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萊舍克·巴爾采洛維茨（他先是財政部長，後來是國家中央銀行行長）強有力的監督下，首開先河，運用「大刀闊斧」模式，也是最持久使用這一模式的國家。巴爾采洛維茨爭辯道，很顯然，他的國家除了名稱外已經破產，如果沒有國際援助，一定無法恢復元氣。然而除非波蘭的信用建構是那種讓西方銀行家和借貸機構放心的類型，否則國際援助就來不了。並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波蘭強加嚴厲舉措；相反，只要波蘭預先了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嚴格規矩，就可以名至實歸地得到它需要的幫助。要想這樣，唯一的方法是「要快」：應該搶在「后共產主義」的蜜月期，搶在人們認識到這個過程有多痛苦之前。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體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體時的大災難相比有天壤之別。1991年到1999年間，成千上萬的波斯尼亞族人、克羅埃西亞族人、塞爾維亞族人和阿爾巴尼亞族人慘遭種族殺戮、侵略或荼毒，千百萬人流離失所，四處飄零。1945年以來，在一個西方激進者認為是模範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從沒見過如此規模的大屠殺和內戰。追根溯源，外國評論家已經提供了兩個對比鮮明的典型解釋。

米洛舍維奇對大約100萬名聽眾發表演講，向當地塞族人保證他們會再一次「重新獲得他們的國家，重獲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為止，由於他們的領導人、政治家們和他們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對自己和他人都問心有愧。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在這裏，我們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們要說這一切不能再是這樣了」。幾個月後，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傷亡的血腥衝突后，貝爾格萊德關閉了科索沃省議會，把這個地區置於政府直轄之下。

之所以如此，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阿爾巴尼亞人是這個國家人口增長最快的一族。儘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僅佔3.6%，到了1948年，由於戰後鄰近的阿爾巴尼亞移民的加入，已經達到7.9%。到1991年，172.8萬的人口數字，佔了塞爾維亞（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總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聯邦的總人口）的將近16.6%。大多數南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爾維亞的科索沃自治區，他們佔到當地人口的82%，大大超過了19.4萬塞族人的數量，儘管如此，還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會特權。

秘密警察的名單很快進入報界，由政客們和議員候選人發布，並且藉此大作文章，希望藉此羞辱他們的政敵。在這場誹謗政敵的硝煙中，甚至哈維爾也被指為一度要被警方搜羅到間諜網中的候選人。然而，正如某些評論家警告的那樣，這份警方秘密名單雖然極大擴展了他們想要招募的人員的數據，但卻對那些從事徵召工作的警員的身份幾乎保持緘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報》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繪了兩個男人在布拉格議會大廈前的對話，其中一個人說道：「我不擔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揮員。」

另一方面，武裝的克羅埃西亞人要對無數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負責——這些暴力行為，或者是在薩格勒布當局的授意下，或者是他們自發的。在波斯尼亞西部城鎮莫斯塔爾，這裡有超出尋常比例的跨宗教信仰的婚姻關係，克族極端分子開始有意將穆斯林或多信仰的家庭逐出城市西部。然後他們將克族農民驅趕進城市，取代上述家庭，這些農民由於在自己村莊里發生的種族清洗的經歷，已經變得激進了。克族極端分子還包圍了穆斯林的東部地區。與此同時，在1993年11月，他們有計劃地摧毀了內雷特瓦河上一座16世紀的奧斯曼大橋，這座橋象徵著這座城鎮融合宜居的過去。

儘管華盛頓當局過了特別長的時間才關注于巴爾幹事務，但是一旦開始關注，美國在那裡的表現就好多了。事實上正是由於美國的動議，才推動了每一階段的國際干預，這是西方國家中歐洲盟國一系列屈辱的源頭。然而美國也躑躅不前——主要原因是其國防部不願冒任何風險，也因為許多美國政要仍然認為他們的國家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什麼好處」。在這個新奇環境中部署北約軍隊的想法——或者美國單邊干涉這個與之從未爭吵的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沒有什麼吸引力。正如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在波斯尼亞戰爭達到高潮時說的，「這是來自地獄的問題。」

於是每個不老實的俄羅斯寡頭都在倫敦或戛納有第二個家，每個興高采烈的年輕波蘭生意人都有一輛寶馬和一部行動電話，每有一個這樣的人，與之對應的是幾百萬憤憤不平的、靠微薄養老金度日的老人和下崗工人。對這些老人和工人而言，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好處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更別提成百上千萬個既不能被重新安排就業又不能在經濟上自謀生活的農民了：在波蘭，到了20世紀末，農業只貢獻3%的國內生產總值，但他們占勞動力的1/5。失業一直在許多地方泛濫——但失去工作卻帶來便宜設施和其他福利，過去這些好處在這些國家是和工作相伴的。物價持續上漲，不管是因為通脹也好，或是因為預期加入歐盟，任何有固定收入或國家年金收入的人（這就意味著大多數教師、醫生和工程師過去曾是社會主義的驕傲）很有理由越來越懷念過去。

但是說到底，是塞爾維亞人和他們選舉出來的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應該為南斯拉夫的災難負主要責任。正是因為米洛舍維奇追求權力，導致了其他共和國的分離；正是米洛舍維奇隨後鼓勵他在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的同胞劃出領土地界，並使用自己的軍隊支持他們。還是米洛舍維奇，授權並指引了針對南斯拉夫的阿族人的持續進攻，導致了科索沃戰爭。

塞族對克族、塞族對波斯尼亞的戰爭，使人民深陷苦難。儘管早先在正規和不那麼正規的軍隊之間有一些公開的戰事，特別是在類似薩拉熱窩和伏科瓦這樣的戰略性城市中，大多數戰事是由非正規軍進行的，尤其是塞族的非正規軍。這些人只不過是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一幫由貝爾格萊德武裝起來由類似於「阿爾坎」（澤利科·拉日納托維奇）這樣的職業蛇頭領導的暴徒兇犯，他們的「塞族志願衛兵」（「猛虎」）在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東部地區屠殺了成百上千民眾；或是由類似於拉特克·姆拉迪奇中校（美國外交官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形容他為「富有個人魅力的謀殺者」）這樣的前南斯拉夫軍官領導，這位前中校從1992年開始領導波斯尼亞塞族部隊，幫助組織了第一次針對居住在克拉伊納的塞族占多數社區的克羅埃西亞村民的進攻。

在德國東部各州，聯邦政府開始採用對共產主義造成的破壞進行修復的議案。國家投資銀行（參見本書卷三第4章）在隨後4年裡花費幾十億德國馬克，收購或變賣陳舊的工廠，向冗員清付工資，儘力補償他們的活動造成的後果。結果儘管參差不一，並且幾乎使聯邦財政破產，前民主德國人民還是幸運的：他們擺脫共產主義的過渡由西歐最強大的經濟體買單。其他地方重新投資經濟生活的代價卻必須由受害者自己付出。

當約瑟普·布羅茲·鐵托1980年87歲去世的時候，他重新集結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實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國存在於一個聯邦制國家中，總統職權通過全部6個共和國和2個在塞爾維亞中間的自治區（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區的歷史迥異。北部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以天主教為主，一度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波斯尼亞也曾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但是時間要短一些。這個國家的南部（塞爾維亞、馬其頓、黑山和波斯尼亞）好幾個世紀都處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除了佔主導地位的信仰東正教的塞族人之外，還有大量的穆斯林。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恐怖的集體謀殺：這一戰爭犯罪的級別達到了歐哈杜村慘案、利迪澤村慘案或卡廷慘案的規模，而且是在國際觀察員眾目睽睽之下發生。幾天之內，關於在斯雷布雷尼察已經發生的事件的新聞在全世界廣為傳播。然而唯一的快速反應是北約對塞族人的官方警告：如果其他「安全區」再遭襲擊，空中打擊將捲土重來。直到8月28日，整整過了7個星期，國際社會終於做出反應——這僅僅是因為波斯尼亞塞族人合理地假設自己能夠隨心所欲地發動大屠殺，而再次錯誤地向薩拉熱窩的市場投擲炸彈，又殺害了38位平民，其中包括許多兒童。

儘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輩人繼續持有早先時候的偏見——後來的克族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厭惡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猶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歡——也許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針對生活在南部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的歧視，這種歧視遭到許多斯洛維尼亞人、克族人、塞族人、馬其頓人和黑山人的譴責，認為這種歧視是可恥的、沒有出息的。這些情緒在塞爾維亞最為強烈。

芭芭拉·托魯尼茨耶克的《文學評論》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蘭流放者出版的、廣受崇敬的文學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維護波蘭文化的爭論中起了主要作用。現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國的首都成功地創辦后，掙扎著保有1萬名讀者。《新文學》是歷時最久、最有影響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樣困難重重，到了1994年，發行量不到1.5萬份。這些數字如果按比例攤派到人頭上，對多數西方國家的文學雜誌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並不是那麼不值一提；但在中歐，它們日益邊緣化的地位代表著文化的重點發生了令人悲傷的轉移。

儘管循環再生的共產黨員們到處與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結盟，徹底的民族主義的吸引力在俄羅斯是最強大、最持久的。不足為奇的是：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舊式俄羅斯仇外基礎上建立個人競選魅力的新的火爆公眾人物，用他的話來說，「俄羅斯人已經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這句話有多少局限性，蘇聯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國：幅員遼闊，文化璀璨，是俄羅斯帝國合法的繼承人和延伸。它的解體對老一輩俄羅斯人來說是奇恥大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痛恨蘇聯軍方，由於北約將俄羅斯「遠東」吞併了，而國家無力阻止。重獲國際「尊重」的願望驅動了莫斯科當局的許多后蘇維埃的外交政策，這既是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總統職權的性質使然，也是因為普京可以獲得的廣泛支持，儘管（或因為）他的國內政策越來越狹隘偏執。

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在某些方面更加複雜，隨著時間流逝而出現。共產黨政權不僅將自己的統治強加于不情願接受領導的公民；他們還鼓勵人們加入對自己的壓迫——通過同安全機關合作，報告自己同事、鄰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關係的人的活動和想法。這種地下特工和線人網路的規模，各國之間互不相同，但它到處都有。

有此西方人膽怯之明證壯膽，7月11日，姆拉迪奇領導下的波斯尼亞塞族大胆地闊步進入所謂的一個聯合國「安全區」——波斯尼亞東部城鎮斯雷布雷尼察，到那時為止，那裡已滿是心驚膽戰的穆斯林難民。斯雷布雷尼察不僅正式由聯合國法令「保護」，而且守軍是超過400位荷蘭士兵組成的聯合國維和分遣隊。但當姆拉迪奇的手下到來時，荷蘭軍隊放下武器，不做絲毫抵抗；與此同時，塞爾維亞軍隊梳理了穆斯林社區，將男人和男孩同其他人分開。第二天，姆拉迪奇說「以他軍官的名譽擔保」這些男性不會受到傷害，但他的士兵將這些穆斯林男性，包括年僅13歲的男孩，帶到斯雷布雷尼察周圍的田地里。在隨後的四天里，他們當中幾乎所有的人（一共是7 400人）全部被殺害。而荷蘭士兵毫髮無損地回歸故里。

