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與最小的成員國的預算相比，歐盟的預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結構基金、價格補貼和歐盟自身的高額管理費用上，所以無論對捐助國還是對受惠國的利益來講，都是一種永久性的制約。歐盟的經濟槓桿機構的有效性取決於所有成員國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員基本贊成的大原則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開放內部邊境，或者是貨物和服務市場的非限制政策——歐盟已經取得很大進步。而在少數成員國無法真正達成一致意見時（或者僅僅是一國不同意，特別是某個主要的捐助國），政策就會中斷：數十年來，統一關稅和減少農業補貼一樣，一直擱在議事日程上。

其結果就是導致拜占庭式的複雜局面。比利時被劃分為三個「地區」：佛蘭德斯、瓦龍尼亞和布魯塞爾——首都，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議會（除了全國議會以外）。此外，這裏還有3個正式的「社群」機構：荷蘭語區、法語區和德語區（德語區大致包括6.5萬居住在瓦龍尼亞靠近德國邊境地區說德語的居民）。這些聚居區同樣也有自己的議會機構。

通常這些下層階級不是由膚色而是由他們的宗教信仰來區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現在的歐盟里，宗教類別越來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絕對多數，雖然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不做禮拜儀式。猶太教徒的人數較少，只在俄羅斯和法國較多，英國和匈牙利的人數就相對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還有特別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國、比利時、荷蘭和德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的大城市、義大利和中歐等地方廣為散布。在歐洲眾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蘭教徒的人數在迅速上升。

法國的情況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擔任總統期間，實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並且漫不經心地著手將某些機構和資源分給各省。在法國新建立的各個地區單位中，不光是阿爾薩斯或者法國的巴斯克各地區有興趣切斷它們同巴黎的聯繫，而不管它們之間的歷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島基於真正意義的語言獨特性和歷史獨特性而掀起了一場民族脫離運動，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地宣稱說，科西嘉島只要獨立於大陸，就能繁榮。但是科西嘉民族主義者對暴力（和解決家族之間的宿怨）感興趣，就像「埃塔」組織一樣，所以始終只限於吸引少數人。

於是，到90年代末，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平均月工資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則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亞低於70美元，在摩爾多瓦只有30美元——這個平均數字還是有誤導性質的，因為在它的首都基希訥烏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眾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蘇聯各共和國的狀況不像波蘭，甚至還不如保加利亞，沒有多大改變：到2000年，每兩個摩爾多瓦人中就有一個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緒不僅限於原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西歐國家同樣具有擺脫中央統治的強烈要求——或者說是為了擺脫承擔偏遠省份貧困人口的責任。從西班牙到英國，西歐已確立的各國領土遭受大範圍的行政分權，雖然這些區域在表面上仍然維持民族國家的形式。

在西歐，「歐盟擴大」本身觸發了反衝力。在英國，憎惡歐盟的「英國獨立黨」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國民族黨」獲得了21％的投票率，它們保證要使英國與「歐洲」分開，預防移民和尋求避難者湧進英國。比利時的弗蘭芒集團、丹麥的人民黨和義大利的北部聯盟的表現也都和過去的行為類似，只不過現在要成功得多。

首先，憲法提案應該本著在一段時間內改變歐盟委員會內部各成員國頭重腳輕狀態的目的，並且能夠設計出一種歐洲理事會內部運行的投票制度，經過一定程度的協商后，能讓所有的成員國以及各國人民接受。新提案在一些難題上是否能達成一致還很不確定，但是在稅收和防禦等這些真正有爭議的問題上，畢竟還是一致同意保留以往戴高樂主義的國民否決機制（雖然英國實施否決權表示反對，但其他國家還是鬆了口氣）。毫無疑問，在所有認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權柄仍然掌握在大國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結論那樣，「歐洲」是為滿足「法國、英國和德國三位一體」的實際目的而準備的。我們可以一直在假定歐洲憲法需要經過每個成員國的認可，這曾經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但現在歐盟至少已經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了。

大部分成員國是歐盟的財政預算的受援國，而不是捐助國。2004年歐盟東擴后，19個歐盟成員國從布魯塞爾得到的資助要高於它們所交的歐盟會費。歐盟日常開支的維持實際上出自6個捐助國：英國、法國、瑞典、奧地利、荷蘭和德國。但是，這6個國家在2003年都提出減少對歐盟財政預算的貢獻，由原來的1.24%下降到1％。

和美國一樣，歐洲的下層階級不僅僅是由貧困和失業 （或者是待業）決定的，而越來越多的是由種族決定的：在90年代中期，倫敦年輕黑人的失業率是51％。如果考慮到很多黑皮膚的荷蘭人、德國人或者英國人都是當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移民的後代，那麼20世紀末的歐洲的窮人就是跨種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現在已經習慣於這樣描述）。相隔短短20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萊塞斯特區這樣使用雙語的多種族小鎮，很多人會驚訝不已。1998年，在倫敦市區的公立中學里，白人孩子只佔了一小部分。

20世紀80年代，一個新的政治聯盟——倫巴第聯盟（之後改稱「北方聯盟」）開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們認為義大利「南部地區」依靠北部財富佔了太多便宜的共識而慢慢發展起來的。根據北方聯盟黨創始人和主席翁貝托·博西的意見，解決方式是剝奪羅馬的財政權力，將北方地區從其餘地區中分離開來，最終保證倫巴第及其周邊地區的獨立，同時讓那些貧窮的「寄生」地區自食其力。這與加泰羅尼亞（或者斯洛維尼亞，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勞斯領導下的捷克共和國）何其相似。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關心的歐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魯塞爾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們現在擁有實權。從黃瓜的形狀到顏色，從人們所持護照上的用詞等等，任何事務都由布魯塞爾總部決定。它可以給予（從牛奶補助到學生的獎學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現金，解僱員工的權力，甚至是乳酪上貼的標籤）。在過去的20年裡，歐盟的各個國民政府發現，將不得人心的法律、稅收，以及政府不願意承擔責任但又默認的經濟政策歸咎於歐盟是非常方便的。

奧地利和法國對移民（法國的移民來自南方，奧地利的移民則來自東面，那兩個地區都曾經是這兩個帝國的佔領地）的恐懼和仇恨已經取代了反猶主義，成為維繫右翼派別的紐帶。但新的反對黨也從別處獲利：一身清白。他們沒有上台執過政，未受到90年代初困擾歐洲政壇的腐敗問題的毒害。腐敗問題不僅出現在羅馬尼亞、波蘭或者（首先是）俄國（在這些國家裡，尚可以認為腐敗是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間接代價），還出現在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腹地。

在這些情況下，歐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從冷淡變成敵意，變成一種感覺，那就是：所有的決定都是由「那裡」制定的，其結果對我們「這裏」的人不利，但「我們」都沒有決定權——這種偏見大部分都是由不負責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蠱惑民心的政客煽動造成的。在2004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選民的興趣急劇下降，很多人的確不辭辛苦地趕來投票，但是他們的票卻是投給反對歐盟的競選者的。

選民們對本國政治表現出的興趣程度，對比他們日益對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選舉的漠不關心，兩者差別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歐洲大選（也就是歐盟擴大后的第一次大選）上，英國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國性大選下降了20個百分點，西班牙下降了23個百分點，葡萄牙下降了24個百分點，芬蘭下降了39個百分點，奧地利下降了42個百分點，瑞典下降了43個百分點 （瑞典本國大選的投票率為80％，而歐洲議會的投票率只有37％）。

但是法國總工會這個曾經的藍領協會龍頭，與它的前身相比，實力也大不如以前，整個法國工會運動從1980年以來就失去了2/3的會員，並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經不再是法國或者其他地區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經改變。在很多地區出現的是一種新型的「四等級」體系。它的上層是新職業階層——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過良好教育者——他們經常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相聯繫，是新全球經濟的受益者。然後是第二等級，也就是傳統僱員的核心層級，他們分佈在工廠、服務業或者是公眾部門，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許多傳統利益和其他物質保證。

結果，威爾士國民大會雖然擁有大量象徵性權力，但是幾乎沒有實權，它們只是在表面上滿足了民族分裂者們對於認同威爾士最高權力的需求。畢竟，威爾士從1536年亨利八世統治時期起就處於英格蘭統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爾士王室的後裔。在語言和歷史方面，威爾士的復興已經足夠，但如果認為這就是威爾士全面民族意識的復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威爾士公眾生活表面之下的憤怒和仇恨出於經濟上的苦惱，而非民族獨立的野心。假如有兩個選擇，一是威爾士獨立，二是必須處在英格蘭的統治下，但恢復受工業化破壞的礦區、城鎮、港口以及解決失業問題，那麼很少會有威爾士人猶豫不決。

時間到了2004年，讓許多觀察者驚奇的是，歐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減輕了管理25個很難處理的成員國的實際困難。但是在很長時間內，它仍然沒有站在歐洲公眾的立場上考慮問題。這一點，無論是吉斯卡爾·德斯坦的歐盟制憲大會和形形色|色的條約，還是歐盟委員會及其各類報告和規章，以及已經開始運作的旨在教育歐洲公眾認識歐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貴出版物和網頁都沒有做到。

很多無法靠低工資維持自身及其家庭開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於國家的福利保障，事實上很多人就是這麼做的。在英國，撒切爾主義對國家和社會影響最大的地區，1 4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包括400萬名兒童。1/6的人依靠收入補助和家庭信貸計劃而維持在貧困線之上。到20世紀50年代，在北歐曾徹底消失的無家可歸者的數目又一次上升：僅在倫敦地區，撒切爾時代的無家可歸者就增長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數已經達到8萬。英國首都離一些最昂貴的房地產相隔不遠的幾英里處，已經開始與維多利亞時期臭名昭著的「流浪者的倫敦」相似起來。

450萬選民在1995年的大選中支持國民陣線領導人讓-瑪麗·勒龐，當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年4月，這個數字攀升到了480萬，以17%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將時運不濟的左翼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國主流政客們得出結論，認為應該平息讓-瑪麗·勒龐的擔憂，並承諾在「安全」和移民問題上採取強硬措施來壓制他的魅力，但同時容忍他的語言或者計劃（「法國是法國人的法國」，其餘人都應當遣送回國）。

帶著這些顧慮，西歐人猶豫了。1989年後，德國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歐盟應該儘快吸納所有東歐國家，作為反對民族主義的預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雖然瑪格麗特·撒切爾繼續熱烈支持歐盟早日擴大（考慮到擴大的歐盟將不可避免地淡化為英國夢寐以求的泛歐洲自由貿易區），而真正開始支配歐盟的是法國的策略。

從這一點來看，擴大是一個自我的動態過程，雖然老歐盟成員國仍然顧慮重重，而且從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人們也缺乏普遍興趣。但是擴大歐盟的雙邊談判已經開始，首先是那些被認為是核心申請國的成員：塞普勒斯、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和斯洛維尼亞；一年後考慮剩下的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馬爾他。雖然波蘭經濟不發達，但出於其國土面積和重要性的考慮，它仍然排在優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則降到第二考慮行列，主要是對該國由麥恰爾領導的獨裁政權造成的經濟停滯和賄賂醜聞的回應，作為對其他國家發出的警告的例子。

歐洲的大城市（例如倫敦）現在已經是真正的國際化都市了。如果說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歐洲白種人（和北美人）完成，那麼幾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從街道清潔工到兒童保育員，現在不是由來自義大利南部地區的傳統「第二等級」的歐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數民族」——經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種——來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沒有工作許可證。根據官方數據，住在倫敦和英國東南部的外國人在1992年至2002年凈增長了70萬人；但是實際的數字還要高。

2000年12月的尼斯會議充分暴露了歐洲一體化中所有可能出現的困難。會議表面上是為歐盟擴大打好基礎，併為歐盟委員會部長們設計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該制度以成員國的人口為重要指標，同時仍然希望確保大部分決議能夠通過——但會議在既激烈又尷尬的討價還價中結束。法國堅持與德國勢均力敵（儘管人口相差200萬），而西班牙和波蘭被授予觀察員地位，兩國希望通過向歐盟中權力最大國出讓支持票，以期在將來的歐盟中獲得更多的投票影響力。

