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從拉丁語衰落之後，法語就成了國際都市精英的語言，因此也是最著名的歐洲通用語言。然而在20世紀初，當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語教學作為牛津大學現代語言教學大綱的一部分時，不止一位牛津大學的教師反對這一想法。他們反對的理由聽起來很有道理：凡是能進這所大學的學生，其法語都已經很流利了。到了20世紀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館，很多人仍舊廣泛地提出類似設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話。而筆者也可以保證，直到1970年，可以保證法語仍有必要、也有能力作為從巴塞羅那到伊斯坦布爾的學生之間的交流媒介。

和在19世紀時一樣，歐洲鐵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鐵路服務的城鎮和地區為代價的，這是冒著失去市場和人口的危險，也冒著落後于比他們更幸運的競爭對手的危險而進行的改革。但現在也有一個廣闊的高速公路網——除了前蘇聯、南巴爾幹、波蘭和羅馬尼亞最窮困的省份，大部分歐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車。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這些變化讓人們在一個城市居住，在另一個城市工作，在別的地方購物、娛樂的遠景不遠了——費用並不總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歐洲的年輕家庭想在馬爾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麥）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萊堡（德國）和斯特拉斯堡（法國），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倫敦和鹿特丹；或者從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到維也納（奧地利）。這讓曾經平淡無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時代復甦了，一個真正完整的歐洲正在形成。

2003年，儘管在歐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議會最終取消了對庫爾德文化生活以及人們發表政治意見的長期限制，布魯塞爾的政府部門和官員表演的漫長的、猶豫不決的華爾茲舞步也開始強行加價了。對加入歐盟持反對態度的土耳其國內的批評家們堅持認為，這是對曾經是帝國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現在已降至在歐洲大門口懇求，糾纏那些曾是土耳其附屬國的國家來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持續增長的宗教情緒不僅能夠促使本國溫和的伊斯蘭教政黨獲得選舉勝利，而且還鼓勵國家議會又一次就把通姦作為犯罪的提議進行辯論。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慮不周，使英國本來就明顯的地區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但這也是工業時代末期可以預見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結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國，類似的差距是政治決策的直接結果，即便不是有意為之的。吸收民主德國加入統一的德國，從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聯邦德國1萬億歐元的遷移和經濟援助費用。到20世紀90年代末，德國東部地區遠遠沒有能夠企及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事實上比西方國家更加落後。

在東歐，雖然社會主義的負面影響已不復存在，但懷舊還是直接引起了對逝去的社會主義的遺憾。2003年，布拉格裝飾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前革命時裝」展，展品包括靴子、內衣、禮服等等，這些雖然屬於結束只有14年的那個世界，但是已經讓人流連忘返。展覽吸引了很多老人，這些劣質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們最近的回憶。而參觀者們的反響卻顯示出了某種程度的喜愛甚至遺憾，這讓館長大為吃驚。

與此相反，在冷戰期間，安卡拉成了西方聯盟的調解員，成了北約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隊。美國在土耳其建立導彈和軍事基地，形成了封閉線的一部分，來包圍蘇聯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邊境。西方各國政府不僅向土耳其提供豐富的援助資金，而且對其不穩定的獨裁政權（經常是軍事政變的結果）和顏悅色、不加指責，對其濫用少數民族權利的態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該國在遠東的庫爾德人，占它的總人口的1/5）。與此同時，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餘鄉村人口一樣，土耳其「外籍勞工」為了尋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

共產主義在歐洲失敗了，蘇聯分崩離析，隨之而去的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體系，還有整個大陸的政治體制和地理形態。45年來——大多數歐洲人已經沒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陰霾揮之不去，歐洲的意外分裂和隨之而來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現在這些影響已被一掃而空。回顧戰後的幾十年，歐洲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把戰後這幾十年看成是新時代（意識形態長期兩極化）開端的話，戰後這幾十年其實就是延續始於1914年歐洲內戰的尾聲，從阿道夫·希特勒戰敗，到最後裁決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未盡事宜之間的40年空白期。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過教育的商務精英們生活在面積不大的歐洲城市伊斯坦布爾，他們很認同西方的服裝、文化和習慣。和其他有理想的東歐人一樣，他們把歐洲——包括歐洲的價值觀、歐洲的機構、歐洲的市場和職業生涯——看作自己唯一可能的未來，也看作他們立場搖擺不定的國家的唯一可能的未來。他們的目標很清楚：逃脫歷史，進入「歐洲」。而且，有著傳統影響的軍官團也有這一目標，他們全心全意地認同阿塔土爾克的非宗教國家的夢想，並且對土耳其公眾生活中悄然發生的伊斯蘭化也曾公開表示過憤怒。

但是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一樣，用不著學習外語，因為他們講的就是英語。歐洲其他地方語言資源十分豐富（如上文提到的），這很快成了歐洲的首要身份標籤、個人社會地位和集體文化力的衡量標準。在丹麥或者荷蘭這樣的小國家，很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幾乎沒有外國人講的單一語言，成了該國發展的最大障礙。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正在用英語學習，而丹麥地方小鎮上銀行的大多數年輕職員必須達到用英語順暢處理事務的水平。和很多歐洲小國家一樣，在丹麥和荷蘭，學生和銀行職員通過收看沒有配音的英語電視節目，他們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語了，至少是能被動地使用。

新型反猶太主義的麻煩一面是，當猶太人再一次成為受害人時，這次的兇手卻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現在德國，在德國復活的極右勢力沒有費心去區分德國的移民，即猶太人和其他「非德國人」。顯而易見，德國是個特例。在其他國家，當局更擔心的不是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的復興，而是當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與社會日益格格不入。

儘管東歐集團的絕對貧困水平和經濟劣勢仍是最高的，但最鮮明的對比是在國內而不是在國家之間。這種情況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樣，義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義大利，他們和過去幾十年一樣，仍舊遠遠落後于蓬勃發展的北方：20世紀90年代末，義大利南部的失業率是佛羅倫薩北部的3倍，而南北方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事實上比20世紀50年代還要大。

分析「歐洲」的本質不會有多大收穫。「歐洲」這一概念本身就是頗具爭議的話題，且歷史久遠，有些概念還頗負盛名。在各種會議和條約中反覆重申某一歐洲「概念」，雖然表示今天大多數歐洲人屬於歐盟，但是通過歐盟還只能了解到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這樣一個人口變遷、調整和移民時期，歐洲人口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樣性。也只有在承認這種多樣性並繪製出他們共同的輪廓，劃定他們是否具有歐洲身份和歐洲經歷的分界線之後，才能去描述21世紀初期歐洲人的共同特點。

很顯然，地區文化差異很重要，但是經濟差距更重要。奧地利和巴伐利亞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國南部的天主教和阿爾卑斯山的風景：近幾十年來，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勞動，轉變為高工資收入的經濟模式，在生產力和經濟繁榮程度上已經超過了更北方的老工業區。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義大利的倫巴第和埃米利亞——羅曼尼亞、法國的羅訥——阿爾卑斯山地區和法蘭西島、德國南部、奧地利、瑞士、盧森堡、比利時的佛蘭德斯的部分地區共同構成了歐洲經濟特區。

不到30年時間，這一切都變了。到2000年，法語不再是確定的國際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們之間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國、愛爾蘭、羅馬尼亞，法語才作為第一外語被推薦給中小學生，其他人則都在學習英語。在前歐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學校，法語甚至連第二外語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語。在存在多種通用語言的國度里講法語的人——也就是世界範圍內的講法語的團體，他們大多來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還使用法語；但是在法語的故鄉——歐洲，法語的衰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可能也是無可挽救的。

