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共產主義」的歐洲，將猶太人的受迫害歷史融入當代歷史記憶中的難度，在匈牙利的經歷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2001年，維克多·奧爾班政府設立了「大屠殺紀念日」，定於每一年的4月16日舉行紀念活動（同時也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布達佩斯建立的一個猶太人聚居區的周年紀念日）。3年後，奧爾班的繼任者匈牙利總理彼得·邁傑希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死難者紀念館」揭幕。這座紀念館位於布達佩斯市，原先用於拘禁猶太人。但在大部分時間里，這座大屠殺紀念中心門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遊人在參觀展廳或翻看資料，而且以外國人居多。與此同時，大批的匈牙利人湧向了城市另一邊的「恐怖博物館」。

海因利希·海涅總結道，對於猶太人來說，洗禮是他們「進入歐洲的門票」。但那是在1825年，當時要被近代世界接納的代價是拋棄沉重的猶太民族與世界的分歧和隔閡。而在今天，進入歐洲的代價已經有所改變。海涅的總結髮生了反諷的逆轉，在21世紀來臨之時，想要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歐洲人，首先必須背負起一個沉重得多的全新歷史包袱，海涅對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經具有遠見地宣告一個「狂熱、黑暗的時代正在向我們轟然而至」。今天，相應的歐洲標準不是洗禮，而是種族滅絕。

對「大屠殺」的承認，是我們進入當代歐洲的門票。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為了結束他的國家那段痛苦的歷史，使波蘭與它的歐盟夥伴步調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認波蘭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蒙受了包括來自波蘭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將要離職的羅馬尼亞總統伊利埃斯庫，為了完成羅馬尼亞加入歐盟的雄圖大業，也不得不做出讓步，被迫承認他和他的幕僚們長期以來費盡心機否認的歷史——羅馬尼亞在毀滅歐洲猶太人的過程中也扮演著它的角色……

此外，帕彭並不是個例，他和他的個人檔案確實並無顯著之處。就像很多人那樣，他所需要做的僅是簽署對從未謀面因此也不會在乎的那些人的處決命令。帕彭案（還有布斯凱案）最讓人好奇的地方在於，為何法國政府花了將近50年的時間才揪出了就在他們中間的罪犯，還有就是，為何一直到了世紀之末才最終打破沉默。解釋可以有很多種，但並不是每一種都能討得法國政界和國家媒體的歡喜。但是時間的流逝，以及一個時代的終結所帶來的心理作用，也許才是最貼切的。

首先，反抗情緒的出現總是難以避免的。在民族負罪感的重壓下，甚至連德國主流的政治家也會不時地發泄一下自己沮喪的情緒。早在1969年，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領袖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就曾在公眾面前流露出這樣的看法：「一個在經濟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民族，有權利不再去提『奧斯威辛』。」政治家們當然有他們的理由。在21世紀初，一種迅速擴散的渴望情緒，也許更能顯示即將到來的文化轉變：公眾在關注猶太受害者多年之後，重提德國本身所受苦難的問題。

然而，俄羅斯人卻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記憶。在蘇聯的衛星國看來，蘇聯版本的當代史顯然是荒謬的，但許多俄羅斯人卻認為它說出了不少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蘇聯的軍民，從數目上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紅軍確實從德國的鐵蹄下解救了東歐一大片地區，而希特勒的落敗也的確讓蘇聯人民感到由衷的滿足和欣慰。在1998年後，許多俄羅斯人震驚地發現，昔日的兄弟國家顯然對他們毫無感激之情。而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在1945年逃脫出德國的魔掌，完全是因為蘇聯紅軍做出的犧牲。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歐洲猶太人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選擇，要麼離開（一旦以色列建國成功，他們可以去那裡，或者去在1940年打開國門的美國），要麼保持緘默，並且儘可能地遠離公眾視線。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確實感到一種壓抑不住的渴望去說出真相，併為之作證。用普里莫·萊維的話來說，他是被一種「純粹的、病態的訴說責任感」驅使著，寫下了他剛剛經歷過的一切的。然而萊維自己接下來的遭遇具有啟示意義。1946年他將記錄在奧斯威辛的親身監禁經歷的《如果這是一個人》一書交付給當時最前衛的義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納烏迪出版社出版，最終卻遭到了拒絕，原因是萊維書中對自己所遭迫害和倖存經歷的描述，是以一位猶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經歷開頭的，這與義大利令人振奮的全國性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報告文學不相符合。

帕彭在審訊中令人驚詫地沒有流露出任何的遺憾和懊悔之情。對他的審判持續了6個月，並沒有找出有關於他本人之外的新證據。當然，這個審判足足遲到了50年：來得太遲，以致無法懲罰雖罪行累累卻已年至八旬的帕彭，無法為被他迫害致死的受難者報仇雪恨，無法拯救他的國家的名譽。許多法國歷史學家拒絕以專業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他們堅持宣稱自己的任務是重述和解釋50年前法國發生的一切，而不是將他們所了解的事實用來審判罪犯。雖然如此，這次審判還是起到了示範作用。它最終證明了從戴高樂到密特朗每一個人所精心劃分的「維希」和「法國」之間的界限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帕彭是一個法國人，他先後效力于維希政權和共和國政府：兩屆政府均對他在波爾多任職期間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但卻從未找過他的麻煩。

因為維希政權所做的，不僅僅是促使自己的國家和國民適應戰敗這個事實，省了德國人管理法國的麻煩。在貝當和他的總理皮埃爾·拉法爾的授意下，法國在沒有任何德國壓力的情況下率先展開了與納粹合作的計劃，也就是分別於1940年和1941年通過的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猶太人法案」。法國當局還做出自行圍捕法國猶太人（首當其衝的是許多生於國外的猶太人）的決定，以此滿足納粹業已開始的「最終方案」所要求的數額。在這件事情上，法國政府充分顯示了行政上的獨立自主，以至於大部分被逐的法國猶太人在到達奧斯威辛之前都沒有看到過一個外國士兵的影子，直到他們到達德朗塞的鐵路調車場（法國北部）后，才由德國人接管。直到移交之前，整件事都是法國人在操控著。

這樣的例子在共產主義的歐洲可以說隨處可見。在波蘭，想要否認或者掩蓋位於特列布林卡、馬伊達內克、索比堡的滅絕營里發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集中營的遺迹已經不復存在了，不斷逼近的蘇聯紅軍迫使德軍在逃之夭夭之前，煞費力氣地清除了殘存的痕迹。而保留有集中營遺迹的地方，如距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幾公里遠的奧斯威辛，則被回顧歷史的人們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在奧斯威辛，估計有150萬人慘遭殺害，其中93%是猶太人，但戰後共產黨建立的紀念館卻只按照國籍列出了遇難者的名字，例如波蘭人，匈牙利人，德國人等等。波蘭的中小學生排隊瀏覽那些令人震驚的圖片，參觀過陳列著的一堆堆鞋子、頭髮和眼鏡，但卻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一切大多數是猶太人的遺物。

