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了對其有利的條款后，莫斯科同意了民主德國的解體。在討好華盛頓方面，演技低劣的蘇聯只做了很小的讓步。其憤憤的民主德國夥伴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但沒有流露出任何的遺憾之意。蘇聯明白：同友好而蓬勃發展的新德國建立良好的戰略關係，和與他為敵相比更有利可圖。而且從蘇聯方面看來，統一的德國會更緊密地投入西方的懷抱並受到控制。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

戈爾巴喬夫和莫斯科最高蘇維埃只能面對現實，承認新誕生的國家，並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種聯合體的形式來歸攏各個獨立共和國的「新憲法」。與此同時，就在幾百米以外，鮑里斯·葉利欽和俄羅斯議會建立了獨立的俄羅斯。到了11月，葉利欽已經在俄羅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羅斯的財政及經濟活動。蘇聯現在只是一個空殼，沒有了權力，也沒有了資源。

1991年的春天，周邊的每一個人都在拭目以待中心的風雲變化。當然問題的關鍵是，俄羅斯——到目前為止它還是蘇聯占統治地位的共和國——擁有全國一半的人口總量，五分之三的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三的領土面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俄國」作為一個國家並不存在——無論是作為事實還是作為一種願望，它作為一個帝國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地域橫跨十一個時區，囊括了幾十個不同的民族。「俄羅斯」太大了，所以無法歸結單一的身份或者一致的目的。

在烏克蘭中部和西部地區，尤其是在它的第二大城市利沃夫一帶，人們所操的語言主要是烏克蘭語，主要的宗教派別是東正教或希臘天主教。由於哈布斯堡王朝的寬容，在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幸運地保存了自己的母語。但是不同地區的情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994年，78%——91%的當地居民講烏克蘭語，而在曾受沙皇統治過的地區里，居民雖自稱為烏克蘭人，卻更傾向於講俄語。

蘇聯就這樣無疾而終了。同樣如此真實發生的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間的「平靜離婚」波瀾不興。初看起來，這將是教科書上出現的由於共產主義留下的空隙而讓種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洩的例子，是以民族復興形式出現的「歷史回歸」。當地的許多主角也是這麼宣傳的。但若仔細觀察的話，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兩個不同的國家——斯洛伐克共和國和捷克共和國——這一事實再次說明，這樣的解釋對於歐洲中心地帶的小國來說還存在著局限性。

但是——而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釋——蘇維埃國家事實上並沒有消失。與其說蘇聯解體，不如說它只是變成了多元化的後繼小國家。這些國家大多數仍掌握在老練的共產黨官員手中，他們的第一本能就是複製和實施他們迄今作為蘇維埃管理者而鑄就的制度和權威。在後繼的各個共和國里大多數並沒有「向民主過渡」，那種過渡——即使真的來了——也為時晚矣。蘇聯國內大多數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種專制國家政權並沒有完全廢黜，也沒有萎縮。從外部看來貌似一場劇烈的變革，其實內部卻並非如此。

24個小時之後，戈爾巴喬夫聲明他將辭去蘇聯總統的職務。1991年聖誕節那天，飄蕩在克里姆林宮上方的蘇聯國旗變成了俄羅斯國旗：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把軍隊的最高指揮權交給了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卸下了他的職務。48小時之內，戈爾巴喬夫搬出了他的辦公室，葉利欽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

只要蘇聯權力的總體結構保持穩固，從烏克蘭到哈薩克的共產黨領導人就會把自己的「改革」局限於對戈爾巴喬夫小心翼翼的模仿上。但波羅的海的慘敗讓這些人敏銳地感覺到，自由化讓蘇聯即將走向末日。無論如何，他們全都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在某些圈子裡已經是眾矢之的。因此，儘管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的政治新動向反映了真正和廣泛的民族復興，但其他共和國的「主權」要求的動機要複雜得多，混合了民族情感和各種自保意圖。這中間還包含了與日俱增的恐懼感：如果穩定和權力從頂部開始崩塌，或者出現戈爾巴喬夫的敵人掌握政權這樣更壞的結果，那麼最好還是把必要的權力抓在地方的手中。此外，蘇聯的管理者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中央崩潰了，大量有價值的公共財產將成為爭奪的對象，黨的資產、開礦權、農場、工廠，還有稅收，等等。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國議會投票，相應地產生了一面新的國旗、一部新憲法和一個新國名——斯洛伐克共和國。一周過後，克勞斯和麥恰爾同意於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們的國家，後者仍然有點陶醉於「成功」的喜悅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兩個共和國以分立的形式再現，由克勞斯和麥恰爾分別擔任各自的總理。瓦茨拉夫·哈維爾努力想把國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來越孤立無援——在最後的幾個月里完全無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但卻在短期內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國的總統。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機緣和環境情勢的產物。它也是人為的。若是由別人來操縱——1990年和1992年的競選結果就會截然不同——就會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傳染性也起了一點小小的作用：蘇聯的先例，以及巴爾幹諸國展示的事件，使得這個中歐小國的兩個「民族共和國」之間由於分歧而解體顯得似乎沒有實際上那麼荒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雙方共同認可的聯邦國家協議的話——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維持幾年的話——那麼，加入歐洲共同體的前景會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發生在臨近的波斯尼亞血淋淋的大屠殺也會集中他們的思想，這就會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計較於他們之間的爭吵了。

第二，雖然與鄰國相比不容樂觀，然而若以蘇聯的標準去衡量的話，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無疑也很繁榮。他們為蘇聯生產大量的工業產品，其中包括有軌電車、收音機、紙張，還有魚、乳製品和棉花等農副產品。他們之間的貿易往來主要通過愛沙尼亞的港口實現。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是其他蘇聯人做夢也想不到的。

但此時的蘇聯總統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攻擊。他不願控制波羅的海人的行動，使得他的軍方盟友疏遠了他（兩位在維爾紐斯和里加發動襲擊的將軍計劃在莫斯科發起突然襲擊），而且他的朋友和先前的支持者們對他已經失去了信任。葉利欽於1991年3月公開譴責了戈爾巴喬夫的「謊言和欺騙」，並要求他辭職。戈爾巴喬夫以沉默來抵抗來自官方的壓力和彈劾。這一事件同時也使得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成了其他共和國效仿的對象。

加告茲人口最多只有16萬，外尼斯特里安人口不到50萬，地形像一塊香蕉，面積也只有4 000平方公里，出現了這樣的自治共和國似乎很荒唐，儼然是「發明傳統」和「想象民族」的歸謬。但是加告茲共和國只不過是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未來的摩爾多瓦可以和平兼并該國，但如果摩爾多瓦選擇「回歸」羅馬尼亞，該國有權分裂出去），而外尼斯特里安的「獨立」卻是在蘇聯（後來的俄羅斯）第14軍的支持下實現的，這支軍隊的出現阻止了摩爾多瓦最初吞併該地區的企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俄語」問題。1945年同屬於波羅的海沿岸聯盟共和國的3個國家的多數居民，雖處於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但他們仍操當地的母語。但是由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強制驅逐，以及在戰後一年內，蘇聯軍隊、管理人員、工人的不斷湧入，造成當地人口十分混雜。尤其在共和國的北部，情況更為嚴重。在立陶宛共和國，80%的居民仍是立陶宛人。但在愛沙尼亞，本族人估計只佔人口的64%，他們講愛沙尼亞語；在拉脫維亞，1980年的人口調查顯示，人口總數雖然達到了250萬，而當地人只佔135萬，占人口總數的54%。而且鄉村人口主要以波羅的海沿岸居民為主，城市的俄國化程度卻不斷加劇：這是一次充滿著怨恨的變革。

