了。事實上，他們面臨的正是在20世紀70年代曾試圖解決的問題，只不過現在的選擇更少了。

變化的催化劑，是年輕的一代「改革派」共產黨員們對垂垂老矣的黨的領導層的頑固感到失望，並對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進行的改革公開表示出熱情。在1988年5月專門為此問題舉行的一次黨的特別會議上，他們成功地搬開了76歲的卡達爾，並以總理卡羅利·格羅斯取而代之。這次黨內政變在嚴格意義上的實際後果僅限於一項旨在加強市場力量的經濟節儉運動，但它卻有著重大的象徵力量。

通常認為，蘇東易幟的故事始於波蘭。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依蒂拉被選為教皇，成為第一位當選教皇的波蘭人，即約翰·保羅二世。他的當選在教眾中引起的熱望，在現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認為他會是個比較激進的教皇，因為他雖然年輕（1978年當選教皇時僅58歲，而在被任命為克拉科夫大主教時僅30多歲），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岡大會的元老級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和保羅六世遺願的合適人選，能夠將教會帶入新時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這些各種政治訴求的雜合物，以及文化和環境理念，特別是對「歐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憲章》對此前數十年來各種要求的體現。但在11月那些個令人興奮的日子里，《民眾論壇行動原則》很好地把握了群眾的那種很實際、理想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情緒。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的演變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國的情緒被公認是最樂觀的。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九*九*藏*書

為了打破黨組織的壁壘，推進經濟改革計劃，這位總書記以「公開性」為突破口，即官方鼓勵對一些精心限制的話題進行公開討論。通過讓人民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爾巴喬夫將製造一種槓桿，這樣他自己和支持者們就可以化解官員們對自己計劃的反對。這也是一種極好的計劃，也是進行改革的專制者們常用的。但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官方公開性的緊迫需求來自於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災難性|事件。

民主德國有聯邦德國的資助，可以感到激動；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滿信心；還有西方可以轉嫁持不同政見者，這樣的民主德國政權本可以永遠維持下去。而且，它也確實顯示出對變革的免疫力：1987年6月，民主德國有示威者反對柏林牆，併為遙遠的戈爾巴喬夫唱讚歌，但是很快就被驅散了。1988年1月，有示威者紀念1919年被殺害的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並打著盧森堡自己的話做標語：「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觀點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猶豫地逮捕並驅散了100多人。1988年9月，昂納克在訪問莫斯科時，當眾稱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想，只不過一直努力迴避回家后也實施改革的問題。

至少有一條明顯的斷裂線（一條將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義者區別開來的斷裂線）應該早就已經發現了，可以將一些人區別開來。比如說，將馬佐維耶茨基和瓦文薩區別開來，或者將以雅諾斯·基斯等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論壇」中的頑固派民族主義者區別開來。我們還可以看到，1989年的這些民眾在年齡上也有一個明顯的斷代特點。知識分子反對派中那些老成的領導者，與黨內那些對政權的批評者往往有著一段共同的歷史。但對於學生和青年人來說，他們好像是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一段不能也不該復活的過去。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從其創始理念來說，是一個僅對30歲以下的人開放的政黨，因為它是按照自己年僅26歲的領袖維克多·奧爾班的形象來設計的。

當然了，人們總是擔心公開批評政權會有危險。但必須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並沒有對自己的命運如何不滿。像東歐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70年代初以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已經被特意轉軌到生產基本消費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還不只是基本消費品。雖然不太明顯，但共產黨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確實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費型社會，比如在電視節目和大眾休閑娛樂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單調的，環境在日益惡化，年輕人對無處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當局也相當反感。但只要不與政權直接對抗，只要口頭上對政府的宣傳口頭上表示贊同，人們還是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

阻力最大的是聯邦德國。在社會民主黨左翼對新型導彈投了反對票之後，該黨總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黨的科爾繼任總理時，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導彈也部署了。在中歐建立一個去核化中立區的想法，在很多德國人中還有著巨大的市場，加之聯邦德國綠黨及社會民主黨中的顯赫人士也在為民主德國抵制核武器的呼籲推波助瀾。在1983年10月波恩舉行的一次示威集會上，前總理勃蘭特敦促30萬同情的群眾要求聯邦德國政府單方面解除新型導彈。那場反對在聯邦德國部署巡航導彈和潘興導彈的所謂《克雷菲爾德呼籲書》總共收集到270萬個簽名。

若干年後，人們漸漸得知，來自社會民主黨的國家領導人們不止一次對來訪的民主德國高層人士做過秘密卻明顯的妥協性表態。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稱讚民主德國的政策為「歷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奧斯卡·拉封丹許諾將盡一切努力打壓聯邦德國支持民主德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他向對方說：「社會民主黨人會避免一切可能導致那些持不同政見力量得到增強的事件。」正如1984年10月蘇聯給民主德國政治局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很多此前我們傳達給社會民主黨代表的觀點都已經被他們接受了」。