如果說建立新「歐洲」公共機構的技術官僚們傲慢無禮地忽視歐洲民意，那麼現在這種態度則是有過之無不及。在反思其工黨同事執迷於政黨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規則方面，英國前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曾經對「根本性謬論」的假設，即認為「機構擴大可以讓政黨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對意見。但是戰後歐洲一體化的各項制度正是建立在這個假設之上的，它造成的後果現在終於變得明朗了：歐盟正遭受著嚴重的「民主缺失」。

因為擔心西歐將會被「經濟難民」（比如非法移民）、尋求避難者和類似人員「淹沒」，人們對「歐盟擴大」缺少積極性。到20世紀80年代，英國和德國的建築業中存在大量無證波蘭工人。但問題不在波蘭、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歐國家，而是它們東面的國家。1992年，波蘭本國有29萬「非正規」移民，大部分來自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前蘇聯國家；只有1 000萬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萬尋求避難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的生活是艱辛的，但還不是難以忍受，這些國家與他們的西方鄰國之間的差距已經在縮小，但是速度很慢。中歐和其他「后共產主義」歐洲國家的差距則越來越大了。

因為葡萄牙政府不被允許再執行這些措施，所以必鬚根據《歐盟增長與穩定公約》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就面臨巨額罰款。此時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政府應當通過這種方式擺脫經濟衰退。這項政策並未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說在加入新貨幣的條款上沒有違約，到2003年，里斯本已經成功地將政府債務降到GDP的59.4%，年赤字率降為2.8%，勉強符合官方規定。

傳統的政府在募集資金、滿足預期開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歐盟本身卻沒有稅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來自固定稅率的關稅、農業稅、歐盟範圍內的非直接銷售稅（增值稅），以及每個成員國交納國民總收入GNI的1.24%的會費。所以歐盟的收入幾乎沒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並且因每個成員國的國內政治壓力的不同而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在布魯塞爾，存有爭議的議案通常由專家和公務員決定。可能對憲法或者國家利益產生極大影響的政策，是由歐盟各部長經過仔細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現複雜的妥協性結果或者高價交易。無法達成一致的協議（或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則被簡單地擱置一邊。幾個核心成員國（例如英國、德國，尤其是法國）並不總是得償所願，但是它們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絕對不可能通過。

相反，作為一種彌補，布魯塞爾總部建議波蘭、匈牙利和它們的鄰國儘早取得北約成員國地位：作為對它們的過渡性獎賞。北約的這種擴張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徵意義，這也是為什麼這種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請國歡迎的原因。當然其實際意義要模糊得多（這不像對它們與莫斯科的關係所造成的傷害那麼真實和立竿見影）。但是，因為美國支持北大西洋防禦共同體的擴張，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歐洲國家在幾年後都正式加入了北約。ｈttpｓ://r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m

但是擴大還是提上了議事日程。根據規定，歐盟沒有剝奪任何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權力。歐盟委員會不得不接受東歐國家的申請：1994年匈牙利和波蘭，1995年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保加利亞，1996年斯洛維尼亞和捷克共和國。馬爾他和塞普勒斯在1989年就遞交了申請，還有土耳其（它的申請從1987年以來就一直被擱置）。就這樣，10個前共產主義國家也加入馬爾他、塞普勒斯和土耳其的申請之列。所有的申請國現在都在擁擠的候見廳等待歐盟的關注。

在21世紀的黎明，歐盟面臨一系列令人畏懼的問題：一些是舊問題，一些是新問題，還有一些是歐盟本身的問題。經濟問題也許最常見，卻是眾多問題中最不嚴重的。無論是否有新成員國加入，歐盟仍然對農民進行大量傾斜性投資。歐盟40％的財政預算（在2004年是520億美元）繼續作為政治意圖的「農業支持補償」，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幫助的、高度機械化的法國或者西班牙。

這3個地區和語言社區並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龍尼亞也有說德語的居民，在佛蘭德斯同樣也有一些說法語的小城鎮（或者城鎮的部分地區是說法語的）。這些地區存在的特權、讓步政策和保護措施都成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蘭德斯和瓦龍尼亞這兩個地區除了上面提到的情況外，實際上只使用一種語言。雖然布魯塞爾至少有85%的人是說法語的，但是它的官方語言是雙語。

這些人中不僅包括岡薩雷斯，法國前總理阿蘭·朱佩和基督教民主黨歷史上的一些領導人，還包括德國前總理、兩德統一英雄赫爾穆特·科爾，他因拒絕透露自己政黨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譽受損。如果沒有公職的保護傘，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長期間，其政黨捲入瀆職和任人唯親的政治風波中）肯定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正如很多現代英國文學的經典之作實際上出自愛爾蘭人之手，一些自啟蒙時代以來的傑出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來自同樣使用英語的蘇格蘭人，從大衛·休謨到亞當·斯密，從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到後來的一些名人，其實都是蘇格蘭人。從某種程度上講，不僅愛丁堡是英國早期工業化時代的知識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紀早期英國工黨運動的激進中心；而且蘇格蘭的商人、經理和移民都擔負著建設、開發和管理英格蘭帝國的大部分領地。此外，蘇格蘭一直堅稱並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身份：即使在倫敦的集權統治下，它還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統。

以上的數據跟歐洲大陸的發展比起來是無足輕重的，英國民族黨距離贏得國會的一個席位的目標還很遙遠，但民意測驗表明了全國上下普遍焦慮不安的情緒。極右翼能夠向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施壓，使他進一步收緊英國原本就不寬鬆的移民和難民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選的民願：一個在國會中佔據壓倒性席位的新工黨政府和近1 100萬選民，本就該對一個新納粹主義小黨做此回應。該黨在全國範圍內只吸引了4.8萬選民，是總票數的2‰，只比「魔怪狂歡發瘋黨」多了4萬張選票。

近年來，歐洲公民甚至擁有了自己的法庭。「歐洲法院」建於1952年，與「歐洲煤鋼共同體」一樣是在《巴黎條約》的框架下建立起來的，剛開始時，它只實施立憲任務，確保歐共體立法（「共同體法律」）闡釋清晰，能同時在各成員國以一致方式實施。但是在20世紀末，歐洲法院的法官（主要來自各個成員國）授權解決成員國和歐盟機構之間的法律糾紛，同時審理來自下一級法庭決定或者是反對成員國政府的決議。歐洲法院事實上已經具有泛歐洲上訴法院的許多特點和權力。

在德國政府的要求下，歐洲的財政部長們像奧德修斯一樣，被綁在歐元這根桅杆上，置選民和政治家們關於銀根鬆動和公共開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顧。但旨在保證新歐元與德國馬克一樣低通脹的條款，並沒有受到普遍歡迎。一些相對貧窮的成員國普遍擔心這會影響它們的公共政策，甚至還有可能阻礙經濟發展。為使《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條件更合乎人意，歐盟對那些持反對態度的政府進行現金獎勵，歐盟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賄賂」了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的財政部長們，允諾如果他們在條約上簽字，就可以保證在歐盟內部大大增加結構性基金。

奧地利南部卡林西亞州州長尤爾格·海德爾從嶄露頭角到勢力衰微，顯示出排外政黨的發展軌跡。在荷蘭，2002年，「富圖因特別黨」因為領袖的遇刺，贏得了17%的支持率，躋身荷蘭執政黨之列，結果在之後的選舉中，僅得到5%的微弱支持，國會席位也從42席銳減至8席。在義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狀態，北方聯盟趁機入主政府。

即使在降低農業補助和減少共同農業項目上已經達成協議，估計農業價格補助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會佔歐盟總開支的1/3，這對歐盟的預算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問題不是歐盟貧窮，正相反，歐盟成員國的財富和資源總和可以與美國匹敵，但是歐盟的財政預算如果用2003年布魯塞爾單獨報告中的話說，是「歷史遺迹」了。

在法國，讓-瑪麗·勒龐的「民族陣線黨」也持類似立場，但是法國在歐盟擴大上的很多疑慮並不局限於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法國政界一直反對歐盟擴大，以防止法國的影響力下降，這已經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們的外交代表都儘力將這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後拖延。公眾也對這種情緒予以回應：在新成員國加入歐盟前4個月的一次民意調查中，70％的法國民眾對新成員國的到來表示「未準備好」，而有55％的人則反對和新成員國融為一體（與整個歐盟35％的反對率形成對比）。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難發現的，和早些年從歐洲邊緣地區過來的白人移民一樣，她們很容易融入當地社會，這也是警察和社會服務機構很難找到她們的原因。但是大多數法國社會學家和評論家們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擠的外來移民）是非常容易發現的。這個新下層階級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們的「生存機會」排擠出來的：他們被排除在主流經濟之外，他們的孩子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的家安在城市邊緣的簡陋棚屋裡，沒有商店、社會服務和交通設施。2004年，由法國內政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大約有200萬這樣的外來移民生活在大都市邊緣的少數民族居住區，由於社會排擠、種族歧視和嚴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淪落為貧民窟。在一些少數民族居住區里，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50%；受害最深的是阿爾及利亞人和摩洛哥人的後代。

憲法本身的巨大變革和機構改革一樣是複雜的政治。佛蘭德斯地區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壓力，想從他們製造的變革的新機會中獲取利益。當弗蘭芒集團成為戰時民主主義激進分子的精神領袖，成為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北部某些荷蘭語區的重要政黨時，那些相對比較傳統的荷蘭語政黨為贏得競爭，決定接受分裂立場。

但是現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傳統意義上的工會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國，統一工會在公眾輿論的幫助下，暫時阻止了國有公司對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阻止公司私營，比如戰後實行國有的電力巨頭法國電力公司，其僱員就屬於為數不多的大工會「法國總工會」成員。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即使歐洲能源市場都擺脫了政府管制，但法國電力公司仍然是國有企業。

無論德國是直接以古代邦國為基礎（例如巴伐利亞），還是將曾經獨立的公國和共和國重新組成地域聯合（例如巴登——符騰堡，或者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現代德國在很多直接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面都實行相當程度的財政和行政自治：教育、文化、環境、旅遊和當地公共電台和電視台。在有限範圍內，以地區界定的身份政治對德國人也許比較有吸引力（德國歷史的特殊性也許的確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區發揮了替代治理作用。

隨著朝鮮戰爭結束，帝國時代結束，西歐各國都減少了防禦開支。隨著歐洲共產主義下台，軍事開支就進入了新低。在80年代末，北約各成員國在軍事上的平均預算已經下降到GNP的3.4%。到2003年，丹麥在國防上的開支只有GNP的1.6%，義大利是1.5%，西班牙只有1.4%。只有法國和英國的軍事開支龐大，但它們的開支也沒有超過5％（從歷史標準來看可以忽略不計）。

東歐國家的農業補助和其他福利也受嚴格限制。根據歐盟2003年的過渡性報告，這一方面是擔心「受援國能否吸納和高效利用歐盟凝聚基金和結構基金給予的後期撥款的問題」，但最主要還是為了控制歐盟擴大的開支，使西歐各生產國面臨的競爭最小化。東歐各國農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與西歐農民相同的農業補助（到那時，大部分農民很可能已經退休或者破產）。

失業問題不是個新問題。即使是擁有完善的福利網路的大部分歐盟國家，失業對個人和社區的經濟影響不能和內戰的破壞力相比（它們對人們心理上的影響是另外一回事），但它與戰爭相比有其特殊之處，20世紀最後幾年的經濟混亂髮生在物質富足時期，其社會代價是極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創造了大量財富（雖然相對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說倫敦或者巴塞羅那，其影響非常顯著。因為距離縮短，電腦和電子媒體實現了交流速度的增加，關於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並且大量地向所有人傳輸。