英國人種植和培育「遺忘花園」，在援引歷史的同時又竭盡全力否定歷史這種能力上，可謂是獨一無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國對民族遺產的著迷可與英國一較高低，但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國，對確認和保護民族歷史上有價值的物品和場所的著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開始於對逝去的1914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懷舊的農業展覽，並且在維希政權做出努力，用過去理想化的鄉村取代當時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後，又得到了加速發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人們並不一致贊成放棄「繭殼」。1993年，雅契克·庫倫在為波蘭雜誌《政治》撰文時推測說「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對舊世界秩序和蘇聯還是很懷舊的」，他並沒有誇大其詞。但「舊世界秩序」——人們熟悉的過去40年的停滯不前——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歐洲人現在面臨的不僅是未卜的前途，還有變幻莫測的歷史。近來曾經簡單明了的事情現在又一次變得複雜難懂了。到了20世紀末，在歐亞大陸西部海角的5億人口中，越來越多的人集體質疑他們的身份。誰是歐洲人？做歐洲人意味著什麼？什麼是歐洲？歐洲人想讓歐洲成為什麼樣？

但真正的障礙還在別的地方。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歐盟，那歐盟將會有外部邊界與喬治亞、亞美尼亞、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相比鄰。從地理上講，它把「歐洲」延伸到了離摩蘇爾100英里以內的地方，不管這是不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在當前的環境下，這無疑具有安全隱患。並且，歐洲邊界延伸得越遠，包括2004年憲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內的很多人就越會覺得歐盟應該明確聲明，是什麼在界定他們共同的家園。這反過來已經促使波蘭、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們——更不用提羅馬的波蘭教皇了——在新歐洲憲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們，歐洲曾經是基督教的歐洲，儘管這樣做並不成功。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於1994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講中不是曾經提醒他的觀眾們嗎？——「歐盟是建立在一大套價值基礎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風俗習慣、制度和基督教。」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廣泛視為「外國人」的國家裡，伊斯蘭教的吸引力在不斷擴大，特別是對年輕人。對於他們而言，伊斯蘭教越來越成為他們的團體身份和集體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曾極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鄉隨俗，安特衛普、馬賽、萊斯特的年輕男女叫嚷著說，他們既認同比利時或法國或英國是他們的出生地，也認同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們開始穿戴傳統服飾，佩戴宗教標誌，這樣做有時是迫於家庭壓力，但更多時候是對上一代人的妥協態度的一種抗議。

在當代英國，歷史和小說結合得天衣無縫。工業、貧困和階級衝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刻的社會對比差距被否認或和諧。即使是最近的飽受爭議的歷史，也只能在懷舊的電影作品中看到。這種全民族的記憶的大刪除，是英國新政治精英們的標誌性的成就。依靠撒切爾夫人的聲望和影響力，新工黨成功地廢棄了歷史，而英國繁榮的遺產行業卻適時地變成了「歷史」。

這並不是由於疏忽。法國人的記憶殿堂里沒有為伊斯蘭教預留位置，如果事後再創造出一個位置來，這將與這個項目的目標背道而馳。「疏忽」不過是表明了法國與它的鄰國一樣，很難容納數以百萬計的新歐洲人。肩負起草歐洲憲法任務的「歐洲大會」的105個代表無一不具有歐洲背景。從葡萄牙人到波蘭人，和歐洲大陸的其他政治九九藏書精英一樣，他們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歐洲。

然而，歐洲，或至少是布魯塞爾，還是猶豫不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申請多年懸而未決。有充足的理由對此小心謹慎：土耳其的監獄、對待國內批評者的態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經濟法典，這些只是有待解決的眾多問題中的一部分。解決了這些問題，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與歐洲夥伴之間的嚴格的貿易關係。歐盟高級委員如奧地利的弗朗茨·費什勒曾公開對該國的長期民主信心表示懷疑。然後還有現實困難，作為成員國，土耳其將是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歐盟成員國，也是最窮的，其繁榮的西部邊緣和廣袤的、貧窮的東部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即使加入歐盟，眾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湧向歐洲，尋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資。這些對國家移民政策和歐盟的預算造成的影響幾乎是不能忽視的。

一旦把俄語和蘇聯入侵聯繫起來，俄語的吸引力就會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也是如此。這兩個國家的語言和俄語很相近，他們學習俄語還是很容易的。作為蘇聯附屬國的居民，學習俄語純屬被迫，大多數人並未努力去掌握這種語言，而用俄語口頭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說。在社會主義大廈倒塌后的幾年裡，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所造成的一個矛盾的的後果日漸清晰：曾被侵佔過的國家都不再學習德語和俄語。在這些被蘇聯和德國長期侵佔的地方，現在只有一種外語最重要。在1989年後的東歐，要想成為「歐洲人」，必須講英語，對於年輕人尤其如此。

在密特朗忙於簡潔優雅的紀念碑式建築、讓國民真實地記住了自己的同時，人們也感覺到國家正在隔斷與祖宗的聯繫，正是這種令人痛苦的感覺，促使一位傑出的巴黎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了《記憶中的地方》，該叢書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個部分，共7卷，長達5 600頁，在1984-1992年間陸續出版。這部巨著旨在辨認和闡明法國人集體記憶中的地方和範圍：名稱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現在是或曾經是法國的工程和象徵，包括從大教堂到美食烹飪，從國土到語言，從計劃中的城鎮到法國人心目中的法國版圖。

德語在歐洲語言聯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幾何時，凡是參加國際科學或學術團體的人都必須能用德語閱讀。德語和法語一起，曾是文明歐洲的通用語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那時，在日常生活中，從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語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語更廣泛。然而隨著對猶太人的迫害，德國人被驅逐出去，然後蘇聯人來了，中歐和東歐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語。城市裡老一代人雖然還繼續閱讀德文、說德語，但只是偶爾使用。在特蘭西瓦尼亞偏僻的德語社區和別的地方，德語已經淪為邊緣語言，實際使用頻率非常有限，因為其他人都在學習俄語，或在教授俄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戰敗，土耳其帝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凱末爾·阿塔土爾克的愛誇耀的、非宗教的、邁向現代化的國家，這一切都把東方問題從歐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統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煩就夠多了。土耳其從巴爾幹和阿拉伯人的中東脫了身，這卻遺留下了一張複雜的衝突網，同時也留下了能對歐洲和世界產生長期重大影響的抉擇。不管怎樣，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橫跨蘇聯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這一戰略位置，這個國家很可能就從西方人的腦子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從50年代到70年代，讓人重獲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戰爭題材的電影、古裝戲、服飾的形式得到再現。從男阿飛到多毛的面部裝飾，愛德華國王時代的風尚再度流行，就是這股潮流的特點。它在1977年達到頂峰，人們舉辦街頭舞會和攝影展，舉國上下都在祈禱重回昔日美好時光，人們就是以這種自覺的「回憶」和懷舊的方式來慶祝女王登基25周年。但是，80年代的撒切爾改革之後，這種元素的連續性就中斷了。在那10年間，回首40年代，甚至回首1913年，大不列顛——更準確地說是英格蘭——能從別人的讚譽中感受到一絲溫暖，但是這種感覺現在一掃而空。

值得回憶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與鄰國和平共處的同時，在國內卻開展了一場形式獨特、曠日持久的鬥爭：在多數情況下是嚴厲的檢查制度，強加的匱乏和強行管制，但偶爾也會爆發公開衝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衝突，1956年的布達佩斯衝突，1968年的布拉格衝突，1968-1981年在波蘭零散發生的衝突，以及在隨後的軍事管制下發生的一些衝突。因而戰後幾十年的東歐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不盡相同的（不過還是有說明作用的）。與過去相比，東歐也經歷了一段不同尋常的平靜時期，儘管是無意而為的。

同其他中歐人一樣，德國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對滿目瘡痍的家園進行重建的經歷。為挽救遺失的歷史碎片而產生的有選擇性的懷舊頗具意義。1984年，艾德加·賴茲的《故鄉：德國的歷史》在電視台播出時，平均每集有900萬聯邦德國人觀看，這絕非偶然。這種對懷舊的著迷在20世紀最後幾年同樣席捲了西歐的其他國家，它進而導致了遺產行業、紀念館、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興起，而人們卻很難解釋這種對懷舊著迷的現象。

這些設定已久的邊界線是否能夠引導我們去探尋歐洲，總是取決於你站在何處。18世紀前，數百年裡大多數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亞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講德語。但對於開化的奧地利人，「亞洲」一詞在向東駛出維也納的聯邦公路上就出現了。1787年，當莫扎特從維也納行進，通往布拉格的時候，他在描述說，他正跨越東方邊界。東方和西方，亞洲和歐洲，這一堵牆就像地圖上的分界線一樣，在我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