「全國解放陣線」改組為臨時執政委員會，將國家更名為簡單的「羅馬尼亞」，並指定自己的領導人伊昂·伊利埃斯庫為總統。伊利埃斯庫像陣線內的其他同事一樣，也曾是共產黨員，幾年前與齊奧塞斯庫決裂。他曾於學生時代與戈爾巴喬夫認識，因此勉強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領導「后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的真正資格，是他能夠控制武裝力量，特別是最後幾個頑固分子，於12月27日放棄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確，除了在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黨外，這位新總統基本沒有撤除原政權的任何機構。

第二次冷戰以及美國公開的戰爭叫囂，無疑加劇了蘇聯這個早已年久失修、機能失調的體系。蘇聯曾建立過一個軍事機器，這個軍事機器擊敗了希特勒，佔領了半個歐洲，並在與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風。但這一切的代價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時期，蘇聯30%——40%的資源被用於軍事開支，這一數字是美國的4倍到5倍。眾多的蘇聯專家早已看出，這樣的負擔國家是不可能無期限承受下去的。時間一長，這個由幾代人付出的軍備欠賬單的收款時間就要到了。

戈爾巴喬夫所懷有的希望的強烈程度，最確切地反映了在蘇聯國內反對力量的缺失。黨造成的混亂，只有黨自己才能清理。幸運的是，黨現在選出的這位領導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夠的從政經驗來做出這種努力。對於一位高級蘇聯官僚來說，戈爾巴喬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閱讀也十分廣泛。除此之外，他還本能地體現出列寧所擁有的一種素質：為了達到目的，願意犧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協。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其實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變信仰的保加利亞人，現在應該恢復他們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習俗（比如割禮）將被限制，並視同犯罪；在廣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語；而其他最犯忌諱（也最讓人痛恨）的舉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語姓名的保加利亞人從此以後必須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亞」姓名。這些規定的後果是一場災難。土耳其人進行了強烈抵抗，並且繼而在保加利亞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反對。國際社會強烈抗議，保加利亞在聯合國和歐洲法院受到譴責。

但即使在政界圈內，入侵阿富汗和波蘭「戰爭狀態」都沒有在西歐引起與此相似的反應。不錯，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實行戒嚴后，施密特的第一反應是於1982年2月向華沙派出一位高規格的個人代表，以幫助波蘭擺脫「孤立」境地。而對於「反戰分子」來說，讓他們頭疼的不是華沙的鎮壓，反而是來自華盛頓的好戰論調。儘管北約在決定部署新型導彈的同時，也提出進行談判以削減此類武器（即實行所謂的「雙軌制」），但換了新總統的美國正在採取一種新的、更具有攻擊性的策略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但這也同樣解釋了他對祖國具有的那種前所未有的熱情。他的幾位前任都來自羅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許現代性、世俗宗教觀和妥協，但他從一開始起就與這種觀念決裂了。他的一系列國際亮相，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大型露天廣場演出設計上用心良苦，而且在聲光和時機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這一切都表明，這位教皇是一位強勢教皇，是要將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賓，要推行到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蘭。

所有這一切都只是個門面。在白光閃閃的大道正門後面，映入眼窩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骯髒、冷酷和用預製磚建成的街區。而且那個門面本身，也是那麼整齊劃一，讓人覺得壓抑、羞辱和無情，正好做了極權統治最直觀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歲的建築師安卡·佩特萊斯庫作為齊奧塞斯庫個人宮殿設計的「人民宮」，即使按其同類的標準來看也十分醜陋，醜陋得難以言述，醜陋得獨一無二。怪誕、殘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點就是大（是凡爾賽宮規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圓形空地，可以容納50萬人。而它的接待處，則有一塊足球場那麼大。這座齊奧塞斯庫的宮殿曾經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種不受節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準確的體現。這宮殿，就是羅馬尼亞對極權政府都市化運動做出的貢獻。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還實施了一個養馬計劃，以代替機動車。馬車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莊稼時則用鐮刀。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現象：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建立在對系統地造成的短缺物質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羅馬尼亞，建立在對不需要的工業硬體進行過度投資基礎上的經濟，成功地轉變成了建立在工業時代以前那種以土地為生存基礎的經濟。