戰爭摧毀了土地貧瘠、四處沼澤的白俄羅斯，這一地區僅適合家畜飼養，而不適宜大規模農業生產。它對戰後蘇聯經濟的最大貢獻，莫過於化學製品和亞麻的生產，及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白俄羅斯是莫斯科通往波羅的海的天然氣管道和通訊線路主幹的必經之路。1989年發生了一次以首都明斯克為中心、以「再生」為名的獨立運動。這次運動簡直就是烏克蘭「魯克」運動的翻版，這使得白俄羅斯的情形同烏克蘭的情形如出一轍。人們看到共產黨人在1990年的蘇維埃選舉中恢復了明顯的多數席位。就在烏克蘭蘇維埃在1990年7月宣稱「主權」的兩周之後，它的北鄰也緊隨其後。明斯克和基輔一樣，當地的「改革派」謹慎行事，觀望莫斯科事態的發展。

因此，這裏的民族問題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說來，在摩爾達維亞，特別是首都基什尼奧夫的居民都能講流利的俄語。他們也認同自己是蘇聯公民；另一方面，同羅馬尼亞的關係（在歷史上和語言上）搭建了一座通往歐洲的橋樑，也提供了一種越來越要求自治權的基礎。1989年出現的「人民戰線」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使羅馬尼亞語成為共和國的官方語言。同一年，當地的共產黨當局做出了讓步。此外還出現了煽動性很強的言論，大多來自布加勒斯特，處心積慮地、積極地勸阻摩爾達維亞「重歸」羅馬尼亞。

這些人口的互換（包括戰時大部分猶太人的滅絕）使得該地區人口標準與蘇聯的標準相符合。因此，雖然到1990年時，俄羅斯的100多個少數民族中有31個民族居住在自治區，但是在烏克蘭，84%人口仍是烏克蘭人，其餘佔大多數的是俄羅斯人（佔11%），還包括少量的摩爾多瓦人、波蘭人、馬扎爾人、保加利亞人，以及在這個國家裡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也許需要提醒的是，最重要的少數民族——俄羅斯人主要集中在東部工業區和首都基輔。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及其後的歲月里，蘇聯當局確實打出了俄羅斯民族這張牌——表現民族自豪感，並宣揚「俄羅斯人的勝利」。但是俄羅斯人從來不曾標誌自己的「民族性」，因為按照蘇聯的說法，哈薩克人、烏克蘭人或亞美尼亞人都是正式的「民族」，甚至也沒有獨自的「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人就是蘇聯人，這兩者存在著天然的互補關係：在後帝國時代，蘇聯掩蓋著俄羅斯帝國，而「俄羅斯」也使蘇聯的出現在歷史上和領土上合法化。「俄羅斯」和「蘇聯」之間的界限就這樣被（故意地）混淆了。

一部分答案在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無意中成功地使蘇維埃國家所依靠的行政機構和國家機器喪失了元氣。一旦共產黨失去了控制權，一旦軍隊和國家安全局明顯地不願意被利用來冷酷地read.99csw.com粉碎反對派和懲罰不同政見者——這種情況到1991年才顯露——於是，一個地域廣袤的龐大帝國就自然地產生了離心傾向。直到這時事情才變得明顯——70年來積極宣揚的主張到最後走向了反面——實際上不存在共產主義：存在的只是一個衰退的國家和焦慮的公民。

1991年1月10日，由於海灣戰爭的爆發，美國和它的盟國完全分心於伊拉克時，戈爾巴喬夫向立陶宛人發出了最後通牒，憑著他的總統權力，要求對方遵守蘇聯的憲法。第二天，來自克格勃精銳部隊的士兵和蘇聯內務部隊佔領了維爾紐斯的公務大樓，並成立了「國家救援委員會」。24小時以後，他們攻陷了城市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並向聚集在那裡的示威人群開槍，導致14個平民死亡，700人受傷。一周之後，他們又以同樣暴力的方式進入了拉脫維亞在里加的內務部，並殺了4個人。

這一條約正式承認了未來德國的邊界，即現在的兩德邊界。四國對柏林的牽制終於在1990年10月2日的午夜宣告結束。蘇聯同意讓統一的德國留在北約，並達成了撤出在德紅軍的協議。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柏林（預期4年，其後將只有一小股北約部隊保留在德國境內）。

這3個共和國競選成功的標誌是：擁有了獨立的候選人，同時也激發了大眾對波羅的海地區的關心。1989年8月23日，人們手拉著手，製造一條人鏈（「手拉手橫跨波羅的海」），全程達650公里，從維爾紐斯出發經過里加到達塔林，紀念《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署50周年，這是對蒙受外國奴役的歷史的追憶。大約有180萬人參加了此項活動，占整個地區人口總量的1/4。隨著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獨立運動的不斷湧現，立陶宛公開宣布國家獨立是自己的目標。他們與莫斯科的對抗勢不可擋。

對赫爾穆特·科爾來說，堅信德國的重新統一才是他的當務之急。這是經歷了10年的分裂之後的特殊使命。聯邦德國總理最初也像其他人一樣，對統一猶豫不決。1989年11月，他向聯邦議院發布了使德國邁向統一的五年方案。但科爾傾聽了民主德國人民的呼聲（並相信以後會得到來自華盛頓的支持）之後，他預測一個統一的德國不僅是可能出現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聯邦德國領導人很清楚，阻止民主德國人口湧入的唯一辦法就是與民主德國合併。

由於麥恰爾的這些言論，也由於他雖然媚俗卻頗具公眾領袖氣質的風格，他領導的新黨在1992年6月的聯邦選舉中取得了明顯的勝利，獲得了斯洛伐克將近40%的選票。與此同時，在捷克地區，瓦茨拉夫·克勞斯的新「公民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黨聯盟，也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克勞斯現在出任捷克地區的總理，聯邦共和國的兩個自治地區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卻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們看到國家分裂並不會悲傷難過。現在只有聯邦總統一個人堅持憲法規定的形式，代表著一個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理想。

另外，策劃者們的所為，無意間為蘇聯以往所犯的錯誤勾勒出一幅諷刺畫：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老人們言辭緩慢、木訥，無法與時俱進，他們的時鐘儼然定格在了30年前。這些人過去就隱藏在克里姆林宮裡，避開了公眾的視野，他們只遠遠地出現在公開的儀式上。現在他們被迫出現在電視上，對記者們解釋，為自己的行動辯護——而公眾也有了充足的機會來觀察官方社會主義的昏聵面容。

蘇聯的消失在現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這裏既沒有發生外國的侵略，沒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災害。一個工業大國——軍事超級大國——就這樣垮台了：它的權威消失了，它的機構都蒸發了。蘇聯的解體並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們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區可以看到這一點；在後來的歲月里，一些獨立的共和國發生了更多的戰事。但是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在離開舞台時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抗議。更準確地說，蘇聯的解體是帝國不流血地退出了歷史舞台；整個過程出人意料地顯得很容易。

然而，他們是否能達成一致卻是另外一回事。麥恰爾要求真正擁有主權的斯洛伐克共和國應該有發行貨幣和借貸的權力，推遲私有化，恢復共產主義時代的補貼制，以及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措施——所有這些都令克勞斯感到厭煩。他正竭力完成強行開放自由市場的計劃。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間舉行的會議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談判。克勞斯對麥恰爾的要求感到驚訝和苦惱，但這些都已不是什麼秘密了，麥恰爾就這個問題做過許多演講。實際上，正是克勞斯操縱著斯洛伐克的領導人走上了解體的道路，而並非其他道路。

12月18日，立陶宛共產黨分裂，絕大多數人宣布立刻獨立。當時戈爾巴喬夫不能繼續保持緘默了。在1990年1月11日出訪維爾紐斯時，他提出勸告，反對脫離聯邦，並敦促「緩和」。然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自食其果了。立陶宛人受到改革運動組織在選舉中獲勝的激勵，由蘇聯總統本人通過「4+2」談判，成功地使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角色」。立陶宛最高蘇維埃於3月11日投票，以124票贊成，0票反對，恢復了立陶宛的獨立。他們象徵性地恢復了1938年的「立陶宛國立憲法」，並且認定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無效。