人們期待著東歐人去了解西歐。而事實正好相反，是西歐人去了解東歐了，但是了解的方式並不總是受人歡迎。並不只是貧窮的東歐和南歐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賣他們的勞動或者身體。20世紀末，某些東歐城市作為重新被發現的、迷失的中歐前哨的吸引力已經消失殆盡之後，它們又重新投身於有利可圖的、瞄準機會的市場，如廉價而花哨的度假勝地，接待來自西歐的低檔次的旅遊團。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國「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帶簡單行李去度周末，花費不大，英國人可以在此飲酒作樂，花天酒地，享受廉價的性|服|務。塔林和布拉格這樣的名聲並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遊組織機構報告說，曾經滿足於旅遊景點黑澤或者更近些時候的旅遊熱點本迪鐸的遊客們，現在對於東歐異國情調的款待可謂是興高采烈，熱情高漲。當然英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處於歐洲的邊緣——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很多國家對他們而言仍有異國情調。1991年，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一家名為《文化報》的周報對保加利亞人對於哪國的文化感到最親近這一問題進行問卷調查：18％的人回答「法國的」，11％的人回答「德國的」（15％的人回答「美國的」），只有1.3％的人承認對「英國文化」有親近感。

和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及其他人一樣，羅馬尼亞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歐洲把他們看作局外人（當從整體上看時）。他們一邊保護性地聲稱自己有原本歐洲的特點（在文學、建築、地貌等方面）；一邊又承認他們的事業沒有希望，會逃往西方。在東歐共產主義之後的一段時期里，這兩種反應都很明顯。2001年7月，當羅馬尼亞前總理納斯塔塞在為法國《世界報》的讀者描述羅馬尼亞人帶給歐洲的「附加價值」的時候，因非法穿越波蘭——德國邊界而被捕的外國人中，超過一半都是羅馬尼亞人。21世紀初進行的民意測驗顯示：52％的保加利亞人說（絕大多數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如果有機會，他們願意從保加利亞移民出去——最好去「歐洲」。

任何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什麼出版物可以與這本書相媲美，很難想象這本書是如何寫成的。諾拉的《記憶中的地方》一方面記錄了全體法國人的一種令人驚訝的自信，那就是人們堅信800年的歷史留給法國的是少有的集體遺產，並且將它以這種方式來回憶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編在前言中所闡明的那樣，該書還表明了一種焦慮感，擔心這些集體的、共同經歷的標誌即將永遠被人們遺忘。

法語的衰落則另有原因。作為最普通的日常語言，自從王室貴族統治結束后，法語在歐洲發揮的作用並不大。在法國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時人、盧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區的居民——區區幾百萬人口——把法語當作母語，況且他們多數是以方言的形式講法語。這種方言受到了法蘭西學院官方人士的鄙視。按照嚴格的統計數據，和德語或俄語相比，法語早已淪落在歐洲語言圈的邊緣了。

民族遺產已經公然演變成了一個商業計劃，即「遺產行業」，由「民族遺產部」這個新政府部門負責籌劃和經營。這個新部門於1992年由保守黨政府設立，這與原本工黨起草的計劃是一致的，後來被托尼·布萊爾的工黨政府合併成「文化傳媒和體育部」。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義是重大的——遺產不是政黨工程。歷史不再被濫用或用以自肥，它已被凈化並被賦予了愉悅的面孔。

然而法國人不像德國人，法國政府不會為了確保自己在商業和政治上的影響力，轉而使用英語。雖然越來越多的法國年輕人學習英語，並且為使用英語還去國外旅遊，法國官方的立場仍是毅然決然地防禦。毫無疑問，部分程度上是由於法國國際地位的下降而導致該國語言的衰落；而英國卻免遭此難，因為美國人講的也是英語。這是一種令法國人尷尬的巧合。

當德國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蘭能找到更好的、工資更低的工人時（還有更好的交通設施和地方服務），他們是不想落戶東部的薩克森州和梅克倫堡州的。老齡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購買力、熟練工人的西飛，遺留下來的那些人又對外國人充滿難以改變的敵意，這一切都意味著東部德國對於國外投資者沒有吸引力，更何況這些投資者還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選擇。2004年，前聯邦德國的失業率是8.5%，而前民主德國超過了19％。同年9月，新納粹國家民主黨贏得了9％的選票，並在薩克森州的議會奪回了12個議席。

20世紀末，英格蘭10個行政區中只有3個（倫敦、東南區、東英吉利亞）達到或超過人均國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國其他地區相對貧窮，有的更是窮得厲害。英格蘭東北區曾經是英國礦業和航運業的心臟地帶，該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倫敦的60％。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鄉村地區、義大利南部、德國前社會主義地區之後，英國是2000年歐盟結構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說，英國的部分地區也在歐盟最貧困的地區之列。英國的較低失業率是撒切爾和布萊爾政府大肆宣揚的值得驕傲的地方，但繁榮的首都發展不均衡，英格蘭北部的失業率幾乎接近歐洲大陸的最高水平，這使得讓人驕傲的地方頓然失色。

現實存在的英國鐵路是一樁公認的國家醜聞，但截至2000年，大不列顛所擁有的蒸汽機鐵路和蒸汽鐵路博物館的數量超過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總和：整個歐洲此類博ｒeａd.9９csｗ•ｃom物館有120個，而英國就佔了91個之多。大部分火車都不再上路運營了，即便是那些能夠上路的，也滿不在乎地試圖將現實與虛幻交織在一起：為參觀約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車」的夏季遊客受邀乘坐托馬斯蒸汽機火車，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線去參觀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這種爭執不下的狀況，恰恰表明了歐洲的外部邊界在幾個世紀以來對於感興趣的政黨意義非凡，在他們的競選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這部分邊界歸於本國的緊迫性。身處歐洲有一種安全感：它是一種避難和包容的保證，至少是一種承諾。幾個世紀以來，歐洲越來越成為一種集體身份。作為一個邊界國家，作為一個歐洲文明核心價值觀的榜樣和保衛者，它既脆弱又讓人感到自豪，這就是為什麼被歐洲排斥和遺忘的感覺，加上蘇聯的統治，對中歐和東歐的知識分子構成了奇恥大辱的原因。

有些國家，政府出面要求學習地方語言，如加泰羅尼亞語或巴斯克語。在這樣的國家，年輕人（在歐洲，都知道他們是「E一代」）出於責任去學習地方語言，但是在自由時間里仍講英語，以顯示青少年的叛逆、憤世嫉俗和文明的個人興趣。失敗、落寞的是本國的民族語言，而不是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它們在本地早已式微，在國際上也沒有什麼未來。當英語成為交流媒介的默認選擇時，主要語言只好退居二線了。西班牙語曾經是顯赫的歐洲通用語，現在卻和葡萄牙語或義大利語一樣，已不再廣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們所學；西班牙語能在比利牛斯山脈以外的地方作為一種交流工具得以保留，還多虧了西班牙語作為歐盟官方語言之一的地位。西班牙語作為從聖地亞哥到舊金山的幾千萬美洲人的通用語言，它的國際地位還是安全的。葡萄牙語也如此，至少是獨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語。

或者更準確地講，這是原來信奉基督教的人們的歐洲。雖然歐洲基督教分支眾多，從烏克蘭的東儀派天主教到威爾士的衛理公會教派，從橫穿喀爾巴阡山脈的希臘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會，但真正實踐他們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數卻在日益減少。在20世紀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佔全世界總數的60％，但實際信仰人數也一直在下降，這種狀況與修道院地處偏僻的鄉村落後地區以及老齡化不無關係。在法國，僅1/7的成年人承認會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英國，這個數字甚至會更低。甚至在波蘭，基督教也在日趨衰落，全體公民對曾經非常強大的天主教等級制度的道德訓詞越發是充耳不聞了。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超過一半的波蘭人（其中絕大部分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贊成墮胎合法化。