傳媒的作用是一個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國人，他們每天都可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對布拉格民眾來說，電視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經構成了某種形式的即時政治教育，向千家萬戶傳送著這樣兩條信息：「他們已無能為力」和「我們做到了」。於是，對新聞的控制和壟斷這一共產主義的致命財產，就這樣喪失了。對於孤獨的恐懼——那種無法知道別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樣的感覺——就這樣永遠地煙消雲散了。甚至在羅馬尼亞，佔領國家電視台也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將齊奧塞斯庫的可怕命運拍攝下來向全國觀眾播放，決不會是沒有效果的。當然，這種模式並不新鮮。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中，電台和郵局都是首先要奪取的目標，從都柏林到巴塞羅納無一例外。但最快的是電視。

是改革者，但絕不是激進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黨官員，在黨內一路攀升，從1956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共青團第一書記，到擔任地區國營農場黨委書記，再到1970年入選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他體現出了他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很多思想情結：從來不公開批評黨或黨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義的影響併為之激動，在赫魯曉夫時代被打倒，以及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壓制和慣性力量深感失望。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還是具有某種徵兆，這恰恰是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做的那次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演講的一周之後——華沙成立了「市民委員會」，計劃與政府進行全面談判。雅魯澤爾斯基看上去已經別無選擇，最終只好默認客觀存在，並強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員會同意談判。1989年2月6日，共產黨終於正式承認團結工會為談判夥伴，並與其代表召開了「圓桌」會談。談判持續到4月5日（巧的是，這一天正好又是蘇聯一次重大事情，即公開進行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獨立工會合法化、進行廣泛的經濟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新的國會。

第二次峰會於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舉行。會上里根和戈爾巴喬夫雖然沒有就核裁軍達成協議，但卻為以後的成功打下了基礎。1987年末，謝瓦爾德納澤和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條約》，並於次年簽字認可。這份條約全盤接受了里根早些時候提出的「零選擇」提議，等於讓蘇聯承認了歐洲的核戰爭是無法打贏的。而且，這份條約還成了1990年簽訂的另一份更為重要的條約的前奏，對歐洲大陸上常規軍力的存在和運轉都做了嚴格的限制。

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點，就是他們總是帶有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目的，以為可以改革體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觸及其他方面，包括引進市場激勵機制卻保持中央計劃控制，允許更大的言論自由卻保持黨對真理的壟斷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對某一方面孤立地進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會主義市場」是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至於共產黨可以一方面維持「領導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載絕對權力產生的病理贅生物的想法，體現了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的某種天真。在專政體制下，權力是不可分享的，放棄部分就終將失去全部。將近400年前，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國王詹姆斯一世對此的理解要比戈爾巴喬夫好得多。當蘇格蘭聖公會成員們對主教們的既定權力提出抗議時，他乾脆地回絕道：「無主教，便無國王。」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蘭，到處是激動、不安和拘禁。那些對歷史記憶猶新的顧問們非常擔心會對蒙羞受辱的共產黨領導人造成刺|激，給後者造成報復的機會，他們時刻提醒瓦文薩要謹慎。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於不能忘卻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庫倫不斷堅持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承諾，時刻念叨要團結工會接受「黨的領導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給華沙和莫斯科當局派出坦克進行干預的借口。

那一天凌晨1點23分，位於烏克蘭切爾諾貝利的核電廠四台石墨反應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億居里的放射性物質被排入大氣。這一數字比廣島和長崎加在一起還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輻射塵埃向西北方向進入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最遠到達威爾士和瑞典，共有500萬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搶險工人當場死亡外，另有3萬人日後死於切爾諾貝利核輻射造成的各種併發症，包括鄰近地區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狀腺癌。

由於庫倫領導的「保衛工人委員會」（KOR）的出現，反對派知識界人士和工人領袖們展開了遠比過去更為廣泛的合作。作為對謹慎出現的「自由」（即合法）工會組織的回應，「保衛工人委員會」的領袖們於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權利憲章》。在《工人權利憲章》的眾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無黨派的工會組織，有的要求罷工的權利。官方的反應是不難預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識界活躍分子和開除犯事的工人。而在這些被開除的工人中，就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電工列赫·瓦文薩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電機廠的員工。

羅馬尼亞式的「宮廷政變」的本質，在其南面顯得更為突出。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隆重地將78歲高齡的托多爾·日夫科夫請下了權力寶座。他於1954年起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共產黨集團里任期最長的領導人。他已經以具有保加利亞特色的風格，為追隨著俄國的榜樣而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經濟機制」以提高生產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帶領下，承諾終止官僚主義對經濟的控制，向全世界證明保加利亞能夠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至少從短期來看，外交關係的緊張在幫助支撐著這個政權。蘇聯也許就是個面積有整整一個大陸那麼大的「波將金」村，用德國總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筆調來描述，就是「有導彈的上沃爾特」。但它的確有導彈，而且這些導彈給了他的主人地位與尊嚴。再者，垂垂老矣的蘇聯領導人們，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都沒把美國的威脅當兒戲。他們與華盛頓同行一樣，都認為對方陰謀率先發動核戰爭。里根的強硬態度，尤其是他的戰略防禦計劃，使得老邁的蘇聯領導層更加不可能考慮妥協。