這種分裂與統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的影響，並且更具悲劇性。經過了漫長的過渡期，在凡爾賽簽約之後，民族國家的誕生達到了頂峰，而其根源卻在19世紀中葉或更早時期。這個頂峰時刻的到來絲毫沒有任何的驚心動魄，但類似現象發生在20世紀末期卻是人們始料未及的。這當然是指在20世紀90年代解體的3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1917年成立的蘇聯。

以一般的區域性標準來衡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機構強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幾乎佔據了所有的權力和有影響的要職。斯洛伐克只是一個不受關注的貧窮省份。這個國家裡300萬講德語的公民聽從擁護納粹的分離主義分子，而相同的衝動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萬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黨的自治甚至是獨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區納入「受保護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並建立起一個由約瑟夫·蒂索神甫領導的獨裁的、教權主義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權。這樣，有史以來第一個獨立的斯洛伐克國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屍身」中誕生了。

隨著時局越來越不安穩，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當局並非不願意庇護一個必然忠誠于莫斯科的微型國家，它的生存全仗著蘇聯的支持，它的統治者是當地的共產黨「總督」，他們控制了這片土地，想立即把它變成走私和洗錢的天堂。外尼斯特里安為摩爾多瓦提供90%的電力資源，它的新統治者們甚至有各種合法的經濟資源，如果基希訥烏拒絕合作，他們就可以用它們來威脅並實施控制。

正如在與莫斯科的交易中，波恩花大筆的錢來解決問題一樣，在接下來的3年裡，「統一」讓聯邦德國把相當於1.2萬億歐元的資金調入了民主德國。截至2003年年底，合併民主德國的總成本達到了1.2萬億歐元。民主德國人的工作、退休金、交通、教育、住房這些龐大的開銷都由政府來買單。在短期內，這種做法的確有效，民主德國人更信賴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聯邦德國財政部無窮無盡的資源。但隨著統一帶來的最初的興奮勁頭過去，「東德佬」開始對西德兄弟們傲慢的勝利者態度感到失望，這種情緒將幫助從前的共產黨人在未來的選舉中獲得一些成功。

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沒有隱瞞自己的憂慮。她回憶了一次與法國總統密特朗的簡單會晤：「我從手袋裡拿出一張標明德國過去地形的地圖，顯示了對未來的擔憂……（密特朗）說，過去法國處於危機四伏之時總會與英國聯誼。他覺得這樣的時刻又來了……對我而言，雖然我們好像還沒有具體的辦法，但至少我們兩個國家有驗證一下德國的主宰世界的願望。這便是一個開端。」

儘管戈爾巴喬夫已經無能為力，實際上成為了克里米亞南部海角那座黑海別墅中的囚徒，但政變策劃者們也好不了多少。首先，為了讓另一名共產黨領導人取代現有領導，他們不得不宣布緊急狀態和事實上的戒嚴令，這顯示了蘇聯的傳統結構已經被破壞得多麼嚴重。而策劃者們也缺少一致認可的領導者——關鍵是克格勃的高級官員不支持克留奇可夫。對於政變策劃者反對的是什麼，這毋庸置疑，他們卻沒有能夠清楚地表明支持誰。

1988年11月，一個非黨派的運動組織——「魯克」（「人民改革運動」）——在基輔成立了，這是許多年來烏克蘭第一個自主的政治組織，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其中以生活在大城市裡的60年代改革派共產黨人居多。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與烏克蘭明顯不同，他們以「獨立運動」為主線，既沒有強大的後盾，也沒有基礎良好的民族情感的支持。1990年3月，在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共產黨以明顯的優勢獲得了多數席位，而改革派只贏得了不到1/4的席位。

就在此時，鮑里斯·葉利欽抓住了機會。他利用3周之前美國總統出訪蘇聯之機，和喬治·布希進行了一次私人會晤。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開譴責克里姆林宮的接管只是非法的軍事政變，並且衝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羅斯的總部指揮著人們包圍克里姆林宮，捍衛民主，抵擋坦克。與此同時，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下，葉利欽參加了各國首腦的會談，其中一位首腦公開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從孤立的陰謀家的身份中解脫出來。

戈爾巴喬夫在處理國內政務上出現的策略性失誤，促成了一個有著鮮明的民族性、真正的權利、高度獨立的國家立法機關的產生。葉利欽和他的俄羅斯支持者們比戈爾巴喬夫更快地懂得，這個公開選舉的新蘇維埃很自然地變成了人們表達各種不滿的論壇，而葉利欽尤其善於巧妙地把俄羅斯的利益同各民族和各共和國的利益聯繫在一起。戈爾巴喬夫機警地發現這種結盟對蘇聯本身的威脅。但是此刻的情況對他而言，一切為時晚矣。現在的戈爾巴喬夫唯有艱難地、不太容易令人信服地調整自己，聯合那些懷念舊的共產黨專政時期的歲月的蘇維埃各部門官員——而這種專政也是他一向努力要打破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戈爾巴喬夫為這一次讓步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正如聯邦德國總理先前預見的那樣，蘇聯對財政問題從不對外遮掩。戈爾巴喬夫最初提出統一問題談判的擔保金為200億美元。最後商定為大約80億美元，另外附加20億美元的無息信用貸款。總之，從1990年至1994年由波恩轉賬到蘇聯（後來的俄羅斯）達到將近710億美元（另外還有360億美元給了前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科爾還兌現了緩和蘇聯（和波蘭）緊張關係的承諾。正如人們所見，他接受了國內的東部邊界線，並將其載入第二年與波蘭之間簽署的條約之中。

來勢雖然緩慢，但終究還是來了。1989年，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獨立運動開始於反抗邊境的開放。立陶宛的最高蘇維埃首先產生了獨立的想法，之後拉脫維亞試圖效仿愛沙尼亞。1988年11月，他們頒布了一條法律：准許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莫斯科卻否認了這條法令，在這之前，他們還否認了愛沙尼亞的自主權。另外，政府還制止了所有類似的行動。在1989年10月8日（就在戈爾巴喬夫公開警告東柏林「生活懲罰遲疑的人」之後的一天）拉脫維亞人民陣線宣告採取行動，爭取完全獨立。由於蘇維埃當局對不斷升級的危機過於疏忽，竟然沒有採取任九-九-藏-書何防範措施。

聽到這些消息，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憤怒地譴責道，這是「非法的」、「危險的」。但是人們不再關心蘇聯總統的意見了。戈爾巴喬夫終於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什麼也管不了了。9天之後的12月17日，戈爾巴喬夫會見了葉利欽，他們同意（或者毋寧說是戈爾巴喬夫讓步了）正式解散蘇聯：蘇聯的各個部門、使館、軍隊都交由俄羅斯控制，其領土根據國際法由俄羅斯共和國繼承。

巴黎的第一反應就是阻止其統一。密特朗甚至在1989年12月遠赴民主德國，以表示對他們主權的支持。他拒絕了科爾慶祝勃蘭登堡門重新開放儀式的邀請，並且試圖說服蘇聯領導人作為其傳統盟友，與法國有著相同的興趣的蘇聯領導人阻止德國的野心。實際上，法國人正指望戈爾巴喬夫去阻止德國的統一。1989年11月28日，密特朗向他的智囊團解釋道：我不需要親自去阻止這件事情，蘇聯人會替我做到的，他們不會允許更強大的德國站在與自己對立的陣營里。

從形式上看，戈爾巴喬夫恢復了權力；但實際上一切都已經不同了。人們對蘇聯共產黨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產黨的發言人才公開譴責他們同事的叛變行為，而這時政變的策劃者已經被捕入獄。葉利欽就是利用了共產黨致命的猶豫，在俄羅斯聯邦禁止共產黨活動。戈爾巴喬夫在公開露面時看上去暈頭轉向，很明顯在把握事態發展方面行動遲緩。他不願意稱讚葉利欽、俄羅斯議會、俄羅斯人的勝利，他向公眾談論改革，並且強調共產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產黨會繼續革新和推動改革，等等。

