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可預料到的——實際上就在幾十年前連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紀初歐洲居然成了國際美德的模範：在一系列道德和國際關係制度方面，它被歐洲國家和非歐洲國家的人們標舉為效仿的典範。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部分是因為選擇美國模式的幻滅而產生的反響。但是它卻贏來了良好的聲譽，並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契機。在去除了自己過去的罪孽和動蕩之後，歐洲嶄新的形象是否能夠順利地迎接新時代的挑戰，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人民怎樣對他們中間和他們之外的非歐洲人做出反應。在21世紀之初紛擾頻仍的年代，這依舊是一個公開的問題。

但是人們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場中的，在過去的幾百年裡，這些社群或自願或被迫（多數時候是後者）聚集成群，成為國家。在經歷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戰之後，各地的歐洲人都覺得國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頭等大事：20世紀40年代的社會大事表就反映了這樣的一個比什麼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隨著經濟繁榮、社會和平、國際局勢的穩定，這樣的一種需求也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強大公共權力的質疑、對個人權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個人能動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級大國的時代，歐洲的命運似乎已經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歐洲單一的民族國家因此越來越顯得可有可無。但是，自從1990年以來——2001年以來就更加如此了——這些國家似乎又開始顯得舉足輕重起來。

早期的現代國家有兩種功能緊密相關：徵稅和發動戰爭。歐盟並非一個國家，它既不徵稅也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戰爭。大家都知道，事實上用了很長時間，它才獲得了初步的軍事能力，更不用說制定對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幾乎所有的歐洲人都反感再進行一場歐洲戰爭，他們要防禦的唯一潛在敵人已經轉向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了。

隨著布萊爾做出災難性的決定，讓自己的國家和個人名譽捲入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他的新貌政治也即將走到盡頭——此舉讓國外觀察家們清楚地看到，新工黨之所以採用第三條道路，是因為英國不願選擇歐洲或美國的道路。事實證明，和美國一樣，英國窮人的數量正在大幅上升，而歐盟其他國家的貧困率即便增長，幅度也很小，這嚴重削弱了英國模式的吸引力。但第三條道路的生命周期註定不會很長。它的名字本身暗含了兩個極端的存在——極端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現在兩者都已不復存在（前者甚至一直不過是理論上的想象）。戲劇化的理論（或言論）上的突破已經過時了。

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新觀眾是否不只是穿著考究、真正精通高雅藝術，還是一個爭論的焦點。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節，例如一年一度的奧地利薩爾茨堡文化節和聯邦德國拜羅伊特定期舉行的巡迴演出，仍然吸引著一批老觀眾。這些觀眾不僅對演出的內容耳熟能詳，而且也熟悉社交禮儀規範。但是總的趨勢卻是要不遺餘力地在年輕觀眾中間普及傳統作品（他們對經典作品和原作的語言通常是不大懂的），或者委託製作一些給新一代的觀眾看的創新的、淺顯易懂的作品。

21世紀初，歐洲面臨的進退兩難的處境並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條道路的問題，甚至不是「美國式」或「歐洲式」的問題，因為人民的心裏都十分明顯地傾向於歐洲。確切地說，它是一個疑問，一個在1945年的歷史中就已經被提上日程的疑問，這個疑問悄無聲息地、堅持不懈地驅趕走了其他曾經吸引歐洲人民的訴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對於這些單一民族的國家來說，他們擁有什麼樣的一種未來？他們有未來嗎？

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英格蘭隊後來離開比賽，然而這並沒有影響英國的電視觀眾對接下來的那些小國家之間（葡萄牙、荷蘭、希臘、捷克）比賽的興趣，儘管其中沒有英格蘭隊。雖說國際比賽場上群情激昂，彩旗揮舞，隊員們如狼似虎，觀眾競唱國歌，但是人們對觀看任何一場比賽的著迷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到了那一年夏天在葡萄牙的賽事最高峰時期，英國廣播公司對比賽的轉播僅在英國國內就吸引了2 500萬觀眾。歐洲杯的官方網站Euro.com點擊率多達4 000萬次，對賽事日程的網頁瀏覽量達5億次之多。

然而，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發動的這場運動雖然明確地表達了許多歐洲人的共同心聲，但還是無人理會。各家媒體並沒有大肆報道，也未被支持者運用。誰都沒有敦促這些作者拿起他們的筆繼續戰鬥。歐洲許多國家的政府，包括法國、德國、比利時及後來的西班牙，無疑都基本同意這些文章所述的觀點，但是並沒有哪個政府願意邀請德里達和艾柯教授去做他們的政治顧問。這樣一場運動最終漸漸地平息了。在德雷夫斯事件的100年之後，讓-保羅·薩特完美典型的50年之後，歐洲範圍內重要的知識分子們發出了呼籲，但是沒有人響應。

2001年「9·11」事件后，為歐洲前途而開的這張「后民族」時代的處方，其局限性暴露無遺。傳統的歐洲國家畢竟不僅僅對外作戰，還要維護國內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認識到的那樣，這就賦予了國家鮮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幾年，非武裝平民的暴力政治衝突在一些國家時有發生（西班牙、英國、義大利和德國），在這些國家裡，國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軍隊、情報機關和司法機構——永遠存在。在恐怖主義橫行的時代，國家對軍事力量的絕對掌控是對大部分民眾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證。

米奇尼克和格魯克斯曼觀點的不合時宜，並沒有妨礙這些觀點對人們的影響。和他們持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也同樣如此。2003年5月31日，尤爾根·哈貝馬斯和雅克·德里達這兩個歐洲最有名的作家、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在《法蘭克福彙報》上發表了題為《戰後我們的復興：歐洲的重生》的文章，他們認為，美國的新的危險的道路給歐洲國家敲響了警鐘，讓歐洲國家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共有的身份特徵，找回他們共有的啟蒙價值，形成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特殊的地位。

保護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國家的職責所在。沒有什麼能夠證明布魯塞爾（歐盟）將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負擔起這樣的責任。從這樣重要的一個方面可以看出，國家是本國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儘管歐盟也擁有自己的議會和權力，但在這方面卻不能和國家相提並論。歐洲人可以享受到越過自己的政府首領直接向歐洲法官申訴的權力，對於很多人來說都不明白，德國或英國的國家法庭為何會如此樂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盧森堡的判決，但是當要想解決槍支、炸彈造成的問題時，責任（因此也是權力）就一定在倫敦或柏林。試想如果一個歐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彈炸毀了，他到底會怎麼辦？難道會給歐盟的官員打電話嗎？

當然，如今法國和德國不再是批評家們的矛頭所指了，但是海涅對兩種愛國主義的劃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當代歐洲的狀況。如果新興的歐洲傾向於德國式的選擇，「像冷空氣中的皮革一樣凝固收縮」成一種防禦性的狹隘主義——2005年春的法國和荷蘭的國民公投就預示了這樣的可能性，大多數人都明確拒絕接受提交表決的歐洲「憲法」——那麼將會錯過大好的機會，歐盟將不會超越其作為組織機構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員國自身利益的總和，還有就是在最高層面上共同擁有一個代理機構。