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和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曾希望限制入盟談判，以便「簡化」事務，像斯洛維尼亞或者匈牙利這些小國，與歐盟邊界鄰近，同時經濟相對現代化，這對歐盟的機構組織和預算帶來的挑戰並不算大。但是歐盟很快發現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是輕率的，將波蘭或者羅馬尼亞晾在一邊，會讓這些國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險境地。所以從1998年開始，和塞普勒斯一起，歐盟正式開始審批這10個國家的申請流程。馬爾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請之列，但是土耳其卻被擱置了下來。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區分裂主義卻更具威脅性。1970年之後，按照戰後憲法的規定，義大利在原有5個自治省（3個邊境地區、撒丁島、西西里）的基礎上被細分為15個區。這樣做，當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區、翁布里亞地區或者艾米利亞，這些地區都和加泰羅尼亞和加利西亞一樣，因為歷史特殊性而產生強烈的獨立願望，雖然幾十年前這些地區非常明顯的語言差異已經慢慢減弱，但是這樣的差異性並沒有完全消失。

但是吉斯卡爾·德斯坦的文本內容經過討論后，被採納為2004年的《歐盟憲法條約》，的確為歐盟事務的實際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藍圖：改善共同防禦和移民問題上的合作體系，簡化和統一歐盟法律，制定旨在進一步加強歐洲議會權威的歐盟公民《基本權利憲章》，對歐盟的正式權力做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說是雄心勃勃的說明。

歐洲法院的這個例子說明，歐盟的機構如果以間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現，會有不少優點。即使是在原先歐洲最「核心」的國家中，也很少有律師或者立法者會在一開始就願意放棄他們本國法律的權威性。同樣，如果將一個「歐洲議案」清晰化，仔細描述歐盟的目標和機構，並將此方案在西歐各國分別投票，那麼很顯然這種方案是會被否決的。

佛蘭德斯經濟繁榮。1947年，佛蘭德斯有20％的人口仍然從事農業；但是50年之後，操荷蘭語的佛蘭德斯人中，靠土地為生的人佔總人口的3％不到。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間，佛蘭德斯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經濟低谷，佛蘭德斯的經濟仍在持續發展，其速度是瓦龍尼亞的兩倍。由於沒有老舊工業和工人失業問題的羈絆，像安特衛普和根特這樣的省份隨著服務業、科技和商業的發展而實現了經濟繁榮。它們的發展還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即位於從米蘭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帶。在比利時，說荷蘭語的人比說法語的人多（人口比例為3∶2），前者比後者的人均收入高。與南部地區相比，北部地區更具優越性，占絕對支配地位——這種變化導致北方佛蘭德斯人強烈要求與其新的經濟實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當然，正是這種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歐盟立法方針的精確性，導致了歐盟民主的缺失：對歐洲人來說，關心一個定義模糊但同時似乎還影響到他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歐盟，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歐盟作為一種間接的政府體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畢竟還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創性的特點。決議和法律也許可以在跨政府的層面上通過，但是必須通過國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實。因為沒有強迫機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須通過公約執行——歐盟沒有稅收官，也沒有警察。所以，歐盟代表一種非同尋常的妥協方式：由國家政府承擔的國際政府。

雖然在受惠國里存在著各種懷疑理由，但是歐盟大爆炸似的擴大是真實存在的。當2003年4月在雅典正式簽署入盟協議，並於2004年5月正式生效后，歐盟這一次使它的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被擱置，它們有望於2007年加入歐盟）。歐盟人口增加了20％（但是經濟增長減少了5％），土地幾乎連成一片。之前的「歐洲」邊境在最近的1989年也只不過到達義大利的里雅斯特，但是現在它已經延伸到前蘇聯領地。

但是總而言之，加入歐盟的確是一件好事。從共同市場中獲得的經濟利益是實實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對歐盟持強烈懷疑態度的英國人也開始承認這一點，特別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任職期間「和諧」歐洲的熱情勁過去之後。加入歐盟后，可以在歐盟任何國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學習，這對年輕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還有不少好處。相對而言，所謂的「社會」因素在歐盟的預算中只佔極小的比例，還不到歐洲地區GNP的1％。但是從80年代末以來，歐洲共同體和歐盟卻明顯地重新分配預算，將資源從富裕地區向落後地區轉移，並穩步減少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實際差距——這在實際上取代了前幾代人的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的計劃。

此外，愛爾蘭共和國自身在90年代實施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政治經濟改革，所以現在和「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的形象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在後民族時代的歐洲繁榮中，通過鼓勵多元文化和推行低稅收，年輕的都柏林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對它來說，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的分裂主義觀點是另一個時代的怪異老古董，就像倫敦人眼中的執迷於帝國統一夢想的「奧蘭治社」——另一個時代的怪異遺物。

為了在歐洲這個大家庭里爭取地位和影響力，歐洲各國領導人托尼·布萊爾，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羅德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討價還價，唇槍舌劍，尼斯會議上的混亂場面證明先前忽視憲法精確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價的。歐盟通過引進新體制，尼斯會議直接產生了「歐盟制憲大會」：這是一種未經選舉產生的制憲大會，授權為擴大后的「歐洲」建立一種實際的管理制度，同時人們希望對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釋。經過法國人的大量遊說（這種方式現在人們已經很熟悉），由年邁自負的法國前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擔任歐盟制憲大會主席一職。

第三等級由小型企業和服務業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從業人員、裁縫、電器修理人員和類似人員，大部分由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來充當（在法國是阿拉伯人，在德國是土耳其人或者庫爾德人，在英國則是南亞人）。以上這3個等級的後面還必須加上數量龐大的、典型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南歐灰色經濟」。在義大利，從製鞋到紡織乃至零部件製造經常是在政府的監督下生產和分配的，據估算，在1997年，「非正式」部門所做的貢獻只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是22％；但是在一些地區，如偏北地區的布拉加鎮，「非正式」工人占當地勞動力的45％。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應是建立一個鬆散的「歐洲聯邦」：一種無條件向所有國家開放、極少涉及物質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員聯盟。之後幾年，法國外交官發現這項建議缺少支持，為失去「和平協作」邁向歐盟的機會而惋惜。但這種策略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透明策略，即可以將新獲得解放的東歐各國圈進虛假的「歐洲共同體」內，而實際上卻將它們排除在真正的歐盟陣營之外。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這一點，這也是他拒絕加入的原因（瓦茨拉夫·哈維爾在一段時期內是愛麗舍宮不歡迎的人）。

在法國（或者在德國、比利時），90年代頻繁的醜聞醜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機構和道德的脆弱，但更顯示出在現代社會實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斷上升。政治——包括職員、廣告、顧問——的成本都很昂貴。在歐洲，政黨的公共經費受到嚴格限制，經常只有在大選期間才有常務開支。如果他們需要更多的經費，在過去，政治家們就會求助於他們的贊助人——政黨成員、工會（左翼）、私人企業家和私人企業。但是這些資源快窮盡了：黨員人數減少，工會影響力下降，越來越多的政黨關注經濟事務，所以那些公司和私人都覺得不必要向任何一個政黨慷慨捐助。

這場全球經濟中的變革，其優點是不言自明的。投資資金不再受到國與國、匯率制度或者本地貨幣的制約，只要有需要，資金就可以自由流動（並且可以預見其利潤），到1990年，外國人已擁有德國34％的債務。但是這https://read.99csw.com場變革也有弊端：在德國、法國和瑞典，製造商們的利潤率受到管理者和高技能工人的高薪成本的限制，現在，這些歐洲製造商們不僅在全球範圍內投資，而且還在國外尋找適應性更強、更廉價的勞動力。

但是在英吉利海峽的對岸，凱爾特人雖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倫敦政府，但是他們仍然希望民族復興。在威爾士，這種復興意識體現在文化形式上，威爾士人在教育和媒體方面加強了語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義政黨「威爾士民族黨」領導人所說的，只有在山區和人口稀少的北威爾士，人們才要求完全獨立，實際上也只有在那些地方，要求獨立的呼聲才找得到共鳴。威爾士的南部城市與英格蘭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聯繫，與全國工會組織、工黨、自由黨都有完善的政治聯繫，所以他們對主張建立小國家的威爾士民族獨立分子一直非常地警惕。

但是西歐關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歐各國專註于推行新的單一貨幣和旨在實現機構整合的馬斯特里赫特計劃的實施。德國對為合併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土付出的代價和困難越來越感到焦慮，同時，南斯拉夫劇變（從一開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們，不可低估「后共產主義」問題帶來的風險性）也讓政治家們全心關注這些問題了。

有時候，歐盟也會走回頭路。20年來，布魯塞爾致力於推動取消對特惠產品國的國家補助，而歐盟的單一市場委員（荷蘭人弗里茨·博爾克斯泰因）在2004年6月表達了他的驚訝之情——法、德兩國為了保護本國農場，開始恢復20世紀70年代的「保護主義」政策。但是和布魯塞爾那些沒有被選上的委員們不同，法、德兩國無法忽視本國的納稅選民。

所以，雖然威爾士民族黨候選人在1974年的全國大選中首次實現突破，並且之後一直存在並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該黨從來沒能使民族獨立的提案獲得通過。1979年3月參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爾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議會，大部分人投了反對票。20年後，威爾士終於開始實施分權制，但促成這個結果的不是當地的民族主義者，而是托尼·布萊爾第一任期內工黨新政府的行政重組計劃——在推行這項計劃時，精明的布萊爾早已胸有成竹，因為他賦予加的夫新威爾士議會的有限權利同樣會落入現在正行使著它們的威斯敏斯特的議員手裡。

不過到了20世紀末，歐盟的精英們和各種機構互相交織和相互依賴的現狀，使武裝衝突儘管絕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變得不可思議。這就是為什麼「歐盟」成為拉脫維亞和波蘭等國家嚮往的目標——這是它們擺脫歷史的一條逃離路線，也是對未來政策的一種保證。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什麼歐盟成員國的領導人們在面臨巴爾幹戰爭時，會顯得那麼愚蠢而且無用？

到20世紀末，「比利時」在外形上已經發生改變。走在鄉間路上，旅行者若是沒有留意用荷蘭語或法語刻著「比利時」一詞的不顯眼路標，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他絕不會錯過彩色的標語牌告訴他們所進省份的信息（例如列日省或者西佛蘭德斯省），有時，他也會看到信息欄（用荷蘭語或者法語寫的，但不是兩種語言皆有）上告訴遊客在佛蘭德斯或者是在瓦龍尼亞的信息，但次數要少得多。傳統的做法似乎已經顛倒了：比利時的國際邊界只是一種形式，但其內部邊界的區分卻是真實存在並讓人印象深刻的。那為什麼比利時沒有分裂呢？

德國、英國和法國發現，直接將工廠設在國外，在巴西、奈及利亞或者羅馬尼亞進行產品生產安裝，然後將成品直接銷往全球市場，比以前從貧窮的國家引進廉價勞動力要高效得多。這進一步加速了西歐的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加劇了許多地區的長期性失業問題，增加了失業補助和其他社會保障服務的費用。

但是，社會黨的醜聞同他們的長期合作夥伴基督教民主黨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醜聞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動，更是讓兩個政黨聲名狼藉，他們在兩代人40多年時間里建立的整個政治網路被顛覆。1994年的總統大選中，除了義大利前共產黨和前法西斯黨，幾乎所有的政黨都土崩瓦解——但是在這次政治風波中，最終得益的只有前酒吧歌手品行不端的媒體大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為了確保自己的業務不受影響，而不是繼續深化義大利國內的政治清掃運動。