然而在1995年5月，由於波斯尼亞的軍事拓展和克羅埃西亞成功奪回克拉伊納（這就證明關於塞族軍事威力的說法荒誕不經），塞族對薩拉熱窩的轟炸再度開始。當作為回應北約飛機轟炸波斯尼亞的塞族目標時，塞族人將350位聯合國維和人員挾為人質。西方各國政府擔心自己的士兵，恐遭不測，強求聯合國和北約中止他們的行動。國際力量的存在遠不能夠抑制塞族人，現在反而給了他們額外的保護。

一旦波斯尼亞戰爭結束，各式各樣的國際機構都到位來確保和平，國際上的關注就退潮了。和往常一樣，歐盟為自己機構的事情所折磨，而柯林頓則首先忙於本國選舉的問題，其次是北約擴張，還有葉利欽的不穩定的俄羅斯，於是全世界就不再聚焦于巴爾幹危機。但儘管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表面上現在是獨立國家，但是南斯拉夫問題還沒得到解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還掌控著他的國家殘存的部分，而問題是他賴以掌權的首要問題一觸即發。

至於南斯拉夫人自己，沒有人以光榮的姿態出現。南斯拉夫聯邦制度的失敗是貝爾格萊德當局猝然造成的，但是盧布爾雅那和薩格勒布當局並不為聯邦制度的消失而感到難過。波斯尼亞穆斯林沒有多少機會犯下戰爭罪——在大多數時候，他們是別人進犯的對象。他們的損失是最讓人難過的——薩拉熱窩的毀滅尤其令人悲傷。儘管規模有限，波斯尼亞首府是個真正的國際大都市：它也許是最後的多種族、多語種、基督教普世主義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代表了中歐和地中海中部的榮光。它可以被重建，但它永遠不可能恢復元氣。

結果是整個社會都被懷疑——誰在某個時間不會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經意間？出於同樣原因，很難區分僅僅由於懦弱或甚至是保護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貪圖金錢或別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絕向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報告的話，要付出的代價也許是你孩子的將來。道德上模稜兩可的灰色面紗就這樣落在很多孤立無助的個人的選擇上。回頭看，誰——除了幾個英勇的、堅定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外——能夠安然通過評判？而令人驚訝的是，同樣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見者之間，許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亞當·米奇尼克——最積極地反對以任何方式懲罰他們的同胞。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樣。正因為它的多種族人口如此交相混雜（並且沒經歷過類似幾十年前使波蘭和匈牙利改頭換面的種族屠殺和人口變遷），這個國家為擅長煽動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維奇，或他的克族對等人物弗拉尼奧·圖季曼）提供了大量機會。在圍繞著新的政治體制退出共產主義的時候，他們可以打出一張在歐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種族牌——用這張牌取代對民主的關注。

於是克族人便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在碎石瓦礫中崛起的所有「后共產主義」時代的領導人中，弗拉尼奧·圖季曼是更驚人地缺乏吸引力的一位。他想把南斯拉夫的過去從同胞們的記憶中抹去，他比任何人都重視這一點，並htｔpｓ://ｒｅａd•9９cｓｗ.ｃoｍ且把這當作一項個人計劃：截至1993年3月，在克羅埃西亞新出版的課本、讀物、百科全書、書本標題和地圖中，「南斯拉夫」一詞已經杳無蹤跡。只有在圖季曼死後，他建立的克羅埃西亞國家才能可信地重新定位自己，申請國際社會的成員身份。

儘管斯洛維尼亞、馬其頓和科索沃都在全國人口中比重相當，各佔8個百分點，但在1990年，小小的斯洛維尼亞負擔了南斯拉夫產品總出口量的29%，而馬其頓僅佔4%，科索沃佔1%。從南斯拉夫的官方數據可以看到，斯洛維尼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倍于塞爾維亞，3倍于波斯尼亞，8倍于科索沃。位於阿爾卑斯山區的斯洛維尼亞，1988年文盲率低於1%，馬其頓和塞爾維亞是11%，科索沃則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維尼亞嬰兒出生死亡率為11‰，波斯尼亞是16‰。但在塞爾維亞是22‰，馬其頓是45‰，科索沃是52‰。

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或者烏克蘭、斯洛維尼亞，后共產主義時代的政客們可以求助於國家獨立，作為走出共產主義過往歲月的出路——同時建立一個新國家和一個新民主政體——而不用過度擔心民族主義少數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成各個加盟共和國，會使一個或幾個舉足輕重的少數民族在別人的國家裡處於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維尼亞不存在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旦一個共和國宣布獨立，其他的就覺得不得不亦步亦趨。簡言之，南斯拉夫現在面臨的棘手問題有如70年前伍德羅·威爾遜及其同僚在凡爾賽未能解決的問題一樣。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評論早一代的革命者：「他們中間最好的也只是紙上談兵。」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對未來幾十年混亂的政治問題和技術問題全無準備。他們對一般知識分子的公共地位劇烈地下降也一樣全無準備。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閱讀習慣的改變，年輕一代離開了傳統觀點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輩知識分子中間一度很有影響的期刊已經令人悲哀地邊緣化了。

為了使互相恐懼、互相猜忌的沸騰情緒緩和，1991年12月，聯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會教士約阿西姆·高克領導下的委員會監管政黨的檔案，防止對其濫用。個人可以確認他們是否有這麼一個「檔案」，然後，如果願意，他們可以過來閱讀這個檔案。這樣人們就可以知道——有時是帶來了破壞性的家庭後果——是誰告發了他們，但這材料並不是對全部公眾開放的。這是一種笨拙的妥協，但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非常成功：截至1996年，一共有114.5萬民眾申請閱讀他們的檔案。覆水難收，沒有辦法複原人類造成的破壞，但由於信任高克委員會不會濫用職權，它控制的信息幾乎從來沒有被用來提升政治優勢。

在此情況下，東歐艱難的不徹底的經濟轉型引發了約翰遜的觀察評論，即認為儘管經濟轉型沒完成好，能看到他們在努力實現轉型，就已經夠讓人吃驚了。同樣適用於這個評論的是向民主過渡的進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維也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沒有任何一個前共產主義社會有任何關於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記憶，各國的許多批評家都對未來實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觀。如果資本主義沒有法律限制，直接墮落成偷竊行為，那麼，如果沒有公認的、能被理解的公眾言辭和政治競爭的界限——恐怕民主將冒著淪為競爭性煽情的風險。

人們覺得這樣的事最好留給歷史學家，他們可以翻閱檔案，可以出於後代的利益而考慮把事情處理好。然而，關於后斯大林的幾十年，已有廣泛共識，對最驚人的罪行和罪犯應有一些公開反思，例如：共謀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產黨領導人，對刺殺波皮魯茲科神父負有責任的波蘭警察（參見本書卷三第6章），下令射殺任何企圖翻越柏林牆之人的民主德國當局，等等。

於是米洛舍維奇持續地對科索沃阿族人進行的虐待甚至屠殺，必定會給他帶來西方列強的不滿，直至最終干涉。奇怪的是，他好像從來沒有真正領會這一點，儘管美國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北約秘書長哈維爾·索拉納在1998年整個夏天都對他發出系列警告，比如奧爾布賴特就說，她認為米洛舍維奇「個人應該負責」。正如幾年後的薩達姆·海珊那樣，米洛舍維奇與西方的意見絕緣，並對自己長袖善舞、操控外國政治家的能力過分自信。

1990年制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項「后共產主義」立法旨在撫慰1948年至1989年之間被非法審判的人，最後付出1億歐元作為補償——幾乎沒有引發爭議。但緊接而來的是一部「清洗法」（1996年該法重新獲得5年有效期，並且在21世紀初到期時，再度延長有效時間），它的目的是審查一切公務官員和即將成為公務官員的人，看他們是否與舊制度的安全機構有關。但是，這個貌似有理的目標造成廣泛的濫用機會。後來得知，許多在舊時秘密警察線人名單上的名字只不過是「候選人」罷了：舊政權想要強迫就範的男男女女。他們包括幾個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並不住在國內。

在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國有資產即使沒有全部賣光，也遭受了類似命運。當地政治首腦們安然度過最初的私有化談判，他們更願意按原有方式保持自己的權力和影響。正像阿爾巴尼亞人在差不多也是同時期里所做的那樣，追求快速從市場得到滿足的羅馬尼亞人卻被提供了一種金字塔計劃，能保證在短期內帶來巨額的無風險暴利。在高峰時期，一個號稱「博愛」卻實為欺騙性的商業陰謀活動，在1992年4月到1994年8月風行一時，參与者可能有400萬——幾乎佔到羅馬尼亞人口的1/5。

南斯拉夫的情況最糟，但是各處的「后共產主義國家」都舉步維艱。葡萄牙和西班牙從獨裁到民主的道路，伴隨著從落後農業經濟到加速實現現代化的過程——西歐其他地方從自己的歷史上就一直熟悉的混合過程。但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卻沒有先例。從貝爾格萊德到伯克萊，在學術界、大學和咖啡館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十分令人期待的道路被理論化了；但是沒有人想過要給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提供藍圖。

這些數字說明斯洛維尼亞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羅埃西亞已經接近於歐洲較不發達國家之列，而科索沃、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農村地區更接近部分亞洲地區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維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在他們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園內變得越來越不安分，那麼這不是因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語言情緒問題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種族獨立發展自身利益原則的重現，而是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如果可以不用考慮住在他們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們就能過得好得多。

於是國際社會就幾乎不可能不知道南斯拉夫的悲劇——無論如何，在實播時間里展示在全世界的電視屏幕上，在悲慘的畫面上，在塞族監獄營地里，穆斯林在忍飢挨餓，還有其他更悲慘的事。歐洲人是最先努力干涉的，1991年6月，派遣了歐共體部長級團隊前往南斯拉夫——正是在這個場合，盧森堡外交部長雅克·普斯沉痛地說出了一句不朽名言——「歐洲時刻」已經出現。但是，儘管建立了高級別的委員會進行問訊、仲裁和建議，歐洲社會及其各類機構卻被證實提供不了什麼幫助——尤其是因為它的成員意見不一，比如，德國和奧地利支持分裂的共和國，其他以法國為首的國家想要保留原有的邊界和國家，還有一些國家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別的原因，並不完全對塞爾維亞採取不同情的態度。