瓦文薩對罷工者的號召力是不成問題的（畢竟1981年以來，這幾年團結工會的道德權威增長了不少），但引發罷工的原因卻不會消失：通貨膨脹已經接近每年1 000%的水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團結工會與政府進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觸，激起了更加響亮的呼籲「改革」的聲音。當局在無助地搖擺，時而做出姿態，時而進行威脅：撤換部長、拒絕談判計劃、承諾經濟改革以及威脅關閉格但斯克造船廠。就這樣，公眾對國家的信心崩潰了。

對示威的學生進行鎮壓后不到一個星期，黨的領導成員辭職了。一周后，「公民論壇」和「公共反暴力組織」合法化，並開始與政府談判。在「公民講壇」的溫和要求下，聯邦議會於11月29日從捷克斯洛伐克憲法中刪除了那條作為一切根源的保證的捷共「領導地位」的條款。此時，作為妥協，艾達梅克政府提出了組建聯合政府的計劃。但是，在已經長久佔領大街的、規模龐大的、意志堅強的群眾的支持下，「公民論壇」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

切爾諾貝利並不是蘇聯的第一次環境災難。1957年，烏拉爾山中葉卡捷琳堡附近車裡雅賓斯克40公里處的一處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廢料庫爆炸，對一片8公里寬、100公里長的區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萬立方米的核廢料被倒入烏拉爾河系統，造成長達數十年的污染，先後共有1萬人被撤離，23個村莊被清除。車裡雅賓斯克的反應堆是1948-1951年間使用苦力建造的，屬於蘇聯的第一代核設施。

然而，東西方的關係卻在不斷惡化中。為恢復其敏感的南部邊境的穩定，在該地區恢復一個聽話的政府，蘇聯在外長安德烈依·葛羅米柯的鼓動下，於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導致美國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1984年，蘇聯集團同樣抵制了洛杉磯奧運會，對美國還以顏色），並導致卡特總統公開修正「我對蘇聯最終目的的個人意見」（1980年1月1日《紐約時報》）的看法。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領導人在兩周后召開的北約峰會上做出一個明智的決定，在歐洲增加部署108枚潘興Ⅱ式導彈和464枚巡航導彈。這一部署同時也是對蘇聯在烏克蘭部署新一代SS20中程導彈的回應。新一輪軍備競賽似乎已在提速。

接著，團結工會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們在議會內的成員同時投票，選舉雅魯澤爾斯基擔任國家元首，有效地將共產黨溫和派納入了隨之而來的過渡進程，並緩解了他們的尷尬。第二個月，馬佐維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實行「市場經濟」的計劃。這一計劃是放在穩定計劃中提出的，即所謂的「馬佐維耶茨基計劃」，於12月28日被議會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領導地位」的條款終於從憲法中刪除了。還不到4周，即1990年1月27日，波蘭共產黨連自己也解散了。

波蘭實行戒嚴引發的後果，表明了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鎮壓手段使得反對力量在變得更團結的同時，也變得更加謹慎。而在匈牙利，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歷卻產生了一種相似的謹慎。當局連續20年實行的容忍政策，已經模糊了官方對不同政見給予寬恕的準確界限。畢竟，匈牙利是希爾頓於1976年12月掀開鐵幕開辦酒店的第一個共產黨國家，是葛培理在80年代曾三次而不僅是一次公開訪問過的國家，也是在同一個10年中有兩位美國國務卿和一位副總統老布希訪問過、並暗示過很喜歡的國家。到1988年為止的10年，共產黨領導下的匈牙利無疑有著美好的形象。

如此的國家悲劇的背景，使人為造成的落後經濟已從溫飽型下滑到貧困型。80年代初，為提高國際地位，齊奧塞斯庫決定償還羅馬尼亞的巨額外債。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各個國際資本機構十分高興，對這位羅馬尼亞獨裁者極盡讚美之能事，並給布加勒斯特開出了完整的償還外債時間表。為償清向西方債主的債款，齊奧塞斯庫對國內消費施加了無情的、前所未有的壓力。

麻煩在於，由於放棄了黨的權力壟斷和主導性，戈爾巴喬夫也同樣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響力。於是，他被迫締結戰術同盟，並在他人的各種極端立場之中尋找平衡。對於民主派政治人物來說，這種做法雖不舒服，卻也並不陌生。但在已經習慣了70年專政統治的國民眼中，這種伎倆只會讓戈爾巴喬夫顯得很軟弱。從1989年開初幾個月起，這位蘇聯總統在民意調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爾巴喬夫的民眾支持率只剩區區21個百分點了。