正如人們所見，蘇聯憲法把各個共和國按民族來界定它的公民種族類別。與其他地區一樣，烏克蘭人也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尤其是遭兼并的烏克蘭西部，情況更為突出。早些時候，烏克蘭語主要局限在偏遠地區使用，城市居民則以講俄語為主，並受蘇聯當局管轄。理論上的「去中心化」和蘇聯的性質只是學者們和為蘇聯辯護的人的事情。但隨著講烏克蘭語的城市居民和烏克蘭語媒體數量的增長，一個具有「烏克蘭人」利益的自我意識的政治精英團體的形成，烏克蘭民族主義也預示了蘇聯的分裂。

這種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們普遍假設（而且希望）在政變流產之後，一切都會像以前一樣繼續下去。但是在蘇聯卻揭示了戈爾巴喬夫的失敗的目標是在重複時代的錯誤，而且對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歷史的步伐，卻又懵懂無知。對許多俄羅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歡迎的起義——並非支持改革者和共產黨，而是反對他們。俄羅斯議會上，示威者們向姍姍來遲的戈爾巴喬夫大喊說，蘇聯共產黨是一個「犯罪企業」。他們制定的憲法，甚至連自己的政府部長們都企圖推翻掉。戈爾巴喬夫明白了這一點，他毀了蘇聯共產黨，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辭去了黨的總書記的職務，但這已經太晚了。共產主義現在已經過時了，戈爾巴喬夫也一樣。

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人一樣，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看到了鼓勵溫和的民族情緒所帶來的好處。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來越滋長的布拉迪斯拉法情緒（他們中間有許多是斯洛伐克人），他們提出一種新的聯邦體制，包含兩個明確區分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在「布拉格之春」談論和實施的一切重大創新中，這是在接下來的「正常化」里唯一倖存下來的名堂。此前一直將斯洛伐克當作天主教農村性質的敵對地區來對待的共產黨當局，現在對斯洛伐克有點偏愛了。（參見本書卷二第6章）

當然，前總書記仍然還是蘇聯的總統，然而聯盟的問題卻直接成了問題，失敗的政變成了蘇聯解體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推動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間，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塞拜然、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喬治亞、塔吉克和亞美尼亞繼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之後相繼宣布獨立。它們多數是在戈爾巴喬夫歸來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時候宣布獨立的。緊隨著克拉夫丘克擔任了烏克蘭總統，各加盟共和國的第一書記們——哈薩克的努蘇爾坦·納扎爾巴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的阿斯卡爾·阿卡耶夫、亞塞拜然的蓋達爾·阿利夫、白俄羅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凱維奇等等，都狡猾地脫離了他們長期從屬的共產黨，他們在新國家中為自己重新謀得首腦地位，使當地共產黨的資產迅速地國有化。

至此，蘇聯的核心機構或者落到了獨立國家的手中，或者已經不復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廢除。而當戈爾巴喬夫提出新的《主權國家經濟共同體條約》時，多數獨立共和國都拒絕簽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於10月舉行的會議中，西部各共和國缺席了。最後，在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總統和總理們——蘇維埃帝國的核心斯拉夫國家——在明斯克附近會晤，並譴責1922年的聯盟條約，解散蘇聯。為了取代蘇聯，在他們的提議下建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

8月23日，在與波恩簽署協議前，民主德國人投票通過成立聯邦共和國。一個星期後，統一的條約簽訂了。據此條約，民主德國加入了聯邦德國。這與3月份投票的結果一致，並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條約正式生效：這意味著民主德國同意加入聯邦德國，原民主德國解體。

贊托夫斯基的說法並非全錯，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滿足一己的願望。哈維爾及他的同仁們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見者一樣，往往並不是為斯洛伐克的前途著想。他們寧可將自己看作|愛國的沙文主義者：說得好聽點是追求至高無上的民族主權，說得難聽點是懷念戰時的傀儡政權。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克勞斯既沒有表現出對自由的偏愛，也沒有以任何方式關心斯洛伐克的歷史。他像麥恰爾一樣，是個實利主義者。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個在各自地區最有權力的政治家，確實花了幾周的時間，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國家條約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

這兩個夥伴的分離是好事還是壞事，暫時還不能妄下定論。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在後共產主義初期的10年裡都沒有繁榮起來。克勞斯的「休克療法」和麥恰爾的「民族共產主義」的方法都失敗了，儘管他們方法不同。斯洛伐克人儘管開始後悔他們與弗拉基米爾·麥恰爾之間的調情關係，但由於人們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懷念明顯也淡薄了，所以克勞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種操縱過程，捷克右翼帶來的是它宣布不會追求的東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黨人撈到了比他們期望中更多的好處；沒有多少人會喜歡這樣的結果，但他們的悔意也未持續多久。如同蘇聯的解體一樣，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而生出的國家權力和政治機器並沒有受到威脅：它們只不過是複製了一遍。

在1991年間，「公民論壇」開始瓦解。一個建立在以共產主義為共同敵人的基礎之上的、在頗受歡迎的領導人哈維爾帶領下的聯盟已不復存在，它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共產主義消失了；哈維爾去做了共和國的總統，明顯地超越了政治衝突。同僚之間政治立場的不同也凸顯出來，由財政部長瓦茨拉夫·克勞斯（他自稱撒切爾信徒）帶領下的自由市場派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1991年4月，隨著國會批准了一項開明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法律，「公民論壇」分裂了，而克勞斯領導的（主導性的）一派演變成了「公民民主黨」。

1988年3月25日，里加舉行了幾百人參加的聚會，追憶1949年拉脫維亞人遭到的驅逐。緊接著6月又舉行了遊行活動，以紀念1940年遭到的驅逐。素來安靜的拉脫維亞作家聯盟還發表了題為「拉脫維亞人民戰線」的講話。幾個星期後，一個以「環境保護俱樂部」為掩護的拉脫維亞獨立運動組織誕生了。愛沙尼亞整個事態的發展也是如此，隨著1987年的紀念活動和一系列環境保護者的抗議，誕生出了第一個「愛沙尼亞語保護協會」組織。他們致力於保護和恢復當地的文化遺產。1988年4月「愛沙尼亞人民戰線」產生，9月爆發了愛沙尼亞獨立運動。

波羅的海沿岸聯盟共和國（即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有著三個明顯特點。第一，它們比蘇聯任何地區都更接近西方。特別是愛沙尼亞人，一直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保持著親密的關係，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一直在觀看芬蘭的電視節目。自然他們會有意識地把自己的生活狀況和他們富足的鄰國做比較。而立陶宛人的早期歷史和他們的居住地都與近鄰波蘭密不可分。他們無法迴避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的波蘭人比他們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這一事實。

但是，瓦茨拉夫·哈維爾不再如從前那般受擁戴了——所以也不像兩年前那樣有影響力了。第一次作為總統正式出訪時，他沒有去布拉迪斯拉法，而是去了德國。從化解兩國之間長久的積怨看來，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國家需要和西歐交朋友。但是從斯洛伐克人的感受來看，這是一次戰術上的失誤。哈維爾的部下對他也並非忠心耿耿，1991年3月，他的發言人米哈伊爾·贊托夫斯基宣稱：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產主義者和「那些懷念斯洛伐克國家的民族黃金時代的人們」手中。