與此相反，作繭自縛卻又洋洋得意的戰後西歐——有經濟區和自由貿易區，有可靠的外部聯盟和眾多的內部盟國——突然顯得脆弱起來，一方面需要回應它東邊的未來「歐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邊大洋彼岸的超級大國之間也不再是那種不言自明的依附關係。在描繪歐洲共同的未來時，西歐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認歐洲大陸的大步向東邁進，他們必然會回歸到歐洲共同的過去。

對一些成員國——特別是德國和波蘭的其他地區——來說，波羅的海的意義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來，從旅游業掙外匯的前景誘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視南部的定位：將自己視為哈布斯堡王朝時期「加利西亞」首都的化身，並以此在旅遊市場推廣。慕尼黑和維也納雖然都在為跨界工業投資而競爭，但它們卻發現了一份共同的阿爾卑斯山遺產，這得益於南巴伐利亞、薩爾茨堡和蒂羅爾之間邊界的消失。

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早期曾將法語定為它的官方語言，在該委員會中，母語是法語的人曾經發揮過重要的心理優勢和實際應用的優勢，但是如今這裏的情形也不同了。這一改變的原因，與其說是英國的加入——這些來自倫敦的、臨時調任的公務員都能流利地講法語——還不如說是能流利地講英語的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到來，講德語的團體的擴張（多虧了德國統一和奧地利的入盟），他們打破了戰後的沉默；再有就是來自東歐的未來的新成員。儘管有同聲傳譯（覆蓋25個成員國之間420種可能的語言組合），但是對於希望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施加影響的成員國來說，在歐盟3種核心語言中佔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語現在正處於次要地位。

英國的遺產行業表明了它迷戀的並非是事物的本質——懷舊是真的，而它所紀念的「過去」卻是贗品（對虛假歷史的真實懷舊）。相比較而言，法國人對其精神遺產的迷戀還是有一些文化真實性的。「法國」總是以一種隱喻的方式表現自己，比如作為共和國象徵的各種「瑪麗安娜」的形象和化身。法國人用大量物質的或者精神的象徵形式，集中表現對失去的法國本性的遺憾，這樣做倒是比較恰當的。這就是法國。如果它們被放錯了地方，或者不再讓他人共享，法國就不成其法國了——這就是夏爾·戴高樂所說的「沒有榮耀，法國就不成其法國」的含義。

隨著新世界秩序（或混亂）的問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代很快成了人們的回憶。這個時代能否讓人懷念，能否讓人感到遺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生於何時何地。鐵幕兩邊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們是1946-1951年間出生的嬰兒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會飽含感情地回顧「他們」那10年的美好記憶，並認為它意義非同一般，儘管這有點誇張。在西方，與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們的父輩對這個時代的政治穩定和物質保障心懷感激。

雅克·朗和他的繼任者所採取的方法很具有啟發意義。在法國的新「遺址」中，位於巴黎熱馬普碼頭有著碎塊狀外牆的「北方旅館」就是其中之一，並特別聲明是向馬塞爾·卡內於1938年拍攝的經典電影表達懷舊式的敬意。但是卡內的拍攝全部是在攝影棚進行的。對電影中從未出現過的建築物（或建築物外觀）的保護，依據個人好惡，可以被看作一種微妙的法國式「後現代」諷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亂真的做法下出現的、註定虛假的事物的表現。

但是光鮮如薄紙。在這個歐洲最擁擠不堪的大都市裡，房地產市場充滿泡沫，公交車司機、護士、清潔工、中小學教師、警察，這些曾經為大都市新英國人提供服務的人再也買不起他們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來越遠的地方尋找安居之所，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著歐洲最擁擠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貴又破舊的軌道交通。在大倫敦區外圍以外，它的觸角已延伸到偏遠的東南部鄉村地區，這裏出現了英國近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地區差異。

絕大部分歷史並沒有被篡改。在歐洲，對歷史的威脅不在於為了不真實的目的而故意歪曲歷史，而在於懷舊——這個歷史知識的天然屬性。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公眾對歷史日益升溫的迷戀已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工製品，它封存在內部的並非最近的記憶，而是失去的記憶：歷史不再是啟迪、教化現實的鏡子，而成了展示一個與當今有區別的註解。電視上的歷史（無論是以講述的形式，還是表演的形式，主題公園裡的歷史，博物館里的歷史），所有這些強調的都不是人們與歷史的密切聯繫，而是把人們與歷史隔離。「現在」已被描繪成一個「歷史」的孤兒，而不是它的繼承人，這就切斷了與事物本質的聯繫，也切斷了與我們失去的世界的聯繫。

這種成為別人中心的邊緣的感覺，成為二流歐洲國家的感覺，大多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才有的，他們幾乎都在托馬斯·馬薩里克所預見要形成的小國家區域內，從伯羅奔尼撒半島北角到馬塔潘角。但這種情況並非向來如此。在近代，歐洲大陸其他國家至少在經濟上、語言上、文化上也曾處於邊緣化。詩人愛德溫·繆爾童年時期，於1901年從奧克尼群島遷到格拉斯哥，他這樣描述這次搬遷：150年的歷史在兩天的旅程中一掠而過。這種情愫在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仍不過時。到了20世紀80年代，歐洲邊緣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島、愛爾蘭島、北蘇格蘭島和拉普蘭在內的高地和島嶼彼此之間和與自身過去的共同點要多於它們與歐洲中心繁榮的大都會地區之間的共同點。

戰後，在第四共和國與第五共和國時期，政府把大量資金投入到對民族歷史和地方歷史保護中，累積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有形的教育，即作為當代一種長久的、對民族獨特歷史（在痛苦不堪和動蕩不安的世紀之後）的警醒。但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法國，確切地說是密特朗和希拉克總統時期的法國，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在引發評論的已經不是昔日的榮耀——或者說是昔日的悲劇——的延續，而是它的中斷。過去——過去的革命，過去的農民，過去的語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過去，從維希政府到阿爾及爾——對未來幾乎不提供任何指導。經歷了人口變遷和兩代人的社會地理變動，曾經毫無斷裂的法蘭西歷史似乎註定要在民族的整體記憶中消失。

在21世紀的前幾年，對猶太人和猶太組織的攻擊之所以引起關注，不是因為他們攻擊的規模，或者是其種族主義特徵，而是因為他們所固有的種族對立的特性。這與過去歐洲出現的反猶情形不同：對於因為情緒不滿而要尋找替罪羊的人們而言，猶太人不再是選擇的目標。事實上，猶太人遠非最受歧視的種族。2004年1月進行的一次法國民意測驗發現，接受問卷調查的人中雖然有10％的人承認不喜歡猶太人，但是不喜歡「北非人」的比例更高，達到23％。對阿拉伯人的種族攻擊，包括對來自其他國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國人、塞內加爾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數民族的攻擊，要比對猶太人的攻擊多得多。在有些城市，這種種族攻擊甚至在當地蔚然成風。

在德國把聯邦德國人和民主德國人分開的、相互憎恨的鴻溝不僅僅是有無工作或者窮與富，但是在東部人眼裡，這是最明顯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歐洲的其他人一樣，德國人越來越被一些新奇的差異區分開來，這些差異打亂了傳統上的地界和經濟劃分。站在分界線一側的是老練的歐洲精英：主要是年輕人，不分男女，他們去過很多地方，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歐洲的2個甚至3個不同的大學學習過。他們的素質和專業能夠讓他們在歐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從哥本哈根到都靈，從巴塞羅那到法蘭克福。高收入、低飛機票價、開放的邊界和綜合性軌道交通網路（參見下文）使得流動變得容易而頻繁。為了消費、休閑、娛樂和就業，這些歐洲新人類在歐洲大陸四處遊走，輕鬆自在，信心十足，就像遊走于波洛尼亞、薩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紀教士一樣，他們用一種國際通用語交流：在當時用拉丁語，現在用英語。