東歐的評論家們可以舉出當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難者崇拜」的思想，來支持他們所堅持的主張。他們評論道，我們正從勝利者的歷史走向受難者的歷史。那麼好，讓我們在這一點上再討論下去，其邏輯就是：即便納粹主義和另一些主義出於截然不同的意圖——即便根據雷蒙·阿隆的理論，「一種醜惡的哲學，和一種可以給出醜惡解讀的哲學，兩者之間有著不同之處」——但是對它們的受害者而言，這種安慰微乎其微。人類的苦難不能由作惡者的目標來衡量。以此推理，對於那些遭受懲罰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勞改營同納粹的集中營都是一樣的。

「維希」問題解釋起來並不困難。貝當元帥的政權於1940年被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議會投票推上了執政舞台，它因此成為唯一稱得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戰前民主制度連貫性（儘管有多麼虛假）的戰時政權。至少在1942年底之前，絕大多數的法國人都把維希政權和它的政治機構看作是法國合法的權力機構。對於德國人來說，要管理像法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需要成立一個花費不菲的戰時佔領機構，維希政權的存在則是方便至極，這樣他們就再也無需為此操心，同時還能從這樣的政權手中獲取任何想要的東西，例如默認戰敗、「戰爭賠款」、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等，而且還遠遠不止這些。

大打「迫害史」這張政治牌，成了維繫前蘇聯核心國及其成員國的最後紐帶，即便它們各自的回憶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對低估了他們的歷史苦難和損失的國際社會，他們都感到憤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營中的受害者怎麼辦？為什麼他們還沒能像納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倖存者那樣得到賠償和紀念？千百萬名戰時納粹政權受害者戰後淪為新政權的受害者，承受了無休止的壓迫，他們又該怎麼辦？西方社會為何如此地漠視？

在改寫這一地區的當代史時，戰後的共產黨政府當然不會忘記利用人們深遠持久的反猶情緒，這也是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他們要竭力掩蓋相關證據的原因之一（70年代波蘭國內禁止提及任何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反猶思想言論）。如果說相比之下東歐人對猶太人的困境不夠關注的話，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當時冷漠無情，或者只顧自己的生存，而是因為苦難和不公足以讓他們生活在新的怨恨和記憶中。

然而，想要對共產主義的過去歷史一概而論，全盤否定，亦即把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歷史解讀為一以貫之的獨裁史和罪行史，是對外來者或集權政府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和壓迫的完全記錄，這樣做也有其他的風險。首先，這樣的歷史是一部糟糕的歷史，完全抹殺了在蘇聯前期的幾十年裡人們發自內心的參与熱情和投入的積極性。其次，新東正教對當代政治也有所影響。如果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國家的東歐人並沒有主動參与到他們過去歷史的陰暗面里；如果東歐的歷史從1939年以來（對於俄國說來，則是從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話，那麼這一整個時期就成了其民族歷史中的細枝末節，同戰後法國人的意識中的維希政權相差無幾，但持續的時間更長，留下的噩夢般的記憶也更加可怕。最終這種做法帶來的後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羅維發利電影節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關於1942年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紀錄片，原因是劇中出現了令人「難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戰時納粹政權的片斷。

在德國戰敗之後，很多居住在東歐的猶太人繼續採取他們戰時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鄰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隱藏他們的猶太人身份，最好的情況是能融入到戰後的社會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開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僅是東歐如此，在法國，儘管新法律禁止發表戰前的公眾反猶言論，維希政權時期的遺風卻仍然存在。為後一代人所忌諱的話題並沒有被禁止，為後人所不齒的行為也仍然廣為流行。就像在30年代那樣，左派分子也不免要插上一腳。1948年，共產黨的國會議員阿瑟·拉梅特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到萊昂·布魯姆、朱爾斯·莫奇、雷內·邁爾等著名的猶太裔政治家身上，試圖凸顯他們與自己黨內國會議員的不同出處，並宣稱：「我們共產黨人只有法國名字。」（這種言論其實既失體面，又與事實不符。）

密特朗總統（生於1916年）是最後一位在成年時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政府首腦，他有特別的原因保持這種虛偽的個性。作為一名前維希政府公務員，密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掩飾自己履歷中的不足和隱晦之處，並且將那些隱晦之處設想為人皆有之的生活經歷，從而取得後來的政治成就的。他在公共場合竭力避開任何與維希政權相關的話題。當他開始願意對大屠殺發表一些籠統的看法時，不管是在1982年的耶路撒冷，還是在國內紀念1942年被圍捕的12 884名巴黎猶太人50周年紀念會上，他從未發表過認為法國在某件事上有過罪孽的看法。

共產黨的垮台隨之引發了種種苦澀的回憶。關於如何處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爭論只是整個事情的一方面（參見本書卷四第2章）。真正的問題在於，人們傾向於通過改寫歷史來擺脫共產主義的歷史陰影。曾經公認的真理如今徹底失去了權威，似乎成了公開的謊言。可這種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風險。在1989年以前九-九-藏-書，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為「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認為「反法西斯主義」也是共產黨的謊言的話，那麼人們在回顧歷史時，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來看待所有至今被指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紀30年代的民族主義作家重新成為主流。在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就有不少國家的議會通過了動議，表彰羅馬尼亞的安東內斯庫元帥，或巴爾幹地區和中歐地區的類似人物。他們直到最近還被痛斥為極端民族主義者、法西斯和納粹的幫凶，如今卻可以因戰時的英雄主義而立碑了（羅馬尼亞議會甚至為安東內斯庫默哀一分鐘）。

同時，共產主義本身有著特有的內部歷史問題。那些請求蘇聯坦克阻撓1956年匈牙利改革的人，或者要為鎮壓1968年「布拉格之春」負責的人，是否應該為這些罪行受到指控？許多身受1989年劇變之苦的人是這樣認為的。但一些前共產黨領導人也在受害者之列。那麼，哪些人值得後人的關注呢？是默默無聞的斯洛維尼亞人，還是被收繳了土地的匈牙利農民？或是那些曾經驅逐過他們卻在幾年後也成了受害者的共產黨幹部？哪些受害者、哪些記憶更為重要？誰說了算呢？

在當時的東歐，情況也同樣並非如此。東歐人直到1989年才扔掉了共產黨官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所做的解釋的重負。對於他們而言，20世紀末的西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投入隱藏著一定的破壞性。一方面，較之西歐世界，1945年後的東歐需要記住和忘卻的要多很多。猶太人更多集中在歐洲的東半部，因此遭到屠殺的也更多。大多數的屠殺行徑發生於這一地區，同樣參与其中的當地人也更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戰後的東歐政府也更著力于消除公眾對「大屠殺」的記憶。發生於東歐的戰爭暴行和由此帶來的恐怖並不是遭到了忽視，恰恰相反，它們在官方的宣傳中被反覆提起，也在紀念碑和教科書中隨處可見。只不過問題在於這部分歷史對猶太人隻字不提。

隨著杜埃爾的定罪和布斯凱的消失，法國的司法部門終於鼓起勇氣去指控、逮捕和審判另外一名重要人物——莫里斯·帕彭。此人曾經是戴高樂手下的一名政府部長，也是巴黎的警察局長，在戰時曾被任命為波爾多行政區的秘書長。這純粹是個官僚崗位，帕彭在貝當政府任職時期的節制，使得他戰後順利地成為一名公務員，並且官運亨通。然而，他在波爾多任職期間，曾經授權逮捕所在地區的猶太人，並在遣送猶太人到巴黎並驅逐出境一事上負有直接責任。這在現行的法國法律中被定性為「反人類罪」，帕彭正是因此在1997年被推上了被告席。