根據早期的回顧，德國人同意隨時滿足法國人的要求（雖然法國人不靈活的外交手腕曾使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度陷入僵局）。波恩同意1955年之後，把「歐洲」的範圍限制在最初的6個國家之內。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顧及法國在德國獲得完全主權這個問題上緊繃著的神經。科爾甚至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做了一系列微小的讓步，旨在回報法國的忍耐。德國的統一很好地安撫了其鄰邦緊張的神經。科爾出生於路德維希港，同他的萊茵蘭同鄉阿登納一樣本能地向西關注——對德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歐洲共同體之內並無反感。

但是，人們一旦清楚地意識到形勢的發展不盡如人意——科爾執掌的民主德國競選成功了，法國總統又提出了不同的說法：德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統一，但需付出代價。毫無疑問，德國完全可以走上獨立之路，而不是恢復它在昔日中歐的特權。科爾必須致力於追求德法共管的歐洲模式，並且德國將會加入一個「比以往更緊密」的聯盟。這是一樁普通的歐洲式交易。其加入的期限將莊嚴地載入一個新的條約（待次年在荷蘭的馬斯特利赫特市的談判）。九-九-藏-書

外尼斯特里安的獨立沒有得到摩爾多瓦和其他任何人的承認，甚至連莫斯科也不可能允許賦予脫離的地區以正式的合法性。彈丸之地摩爾多瓦發生的分裂事件卻預示了東面幾百公里以外的高加索地區更加棘手的麻煩：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之間持久的對抗。亞美尼亞地區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情況尤為複雜，1988年，兩邊的衝突以及他們和蘇聯軍隊之間的衝突已導致上百人傷亡。1989年1月，發生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的衝突進一步升級。

這裏當然不缺少可供回憶的「歷史」。對於我們這些外人來說，區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確實很難，但他們各自擁有明顯不同的歷史。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構成捷克國土的歷史疆域——不僅明顯地擁有在神聖羅馬帝國中心地帶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歷史，而且在中歐的工業化時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那一半，捷克人享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自治權，而且相當繁榮。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歐洲大陸輝煌的美學勝地之一，在1914年的時候，那裡是視覺藝術和文學領域的現代主義運動的中心。

同時，為了避免使聯邦德國的選民們驚惶失措，為了使他們對統一抱有熱情，科爾沒有提高稅收。反之，為了兌現巨額的承諾，此前一直保持巨額經常賬戶盈餘的聯邦政府不得不陷入赤字。聯邦銀行對這種政策造成的通貨膨脹感到惶恐不安，於是從1991年起相應地逐步提高利率。但與此同時，德國馬克開始永久性地被歐洲貨幣計劃捆住了手腳。高利率導致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增速放緩，這些連帶效應不僅影響了德國，也波及了整個歐洲貨幣體系。實際上，科爾將德國統一的成本轉嫁到了國外，讓歐洲的合作夥伴們一起背負。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越來越強調「俄羅斯性」。基於相同原因，民主德國公然讚揚腓特烈大帝的偉大，並適時地宣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日耳曼精神。在人民共和國衰落的歲月里，愛國主義被再次用來替代社會主義。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愛國主義又成了最便當、最沒有威脅性的政治對抗形式。在俄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像在匈牙利一樣，知識分子中的批評者往往會遭到迫害，而默然表現的民族主義卻不會受到壓制或阻撓——他們可能對當局有利。於是，在蘇聯的出版物和媒體里出現「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復興就不難理解了。當然還有另一方面的焦慮，這就是他們那些不起眼的少數民族。

斯洛伐克的落後狀態——或者毋寧說，那裡缺少大量集中的、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現在有了它的優勢。同先進的西部省份相比，此地汽車和電視機比較少，通信設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國媒體支持的、以布拉格為根基的激進分子和反對派更順從地接受了外族的壓迫。相應地，他們在70年代的壓迫和清洗中也較少受難。現在該輪到捷克人面對官方不喜歡的結果了。

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發生的流血衝突，拉開了蘇聯走向解體的序幕。僅一周之內，莫斯科就有15萬人聚會，對槍擊事件表示抗議。這時鮑里斯·葉利欽已從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變成了蘇維埃主席。他在1990年5月到塔林訪問時，在不受蘇聯當局制約下，簽署了相互承認「主權」的協議。1991年3月，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公民投票表決，以壓倒性多數的票數通過完全獨立的決議。戈爾巴喬夫卻不能全身心地平息不服從的加盟共和國，於是他又恢復了先前的態度。他試圖尋找權宜之計來解決眼前的危機。

抵抗不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與軍隊的衝突導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變的領導者失去了主動權——此刻也喪失了勇氣。他們沒有軍隊的廣泛支援，就無法保障國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街頭，他們時時刻刻在失去關鍵的法寶：恐懼。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沒有被克里姆林宮事態的發展嚇倒，反而更加大胆了。在形勢還不明朗的時候，8月20日，愛沙尼亞宣布獨立，第二天，拉脫維亞緊跟著宣布獨立。8月21日，政變的領導人之一鮑里斯·普戈（內務部部長，前拉脫維亞克格勃首腦）自殺，葉利欽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憊不堪的戈爾巴喬夫心急如焚地飛回莫斯科。

1990年的戈爾巴喬夫一直處於茫然中，就像當時所有人一樣。東方或西方都沒有一個國家對民主德國解體有所準備，德國的統一也沒有藍本可循。但是和西方同僚不同，蘇聯並沒有什麼好的選項。戈爾巴喬夫不能幻想阻止德國的統一，除非放棄多年來樹立的溫和的形象，並不惜損害自己的公眾信譽。他最初反對吸納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即使後來做出了讓步，在原則上他仍堅持這樣的觀點：北約部隊不得向東挪動到300公里以外的波蘭邊境——這其實是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於1990年2月對蘇聯的承諾。但是後來美國不遵守諾言，戈爾巴喬夫也束手無策了。

20世紀德國的統一，首先是由貨幣的統一引發的，然後才是政治統一。「聯邦」這個當初聯邦德國贊成、漢斯·莫德羅的民主德國內閣熱切擁護的話題被「冷藏」起來。1990年3月，在匆忙中舉行的民主德國競選中，基督教民主聯盟堅持統一的主張，他們打出「德國聯盟」的口號，使自己獲得了48%的選票，而社會民主人士則表現出對「統一」的猶豫和矛盾，他們獲得了22%的支持；前共產主義者即現在的民主社會黨鞏固了原有的16%的選票；「聯盟90」即前聯盟中的不滿分子，包括巴貝爾·保利的「中立論壇」在內，只獲得了2.8%的選票。

記住了這段歷史，就可以想見1989年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至少也是因他們之間已存在幾十年的相互的不適感造成的邏輯結果：人們無法忘卻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壓制和剝削。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從他們歷時3年的分裂直到最後共產主義的結束，每一次的民意測試都顯示，大多數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歡某種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形式。這並非說明政治等級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從一開始起，廣泛一致的意見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應該是一個聯邦，分開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權。新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就堅定地、非常公開地表明應該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個國家裡。

蘇維埃摩爾達維亞被擠在烏克蘭和羅馬尼亞之間，這是一個與眾不同且相當有意思的案例。這片有爭議的土地在沙皇統治時代曾被稱為「比薩拉比亞」，一個世紀以來，它一直籠罩在戰爭陰雲之下，俄國和羅馬尼亞交替佔領這片土地。它的450萬居民中包括摩爾達維亞人、為數眾多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大量的保加利亞人、猶太人和加告茲人（住在黑海附近的講土耳其語的正教徒）。在這片典型的多民族混雜的土地上，講羅馬尼亞語的居民佔了人口的多數。但是在蘇維埃的統治下，他們最好還是同鄰國羅馬尼亞人分開為妙。摩爾達維亞的居民曾被迫只能用西里爾語書寫，並且也不能稱自己為羅馬尼亞人，而只能說自己是摩爾多瓦人。