在20世紀末期，海德爾的影響達到頂峰。在1999年的大選中，自由黨獲得了27％的選票，成功地把人民黨擠到第三大黨的位置，與第一大黨社會黨的選票差距也縮小到29萬張。2000年2月，在奧地利的歐洲盟友們略顯誇張的擔憂中，人民黨組建了一個與自由黨合作（不包括海德爾自己）的聯合政府。奧地利新總理沃爾夫岡·舒瑟爾做了一個精確的估算：自由黨發起的是一場抗議運動，是一個反「特定社會群體」的政黨，迎合了「利益受損和被欺騙的普通民眾」（援引自皮埃爾·布亞德，民粹派人士）。一旦進入對國家事務的實質性管理，自由黨就會忙於處理各種公務雜事，還得對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擔責任，很快就會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選中，自由黨只獲得了10.1％的選票（而人民黨的得票率則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歐洲大選中，海德爾的自由黨僅僅獲得了6.4％的選票。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比利時不再是一個（甚至也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不平衡的、權力互相重疊的一個政權。組建比利時政府是困難的：它需要地區內部和地區間的多黨協商，需要在民族、地區、語言社群、省份和當地的政黨聯盟之間實現「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語言群體在政治和行政層面上實現合作。當政府形成時，它是缺乏主動權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權力（在理論上，這是一個國民政府僅剩的職責之一）實際上也掌握在地區手裡，因為對於當代比利時來說，大部分外交即外貿協定，都是掌握在地區手裡的特權。

同時，由於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耗費了巨大的成本，使東歐國家在即將加入歐盟的時候，仍然與其他歐盟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員國，人均GDP也遠遠落後于西歐國家：斯洛維尼亞是歐盟平均水平的69％；捷克共和國是歐盟的59％；匈牙利是歐盟的54％。波蘭是歐盟的41％，而在拉脫維亞這個最貧窮的新成員國，其人均GDP僅及歐盟的33％。即使新成員國以每年2％的增長速度，即以比現在的成員國更快的速度發展，斯洛維尼亞也需要整整21年才能趕上法國。而拉脫維亞趕上其他成員國的時間就需要75年。當然，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沒有這些數據。但是大部分人對面臨的困難不抱什麼幻想。當捷克人在2000年的一系列民意調查中，被問及他們認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現狀時，30％的被調查者認為「5年之內」，30％的人回答「10年之內」，另外30％的人回答「15年或者更久」，還有10％的人回答「永遠不會」。

常規宗教活動的減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使得傳統政黨影響力減弱，對新「比利時人」來說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從義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爾及利亞來到比利時。和新巴斯克人一樣，這些人對老掉牙的分裂主義者的議事日程毫無興趣。20世紀90年代的民意調查顯示，即使在佛蘭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區或者語言的問題放在心上。

接著是增長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級：雇傭工人，他們無法既享受傳統熟練工種的長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繁榮期的利益標準。的確，在一些地區（例如英國和荷蘭），失業人數最終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認為這證明了自由市場的運作令人滿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業人員算在內，特別是女人和年輕人，因為他們工資低，從事沒有獎金的兼職工作或者是簽訂受國家政策支持和保護的固定合同。

移民雖然在西歐一再受到阻止和嚴格控制，但它仍然是個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年在倫敦市區生活的孩子中，有1/3第一語言不是英語。通常這些孩子是難民和「尋求避難者」，南斯拉夫戰爭使這樣的避難者人數激增；不過也有來自東亞、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很多地區的民工，他們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沒有正式記錄。

向完整的歐盟邁進的正式機制由1987年的《歐洲一體化法案》開始啟動，但是真正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卻是冷戰的結束。1992年簽署《歐洲一體化法案》的12個成員國在商品、服務、資金和人員流動上實現了全面自由流通。不過這還不能算是一項突破，類似目標在幾十年前已在原則上通過。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直接導致同一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頒布，它和5年之後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都使歐盟成員之間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機構和財政框架。

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吸引公眾注意的一項條約是建立歐洲的單一貨幣。出於對統一后德國的顧慮，法國希望通過讓德國同意放棄德國馬克，實行單一貨幣歐元，而將聯邦德國緊緊捆綁在「西方世界」，同時還希望通過歐盟網羅密布的各項法律，將一系列的限制擴大到德國的法律、規章以及各種協議之中。而德國則堅持要求歐元必須是德國馬克的翻版：和德國馬克一樣，歐元必須有一個由中央銀行家們組成的自治監管會，必須服從德國中央銀行的財政政策——低通脹，緊縮銀根，赤字最小化。德國歐盟談判專家們對「地中海俱樂部」成員中具有鋪張浪費傾向的國家（像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非常謹慎，因此對新貨幣的成員資格設置苛刻條件，同時要求歐盟委員會對那些缺乏道德觀念的政府行為實行處罰。

德國的避難設施是（並且仍然是）歐洲最慷慨的，但是一般來說，移民要拿到公民資格仍然是很困難的，據統計，到20世紀末，只有500萬移民（算上他們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資格。在21世紀，大部分申請德國難民的人來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國家，但是從伊朗、阿富汗、俄羅斯等國來的難民人數也越來越多。

事實上，和上一代「后獨裁時期」的德國人一樣，西班牙人是嚴厲禁止「談論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區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沒有受到極權組織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區性身份曾經是舊政權最鍾愛的目標，它被認為是向民主過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這個例子中，自治、分裂主義和民主之間的聯繫就不是很明顯，巴斯克的「埃塔」組織由此走上一條危險之路 （他們甚至還策劃了1995年刺殺國王和首相的行動）。此外，600萬加泰羅尼亞人走上一條康庄大道時，巴斯克地區的老工業區卻日漸衰弱。巴斯克地區普遍存在失業問題，收入水平比加泰羅尼亞地區低，只在國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動。

奧地利的自由黨不是納粹運動，尤爾格·海德爾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賣弄地強調自己生於戰後的事實。他出生於1950年，反覆提醒民眾關於戰後出生一代的天時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領導的瑞士人民黨在2003年的一項反移民、反歐盟的投票中，奪得28%的支持率，與他類似的是，尤爾格·海德爾的部分成功歸因於其先鋒姿態，在全國以傳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現，掩蓋了其民族主義者之實。這一招對年輕的選民異常奏效，一時間，自由黨成為奧地利最受30歲以下選民青睞的政黨。

當談判結束，所有條款獲得通過，歐盟長達9.7萬頁的「歐盟規章」按照要求被寫進申請國的政府規章，真正的「擴大」反而讓人有點失望。在15年漫長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請國缺乏熱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10年前它們能獲准加入歐盟，這些國家或許會很激動。無論怎樣，融入西歐后，很多實際利益已經大打折扣，特別是汽車製造業，前共產主義國家已經擁有廉價的、技術水平較高的勞動力，大眾、雷諾、標緻——雪鐵龍在90年代投入巨資，從1989年到2003年，在東歐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累計達1 170億美元。

但是第二年，法國的財政赤字就幾乎達到4.1%，而德國疲軟的經濟最終為合併付出了代價——赤字高達3.9%，負債率達到近65％。考慮到德、法各自的經濟實力，兩國未能遵守自身的規章制度，這對整個歐盟協議來說是一種挑戰。但當歐盟委員會啟動處罰議程時，法國和德國都發表聲明，認為「臨時性」赤字在經濟上不可避免，它們無意支付賠款，甚至也不能承諾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關於歐洲的理念的優點恰恰在於其含糊性。比如「增長」和「和平」——這兩個詞都與歐洲一體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緊密相連，「歐洲」的概念非常親切，不會招致反對。早在70年代，當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最先開始輕描淡寫地談論「歐盟」時，外交部長米歇爾·若貝爾曾經問他的同事愛德華·巴拉迪爾（後來的法國總理）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巴拉迪爾回答道，「沒什麼意味。不過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則放棄使用這個詞，認為它是「一個含糊的概念……用來避免原則上的爭議」。

但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國際化是緊隨歐洲私營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後出現的，也為以後的國際化浪潮提供了動力（參見本書卷三第4章）。歐洲國家現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大部分西歐國家，最後是在「前共產主義」國家，這種過程繼續受到1987年《單一歐洲條約》的支持，它為國內和國與國之間的公開競爭做了準備。通過合併、佔有和生產國際化等操作，商品的生產和分配經常跨出國門，公司和企業開始實現全球化運作。

事實上，民族分裂主義最集中的政治形式並沒有出現在西歐最大的國家，而是出現在歐洲最小國家比利時。它的國土面積與威爾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過鄰國荷蘭，但是這個西歐國家的黨派林立狀況卻能與東歐的「后共產主義」發展狀況相比。比利時這個例子可以說明為什麼在20世紀晚期分裂主義浪潮消退後，西歐的民族國家仍然完好無損。

但這並不意味著「歐洲」沒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幾十年來，歐共體和後來的歐盟在國際論壇上提高和維護自身利益與別國展開競爭方面非常有效。但是這些利益絕大部分是經濟上的，或者更簡單地說，是一些經濟保護主義條款。在美國出口商減稅或者美國限制歐洲產品進口等事情上，歐洲的經濟部長們和貿易代表們是同美國對抗的。

但是在中歐和東歐國家，成為「歐洲」成員國卻是唯一的選擇。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理由——實現經濟現代化，還是保障新市場，或是獲得外國援助，穩定國內政局，同「西方」歐洲國家捆綁在一起，或者僅僅是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產主義——愛沙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新上台的領導人都在指望著布魯塞爾。加入歐盟后實現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對那些剛獲解放的「后共產主義」歐洲國家領導人是一種誘惑。他們被警告說，如果有人告訴他們說舊體制優於新體制，千萬不能誤以為真，而轉變的代價是值得的：歐洲就是你的未來。

但是對歐盟的反感同樣也在東歐出現。在捷克共和國，人民民主黨——它與瓦茨拉夫·克勞斯的立場相同，對歐盟及其「過於強大」的權力持懷疑態度——顯然是2004年大選的贏家，贏得捷克在歐洲議會中的席位的38％。在鄰國波蘭，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極右政黨事實上比執政的中左聯盟表現得更好（如果考慮幾個月前的歐洲大選中只有剛超過一半的波蘭選民認為加入歐盟是「一件好事」，這樣的情況也許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義者沒能利用上述條件，那麼多半是由於該地區200萬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會說巴斯克本地語）。所以居民們對分裂活動毫無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獨立，更多人選擇已受法律保護的地區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黨內部，大部分成員也持相同看法，選擇地區自治。對於「埃里·巴塔蘇納黨」這個「埃塔」組織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選票正在流向溫和自治黨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黨。到20世紀末，埃里·巴塔蘇納黨已經成為包括對政府當局不滿的綠黨人士、女權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對全球化論者的多元在野黨。

傑出的知識分子們曾經是時事政治的精確氣壓計，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幾年前，「中歐」被西方評論員們重新發現，像哈維爾、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們的同伴們，在巴黎、紐約等城市都是社論版和高雅雜誌的寵兒。但是歷史匆匆而過：布拉格和布達佩斯奇迹般擺脫專制的歷史已經成為褪色的記憶，只有遊客和商人還留有記憶。人們更容易在薩拉熱窩找到伯納德-昂利·利維和蘇珊·桑塔格。中歐短暫的名聲已煙消雲散，帶著這樣的名聲，它們開始加速融入西歐的進程。在公共場合，布魯塞爾的政治家和經理們一如既往地堅持歐盟在條件「成熟」時向東部擴張，而在非正式場合，他們則比較坦率。一位歐盟委員會高級官員在90年代中期評論說，「這裏沒有人真正地認真對待歐盟的擴大」。

對於熟悉西歐大國早期歷史的人而言，在西歐的大國里實施「准民族特殊論」的新政治，似乎是對19世紀的中央集權模式的顛覆。即使在與眾不同的現代歐洲，這一模式的例外之處還是證實了以下規則：德國作為前蘇聯的最大的歐洲西鄰，其分裂勢力並未蘇醒。這不是因為其歷史特殊性，而是因為納粹德國戰後已經是一個真正的聯邦共和國了。

到20世紀90年代，出於管理上的便利，歐盟仍然在數十年前的線路上行進。布魯塞爾的委員會並非經由選舉產生，其下管理一支龐大的官僚機構，制定各項政策，實施各國部長制定的日程和決議。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於1979年由直接選舉產生，慢慢擴大了其監管職責（在最初的《羅馬條約》中，它的功能被嚴格限制在諮詢上），但是沒有動議權。