比利時的天主教各黨派在戰後第一次議會的會議上反對給予「僅因種族原因被拘留的猶太人」任何補償，暗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為黑市交易商。事實上，比利時的猶太人被剝奪戰後援助的情況愈演愈烈。由於95%從比利時驅逐出去的猶太人都屬於外籍或者無國籍人士，戰後通過的一項法律條款規定：除非參加過抵抗組織，否則留在比利時的猶太人將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時當局將無法提供比利時公民身份證明的猶太倖存者籠統地歸類為「德國」國籍。這個措施從理論上消除了所有戰時的「種族」區分，但它也將倖存的猶太人推向「實為通敵外僑」的那一方，因此他們不僅要面臨著被拘留的危險，而且也被剝奪了財產（直到1947年才被歸還）。這些法律措施隨後所帶來的好處是這些猶太人能夠永久性返回德國，因為他們不再會受到納粹迫害的威脅。

歐洲猶太人所蒙受的災難從來都沒有疑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估計有600萬猶太人遭到了殺害，這在戰爭最後幾個月內便取得了廣泛的共識。那些屈指可數的倖存者，不管是在難民營還是在原籍國，都是死亡人數的有力證人。在奧地利，被流放的12.6萬猶太人中，僅有4 500人從戰爭中返回。戰前的荷蘭共有14萬猶太人，其中11萬遭到驅逐——能夠返回荷蘭的猶太人不到5 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間，法國共有7.6萬猶太人（大多數出生於國外）被流放，倖存下來的不到3%。再往東面的情況更加惡劣，在波蘭，戰前人口超過300萬的猶太人，其中97.5%被屠殺。在德國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萬德國猶太人只活下來21 450人。

即使歐洲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讓世人永遠記著過去的罪行（這也是那些紀念館和博物館想要達到的設計理念，即便它們還不盡如人意），也將無濟於事。回憶本身總是讓人爭論不斷，各成一派：讓一些人堅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為然。而且在通往過去的路上，回憶是一個不可靠的嚮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就是依靠一種錯誤的記憶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們對過去的遺忘。作為對過去的彌補，1989年以後的歐洲在另一種過度的回憶上再次重建，大一統的公共記憶成為各民族集體身份認同的基石。前一個歐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後者亦是如此。一個安定的社會，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遺忘。

在荷蘭，根據荷蘭抵抗報紙《自由荷蘭》的報道，當地市民與市政領導人欣然合作，堅決反對那些數量少得可憐的猶太人返回荷蘭，就連納粹分子都為他們自取其辱的行為感到吃驚。作為返回猶太人中的一員，麗塔·庫普曼聽到了這樣的歡迎詞：「你們很多人回來了，你們不在這裏才讓人高興呢——挨餓的滋味是多麼難受！」事實上，荷蘭人在1944年至1945年「飢餓的冬天」期間吃盡了苦頭，很多猶太人被驅逐之後，空出來的房屋成為木頭和其他物資的重要來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況更是如此。然而，戰時荷蘭政府同納粹合作，積極辨認和圍捕猶太人，但戰後的政府當局卻自認為良心清白，沒有義務給予猶太人任何特別的補償。恰恰相反，他們還為自己拒絕以種族或其他任何標準來區分荷蘭人而感到沾沾自喜，從而將失蹤的猶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無行跡的歷史塵煙之中。在50年代，身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蘭首相們甚至委婉地否決了為籌建奧斯威辛國際紀念碑捐款的提議，指責該提議為「共產主義宣傳」。

回顧歷史，最驚人的是那種普遍的特點，即忽略某些事情。遺忘猶太種族屠殺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這個問題的國家（例如奧地利或波蘭。以奧地利為例，它的人口數量僅是德國戰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營守衛卻佔據了所有數目的一半）；它同時還出現在義大利，儘管大多數義大利人沒有必要為這場冤案感到羞恥；英國也一樣，不同的是英國人是懷著驕傲，甚至是帶著懷舊之情來看待那段戰爭歲月的。當然，冷戰的開始是造成這種現象的緣由之一。在美國尤為如此。1995年美國國會「難民委員會」表示：「波羅的海黨衛軍」在意圖、意識、行動、規格上有別於德國納粹黨衛軍。因此該委員會不會將其所作所為視為針對美國政府的敵對行為。波羅的海黨衛軍在東部前線折磨和殘殺猶太人的殘忍和狂熱程度，沒有哪支部隊能出其右，但是，冷戰的異常環境使得他們成了「我們的」納粹。在此，我對萊斯大學的丹尼爾·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但是還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戰爭的起因怪在猶太人頭上以外，大多數歐洲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猶太人無關，並且非常反感把蒙難的猶太人列為頭等大事。

這種冷漠也是歐洲20世紀前半葉道德狀況嚴峻的一種體現，也許今天的我們會為此感到震驚。當然，我們不應該忘記歐洲各國還有一些民眾，他們親眼目睹了猶太人的遭遇，並盡了全力去喚醒他們麻木不仁的同胞。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忽視了這種冷漠的存在，認為大多數歐洲人經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是「殲滅戰」，一場滅絕式的戰爭）與猶太人所經歷的並無兩樣的話，那我們就會給自己的記憶塗上另一層不真實的色彩。在今天看來，「奧斯維辛」是我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事件。可當時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國人調查和承認他們的罪行嚴重性的難度事實上要小一些。當然，在一開始不是如此，因為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去納粹化」是怎樣以失敗告終的。早期的聯邦德國歷史教育僅限於威廉帝國時期以前。除了庫爾特·舒馬赫這樣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極為罕見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學會「為了德國和全世界的猶太人說一次話」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國公眾人物都在設法逃避「最終方案」這個話題。美國作家阿爾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時評論說，對於他在科隆的學生而言，「戰爭已經結束了。誰都不應該再提這場戰爭。我的學生對戰爭一個字也不願意談」。聯邦德國人在回顧這場戰爭時，眼裡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難。50年代末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聯邦德國人把戰後盟軍佔領的時期視為「人生中最為艱難的時期」。

這個禁忌是由密特朗本人實施並身體力行地遵守的，而且毫無疑問，也將被他帶入墳墓。這一禁忌最終被一系列的審判打破（這類事情的結果往往如此）。在1994年，藏匿了將近50年之久的保爾·杜維埃被抓捕歸案，並受到了應有的審判。作為維希政府秘密警察部門中的積極分子，他於1944年6月在里昂附近殺害了7名猶太人。杜維埃本人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他只不過是維希政權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一名與克勞斯·巴爾比（1987年被捕並被審判的里昂蓋世太保頭目）狼狽為奸的通敵者而已。但杜維埃的受審，加上浮出水面的證據，證明了維希政府與蓋世太保的合作關係及其在驅逐、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永遠都無法實現的審判，其中較為著名的例子是對雷內·布斯凱（維希政府的一名高級行政官員）的起訴。布斯凱曾於1942年親自與德國當局協商遞交猶太人事宜，他的受審本來為法國提供了一次直面維希政權真相的機遇，並且不僅僅是維希政權。布斯凱之所以能夠在戰後的法國安然無恙地生活了數十年，其原因在於得到了包括戴高樂本人在內的高官的庇護。但就在他的審判開始之前，他卻在1993年被一個「瘋子」頗為「及時」地刺殺了。