另一方面，雖然歐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國的標準來衡量顯得相對保守和缺乏彈性，但這並不說明歐洲的經濟效率低下。2003年，從每個小時的工作效率來看，瑞士、丹麥、奧地利和義大利的經濟效率都和美國不相上下，愛爾蘭、比利時、挪威、荷蘭和法國比美國的經濟效率還要高。如果說美國總體上的經濟效率相比更高的話，比如美國能夠生產更多的產品、提供更多的服務、擁有更多的金錢，那是因為美國在職人數比率比歐洲高，他們比歐洲人工作的時間更長（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時間超過300個小時），他們享受的假期比歐洲人要少得多，也短得多。

但即便是在南斯拉夫危難之際，知識分子也沒有重歸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巴黎，伯納德-昂利·利維有幸被邀請去愛麗舍宮做總統顧問，但這就和托尼·布萊爾偶爾會宴邀自己喜歡的某些英國記者和作家一樣，這些為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精心設計的舞台似的表演，並沒有影響到政治家們政策的制定。法國、英國乃至它們的任何一個盟友，都不會因為受知識分子們的壓力所迫，而在任何方面改變自己的政治計劃。滿懷熱情的知識分子不會像以前那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了，這在2003年北約組織分裂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北約的建立是為了彌補西歐在沒有美國幫助時自我保護能力的缺乏，歐洲政府一直無法形成自己有效的軍事力量，這才使北約一直在起作用。從1993年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起，雖然它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以及如何制定和修正仍然不明朗，但歐盟至少已經承認了自己需要這樣一種共同的對外安全政策。歐洲在10年間已建立了一支接近6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可用來完成干預別國內政和維和的目的。在法國的敦促下，歐洲各國政府正在達成一項協議，打算建立一支自主防禦的軍隊，這支軍隊可能不受北約的限制而獨立行動並被派往北約以外的地區，這顯然讓美國大為不快。

曾經很有影響力的人物，諸如米奇尼克和格魯克思曼等人，都呼籲人們支持華盛頓對伊拉克的政策，他們在自己早期關於共產主義的著作中進一步試圖說明，在各處為了維護人權而執行的「自由的干涉主義」從普遍原則上來說是有理論根據的，他們還認為美國一貫都是反對政治罪惡和道德相對主義的先鋒。他們已經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美國總統有他們的理由執行其外交政策，但是卻吃驚地發現自己已經完全被原本那些聽眾拋棄，遭到孤立。

歐洲大陸知識分子群體的日漸式微，有諸多原因。（在英國，這類知識分子偶有出現也通常是流亡的副產品，例如阿瑟·凱斯特勒hｔtｐｓ://reaｄ•9９csw•ｃoｍ和以賽亞·伯林。）對於馬克思主義、極權主義、人權、經濟轉型等等在中歐和東歐地區使政治知識分子動員起來的熱點事物，現在的年輕一代毫無興趣。像哈維爾這些上了年紀的道德學家，以及一度在政治界被尊奉為英雄的米尼奇克，都必將成為無人願意重溫的歷史。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經把美國人對純粹物質產品的狂熱追求描述為「讓東歐的知識分子生氣的現象」。現在他的這一說法越來越適用於他們自己的國民了。

除了一些重大的危機事件，電視台很少會對鄰國發生的事情感興趣，而且現在甚至比以前電視的初始階段時還要封閉。在那個時候，因為對技術的著迷和對鄰國的好奇，電視台拍攝了很多外國城鎮、海景的紀錄片和實況轉播等等。但是現在對大部分觀眾來說，歐洲完全沒有什麼值得關注的東西了，當然，麻煩不斷、貧困不堪的東南歐除外。旅遊和歐洲電視的其他節目早已「面向世界」了，它們的注意力已經投向了歐洲之外更遠的地方，完全忽略了歐洲內部的其他地方，這樣一來，那些屬於觀眾原本應該熟悉的土地，現在卻對他們知之甚少。

與此同時，西歐其他一些同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也相繼發表類似的文章，其中有在《共和國報》上發表文章的安伯托·艾柯，在《新聞報》上發表文章的艾柯的同仁、義大利哲學家吉亞尼·瓦迪摩，在《新蘇黎世報》發表文章的德國藝術學院院長、瑞士人阿道夫·穆希格，在《國家報》發表文章的西班牙哲學家費爾南多·薩瓦特爾，還有在《南德日報》上發表文章的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如果是在20世紀任何時候，如此規模的知識分子運動，在這樣有名的報紙上，有這麼一大批的知名人士發表文章，將可能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宣言和行動都將可能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引起不小的波瀾。

極端的反美情緒在東歐仍然算不上主流，在保加利亞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這種情緒只是一種間接的、政治上可接受的對民族的共產主義表示懷念的方式，就像在過去一樣，是一種反猶太主義的有用的替代品。但是即便是一些中間派的政治家和評論家，他們也不再把美國的制度和措施視為激勵自己的精神之源和自己效仿的對象了。長期以來，美國都好像是另一個時代——是歐洲的未來。現在情況卻完全不同了。當然，許多年輕人仍然夢想到美國去。但是正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亞工作多年的匈牙利人對採訪他的人所說的那樣：美國是一個適合單身的年輕人來的地方，但當你上了一定年紀，你還是應該回到歐洲去。

歐洲知識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誠和確立普遍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領域，就是外交事務，這樣就不用考慮本國內部政策制定時的大量需要妥協的因素，同時，是非對錯、生老病死的問題仍然關係重大。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東歐和西歐的知識分子都熱情洋溢地儘力去捍衛正義。像法國哲學家阿蘭芬克爾克羅就已經把自己全部身心都獻給了克羅埃西亞的事業。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法國和奧地利，當以美國為首的軍隊借誇大的甚至莫須有的罪名進犯塞爾維亞時，他們強烈譴責了這樣的罪惡行徑。根據一般性原則，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對科索沃和波斯尼亞內政的干涉，他們進一步擴展了20年前發起的關於人權的爭論，爭論的重點是塞爾維亞軍隊的種族滅絕大屠殺。

試圖把雙方的優點結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個能夠代替已經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西方政治的核心——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時的爭論——的東西交織在一起，並非巧合。在20世紀末的一段短時期內，這個結果被稱作「第三條道路」，從表面上來看，它是把無限制的資本主義生產熱情和對社會結果以及集體利益的應有的考慮聯繫起來了。這種做法幾乎不算是一種全新的做法，從本質上來說，它和20世紀50年代路德維希·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別無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識形態政治學，講的就是一種形式。這就是「第三條道路」的形式，後來被柯林頓政府成功地借鑒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萊爾政府更進一步地實踐，他們的實踐對政治觀察家們起到了迷惑性的作用。