這些外圍國家渴望從新歐洲的包容中得到什麼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歐洲排斥在外，他們能承擔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損失。在21世紀初的幾年，甚至連最普通的遊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歐洲排斥的種種跡象。在納粹和蘇聯統治下，歐洲一些像烏克蘭的塞爾諾維茨和摩爾多瓦的基希訥烏一樣的城市裡，曾是國際和歐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盡。周圍的鄉村呈現出一片進入現代化之前的社會狀態——路是土路，車是馬車，飲水來自戶外水井，腳上穿的是氈靴，四周一片寂靜，夜空一片漆黑。認同歐洲，不是認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壞了的歷史，而是認同歐洲共同的未來，不管它的希望多麼渺茫。

杜邦把英語輕蔑地稱為「商業英語」，而正是這「商業英語」正在取代法語的地位（法語是「最重要的資本，是法國人民尊嚴的象徵」）。但是當杜邦瞄準他的靶子——英語時，英語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之外了。像米歇爾·塞爾這樣的知識分子可能會有預見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國佔領時期，其街頭的德語名稱還不及現如今英語名稱多，但是在電影、各種電視九*九*藏*書秀、電視電腦遊戲、互聯網和國際流行音樂的影響下長大的年輕一代對法語的關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們即使用法國俚語進行手機通話，其中也充斥著舶來語或改編過的詞彙。

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土耳其人絕對不是基督徒。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就是因為他們不能把自己界定為基督徒（或者猶太教基督徒），屬於「准歐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歐洲人更有可能去強調自己歐洲身份的非宗教、寬容和自由的特點。他們還越來越急於把歐洲價值和標準作為槓桿，來對抗土耳其公眾生活中的反動影響，這一目標也是很多歐洲成員國一直贊成的。

面對法語地位降低的種種跡象，法國人最初的反應是，堅持認為其他人還繼續講法語：正如總統喬治·蓬皮杜在20世紀70年代初所說的：「如果法語不再是歐洲的主要工作語言，那麼歐洲本身將不再是完整的歐洲。」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這是註定要失敗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選擇了「圍困精神」：如果在法國以外沒有人再講法語的話，那法語至少在法國本土應該有絕對的壟斷。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蘭·芬克爾克羅、讓·杜圖爾、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萊爾在內的250位知名人士聯名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請求法國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國本土召開的各種大小會議上使用法語，由法國投資拍攝的電影要用法語，等等。他們還告誡說，若不這樣做的話，「英國佬們」就要讓我們都說英語或者「美語」了。

在第二個千禧年的末尾，為了弄清歐洲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們和以前一樣，很容易被誘惑去追溯它的內部分割、不和、決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歐洲大陸分裂較深的現代歷史和相互重疊的團體、身份、歷史的多樣性。歐洲人對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決於讓他們團結的事情，也同樣取決於讓他們分裂的事情——而且他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

簡而言之，開弓沒有回頭箭。東歐的社會主義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錯誤答案。西歐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即如何處理髮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這場戰爭災難。西歐是這樣做的：把近代歷史全然拋在一邊，扼要概括了19世紀下半葉所取得的一些成績，比如國內政治穩定、經濟生產逐步增長、對外貿易穩步擴大，然後冠以「歐洲」之名。然而，1989年後，繁榮的「后政治」的西歐又一次面對它的孿生兄弟東歐，「歐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2001年，距巴恩斯利僅幾英里之遙，靠近歐格里夫村，「歐格里夫暴力衝突」在電視上重播。1984年6月，在此地，罷工礦工與警察之間爆發了武裝衝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衝突，也是當年瑪格麗特·撒切爾與全國礦工聯合會之間衝突的標誌。此後，大量礦工失業，有些失業礦工（為掙錢）穿著「特定時期」的服裝重新演出了這場衝突。這種對著名暴力衝突的演出是英國既定的一種娛樂方式。但本該一直享有「遺產」待遇的歐格里夫是正在進行中的加速歷史化的例證。畢竟，在距南部僅兩三個小時車程的內斯比發生的內戰，過了300年以後英國人才考慮重新演繹；而歐格里夫衝突發生之後僅17年即被搬上熒屏。

如果德國是最「了解」歐洲——將伏爾泰所說的比喻繼續深化——的國家的話，那麼在21世紀初期，另外兩個前帝國主義國家最應該一直堅持被「了解」，這也沒什麼不合適。和德國一樣，俄羅斯和土耳其在歐洲事務中也曾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現在，許多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也變得和歐洲的日耳曼族群同病相憐：作為專制政權的棄兒，他們背井離鄉，淪落為其他民族的國家中不受待見的弱小少數民族，成了帝國退潮后的渣滓。據估計，在90年代末期，有1億多俄羅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東歐的獨立國家裡。

但在對於60年代沒什麼印象的年輕人眼中，逐漸老去的一代對那個年代念念不忘，他們自我中心式的自誇令人反感。而許多在共產主義下度過一生的年長者所記得的，不僅僅是鐵飯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費和希望的破滅更讓他們記憶猶新。鐵幕兩側的雙方要從20世紀的瓦礫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當然，和平、繁榮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們先前樂觀的信念卻永遠消失了。

從短時間來看，俄羅斯居於歐洲邊緣無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並不是威脅。俄羅斯軍隊忙著別的事，而且不管怎麼說，俄羅斯軍隊已破舊不堪。俄羅斯人的健康令人深感擔憂，尤其是男性壽命急劇減少，國際機構有一段時間一直警告說，肺結核正在俄羅斯復甦，俄羅斯處於艾滋病蔓延的邊緣，但為其操心的主要是俄羅斯人自己。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肯定會只忙於自己的事務。

法律試圖強製法國人之間相互講法語，這或許是可以的，雖然大多是在被違反時才被重視。但當外國學者、商人、智囊團成員、律師、建築師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國時，也要求他們用法語表達他們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別人用法語表達的想法，只會產生一種結果：他們會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帶到別的地方去。在新舊世紀之交時，現實才被了解，而大多數（當然絕對不可能是所有的）公眾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紀歐洲的殘酷現實：新歐洲的精英們，無論他們是誰，過去未講法語，將來也不會講法語了——「歐洲」不再受法國的掌控。

這一情況對於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將近700年歷史的土耳其人是歐洲的「異類」，之前這一角色被阿拉伯人佔據500年。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從土耳其人結束的地方開始（這就是為什麼一提到羅馬尼亞長期在土耳其帝國統治之下，齊奧蘭就沮喪不已）；人們經常說起基督教歐洲被多次從土耳其伊斯蘭的虎口中「拯救」下來——不管是在維也納或布達佩斯的大門口，還是在1571年的「勒龐多戰役」中。從18世紀中葉開始，由於土耳其帝國開始衰落，「東方問題」——即如何處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敗，怎樣解決從幾個世紀土耳其統治下衍生出來的領土問題——是對歐洲外交官們最緊迫的挑戰。

從長遠來看，俄羅斯與歐洲比鄰，它幅員遼闊，化石燃料儲存無人可及，就這一件事實，就不可避免地給能源匱乏的歐洲大陸的未來蒙上一層陰影。波蘭在2004年就已經有一半的天然氣和95％的石油是來自俄羅斯了。但與此同時，俄羅斯當局和俄羅斯人期望從歐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種更加親密的方式參与歐洲內部事務，不管是在北約還是巴爾幹地區的管理，或者是貿易協議的制定（包括雙邊協議和由世界貿易組織制定的協議），這並不是因為俄羅斯不在場時做出的決定就一定會有損俄羅斯的利益，這是原則問題。

擔心被歐洲遺棄的不限於歐洲大陸外圍國家，從講羅馬尼亞語的摩爾多瓦人的角度看，他們羅馬尼亞西部的鄰居算是受到了歷史的眷顧。不像摩爾多瓦，如果它們不是加入歐盟的強有力的競爭者，西方會認為他們是合法的，因而確保了成為歐洲一員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來卻不是這樣的：處於被歐洲遺棄的危險之中的是羅馬尼亞自己。1989年，齊奧塞斯庫的同事們終於開始反對他，他們寫信控訴領袖試圖把他們的國家從歐洲分裂出去：「羅馬尼亞現在是，將來也是一個歐洲國家……你已經開始改變鄉村地區，但是你沒有能力把羅馬尼亞搬到非洲去。」同年，羅馬尼亞年邁的劇作家尤金·尤奈斯庫這樣描寫他所出生的國家：「即將永遠離開歐洲，這意味著遠離歷史。」這種擔心並不是現在才有的，1972年，齊奧蘭在回顧本國令人憂鬱的歷史時，對羅馬尼亞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應是：「讓我最沮喪的是奧斯曼帝國的地圖。看著它我就想到了我們的過去和其他的一切。」