但那一扇門關起來並非那麼容易。如同中歐和東歐的其餘國家，匈牙利仍然為欠下的前債所困擾。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責任、承認對其造成傷害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卻在質詢自身責任的時候明顯遲緩起來。自從贏得獨立以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沒有起訴過它們國內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戰犯。在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政權受害者及反共產主義抵抗力量紀念館」於1997年在錫蓋特成立（部分資助來自「歐洲議會」）。儘管前總統伊利埃斯庫承認其國家參与了「大屠殺」，紀念館中還是將兩次大戰之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各種鐵衛團積極分子，其他羅馬尼亞法西斯分子和反猶太分子列在紀念名單之列。他們搖身一變，反成了遭到共產主義迫害的烈士。

事實也的確如此，而且不僅僅發生在極權主義社會。即便是這樣，歐洲對互相矛盾的種種過去，對它們在歐洲人的集體自我意識中所佔據的地位的嚴格調查和拷問，依然是歐洲近幾十年來還未被人們讚頌的成就，也無法成為歐洲統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沒有後人的繼續努力，這種成就是一定會消失的。歐洲野蠻的近代史，作為戰後歐洲重建時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歐洲的年輕一代遺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這些紀念碑和博物館也將會蒙上灰塵，被日漸冷落，只會有一些狂熱的愛好者和受難者的親友參觀，正如同今天「西線戰場遺址」的命運一樣。

然而，毫不妥協的哈貝馬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建立起來的標準並沒有得到他的同胞們（包括那些以比較和背景化為學科根基的歷史學家們）的長期堅持。針對「大屠殺」問題的討論在德國公眾中初見活躍，並最終於90年代達到最高潮：官方大量舉辦對歷史劣跡表示懺悔的展示活動，而德國人則沉浸於如作家皮特·施奈德所說的「一種自以為是的自我厭憎」情緒中。但是，這種狀態卻無法維持長久。讓新一代的每一個德國人永遠生活在希特勒的陰影中，要求他們為德國所犯下的罕見罪行擔負責任，並將它作為衡量自己國籍的尺度，這是最基本的但卻極難實現的要求。

人們莊重地悼念了那些曾生活在納粹傀儡政權下的受害者，卻極少注意到這些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他們被標明了國籍（「匈牙利」），尤其是社會身份（「工人」），可他們身上的種族以及宗教信仰特徵卻被有意迴避了。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參見本書卷一第6章），人們給第二次世界大戰貼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標籤，以此教育後人，但卻忽略了它的種族主義性質。20世紀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設法塗掉了刻在布拉格猶太人會館牆上的「大屠殺」中猶太人遇難者的姓名。

事實上，在read.99csw.com1945年之前，瑞士人只不過接納了2.8萬猶太人——在戰前則僅有7 000名。戰時難民被拒絕授予勞工證，因此只好依靠政府從猶太富人身上徵收而來的救濟金維持生活。一直到了1994年6月，伯爾尼政府才公開承認：瑞士當年（1938年10月）為了控制猶太人入境，要求對所有的德國猶太人護照加蓋「J」字母印記的做法，是一種「難以容忍的種族歧視」。如果這就是瑞士醜行的極致，那也不必過於大驚小怪。雖然倫敦和華盛頓從未真正要求在猶太人的護照上加蓋標識，但在救助猶太難民方面，英美兩國的記錄難以令它們感到自豪。但是，瑞士人的所作所為卻遠甚於此。

「恐怖博物館」（「恐怖之屋」），顧名思義，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館。它講述著從1944年到1989年在這個國家發生的暴力、折磨、壓迫與獨裁事件。博物館中的時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蠟像館般重現了陰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審訊室（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總部）。對成千上萬的參觀學童和其他參觀者而言，「恐怖博物館」所呈現的匈牙利歷史，對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間掌權的弗朗茨·薩拉西的「箭十字黨」暴徒政權和戰後成立的政權之間並不做任何區別。而且，展示「箭十字黨」黨徒以及他們積极參与殘害60萬名匈牙利猶太人的罪行的展廳只有3個。而這棟巨大建築的多數空間全被用於分門別類地、帶有根本偏見而詳盡地展示戰後政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

當然，法國是特例。維希政權與納粹狼狽為奸，並在納粹計劃尤其是「最終方案」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這構成了法國備受折磨但卻從未完整的戰爭回憶，也正是這段回憶，讓戰後歐洲在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大屠殺問題上做出的所有讓步和努力為之失色。這並非是因為法國的表現最為糟糕，而是因為法國的作用最為重要。正如本書所述，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還是歐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它的這一地位比第二帝國之後的任何時候都要穩固。夏爾·戴高樂的傑出成就不僅讓法國重新回到世界強國之列，而且還使它成為西歐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正是法國，或者說法國的政治家、法國的體制和利益，促使歐洲依照法國提出的條件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集體。在法國能夠直面歷史之前，新的歐洲將會一直被籠罩在謊言的陰影之下。

這種現象所傳達的信息並無特別隱晦之處。但除此之外，布達佩斯的「恐怖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和陳列內容顯然表明了博物館館長們的觀點：戰後政權不僅持續時間更長，而且帶來的危害也遠遠超出了他們之前的納粹政權。對於許多老一輩的匈牙利人來說，這樣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們的經歷與感受。在匈牙利後來的立法里，這種信息表達得更加明顯。其法律禁止在公開場合出現任何與匈牙利不民主的歷史有關的標誌：不僅包括納粹十字標誌和「箭十字」標誌，還包括如今隨處可見的另一些標誌。匈牙利並沒有對這兩個標誌所代表的不同政權做出區分，而用匈牙利總理歐邦在2002年1月24日為布達佩斯恐怖博物館揭幕時的話來說，匈牙利僅僅是「關上了令人厭惡的20世紀的門」。

接下來的10年才是真正的轉變時期。持續了6天的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社區紀念館下跪，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運動員被殺，以及最後1979年1月德國播出《大屠殺》的電視連續短劇，這一系列事件將猶太人和他們遭受的災難推到了德國公共議程的台前。其中，《大屠殺》系列片的影響顯然最為重大。作為最純粹的美國商業電視節目，《大屠殺》（如本書卷三第1章所述）情節簡單，大部分角色不夠真實，敘事的安排純粹是為了產生最大的情感效應，因此遭到了從艾德加·賴茲到克勞德·朗茲曼等人的惡評和痛罵，被指責為由德國歷史改編而成的美國肥皂劇，它把一些本來難以啟齒、令人費解的事情變得庸俗而簡單。