從總體上來看的確如此。但即便沒有克勞斯或巴爾舍諾維奇，或匈牙利和愛沙尼亞的同級別領導人，一些前共產主義國家在通往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也一直要比別人做得更好：要麼是因為他們在1989年以前就出發了——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要麼因為他們在蘇維埃時代的扭曲現象並不像那些不那麼走運的鄰國那樣病態（在這一方面，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之間的比較即為明證）。當然，在某些國家首都可以找到的經濟轉型的奇迹——比如說，在布拉格，或者華沙，或者布達佩斯——並不是在它們的偏遠省份里可以複製的。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中歐和東歐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國與國之間，而是在繁華的都市地區和被人遺忘的窮鄉僻壤之間。

貝爾格萊德當局的行動所到之處，都給塞族人帶來災難。他們在克羅埃西亞的克拉伊納地區失去了土地；他們被迫接受一個獨立的波斯尼亞，放棄了從中劃出一個擁有主權的塞族國家；他們在科索沃被打敗，從那時起，許多塞族人有理由害怕遭到阿族的報復，滿懷恐懼地從那裡出逃；在南斯拉夫的殘餘部分中（黑山共和國也試圖從中分裂出來），他們的生活水平降至歷史最低點。事態發展已經進一步加劇塞族人由來已久的因為遭受歷史不公待遇而形成的整體自憐傾向。的確如此，從更長遠看來，塞族人極有可能成為南斯拉夫戰爭最大的輸家。這和他們國家的狀況有關，今天即便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在當前的生活水平和未來前景方面也比塞爾維亞排名靠前。

從美國的觀點看，戴頓會議的目標是尋求南斯拉夫戰爭的解決，而不引起波斯尼亞的分裂。若分裂，就代表塞族人的勝利（塞族人到那時候就會尋求加入他們在塞爾維亞的中心地區部分，建立符合民族主義夢想的大塞爾維亞）；而且分裂就等於將種族清洗作為建國的一部分內容而獲得國際認可。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複雜的三方統治系統，波斯尼亞的塞族人、穆斯林和克羅埃西亞人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和領土權，但他們並存於唯一的波斯尼亞國家中，整個國家的對外邊界將保持不變。

儘管這些困難在每一個「后共產主義」國家裡都很普遍，但是每個國家都有各自處理的方式。在沒有真正轉變的國家——共產黨人及其朋友仍然當權，只不過換了新名稱，而且有了新近洗過（像洗錢一樣）的「西方化」日程——過去塵封如故。在俄羅斯，正如在烏克蘭、摩爾多瓦、南斯拉夫的剩餘部分，懲罰的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提出過，舊政權的高級官員靜悄悄地又官複原職：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統治下，共產主義時代的「強力部門」（包括檢察官、警察、軍隊或安全部人員）佔據了超過半數的總統非正式內閣。

到此時為止，科索沃所有的阿族領導人——其中多數人或四處漂泊，或東躲西藏——認為只有完全脫離塞爾維亞，才能拯救他們的部族。與此同時，美國和正在進行的「聯絡組」國家繼續努力，在米洛舍維奇和阿族人之間斡旋——部分原因是為了從中促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阻止在巴爾幹南部地區爆發一場範圍更廣的戰爭。這並不是無端的恐懼：如果南斯拉夫不能被調|教到體面地對待它的阿族公民——而阿族人是選擇分裂的——就會給鄰近的馬其頓帶來嚴重後果，馬其頓本身就有一大群不開心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

裙帶關係泛濫成災，正如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情況一樣，但是有人變本加厲地中飽私囊：烏克蘭擁有世界最大的鋼廠之一——克里沃羅格鋼鐵廠，這家工廠擁有4.2萬名僱員，每年（在一個人均月薪只有95美元的國家）稅前利潤高達3億美元。2004年6月，這個廠終於被出售。在基輔，當人們得知成功「拍得」這個廠的人叫維克多·平丘克，無人會感到驚訝。此人是這個國家最有錢的商人之一，也是烏克蘭總統的女婿。

塞族人現在離開了人們的視線，而美國卻大顯身手，證明要在巴爾幹引入和平是多麼令人吃驚地輕而易舉——或者至少讓那裡沒有戰爭。10月5日，柯林頓總統宣布停火，宣布各方同意在美國進行和平會談。11月1日，會談在俄亥俄州戴頓的美國空軍基地開幕。3個星期後，會談結束，1995年12月14日，各方在巴黎簽署了協議。圖季曼代表克羅埃西亞，阿利扎·伊澤特貝戈維奇代表波斯尼亞穆斯林發言，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同時代表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亞塞族簽署協議。

東歐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年過40的人——沉痛地抱怨他們失去的物質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種服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渴望回到共產主義。一位50歲的俄羅斯退休軍事工程師和她拿著養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對外國記者解釋說：「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能像蘇聯時代那樣好過，確保有個美好穩定的未來，物價便宜，但與此同時，我們能擁有過去沒有的自由。」

毫無疑問，尤其是在波斯尼亞，塞族的宣傳力量可以依賴的歷史，一段以往的苦難歷史，深埋在戰後南斯拉夫貌似平靜的生活底下，這種平靜很有誤導性。但是，恰恰是人們，尤其是某一個人，決定要喚醒這段記憶，從而操縱它，利用它來達到政治目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戴頓會談期間言不由衷地向一位記者承認，他從來沒想到在他的國家，戰爭持續時間會這麼長。這無疑是真的。但那些戰爭並不是由於種族原因自發點燃的。南斯拉夫不是墜落：它是被推的。它不是自己死的：它被殺害了。

只有在捷克共和國（還有法國和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還公開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個中歐「后共產主義」國家，大概1/5選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黨：反美，反歐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見的是反對上述一切。尤其在巴爾幹人中間，「反美主義」或「反歐主義」就是典型的反資本主義的代號，這給不能公開對舊日表達懷念的前共產黨員以外衣，讓他們在經過掩飾的公開聲明中表達相同的觀點。

在這一切衝突中，既有內在動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們所見，促成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國內因素。但正是倉促而至的德國以及隨後而來的歐洲國家對這兩個新生國家的承認促成了他們的正式存在，對他們的友人也好，敵人也好，這個事實不容動搖。由於獨立的克羅埃西亞現在存在了，貝爾格萊德廣播電視歇斯底里的宣傳開始利用新國家內塞族人的恐慌情緒，激發戰時大屠殺的記憶，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對抗他們的「烏斯達莎」鄰居。

一種在西方媒體中廣為流傳併為歐美政治家在公開陳述中採用的觀點認為，巴爾幹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滿神秘爭吵和宿仇的大鍋。南斯拉夫受到了「詛咒」。用一句廣為引用的妙語來說，它由6個共和國、5個民族、4種語言、3種宗教、2個字母表組成，這些都由單一政黨掌控。1989年以後發生的事情很簡單：蓋子打開了，大鍋爆炸了。

也許從長遠來說，具有更重大意義的是1993年5月在海牙設立的國際仲裁法庭。僅僅是這樣一個法庭的存在，就證明了在那時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在維也納以南幾十英里的地方犯下了戰爭罪行，甚至做出比這更糟糕的事。但由於多數假定的罪犯，包括姆拉迪奇和他的波斯尼亞塞族同胞、拉多萬·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國總統），對他們犯下的罪行樂此不疲，而且逍遙法外，這個法庭還只不過是個無關緊要的旁枝末節。

在另一種相反的解釋中，一些歷史學家和外國觀察家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巴爾幹悲劇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於外部干涉和帝國主義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領土在過去200多年裡被人利用，受人佔領、分割、盤剝。分到這杯羹的國家有土耳其、英國、法國、俄羅斯、奧地利、義大利和德國。這個地區九*九*藏*書各民族之間的流血衝突，根源不在於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而在於帝國主義的控制。所以說，正是外國強權的不負責任的干涉，才加劇了當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國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認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波斯尼亞人就不會步其後塵，貝爾格萊德也就不會被入侵，而一場長達10年之久的災難也許就不會發生。

這些知識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們大受好評的強調反共產主義的道德觀，他們認為需要建立重視道德的文明社會，來填補個人和國家之間缺乏方向的空間；然而他們的看法被建立一個市場經濟的實務壓倒。在短短几年間，中歐的「文明社會」成為一個古舊的觀念，只有幾個外國社會學家對此感興趣。西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發生了十分相似的情況（參見本書卷一第3章），戰時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調被驅散，首先被戰後重建事業取代，隨後被冷戰取代。然而，雖然法國和義大利作家在那些年裡仍然擁有相當大的讀者群（這要部分地歸功於他們大張旗鼓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們的匈牙利和波蘭同行就不那麼走運了。

另一方面，在德國發現的國家安全部門的規模和範圍令舉國震驚。除了8.5萬名全職人員外，全國還有大約6萬名「非正式合作者」，11萬名固定線人，還有超過50萬的「兼職」線人，許多人甚至無從知道自己被歸入這一類人。丈夫監視妻子，教授告發學生，教士檢舉教徒。前民主德國有600萬份居民檔案，占人口1/3。整個社會實際上被滲透，被分裂，被污染，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衛者惹的禍。

這些抗議的選票，間接地說明不可避免的共識約束了政治主流：這個地區只有唯一可能的將來，那就是在西方，在歐盟，在全球市場，不管它以什麼方式出現。就這些目標而言，相互競爭的各主要政黨之間差別很小，他們全部通過批評他們政敵的「失敗了的」政策，然後自己又接著實施一個驚人相似的計劃。中歐和東歐的結果都是一種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語言——「民主」、「市場」、「預算赤字」、「增長」、「競爭」——對大多數公民而言，這些概念都沒有意義，也無關緊要。

出於明顯原因，中歐的俄羅斯前帝國的公民並不喜歡這種形式的懷舊。但即使是共產主義失去的世界在民主德國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裡的民意調查顯示，人們普遍認為，除了旅遊、電子媒體和言論自由，1989年前的生活更好。在其他國家，甚至連舊日共產主義時代的媒體節目都引起了某種喜愛之情——2004年，捷克電視台最受歡迎的節目是《澤曼少校》的重播，這是70年代初的偵探系列節目，它的劇本幾乎就是1968年後「正常化」的宣傳。

於是1974年被認定為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官方語言的「克羅埃西亞」語——這是應一群薩格勒布知識分子起草的《語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作為身份的標籤：讓克羅埃西亞人可以抗議鐵托對一切在他的聯邦內的民族主義言論的壓制。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迷戀于保護和重申「純正」塞爾維亞語的某些塞爾維亞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結論：對於單一全國性語言的方言之間的區別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萬別，然而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傾向於使用一個共同的「正確」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實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數使用可以互換使用的單一語言，然而少數的民族主義者尋求通過強調自戀主義的細小差別來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