從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選舉的結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問題並不突出。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哈維爾的「公民論壇」黨保證了一半的選票，剩下的選票在共產黨和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較複雜：「公民論壇」的姐妹組織——「公眾反暴力」雖然以最大組織的面目出現，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選票都在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匈牙利基督教民主黨和綠黨手中。新出現的「斯洛伐克民族黨」在斯洛伐克國民議會的議員選舉中只獲得13.9%的選票，在聯邦大會議會的議員選舉中只獲得11%的選票。只有不到1/7的選民選擇了唯一的一個主張按種族分割國家的政黨。

然而，這一地區的幾個多民族聯邦能維持到最後也絕非偶然。20世紀90年代歐洲的分裂是從最後四個歐洲內陸帝國之一的蘇聯解體開始的。實際上，這個國家的解體是繼奧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奧地利和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之後的一系列帝國分裂后又一遲來的尾聲。帝國分裂的邏輯本身並不會引發東歐國家的重組，就像過去多次發生的那樣，這一地區的命運受到德國事件的左右。

由此看來，掌握主動權的並不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而是共產黨人。烏克蘭蘇維埃的共產黨人於1990年7月16日投票通過了烏克蘭的「主權」獨立。他們聲稱共和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自己的軍隊，自己制定法律。正是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他是改革派，在烏克蘭共產黨中曾任「分管意識形態問題的書記」）的領導下，烏克蘭人於1991年3月參加了全蘇聯的公投並表示將繼續支持聯盟制度，儘管該制度（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經過了「革新」。只有在烏克蘭西部，當投票者們被問及是否更希望得到完全的獨立而非只享受聯盟內部的主權時，尋求與莫斯科決裂的力量才勝過了烏克蘭共產黨：88%的投票者選擇了「是」。克拉夫丘克及其追隨者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也在靜觀其他地方事態的發展狀況。

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並非只有撒切爾夫人對此擔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不無憂慮，德國的統一會導致蘇聯的衰落（類似赫魯曉夫的古巴之辱）。但英國在沒有找到恰當的解決方法之前，對德國問題採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認。而密特朗卻難以接受這一事實。相比他國而言，法國人對他們熟悉的曾經非常穩定的德國以及歐洲共產黨國家集團的解體表現出了更多的驚訝。九-九-藏-書

在這個忙碌的6月以及後來的一段時間里，其餘各共和國紛紛宣布它們的「主權」，使得戈爾巴喬夫的位置變得更加搖搖欲墜。他企圖阻止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自主、主權與獨立，但是，失敗的結果使他的同事們紛紛埋怨，而且進一步削弱了他作為改革者的形象。更糟糕的是來自軍隊和安全部隊的騷動。1990年12月20日，他的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公開辭職，並且警告他說，危機已迫在眉睫。

在俄國和蘇聯的歷史上，烏克蘭的重要性還體現在領導層方面。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來自烏克蘭東部——赫魯曉夫在20世紀30年代曾回到家鄉擔任烏克蘭共產黨的第一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是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富農」之子，而尤里·安德羅波夫之所以能升到權力頂層要歸功於他曾擔任烏克蘭克格勃領導這一戰略性的核心職務。但烏克蘭共和國與蘇聯領導者如此密切的關係，並沒有給它的人民帶來任何益處。

1989年4月，在它的鄰國喬治亞的首都第比利斯爆發的民族主義者和軍隊的衝突中，有20名示威者遭到槍擊。隨著事態的發展，人民要求脫離蘇聯，但是政府卻決定維持現狀。在地理位置上，蘇維埃喬治亞和它的鄰國蘇維埃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然共和國一樣，它們地形上很難防禦，民族問題過於複雜，極易受到攻擊，而這些都預示著它必將隨著蘇聯解體而瓦解。當地政府為了防止事態的惡化而相應地加快了動作。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領導層都重新定義自己的行為是「民族獨立運動」，而各地區的黨的領袖們——其中最著名的是喬治亞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有機會奪取權力時，緊緊把它握在手中。

克勞斯決心使國家快速走向「資本主義」。在捷克確實有一批擁護這一目標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況卻大不相同。大多數斯洛伐克人對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削減國有部門幾乎沒有興趣。和捷克人相比，他們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落後的國有工廠和礦山來謀生——這些「企業」的產品不再受市場的保護，也不可能吸引外資或私人來投資。在布拉格某些商界與政界人士的眼裡，斯洛伐克是一個繼承來的沉重負擔。

從1991年的秋天開始到1992年的夏天，來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機構的代表們舉行了馬拉松式的談判，希望在雙方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聯邦憲法——這是雙方大多數政治家們和選民們的選擇。但為了建立一個屬於自己與其政黨的選區，麥恰爾訴諸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而他在此之前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從未表現過如此大的興趣。他對聽眾們說：斯洛伐克人受到了全面威脅——從捷克的私有化計劃、匈牙利的分離主義到進入歐洲的前景。他們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說他們的生計）正處於危難關頭。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德國問題上的讓步，使他在國內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實上他曾警告詹姆斯·貝克：一個統一的德國加入到北約，可能就是「體制改革的結束」。喪失對東歐一些國家的支配權是不幸的，放棄德國更似一種粗心大意的做法。蘇聯國防部長謝爾蓋·阿赫洛梅耶夫堅信，如果戈爾巴喬夫及時重視這個問題的話，本來可以從西方爭取到更好的條件。他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人。但這當然是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他的注意力一直被來自國內的問題羈絆，以至於他對蘇聯的「近西near-West」問題的反應就是順其自然。

在民主德國的人民議會中，掌握權力的是洛塔爾·德·梅齊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聯盟。他們推出的第一個法案是把他們的國家推向統一。1990年5月18日，兩德之間簽訂了在「貨幣、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聯合」。其中的關鍵條款——有關民主德國貨幣兌換德國馬克的部分——於7月1日生效。現在民主德國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們手中貶值的民主德國貨幣兌換成德國馬克了——每人最多可兌換4萬馬克。留在民主德國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國馬克支付的薪水，這就給民主德國的就業和聯邦德國的預算都帶來了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再者，那些順利蛻變為民族國家總統的各國共產黨總書記們有理由採取果斷的行動來捍衛自己的領地。蘇聯共產黨中央的領導者們沒有領地需要保護，他們只能回到破舊的機關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爾巴喬夫急於裁減的。他們缺乏繼續戰鬥的意志，這一點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實際權力基礎的前共產黨領導人只剩下鮑里斯·葉利欽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斷地採取了行動，但代表的卻是新生的「俄羅斯」。

政變的時間就定在了戈爾巴喬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亞的假期之行——和當年的赫魯曉夫被趕下台時的情形一樣，當時赫魯曉夫在蘇聯南方療養，他的同事們在莫斯科搞突然襲擊，趕他出局。發生在1991年的政變的策劃者們試圖恢復甦聯的統治。「8月17日，緊急委員會」要求戈爾巴喬夫交出總統的權力。戈爾巴喬夫拒絕之後，「緊急委員會」於8月19日聲明，總統由於「健康原因」無法行使權力，由「緊急委員會」代為執行。蘇聯副總統根納迪·雅納耶夫簽署了旨在彈劾戈爾巴喬夫的命令，並聲明進入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

這種通過反覆灌輸而產生的錯誤認識是民主德國的核心身份，它對緩解前公民「回歸」德國時產生的迷茫感毫無幫助。特別是他們的「德國體系」已從政府的記載中刪除，這包括城鎮、街道、大型建築物以及國家名稱。這些都變成了1933年以前的稱謂。一些古老的儀式和紀念活動又恢復了原貌。這些做法並不是在彌補歷史，卻更像是在抹去民主德國曾經存在的歷史事實。恩利希·米爾克作為政治謀殺犯而非「斯塔西」（Stasi，即安全部門）的頭目受到指控，指控他所採用的證據，居然是30年代納粹的審訊記錄。