這種氣氛上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50年代末所出現的一系列反猶主義破壞活動，以及日益明顯的德國年輕一代對「第三帝國」歷史的一無所知。德國年輕一代的父母不會告訴他們有關「第三帝國」的任何事情，而他們的老師也絕口不談。從1962年起，聯邦德國有10個地區公開了1933年至1945年間的包括猶太人種族屠殺的所有歷史，從此這成為所有學校的必修科目。康拉德·阿登納原先的戰後預測也因此而被推翻：德國的民主狀況要求人們記住而不是忘記納粹主義。人們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種族屠殺和「反人類罪行」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將「戰爭罪行」與「國家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新一代的德國人接受教育，認識到納粹暴行的本質和惡劣性。而《明星周刊》和《快報》之流的雜誌也無法再像50年代那樣淡化集中營問題的重要性，甚至為「好納粹分子」歌功頌德。在某種程度上，德國民眾也逐漸意識到德國的近代史是多麼野蠻和無恥。

在法國解放后，貝當和他的同謀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譴責，但卻極少有人提起貝當政府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戰後的法國政府則更是緘口不提。法國人不只是成功地把「維希政府」擠到民族歷史的角落裡，將它封存起來，而且根本就沒有把維希政府和奧斯威辛聯繫起來。維希政權背叛了法國。賣國賊犯了叛國和戰爭罪行。但「反人類罪」這個字眼卻從來沒有出現在法國的判決詞上。它只與德國人有關。

在東歐，承認迫害猶太人的事實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說要對此做出補償了。在戰後緊接著的幾年裡，東歐猶太人考慮的最重要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維托德·庫拉的非猶太裔波蘭人從羅茲坐火車到弗羅茨瓦夫，在那裡親眼目睹了當地人對猶太家庭的冷嘲熱諷。他如此寫道：「普通的波蘭知識分子意識不到現在的波蘭猶太人不能開車，不願冒險乘火車，不敢讓孩子參加學校郊遊；他不能去邊遠地區，寧願呆在大城市，也不願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臨之後出去散步顯然很不明智。在受盡6年之久的折磨之後，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氣在這種氛圍里繼續生活下去。」

在那些年裡，類似的事情在法國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感反應很可能源於受傷的自尊，而不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近至1939年，法國還一直是主要的世界強國。但在短短的30年裡，它卻遭受了毀滅性的軍事失敗，備受凌|辱的侵略，兩次尷尬的殖民地撤退，以及一次近乎政變的政權更替。這個「偉大的國家」自1914年以來就累積了如此之多的損失和羞辱，以致整個國家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彌補國家榮譽的意識，不光彩的甚至更加糟糕的歷史篇章最好能埋進記憶的深坑裡。畢竟，維希政權只不過是法國人所要迫切忘卻的一部分歷史而已，甚至沒有人願意去談論發生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骯髒戰爭」，更不用說，法軍在那裡的施虐了。與維希政權相比，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在民主德國，為納粹主義負責的重擔完全推給了希特勒的聯邦德國繼任者們，他們向蘇聯而不是向猶太人提供賠償。在民主德國的教科書中，希特勒被塑造成了資本巨鱷的工具，為了追求巨額的商業利潤而發動戰爭，佔領別國領土。沃爾特·烏布利希在1950年發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日」紀念的不是德國的受害者，而是1 100萬名「為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而犧牲的戰士」。在民主德國領土上曾經有過的集中營——著名的有布痕瓦爾德和薩克遜豪森——曾一度被改作政治犯的「特別隔離室」。多年以後，布痕瓦爾德已經被改造成了紀念館，它的導遊手冊使用「對馬克思主義的破壞，對失利戰爭的報復，對所有抵抗者的殘忍迫害」等字眼來描述「德國法西斯主義」的企圖。在同樣一本手冊里，在奧斯威辛那個決定生死的分岔口的照片下引用了德國共產黨員恩斯特·台爾曼的一句話：「為了消滅黨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資產階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這樣的文字直到民主德國共產黨政權垮台之後才被刪去。

然而，在歐洲，唯獨德國人無法否認他們對猶太人所做的一切。他們可以不去談論這件事，可以堅持說自己也受了苦，可以將責任推給「一小撮」納粹分子，但卻難辭其咎，把種族滅絕的罪行推到別人頭上。就算是阿登納本人，在公眾面前也從不發表除了對猶太人「受害者」表示同情以外的言論，也沒有指證過那些迫害者的身份，最終也不得不與以色列簽訂了賠款條約。儘管英國人、法國人，甚至是作為同胞的義大利人均對普里莫·萊維的回憶錄毫無興趣，但《安妮日記》（雖然此書的內容來源比其他書更加公開）在1960年之前就已經售出了70萬本，成為德國歷史上銷量最大的平裝書。

重返家園的猶太倖存者並沒有受到夾道歡迎。在多年的反猶思想宣傳的影響之下，各地的本地居民不僅將自己的戰爭苦難怪在猶太人頭上，而且顯然因為工作、財產和住所被自己奪走的猶太人的歸來感到沮喪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國巴黎的第四行政區，幾百名法國人舉行遊行示威，抗議一名被流放的猶太人要求歸還他（被剝奪）的住宅。在被驅散之前，示威活動演變成了暴亂，示威人群大聲高喊「法國屬於法國人」的口號。毫無疑問，受人敬重的法國天主教哲學家加伯列爾·馬塞爾是說不出這樣的話的。但幾個月後，他毫無窘迫地在《基督見證人》雜誌中如此寫道：「那些猶太人過分地自以為是」，他們恨不得「接手一切」。

了解並公開承認40年前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所做所為，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如後來80年代的「歷史學家之爭」所示，要把它寫入德國和歐洲的歷史，卻仍然是個兩難的棘手的問題。堅持將希特勒本人及其所發起的運動和他的罪行看作特殊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觀點在包括迄今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在內的一些保守學者看來，始終是不適宜的。他們堅持認為：要了解納粹主義，就必須將它放在它的時代和空間背景之中。根據諾爾特的觀點，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以及它後來那些更為怪誕的形式，首先是一種對布爾什維克思想的響應：他們追隨列寧和他的繼承人，模仿後者所創立的部分模式，甚至模仿了他們的恐嚇手法。諾爾特在1986年6月的《法蘭克福彙報》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為這種觀點進行辯解，稱他們的觀點並沒有減輕納粹的罪行，但如果缺少布爾什維克這個前提，就無法對其做出解釋。現在是到了把「大屠殺」置於更為廣闊的現代種族屠殺範疇去重新審視納粹時代的時候了。

文藝界人士（其中包括馬丁·瓦爾澤，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同輩，一位在戰後聯邦德國文學界頗有影響的人物）如今開始討論另一個「還未觸及的過去」：不是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問題，而是鮮為人知的德國近代史的另一面。他們質問道：為何多年之後我們還不能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焚燒的德國城市？在希特勒時代，起碼一直到「二戰」結束前幾年，德國人過著遠非人們可以想象的那樣可怕的生活。儘管這個事實令人難以接受，但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說出來？難道是因為我們更應該討論德國人對猶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嗎？這個問題我們討論了數十年之久，現在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程序、一種習慣。聯邦德國是全世界最愛公開表示熱愛猶太人的國家，可我們（德國人）還要提心弔膽多久？關於「盟軍罪行」的新書的銷量巨大，它們講述了盟軍對德累斯頓的轟炸，對漢堡的焚燒，還有戰時德國難民船隻的沉沒（君特·格拉斯2002年所著《蟹行》一書的主題）。