在中歐其他地方，風險的平衡對外國投資者有利，原因是歐盟成員國的地位必將加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立法。即使這樣，在匈牙利和波蘭最初的私有化過程中，很多是將共產主義時代的黑市交易轉化為合法的活動，或是將國有企業中明顯有望成功的部分快速出售給有境外資金支持的當地企業家。變革3年之後，波蘭國有企業中僅有16%出售給私人。在捷克共和國，有一個有獨創性的擔保計劃，向人們提供機會購買國有企業中的股份。這個計劃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為資本家：但它在後來幾年的主要效果卻是為未來的醜聞種下禍根，並且造成了針對猖獗的「牟取暴利」的政治反擊。

該怪誰造成了南斯拉夫的悲劇？當然各方面都應該負一定的責任。起初，聯合國對此幾乎無動於衷，它的秘書長波特羅斯·波特羅斯-加利行動不力，對此漠不關心，他把波斯尼亞形容為「有錢人的戰爭」。當聯合國代表正式抵達巴爾幹后，他們把大多數時間用來阻撓對最可惡的侵略者採取有決定意義的軍事行動。歐洲人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法國明顯地不情願將事態進程歸罪於塞爾維亞——而且法國人的確根本不願意和巴爾幹事務沾邊。

於是，像科爾內留·瓦迪姆·圖多爾的崛起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手下有名的擅長溜須拍馬的文人，早在從民族共產主義轉型到極端民族主義之前，他就致力於撰寫對「近衛團」的榮光歌功頌德的讚美詩。1991年，在移民們的金錢支持下，他創立了「大羅馬尼亞黨」，其政治綱領包括了民族主義懷舊情緒，攻擊匈牙利少數民族，還有得到公開支持的反猶太主義。在2000年12月的總統選舉中，1/3羅馬尼亞選民選擇支持圖多爾，票數超過唯一的另一位候選人、前共產黨官員伊昂·伊利埃斯庫。

幾周后，正在基輔等待布希總統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於1991年6月訪問了貝爾格萊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領導人保證美國會支持「一個民主的、統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時為止，「一個民主的、統一的」南斯拉夫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字眼。貝克發表講話5天後，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都控制了他們的邊界，在公民壓倒性的支持下和幾位歐洲重要領導人的默許和贊同下，開始單方面退出聯邦。作為回應，聯邦軍隊向新的斯洛維尼亞邊界進發。南斯拉夫內戰一觸即發。

年紀大一些的人對轉換到一個開放社會是最難應付的。年輕一代有獲得信息的較好渠道——從外國電視廣播或越來越多地從互聯網上獲得信息。但儘管這使這些國家的許多年輕選民越來越國際化，甚至越來越老於世故，這也使他們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間有了分歧。在國家獨立10年後對年輕斯洛伐克人的調查，證明了年輕人和長輩之間明顯的鴻溝。年輕人對1989年前發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無聯繫；相反，他們抱怨在「后共產主義」的斯洛伐克的美麗新世界里，他們的父母飄忽不定，而且十分無助：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幫助，也不能提供建議。

這裏所指的「問心有愧」，提出的是關於報應這個麻煩的問題——人們在過去共產主義時代里如果做過什麼事，那麼他們現在身上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有的話）。這就證明了，幾乎任何一個后共產黨政權都會帶來嚴重的進退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不僅在道德化的知識分子中間，而且在其他人中間都一致認為，在蘇維埃時代犯下的政治罪行應該昭告天下，而犯罪的人應該被懲罰。除非關於共產主義的過去得到公開承認，已是困難重重的、向自由的過渡就會難上加難：舊政權的辯護者們會洗刷罪行，人們就會忘記1989年究竟意義何在。

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裡，共產黨執政都超過40年——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50年，在蘇聯本身是70年。政黨國家對權力實行壟斷。它的法律、它的機構、它的警察成為國家中唯一的當權派。回顧過去，誰能說共產黨不是合法的統治者？他們當然被外國政府當作合法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國際法庭或審判庭宣布共產主義是非法政體。那麼，怎能因為某人過去遵守共產主義的法律或為共產主義國家工作而懲罰他呢？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異也一樣有誤導作用。比如說，天主教克族人和東正教塞族人之間的差異在早先幾個世紀中，或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克羅埃西亞的法西斯分子舞動天主教作為反對塞族人和猶太人的武器時，這種差異的作用明顯重要得多。到20世紀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發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漸式微，只有在鄉村，宗教和對應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有一定地位。許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已經完全世俗化了，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和阿爾巴尼亞族的穆斯林人鮮有相似之處（絕對不是所有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是穆斯林，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敵人並不在意這一事實）。這樣，儘管毫無疑問，舊日的奧斯曼習慣於通過宗教來確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誇大東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跡，但是這樣的證據也已經越來越削弱了。

政府在首都貝爾格萊德犯下經濟錯誤，但其後果被人感覺到並且最遭人嫉恨卻是在薩格勒布和盧布爾雅那。許多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共產黨員也好，不是共產黨員也好，都相信撇開聯邦首都當權者的腐敗和裙帶主義，讓他們自主發展經濟，就會過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爾維亞共產黨聯盟迄今為止默默無聞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周圍有一小群共產黨官員，通過鼓動並操縱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鐵托死後的政治真空中謀求權力。對這些人的做法與日俱增的恐懼，加重了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上述想法。

這位高級代表和國際部隊還一直留在波斯尼亞，持續監管它的事務，直至本書撰寫之時（戴頓協議簽署后已經10年了）——這表明這個國家在戰後多災多難，3個民族之間仍然彼此不懷好意，缺乏合作。波斯尼亞接待了大量的國際機構：政府機構，政府間機構，還有非政府機構。的確，1995年後的波斯尼亞經濟幾乎完全依賴於這些機構的存在和開銷。1996年1月，世界銀行估計，使波斯尼亞復甦3年之內需要51億美元。後來這被證明還是極度樂觀的估計。

通過強制推行對塞爾維亞自己憲法的修正案，他將到那時為止還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納省「吸收」進塞爾維亞——同時允許他們在聯邦內部各共和國總統職位中保有兩個席位。此後，塞爾維亞能保證在任何爭端中得到聯邦投票的8票中的4票（塞爾維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順從的、親塞爾維亞的黑山共和國）支持。既然米洛舍維奇的目標是締造一個塞族領導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國家，這自然會遭到另外4個共和國的反對，聯邦政府制度在事實上陷入了僵局。尤其從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視角出發，事情的發展導致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既然他們不再能指望通過一個功能紊亂的聯邦政府來推進或保護他們的利益，那麼他們的唯一希望只能是遠離貝爾格萊德，在必要時宣布完全的獨立。

基本的戰略目標與其說是打敗反對派部隊，不如說是將非塞族公民從他們自己的位於被宣布為塞族領土的家園、土地或謀生之地驅逐出去。這種「種族清洗」——對一個古老做法的新名詞——由各方共同參与，但塞族軍隊是最殘忍的兇手。除了那些被殺害的人（到波斯尼亞戰爭結束時，估計有30萬人遇害），幾百萬人被迫四處流亡。1988年至1992年間，申請向歐洲國家避難的人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多，共計25.6萬難民提出申請避難。在戰爭的頭一年，南斯拉夫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共有300萬人（占戰前人口的1/8）尋求海外避難。

如果說塞族對阿族的嫌惡建立在相鄰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的北端，人們對軟弱無能的南方人越來越討厭，而且不管他們是什麼民族。這種情緒不是建立在民族問題上，而是建立在經濟問題上。就像在義大利那樣，在南斯拉夫也一樣，更繁榮的北部越來越憎恨貧窮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們更有生產力的同胞的接濟才能維持的。南斯拉夫的貧富反差變得極為顯著，而且和地緣相關，這就帶上了挑釁意味。

俄羅斯的情況最糟，烏克蘭緊隨其後。庫奇馬和其他政要都來自「商人」的巨額現金支持，當然這些錢也將為這些商人帶來未來的收入：在後蘇維埃的烏克蘭，正如這些人心知肚明的那樣，權力帶來富貴，沒有權力就沒有富貴。公共財物、國家貸款或補貼從政府手中直接流入幾大家族的腰包，當中許多轉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賬戶上。這些國家裡的新「資本家」沒有真正創造任何東西，他們僅僅通過洗錢方式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

站在另一個極端的是斯洛伐克的麥恰爾、羅馬尼亞的伊利埃斯庫和烏克蘭總理（後來擔任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等人。為了避免他們的選民不安，他們儘可能推遲實行任何變革——烏克蘭的第一個「經濟改革計劃」在1994年10月宣布——事實還證明他們非常不願意放開國內市場，或降低國家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1995年9月，庫奇馬警告說，不要「盲目抄襲外國經驗」，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立場——這種說法對這一地區的歷史學家來說早已是陳詞濫調。

這樣指控的可行性在快速增加。當時不僅成百上千阿族「恐怖分子」被從塞爾維亞抽調來的特警部隊殺害，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衝突的掩護下，貝爾格萊德當局計劃「鼓勵」阿族人離開，強迫他們為了逃命背井離鄉，離開他們賴以生存的營生。1998年至1999年冬天，一直有關於塞族警方行動的報告——有時是他們回應科索沃解放軍的進攻，尤為典型的是塞族警方攻擊一個或多個有幾代人的大家庭——目的在於使整個社區膽戰心驚，從而放棄他們的鄉村，落荒而逃，直到穿越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或馬其頓。

90年代初，第一批前共產主義國家艱難地走出經濟泥潭后，在比較安全的基礎上重新崛起，它們能夠吸引西方投資者，並且看到自己最終可以進入歐盟的前景。波蘭或愛沙尼亞相對於羅馬尼亞或烏克蘭而言，在經濟策略方面比較成功，這對於任何來訪者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就小型商業活動或者從公眾的樂觀主義的層面上來說，這些更成功的東歐國家比前民主德國都要做得好，儘管後者擁有明顯優勢。

我們不妨可以得出結論，認為更「先進的」后共產主義國家，像波蘭——或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也許還有匈牙利——可以用這種方式，在經過幾年的艱辛之後，縮短從國有化的社會主義到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之間的距離，儘管這是以他們老一輩更窮苦的公民付出一定代價來達到的；與此同時，剩下的第二批巴爾幹國家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自己掙扎，它們的前進步伐受制於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考慮必要的變革的、腐敗的統治集團領導者。