為什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這麼輕易讓德國的統一向前邁進呢？幾十年以來，蘇聯的主要戰略目標一直是維持中歐的現狀。莫斯科就像倫敦、巴黎、華盛頓一樣已習慣於德國長久的分裂。他們早已放棄了斯大林的戰後目標：把柏林從西方聯盟中疏離出來。但不同於英、法兩國的是，蘇聯領導人仍固執地企想阻止統一的進程，並且原則上也是這樣一直堅持著。

美國總統的公開表態進一步提醒人們美國在這些事態發展中的局限性。忘掉美國那些載入歷史的沾沾自喜的記載吧！華盛頓並沒有「推倒」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它是自己將自己搞垮的。與此同時，如果說烏克蘭的聽眾們無視布希的忠告，而在幾個月以後以壓倒性多數票的結果永遠退出蘇聯，那並不是突發的愛國熱情所致。烏克蘭或摩爾多瓦，甚至喬治亞，它們的獨立也不完全是為了民族自決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國的堅實基礎，卻是一種脆弱的民生基礎。

於是，美國便不遺餘力地支持科爾的計劃，以確保德國不需要在自身統一和同西方聯盟之間做出選擇。迫於華盛頓的壓力，法、英雙方同意坐下來，與蘇聯代表就兩德問題深入地探討了新德國誕生所需的條件。這就是所謂的「4+2」會談，即1990年2月至9月外長會晤。最後本著對德國的尊重，他們於9月12日在莫斯科簽署了一項條約。

與其說是人們不願提及民主德國混亂的歷史，還不如說是政府驅使人們忘卻那段過去。這真是一幕再現聯邦德國50年代試圖遺忘歷史的諷刺劇！1989年之後，聯邦共和國卻用最初的繁榮回答了過去的一切疑惑。德國人用錢買斷了歷史。其後民主德國人民決定接受適當的調整，因為不僅他們的國家機關癱瘓了，而且大多數的基礎設施也破舊不堪。2/5的建築物建於1914年以前（而在聯邦德國這種情況還不到1/5），1/4的房屋缺乏浴室，1/3的房屋只有室外衛生間，超過60%的房屋缺少中央供暖系統。

發生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政治運動本身與富有顛覆作用的名稱都頗具戲劇性。但是立陶宛的情況卻截然不同：該地區地處中央政府無法顧及的偏遠地區，他們與蘇聯政權的鬥爭趨於明朗化。1988年7月9日維爾紐斯爆發了一次示威遊行，人們要求保護環境。爾後爭取民主和更大的自主權的鬥爭，則吸引了10萬人參加支持改革運動的組織。1989年發起的立陶宛「爭取改革運動」公開批判了立陶宛共產黨對莫斯科的「屈從」。人們在橫幅上公開寫上了「紅軍回家去」的字樣。到1989年2月，改革運動組織已經演變成了全國性的政黨，在3月的蘇維埃國會中，他們贏得了立陶宛42個席位中的36個席位。

這就是鮑里斯·葉利欽出人意料地崛起的背景。他在擔任中央委員會書記之前，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名傳統官員，負責工業建築。葉利欽在黨內的職位一步步地上升——直到1987年曾因為超越許可權批評上級而遭到降級。在這個緊要關頭，他有更多的機會去觀察黨和國家官僚體制是如何阻止真正的變革的。他憑著自己的政治本能，把自身重新設計成為一個特殊的「俄羅斯」政治家。在1990年3月的選舉之後，他先是以俄羅斯聯邦的一名代表的身份浮出水面，然後便坐上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即俄羅斯議會）主席的位置。

從登上這個明顯有影響力的寶座的那一刻開始，鮑里斯·葉利欽就搖身一變成了改革派的領袖，並於1990年7月宣布退黨。他以「俄羅斯的莫斯科」為權力基礎，把目標瞄準了「蘇聯的莫斯科」的同志們。現在他的主要目標是戈爾巴喬夫本人（儘管在事實上，葉利欽曾是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堅強後盾，他在戈爾巴喬夫的家鄉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工作了十多年）。這位蘇聯領導人的失敗變得越來越明顯——他的聲望在迅速下降，這一點葉利欽早就注意到了。

英、法兩國並沒有特意關注德國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西歐人甚至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東歐經歷了漫長的變革之後，最初無法實現的統一，最後也能實現。道格拉斯·赫德（英國的外交大臣）對冷戰得出結論：「這是一個……體系。我們已經在這個體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更為重要的是，德國總理有著強大的後援。任何一張當時的照片都可以印證這一點：德國的統一依仗著美國的支持。最初，老布希總統像其他人一樣認同其盟國的想法：德國的統一隻能發生在蘇聯和東歐一系列不可預知的變革之後，最後還得徵得蘇聯的同意。但華盛頓更快地捕捉到了德國的民意，特別是1990年2月的民意調查顯示：58%的聯邦德國人更青睞於一個統一而中立的德國。這個結果讓美國（以及許多聯邦德國政治家）極其不安。他們懼怕德國疆域的擴大會使其中立並脫離中歐，從而導致其兩邊的鄰國動蕩不安。

結果，即使斯洛伐克議會和聯邦議會的大多數代表們滿足於批准一部國家條約，給這個國家的每一半完全的自主權和在聯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既成的事實。隨著談判的拖延，克勞斯事實上在告訴斯洛伐克的會談者們：既然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我們最好停止這些無謂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滿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卻陷入了困境——許多情況不符合他們的判斷。

沒有多少人喜歡民主德國，但它的消失還是讓htｔpｓ://rｅaｄ.９９ｃｓw.cｏｍ一些人心生遺憾。除了君特·格拉斯和尤爾根·哈貝馬斯這樣的聯邦德國的知識分子為重新統一的「大」德國的靈魂感到擔憂外，那些民主德國人也意識到，他們已喪失家園，「德國」已經消失了。由此他們產生了複雜的情感。兩代德國人生長在民主德國，他們既不願面對愈來愈強烈的迷失感，也不能對政府的所作所為裝聾作啞。在1989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民主德國讀書的孩子們仍然堅信：是民主德國的軍隊和蘇聯的援助才把他們的國家從希特勒手裡解放出來。

這種模式也在蘇聯西部一些較小的共和國里出現，但是根據不同的地方情況也有所不同。位於烏克蘭北面的白俄羅斯就沒有類似的關於民族身份和傳統的爭執。雖然「白俄羅斯共和國」經歷過1918年的短暫的獨立，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形式的認可。而且它的多數居民與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更樂於親近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同波蘭東部的區域合併之後，白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多了俄羅斯人、波蘭人、烏克蘭人這些重要的少數民族。白俄羅斯共和國內部雖然有最大的母語人群，卻沒有要求和期盼任何主權的跡象。由於過多地依賴俄羅斯，所以白俄羅斯也無法期盼維持真正的獨立。

德國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1990年的再次統一，也離不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國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國一直依附於蘇聯，直到1989年，36萬蘇聯士兵仍然駐紮在那裡。其實聯邦德國獨立后，由於駐軍問題，他們並沒有獲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運一直受制於佔領過它的國家——英、法、美和蘇聯。

我們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國後來的繁榮來解釋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解體是各個加盟共和國里的民族主義復甦造成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是個特例，它們的發展軌跡更像它們西面的鄰居。蘇維埃共和國是蘇聯自己設計的產物——一個典型的多民族複合體。在新成立的獨立國家裡，有很多需要保護的少數民族（特別是無處不在的俄羅斯人）——前蘇聯公民有理由懊悔，因為他們失去了「帝國」的保護，從而在新環境中顯得很矛盾。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7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投票贊成新聯盟：它是「非中央集權的」，允許各加盟共和國有一定的自主權。公然反對共產主義的葉利欽贏得大選，最終傾斜了天平。共產黨內的保守派日趨絕望，一些高級官員——包括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克格勃首腦弗拉基米爾·克留奇可夫——開始準備政變。於是在莫斯科醞釀的政變成了公開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國大使就警告戈爾巴喬夫說有這樣的陰謀，但已經沒用了。