帶著半個世紀之後的認識和情感來解讀40年代，這種傾向可以理解，但它卻將反猶思想推向歐洲歷史舞台的中心，從而改寫了歷史。畢竟，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如何去解釋歐洲那些年所發生過的一切呢？然而，這樣也未免過於簡單、過於輕鬆了。在1940年法國陷落後，大多數法國人民接受了維希政權的原因，不是因為它迫害猶太人，而是因為它使他們抱有幻想：既能維持安穩、正常的生活，又能把損失降到最小。這個政權如何對待猶太人，只與它的冷漠本質有關，猶太人本身就無足輕重。在其他被佔領區，情況大致也是如此。

這一批新近開放的紀念館所承載的信息的清晰度，與前一代那些紀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表達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殺紀念館。它緊鄰勃蘭登堡門，佔地1.9萬平方米，非常壯觀。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為所有在歐洲遭到屠殺的猶太人建立的紀念館」，其用詞遠非泛指普通的「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在奧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輕人現在可以選擇為國家贊助的「紀念服務」組織工作一段時間，在其中主要的幾座大屠殺館內實習或擔任導遊，以此代替兵役（「紀念服務」，設立於1991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歐，尤其是德國，已經擁有充https://read.99csw.com足的機會來正視他們可怕的過去。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紀念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時提醒他的聽眾時說的那樣：「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種族屠殺的記憶，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沒有什麼能改變這一點：這些記憶是我們身份的一部分。」

尤爾根·哈貝馬斯最先對諾爾特做出了回應。像恩森斯伯格、君特·格拉斯以及「懷疑的一代」的其他成員一樣，哈貝馬斯的歲數足以讓他將納粹主義銘記在心，因此他強烈懷疑任何「界定」德國罪責的企圖。胡說八道！哈貝馬斯如此回答道，納粹主義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如何「定位」或「歷史背景化」——這種念頭正是任何一名德國人都無法輕易接受的誘惑。納粹的罪行，也就是德國的罪行，乃是獨一無二的，其範圍之廣，野心之大，罪惡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諾爾特所理解的納粹主義背景化，以及勢必隨之而來的對德國罪責的盲目相對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記憶本身是靠自己來論證和強化的。與之不同，歷史讓這個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帶給我們的是不安，甚至混亂。因此揮動著歷史這個道德大棒，來攻擊、斥責一個曾經犯下罪行的民族，並非總是謹慎的政治手段。然而，歷史又的確需要人們去認識，而且每隔一段時間，有必要再重新認識。在蘇聯時期有一個很流行的笑話：一名聽眾打電話到「亞美尼亞廣播電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預測未來？」回答是：「當然，沒問題。我們清楚地知道未來。可我們的問題在於過去：它老在變來變去。」

荷蘭人可以像比利時人、挪威人、義大利人（1943年9月之後），以及大部分被侵略的東歐國家的人們那樣為自己辯解，說儘管個別官僚、警察之類的人與佔領軍的合作那麼可恥，但主導力量永遠是高高在上的德國人。但事實並非如人們過去所相信的那樣。在某些地方，這種說法只有一半屬於事實，特別是在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或者戰爭結束前幾個月的匈牙利這樣的地方，當地的綏靖政府為了牟取私利而從事非法勾當。但在西歐的被佔領區，除了一個特例之外，均沒有深得人心的地方政權或者合法的國家政府在行使國家權力，因此也無法承擔相應的行為責任。沒有當地人的協助，德國人是無法像在挪威、比利時或荷蘭等佔領區那樣肆意妄為的（在丹麥，民眾沒有助紂為虐，猶太人也因此得以倖存下來）。但在所有這些事例中，發布命令的都是德國人。

在歐洲的其他地區，悼念和認錯的第一步是要克服「當地人自私」的錯覺，整個過程經常需要兩代人和數十年的時間。《大屠殺》在德國播出僅兩個月後，奧地利也開始播出這部電視片，但其影響卻根本無法與在德國的情況相提並論。一直到80年代中期，奧地利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被揭露曾經供職于戰時殘暴佔領了南斯拉夫的納粹國防軍，（一些）奧地利人才開始了對本國納粹歷史做雖嚴肅卻仍然不夠充分的審查。當然，在瓦爾德海姆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時，國際社會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背景不聞不問，這使得奧地利人懷疑世人是以一種獨特的高標準來看待他們的。畢竟，奧地利曾經選過一位猶太人（社會黨人布魯諾·克萊斯基）當總理，這可不是德國人所能做到的。

當然，完全融入歐洲大家庭的評判標準還有其他種。土耳其繼續拒絕承認曾經在1915年對亞美尼亞人進行過種族屠殺，這將是它申請成為歐洲一員的絆腳石。同病相憐的還有塞爾維亞，在它的政府承擔起南斯拉夫戰爭期間的種族屠殺和其他罪行之前，塞爾維亞不得不繼續在歐洲的門口苦苦徘徊。然而，這些罪行之所以帶上了這樣的政治意義，「歐洲」之所以承擔責任，確保它們受到重視，並把足夠重視它們的人定義為「歐洲人」，皆是因為這一切都是一項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驟（既包括真正動手之前，也包括之後）：這種罪行就是某個群體的歐洲人想把在歐洲生活的另一個群體趕盡殺絕。這種罪行就發生在歐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記憶中。

在那些年裡，法國當局對海外日漸轉變的態度所做出的唯一讓步發生於1964年12月，國民議會將「反人類罪」的範疇（1945年8月8日的倫敦協議首次給予定性）寫入法國法律，並宣布該類罪行不可寬恕。但這與「維希政權」同樣無關。它只不過是對當時正在法蘭克福進行的奧斯威辛審判所做出的回應，意在為將來對在法國領土上直接參与納粹種族滅絕陰謀的任何個人的審判提供方便。至於這離法國官方考慮重新審視法國的「集體責任」還有多遙遠，則在1969年逐漸明朗——法國政府在那一年禁止法國電視台播放馬塞爾·歐富爾斯拍攝的電影《痛苦和憤怒》。

埃德爾曼的反應及時地提醒了我們，過度沉浸於紀念儀式，把關注的焦點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兇者，這樣做會帶來種種風險。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記憶和經歷從理論上講是無窮盡的。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博物館和紀念建築來銘記過去，把回憶的責任留給了他人，這也是一種遏制過去甚至是遺忘過去的方式。只要在我們身邊仍有人因為親身感受而確切地記得過去，這也許並不成問題。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解放60周年紀念會上，81歲的豪爾赫·塞布倫在提醒那些倖存者時所說的那樣，「對過去的積極的回憶正在逐漸關閉」。