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1995年所描繪的「歷史神話的偉大時代」並非史無前例。霍布斯鮑姆自己曾就民族時代之初19世紀歐洲的「傳統的創造」寫過精彩的文章，愛德溫·繆爾（1941年在蘇格蘭著有《彭斯與司各特》）把這種人造文化解釋為「虛假民族的虛假詩人」。但是在20世紀末法國和英國出現的對民族歷史創造性的再想象則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景象。

享受遺產待遇的不僅僅是北部地區。在英國中西部制陶地區，遊客和當地的小學生都被鼓勵去學習18世紀陶器製作商約書亞·威治伍德是如何製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們尋找有關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這個地區為何被稱為「黑色鄉村」的證據（奧威爾曾經描述過，甚至白雪都因為上百個煙囪冒出的滾滾濃煙而變成黑色），但卻無功而返。很多事物本來的面貌已被過去的（或現在的）面貌所取代，這樣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不勝枚舉。

1945-1989年這段歷史很能說明問題。300年來，國家之間的戰爭一直都是歐洲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特徵在1913-1945年間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20世紀上半葉，大約有6 000萬歐洲人死於戰爭和國家發動的殺戮。而在1945-1989年，歐洲大陸沒有爆發過國家之間的戰爭。兩代歐洲人至今都難以想象，和平是這麼自然的事情，他們就是在這種和平環境下成長的。作為政治的延伸，戰爭（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外包」給了所謂的第三世界。

正如我們所見，政府當局的反應也因地方傳統和環境而異，只有法國國民大會憑藉世俗共和主義的正義熱情，以494∶36的投票結果，選擇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任何宗教標誌。但此項啟動於2004年2月、以薄紗（信仰穆斯林的女性頭飾）為目標的舉措，應該放在更廣闊也更複雜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種族偏見正在被極右派轉變成一種政治利益；歐洲的反猶主義40年來首次出現上升勢頭。

甚至現在——尤其是現在——把國家邊境作為分界線和邊界也是靠不住的。波羅的海國家議會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波羅的海國家議會成立於1992年，它涵蓋的斯堪的納維亞的成員有：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3個波羅的海的前蘇聯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還有德國、波蘭、俄羅斯（從1995年起，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堅持下，冰島也加入了進來，儘管這公然違背了地理鄰近原則）。這種具有象徵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貿易關係的做法，受到曾經是漢莎同盟（商業同業公會的）成員的城市（例如漢堡市和呂貝克市）的欣賞，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長們的歡迎，因為他們都急於把自己置於重建的（這是西方的口吻）波羅的海共同區域的中心位置，並遠離歐洲大陸腹地和近代歷史。

歐洲的大部分區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國家的，之前是統一在不同的帝國之下。知道這一點，將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歐洲大陸的外部標誌並非邊境線，而是不確定的邊界區域——有爭議的邊界地區（marches，英語），羅馬帝國的長城（limes，法語），軍事邊rｅaｄ•９９csｗ•com界（Militärgrenze，德語），地區（krajina，捷克語）。皇家征服區和殖民地，雖然在地形測量上並非總是毫釐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卻界限森嚴。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幹半島，這些地區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區域，其居民數百年來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陣地保衛者。在這裏，熟悉的世界到此為止，未開化的人被拒之門外。

在大西洋彼岸，反猶主義已經成為對歐洲懷有恐懼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學者們講話的主要內容，他們認為法國、比利時或德國的反猶主義復辟了歐洲的黑暗歷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喬治·威爾甚至將歐洲再次出現反猶主義表述為「為『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而進行的第二階段的戰鬥——也是最後階段？」美國駐歐盟大使洛克威爾·施納貝爾在布魯塞爾的一次特殊集會上告訴美國的猶太問題委員會說，歐洲的反猶主義「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勢發展」。

民主德國人的懷舊病在德國家喻戶曉，也同樣是忘卻的記憶。借用米拉波對德國霍亨索倫王室治下的普魯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僅僅是掌握政權的間諜組織。但在回憶中，它卻在激發人們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當捷克斯洛伐克人對他們的舊服飾讚美不已時，德國人卻對電影《再見，列寧》趨之若鶩，該電影對埃里希·昂納克時代生活的物質匱乏、教條主義和普遍的荒謬性進行明顯的嘲諷，但由於觀眾對那個時代的主題抱有某種同情，而它的突然終結又令他們非常不知所措，影片的嘲諷效果大打折扣。

對記憶消失的焦慮產生了兩種結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遺產、大量由公眾支持的遺迹和由國家貼上「遺產」標籤的人工製品越來越多。1988年，依據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長雅克·朗的要求，法國文化遺產中受官方保護的項目名錄急劇擴大，而以前該名錄僅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遺產，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橋或位於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壘」。

即使在以德語為母語的奧地利、瑞士或者德國，德語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從德語派生出來的其他語言，比如荷蘭語，也因此受到牽連，而不再被人們廣泛地學習和使用。這已經成為一個既成事實，為此悲傷毫無意義。在90年代，像西門子這樣的德國大公司，也不得不將英語作為公司的工作語言。德國的政治家和企業老總因為能在以英語為母語的社交圈中應對自如而令人刮目相看。

儘管統一帶來創痛，無可爭議的歐洲中心仍舊是德國：在人口和工業產值上德國都是歐盟最大的國家，它才是「核心歐洲」的核心，從阿登納到施羅德每一位總理都堅持這樣認為。德國還是唯一一個對以前的分割持觀望態度的國家。多虧了兩德統一、移民和聯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區的面積目前是巴黎面積的6倍——這是歐盟兩個領袖成員國相對地位的象徵。德國主導歐洲經濟，它是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伴，歐盟有2/3的凈收入來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儘管是主要的收入來源——或許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德國人是歐盟中最忠誠的居民。德國的政治家們周期性地建議建造國家間的「快速通道」，用於歐洲完全一體化，實現聯邦歐洲，但對它的合作者們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飾的沮喪。

在很多觀察家看來，歐洲歷史完全是循環發生的。21世紀如同18世紀：俄羅斯既在歐洲之內，又在歐洲之外，如孟德斯鳩所說的「歐洲民族」，吉本所描述的「斯基泰人的蠻荒」。對於俄羅斯人而言，歐洲西方和幾個世紀以來一樣，是一個矛盾集合體：既魅力無窮又令其極度反感；既令其讚嘆不已又無名怨恨。俄羅斯統治者和人民對外界的評論始終極度敏感，而同時又表明對所有國外的批評和干涉都持懷疑態度。俄羅斯是歷史和地理遺留給歐洲的一個鄰居，歐洲既不能忽視它，也不能接納它。

如果只是為了面子，任何有說服力的法國政府都不會通過立法來強制使用法語。社會黨文化部部長凱瑟琳·塔斯卡曾斷言：「在國際組織中，在科學領域，甚至在我們城市的牆上，一場為法語進行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兩年後，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長雅克·杜邦繼承了這一主張，並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張明確無誤地提了出來：讓人焦慮的不僅僅是法語的衰落，而且還有英語的霸權，而後者最為重要。如果法國人學習英語之外的別的語言，哪怕是任何一種，都可能會好些：「當我們的孩子們應該去深入理解德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日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或者俄語時，他們為什麼要去學習在任何年齡都能學會的貧乏的英語呢？」杜邦曾這樣質問。