烏克蘭地處俄羅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和中歐的通道上，它是蘇聯經濟的支柱。烏克蘭的領土面積只佔全蘇聯的2.7%，卻擁有全國18%的人口。它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全蘇聯的17%，僅次於俄羅斯。蘇聯60%的煤炭儲藏在這裏，鈦的儲量也很豐富（對現代的鋼鐵生產至關重要），異常豐饒的土壤使它的農業產量佔蘇聯農業產量的40%。

東歐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束縛之後，又經歷了一次更加激烈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已建立的4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大陸的版圖中消失了，14個國家由此誕生或復辟。這包括（前）蘇聯西部的6個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摩爾多瓦，以及俄羅斯，分別成為獨立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兩個國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塞黑和馬其頓幾個獨立的國家。

第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特點也尤為顯著：他們擁有過真正獨立的近代史。1919年隨著沙俄的垮台，他們贏得了最初的自由。而20年後根據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這些國家受到了羅曼諾夫王朝的現代繼承人蘇聯的再次強佔。對於1940年的侵略，他們仍然記憶猶新。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其他地區也急需解決民生問題和經濟發展問題。這些需求促進了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再度公開地追求獨立。這一地區的地下文學也一直表現出了民族主義的基調。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來炫耀的東西卻少得可憐。由於布達佩斯對它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使它缺少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的歷史——在奧匈帝國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們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農村的講斯拉夫語的農民。而斯洛伐克地區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國人、匈牙利人或者猶太人。說起來不是偶然現象——這座本地區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離維也納東面只有幾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關注，而且人們對這裏的稱呼方式也不一樣，講德語的奧地利人稱它為「普萊斯堡」，匈牙利人稱它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獨立時，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帶著勉強態度附著其內，它才以布拉迪斯拉法的名稱成為新國家的第二大城市。

據說1990年的局勢很不明確，發生了許多騷動，當時甚至連俄羅斯共和國政府都在宣布自己的「主權」，並且聲稱其法律高於「全蘇聯」。蘇維埃的統治者向維爾紐斯人表示，要對其施行最具威懾性的經濟制裁，但這樣的舉措也無法阻止立陶宛的獨立。儘管制裁行動在當年6月已經停止，而且立陶宛同意「暫停」獨立宣言的全面實施，但當時戈爾巴喬夫仍有能力阻止他那些強硬派的同事們提出的用武力干涉的要求。

同時，由於相似的原因，「公眾反暴力」組織也分裂了。這個派別中此時最有實權的公眾人物是弗拉基米爾·麥恰爾。他曾是一名拳擊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雖充當了一個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後他卻比別人更適應地度過了民主政治面對的險境。在6月份的競選之後，他在斯洛伐克全國議會中組閣，但他那令人討厭的個人風格卻導致了他的陣營的分裂。麥恰爾被一個天主教的政治家揚·恰爾諾古爾斯基取代。麥恰爾離開了公眾反暴力組織，組織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運動黨」。

到此，宣稱了明確主張並將成為「主權」共和國的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最重要的是烏克蘭。烏克蘭同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同樣擁有過爭取「獨立」的歷史（儘管飽經滄桑），這些努力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宣告失敗。這與俄國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許多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眼裡，基輔「羅斯」——13世紀的王國——是以烏克蘭首都為中心，由喀爾巴阡山脈到伏爾加河，構成了帝國的核心地帶。但更現實的問題則是這一地區的物質資源。

情況恰恰相反。烏克蘭作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它在很長一段歷史上被當作內部的殖民地：它的自然資源被大量開發，它的人民遭受到嚴密的監控（在20世紀30年代，對它的迫害幾乎達到種族滅絕的程度）。烏克蘭生產的產品，尤其是食品和有色金屬，賠上很大的補貼價后運到蘇聯的其他地方，這種情況幾乎持續到了最後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波蘭東部的加利西亞和西部的沃里尼亞的兼并，使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面積大大地擴展了。眾所周知，當地的波蘭人被迫離開家園西遷，與烏克蘭人進行人口|交換。

那麼，為什麼它會全然沒有痛苦？為什麼經歷了幾十年的內亂和外國侵略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不經過絲毫的掙扎就消失了？一種答案當然就是它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存在過：引用歷史學家馬丁·馬利亞的話就是「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是蘇聯把它建立起來的」。這種說法也許可以用在衛星國的共產黨執政者身上，他們的地位只不過是依靠了紅軍的庇護，但是這也無法解釋在帝國本土到底發生了什麼。就算共產主義宣稱要建立的社會不真實，可是列寧的國家畢竟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它是他們自己製造的一種產物。

根據這樣的事實，你要了解曾經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戰時「獨立」史卻不容易。戰後，斯洛伐克記載的那段歷史使自己名譽掃地，包括斯洛伐克將戰前人口為14萬的猶太人全部驅逐進死亡集中營，以及它對納粹恩主的直接依賴關係。解放之後，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成一個單一的國家，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對此深表不滿。的確，在斯大林時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是人們當時準備的公審中對那些清洗對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薩克被關進監獄達6年之久。

在接下來的1990年選舉中，「人民戰線」贏得了大多數的選票。新政府首先把「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名為摩爾多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來簡稱為摩爾多瓦共和國），並在6月宣布了主權的獨立。這些大多屬於象徵性的舉動引起了越來越大的焦慮，在說俄語的人中間和小小的加告茲地區引起關於搶先分離的話題。1990年的秋天，在關於自治的全民投票之後，蒂拉斯波——摩爾多瓦東部德涅斯特河對岸的一個大城市，人口以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居多——的共產黨領導層宣布成立外尼斯特里安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與東南面一樣「自治」的加告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相互呼應。

這個地區憤憤不平的人們提出的第一場抗議是語言和國籍的問題，他們更難以忘懷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當地「移民」。1987年8月23日在維爾紐斯、塔林和里加同時舉行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署紀念活動，而里加人在紀念拉脫維亞1918獨立周年的儀式上公開宣布獨立。由於受到里加人成功的啟示，更準確地說，這是受當局對公開反對意見的容忍態度的激勵，各地的獨立組織和聚會開始不斷湧現。

但蘇聯國內的挑戰無法僅僅靠視而不見來解決。俄羅斯帝國經過幾個世紀以來的侵略和擴張，愈來愈強大，大部分先前屬於外國的疆土已經緊密地融合在自己家園的土地上。它們似乎不可能像波蘭或匈牙利那樣再被「吐出去」。但蘇聯新近吞併的土地只被消化了一半，而且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仍然容易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比如中亞和高加索，帝國西部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尤為如此。

當戈爾巴喬夫仍然在「渴望」和「可能」之間為一個「控制下的聯邦」（具有戈爾巴喬夫特色的折中方案）而搖擺不定時，葉利欽卻公開而熱情地為保衛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獨立奮鬥著。1991年4月，戈爾巴喬夫勉強地在一部新的蘇聯憲法中承認了分離的權利，而這樣做實際上進一步削弱了他的權力，使那些保守的政敵相信，如果恢復秩序，戈爾巴喬夫就將面臨免職。與此同時，在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在全國的民意測驗中威信已超過了戈爾巴喬夫，並且當選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民選的總統。

它們也不是孤獨軍奮戰，布希總統在1991年8月1日訪問基輔時，曾公開向烏克蘭人建議讓烏克蘭留在蘇聯裏面。他說「有一些人敦促美國在支持戈爾巴喬夫總統或支持那些有獨立思想的領導人之間做出選擇。我認為這是一個無謂的選擇。戈爾巴喬夫總統已經做出了讓人驚訝不已的事情……我們將維護與戈爾巴喬夫總統領導下的蘇聯政府之間的關係」。但這種在蘇聯總統處於岌岌可危之時的支持，並不等於是對蘇聯制度的認可，這個國家氣數已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