其次，歐洲官方近來在描述歐洲歷史時突出了大屠殺的重要性，這可能帶來另一種誤讀。真正令人難堪的是，對於大多數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們來說，1939年至1945年間猶太人所遭受的種種迫害，並不像義憤填膺的後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在他們的心目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如果說許多歐洲人能在數十年的時間里對他們猶太鄰居的命運視而不見的話，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沉浸於自己難以抑制的、難以承受的歷史負罪感中，而是因為——除了少數高層納粹分子以外的歐洲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非是針對猶太人的戰爭。甚至對於納粹分子來說，對猶太人的屠殺，也僅僅是一個更具野心的種族清洗和重置計劃的一部分。

難怪後來的法國政府部長西蒙娜·韋伊從「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歸來之後寫道：「我們曾經覺得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受重視，畢竟我們的人數那麼少。」在法國（在比利時也是如此），倖存的抵抗者在流放歸來之後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被視為拯救祖國榮譽的英雄。然而，因為人種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驅逐的猶太人卻無法得到相同的待遇。無論如何，戴高樂（與丘吉爾一樣）令人不解地無視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難者的人種特殊性，寧願把納粹主義理解為普魯士軍國主義背景下的產物。紐倫堡審判的法國檢察官弗朗索瓦·德·門松始終對「反人類罪」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願意使用「反和平罪」這一術語。而在審判過程中，他自始至終沒有提及猶太人被謀殺或被驅逐的事實。

到了20世紀末，大屠殺似乎已經成為西歐人身份和記憶問題的焦點。當然，仍有個別歷史修正主義者和組織在尋找否認對猶太人種族屠殺的證據（儘管他們更多是活躍在北美地區）。這些人僅僅是流離在極端主義的政治邊緣，他們對種族屠殺在技術可能性上的否認，也恰好凸顯了納粹暴行的罪惡。然而，為了彌補過去，如今歐洲人針對猶太人的戰爭損失所舉辦的認罪、教育和紀念活動隨處可見，這確實帶來了其他風險。

讓歐洲頭疼的歷史記憶問題，西方的解決辦法一直是牢記它們，更確切地說，是把它們刻在石頭上。在21世紀初的幾年內，從斯德哥爾摩到布魯塞爾，西歐冒出了各種為納粹主義壓迫下的受難者建立的紀念碑、紀念館和展覽館。正如我們所見，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遺址修補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還有一些致力於公開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開放的「大屠殺紀念館」就是其中之一。它結合了兩個現有的場館——「無名猶太烈士紀念館」和「當代猶太人檔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殺紀念館」還同時擁有一面石牆，上面刻有7.6萬名從法國被遣送到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國「越戰紀念碑」的做法，同時也吸取了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和耶路撒冷「雅德法西姆大屠殺紀念館」的設計理念，但規模要小得多。的確，絕大多數此類設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來紀念「大屠殺」的，而於2005年10月10日在柏林開放的那座紀念館卻令人印象最為深刻。

荷蘭與德國的情況相同，引起猶太人對那段塵封歷史的興趣的是以色列和60年代初德國舉行的審判。和在其他地區一樣，荷蘭的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對近代史產生了好奇心，並且對他們所聽到的或者自己的屬於「沉默的一代」的父母沒有告訴他們的經歷產生了很大的懷疑。60年代的社會變化促使官方打破了對那段侵略史的沉默：在荷蘭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在阿姆斯特丹，流行的社會禁忌和性禁忌的破除使得當時還很保守的社會出現了深深的裂痕，隨之引起了人們對其他慣例和文化常理的懷疑。對於新一代的讀者而言，「大屠殺」的核心讀物《安妮日記》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的：最終背叛安妮和她的家人的是他們的荷蘭鄰居，而不是德國人。

歐富爾斯的電影是一部根據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採訪對象訪談錄拍成的紀錄片，與戰時被佔領的法國中部城市克萊蒙費朗有關。影片以戰爭年代泛濫的受賄和日常的通敵活動為主題，與大屠殺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也很少涉及維希政府。歐富爾斯的目的在於探究戰後為了自身利益而虛構的英雄事迹背後的真相。但即便是這樣的影片，對於戴高樂執政最後一年的政府當局而言，也是難以承受的。而且不僅僅是當局這麼認為。兩年後，該影片最終解禁，但公映該片的是巴黎拉丁區的一家小電影院，而不是國家電視台。據悉，一位中年婦女走齣電影院后做了以下評論：「可恥！但你能期待什麼？歐富爾斯不就是猶太人嗎？」

在1945年至1989年間發生的驅逐、囚禁、虛假公審和「正常化運動」，讓蘇維埃集團里的每個人要麼自身受到了損失，要麼就是導致他人受損。曾經從受害的猶太人和被逐的德國人那裡沒收過的公寓、店鋪和其他財產，往往幾年後又被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再次沒收，使得1989年後解決歷史賠償的問題遙遙無期。那些在共產黨掌權時期受損的人應該得到補償嗎？如果補償，那麼誰有權獲得這些補償？是那些戰後（1945年）才得到財產但僅僅幾年後再次失去的人？還是那些在1938年到1945年間被奪去了生意和住所的人的繼承人？以哪個時間為準？1938年？1939年？還是1941年？每一個日期不僅牽涉在政治上敏感的、對國家合法性和種族合法性的定義問題，還牽涉道德上孰優孰劣的問題。

在所有類似的情況下，要追溯過去，依靠的是「歷史」，而不是「回憶」本身。這裏的「歷史」具有雙重含義，既是指時間的流逝，也是指對於過去事實的專業研究，而後者更為重要。對罪惡的銘記——尤其是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惡——是永遠不可能令人滿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紀念方式都會顯得單薄無力。這種罪行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人們在回憶時都很難冷靜地想象那段歷史，這也使得對它的輕描淡寫，甚至刻意否認都成了可能。由於不可能被真實地記錄，這種罪行註定要以不真實的面貌出現在人們的記憶中。在這種挑戰面前，回憶本身也無能為力：「只有那些歷史學家，那些擁有他們職業中最核心的品質，即對事實、證據、證物一絲不苟、充滿熱情的人，才能為過去的真相把關。」

希特勒在歐洲實施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方案」不僅僅是戰後國際法律體系中「種族屠殺」或「反人類罪」這些關鍵領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們對此評論時的道德（在某些歐洲國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場。否認或者漠視「浩劫」——也就是「大屠殺」，則被視為文明的公共話語中無法忍受的行為。這就是主流政治家們盡其所能read.99csw.com，避免與讓- 瑪麗·勒龐之流的政治蠱惑家們產生干係的原因。現代的「大屠殺」已經遠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那個難以否認的事實，這個事實是歐洲人再也無法忽視的。就在歐洲準備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最後一座紀念館落成開幕，最後一批倖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時，對死於戰爭中的歐洲猶太人的追憶成為歐洲大陸人性回歸最恰當的認可和保證。但在過去，事實並非總是如此。

還有一些禁忌也隨著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辭一道消失了。如今，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紅軍和蘇聯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新近獨立的波羅的海沿岸3國要求莫斯科承認「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對其國家獨立主權的單方面破壞。波蘭人在1995年4月最終促使俄方承認卡廷森林里被殺的2.3萬名波蘭軍官的確是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國防軍。此後，波蘭人要求蘇聯檔案向波蘭調查官全面公開。直到2005年5月，波蘭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無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記憶仍然還是人們心頭的一道傷疤。