齊奧塞斯庫的政策有著某種殘忍的邏輯。羅馬尼亞確實償清了外債，但代價是自己的人民過著窮困的生活。在齊九_九_藏_書奧塞斯庫統治的最後幾年，除了這種瘋狂的經濟措施之外，他的統治又增加了新的內容。為了加強對農村人口的控制，也為了給農民增加壓力，以增產出口食品，政府提出並施行了一項農村「系統化」計劃。全國的1.3萬個村莊中的一半（是從少數民族區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選出的）被強制夷為平地，其居民被遷入558個「農業鎮」之中。要是齊奧塞斯庫還有時間把這一計劃執行下去，那麼這個國家所剩無幾的社會組織也將被破壞殆盡。

但他對自己在幹些什麼卻根本沒有什麼洞察力。要是有，他自己一定會被嚇得不輕。但是，他的批評者們卻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黨內的強硬派都痛恨戈爾巴喬夫，都熱烈贊成1988年3月13日發表在《蘇維埃俄羅斯人》報上那篇著名的書信。信中，列寧格勒一名中學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憤怒地（事後證明，她完全有理由憤怒）警告說，新的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把國家引向倒退的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從來就沒有給予過激進的改革者無條件的支持，反倒是後者對前者明顯的優柔寡斷越來越感到沮喪。戈爾巴喬夫有一個弱點，為了使事件處於控制狀態下，他總是感覺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須佔據中間派立場。對新觀點他給予鼓勵，但當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等激進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遠一點兒時，他又溜回黨內保守派的懷抱之中。他的這種搖擺不定、不願按設計的改革邏輯推進的跡象，以及堅持認為改革不能走得太遠，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態度，都讓他早期的崇拜者們有一種被涮了的感覺。

在東歐那些「人民民主國家」，這位蘇聯領導人在國內的痛苦雖然也被人們注意到，但與他發出的那些外交聲明相比，就算不了什麼了。這其中最廣為報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戈爾巴喬夫先是宣布單方面裁減蘇聯在歐洲的常規軍力，接著又向聽眾建議說「自由選擇是一條普遍的原則，不應該有任何例外」。這已不僅僅是對「勃列日涅夫原則」的拋棄，而是莫斯科再也不會用武力將自己版本的「社會主義」強加在東歐兄弟國家之上的承諾。戈爾巴喬夫正在承認的，而且立即被理解為已經承認的事實是，這些衛星國的人民現在已經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無論是社會主義道路或是其他什麼道路。東歐即將重新走進歷史。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蘇聯的一場災難，這場災難對整整一代蘇軍士兵的創傷，要在以後才會逐漸顯露出來。至90年代初，每5名參加阿富汗戰爭的士兵中，據估計有1人確認有酗酒的問題。而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很多士兵由於找不到穩定工作，滑向了極右翼的民族主義組織。但早在此之前，蘇聯領導人就已經發現自己所犯的錯誤嚴重到了什麼程度。除了人員和物資的損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區長達10年的摩擦式戰爭成了蘇聯長久的國際性恥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紅軍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經不可能了。後來，政治局成員伊戈爾·利加喬夫對美國記者瑞姆尼克承認道，自阿富汗戰爭之後，在東歐用兵的問題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在1988年6月黨的一次會議上，他再次重申了進行改革和給出版審查鬆綁的承諾，並呼籲準備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進行公開（也就是有競爭性的）選舉。1988年10月，他將幾個主要的持反對意見的人降了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喬夫這位長期以來一直批評他的人。同時，他還自己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即國家元首），取代了最後一位老資格人物葛羅米柯。在黨內，他的身後還有一股反對力量。但在全國，他的聲望已經達到了頂點。這就是他為什麼能夠繼續前進的原因，而且實際上除了繼續向前，他已經別無選擇。

對於核彈的威力，任何人都不會有錯覺，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國家在核戰中首當其衝的西歐國家領導人們。其實作為作戰工具，這樣的武器與長矛形成了鮮明對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種沒有實際用途的武器。它們的作用，正是用來擺著不用的。但是，作為阻止戰爭的裝置，核武庫還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對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終使用核武器。不管怎麼說，面對當時擁有50個陸軍裝甲師、1.6萬輛坦克、2.6萬輛戰車和4 000架戰機的華沙條約集團，除了核武器以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西歐。

對於這一進程，戈爾巴喬夫似乎還沒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對全黨說：「同志們，我們可以真的說一聲，對我國來說，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也許，對於自己的話，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覺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鬆一點兒，長期的怨忿稍稍緩和一點兒（比如說在被放逐亞洲數十年後，克里米亞韃靼人終於被允許重返家園），就足夠了。蘇聯地域廣大，西起波羅的海、東達鄂霍次克海，擁有100多個民族，相互間不滿已久。過去不敢出聲，現在由於鼓勵公開性，怨忿之聲四起。對於這樣一個大陸帝國，戈爾巴喬夫此舉嚴重失算了。