雖然如此，但在各行各業仍能察覺到，一種顯著的歐洲特徵在形成。對於高雅文化尤其是表演藝術，國家依然積極扶持，至少西歐國家是這樣的。每個國家的博物館、畫廊、歌劇院、樂團和芭蕾舞團每年的開支都完全來自於公共基金的慷慨撥款。「后撒切爾」時期的英國被誤認為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例外，它通過國家發行的彩票減緩了財政部在文化扶持方面的一些經濟負擔。發行彩票只不過是另一種募集公共資金的方式，和傳統的資金徵收方式相比，甚至從社會意義上來講是一種倒退。

然而在德國，高雅藝術具有讓德國人引以為豪的世界主義特徵（德累斯頓歌劇舞劇院的指揮是俄羅斯人弗拉基米爾·傑列維揚科，獲得授權演出的舞蹈作品出自美國藝術家威廉·福賽斯之手，熱情洋溢的觀眾卻是德國人）。相比較而言，法國出資扶持藝術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存和展示本國豐富的藝術遺產——法國文化的精粹。高雅藝術在法國一向被公認為具有寓教於樂的功能，所以在法國學校的課程中尤其強調法國戲劇的這一準則。簡·布朗這位倫敦的女校長曾在1993年禁止學生觀看《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演出——因為這場戲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用她的話就是「荒淫無恥的兩性間的」故事）。她的做法在法國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歐洲高雅藝術的觀眾現在都來自歐洲各國：大城市裡的國立劇團的演出，擁有的國際觀眾越來越多。各個國家的新知識分子階層已經欣然打算跨國界和跨語言去進行交流，正如（去其他國家）追求衣服穿著或事業生涯一樣，他們有時間、有辦法去自由追求娛樂和藝術熏陶。對一場戲劇、一次展出或一場舞劇的評論通常會出現在多家媒體的報紙上。一個城市裡一場成功的演出，比如在倫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常常可能會吸引遠至巴黎、蘇黎世或米蘭的觀眾前來。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義時代之初，德國詩人海涅對兩種集體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劃分：

另一方面，電視又是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甚至狹隘封閉的媒體。因此，義大利電視一定是義大利式的，從它那過時的雜耍秀、生澀的訪談秀，到那些長相出眾的著名主持人、拍攝衣著暴露的年輕女人時所採用的特殊鏡頭視角（都體現著它的義大利風格）。相鄰的奧地利地方製作的脫口秀則體現著一種道德嚴肅性，剩下的幾乎被德國的節目所壟斷，但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瑞士（比利時也是如此），全國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電視頻道，並用不同的語言播報不同的事件，而且各個地區電視的運作方式也迥然各異。

這種情況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相比對比爾·柯林頓的感情來說，歐洲人對美國總統布希的政策及他個人都普遍十分反感。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末，許多歐洲人也對美國總統林頓·約翰遜大為惱火，可是他們對於東南亞戰爭的不滿還不至於普遍轉變成為對整個美國和所有美國人的反感，40年之後，整個歐洲都瀰漫著一種情緒（尤其是英國人民，他們強烈反對他們的首相積極和美國結盟的立場）：美國正在誤入歧途，或者如許多人堅持認為的那樣，它一直都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

歐洲模式還可以分為更多類型：北歐模式、萊茵蘭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這之下還有更具體的分類。這些模式的共同之處，就在於它們不是一種分散的體制或經濟制度，也不是一種國家干預的特殊制度。有時候在一些文獻和法律中這樣闡述過，它應該說是社會權利平等、人民團結、集體責任感的一種體現，它對現代國家來說是適合的，也是可能的，總的結果在不同國家也不會完全相同，例如義大利和瑞典，但最後形成的社會一致意見，是很多人都認為應該團結。200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總理打算對國家福利支付制度進行一些變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樂主義者執政的政府要推行類似的改革一樣，由此引發了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表演藝術雖然值得關注，但遠沒有達到令人振奮的程度，通常在技巧上來看頗有才華，但幾乎都表現得一貫謹慎保守。任何在維也納或者布達佩斯看過《魔笛》演出的人，幾乎能看出這樣的反差。然而在歐洲共產主義失敗之後，雖然出現了大量低成本的實驗作品——索非亞尤其成了後現代新奇的編舞和演出實驗的溫床，因為幾乎沒有資金來源，許多一流的音樂家、舞蹈家甚至演員都去了西歐。加入歐洲也可能意味著自己的國家變成了偏遠之地。

再者，新工黨原本打算通過把債務轉嫁到私人企業，來規避即將到來的歐洲國家入不敷出的公共養老規劃帶來的風險，但是這樣的計劃在自信地宣告實施后，不到10年就破產了。和美國一樣，在英國，企業把養老基金投放到動蕩起伏的股票市場之後，就很難實現對它們的員工們的長期承諾了，尤其是和依賴公共福利資金的人數一樣多的員工們現在比過去的壽命要長得多。顯然，如果國家不重新收回並把支付養老金的企業的赤字補上的話，許多人都將無法享受到全部的企業福利。「第三條道路」看上去簡直和飛牌賭輸贏的遊戲毫無區別。

在戰後的最初幾十年裡，歐洲各個國家的運動員相互之間並不熟悉。在場下也沒有什麼接觸。1957年，威爾士的中鋒隊員約翰·查爾斯以聞所未聞的高價6.7萬英鎊從利茲聯隊轉到都靈的尤文圖斯隊，這一歷史性|事件在當時成了英國和義大利兩國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的足球俱樂部里還幾乎不大能看到外國隊員的身影。只有在義大利，具有開創精神的足球俱樂部經理們已經開始四處獵取有天分的球員。50年代戰績輝煌的皇家馬德里隊對自己擁有像匈牙利人費朗茨·普斯卡什這樣出類拔萃的運動員確實感到非常自豪，但他幾乎沒有代表性。這位匈牙利的前國家足球隊隊長，是在蘇聯駐軍匈牙利之後，九九藏書從布達佩斯來到西班牙的，後來加入了西班牙國籍。那時他和其他匈牙利球員一樣，在國外鮮為人知。轉折點出現在1953年11月，他帶領匈牙利隊在倫敦的溫布利體育場比賽，對手英格蘭隊的一個隊員說：「看那個小胖子，我們要殺了他。」結果匈牙利隊以6∶3大獲全勝，這是英格蘭隊首次在主場被打敗。

傳統的兩個政治極端——極左和極右——現在經常聯繫在一起，來反對外部勢力，對抗他們共同害怕的歐洲統一趨勢。反資本主義居然演變成了反全球化主義，彷彿嚴格意義上的「國內」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同的、破壞性不強的一種勢力，但反資本主義對於持本土保護主義立場的保守派和國際主義的激進派都有吸引力。至於政治上的中間勢力中右派與中左派政黨之間的原有差異已基本消失殆盡。比如，從廣泛的當代問題來看，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的新戴高樂主義者們之間觀點的共同之處，遠遠比和他們各自的相同意識形態的前輩們之間的共同點要多得多。歐洲的政治形勢在過去的20年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仍然保留了用「左」和「右」兩個方面考慮問題的傳統，但是它們之間的差別卻越來越模糊不清。