這兩個自我歸屬的身份認同——受壓制的按語言劃分的少數民族；受挫折的經濟地區——此時都已交織成佛蘭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勢力，其程度之深，即使舊有的不公正能夠一掃而空，並且北方荷蘭語省份能贏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務中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力，然而記憶中的憎恨和受蔑視也會很容易地變成新的顧慮，這種顧慮不僅會加劇比利時公共政策爭論的激烈程度，還會ｈｔｔpｓ://ｒｅａd.９9csw•com產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務本身也是很難解釋清楚的。

比利時仍然沒有分裂的原因有三點，從廣義上講，這三個因素同樣適合解釋所有西歐國家為什麼會堅持統一。首先，隨著憲法改革方案的實施，以及幾代人時間的流逝，分裂主義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獨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產主義「精英分子」（他們希望建立等級社會和政治網路，用以代替民族國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時的年輕一代不容易受到黨派親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輩的政治家們，對這樣的事實也還需要慢慢接受。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蘭情況稍好一些，它有3 800萬居民——與現在的成員國一樣的條款加入歐盟，那麼歐盟在補貼、地區性援助、基礎設施資金和轉賬等方面肯定會超過預算。1994年12月，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公布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中歐的6個國家（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和老成員國一樣的條件入盟，那麼每年僅在結構性基金上的開支就將超過300億馬克。

但是，正如很多懷疑論者預測的，根據「通用規則」制定的單一貨幣很快就顯露弊端。在法蘭克福新成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從一開始就保持相對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貨幣，防止通貨膨脹。但是歐元區國家在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愛爾蘭這樣的國家，經濟在發展，而其他國家，特別是葡萄牙，經濟遠遠落在後面，它們本來可以發展本國的經濟活動和貿易出口，而這些活動在傳統上是通過降低利率和讓通貨「貶值」來實現的。

到21世紀初，外國在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投資實際上已經減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歐盟擴張即將到來。一旦這些國家加入歐盟，那麼與波蘭或者愛沙尼亞做生意或是在境內投資自然變得容易。而反過來，東歐國家也可以向西方國家銷售更多產品，如波蘭希望在加入歐盟3年內，對歐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這是相對落後的結果。一旦進入歐盟，東歐國家的工資和其他費用將開始向西歐各國看齊，同印度、墨西哥等國相比成本優勢就會失去。至少在製造業，利潤率將開始下降。

歐元面臨的困難，顯示出了歐洲一體化的更大的缺點：極其龐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統。問題主要在於原先的觀念上，讓·莫奈和他的繼承者故意避開實踐，更多地去構想民主或者聯邦體制。因此，他們自上而下地推動了歐盟現代化的方案建設：傳承聖西門主義的構想，實施提高生產力和工作效率、發展經濟的策略，並且由專家和官員們去具體實施該策略，同時極少考慮受惠者的意願。這一方案的提議和倡導者們大部分致力於「建設歐洲」的複雜的技術性方面，而出現的其他問題都被推延到以後解決。

勒龐同舊傳統的極右翼政治關係密切，在青年時代就支持布亞德主義（主張用減稅來保護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利益），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就參加過帶有極右色彩的組織，出語謹慎地為維希政權和貝當政權辯護，他的行動如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同黨們，不僅僅是對過去的法西斯的念舊那麼簡單。當然，皮姆·福圖因和克亞斯伽爾德也不屬此列，因為兩者都強調了保持國家傳統上政治寬容的意願，儘管面臨著宗教狂熱和新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文化的雙重威脅。

在丹麥，1995年還默默無聞的丹麥人民黨經過短短几年的發展，在2001年前已成為國會第三大黨派。人民黨從未執政，而且始終將焦點放在移民問題上，主席皮婭·克亞斯伽爾德以此集結影響力，漸成氣候。丹麥兩大黨派——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正在關於政治避難和對外國居民的法律的強硬度上打壓對方。皮婭·克亞斯伽爾德在2001年的選舉中獲得12%的選票后曾這樣宣稱：「現在政府是我們的。」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在原先的《羅馬條約》上增加了一系列專門的輔助性條款，以完成《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制定的目標，強制執行歐盟在發展公民權利上的綱領，以及在就業、健康、環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歐洲範圍內的機構建設，加強統一的外交政策。在這些方面，統一貨幣於1999年正式生效；歐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機構的力量后，完成為期10年的內部整合。「歐盟擴大」這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已經不再有任何推遲的借口。

無論是像「英國民族黨」那樣攻擊「少數民族」，或是像法蘭西「民族陣線黨」的讓-瑪麗·勒龐那樣抨擊「移民者」（在德國，移民更多地被稱為「外國人」或者「異族」），近年來，那些極右翼黨派無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評。一方面，經濟緩慢發展和全球經濟的脆弱性給很多工薪階層帶來了終身難忘的經濟危機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機構已無法通過各種階級旗號來控制這種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國共產黨勢力極強的地區，法蘭西民族陣線能屢戰告捷，這絕對不是一個巧合。

這是一種獨特的協商方式。它與1776年北美各個獨立的州的情況不同，獨立州就像衛星一樣圍繞在英國的周圍，其語言、文化和法律體系都與英國相同。這種方式也不同於瑞士聯邦，雖然人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做比較：瑞士的多重主權，行政區劃和各地方權利與特權已經形成一個具有數百年歷史的政治網路，瑞士的這種情形更像法國1789年前（假如沒有國王時）的情況。

其中在「語言戰爭」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事件發生在60年代——當時距離荷蘭語正式被官方承認，被允許在佛蘭德斯的學校、法庭和當地政府中使用已經整整50年，同時從荷蘭語成為官方語言開始，也已經過去40年了——當時講荷蘭語的學生在位於荷蘭語區的佛蘭德斯——布拉班特省的魯汶大學反對說法語的教授出現在校園裡。學生們喊著「瓦龍人滾出去！」的口號，在學校遊行。最後，學生們達到了目的，學校被一分為二，那些說法語的教師只好跑到南部說法語的布拉班特——瓦龍地區，並在那裡建立新魯汶大學（不久后，圖書館也被一分為二，其圖書館資源也重新分配，這對雙方都不利）。

當然，《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在「輔助條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對歐盟官員實行「奧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歐盟不得採取行動（除非屬於壟斷性競爭）」，除非此行動比當地、地區或者某國本身採取的行動更有效。但即使是這樣的條款，不同國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法國認為，此條款會使超國家的權力擺脫巴黎的控制；德國認為，該條款可以讓地區性政府擁有特權；而英國則認為可以通過該條款阻止機構融合。

在穆斯林區有著很多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例如，在公共學校里應該如何規定宗教特色的著裝和標誌？政府在鼓勵（或阻止）獨立文化組織方面該起怎樣的作用？政府是否應該支持多元文化組織的發展（以利於各種文化獨立發展）？或者說當局是否應該推動文化融合的進程？法國政府在政策上鼓勵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學校里展示各種宗教標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國和荷蘭，對於文化差異和強烈的宗教自我意識則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國的人們對這一點持不同意見（詳見本書卷四第4章）。

在這種情況下，摩爾多瓦人、烏克蘭人或者很多處於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羅斯人的唯一選擇就是在西歐尋找工作。結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輕婦女，最後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裡，他們由船隻經羅馬尼亞和巴爾幹運送到西歐，情況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廠和餐館做契約工人，而最糟糕的，並且也是大多數，婦女移民通常淪為妓|女：在德國、義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亞，高薪的西歐士兵、行政官員和「援助人員」都是她們的客戶。這些摩爾多瓦人和烏克蘭「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羅曼人（吉卜賽人）的行列，處於歐洲大陸多文化的熔爐的最底端。

這種結果至少在義大利導致一些新情況的出現：富裕地區出現分裂主義。幾十年來，義大利北部地區（特別是皮埃蒙特區和倫巴第區的工業化城鎮、博洛尼亞省及其腹地的富裕農場和小型企業）明顯比義大利其他地區富裕，與別的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世紀80年代末，米蘭周邊的倫巴第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已經是全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32％；而位於義大利「靴子」地形的「腳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亞區，其人均生產總值是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56％。80年代梅索茲阿諾的貧窮率是義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義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設施方面已經可以和法國或者英國相比，另一方面，義大利南部地區遠遠落在後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過巨額財政匯款來彌補。

歐洲議會的每次直選，選民人數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當國家大選和歐洲大選剛好碰到一起的時候，被動員參加當地和全國大選的選民順便也參加歐洲大選。否則，選民人數下降的趨勢將一直持續。法國的投票率從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國的投票率從66％下降到43％，而荷蘭的投票率則從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

但是從布魯塞爾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從一開始，歐洲計劃就是極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歐洲民族都開放。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後加入歐共體，最終加入歐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則之上的政府體制」並同意成員國條款的歐洲國家的權利。

相反，歐盟各成員國仍然保持完全獨立，它們在過去一直自願聯合在一起，通過讓步和妥協逐漸積累了一套權力和立法議案，它們既沒有說明這些協議背後有哪些原則，也沒有說明這些共同的承諾可以堅持多久。「布魯塞爾」是個模糊的行政實體的匿名總部，它既不貫徹民主，也不實施極權——它通過所有成員國政府的一致同意來實行管理。從一開始起，它就作為一項積極的事業，以正面進步的形象示人——歐共體或者歐盟致力於為各成員國創造福祉，同時又不減損其獨立的重要性。但是這個目標能否繼續作為目標還是個未知數。

到20世紀90年代，瓦龍尼亞的城鎮和其他區域都陷入后工業時代的經濟衰退中。採煤、鍊鋼、石板製造、冶金業、紡織生產這些傳統的比利時工業財富的搖籃實際上已經消失：比利時的煤產量從1961年的每年2 100萬噸下降到1998年的年產量少於200萬噸。歐洲曾經利潤最高的工業區，只剩下位於列日省北部默茲河流域的舊煤礦區，此外還有在蒙斯和沙勒羅瓦的一些設備落後陳舊的煤礦。該地區先前大部分的採煤工、鍊鋼工和他們的家庭，現在都靠雙語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業收入較高的北方人的稅收來支付（在佛蘭德斯民族分裂分子看來是如此）。

歐盟的小成員國（如希臘和匈牙利）是通過一些犧牲，經過努力，才符合公約條款的規定的，而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則擔心新貨幣的穩定性，這些國家都高呼法、德違反規定，但也從中得到教訓。《歐盟增長和穩定公約》頒布不到10年就已經失效。如果歐元國在本國財政預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歐元將會遭受多大損失還不清楚。但也有人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各國政府，而在於體制僵硬的、似乎不負責任的中央銀行，它堅持完全獨立，仍然在從事70年代的那種反通貨膨脹的戰鬥。

歐盟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即使是申請國中最富裕的國家斯洛維尼亞，或者是捷克共和國，它們也比任何一個歐盟老成員國貧窮，事實上大部分申請國的確都非常貧窮。無論用哪一種方式來衡量，東歐與西歐國家之間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嬰兒死亡率是其他歐盟15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壽命比歐盟成員國的平均壽命低8歲；而拉脫維亞則低11歲。

在法國又是另一番景象。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黨有兩大優勢，一是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選中有270萬選民支持；二是具備善於將公眾的不滿情緒轉化為集中憤怒和政治歧視的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實際上，在當年密特朗總統將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引入國民陣線前，極右勢力從未如此風光過。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旨在帶領國民陣線取得國會的成功，從而分裂並削弱法國主流的保守黨派。

半個世紀之前，歐盟作為海關聯盟——可算一個「共同市場」——只是統一外部關稅。它的開支形式是由關稅談判協議、價格、補貼和支持來推動並實行限制的。多年來，它的雄心已經擴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領域，在布魯塞爾等地，它在形式上已經和傳統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處。

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歐政黨普遍開始或多或少地找尋吸引資金的出路。廢除控制和商業全球化，使政治家們發現周圍有更多的資金。像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英國的新工黨一樣，法國的戴高樂黨和社會黨在過去的20年裡用一系列不正當手段募集資金，或者是通過出讓利益，或者僅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贊助人傾斜。