契爾年科的繼任者，就是於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他於1931年出生於斯塔夫羅波爾地區，41歲時入選蘇共中央。而僅僅13年後，他已經成了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不僅比前任蘇共總書記年輕20歲，甚至比除了柯林頓之外的所有美國總統都年輕。他的快速崛起得益於安德羅波夫的鼓勵和提攜，而且被廣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從華盛頓的角度看，戈爾巴喬夫的讓步自然成了里根的勝利。因此，對於主張「零和遊戲」的冷戰專家們來說，這也是莫斯科的失敗。但對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問題上的戈爾巴喬夫來說，鞏固住穩定的國際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勝利，為他贏得了在國內進行改革的時間和支持。而這一連串會談和協議的重要意義在於，蘇聯承認在國外搞軍事對抗不僅勞民傷財，而且作用甚微。就這一點，戈爾巴喬夫於1986年訪問法國時被表述為「意識形態」並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當依據。

這就是為什麼卡拉漢和撒切爾夫人兩任英國首相、歷任聯邦德國總理以及比利時、義大利和荷蘭領導人都歡迎部署新式戰術導彈，並下令在本國部署。新近對西方聯盟倍感興趣的法國總統密特朗對此更是特別熱心。1983年1月，他在德國國會大廈做過一次頗具戲劇性的演講，讓聯邦德國人深深地感覺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國導彈的那種強烈意願，這讓在座之人稍感意外。

正是由於黨的領導人身上明顯缺乏真正的改革意願，以及外部有效反對勢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動沒有共同認可的目標，也沒有出現任何領導者來將人們的不滿轉變為某種計劃），才使得後來發生的事件乃是一樁策劃好的陰謀這一廣泛流傳的說法具有了某種可信性：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內部潛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黨向著捷克改革方向推動的企圖。

另外，反對力量雖然被定了罪，卻沒有蒸發，秘密出版仍在進行中，演講、討論及舞台表演也沒有停止。團結工會本身雖被禁止，卻維持了事實上的存在，尤其是當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薩於1982年11月結束拘禁獲釋（並於次年缺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當局也不敢冒險拒絕教皇於1983年6月的回訪。自此之後，教會更加活躍地參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動之中。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拋棄了前任奉行的謹慎的「東方政策」，於1979年6月2日來到了波蘭首都華沙，這便是他三次戲劇性「朝拜」共產主義波蘭中的第一次。在華沙，他享受到了熱愛他的教眾人山人海的歡迎。而他的到來，也更加鞏固和增強了天主教在波蘭的影響力。但僅僅讓基督教寄存於共產主義的屋檐下苟且，決非教皇的興趣所在。在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他已經開始用明白無誤的語言鼓勵人們決不要與馬克思主義妥協，並且通過基督教廷向人們不僅提供一種無聲的庇護，更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和社會權威標杆。這種做法，甚至讓他的主教們也不時地感到一絲不快。

這些觀點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蘇聯外交事務專家們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認識到，通過精心計算的讓步，蘇聯同樣可以對外交關係進行控制，而不是搞毫無結果的對抗。相對於國內面對的無法處理的問題而言，外交政策是戈爾巴喬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個領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這一方面取得效果。況且，蘇聯對外關係中嚴格的超級大國綱領是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的，他對西歐關係的重視並不比對美國少。他經常訪問西歐國家，並與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德國總理科爾和英國首相撒切爾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撒切爾對戈氏「一個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評價，一時成為名言）。

為控制事態，民主德國統治者向在民主德國駐布拉格和華沙大使館中避難的人們提出，給他們開闢一條通過自己的國家的安全通道，然後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車前往聯邦德國。但此舉無疑是給丟盡顏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恥辱：當火車在德國境內穿行時，數以千計的當地人夾道歡呼，報以羡慕的目光。據估計，當火車在德累斯頓短暫停留時，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毆打他們時發生了暴亂。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全世界媒體的眼皮底下。

但切爾諾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經不可能了。由於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蘇聯自己無力處理災難造成的損毀，戈爾巴喬夫于兩周后被迫首次發表公開聲明，部分地承認了這一事件，並呼籲國外援助，特別是專業人員。就這樣，戈爾巴喬夫的同胞們第一次公開意識到官員的無能和對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種程度。同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被迫承認國家的問題嚴重到了何種程度。對這次災難和隨後的掩蓋企圖需要負責的那些人所體現出來的愚蠢、欺騙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當作對蘇聯價值觀的曲解而加以原諒的。戈爾巴喬夫意識到，這正是蘇聯的價值觀。