經濟上的競爭雖然激烈，但還算是一個緊密的整體。真正能夠把這兩個大洲分開的卻是日漸增長的價值觀上的分歧。用《世界報》上的話來說，就是「跨大西洋的這兩個大洲的價值觀正在粉碎」。從歐洲來看，美國，這個在冷戰過程中從表面上看起來有點熟悉的國家，現在開始變得有點兒異樣。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的真摯的宗教感情——這在最近他們「重生」的總統身上可以反映出來——對許多信仰基督教的歐洲人來說也不可理解了（他們那些更加虔誠的穆斯林也許可以理解鄰居）。美國人對於隨身攜帶包括全裝備的半自動來複槍在內的各種武器的偏愛，讓美國人的生活變得危機四伏、雜亂無章。同時，對於歐洲絕大多數的觀察家們來說，極刑的濫用似乎也正在讓美國離現代文明越來越遠。

由此看來，歐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經只是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傳統的共同標準，現在卻在利用一批新觀眾群的文化不安全感。這批人對文化糟粕和精華沒有足夠的把握去辨認究竟，但他們卻對時尚的東西頂禮膜拜。其實並不像文化悲觀主義者一貫宣稱的那樣，認為這種情形的出現是史無前例的。至少從莫里哀時代起，未受過教育的暴發戶的焦慮一直都被用來作為文學和戲劇作品諷刺的主題。所不同的是，這一文化轉型是全歐性的。從巴塞羅那到布達佩斯，觀眾群的結構現在都驚人地一致，舞台劇目也面目相同。對於批評家來說，這種現象完全證明了藝術和它們的顧客之間的惡性循環關係：為歐洲垃圾作品製造出了歐洲崇拜。

有這樣一批足球明星，他們未必是最有才華的，但是卻愛大肆炫耀自己出眾的容貌、美麗的妻子和緋聞纏身的私生活，從而使自己能在歐洲公眾生活和專門報道影視新星和小貴族的大眾娛樂媒體中佔有一席之地。大衛·貝克漢姆這位球技一般但十分擅長自我推廣的英國足球隊員在2003年從曼徹斯特聯隊轉到皇家馬德里隊，這件事一時成了歐盟各國電視台的頭條新聞。在第二年葡萄牙舉行的歐洲杯足球賽中，貝克漢姆作為英格蘭隊的隊長，痛失了兩個點球，使英格蘭隊丟盡臉面，提早退出比賽，但他這種尷尬的表現絲毫也沒有影響球迷們對他的熱情。

21世紀的歐洲是中年人和不願冒險的人的樂園，而美國則是適合年輕人和喜歡冒險的人的生活場所，這種形象的說法甚為流行，尤其是美國人自身也這樣認為。但是實際上，歐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年，世界上60歲以上的老人佔總人數比率最高的20個國家中，除日本之外，其餘全部在歐洲。許多歐洲國家的嬰兒出生率都遠遠低於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臘、波蘭、德國和瑞典，每個婦女平均生育不到1.4個孩子。在東歐的部分國家（例如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斯洛維尼亞），每個婦女平均生育接近1.1個孩子，是世界上婦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國家。以此推算，到2040年，歐洲許多國家的人口將減少1/5，甚至還不止。

歐洲人顯然正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如果有一天（什麼時候說不定）沒有足夠的青壯年勞動力來支撐這樣一個愈加龐大的退休人群的話，歐洲將會怎樣？現在這些不用納稅的退休人群壽命比過去要長，這對社會的醫療保障體系是一種非常嚴峻的考驗。一個辦法是削減退休福利，另一個辦法就是抬高享受退休福利的門檻，比如說推遲人們的退休年齡。第三種選擇就是從目前正在工作的納稅人的口袋裡收取更多的稅額。第四種辦法，只有英國真正考慮過（不過那時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效仿美國，鼓勵甚至強制人們向私人保險公司購買社會保險。所有這些解決辦法都有可能在社會上引起爆炸性的反應。

表象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在2005年，歐盟沒有取代傳統的邊界意義上的國家，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敗60年後，多重身份、主權和邊界一起界定了歐洲及其歷史，這些因素自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環環相扣。所謂新的、外面的觀察家們很難理解的現象，就是一個人既是法國人又是歐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羅尼亞人又是歐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歐洲人的可能性。

雖然法德兩國對文化的公共投資規模最為引人注目，其實歐洲每個國家都是支持藝術的主要的——通常甚至是唯一的——資金來源，在「文化」這個公共生活里最不重要的領域中，既不是歐盟，也不是其他私營企業，而是國家在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幾乎是唯一的扶持者。就連在東歐國家（老一輩人仍清楚記得國家完全控制文化生活時所帶來的惡果），依靠貧困不堪的公共財政撥款來扶持，仍是應付市場的致命衝擊的唯一辦法。

這一針對歐洲僵化症的診斷聽起來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太過片面。無疑，戰後經濟繁榮高峰時期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現在成了政府的巨大包袱。在德國，一個失業工人在失業后的32個月內可以領取他最後一周工資的60%（如果他有孩子，就是67%），32個月之後他們仍然可以無限期地領取最後一周工資的53%（或57%），這樣的福利制度最終是否會導致人們懶惰，目前尚無定論，但它確實需要相當大數目的財政支付能力。此外，還有一系列旨在保證在崗職工利益制度的建立，讓歐洲很多國家的企業主（尤其是法國）很難解僱他們的全職職工，他們因此經常不願意輕易招聘員工，這勢必也是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在西歐，知識分子能起的激勵作用並沒有完全消失，德國和法國的有品位的出版物的讀者仍然定期讀君特·格拉斯或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激|情的政治演說，但是知識分子的激勵卻迷失了方向，不知該把人們引向何處。雖然仍有很多值得道德學家們譴責的罪惡，但要動員起自己的追隨者們來，他們缺少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理想。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戰爭，就連專制制度和極刑都已經從這塊大陸上被消除了。墮胎、避孕幾乎普遍存在了，同性戀也被允許並自由公開了，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掠奪，不管是全球範圍的還是部分地區的，都在思想界燃起火焰。但是，既然沒有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周密計劃，這一場爭論比較適合思想庫的智囊們，而不是哲學家。

已經不可能再回到那個自治自理，和鄰國除了一個共同的邊界之外沒有其他共同之處的單一的民族國家了。波蘭人、義大利人、斯洛維尼亞人、丹麥人，甚至英國人，如今都是歐洲人。幾百萬的印度錫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內加爾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歐洲人的行列。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每一個人所屬的國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歐盟，所以他們現在自然也就應該算是歐洲人。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部單一市場，世界上最大的服務貿易商，其成員國在所有的經濟制度和法律法規的規定下唯一的權力來源。

足球運動深受大眾歡迎，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作為一種業餘運動，它體現了人人平等的原則。除了一個球以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設備。任何人隨處都能想玩就玩，不像網球、游泳、體操，要有一定經濟收入的人才能玩，而且在許多歐洲國家還缺少那些必需的公共設施。無論你身材高大與否，對參加比賽都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而且這種運動也沒有太大的危險性。足球運動在過去一直都是低收入的職業，是工業城鎮的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們的一種選擇。但是現在，它竟然成了窮小子獲得成功過富人生活，得到很多利益的一條捷徑。