清算並不是刑事訴訟程序，但是也確實給它的許多受害者帶來尷尬，他們被不公正地「點名和羞辱」。更嚴重的是，也許從一開始起，這就是一種公開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舊的「公民論壇」聯盟的分裂——長期九_九_藏_書堅持立場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哈維爾）反對新法律，而克勞斯則熱情地支持這個法律，認為這是一種「澄清誰的立場是什麼」的方法（而且讓以前批評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產黨員——感到難堪）。值得關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爾·麥恰爾同樣反對關於「清算」的法律，不僅僅是因為他自己被廣為流傳的謠言說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儘管從前他為了將自己的國家引向獨立，曾經充分利用警方檔案的信息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或許，我們可以說南斯拉夫的系列戰爭一觸即發，因為後來一共打了5場。1991年，南斯拉夫對斯洛維尼亞的進攻持續了僅僅幾個星期，隨後軍隊撤退，允許分裂分子在和平中離開。緊隨其後的是一場血腥得多的戰爭，交戰雙方是克羅埃西亞和反叛的塞爾維亞少數民族，反叛者得到「南斯拉夫」（實際上就是塞爾維亞和黑山）軍隊的支持。戰爭一直延續到第二年年初，在聯合國調停下達成了不穩定的停火協議。1992年3月，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投票爭取獨立，波斯尼亞塞族人對新國家宣戰，開始構建一個塞族共和國，並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軍隊的支持，他們包圍了幾個波斯尼亞城鎮，尤其是首都薩拉熱窩。

但是這種帶有諷刺意味的情況不應該讓我們無視塞族的責任。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戰爭可怕的暴行和病態的殘忍——那一系列的虐待、侮辱、折磨、強|奸，以及對成千上萬自己同胞的謀殺——是塞族男性（大多是年輕人）乾的好事，引發了意外的仇恨，以及媒體和當地的部族領袖對苦難的漠視，這些部族領袖的最高指令和權力來自貝爾格萊德當局。隨後而來的就不是那麼不尋常的事了：在歐洲短短几十年前就已發生過——當時整個歐洲在戰爭的旗幟下，普通人犯下了非同尋常的罪行。

但這些歷史差異，儘管足夠真實，並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更進一步加劇，卻在隨後幾十年裡淡化。經濟變化把到目前為止還與世隔絕的農村人口帶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爾這樣的城鎮里，這樣的接觸有時讓人感到不安；但同樣的變化也加速了跨越陳舊社會和種族界限的融合。

如果說「后共產主義」各國的公共政策有深刻差異的話，那麼不是因為對這些國家何去何從——或者如何到達目的地——有任何普通的見解分歧。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資源。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也許已經扭曲，效率低下，但它們擁有大量的、潛在性的、有利可圖的資產——能源、礦產、武器、房地產、通訊媒體、交通網路，還有其他不可勝數的資產。而且，在後蘇維埃社會中，唯一知道如何管理一個實驗室、一座農場或工廠的人——擁有國際貿易或管理大型機構經驗的人——知道如何辦事的人，是共產黨的自己人：知識分子、官僚、政要顯貴。

最後的南斯拉夫戰爭只持續了3個月，其間北約軍隊對塞爾維亞本身造成了嚴重破壞，但是對於制止正在進行的將阿族人從科索沃驅逐出去的行動，成效卻很有限：在戰爭期間，大約86.5萬名難民（其中一半是科索沃的阿族人）逃往黑山、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西部阿族地區邊境的臨時營地里。柯林頓總統輕率地公開堅持認為北約地面部隊不應該介入其中，迫使北約聯盟從空中發動戰爭，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災禍，而被南斯拉夫宣傳攻勢利用，也被塞族抓住，以受害者的身份大作文章——這個結果是可以預見的。6月9日，貝爾格萊德當局同意從科索沃撤出全部軍隊和警力，北約的進攻暫時延緩，聯合國適時下令由北約領導的科索沃軍隊對科索沃進行「臨時」佔領。

在波斯尼亞，塞族人的數量多得多，一個穆斯林和克羅埃西亞人占多數的、獨立的波斯尼亞的前途引發了類似的焦慮。波斯尼亞獨立是否不可避免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在戰前的各個共和國中，波斯尼亞是最為團結的，而它星羅棋佈於領土各處的各個社區一旦因為武力而分裂，將會帶來巨大損失；在米洛舍維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數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數派從來沒有實質性地表述過政體分立的願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鄰國分而治之，這個問題又有了討論的餘地。

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解決和共產主義的過去達成妥協的問題能使人人都滿意，或達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採用的解決方式引發了超越國界的爭議。在這裏，斯大林主義比別的地方來得遲，持續得也更長久些，而對「正常化」的醜惡記憶還很鮮活。與此同時，共產主義的政治基礎在捷克地區也比別的東歐地區更加紮實。最後，舉國對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後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顯失敗感到不舒服。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整個國家——在它最不妥協的國內批評家看來——問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勞斯知道他自己說的是什麼。

何況，最早呼籲對共產主義暴政還以顏色的人當中，一些非常顯眼的人自己的出處就讓人懷疑——在90年代初混亂的情緒中，反共和某種對被共產主義者們取代的政體的懷舊混雜交織。要將對共產主義的譴責與它之前的法西斯統治者分開來，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有理智的人承認，應該區別對待斯大林時代：要懲罰50年代那些參与政變、公審（為宣傳目的而舉行的對政治反對派等的公審，通常判決已在審訊前決定）和迫害的人為時已晚，而且他們的很多受害者已經去世了。

代溝在任何地方都會造成政治後果，事實證明，凡是年紀大一些或者比較窮困的選民，往往都容易被對新的自由共識提供懷舊的或是極端民族主義選擇的政黨打動。可以預料的是，這個問題在前蘇聯的某些地方最為糟糕，那裡分裂和混亂的狀態最嚴重，民主是聞所未聞的東西。由於貧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搖的新貴富豪，俄羅斯和烏克蘭上了年紀的——還有沒那麼上年紀的——選民們尤其容易受獨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儘管在「后共產主義」國家裡很容易創建模範憲法和民主政黨，但要鍛造一個有甄別力的選民群體，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各處的初期選舉傾向於自由派或中間偏右的聯盟，因為他們作為中間人促成了舊政體的倒台；但經濟困難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緒帶來的反衝力往往對前共產黨人有利，現在他們以民族主義者的面貌重新出現。

民族主義是米洛舍維奇確保自己控制塞爾維亞的方法——這在1989年5月他當選為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時得到了證明。但是，為了保持並加強塞爾維亞對整個南斯拉夫的影響，他需要對聯邦制本身進行改革。這種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影響力的平衡，先是由鐵托充滿個人魅力的領導力，後來是由輪換擔任總統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的。

1995年之前，國際社會取得的唯一實用成績是在戰火逐漸熄滅后，向克羅埃西亞派駐超過1.4萬名士兵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來分隔開克族人和塞族人，然後有選擇地向波斯尼亞某些被划為「安全區」的城鎮派駐幾百位穿制服的聯合國維和士兵，以保護數目日增的、蜂擁而至的難民（主要是穆斯林）。日後又出現了聯合國授權的在波斯尼亞部分地區的「禁飛區」，目的是限制南斯拉夫自由地威脅平民（或是它打破聯合國實行的制裁）。

塞爾維亞的阿爾巴尼亞人一直遭受歧視和壓迫——的確，國際社會的關注轉向更北部地區的危機了，所以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脆弱。戴頓協議簽署后，米洛舍維奇的國際地位決定性地提高了：儘管他並沒有成功地使所有的制裁都取消（這是他如此配合美國人在波斯尼亞和平行動的主要目的），南斯拉夫不再是過去那種低三下四的下等人。於是，由於他的一系列失敗，並且在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政治家批評他和塞爾維亞的「敵人」妥協時，米洛舍維奇重提科索沃問題。

攻佔科索沃，標志著長達10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戰爭終結，也標志著米洛舍維奇自身終結的開始。他的信譽遭到了破壞，原因是他自己給塞族人的民族主義計劃帶來了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挫折。2000年9月，他在南斯拉夫總統選舉中被反對黨候選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以壓倒性的多數票擊敗。米洛舍維奇玩世不恭地承認科什圖尼察得票更多，卻宣稱兩人差距甚微，應該再進行一次決定性選舉。此舉終於引髮長期遭受苦難的塞族人的普遍抗議。成千上萬抗議者湧向貝爾格萊德街頭，10月5日，米洛舍維奇最終承認失敗，認輸下台。6個月以後，對西方經濟援助越來越不抱希望的塞爾維亞政府同意逮捕米洛舍維奇，並將其移交給指控他犯下種族屠殺和戰爭罪行的海牙法庭。

鐵托的個人權威和他對嚴肅批評的猛烈壓制，使許多非常不同的見解遠離公眾視線。但他死後情況迅速惡化，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歐蓬勃發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勞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貨的匯款，那時南方人口過多而就業不足就不那麼成問題。然而從70年代末開始，南斯拉夫經濟開始放開。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南斯拉夫欠下了對西方的巨額債務，華沙或布達佩斯的反應是繼續借來國外資金，而在貝爾格萊德，他們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鈔票。在整個80年代，這個國家進入持續高通脹時期。到1989年，年通脹率高達1240 %，並且不斷上升。

科索沃解放軍最早於1992年出現在馬其頓，致力於通過武裝鬥爭來爭取科索沃獨立（也許也希望和阿爾巴尼亞聯合）。它的策略主要是對孤立的警察局進行游擊戰式的進攻，這給米洛舍維奇一個機會來譴責所有的阿族抵抗為「恐怖主義」，並授權發動越來越暴力的行動。1998年3月，武裝有迫擊炮和戰鬥直升機的塞族軍隊在德雷尼卡和其他阿爾巴尼亞村莊發動屠殺，傷亡達幾十人。爾後，國際社會最終對魯戈瓦的呼籲發出回應，開始密切關注。但是當美國和歐盟表示他們「對科索沃警方的暴力極度震驚」，米洛舍維奇卻發出好戰的警告，說「意在將問題國際化的恐怖主義將對那些求助於這種方式的人最為有害」。

想要表達抗議或痛苦的選民就這樣被拖向邊緣。90年代初，觀察者們在「后共產主義」歐洲見到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邊緣政黨及其擅長煽動情緒的領導人的崛起，認為他們是反民主的危險的力量，是一個落後的、被時間扭曲和束縛了半個世紀的地區里的倒退現象。然而在最近幾年，奧地利的尤爾格·海德爾、法國的讓-瑪麗·勒龐，還有和他們非常接近的從挪威到瑞士的領導人的成功，已經傾向於稀釋西歐評論儼然以恩人自居的語氣。復舊現象是不管邊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中奮力使之實現的知識分子看來，它的結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蘭的亞當·米奇尼克）一直通過新聞界保持有影響的話語。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諾斯·基斯）從原本知識分子出身轉向議會政治（基斯是自由民主黨的領袖），最後還是在公眾的視線中度過喧囂的幾年後，回到了學術生活。但大多數早年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並沒有成功變身為「后共產主義」政治家或公眾人物，除了做做過渡性質的有名無實的領導，還有許多人努力過，但也令人悲哀地證明是不合適的。瓦克拉夫·哈維爾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別成功。