歐洲大陸比較擁擠，城市間距相對較短，與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歡迎，所以鐵路成為無可爭議的持續的公共投資目標。就是曾經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國家，現在正在歐盟的強力支持下，合作鋪設一條延長的、改良的高速鐵路，從馬德里到羅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漢堡，計劃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納維亞，向東橫穿中歐。即使在永遠不會贊成法國高速列車、德國城際快車和義大利歐洲之星列車的地區和國家，歐洲人現在也可以通行全歐洲大陸了——不一定比一個世紀前快，但是障礙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相似點到此為止了。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是亞歐帝國，而不是歐洲國家。俄羅斯忙於應付高加索地區的暴力叛亂，而由於新誕生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的阻隔，加之其越來越不自由的國內政治，它與歐洲漸行漸遠。俄羅斯加入歐盟是不可能的：歐盟新成員必須在法律規則、公民權利和自由、公共機構透明度上與「歐洲價值觀」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認這些價值觀，也更少執行它們。不管怎樣，與加入歐盟相比，俄羅斯當局更感興趣的是鋪設管道，向歐盟出售天然氣。很多俄羅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並不是本能地認為他們是歐洲人：當他們去西方國家旅遊時，（和英國人一樣）他們說「去歐洲」。

密特朗個人對國家遺產的突出貢獻，與其說是保護遺產或對遺產分類，還不如說是在現實中製造了遺產。自路易十四以來，還沒有別的統治者在其任期內留下數量如此眾多的建築和典禮。密特朗在任14年的政績，不僅僅體現在越來越多的博物館、紀念堂、莊嚴的就職典禮、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還體現在通過巨大的努力，確保了總統自身在國家遺產中的位置：從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偉的凱旋門出發，到盧浮宮優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獄旁邊盛氣凌人的現代主義歌劇院，再到塞納河南岸飽受爭議的新國家圖書館。

維也納小說家、文藝批評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殺前，曾寫到對已經逝去的1914年前的歐洲的渴望，並表達了對「在信心時代尾聲已不再年輕的人們」的同情。60年後，即20世紀末，幾乎一切都已恢復或重建，但唯獨茨威格那一代歐洲人帶到20世紀的信心永遠無法完全重建：因為發生了太多的事情。經歷戰爭的歐洲人在想起巴黎「美麗時代」時，或許會低聲抱怨「要是……該多好」；人們每每想起歐洲所經歷的持續30年的災難，絕大多數人的感覺就是「永遠不要再有戰爭了」。

「歷史即懷舊」在這兩個國家尤其發出最強音，並非偶然。法國和英國以高傲帝國的身份進入20世紀后，兩國都在戰爭和非殖民化進程中逐漸丟失了領土和資源。昔日作為全球帝國的自信和安全感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記憶和未卜的前途。法國人或英國人雖然曾風光無限，但是風光不再。是否要成為熱情的「歐洲人」，對於比利時和葡萄牙這樣的小國家或者義大利和西班牙這樣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陰影的國家倒容易得多。但對沐浴在偉大和光榮的記憶里的國家而言，「歐洲」總是一種不愉快的轉換：它是一種妥協，而非選擇。

「繪製」一詞需慎用，因為歐洲畢竟是一個國家間的邊界一直都處於輕微變動中的地方。羅馬和拜占庭，神聖羅馬帝國和基督歐洲這些古代帝國的邊界和後來的政治分界線密切吻合，這表明了真實的連續性：日耳曼民族統治下的歐洲和斯拉夫民族統治下的歐洲相通的地方，對此我們和諸如11世紀不來梅的作家亞當一樣地熟悉；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統治下的邊界從波蘭延伸至塞爾維亞，這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景況並無二致；易北河把歐洲一分為二，分成東西兩部分，如果9世紀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員按照這種方法思考的話，他們對這一概念也不會陌生。

巴恩斯利鎮在《通向威根碼頭之路》一書中非常出名，在該書中，喬治·奧威爾描述了英國工人階級在衝突中失業的悲劇，令人難以忘懷。威根碼頭自身歷經70年的變遷，現在不僅是一個碼頭（奧威爾曾對它未能列入遺產名單而發表過著名的評論），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還樹有路標，以鼓勵人們來此地參觀。清澈的運河旁，已建成名為「歷史之路」的博物館，以及名為「奧威爾在威根碼頭」的很普通的現代酒館，出售漢堡和薯條。奧威爾筆下可怕的北部貧民窟的確是不復存在了——不僅從地面上消失了，而且還被本地人遺忘了。《1930-1970年的威根記憶》是一本在博物館打折出售的指南書，書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圖片，有端莊的女售貨員和精巧的但已被遺忘的商店。但對於吸引奧威爾來到威根，併為當地帶來意義不明的聲望的礦坑和礦工，書中並未提到隻言片語。

與其說歐洲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絕對版圖，還不如說它是相對的，因為他們都相互關聯。20世紀末，來自摩爾多瓦、烏克蘭或者亞美尼亞的作家和政治家們都宣稱自己有「歐洲屬性」，這並非基於歷史或版圖的考慮（似乎有道理，也許沒道理），準確地來講是基於對歷史和版圖的保衛。總之，擺脫了前蘇聯的統治，這些像后帝國孤兒一樣的國家在尋找另一個「帝國」首都：布魯塞爾。

另一個例外是英國人，更確切地說是反對歐盟整合、反對英國加入歐元區的臭名昭著的英格蘭人。由於本國糟糕的天氣狀況而嚮往國外，加上后撒切爾時代費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們運送到歐洲大陸的任何地方，其費用之低，有時候還不及小酒館的一頓午餐，他們所受的教育雖然不見得比父輩好，但是21世紀的新一代的英國人在歐洲人當中，他們如果稱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了。英國人普遍蔑視、不信任歐洲的公共機構或雄心抱負，而英國人又想在歐洲的這些地方歡度時光、購物消費，這兩種現象並存所形成的種種諷刺，在觀察家們看來並沒有消失，而且依然是複雜難懂、奇異古怪的ｒｅａｄ.99ｃsw.ｃｏｍ。

布魯塞爾直率地警告它，這絕對會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歐盟的申請。作為對該警告的回應，上述提議被放棄，而歐盟最終也於2004年12月同意開啟與安卡拉的入盟談判。然而，危害還是出現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對者——其中很多是來自德國、法國以及地處希臘或保加利亞周邊的國家——能夠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適當性。2004年即將離職的荷蘭籍歐盟委員弗里茨·博爾克斯泰因告誡說，要警惕歐洲的「伊斯蘭化」傾向。繼續順利談判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歐盟擴展事務委員君特·弗爾休根承認，他並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為歐盟成員國。同時，將來拒絕土耳其入盟或將其進一步擱置的代價，是對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為歐洲脆弱邊緣的該國政治穩定的一大傷害。東方問題又回來了。

鑒於歷史對當代歐洲人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對21世紀之初的歐洲事務產生重大影響，無疑是具有諷刺意義的。與其說這是教育的問題——當然，東南歐部分地方的歷史教育，或者是錯誤的歷史教育，也是讓人擔心的地方——還不如說是因為歷史在現在被用於公共事務。當然，這在獨裁社會裡並不新鮮，但歐洲自稱是「后獨裁」社會，政府對知識不再實行壟斷，歷史也不再因為政治而被輕易篡改。

在瑞士，凡是達到中學學歷的，通常都會掌握三四種地方語言。但是當他們和來自本國其他地方的人進行交流時，還是用英語（非母語）更容易也更熟練。同樣，在比利時，很少看到瓦龍人或佛蘭芒人能用對方的語言很舒暢地進行交流，雙方都會很自然地把英語作為通用的交流媒介。

但是奧斯曼帝國的遺產會重新在新歐洲瀰漫。隨著冷戰結束，土耳其獨特的位置呈現出了不同的重要意義。在國際地緣政治的對抗中，土耳其不再是邊防前哨和屏障國家了。相反，它現在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通道，同兩方都有密切關係。雖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國，7 000萬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長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別正統，但是隨著激進的伊斯蘭教的興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們已經世俗化的父母，他們從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教的遺產中尋根問祖。人們越來越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阿塔土爾克那樣無情地強制實行的非宗教國家，也會變得異常脆弱。

這些邊境地區經常隨時間和環境而變遷：地理標誌也具有迷惑性。波蘭人、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在歷史文獻和政治神話中都是以歐洲（或者基督教）保衛者的身份出現的。稍微看看地圖就知道他們的說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對的。無獨有偶，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相互競爭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樣，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都堅持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南部邊界構成文明歐洲的外部防禦線。