但是為了齊奧塞斯庫這種特殊的地位，羅馬尼亞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1966年，為了增加人口以滿足這種傳統的羅馬尼亞式夢想，他禁止年齡40歲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婦女墮胎。1986年時，更把這一年齡限制提高到了45歲。1984年，婦女的結婚年齡下限降低到了15歲。為防止墮胎，每月對育齡婦女進行強制體檢。即使是少之又少的獲批准墮胎，也只能在有黨代表在場的情況下進行。如果某位醫生所在地區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資也將被降低。

在羅馬尼亞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在這裏，似乎很清楚在1989年12月時，執政的羅馬尼亞工人黨內確有一小部分人認識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將齊奧塞斯庫周圍的統治核心趕下台。當然，羅馬尼亞並不是典型的共產黨國家。如果說捷克斯洛伐克是共產主義衛星國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國家的話，那麼羅馬尼亞就是最具有「東方特色」的國家。在齊奧塞斯庫的領導下，共產主義已經從全面的列寧主義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總督領地。這裏，觸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衛著拜占庭式的裙帶關係和低下效率。

戈爾巴喬夫所做的，還不僅是放手讓這些殖民地國家離去。他表示的不干預，決定性地打擊了這些衛星國的統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實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諾（或威脅）。沒有了這種威脅，這些政權在政治上就變得一|絲|不|掛了。從經濟上說，他們也許還可以再勉強支撐上幾年。但即使是經濟上，蘇聯撤出的後果也是一種決定性的打擊：一旦莫斯科按照國際市場價格對出口給經互會成員國的商品要價（就像1990年所做的那樣），那麼這些對帝國的補貼有著沉重依賴性的國家的崩潰也就不可避免了。

別國的共產主義統治者都毫無節制地向外借貸，豐富國內貨架，以討好本國人民。這位羅馬尼亞領導人卻大大地不同，將所有能夠生產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裡，羅馬尼亞人只能使用40瓦的燈泡（如果有電的話），這樣，能源就可以出口到義大利和德國。肉、糖、麵粉、黃油、雞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給。為提高生產，甚至在星期天和節假日都向公共勞力分派強制性生產指標。

這是事實。匈牙利脫離共產主義的進程正是由共產黨人自己主導的，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為他們剛剛在6月份模仿波蘭的先例，與反對派召開了圓桌會議。這在反共產主義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種懷疑。對於他們來說，此次納吉的復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樣，只不過是一次黨內事件，與眾多被害死的人沒有多大關係。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納吉的象徵意義，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是一種對失敗的承認，承認了黨及其領導人編造了一個謊言、宣傳了這個謊言，並將它強加給了人們。

整個1989年春、夏兩季，非正式的網路和組織在全國各地湧現，希望模仿鄰國局勢：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約翰·列儂和平俱樂部」，隨後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親」抗議活動，然後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現的環保抗議活動。這些民眾活動的規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麼大浪，不會對警察和政權構成任何威脅。但到了8月，也就是馬佐維耶茨基正在華沙敲定政府計劃、匈牙利邊界馬上就要門戶洞開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處都是示威者，人們再一次走了出來，紀念對布拉格之春的顛覆。

哈維爾自己先在布拉格劇院中安頓好（這一舉動很恰當），隨後與「七七憲章」的朋友們組成了「公民論壇」。這是一個非正式的、而且流動性很強的網路，它在幾天內就從一個供人論辯的協會發展成了一個民眾運動，然後再演變為影子政府。這個「公民論壇」討論的內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員長期以來致力的目標，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發展的事態進程。「論壇」提出的第一項要求，是要那些對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果負責的人辭職。

但是，共產主義在歐洲崩潰時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實際上並不是其傳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這樣傳播的，即以事例累積的方式腐蝕掉已建政權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1968年所發生的，正是這麼回事。不同的，只不過是1968年的事件的調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處純粹就在於整個進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時候，匈牙利的波茨蓋依和民主德國的克倫茨都還曾興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對此，他們的對手們也都傾向於同意，並繼續在其中尋找某種妥協。上溯到1980年時，米奇尼克曾寫道：「混合型社會是有可能的，即國家組織的集權形式與社會機構的民主形式將會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際，他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別的什麼了。

這些細微差別的重要性，要再過一些時間才會體現出來。但此時，似乎該探討一下美國在這段歷史中所處的地位了。東歐人，特別是東柏林人，對美國牽制蘇聯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樣，他們也明白西歐政治家與里根等美國政治家的細微差別。前者只要共產主義不來惹麻煩，就謝天謝地了；而後者則將共產主義描述為「邪惡帝國」。團結工會的經費主要來自美國，而且一旦美國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議者有可能勝利，那麼給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國。