相反，東歐和西歐國家在之後幾年中關係一直停留在雙邊交換和貿易協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蘭，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而和歐盟之間的關係僅僅停留在嚴格遵守「聯合」地位，再無別的深入聯繫。但是，1991年蘇東劇變和巴爾幹戰爭爆發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產主義國家帶來的風險上；1993年，在西歐國家于哥本哈根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在原則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願意加入歐盟的東歐和中歐各國將成為歐盟成員國」。

針對可能的人口流動的誇張性預測（歐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報告中預測，如果西歐國家的邊境完全開放，10個東歐國家每年將有33.5萬人次湧入西歐各國），大部分西歐成員國堅持在東歐向西歐的移民問題上採取配額限制，對10年來歐盟的各項宣言和條約的精神視若無物。德國、奧地利和芬蘭強行將上述嚴格限制延長兩年，並保留延長至5年的權力。比利時、義大利、希臘也緊跟效仿。只有英國和愛爾蘭宣布它們遵守歐盟的「門戶開放」政策，但聲明給予東歐各國打工者的福利補助將實行最低標準。

1994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歐盟問題上舉行全民公投，投票結果表明瑞典人心裏存在著相同的疑慮，只有52.3%的人投了贊成票，即使是這樣的結果，還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統一貨幣的前提下實現的（10年後，當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公投，建議放棄克朗引入歐元時，遭到慘敗，與此相類似的是，丹麥政府也曾在2000年9月舉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議題，也遭到同樣結果）。佩爾·加爾頓——瑞典的綠黨領導人、加入歐盟的強烈反對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慮：「加入歐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議會決定將這個獨立的國家轉變為一個超級大國集團內某個省的日子，這是將瑞典從一個立法機關變成比顧問團稍好一點的機構。」

如果這是個典型的比利時故事（按照波德萊爾的說法，「比利時人沒有生活，但並不是沒有腐敗」），也許是因為憲法權威的重複和力量削弱不僅導致政府監管失力，而且還使包括刑事司法體制在內的政府機關近乎癱瘓。除了前面提到的義大利，在其他國家，鮮有個人賄賂的證據（大部分犯罪行為的實施實際上出於維護政黨利益），但是這也導致一些政府顯要被迫結束任期，離開政治舞台。

與西班牙相比，義大利的新自治區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虛構單元。雖然這些地區吹捧自己選出來的議會和領導人，並且招募了很多官員，但是這些地區單位既不能克服他們的義大利人身份，也無法與中央政府切斷政治上、首先是財政上的聯繫。不過這些自治區的存在，倒是提醒義大利人：富庶的北部與靠救濟的南部地區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和持續的差別，同時也為南北部地區之間的仇恨提供了一種政治上的解釋。

之後是為期5年密集的、有時激烈的談判。為使各申請國的公共機構、法律規章、行為規範和公共服務設施符合歐盟的最低標準，「布魯塞爾」總部官員會突然訪問所有的申請國首都，安排大量顧問，提供各類諮詢意見、建議、先例、各種綱領和指導性意見。而申請國則儘力抵制，確保本國能在自由出入歐盟市場的前提下，保護國內市場，使其不被西歐其他國家極具競爭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務吞沒。

在1986年的奧地利國會選舉中，海德爾的自由黨贏得了9.7％的選票。4年後，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7％。在1994年10月的大選中，它獲得的選票高達23％，僅僅落後人民黨4個百分點，而後者在戰後執政長達25年，而且在當時仍然控制著奧地利的多個農業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爾在原本忠於社會黨的工人階級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慮到（根據1995年的民意調查）1/3的奧地利人都認同海德爾的觀點，認為「外籍勞工」和其他外來者在奧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權，這樣的結果是一點也不會讓人驚訝的。

但是另一方面，歐盟在職能上又是排外的。作為融入「歐洲大家庭」的交換條件，每一項強加于新成員國的新協議和條約都使歐盟的准入條件複雜化；這些規章制度無異於築起越來越高的籬笆，將那些不能通過測試的國家和人民關在門外。因此，《申根協議》（1985年）對締約國的公民來說是個福音，他們現在可以自由地穿越主權國家的邊境。但對於申根俱樂部之外國家的公民而言，他們不得不排起長隊（名副其實的長隊）等待入境。

讓人驚訝的是，曾經被認為會揮霍浪費的南部國家相當自律。一名駐西班牙的觀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資格」成為歐元成員國，不僅是因為幸運，還因為西班牙自身的優點，經濟增長使西班牙能在1999年歐元引入時，及時降低國家的公共債務。連義大利也通過了九_九_藏_書德國人的測試（很多義大利人懷疑這項規定是為了把他們攔在歐元區外），當然義大利在數字上做了手腳，而且一次性出售國家財產。到2003年，歐元區包括了愛爾蘭和希臘，共有12個國家。

為了防止觸犯法律，海德爾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帶上納粹主義愛國色彩的行為。大部分奧地利人（和讓-瑪麗·勒龐一樣）只是隱晦地流露出自己的偏見——比如當公共生活中有什麼事令其不快時，他們會點某些人的名，而後者恰好是猶太人。海德爾及其追隨者對於戰勝歐盟等新對手充滿了信心，他曾說「奧地利人應該對歐盟、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任何國際意見充耳不聞，我們只需對自己的祖國效忠」。

後來就披露出比利時（當時執政的）社會黨在兩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快，得知太多內幕的社會黨領導人安德烈·科爾斯於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個停車場被殺；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熱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時前總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約秘書長，在交易發生時任外交部長，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黨收受賄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爾是一名軍官，也深陷其中，於1995年神秘死亡。

發生在魯汶大學的戲劇性|事件（以及之後在其他地區發生的同一時期學生相互呼應的盲目而狹隘的愛國運動）導致政府下台，並直接導致之後30年一系列憲法條款的修改（共計7條）。雖然溫和的政治家們希望以此滿足分裂主義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時的機構重組在後者看來只是他們實現最終決裂的一步。最後，雙方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他們在解除比利時單一國家體制的問題上卻越走越近了。

簡言之，比利時具有歐洲一切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運動的構成要素，如古老的地域區分，歷史悠久且似乎無法克服的語言鴻溝（雖然很多說荷蘭語的居民至少會一點法語，但是大部分瓦龍尼亞人不說荷蘭語），而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況加劇。更為複雜的是：在比利時短暫的歷史中，生活在貧窮的居住區的佛蘭德斯農民一直受到實現工業化的、說法語的瓦龍尼亞城市同胞們的控制。佛蘭德斯民族主義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對強制使用法語的憎恨，說法語者在權力和影響力上的明顯壟斷，說法語的上層精英階層在文化和政治權威等各個方面的霸權。

最後，比利時和其他內部搞分裂的西歐民族國家得以存在的第三個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經濟因素更重要，雖然兩者是緊密聯繫的。佛蘭德斯或者蘇格蘭如果最後還能愜意地留在比利時或者英聯邦，不是因為以前出現在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民族情緒在這些國家不夠強烈，恰恰相反，加泰羅尼亞比其他地區（例如波希米亞）的自治願望更強烈，佛蘭德斯人與瓦龍尼亞人之間的鴻溝遠比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之間要深，甚至也比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之間的鴻溝要深。但是，與它們不同的是，西歐各國不再是靠獨攬大權就可以對公民進行統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團體，它們已經而且越來越成為另外一種機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比利時為安撫語言和地區的分裂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首先是經濟代價。到20世紀末，比利時在西歐的公共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最高的，這一現象並不偶然，要知道，重複每一種服務、每一筆貸款、每一筆經濟補助、簽署每一份協議的代價都是非常昂貴的。按照比例將公共經費（包括歐盟撥款）分撥給各社群「骨幹」代理人的慣例現在被應用到語言社群的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樣，這裏也有部長、部長秘書、他們的工作人員、預算和朋友，但只有在比利時，它們各自從屬於某個語言區。

儘管2000年已經宣布了「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計劃，但是歐洲沒有哪一支武裝力量在「歐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將來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儘管「歐盟對外關係委員」存在好幾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條約》簽訂之後，它的職能被「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一職複製（所以其權威性就下降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只對歐盟委員會部長會議負責。無論是對外關係委員還是高級代表，都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而派遣武裝力量、談論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國部長發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幾十年前問過一個諷刺性的問題——「如果我想打電話給歐洲，該撥哪個號呢？」——現在這個問題仍然沒有過時。

但是這些限制（比如歐盟雖然面積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個國家，更不是一個大國）反而提升了它在國際和國內的形象。在這一方面，至少歐盟確實與瑞士相像，成為國際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決問題和社會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國家」策略的模板：與其說這是一個機構網路或者一種法律體系，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套價值觀，即「歐洲價值觀」，這體現在新的《歐盟基本權力憲章》中。

蘇格蘭民族主義從兩處受益，一是幸運地發現北海油田和天然氣（它為阿伯丁和東北部地區帶來財富）；二是從歐盟委員會的地區政策中受益，這使蘇格蘭行政官員和商人能夠繞開倫敦，與布魯塞爾總部建立直接聯繫。蘇格蘭雖然在1707年的《統一法》中加入了英國，但是它一直保持了一定距離。與其說它的自我意識建立在語言或宗教的區別之上（儘管這些區別是真實存在的，但在大部分蘇格蘭人身上已經變得模糊），不如說建立在優越感和怨憤的奇異組合之上。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下的歐洲是個極其排外的政治區域，它嚴格實行單一貨幣，堅持所有成員國融合在統一體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歐洲行動慣例的萌芽形式。條約不會阻礙北歐諸國和奧地利等國加入歐盟，但對東歐國家卻設置令人生畏的障礙。讓新成員國忠於歐盟的憲章條款才能把它們迎進大本營，這說明歐盟實際上希望將這些國家儘可能拒在門外。

其次，比利時很富有。其他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並不富裕的國家中人們希望共有財產的想法來從事分裂活動，而比利時比較幸運，人們生活平靜安逸，物質條件優越。比利時國泰民安（即使國內不是那麼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夢想有朝一日另一個「佛蘭德斯奇迹」創造同樣的財富，減少政治上由於語言問題產生的仇恨。這種結論同樣適用加泰羅尼亞甚至蘇格蘭的一些地區，當地的極端民族獨立分子發現，他們的論點會因為異乎尋常的富裕所帶來的破壞性力量而慢慢變得毫無說服力。

但是從歐洲來看，世界經濟中的新轉型在以下重要領域所起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19世紀末，歐洲國家開始擴大對國內經濟的宏觀調控，當時很多國家擁有、運作或調控大型經濟部門。不斷增加的新稅收為政府開支提供了保障，急劇增加的政府開支部分用於支付戰爭開支，而更多的則用於滿足已經成為政府職責的社會福利事業的需要。

此外，在歐洲公眾中還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歐盟機構中的歐盟議員是最不重要的，實質權力掌握在各國政府任命的歐洲理事會和由政府代表組成的歐洲部長會議手裡，簡而言之，國家大選才是做出重要選擇的時刻。為什麼當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頭手風琴師身上時，你還浪費時間在表演雜技的猴子身上呢？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產生的第三種影響，是它至少在西歐為即將來臨的一體化掃清了道路，當然還沒有為整個歐洲掃清道路。冷戰結束，歐盟通過了建立共同市場的決議，為舊的歐洲自由貿易區剩下的成員清除了障礙。瑞典、芬蘭、奧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場的制約（對芬蘭而言，原本是為了保持和蘇聯良好的關係），提出正式申請，它們對被排除在歐洲之外日益感到緊張。

人們普遍擔心，中歐國家的入盟會激起歐盟會費中貢獻最多的那些國家的強烈反對，而且歐盟還不得不期待它們做出更多捐助：這些國家裡面有荷蘭和英國，但最突出的是德國。無論如何，東歐的那些受援國都無法執行現存的歐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標準。「后共產主義」國家真正需要的是「馬歇爾計劃」，但是現在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提供類似計劃。

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在傳統上一直將自己視作與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類似（為此甚至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處於希望渺茫時同佔領者合作，希望能從納粹的版圖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經濟角色逆轉：佛蘭德人現在看到的民族主義政治家不再是貧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種形象，而是斯洛維尼亞形象（或者是他們自己更喜歡的稱呼——倫巴第）——一個落伍的、體制運轉不靈的、充滿變數的現代化國家。