對拉脫維亞人來說，回到俄羅斯的統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們的民意測驗仍然表明，尤其是農民堅信他們的日子在蘇維埃時期更好些。他們也許是對的，不光因為他們是農民。在革命前的20世紀80年代末，東歐人非常喜歡看電影。到1997年，拉脫維亞人看電影的比例下降了90%。各處的情況都如此，保加利亞下降了93%，羅馬尼亞下降了94%，俄羅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蘭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國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維尼亞幾乎沒有下降。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電影的直接關係，證實了一項保加利亞對當地電影院上座率下降調查得出的解釋：自從共產主義衰落以來，有更多的好電影可以選擇……然而人們不再買得起電影票。

波斯尼亞塞族人擁有事實上的自由，他們仍然進一步過度使用這樣的權力。儘管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包括一群外國外交家組成的「聯絡組」不知疲倦地尋求一項協議）「穆斯林——克羅埃西亞」聯盟（1994年3月建立於華盛頓的一次結束穆斯林——克羅埃西亞戰爭的慶典上）應該在一個新的波斯尼亞聯邦中佔51%，而塞族人佔49%，但以佩爾鎮為基地的塞族領導人無視這個建議，反而繼續他們的進攻。1994年2月，他們的軍隊從環山上往薩拉熱窩的市場發射了一枚迫擊炮彈，殺害了68人，使好幾百人受傷。隨後，北約在聯合國支持下威脅說，如果有進一步的進攻，他們將實行空中打擊，於是有了暫時的平靜。

國際反應日顯分歧。美國及其多數北約盟友公開贊成代表被困阿族人進行某種形式的軍事干涉，這些行動早在1998年10月就開始了。但遭到聯合國（它對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的干涉表面上必須經過授權）、中國和俄羅斯強烈反對，俄羅斯議會通過了決議，將北約的任何進一步行動定性為「非法入侵」。在歐盟和北約內部，希臘出於自身原因，反對對南斯拉夫事務的任何干涉。與此同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向他們在塞爾維亞的斯拉夫同胞提供「無條件團結」和「道義上的支持」。

就像「合法」的私有化一樣，這些金字塔計劃（這些計劃在俄羅斯也大行其道）主要使私有現金流入以舊的政黨網路和安全機構為基礎的黑手黨手中。與此同時，在齊奧塞斯庫倒台14年後，66%的羅馬尼亞工業仍然保留在國有制中，儘管一些更加有利可圖的、有吸引力的企業已經易手。許多年來，國外投資者對冒風險將資本投入這樣的國家顧慮重重，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於長期缺乏法制保障，充裕回報的前景被抵消了。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許多「后共產主義」政府都動心了，就像他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前任那樣，他們保護自己避免因為這樣的局勢而付出政治代價，他們的做法是建立保護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國人擁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這些較早地試圖自給自足的努力，被外國評論家不甚公正地指責為「民族主義」，可以預想，這些做法成效甚微：通過限制外來投資而扭曲本地市場，他們只不過將私有化進程進一步推向腐敗。

其他國家的表現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裡去。儘管倫敦當局最後支持美國施壓干涉，但在南斯拉夫衝突發生后的關鍵的前幾年，英國當局阻礙歐共體和北約進行任何直接干涉。英國對待南斯拉夫難民的行為很是可恥：1992年11月，當無家可歸的、絕望的波斯尼亞人的數量達到高峰時，英國宣布波斯尼亞人沒有簽證不能入境。這真是「不講信義的英格蘭」最無心腸的表現。由於薩拉熱窩沒有英國大使館可以發放這樣的簽證，波斯尼亞家庭唯有借道第三國才能到達英國大使館，這樣英國人就說，既然他們已經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難所，英國就不需要讓他們入境。就這樣，儘管在1992年到1995年間，德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慷慨大方地接納了成千上萬南斯拉夫難民，英國實際上在同期減少了向它尋求庇佑的人員的數量。

比這些國家在後共產主義階段經歷的差異更發人深思的，是他們的共同之處。畢竟在每個國家，新的管理精英面對同樣的策略選擇。正如俄羅斯總理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在1994年1月鄙夷地說過的：「市場經濟的浪漫故事」到處都一樣。所以，總體的經濟目標也是普遍地一樣的：經濟自由化，轉型到某種形式的自有市場，加入歐盟——歐盟會保證帶來誘人的外國顧客，他們會投資，提供地區性的援助資金，來緩解指令性經濟的解體帶來的痛苦。這些都是幾乎每個人夢寐以求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在有見識的人看來，這件事別無選擇。hｔtｐs://ｒeａｄ•９９ｃsｗ.ｃom

發人深省的是，「最後一根稻草」發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維奇授意下，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領導層未經授權，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聯盟用於支付聯邦僱員和國企工人欠薪和獎金的全部提款權中的一半。佔全部人口8%卻貢獻四分之一聯邦收入的斯洛維尼亞人對此尤為憤慨。1991年1月，斯洛維尼亞議會宣布，他們要退出聯邦財政系統，並宣布共和國獨立，不過儘管他們做出聲明，實際上並未開始採取任何分裂的行動。一個月之內，克羅埃西亞議會也做出類似舉動（在斯科普里的馬其頓議會也照辦不誤）。

1991年以後，比起在米洛舍維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當中身處少數民族地位，波斯尼亞的克羅埃西亞人和穆斯林必然更喜歡主權獨立，於是他們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決中表達了這一意願。然而，波斯尼亞的塞族人已經連續數月聽到了來自貝爾格萊德的說教，這些宣傳攻勢不僅有關於克羅埃西亞法西斯組織大屠殺的，還有關於即將到來的伊斯蘭聖戰，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們與其在由薩拉熱窩統治的穆斯林——克羅埃西亞國家中處於少數民族地位，還不如和塞爾維亞保持統一或至少擁有自己的自治區。一旦波斯尼亞（或不如說是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或克族領導人——因為塞族人同時抵制了全民公決和議會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獨立，它的命運就塵埃落定。4月，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國，南斯拉夫軍隊開拔進來，幫助他們保衛領土和「清場」。

「后共產主義」的政府面臨的基本選擇，要麼用「大刀闊斧」模式嘗試一次性地、一夜之間從接受補助的社會主義經濟到市場驅動的資本主義的變形，要麼謹慎地去除或變賣「計劃經濟」中運作特別不良的部門，與此同時儘可能長久地保留對當地人來說最重要的方面：便宜的租金，有保障的工作，免費的社會服務。第一種策略與新崛起的一代「后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和生意人鍾愛的自由市場法則最為吻合；第二種從政治上來說比較謹慎。問題在於任何一個策略在短時期內（也許在不那麼短的時期內）都會引起嚴重的痛苦和損失：在鮑里斯·葉利欽的俄羅斯，兩種策略都應用了，它的經濟在8年裡劇烈萎縮——這在現代史上對一個主要經濟大國而言，是和平年代里最重大的挫折。

在「后共產主義」的歐洲，私有化被扭曲的一個原因是西方介入的實質性缺席。的確，在莫斯科或華沙，一開始時有許多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主動要求教給接待他們的東道主如何建設資本主義，而且特別是德國公司對相對比較高級的共產主義公司（例如捷克的「斯柯達汽車製造公司」）很早就表示了興趣。但事實上幾乎沒有外國政府的參与，沒有馬歇爾計劃，或者任何和馬歇爾計劃有一點相似的東西：除了在俄羅斯，來自華盛頓當局的大量撥款和貸款源源不斷地湧入，以支持葉利欽的政府，而這些錢卻又流入了葉利欽及其盟友和支持者的腰包里。

這樣，當1990年9月華盛頓當局在法國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峰會上，試圖將南斯拉夫提上議事日程時，弗朗索瓦·密特朗指責美國人「過度誇大」（事態的嚴重性）而拒絕這項提議。4個月後，當南斯拉夫問題再度上升，法國外交部聲稱外國干涉「為時已晚」，之後即使國際力量不得不投身該地區的行動，巴黎當局依然保持不合作，聯合國派駐在波斯尼亞的維和部隊司令、法國將軍貝爾納·讓維埃個人禁止在斯雷布雷尼察展開打擊波斯尼亞塞族軍隊的空中襲擊。至於荷蘭政府，更是否決了北約針對波斯尼亞塞族要塞的一切打擊行動，直至所有的荷蘭士兵安全離開波斯尼亞。

那些的確成功地躍入公眾民主生活的知識分子，通常都是「技術官僚」——律師或經濟學家——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見者群體中默默無聞。到當時為止，他們沒做過驚天動地的英雄偉績，他們現在向芸芸眾生的同胞提供了一個更讓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勞斯於2003年接替哈維爾擔任捷克總統，他在總統演講中很直率地表明了這一點：「我有一點像你們。我過去既不是個共產黨員，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既不是某黨派的追隨者，也不是個道學先生。我出現在這裏，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氣，你問心有愧。」

拉脫維亞規定，任何被記錄和克格勃有瓜葛的人將被禁止從事公職長達10年之久。從1994年開始，拉脫維亞公民重獲自由，他們學習德國的榜樣，可以閱讀自己在共產主義時期的檔案；但內容只有在一個人尋求司法職位時才公之於眾。在保加利亞，新政府學習維希政府之後的法國，建立法庭，擁有權威，對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關的壞事的人施以「公民權降級」的處罰。

這些事態發展所造成的影響起初並不明朗。在克羅埃西亞東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納這個長期存在的塞族邊疆定居地，塞爾維亞少數民族已經和克族警方發生衝突，他們向貝爾格萊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們的「烏斯達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克羅埃西亞法西斯組織名稱）壓迫者。但是由於斯洛維尼亞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距離，以及塞族人在斯洛維尼亞共和國中人數不足5萬，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劃一個和平的退出。國外的看法各異：華盛頓儘管由於塞族在科索沃採取的行動，而延緩一切對南斯拉夫的經濟援助，但還是公開反對任何分裂行動。