在蘇聯領導人來訪的鼓勵下——還不用說國外局勢的發展的鼓勵——萊比錫的示威者們開始定期舉行示威和「守夜」，要求進行改革。在戈爾巴喬夫到來后的第二周，時間已經固定為星期一的萊比錫集會的規模已經發展到了9萬人。集會的人群宣稱：「我們就是人民！」並呼籲戈爾巴喬夫幫助他們。到了下一周，人數又增加了。昂納克越來越生氣，開始提議用武力鎮壓任何反對的跡象。

這些都是不滿的充足理由。但是，卻沒有產生有組織的反對力量。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獨立的組織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於環境問題和抗議羅馬尼亞對匈牙利少數民族的虐待。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官方對1987年成立的、帶有明顯民族主義性質的匈牙利民主論壇持容忍態度。匈牙利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也是1972年版憲法的正式定義。雖說1985年的選舉第一次允許不同的多黨派參加，而且也有幾個官方同意的獨立人士當選，但不同政見和批評基本上還都控制在執政黨內部。但到1988年時，重大變化出現了。

發生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後佔據了昂納克在黨內的批評者的思維。10月18日，在埃貢·克倫茨的領導下，昂納克的一些同事發動政變，將這位執政18年的老人趕下了台。克倫茨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飛往莫斯科，對戈爾巴喬夫表示支持，同時也尋求戈氏的支持，並返回柏林準備進行謹慎的民主德國改革。但已經太晚了。在萊比錫最近一次集會上，參加者估計已達到30萬人，要求實行改革。11月4日，50萬名民主德國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實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開放邊界，僅僅48小時之內，就有3萬人逃亡。

這個問題本身，以及做出提這個問題的決定，都很好地說明了波蘭的共產黨統治者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已經破產了。事實也的確如此，波蘭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部分是因為團結工會的同意，這多少說明當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潰。儘管已經被禁，團結工會在國外的組織卻保存了下來。於1985年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建議接受波蘭加入的，正是團結工會駐布魯塞爾分部。在提出建議的同時，團結工會還堅持認為，雅魯澤爾斯基的不徹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敗的，只有一攬子徹底的改革才能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

在「解放」那誘人的餘暉下，很多東歐人貶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1992年1月，「民主論壇」的姚哲夫·安塔爾，現任匈牙利外交部長，提及西方對中歐人民在歐洲共產主義垮台時的英雄作用缺乏認可時，大倒苦水說：「這種有愛卻得不到回報的狀況必須停止了，因為我們堅守著自己的崗位，我們自己完成了戰鬥而沒有放一槍，而且我們為他們贏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安塔爾這番苦痛的言辭固然讓聽眾很受用，卻忽略了1989年的一個根本的事實：如果真是東歐人民、知識分子還有工會領導人們「贏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原因很簡單，是戈爾巴喬夫讓他們贏得的。

在人們普遍用來表達1989年的目標的用詞中，這一點體現得最清楚。「回歸歐洲」這一主題並不新鮮。遠在共產主義之前，這塊大陸的東邊一半就一直是在尋求歐洲的認可與承認；「西」歐才是那個認識自己的歐洲，所謂承認就是要熱切地獲得西歐的認可。自從來了蘇聯集團，這一部分歐洲的已被連根切斷的意識，就成了知識界持不同政見人士和整個地區反對派人士的主調。

毫無疑問，作為蘇共總書記，是應該這樣說話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爾巴喬夫肯定也是相信這句話的，而且他發動的改革從意願上說也是有意識地在走列寧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路線。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也許在意識形態上比他的幾位前任更加嚴肅。赫魯曉夫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若是英國人，一定投托利黨一票。」戈爾巴喬夫最喜歡的外國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費利佩·岡薩雷斯，因為這位蘇聯領導人後來發覺岡薩雷斯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與自己的想法最為接近。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這種態度，並不是偶然的。

當局的本能反應是逮捕主犯，孤立罷工工人。此舉失敗后，又選擇了爭取時間、離間反對派人士的辦法。政治局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舉動，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與「有理性的」工人領袖談判。甚至連庫倫、米奇尼克和其他保衛工人委員會領袖也被短時間拘押問話。但是歷史學家布羅尼斯瓦夫·蓋萊梅克和天主教律師塔杜施·馬佐維耶茨基等學者趕到格但斯克，幫助工人談判，而工人們也要求由他們自己選擇的代言人作為代表：這當然主要是指聲望日隆的瓦文薩。

齊奧塞斯庫那些馬屁精同僚們對此是何等想法已經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當他在67次起立歡呼中再次當選為黨總書記，並傲慢地宣布不會進行改革時，其中一些人開始清楚地覺得他是多麼可靠了：他遙遠得就不可觸及，不僅已經高高凌駕於時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經凌駕于臣民們那種絕望的情緒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槍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