這種情況並非從一開始就如此。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足球，但在戰後的最初幾十年裡，足球運動員只限於在自己本國內踢球。觀眾也只能觀看本國的足球聯賽。相對來說並不很頻繁的國際足球賽，在一些地區被人們帶有情緒地看作戰爭歷史的重新上演。那時候，英國和德國之間，或者是德國和荷蘭之間（波蘭和俄國很少比賽）比賽的隊員，沒有誰會想到以後有《羅馬條約》的簽訂，以及「關係更加密切的聯盟」。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合法性也來自領土。正如許多觀察家所述，從領土方面來看，歐盟如同原始猛獸，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領域。雖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對自己的地方和對全歐洲進行投票，但卻不能夠相互在別人國家的選舉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國家的內部事務相比，人們在歐洲範圍的日常事務中所起的作用相對來說也微乎其微，這樣看來，歐盟的地域影響力就看不出來了。其實，歐盟的確是一個能夠提供經濟或其他服務的組織，但是這就把它的公民定義https://rｅad.９9ｃsw.cｏｍ為消費者而不是參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動的人組織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個實體」。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負面的比較，把它和民主時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蘭等國家，或者和阿登納時代聯邦德國靜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較，歐盟就顯得雖然野心勃勃但毫無成功希望。

足球作為歐洲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有時它甚至不僅取代了戰爭，而且也取代了政治，所以它在報紙上所佔的比重也越來越多。就連政界人士也對這些運動場上的英雄們表現出了尊重，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應有的關注。雖然政治在歐洲失去了自己的競爭優勢，但以前常掛在嘴邊的熱門話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本家、帝國主義和革命者）的消失，並不等於說公共政策的特殊熱點話題就不再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不再使公眾輿論產生分歧。然而，你要是還想用傳統的政治觀點來描述當前的政治選擇和聯盟，就要比以前更加困難了。

實際上，以前所謂的歐洲「非美國式」的特質，正在迅速成為歐洲人自我身份認同中最普遍的因素。歐洲人的價值觀念和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歐洲正在——或者說是應該努力地使一切都與美國不同。1998年11月，專門報道文化藝術的法德藝術電視台台長傑羅姆·克萊蒙特警告說，「歐洲的創造力」是防止美國的物質主義的唯一壁壘，他還特意指出，「后共產主義」時期的布拉格儼然已經成為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城市：不受限制的市場恣意發展，並且受到利潤的無限誘惑。

想一想在20世紀的上半葉歐洲人相互之間的行為，這就相當明顯了。如果要從1945年的歷史碎片來看的話，那就不可能預期未來了。實際上，歐洲多災多難的各民族，它們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歐洲大陸30年戰爭中產生的復興，將可能會被看成是比集體創造了一個跨國的聯盟組織更有成就。後者畢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被排到歐洲的大事議程上來了，甚至還可以說是戰爭帶來的災難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從總體來看，不用說匈牙利和立陶宛，就連德國、波蘭或者是法國的復甦，在那個時候看來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關係越來越緊密的歐洲聯盟是否使其人民變得更加具有世界性，還是僅僅是把各自的狹隘性混合在了一起，這不只是《法蘭克福彙報》和《金融時報》藝術版關注的問題。《法蘭克福彙報》、《金融時報》、《世界報》，還有地位稍低的義大利的《共和報》，現在都是真正的全歐性的報紙，通常在歐洲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然而，大規模發行的小版面報紙因為語言和地域的局限，它們在各處的發行量都在下滑，英國下滑的幅度最大，西班牙下滑的幅度最小，民族傳統不再像以前那樣同流行的報紙雜誌關係緊密（在這一方面英國又是例外，在英國國內，大眾媒體煽動並利用了本國人民的恐歐情緒）。在東歐和西班牙，免費報刊雜誌的長期缺失，意味著很多人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人統統錯過了報紙時代，他們直接從前文字時代過渡到了電子媒體時代。

合法性來自能力——例如，各自為戰和超聯邦制的比利時政府，有時似乎不能保證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質疑。儘管政府職能源於軍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並不止於此。只要它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跨國的實體，它就負擔著保障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髮放、失業人員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責任，這個國家專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將繼續存在下去。在20世紀的歷程中，歐洲單一的民族國家對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擔著相當一部分的責任。在最近幾年裡，它又卸掉了監管公民道德的職責，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經濟上的職責，可是在其他方面沒有任何變化。

有特色的民族和國家並未消失，正如這個世界還沒有統一成為「美國模式」一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展現出了社會形式的多樣性和對市場與國家問題上視角的多重性，所以說，歐洲也喜歡民族和傳統。我們誤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后民族」或「后國家」的世界，是因為太過於注重全球化的經濟進程，因而誤認為相似的、跨民族的發展模式也一定會在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單從生產和貿易過程來看，歐洲實際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連貫區域。但是如果從權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親和力方面來看，歐洲仍然和過去一樣，是由離散的國家組成的。民族主義起起伏伏，但民族和國家仍然存在。

不過，全歐洲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體育運動。有一個衛星電視頻道「歐洲體育」，專門用各種不同的語言轉播各種各樣的體育賽事。從愛沙尼亞到葡萄牙，每個國家的電視台都在體育賽事播出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即便這些賽事很多都是歐洲範圍的，甚至經常沒有本地方或本國參加，他們也願意轉播。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人們對觀賞性的體育比賽的興趣與日俱增，而參与運動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在地中海地區的3個國家裡，人們都對面向大眾創辦並深受大眾歡迎的體育日報有強烈的需求，例如法國的《隊報》、西班牙的《馬卡報》和義大利的《體育報》等。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這樣的觀點也很普遍。在英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這樣的想法也一樣流行。在各階層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國際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國家的職責就是保護公民免受來自市場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都不應該把職工當成是生產中不必要的一個單位。社會責任和經濟利益應該不是相互獨立存在的。經濟增長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價。

即便是托尼·布萊爾自己的第三條道路計劃，從成本效益核算出發，給國家預算帶來了一定的附加好處（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倫敦地鐵半私有化，在醫療服務系統引進競爭機制，等等），這些做法所引起的關於社會原則的爭論層面也不過是後來對其客觀結果的一種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布萊爾對民眾的吸引力消失了（這一點從2005年5月他的第三次大選選票嚴重減少就能看得出來），他儘管採取了一系列積極做法，例如減少政府開支、決定退出歐洲社會憲章、減少企業稅額、利用各種手段來鼓勵內部投資，等等，但英國的生產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時的生產效率來計算，它還是趕不上那些「體制僵化」、受制度束縛的歐盟其他國家。

而且，不管這些運動員多有才華、多受人歡迎，任何一個運動員個人必然還是自己球隊的一分子。他們不可能像法國那位一直沒有成功的自行車運動員雷蒙·波利多一樣，成為一種得不到回報的民族熱情的象徵。足球也太過於直接，無法像美國的棒球那樣被賦予太多的寓意。足球不像北美的職業團體運動，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甚至包括每一個女人）。總之，足球是一種非常有歐洲特色的運動。