但是，即便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眾對新右翼勢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輕有為的領導人尤爾格·海德爾的帶領下，鄰國的奧地利自由黨（其前身是戰後出現的「獨立者聯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納粹成分）在民意測驗中脫穎而出。該黨派宣傳自己代表著廣大未能從兩大黨派雙贏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國的「罪犯」、「癮君子」和其他「外國暴民」威脅的本國民眾的利益。

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臨時共和軍和統一黨能夠最終達成妥協，這不是由於雙方陣營中的極端主義者不夠有決心，而是雙方都受到壓力。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大屠殺中，外國勢力紛紛介入，所以，看來似乎無休無止的北愛爾蘭暴行和反暴行，不僅使當地的人們失去對號稱是他們的代表的軍事武裝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倫敦、都柏林、華盛頓都以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雙方至少能達成暫時的停戰協議。

移民中外來文化的少數民族人口數量的增加（可以預見，將會有越來越多外國人同國民一起分享社會福利，在對東方勞工敞開大門后，本土的工作機會競爭也將更加激烈）使新右翼黨派如虎添翼。民粹黨的蠱惑家們指責說「船已滿載」（或者說，他們的政府已經放棄了對自己國境的控制，即對所謂的「世界利益」和「布魯塞爾官僚」徹底讓步），他們承諾將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國人」，讓白人公民恢複原來地位，讓外來者待在自己的國家。

由此帶來的麻煩頗為滑稽。比如，語言原則上（也是憲法上）現在要求所有的國家政府機構，無論它們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須在部長人選上實現荷蘭語和法語的平衡，同時，總理必須能使用雙語（因此總理人選非常典型地就來自佛蘭德斯地區）。在憲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樣要求語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語種輪流更換任期。在布魯塞爾地區，由4名行政官員一起（可以自己選擇語言）決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處理佛蘭德斯區或者說法語地區的事務，他們會兩兩分開坐。

不過這一點絲毫沒有讓那些與布魯塞爾總部和西方各成員國打交道的准成員國減輕挫折感，用波蘭總理漢納·蘇霍茨卡輕描淡寫的話來說是「失望」。事實上，東歐各國的領導人在之後10年中一直耐心等待，雖然屢遭挫折，仍然希望從態度勉強的西歐合作者那裡尋求堅定的承諾。它們允諾按照歐盟成員國標準制定國內憲法的事情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同時抓住機會讓歐盟的外交談判官員們感覺到讓它們加入歐盟的迫切性。

在比利時，事態走得更遠。在眾多醜聞中，只需一件，即所謂的「達索——奧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末，比利時政府從義大利奧古斯塔公司定購了46架直升飛機，並讓法國達索公司改裝16架F-16戰鬥機。其他的競標者都空手而回，這種事本身並不罕見，關鍵是三個國家的捲入使該事件帶有泛歐洲的色彩。

法國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當其他歐洲國家都在大肆談論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優點時，在法國即使是最輕微的騷動，也會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對新雅各賓派的突然湧現出來的普遍敵視。此外，法國那些特徵最為迥異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區）幾十年來一直是法國政府的重點扶持對象。從高速鐵路幹線的基礎設施建設，到內部投資的稅收優惠，都來自法國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歐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無幾，這部分支持者大多數是60年代那個時代的狂熱退潮之後仍然於心不甘的、上了年紀的好鬥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諾布爾周圍的羅納——阿爾卑斯地區等富裕的地區即使只靠自己也能發展得很好，但是他們關於獨立的記憶卻塵封已久，並且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復這種記憶。

蘇格蘭的情況則另當別論，蘇格蘭同樣因為老工業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成立於70年代的「蘇格蘭民族黨」在當地的選舉中獲得的選票比他們的威爾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後，蘇格蘭民族黨作為「單一目標」黨在1974年的大選中實現了突破——該黨在議會中重新獲得11個席位——此成績已超過保守黨，並對傳統的工黨大本營造成嚴重的壓力。和威爾士人不同，蘇格蘭公民真正贊成權力下放；雖然他們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這種權力，並且無可置疑地在為一個國家說話。即使蘇格蘭不是以一個國家的名義在為自己說話，位於愛丁堡的蘇格蘭議會無疑是以一個獨特和分離的民族的身份在說話。

過去，經濟高漲可以讓很多人擺脫貧困，包括擁有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換句話說，歐洲是在富裕時期發展了下層階級。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安德烈·高茲在20世紀60年代預言的那樣，在工業時代末，將出現臨時的新工人階級，他們屬於「非工人階級」，在現代生活中屬於邊緣，然而在本質上卻屬於現代生活的核心層。

如果說，推動西班牙民族國家分裂的是對過去的記憶，那麼在義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對現狀不滿引起的。從傳統的角度來看，義大利持不同政見的地區位於北部偏遠地方：該地區的人們對自己被迫接受義大利人這個身份仍然記憶猶新（他們往往因為戰爭原因，而非自願認可義大利人身份）。和義大利語相比，當地人更喜歡說法語、德語或者斯洛維尼亞語。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區協議的頒布使這些地區的不滿情緒得到緩和：瓦萊達奧斯塔自治區位於阿爾卑斯西北部的義大利、法國和瑞士的交界處；特倫蒂諾——上阿迪傑自治區位於鄰近奧地利的蒂羅爾地區；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區則在種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後成為斯洛維尼亞）邊界地區。這些地區（正如我們在上阿迪傑地區這個例子中看到的）也從來自歐盟布魯塞爾的地區性補助和其他幫助中獲益。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阿爾卑斯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義大利北部邊境地區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政治視線：它們成為這個區域化大陸里的區域性地區。

在某種角度來看，她的說法沒有錯。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黨敢在這些問題上「手軟」，即便是勢力較小的但對政策能施加影響的英國民族黨，也能在新工黨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以往處於邊緣的小黨，近期最好的表現僅僅是在倫敦東部的一個地區爭取到7%的選民。在那裡，孟加拉人取代了猶太人，成為當地主要的少數民族。4年後，該黨在奧爾德姆的兩個區獲得11 643張選票（佔14%）。奧爾德姆從前是蘭開夏郡的磨坊小鎮，在選舉前不久還爆發過種族動亂。

希望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必須將它們的公共債務降低到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60％的水平，預算赤字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任何未能通過此類考驗的國家將受制裁，其中就有歐盟強制執行的巨額罰款。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確保歐元區的各國政府不放寬財政保護政策，不任意超出財政預算而使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為維持單一貨幣的穩定性而承受巨大壓力。

隨著新一代排外主義政黨的發展，整個歐洲大陸可能會陷入愈來愈嚴重的緊張氣氛中，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此類問題將被認為是政治議程上的首要問題，而且頻頻出現在就移民和收容問題引發的爭論中。在這些排外主義團體中，一部分紮根於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麥人民黨或荷蘭的「皮姆·富圖因特別黨」，則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這些政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特別擅長激發「反移民」情緒。

西班牙其他地區都未達到民族獨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實力，其他地區的確也望塵莫及。1993年，作為西班牙7個行政區域之一的加泰羅尼亞，其國民生產總值已佔全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其中超過1/4的外資直奔加泰羅尼亞，大部分又投資在其富庶的省會城市巴塞羅那；該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國內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羅尼亞獲得獨立，毫無疑問它將邁入歐洲大陸富庶國之列。

導致加泰羅尼亞人萌生獨立意識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反感對國家財政部的巨額資助。這項資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於資助貧困地區的地區性補償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區、加利西亞省、納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樣，加泰羅尼亞也同樣從「西班牙」這個大整體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對傳統意義上民族名義的利用已經到了江郎才盡的地步 （無論是帝國的光輝、軍隊的榮耀，還是西班牙國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對傳統和天賦權力等豪言壯語已經沒有興趣了。

當位於法國摩澤爾的克勒茲瓦爾鎮的最後一個煤礦在2004年關閉時，沒有人認為礦工們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澤爾省的失業率一直在10%上下波動。再往北，與比利時交界的採礦小鎮，其失業率是15％。整個法國在過去的30年裡，特別是1980年以來，失去了150萬個工作崗位。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較落後國家的身份加入西歐而增加的相對優勢，在向民主制轉變的過程中，西班牙在20年內失去了60萬個工作崗位。20世紀90年代中期，西班牙處於經濟衰退的高峰期，全國有44％低於25歲的勞動力失業。

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政治生涯的結束則是因為另一類型的醜聞。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報》和《十六日報》上刊登了年輕記者的調查報告，指出岡薩雷斯政府參与1983-1987年鎮壓巴斯克恐怖主義的「骯髒戰爭」，政府允許和鼓勵敢死隊在「埃塔」活動範圍內的西班牙境內和西班牙——法國邊境的巴斯克地區實行綁架、拷問和暗殺行動（參見本書卷三第1章）。

這些變化最顯著的特點，也許就是它對整個政治體系帶來的恥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選中，選民人數的減少當然預示人們對公眾事務九-九-藏-書普遍失去興趣；但是在幾十年前不斷上升的棄權票和政治辯論減少的現象里，早就可以看出類似傾向。真正令人驚訝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黨力量的崛起，而是他們從1989年以來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滿，卻沒有能力改變過去欠佳的政績。

我們在本書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歐某些地區的離心傾向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浮出水面。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憲法中已經給予承認。特別是加泰羅尼亞，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它就已經成為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語言、公共機構和統治機構。1983年頒布的《語言標準化法》使加泰羅尼亞語迅速成為具「支配地位的授課語言」；10年後，加泰羅尼亞議會規定幼稚園和學前班內只允許使用加泰羅尼亞語。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亞西班牙語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輕人還是習慣於說自己的加泰羅尼亞語。

歐盟的這些矛盾在推行歐元時遇到的困難中可見一斑。單一貨幣的主要問題不是技術上的，需要用一種單一貨幣代替各國的不同貨幣，這個過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馬之前就已經在進行了，事實上這個過程驚人地順利，並且沒有造成痛苦——當然這是以協調國內經濟政策為前提的。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險和實際運行中的風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德國堅持那項有名的《歐盟增長與穩定公約》。

全球化毫無神秘之處。它並不算史無前例，至少19世紀末新興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網路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與一個世紀后網際網路給世界帶來的巨變，以及解除管制和開放金融市場帶來的改變一樣劇烈。在全球範圍內，20世紀末在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進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1914年之前，也沒有什麼新意——尤其是在國際貿易制度一貫以符合強權者和富人的利益為標準的時候。

讓人擔心的不是歐盟制度體系本身固有的複雜性，而是它不可能將25個成員國結合在一起。至今，歐盟部長會議主席的任期每6個月輪流一次，每個國家輪流主持兩年一次的歐洲會議——這種制度一直不受專任部長們的歡迎。以這種方式從里斯本到盧布爾雅那等25個不同的國家首都之間輪流，顯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現50名歐盟委員（每個成員國兩名）后，或者說出現歐洲理事會後，六國決策機制就漸漸地停止運行了，這種體制對12個國家來說已經很麻煩了，更不用說是15個國家了，歐洲理事會代表25個成員國，每個國家都有否決權。

同時，英國和丹麥僅僅就條約主體部分簽了字，但沒有在單一貨幣的文件上簽字，這部分是由於經濟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則是象徵性反應，表明這些國家在放棄主權轉而進入跨國體制的過程中顯得很勉強。英國和以前一樣，認為向歐盟邁進就是向歐洲超級大國邁進一步，為此英國非常擔心。

那麼，建立一個獨立的蘇格蘭似乎是一種完全合理的建議，特別是在歐盟這個大集體中，蘇格蘭絕對不會是最小、最貧窮的民族國家。當然，是否大部分蘇格蘭人在確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實質性獨立后還希望走得更遠，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資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蘇格蘭仍然依賴英格蘭；所以到90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蘇格蘭和其他一些地區一樣，它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引擎會很快失去動力。