鄰國捷克斯洛伐克，在財政部長瓦茨拉夫·克勞斯（後來擔任了總理）領導下，國家奉行一套同樣雄心勃勃的計劃——只不過他們額外強調貨幣可兌換性，實行開放性的對外貿易政策和私有化，一切都符合克勞斯公開宣傳的「撒切爾主義」。和巴爾舍諾維奇以及克里姆林宮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一樣，克勞斯喜歡「休克療法」：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中他找不到什麼值得保留的，他發現推遲轉向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好處。

到1997年春，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人伊麗莎白·雷恩已經開始發出警告，說科索沃省的災難即將到來，因為貝爾格萊德當局壓迫那裡占多數的阿爾巴尼亞人，拒絕一切要求當地自治權的要求，甚至剝奪了當地人哪怕最少量的機構代表席位。武裝起來的年輕一代的阿族人從阿爾巴尼亞那裡得到鼓勵，越過孤立無助的、忍辱負重的易卜拉欣·魯戈瓦的溫和派領導，放棄了非暴力抵抗，越來越接近科索沃解放軍。

在這個國家最南方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響到北部共和國的決策。盧布爾雅那和薩格勒布對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們更直接地關心的是塞族獨裁主義的抬頭。1990年4月，在斯洛維尼亞的選舉中，儘管選民的多數仍然喜歡留在南斯拉夫聯邦，但是他們支持對聯邦現狀持公開批評意見的非共產黨的反對黨候選人。5月，在相鄰的克羅埃西亞，一個新的民族主義政黨贏得了壓倒性多數票，政黨領導人弗拉尼奧·圖季曼接手成為共和國的總統。

於是，從形式上看，波斯尼亞從內戰中倖存下來，但恐怖和驅逐的後果卻無法被消除。大多數被逐出家園的人（首當其衝的是穆斯林）再也沒有回來，儘管他們得到當地和國際當局的保證與鼓勵。千真萬確，進一步的「清洗」即將發生——這回輪到塞族人了，他們被薩格勒布當局從剛被獲取的克拉伊納系統性地驅逐出去，要不就是被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施壓，要他們離開在薩拉熱窩或別處的家園，然後在主要是塞族的地區「重新定居」。但從總體而言，和平持續了下來，波斯尼亞金甌無缺——這要歸功於超過6萬名士兵的北約軍隊作為執行部隊（而後又作為穩定部隊）和一位平民高級代表，他被授權管理國家，直到這個國家能夠承擔責任，管理自己的事務。

米洛舍維奇的行為在那些年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是不足為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共產黨人通過調用18世紀普魯士的榮耀來求得好感；而在鄰邦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民族共產主義」被四處展示已達數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維奇炫耀性地歡迎來自塞爾維亞藝術與科學學會的愛國備忘錄，或在次年訪問科索沃，對塞族和阿族的「民族主義」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盤和當時其他東歐領導人並沒多大不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當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執政黨迅速衰敗時，愛國主義提供了保住權力的另一種選擇。

貝爾格萊德當局在1999年年初增加賭注，進行一系列殘忍的大屠殺，首先，1月15日在科索沃南部的農村下手，繼而在3月里擴大到科索沃全省。要不是他們這樣做，這明顯的僵局也許會無限期持續下去。拉恰克屠殺造成45名阿族人喪生（其中23人明顯是被處死的），這次暴行最終就像薩拉熱窩市場的刺殺案那樣，刺|激國際社會採取行動。瑪德琳·奧爾布賴特和一個南斯拉夫代表團在朗布依埃舉行了毫無結果的談判，貝爾格萊德當局拒絕從科索沃撤軍，也拒絕接受國際軍事力量在科索沃的存在。談判陷入如此結局，已是意料之中。干涉已不可避免。3月24日，儘管沒有聯合國正式許可，北約軍艦、飛機和導彈在南斯拉夫開始行動，事實上向貝爾格萊德政權宣戰。

不管怎麼看待對巴爾幹歷史的兩種解讀——儘管這兩種看法明顯水火不容，它們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令人印象深刻：兩者都弱化或忽視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麼簡單認為他們是命運的犧牲品，要麼認為他們任人操縱的犧牲品，或是別人錯誤的犧牲品。當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脈下埋葬了許多歷史，還有許多不堪回首的記憶。局外人的確對這個國家的悲劇造成至關重要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對當地罪惡橫行不負責任的默許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產黨國家的解體——是人為，而非天命。對南斯拉夫悲劇最該負責任的人並不在波恩或是別國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貝爾格萊德的政客們。

外國投資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建西歐那樣持續不斷，相反，卻像凡爾賽協議后那樣，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況良好的時機投入，在形勢嚴峻時撤出。於是像過去那樣，東歐人只好和西方的對手在明顯不公平的競技場上競爭，他們既無當地資本，也無海外市場，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業品或消費品。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資和公共補貼。

這樣，儘管共產主義博愛團結的神話要求對戰時的記憶和分裂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鐵托時代南斯拉夫的歷史教科書小心翼翼地對這個國家過去的共同歷史上充斥的血腥內戰避而不談——這樣的官方沉默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戰後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勵，把自己當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羅埃西亞人」或「馬其頓人」；而許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輕人，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在盧布爾雅那和薩格勒布的年輕知識分子不再對他們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歷史感興趣。到1981年為止，在波斯尼亞充滿大都市氣息的首都薩拉熱窩，20%的人口稱自己為「南斯拉夫人」。

正如很多人預見到的，催化劑正是科索沃。貫穿整個20世紀80年代，阿爾巴尼亞人反對政府虐待的示威和抗議總是零零星星地出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納發生的抗議行動。他們的機構被關閉，領導人被驅散，尤其是在1989年3月實施宵禁以來，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於被嚴格管制而受到困擾。塞族憲法修正案實際上剝奪了已經淪為受壓迫、受剝削的社會底層的阿族人所有自治權和參政權——通過米洛舍維奇1989年6月為慶祝「科索沃戰役」600周年而訪問這個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強調了。

這些人就是要在1989年後負責管理自己國家的人，正如他們在1989年以前也一樣——他們要管到至少「后共產主義」新一代出現以後。但現在他們要在新的姿態下工作：他們不再為黨服務，他們要在各個爭權奪利的政黨中工作；他們不再受雇於國家，相反卻成為技能、商品和資本的競爭性市場中的獨立工作者。當國家出賣自己的一切利益（從採掘權到公寓街區）時，這些人（主要是男人，而烏克蘭未來的總理尤麗婭·季莫申科是個明顯的例外）就是會做賣出生意的人——也是會做買入生意的人。

科索沃作為中世紀塞爾維亞最後一個抵抗土耳其人進犯的戰場，對塞族民族主義者來說有其歷史意義。1389年，塞爾維亞人在這個戰場上歷史性地戰敗。於是一些塞族知識分子和政治人士認為當地阿族人的主導地位從人口統計學上說是棘手的，從歷史淵源上說是有挑釁意味的。而且，由於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鄰近的波斯尼亞共和國最大的少數族裔群體，相比之下這一點就尤為突出。看起來塞族人輸給了迄今為止一直對鐵托的聯邦里平等地嚴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現出順從態度的少數民族。科索沃於是成為一個潛在爆發的火藥庫，原因只是隱隱地與「古老的」巴爾幹宿仇相關：正如60年代安德烈·馬爾羅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國的南斯拉夫訪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們在奧爾良地區的阿爾及利亞。」

波斯尼亞一直是南斯拉夫種族成分最為混雜的區域，但也許還不是最典型的。在整個國家的版圖上，種族交織混雜。199九九藏書1年居住在克羅埃西亞的58萬塞族人大約佔那個共和國人口的12%。波斯尼亞當年人口中44%為穆斯林，31%為塞族人，17%為克羅埃西亞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國，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爾巴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混居，就更不用說那些選擇告訴普查人員他們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種族混居地區的居民，對他們朋友或鄰居的國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來越普遍。

相對地說來，《清演算法》在生效的頭12年裡基本上沒有造成直接破壞。這項法律運用於申請證明自己清白的30萬人：其中大約9 000人沒有通過，這個數字與1968年後50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從黨內清算出去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這項立法更持久的影響是它遺留的苦澀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會對「天鵝絨革命」如此結束的方式的憤世嫉俗情緒。看來，捷克共和國中的「清算」與其說是關於如何誠實地對待逐漸淡出的過去，還不如說是關於如何使逐漸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在共產主義的許多沉重的遺產里，最看得見的是經濟問題。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或西利西亞落後陳舊的工廠不光經濟上運作不良，還帶來環保問題。二者聯繫密切：貝加爾湖的毒化，鹹海的死亡，波希米亞北部森林四處飄落的酸雨，不僅代表著生態的浩劫，還代表著對未來的嚴重透支。在對新工業能夠有任何投資以前，舊工業需要被拆除，並且也應該有人為他們造成的破壞做出補償。

正是由於擔心利用這樣的信息，在東歐其他地方禁止了類似的程序。在波蘭，使政敵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責他們過去（和舊政權）的合作——在2000年，甚至是列赫·瓦文薩也被指控和前特務機關合作，儘管這個指控從來沒有生效。一位「后共產主義」的內政部長甚至威脅要將他所有和前政體合作過而因此褪去光環的政敵名單全部公之於眾；正是由於擔憂出現如此的行為，米奇尼克等人傾向於將共產主義的過去一筆勾銷，向前看。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對審訊前共產黨總統雅魯澤爾斯基（當時78歲）。時間回到70年代，那時這位總統下令向罷工的工人開槍。1989年，最近記憶中的軍事法及其餘波，使舊事重提並評估罪責顯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這麼做的時候，機會已經溜走，大眾的注意力已轉到別的地方，於是，遲到的、回顧性的伸張正義看起來更像政治上的機會主義。

在傳遍福音的整個「后共產主義」歐洲，資本主義就是同市場相關。市場意味著私有化。在1989年後的東歐，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災受損物品大拍賣一樣史無前例。西歐對私有化的頂禮膜拜從70年代末（參見本書卷三第3章）加快速度以來，為東歐從國有制狼狽撤退提供了一個模板；但除此之外兩者幾無相似之處。與資本主義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歐在4個世紀中的崛起相伴隨的，是法律、制度、規章和實踐——這些是它賴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許多「后共產主義」國家，這樣的法律和制度鮮為人知——而且自由市場的新信徒們低估了它們的重要性，這是很危險的。