英國人每年法定的帶薪假期是23天，法國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國人的帶薪假期卻連這一半還不到，這還要看他們住在哪裡。歐洲人能夠特意選擇少工作、少賺錢但高質量的生活方式，歐洲人高額的納稅制度（在很多英裔美國人看來，這是對經濟增長和革新的又一個障礙）給他們帶來的是他們能夠享受免費的（或者幾乎算是免費的）醫療保障服務、提前退休、範圍相當寬泛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等保障。在整個中學教育方面，歐洲人比美國人接受的教育要好。歐洲人過得更有保障——正因如此，他們也更長壽、更健康（儘管他們花的錢要少得多），貧困人數所佔比率也更低。

21世紀初，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緒在歐洲越來越普遍，並開始從文化和政治的領域向歐洲社會生活深處進一步發展。現代歐洲反美情緒的蔓延遠遠超過了越南戰爭時期，甚至也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平運動高漲的時候。雖然有很多國家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西洋兩岸關係是可以維持的，但是在2004年，有3/5的歐洲人（在歐洲的另外一些國家裡，這樣認為的人很多，眾所周知的有西班牙、斯洛伐克，更明顯的還有土耳其等）都認為美國對這個世界的強勢領導「很不理想」。

按照歐洲福利國家自由市場的許多批評者們的觀點，歐洲目前面臨的核心問題並不是人口危機，而是經濟上的僵化，並不是沒有（或者將會可能沒有）足夠的勞動力，而是有太多試圖保障人民有權享有工作和收入的法律存在，這些法律、法規甚至也保障有權享有越來越高的失業補貼和收入，致使大家缺乏工作動力。如果這種勞動力市場疲軟的現象得到了解決，越來越多的人都將願意投身到勞動大軍中去，那麼在職納稅人的負擔將會減輕，歐洲僵化症方能徹底根除。

因此，20世紀末的歐洲電視體現著一種奇特悖論。各國電視上播出的娛樂節目沒有什麼差別，引進的電影、電視連續劇、「真人秀」、遊戲節目等內容在歐洲各地都能看得到。唯一的不同就是這些被引進的節目是否配了音（比如義大利）、添加了字幕或是仍保留原版語言（這種情況在一些多語種並存的小國家裡越來越多）。電視節目的播出風格，例如新聞播報，非常相像，很多都是從美國地方新聞播報那裡借鑒來的。九*九*藏*書

實際上，歐洲國家所面臨的人口危機和大洋彼岸的美國的情況也沒有什麼區別，在千禧年伊始，美國新生兒的出生率就已經低於其人口死亡率了。但不同之處在於，進入美國的新移民的數量相當大，而且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年輕的成年人，所以美國總的人口出生率在將來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要遠遠超過歐洲國家，雖然在今後幾十年裡歐美都將要面臨支付大量退休金和其他福利義務，但相對來講，歐洲的福利制度覆蓋面較廣，所以它面臨的形勢也將更為嚴峻。

為了在美國的歐洲同盟軍中加進楔子，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於2003年春聲稱，歐洲已經分為「舊歐洲——新歐洲」。但是這種新舊歐洲的劃分方法絲毫也不能解釋歐洲的內部分化形勢，而且完全誤導了它的對象。只有在波蘭，美國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尊重。在歐洲的其他地方，新歐洲也好，舊歐洲也好，美國對伊拉克以及其他國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不得人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匈牙利和捷克私下表示，他們是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施加壓力下才簽了這份聯合聲明的，為此他們非常不悅，也感到遺憾。一年之後，阿斯納爾本人也在大選中失利而下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不顧國人的強烈反對，使西班牙參加了入侵伊拉克的聯盟。但是在歐美苦心經營多年試圖聯合之後，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還以這樣的方法來分裂歐洲，這不禁讓人感嘆：現在的美國本身就是歐洲目前面臨的最大的麻煩。

一些重大的公共場面，如法國的帝國風格公開葬禮，英國、比利時、西班牙或挪威的王家婚禮和喪葬儀式，「后共產主義」時期各國國內的紀念活動、總統致歉，等等，都只能算是地區性的事件，僅在本國內的各電視台向國民播報，其他國家關注的人很少。在歐洲，地方性的選舉結果，除非具有重大意義或跨洲影響力，才會在國家級的大眾媒體上播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歐洲人都對鄰國發生的事情了解很少。這種對歐洲選舉的出奇的淡漠態度不只是來源於對布魯塞爾（歐共體和北約組織總部所在地）嘔心瀝血的工作所持有的那份懷疑和不滿，它是大部分歐洲人身上那種非歐洲精神自然生成的副產品。

這方面（所需）的公共基金數額如此巨大，以至於人們不禁懷疑國家是否有能力無限制地支付這樣龐大的開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的德國，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對這樣一大筆的開支心存疑慮，因為通常一座德國影院或劇院支出的80%以上都來自公共補貼。然而，這一水平上的文化又代表各個地區所處的地位和門面，事關重大，所以柏林儘管經濟停止不前，財政虧空，但仍不惜重金資助三座專用的歌劇院：德國歌劇院（前西德歌劇院）、國家歌劇院（前東德歌劇院）和喜劇歌劇院，其他還有柏林室內樂團及交響樂團。這些歌劇院和樂團都耗資巨大。法蘭克福、慕尼黑、斯圖加特、漢堡、杜塞爾多夫、德累斯頓、弗萊堡維爾茨堡以及其他許多城市也都一直在扶持許多國際一流的芭蕾或歌劇團，每年都承擔著演職人員們的薪水、各類保險金和國家津貼。截至2003年底，德國總共有61.5萬人被國家認定為全職的文藝工作者。

在20世紀80年代初，私有化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曾一度引起了對公共部門範圍和合理性的廣泛討論，引發了對社會民主目標是否能夠達成，公共資產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質疑。然而到2004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實效的做法。在東歐，要成為歐盟成員的首要條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魯塞爾對不遵循市場規律的公共部門的抨擊。在法國或義大利，變賣公有資產現在成了既能在短期內減少年度財政赤字，又能和歐元區政策保持一致的兩全之策。

對於那些推崇時新歌劇的人來說，「新潮」的歌舞團和後現代的藝術表演都表明了歐洲文化場景的轉變：朝氣蓬勃、勇於創新、無視傳統，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還深受大眾歡迎。如此轉變，倒是適合這個十分依賴公眾支持、必須取悅廣大觀眾的行業（的發展）。然而在批評者看來，倫敦的新的藝術場景（所謂「英倫藝術」）和法蘭克福備受爭議的威廉·福賽斯的芭蕾、巴黎不定期上演的由經典作品改編而成的荒誕歌劇一樣，證實了他們的悲觀預言，即這種藝術「越多越糟」。