正是這種貧窮和富裕、風險和繁榮、大眾貧窮與私人富有之間的顯著差異，才使得歐洲人對無法規範的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懷疑（雖然很多歐洲人是自己哀嘆的這些變化的間接受益者）。過去，這種感情（加上來自工會和利己主義政客的壓力）也許會讓人們選擇後退到某種程度的有限保護主義。

由於新提出申請的3個國家不僅政局穩定，國土面積狹小（三國人口之和，只有德國人口的1/4），並且非常富裕，入盟談判在3個月內便告完成。其餘兩個申請國挪威和瑞士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與兩國商界精英對入盟興緻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兩國公民仍對加入歐盟投了反對票，他們擔心在超國家聯盟中失去自治權和主動權，同時對於加入歐元區是否能帶來益處仍然持懷疑態度。

這種現象太過普遍，因此不可能歸咎於地方環境。此外，對於歐盟的未來造成更為嚴重影響的是，在新加入的東歐國家也出現了非常類似的現象，雖然這是它們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歐洲大選中，匈牙利的投票率與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個百分點，在愛沙尼亞下降了31個百分點。斯洛維尼亞最近的一次國家大選的投票率是70％，而選民們費心去參加歐洲選舉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蘭，20%的歐洲大選投票率比2001年國家大選的投票率減少了26％，這是共產主義政權下台後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如果這個新歐洲的價值觀和標準在20世紀末處於壓力之下，這不是因為已有的民族國家對歐洲的觀念歷來是錯誤的。歐盟及其成員國現在面臨著超出它們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經濟和社會挑戰，其中大部分與那個被通稱為全球化的過程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同樣，在瓦龍尼亞和布魯塞爾，操法語的主流政黨的政客們採用強硬的「共產主義」路線，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領域占統治地位的佛蘭德斯的瓦龍尼亞選民。結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黨都按語言和社群兩條線劃出分水嶺：在比利時，基督教民主黨（成立於1968年）、自由黨（成立於1972年）和社會黨（始於1978年）都一式兩份，分別對應不同語言社群。這種做法導致一種不可避免的後果，由於政客們都只忙於自己的政黨，各社群之間的不和狀況就加劇了。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具有3種重大的附帶影響。第一種影響是未能預測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急劇膨脹。在條約的限制性條款下，顯而易見（至少是法國的意圖），剛擺脫共產主義的東歐國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該條約（這些國家的法律和金融機構很脆弱，經濟仍處於恢復期，很難按照條例在嚴格的財政制度和其他規章制度下進行操作，而這類規章是歐盟現有各成員國以及新成員國必須強制執行的）。

在義大利，據傳基督教民主黨與銀行家、承包商、城市老闆、政府僱員相處甚好，也獲得了可觀利益，而且根據流傳甚廣的說法，義大利黑手黨新一代頭目開始勇敢地打破在公眾生活中幾十年來的沉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2年的米蘭醜聞案讓義大利社會黨先倒台了。社會黨名聲掃地，前任總理貝蒂諾·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西亞。

很多北歐人和加爾頓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時投贊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為了不錯過共同市場帶來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歐盟的斯堪的納維亞政界和商界精英們，他們也認識到這樣的選擇是要付出經濟的和政治的代價的：在私下裡他們承認，如果決議沒有通過，對國家而言不會是個徹底的災難。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麥和英國，加入歐盟（不涉及新的貨幣一體化議程）只是一種選擇，而非一種必需。

那麼為什麼「新歐洲人」和「舊歐洲人」一樣，對歐洲事務的態度非常冷漠呢？這主要是因為歐洲人普遍認為，歐洲事務對他們沒有多少影響。歐洲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從來沒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歐盟或者歐元區問題上舉行過全民投票（有些國家雖然將議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過了，也是以極微弱多數通過）。所以，歐盟不是所有的歐洲公民「擁有」的，它與一般的民主機制不同。

更具爭議的是，為了保護受到農業補貼的農民的利益，歐盟也在同高關稅作鬥爭。比如歐盟對像糖類這樣的商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從而損害了非洲和中美洲農民的利益。但是當歐盟的各成員國——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地方發生經濟糾紛時，就會樂於把責任推給歐盟，而自己卻保持了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有的那種重大特點。

最後一點，因為歐盟既沒有辦法也沒有機制能夠阻止各成員國之間互相攻擊，所以它的存在從某種方式上來說是荒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種通過戰爭才能贏得政治上和領土上優勢的方式，已經讓戰勝國接受了慘痛的教訓，當然，戰敗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到這個教訓。若是歐洲內部再打第三次戰爭，就會是末日的災難，就會徹底毀滅歐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會發生，至少在戰後初期還不能保證。

除了地區和語言社區之外，比利時又分為10個省（佛蘭德斯和瓦龍尼亞各5個）。這些省份同樣行使行政和管理職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憲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權威越來越多地出現一邊倒傾向：或者是倒向地區（比如在城市化、環境、經濟、公共建設、交通和對外貿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語言社群（比如教育、語言、文化和一些社會服務方面）。

在90年代的大選中，北方聯盟在倫巴第區和威尼托區獲得了足夠多的選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聯盟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聯盟黨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與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領導的義大利力量黨以及前法西斯主義者詹弗蘭科·菲尼的國家聯盟黨的聯合獲得的。這兩個政黨（尤其是後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資助的貧窮的義大利南部人民，而這些人正是北方聯盟黨非常鄙視的。雖然兩黨相互敵視，聯盟黨領導人博西的支持者們仍心存幻想，但是義大利不存在嚴重的分裂問題，也沒有哪個省會獨立。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恥辱提醒我們，歐盟的優點不能掩蓋其缺點。歐盟不是一個國家，雖可以將4.5億人口組成一個單一有鬆散組織且較少意見分歧的共同體，然而，它畢竟不是一個國家，公民們仍對自己的國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誠，他們遵守本國法律，說本國語言，在本國納稅，而歐盟卻沒有決定權或強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機制。

除了昂貴的入盟代價，新的申請國還會帶來麻煩。它們的法律制度或者容易滋生腐敗，或者功能不健全，它們的政治領導人未經審查，貨幣不穩定，邊境管理漏洞百出。人們擔心這些國家的貧困人口會在西歐尋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國內接受微薄的工資，這種狀況會誘使國外投資者將目光從歐盟舊成員國轉移到這些國家。無論哪一種狀況，他們都會對西歐國家造成威脅。有一種說法是：西歐將會「人口超限」。這正好印證了很久以前赫爾德認為東歐「野蠻民族」將遍及西歐的擔心。沒有人會懷疑歐盟可以為東歐國家帶來奇迹，但是東歐又可以為歐盟做些什麼呢？

直到21世紀的最初幾年，法國（大部分來自北非）和德國（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庫爾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約達到600萬。再加上英國約有200萬的穆斯林（大部分來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以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和義大利的眾多穆斯林，使歐盟的穆斯林總共達到1 500萬人。

這種情況對於那些蘇格蘭人在愛爾蘭移民的後代是否屬實，那就說不清楚了。雖然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僅僅隔著50英里不到的海峽，但是兩個民族在意識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鴻溝。蘇格蘭民族主義首先來自抵抗和排斥英格蘭人的那種慾望，而北愛爾蘭新教的民族愛國精神則來自強烈留在「聯盟」內部的決心。愛爾蘭「問題」的悲劇在於雙方極端分子有著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又相同的目標：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希望將不列顛當局從北愛爾蘭趕出去，成立重新統一的、獨立的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而新教統一黨成員以及他們的准軍事志願者則將目標定在壓制「天主教徒」並且繼續保持與倫敦歷時300年之久的聯繫。（參見本書卷三第1章）

與早期的法西斯主義相比，現在的仇視外族運動可算是相對溫和的了。但是在90年代初，德國仍然出現了一系列因仇視外族和少數民族而引發的犯罪事件，這在當時引起了批評者們的廣泛關注。君特·格拉斯就嚴厲指責聯邦德國在政治文化上表現出來的以自我為中心和冷漠無情，以及對「不合時宜」的統一的盲目熱情，他認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們該對種族主義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國那些頹敗的工業小鎮，因為那裡的人民仇視外國人的情緒最為強烈）負責。

但是，1998年4月簽訂的《耶穌受難日協定》是否能解決愛爾蘭民族問題，仍然不是很明朗。雙方勉強簽訂的停戰協議在很多方面都沒有解決問題。這個協議是在多方努力下達成的——愛爾蘭和英國的兩國首相以及柯林頓總統的努力；愛爾蘭自治政府議會對當地天主教少數派的擔保；結束新教秘密機構和其他組織的活動；雙方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及長期的政府間會議，用以監督這些措施的實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實施，多方力量的善意舉措早在20年前就開始了。但是作為愛爾蘭百年戰爭的停戰協議似乎支撐不了多久。這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領導起義的年長激進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執政。

第二種影響是對歐洲的公共意識產生了影響。《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激起各國對歐盟模稜兩可的工作機制和匿名官僚機構的前所未有的興趣。雖然這個條約在每個國家都舉行全民投票，並獲得通過（雖然在法國只有50.1%的得票率），但是將國內議事日程置於歐盟框架之下，在一開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對聲。在過去的40年裡，新的大陸體系的制度和規則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幾個小城鎮靜靜地制定並簽署，既沒有徵求公眾意願，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這種日子現在似乎要結束了。

歐盟沒有軍隊。部分地說來，這是一種歷史偶然。在20世紀50年代初，很多人認為西歐將來可以而且應該組織集體軍事力量（在1950年8月的歐洲理事會諮詢大會上，法國總理保羅·雷諾甚至提出設立歐洲軍事部長一說）。但是建立歐洲共同防禦的建議的破產（參見本書卷二第1章），以及聯邦德國併入北約，結束了一代人的這種想法——西歐舒適地躲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

貨幣的成倍增加和轉移方式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國際性銀行每年借貸的總和是3 240億美元；到1991年，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7.5萬億，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這僅僅是個開始。80年代初，大部分歐洲國家對資金流動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時看來，對資金流動進行控制的手段與實行食物配給一樣陳舊。而1992年9月的「金融風暴」是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先是英國，然後是義大利被迫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由於無法阻止私人投機商和機構投資者的經濟行為，兩國的貨幣被迫貶值。

考慮到「埃塔」是個聲名狼藉的恐怖組織，對該組織的鎮壓活動還不至於使魅力非凡的岡薩雷斯失去民心（由於佛朗哥政權晚期公眾普遍憤世嫉俗的情緒，岡薩雷斯的很多同輩對國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顯地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假如沒有揭發瀆職和有權勢人物的話（他的社會黨同事一直在宣揚，在這之後的義大利還出現很多例子），公眾對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狀況就不會如此擔憂。

經過兩年的籌備后，歐盟制憲大會提交了一份高於草案但遠不及憲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爾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與傑斐遜一類的前輩的簡潔文風形成鮮明對比），議會通過的傳統方式憲法提案的文件也幾乎沒有什麼說明（既沒有對各國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義，也沒有對權力分配做出聲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預測的那樣，從這方面來講，歐盟憲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歐洲人也許已經對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個歐洲政府體系的核心中，有一點是大多數激進的反對派不敢攻擊而且可以讓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誠的。這裏指的當然不是歐盟，儘管它有很多方面的優點；也不是民主，因為民主太抽象，太朦朧，而且往往只是一種嚮往的目標；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規（幾十年來在西方一直沒有受到嚴重威脅，而且在歐盟各成員國的年輕一代中都被理所當然地認可）。真正把歐洲人凝聚在一起的（雖然他們可能對具體操作的某個方面深表懷疑），是與「美國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歐洲社會模式」。

這種努力的確是不對等的。長久以來，歐盟一直是東歐國家公開承認的渴求的目標，而這些准成員國除了能承諾良好的表現外，做不出任何貢獻。鑒於這種情況，歐盟和各新成員國達成一些限制性特權協議——其中就涉及敏感問題，例如購買國外土地的臨時性限制協議——雖然允許新成員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但是它們不得不接受歐盟對它們在貨物出口方面，尤其是人口輸出上的大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