這並不全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某些美國外交官虛榮心強，過度自信他們的談判威力，他們頻繁造訪米洛舍維奇，讓他很有理由高興地相信，他不被西方當作不妥協的敵人，而是一位有特權的對話者。這位南斯拉夫獨裁者很清楚，國際社會首要關心的問題是防止任何進一步重新劃定國界的可能。一直拖到1998年7月，儘管有明確證據證明科索沃局勢已經令人絕望，外國「聯絡組」國家的部長們仍然公開排除將獨立作為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剛獨立的馬其頓，在希臘人的堅持下，被稱為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簡稱為「前南馬其頓），從歷史上來看一直是個敏感地區。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它與保加利亞、希臘和阿爾巴尼亞接壤的地區都一直充滿爭議。它的所有鄰國總用充滿疑慮的眼光對待它——這個完全處於內陸的國家必須全部依賴鄰國，才能獲得外貿和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而且在它脫離南斯拉夫后，能否生存下去還不是一件十拿九穩的事。但是一旦馬其頓崩潰，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甚至土耳其都有可能捲入紛爭。

為什麼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別的地方，共產主義的出路是「民主」：從俄羅斯到捷克共和國的政黨官員和官僚，在幾個月內就把自己從原先唯唯諾諾的人轉變成圓滑的多元政黨政治的實踐者。生存取決於調整個人的忠誠外表，使傳統政黨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來。不管這種轉變在許多個人身上多麼難辦，但是它的確是有效果的。這是因為別無選擇。在多數「后共產主義」國家中，若再打出「階級」這張牌便不會再有權威性，內部也沒有幾個民族可以成為獵物：根據一套新的公眾分類——「私有化」或「公民社會」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這三者的「歐洲」概念）佔據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這種情況只是到了1995年才發生變化。到那時為止，在聯合國軍隊內外的英、法軍官非常積極地宣稱，波斯尼亞塞族人力量強大，意志堅決，裝備精良。於是一切關於外國干涉的言論都被堵塞了。這些軍官還說，千萬別惹波斯尼亞塞族人：任何違背他們意願或利益的要在波斯尼亞達成和平解決的企圖，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會使情況雪上加霜。這種推理方法來自於貝爾格萊德的米洛舍維奇，他仍然有點不實事求是地說，他在波斯尼亞的塞族同胞所做的決定中沒起什麼作用。

的確，南斯拉夫境內「種族的」錯誤界限從來就沒有被很好界定過。語言上的差別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爾巴尼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語言大不相同。馬其頓人說馬其頓語（其實就是保加利亞語，只不過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塞族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所說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之間差別的確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爾字母表，而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學和學術術語不同，還有偶爾出現的拼寫不同和字母e的發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羅埃西亞語形式發「ye」，在「Ekavian」或塞爾維亞語變體中發「e」）不同外，這兩種「語言」是一致的。還有，黑山人書寫（像塞族人那樣）用西里爾字母表，但口語卻類似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亞的塞族居民也是這樣。只有塞爾維亞當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這種變體——波斯尼亞塞族民族主義領導人於1992年後，在從波斯尼亞劃出來的地區中試圖向他們的波斯尼亞塞族同胞強制推行官方的「塞爾維亞語」（即「Ekavian」）的時候，遭遇了絕大多數人的對抗。

1993年7月，捷克議會採納了《關於共產黨政權的非法性以及反共產黨政權的法案》，事實上宣布共產黨為犯罪組織。這樣就從理論上把千百萬前共產黨成員變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實際影響是純理論上的，並未採取實質行動。這項法案並不是要羞辱共產主義，並使推翻共產黨的行為合法化，而只是用來將一種超然的懷疑強加給民眾。在這項法案通過的10年後，民意測驗顯示1/5選民擁護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產黨，這個黨一直是國內最大的政黨，黨員有16萬名。

但是仍然有兩個更加難以解決的問題。怎樣處理前共產黨黨員和警官？如果他們沒受到明確指控，他們應為自己過去的行動遭受什麼懲罰嗎？允許他們作為警察、政治家，甚至總理參与公眾活動么？為什麼不呢？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畢竟積极參与了推翻自己政權的活動。但如果不允許他們參与，如果要對這些人的公民權或政治權利加以限制，那麼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長？所應牽涉的政要顯貴應該包括哪些人？這些問題大致可以和在戰後佔領德國的想要實施「去納粹化」計劃的盟軍所面臨的問題相比——除了一點不同：1989年後，做決定的不是佔領軍，而是直接相關的各方。

在東歐的其他地方，這種求助於民族主義喚起民族記憶的做法還只是冒著在外國人中間引發焦慮的危險，但是在南斯拉夫，代價會在國內償付。1988年，米洛舍維奇想進一步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國內鞏固他的地位，開始公開鼓勵民族主義集會，並且在集會時公開展示戰時的契特尼游擊隊徽章。這在40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些徽章提醒人們回憶曾經遭受鐵托壓制的過去。這種精心策劃的行動，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羅埃西亞人中間製造真正的憂慮。

於是在1990年元旦，波蘭的第一個「后共產主義」政府開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建立外匯儲備，停止價格控制，緊縮信貸，削減補助（換言之就是允許企業破產）——這些措施都以國內的實際工資為代價，工資立刻降低了大約40%。除了不可避免地明確承認失業（支持和幫助那些失業者再培訓的基金的建立，使情況得到緩和），這和70年代兩度改革不成功的嘗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政治氣候變了。

舊日的政要顯貴的轉型不像外界的觀察者眼裡那麼古怪。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比起它們其中任何一個與民主的共同之處要多：可以說，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義則完全是另一種語言。姑且不論其他，蘇維埃共產主義和傳統民族主義者有一個公敵——資本主義，或「西方」——而他們的繼承人會擅長操控廣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義（「至少在過去那時我們人人都很窮苦」），進而將「后共產主義」的悲哀歸罪於外來干涉。

這種恐懼不是沒有緣由的。通過將權力、信息、主動性和責任集中在政黨國家手中，共產主義造成了一個不僅個人互相猜忌、對任何官方聲明或承諾將信將疑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缺乏個人或集體主動意識，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眾選擇的基礎。在後蘇維埃國家中，最重要的新聞導向來自提供確鑿信息的報紙——莫斯科的《事實與爭鳴》，基輔的《事實》，這絕非偶然。

在匈牙利，共產黨在交出權力的過渡階段的和善方式，使人覺得很難清算或懲處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為在卡達爾之後的匈牙利，爭論的主要焦點當然是1956年，一個對大多數人很快就成為古老歷史的時期。在鄰近的羅馬尼亞，那裡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實行報復，要建立一個當地版的高克委員會的努力，幾年來一直遭到失敗，因為受到「后共產主義」政治精英的堅決反對：他們中間的那些知情人（從總統伊利埃斯庫開始）肯定會被任何與齊奧塞斯庫政權活動有關的嚴肅盤問牽連其中。最後，一所「國家『安全』檔案研究學院」創立，但它永遠比不上德國原創的權威性。

與此同時，1993年1月，波斯尼亞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間的另一場內戰爆發，一部分克族人試圖在克族占統治地位的黑塞哥維納建立一個暫時的小國家。最後，這些衝突剛告結束（儘管由於薩格勒布再次成功奪下3年前輸給塞族軍隊的克拉伊納，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的戰火於1995年重燃，此時這些衝突並未結束），科索沃境內緣起科索沃問題的戰爭又爆發了：米洛舍維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結結實實地吃了敗仗之後，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轉向科索沃，而北約軍隊對塞爾維亞發動了史無前例的進攻，阻止了米洛舍維奇毀滅或驅逐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的企圖。

這樣的結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盜賊當道，貪污腐化。最寡廉鮮恥的是葉利欽和他的朋友們當政時期的俄羅斯，過渡時期之後的經濟落入一小撮人的手中，這些人變得富可敵國——到2004年為止，36名俄羅斯億萬富翁（「寡頭」）聚斂了估計1 100億美元財富，佔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1/4。私有化、貪污勒索和直截了當的偷竊之間的區別簡直蕩然無存：有那麼多東西可供竊取——石油、天然氣、礦產、貴金屬、輸送管道——然而卻沒有人也沒有什麼措施可以防止這種偷盜。公共資產和公共機構分崩離析，被重新配置，官員們將事實上可以移動的或可以合法重新分配的東西佔為己有，或轉移到私人名下。

現在，北約終於行動了。柯林頓總統戰勝了聯合國領導層、某些歐洲領導人，甚至他自己的美國軍隊里始終存在的不情願的情緒，授權進行嚴厲的持續的大型轟炸行動，意在減少並最終消除塞族人造成進一步傷害的能力。行動來得晚了些，但的確有效。塞族人自己大肆吹噓的戰鬥機器煙消雲散。面對著對他們的陣地持久而結果未定的攻擊，而又沒有米洛舍維奇的支持（此人此時可以強調他和來自佩爾鎮的人保持著距離），波斯尼亞塞族人偃旗息鼓了。

由於美國（因此也是北約）打定主意超然于衝突之外，那麼頂用的只有聯合國了。但是除了制裁貝爾格萊德，聯合國看來也做不了什麼。在歷史上，聯合國指揮的士兵能夠進入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和地區，確保並維持和平，但在南斯拉夫尚無和平可維護，而且既無意願又無手段帶來和平。在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內戰中，表面中立的國際姿態事實上傾向於內戰衝突中的侵犯他人的一方：國際上對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運，對抑制塞族人於事無補，塞族人可以依賴於舊日南聯盟堅實的武器工業，但是禁運嚴重阻礙了波斯尼亞穆斯林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們在1992年到1995年間慘重的軍事失利。

米洛舍維奇很不理解的是波斯尼亞浩劫對國際輿論所產生的轉折性的影響。人權——尤其是種族清洗——如今是重中之重的議題，只是因為當初整個世界沒有及時行動，結果讓所有的人都為此自責不已。1998年6月，設在海牙的國際仲裁法庭宣布，對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擁有執法權——檢察長路易斯·阿博爾宣布，在科索沃省發生的戰鬥的規模和性質，決定其為應受國際法管轄的武裝衝突。7月19日，美國參議院敦促海牙官員，指控米洛舍維奇犯下「與人類為敵和種族仇殺的戰爭罪行」。

即使當民族主義政客開始成為對共產主義的批評者——正如俄羅斯名為「Pamyat」（意為「記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運動——他們舒舒服服地滑進對蘇維埃過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將一種無法公開表達的民族主義的憤懣之情和對蘇維埃遺產和它的豐碑的懷舊之情融合在一起。類似的還有將愛國的漂亮話和對蘇維埃式的獨裁主義失去的世界表示遺憾結合在一起，這是烏克蘭、白俄羅斯、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義者受到歡迎的原因——在波蘭90年代末興起的各式農民政黨和「民粹派」政黨中也有類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萊佩爾的廣受支持的「自衛黨」。

根據這個說法，「多年的」衝突，正如德·薩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樣，是歐洲「未經修飾的極端行徑」，重複著幾個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情況。危險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復讎的記憶驅使，佔據了整個民族。正如美國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決定停止互相殘殺，否則外人對此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