當然，布萊爾有其獨有的天時和地利方面的優勢。在英國，瑪格麗特·撒切爾已經把政治的標杆大幅向右移動，而布萊爾之前的工黨領袖們則完成了消滅黨內老左派的艱巨任務。因此，在「后撒切爾時代」的環境中，只需對建立分配良好的公共服務之願望表示肯定，布萊爾就能為自己博得「進步」和「支持歐洲道路」之名。同時，他還不斷宣傳自己對私有化的構想和對適合貿易發展的經濟環境的政治追求，這樣的論調就讓他自己被完全放置到「親美」陣營中。他熱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讓英國投入歐洲的懷抱，同時還堅持使自己的國家免受歐盟單一市場中歐洲法制和財政上的統一的限制。

這一代人之後，尤文圖斯隊、利茲聯隊、皇家馬德里隊等幾乎所有歐洲的主要足球俱樂部都擁有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國的球員。一個來自斯洛伐克或挪威的天才球員，以前只能在捷克的科西策地方或者挪威的特隆赫姆地方拼搏，偶爾在自己的國家隊里露一露臉。但現在他們卻有機會加入大的球隊，在英國的紐卡斯爾、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的巴塞羅那贏得出場機會和經驗，同時還享有相當優厚的待遇。2005年，英格蘭隊的主教練就來自瑞典。阿森納隊——英國頂尖的足球隊——在21世紀初是由一個法國人執教的。北倫敦俱樂部一線隊的球員分別來自法國、瑞士、德國、瑞典、丹麥、冰島、愛爾蘭、荷蘭、西班牙、巴西、象牙海岸和美國，當然還有一些來自來英國國內。運動員、經理包括觀眾，都讓足球成了不分國界的運動。諸如曼徹斯特聯隊等先進的俱樂部，利用自己輝煌成績，將自我形象做了重新包裝，這一行動無論是在近到英國的蘭開夏，還是遠至拉脫維亞的商業市場，在宣傳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公民身份、民主、權利與義務是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著公民踴躍參与政治的傳統的國家裡。公民親自參与政治相當重要：參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個國家之中。即便是在一個有著高速火車和實時的電子通訊時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蘭的熱舒夫市之類的地區怎樣才能積极參与歐洲事務。為了保留這個概念的含義，為了歐洲人怎樣從有利的意義上參与政務，他們把可預見的將來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華沙，而不是布魯塞爾。如今世界上的大國——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是或者由集權形式領導，或者採用絕對的離散體制，而人們對聯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當大的懷疑態度，這絕非偶然。

正像批評家所嚴厲指出的那樣，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和自己的商業對手競爭過程中，已經摒棄了自己的美學追求和早期作為英國道德仲裁者及仁慈教育者的理想。但儘管立場保守（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英倫特色。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拿BBC播出的節目和法國有線電視2台、法國電視1台相類似的節目做一比較，就可以發現，在英吉利海峽兩岸的兩個國家情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無論是對學術熱點或是政治熱點也好，對當局或當權者也罷，它們的態度和半個世紀前一樣，仍各有特點。在這樣一個年代里，大部分的集體活動和公共組織都日益衰敗，但唯有電視是人民大眾普遍擁有的，它極其高效地發揮著加強民族特色的作用，同時又使彼此高度缺乏了解。

如今的社會固定生產要素（諸如能源、礦產、農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體方面的相對優勢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資等軟體方面的有利政策時，歐盟在其中的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場的構成中，國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來規範市場、勞動關係和商業行為——總是非常重要，現在這樣的法律和法規由歐盟來制定；歐盟有自己的貨幣，所以也可以在市場上通過貨幣本身來發揮著一種近似壟斷的權力。唯一留給成員國自己實施的重要的經濟活動就是稅收政策的制定——因為英國一再堅持要保留這樣的權力。

這就是「歐洲社會模式」，無疑，它的代價是昂貴的。但是對大部分歐洲人來說，這種模式所承諾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稅額和龐大的社會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一份心照不宣的約定，根據每年一度的歐洲參數表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歐洲人都認為貧窮是社會大環境造成的，並不是因為個人的無能。調查還顯示，如果高稅收是為了平衡貧富差距的話，他們寧願支付。

但是，如果歐洲的愛國主義能夠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說的理想的法國式愛國主義那樣，展開雙臂去擁抱整個文明世界，那麼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實現的。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在此期間，歐洲跌落到深淵，這個古老大陸的復甦是一個緩慢而又不明確的過程。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個過程永遠沒有結束——美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國生產越來越多、越來越物美價廉的產品，但是美國和中國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儘管歐洲對於自己的過去很憎惡—九*九*藏*書—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這過去——但也只有歐洲人才能夠向世界提供一些溫和的建議，建議這個世界不再重複歐洲犯過的同樣的錯誤。雖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預料到，但21世紀將可能是屬於歐洲的世紀。

20世紀末，歐洲形勢迅速變得複雜多樣：其地緣、國家和聯盟組成的格局瞬息萬變，歐洲大陸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前景和心態對比鮮明，歐洲大陸內外通訊和交流的發展速度突飛猛進，五花八門的錯誤劃分使得原本清晰的民族或社會分野變得模糊不清，對過去的評判和對未來的預測仍無定論。這些都讓人們更加難以認清何為集體經驗。20世紀末的歐洲缺乏19世紀末所具有的同質性，這一點我們從人們對上一個世紀末充滿自信的敘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在政治理論停滯不前幾十年後，「第三條道路理論」的出現，既是對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困境的一個切實的解決辦法，又是在觀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歐洲大陸上對這一條道路的推崇者們，無視自己歷史上那些「第三條道路」破產的事實，即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條道路」，而欣然從之。在雅克·德洛爾的領導（1985-1995）下，歐洲委員會不斷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傳的費邊式的官僚社會主義的思想來引導歐洲。布魯塞爾也似乎很需要尋找第三條道路：這令人振奮的故事，使歐盟處在制度的缺席和規則的過度這兩者之間搖擺。

法國也一樣，就連偏遠的城鎮，藝術（尤其是劇院藝術）都很盛行。這裏主要是得益於文化部提供的政府基金，這些基金分配到地方直接對藝術進行資助。密特朗總統除了建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圖書館和其他一些博物館之外，對盧浮宮、巴黎歌劇院和法國戲劇院也投入了巨額資金，其數額之大是路易十四以來無人能比的。此外，還投巨資建立地方博物館、地方藝術中心、地方劇院公司，以及全國性的電影院網路，其目的在於保存經典和推廣現代電影。

布拉格在「后共產主義」之初與東歐其他地方一樣，無疑被認為是罪惡地嚮往美國的一切——從個人自由到物質上的富有。從塔林到盧布爾雅那，凡是訪問過東歐這些大城市的人，無一不會注意到那些富有活力的新貴們——穿著考究的年輕男女。他們乘坐昂貴的汽車，匆忙穿梭在一個又一個約會中，購買奢侈品，享受著克萊蒙特所描述的那個噩夢中的自由主義烏托邦。但是即便是東歐人，也正在和美國模式撇清關係，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和他們的歐洲新聯盟保持一致，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也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反感，但更多的還是因為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和社會模式來看，美國的道路看來不再是他們的選擇了。