地處已被廢棄的南約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證。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礦業中心，但在「后撒切爾」時代，它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讓人難以辨認。鎮中心的精華部分已不復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車庫包圍的華麗的商業步行街。殘存下來的僅有鎮禮堂和幾幢相鄰的建築，他們是代表19世紀巴恩斯利榮譽的建築遺產，是指引遊客的偽古代、「老式」的地標性建築。同時，當地書店現在專門把介紹本地歷史的書籍銷售給本地居民（巴恩斯利當時不在已開發的任何旅遊路線上），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黃金時代》或《古唐開斯特的回憶》一類的書籍，這些出版物能讓人勾起對剛剛逝去的、幾乎被遺忘的世界的回憶。

從社會公共機構的角度來看，英國幾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就開始懷舊了。為獲得「美與歷史」的場地和建築，勞工部長休·達爾登設立了「國家土地基金」，並由國民信託銀行管理。一大批由國民信託銀行管理的財產——公園、城堡、宮殿和「傑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為重要的旅遊勝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擁有，他們將這些祖傳遺產贈與國家，以此換得巨額財政減免。

美國仍將「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視為遙遠的挑戰、異端和敵人，這一點可以從它提高安全等級並且搶先發動戰爭得到說明。與美國相比，歐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尤其是在法國，中東危機不再是外交政策的問題，它已經成為一個國內問題。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憤怒和失敗情緒轉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憤怒的、沮喪的同胞們身上，這種轉移不足為奇——畢竟它是另一種帝國遺產。

英國同樣如此，富裕的東南部和北部的前工業區之間的差距近年來正在逐步擴大。當然，倫敦是迅速發展了。雖然不屬於歐元區，但英國首都仍是歐洲大陸無可挑戰的金融中心，並呈現出一副光鮮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歐洲城市顯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紀一樣破舊不堪。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相比，倫敦到處都是年輕的職業人士，對國際文化和語言的變化更加開放。20世紀末的倫敦似乎有重返60年代多姿多彩光輝的趨勢，這主要體現在布萊爾政府把英國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顛」。

不過，300年來俄羅斯一直都是一個喜歡「插手」歐洲事務的國家，這一遺產被繼承下來了。拉脫維亞銀行是俄羅斯商人接管的目標。2003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羅蘭達斯·帕克薩斯的總統因被懷疑與俄羅斯黑手黨關係密切而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寧格勒周圍的波羅的海的飛地，繼續要求俄羅斯貨物和軍需運輸可以從立陶宛無條件地通行，並且俄羅斯居民可以免簽證經過這個國家去歐盟旅遊。由俄羅斯寡頭政治執政者的商業企業洗出來的黑錢，從倫敦和法國里維埃拉的地產市場流出去。

在分界線的另一側，絕大多數人仍舊是那些不能成為美好新大陸成員的人們，或許他們不想加入（或者還沒有決定加入？）——千百萬歐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訓練、機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紀式的農奴一樣，無法輕鬆地從歐盟市場提供的商品、服務和勞動中受益。相反地，他們只能停留在本國或當地的社區；對各種可能發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語，這些情況都對他們造成了條件限制。他們通常比那些國際大都市的同胞們對歐洲懷有更多的敵意。

憑藉這種「長期親密聯盟」，歐洲人把自己捆綁在一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們開明的領導把他們捆綁在一起。這種聯盟的一個最好例證是結成聯盟以後產生的、比以往更密集的交通網路。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裡，包括橋樑、隧道、公路、火車和渡口在內的歐洲內部交通基礎設施被新建或擴建，其變化之大讓人難以辨認。現在歐洲人擁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鐵路系統（飽受詬病的英國鐵路系統除外）。

這類假設是政客、知識分子以及各種政治信仰派別的人們的共識，這也是《記憶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讓成千上萬的法國讀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國特質的存在，而這種特質在漸漸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國人慢慢淡忘。在諾拉的這本大部頭的書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築、基督教的實踐和標誌——濃墨重彩，佔據主要地位，關於「猶太人」只有簡短的一個章節，而且大多作為被同化、排斥或迫害的對象出現的，而對「穆斯林」卻隻字未提。這就非常說明問題。

隨著1945-1989年這段歷史的逝去，人們的期待也越來越美好。戰後西歐「經濟奇迹」令人歡欣鼓舞，它讓該地區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間失去的世界貿易和生產的舞台。其經濟增長率堪比19世紀末期。這的確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絕不是當代人所幻想的突飛猛進，一片欣欣向榮。

這既是懷舊，也是不安。擔心總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風景優美的高速公路兩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對法國人將不再有任何意義。如果委婉提示——起初是標誌，然後是名字——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蘭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羅馬圓形劇場、沃日奧葡萄園的葡萄樹、聖維多利亞山或者凡爾登戰場，又有何意義呢？如果偶遇這些名字的普通遊客想不起來它們原本的含義，也喚不起他們打算喚起的感情，法國人還能得到什麼呢？

這是很具有煽動性的言辭，而且是被深深誤導了。在當今歐洲，人們還感覺不到反猶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歐洲人除外，因為他們是中東危機的直接受害者。通過衛星轉播，在整個歐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電視台經常播放加沙和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的報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區的年輕人被所見所聞激怒，同時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當局鼓勵要把他們當地的猶太鄰居和以色列人一樣看待的刺|激，他們開始攻擊他們的猶太鄰居：在猶太社區建築物上塗鴉，褻瀆他們的公墓，向學校和猶太教會堂投遞炸彈，甚至還有襲擊猶太青少年或猶太家庭的情況。

冷戰是戰後復甦的原因而非障礙。就像當年奧斯曼帝國的威脅一樣，蘇聯帝國的陰影在震懾歐洲的同時，也讓倖存的歐洲殘餘力量團結起來。當東歐國家解體時，西歐繁榮起來：西歐免於承擔幫助曾經是古老大陸帝國的國家擺脫貧困和落後的義務；並且有美國軍事大傘的保護，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捲土重來。不過，在東歐國家看來，這向來都是井蛙之見。隨著歐洲共產主義失敗和蘇聯的解體，這些都不復存在。

這種新的國際階級界限使得舊的民族差異開始模糊起來，而這種新界限有兩個明顯的例外。對於來自東歐做零活的工匠和勞工們來說，倫敦或漢堡或巴塞羅那的新工作機會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動工人和季節性海外雇傭的傳統密切相連。向來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遙遠的國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語，僱主對他們充滿敵意，抱有懷疑，無論如何也要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錢帶回家。這並非歐洲所獨有的特點，就像土耳其的汽車工人或塞內加爾的小商小販一樣，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魯塞爾外出就餐、在義大利度假，或在倫敦購物。即使如此，這也是一種特殊的歐洲生活方式。

由於移動性越來越強，現在歐洲人比過去更加了解對方。他們可以在同等條件下旅遊、交流，但是有些歐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兩個半世紀以前，伏爾泰曾經把歐洲人分為「主動去了解」和「等著被了解」兩類，這種區別延續至今。權力、繁榮和各種機構在歐洲大陸最西部的角落裡聚集。心理上的歐洲版圖——歐洲人頭腦里的版圖——有一個由「真正」的歐洲國家（其中有些國家地處邊緣，如瑞典）形成的核心，這些國家的憲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價值觀被視為次要的但是有抱負的歐洲國家的典範：找回過去的、真正的自我。

在那片土地上出現了一個國家，它讓人無法回顧它的近代史，除非是無意地諷刺它對歷史的否認，或是將其作為一種被清洗乾淨的、無實質內容的「遺產」。這種對歷史的否認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這樣古老的教育機構的不安全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兩所大學在布萊爾新政府的平等機會主義的氛圍中被迫宣揚「反精英主義」，這對它們可謂奇恥大辱。這種否認還體現在一些文化機構的奇異的自我否定上，例如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在20世紀90年代，它們已經淪落到了要不斷討好、招攬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館的一流咖啡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