電子媒體尤其是電視如今對歐洲人來說是信息、思想和文化（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主要來源。電視和報紙一樣，是和英國人的生活聯繫最為密切的媒體。英國的電視觀眾人數在歐洲佔據首位，其次是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和相對比較落後的東歐國家。雖然面臨著地面商業電視台和衛星（轉播）頻道電視台的競爭，但傳統的國有電視台仍然擁有數目相當巨大的觀眾群體。它們還極力效仿日報媒體的做法，急劇減少自己的國外新聞覆蓋率。

這種認為美國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者低等的，或者帶有威脅性的——想法並非首次出現。在1983年，法國文化部部長雅克·朗就曾經發出警告說，廣為流傳的電視連續劇《達拉斯》就代表著美國文化對法國甚至對歐洲文化的嚴重威脅。9年之後，當《侏羅紀公園》在巴黎的電影院上映的時候，他的保守派後任之一在信里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當「歐洲迪斯尼」於1992年春天開張時，來自巴黎的激進人士、電影導演亞里安·莫努什金更進一步警告說，這座娛樂公園就證明了「文化上的切爾諾貝利事件」。但這是眾所周知的文化上勢利傾向、不安全情緒的細微變化，以及某種大國沙文主義式的懷舊情緒的集中體現（在法國和在其他各處都一樣）。在盟軍反攻50周年紀念日，義大利前法西斯民族聯盟黨領袖詹弗蘭科·菲尼在義大利日報《新聞報》上說：「如果我認為美國文化的登陸讓歐洲喪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的話，希望不會被誤解成是在為法西斯辯護。」

首先，2001年發生「9·11」事件之後，北約組織被美國的反應逼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布希總統強硬的、倉促的單邊主義政策讓其北約盟國遲遲不願意伸出援手，美國又不顧國際輿論的反對，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現在這些事實都使得美國被視為對世界和平安全的主要威脅——不亞於它聲稱要發動無限制的戰爭來打擊的「恐怖」對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年後，歐美之間的大西洋聯盟陷入了混亂狀態。從冷戰的結束上就能夠看到這樣的結果——雖然沒有人願意看到北約組織解散或被放棄，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卻沒有什麼意義，而它的將來目標也不明朗。在南斯拉夫戰爭中，北約受到了進一步的衝擊。美國軍官極其憎恨和歐洲軍官共同指揮戰爭，他們覺得歐洲軍隊的指揮官縮頭縮尾，在實際行動上幾乎無法給美軍以有力的支持。

那一年歐洲民眾（和某些歐洲政界人士不同）都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事件上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他們對美國總統喬治·布希過於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滿。然而對這樣的擔憂和焦慮，也有對立的聲音存在，儘管這是許多歐洲知識分子所發出的，但是並沒有明確表達和組織起來。一些法國作家，仍然是利維、帕斯卡爾·布呂克內等，拒絕譴責華盛頓，部分原因是擔心太過於直接和明確地反對美國，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站在美國反對「激進的伊斯蘭」立場上，對美國也很理解。他們的聲音並沒有被聽到。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時代變遷的隙縫中倖存的傳統派政黨，其成員和投票人數也正在與日遞減。與此相仿的還有另一個同樣脆弱的群體，即「公共知識分子」。20世紀末，在維也納、柏林、布達佩斯還有巴黎，就曾經有過知識分子踴躍參与政治的第一次熱潮，其主要人物有西奧多·赫茨爾、卡爾·克勞斯、萊昂·布魯姆等。但在一個世紀之後的歐洲，這些人的後繼者即便沒有完全消失，也已經迅速被邊緣化了。

儘管許多國家以自己國家有民族特色的體育項目而自豪，如捷克的冰球、立陶宛和克羅埃西亞的籃球、環法自行車賽和英國一年一度的溫布爾頓網球錦標賽，但以歐洲大陸而論，這些賽事雖然有時也能夠吸引幾百萬的觀眾，但畢竟是小眾賽事（環法自行車賽是唯一的現場觀眾人數在最近幾十年來真正地不斷增加的體育賽事），西班牙的鬥牛比賽儘管在20世紀90年代作為增加收入的文化遺產產業而得到復興，但對年輕的西班牙人來說並沒有多少的吸引力。就連英國傳統的夏季運動板球也滑落到了娛樂的地位，儘管英國也曾做過大量的努力，力圖使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和具有觀賞性，但最終它也只能成為一個沒有商業性利益的僅供娛樂的糟糕的5天比賽。要說真正把整個歐洲連在一起的，還是足球。

但是大西洋兩岸之間的隔閡還遠不止在軍事方面，甚至也不是經濟上的衝突。歐盟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能力給美國國會以及個別的美國企業施加壓力，使他們遵守歐洲的規章制度，否則會把它們擠出歐洲的市場。這一進步引起了很多美國議員和商人的注意。歐洲不僅走出了美國的陰影，甚至還可以說是歐美關係出現了逆轉。2000年，歐洲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達到9 000億美元（而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額是6 500億美元），美國國內吸引的外來資金有70%來自歐洲，而且歐洲很多國家現在已擁有相當多美國的標誌性企業，像布魯克斯兄弟公司、藍登書屋、肯特煙草公司、潘佐爾公司、鳥之眼公司、洛杉磯多傑斯棒球隊，等等。

似乎沒有一種傳統辦法能夠解決歐洲國家已經初現端倪的人口危機。貧窮如摩爾多瓦，富有如丹麥，它們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天主教國家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輕人（不管是結了婚的還是未結婚的）過了30歲還經常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國家瑞典，年輕人擁有自己的房子，擁有充足的國家資助的子女撫養金和產假。雖然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人們比地中海地區的人們平均擁有的孩子稍微多一點，但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也都大同小異。若沒有從歐洲以外迅速湧進來的移民的話，歐洲人口還要少，這些移民相比較來說更願意生育。1960年在德國，外來人口生育的孩子占這一年總的嬰兒出生人數的1.3%。40年後，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5。

另外，華盛頓政府越來越不把國際公約放在眼裡，它在對全球變暖問題到國際法等所有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讓人大跌眼鏡，尤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機事件中扮演著幾乎狂熱的角色。2000年布希總統上台之後，美國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大西洋兩岸的隔閡在很久之前就已形成。但這個新政府越加嚴厲的態度讓許多歐洲的評論家們堅信他們一向保留的懷疑：這不只是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政治事件上的分歧。這些分歧越加證明了大西洋兩岸的最基本的文化對抗性。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都有人不斷進行嘗試，想在保障社會穩定的歐洲模式和富有彈性的美國經濟模式之間尋求一條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國的商學院或公司待過，這些人對缺乏靈活性的歐洲經濟環境非常不滿，力勸政府官員們引進流水作業線的做法，在經濟發展中引進競爭機制。法國所謂的效仿美國派，開始讓左派摒棄其反資本主義情結，保留其社會道德感。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高稅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會民主黨的圈子裡也開始討論起來（即便往往意見不一）。右派開始認識到福利問題的重要性，左派現在也感受到了經濟利益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