如果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們還想知道為何在奧斯威辛的焚屍爐上重建歐洲曾經顯得如此重要，那麼只有歷史才能幫助我們回想起來。這個嶄新的歐洲，是由那些代表著可怕的過去的符號和象徵聯結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個不同尋常的成就；然而，它將與那個過去永遠捆綁在一起。如果歐洲人想要維繫這條至關重要的紐帶，而歐洲的過去還要為歐洲的現在提供勸戒和教育意義的話，那麼歷史應該在今後每一代人中得以傳承下去。「歐洲聯盟」也許可以作為人們對歷史的一種回應，卻永遠不能成為歷史的替代。

毫無疑問，法國戰時統治者對在該國領土上受到驅逐的猶太人的命運應該擔負絕大部分責任。儘管法國現代的歷史學家們在外國同行的啟發下，也在試圖證實這一點，但官方的態度卻從未轉變過。從喬治·蓬皮杜（自1969年至1974年間任總統）到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任期為1974年至1981年），再到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為1981年至1995年），官方的態度一直保持一致：不管維希政權做過什麼，或者在其統治下發生過什麼，是維希政權自己的事情。維希政權的問題存在於法國，但可能只是某些法國人的行為所致。維希政權只不過是法蘭西共和國史上一段獨裁專制的插曲。換言之，維希不屬於「法國」，因此法國公眾的良心是清白的。

被佔領的歐洲各國均形成了各自的「維希綜合征」。例如，在戰爭時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園裡還是在戰俘營，義大利人都備嘗艱辛，這就轉移了公眾對義大利人給其他民族——例如巴爾幹半島，或者義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帶來的苦難的注意力。荷蘭人和波蘭人的戰爭故事將在數十年內維持著國家的自我形象，荷蘭人尤為如此，他們重視自己國家的反抗形象，但卻盡其所能忘掉這樣的事實：2.3萬荷蘭人曾經自願加入黨衛軍，組成了西歐最大的納粹分遣隊。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年前後，超過兩成的挪威軍官志願加入了維德孔·吉斯林的新納粹「民族統一黨」。儘管解放運動、抵抗組織和流亡者，甚至連敦刻爾克勇敢的大撤退或1944年的華沙起義，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補、美化國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殺卻對此「毫無用處」。

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官方調查中，人們痛心地發現瑞士除了做盡掠奪黃金的勾當，在戰時極力幫助德軍為虎作倀之外（參見本書卷一第3章），瑞士銀行和保險公司還有意識地大量竊取屬於猶太賬戶持有者或者由於親人遇害而提出索賠的猶太客戶的錢財。在1996年第一次得以公開的與波蘭共產主義政府達成的秘密協議中，伯爾尼政府甚至把遇難的猶太人的銀行賬戶提供給華沙新政權，而作為回報，波蘭對被共產黨接管的瑞士銀行和產業做了補償。一旦類似的證據開始呈現，這個國家毫無污點的閃光形象便崩潰了，無論數目多大的賠償金（是在不甚情願的情況下答應支付的）、償付金和「受難者基金」，都無法在短時間內使之恢復。德國的《時代周報》在1996年9月13日的社論中提到瑞士終於被「大屠殺」「長長的陰影」籠罩，併為此擊掌稱好，頗有幸災樂禍之意。但事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20年。英國現代學者在研究法國歷史時發現，60年代針對維希時期的法國學術文獻——儘管沒有多大價值——對「猶太人」問題幾乎沒有給予任何關注。在法國和其他國家的「維希研究」中，人們所關注的問題是貝當政權到底屬於「法西斯」還是「反動派」，以及它代表的是這個國家共和國歷史的延續還是斷裂。仍然有一批具有威望的歷史學家認為貝當政權這個「盾牌」替法國擋住了「波蘭化」的衝擊，聽上去就像是希特勒要把東方曾經歷過的蹂躪施加在他征服的西方諸國上。不管是在史學研究中，還是在法國人的生活中，任何質疑法國所謂的全國性英勇抵抗運動的行為仍然無法獲得支持。

由於附近相對缺乏警醒納粹暴行的紀念場所，人們對此問題的類似看法有增無減。納粹煞費心機地挑選了遠離「舊帝國」的地點來修建主要的死亡集中營，這不是說地理位置的遠近本身決定了人們敏感的程度，事實上「達豪」是慕尼黑的一個郊區，離市中心也就是一趟電車的路程，當地人也並沒有因為它近在咫尺而了解那裡所發生的一切。巴伐利亞議會於1948年1月通過匿名投票決定，將「達豪集中營」遺址改建成一座「勞改營」，也就是針對「遊手好閒，反社會分子」所設立的強制性勞工營。就像漢娜·阿倫特在1950年訪問德國后所說的那樣：「人們對於發生過的事情無動於衷的現象隨處可見，但這很難說是他們有意不去哀悼，還是缺乏真情。」1955年，法蘭克福法院宣布豁免一位名叫彼得斯的醫生。他曾經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為納粹黨衛軍提供名為「齊克隆B」的毒氣，但卻因為「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該毒氣曾用於屠殺流亡者」而免予起訴。

但除了這幾點以外，俄羅斯人的記憶出現了分歧。事實上，這種分歧產生了兩個民間組織，各自宣揚彼此截然對立的針對本國共產主義歷史的批判理論。刊物《紀念》於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見的自由主義者創辦，目的是為了獲取蘇聯歷史的真相併將之公之於眾。它的成員注重於人權侵害，堅持承認歷史、防止歷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兩年創立的《回憶》同樣致力於重現歷史、尊重歷史。然而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僅限於此。《回憶》的創立者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於自由主義者。他們想要展現的是一種完善後的俄羅斯歷史：刪去其中的蘇聯「謊言」，但同時不受與俄羅斯傳統不符的思想，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影響。短短几年之內，《回憶》就發展成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政治陣地，它以俄羅斯被忽視和「被詆毀」的歷史為武器，抵禦來自「世界主義者」的挑戰和干涉。

將近3年後，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的社論，它在動情地談論「28萬被驅逐出境者，只有2.5萬人倖存」的同時，卻沒有一次提及「猶太」這個字眼。根據1948年通過的法案，法語中的「被驅逐出境者」一詞只適用於因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驅逐的法國公民或居民。被驅逐的法國人並沒有因為他們被送往的集中營的性質，或者他們到達集中營之後的命運得到任何區分。因此被關進列車，運往奧斯威辛並被毒氣屠殺的猶太兒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為「政治流亡者」。無意中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多數猶太兒童都在國外出生，他們在法國憲兵的威逼下離開父母，但後來在官方文件或者紀念碑上則被稱為「為法國而死」。

的確，人們曾經在華沙猶太人聚居區的原址上，緬懷過那裡發生過的生生死死。然而，發生於1943年的華沙猶太人聚居區的猶太人起義，卻被一年後的波蘭人的華沙起義擠到波蘭人的記憶之外。在共產黨執政下的波蘭，沒人會否認德國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但很少有人提起這個話題。波蘭落在蘇聯的控制中，加之人們普遍認為，猶太人歡迎甚至協助過共產黨接管波蘭，這兩種原因使得波蘭人對德國佔領時的記憶變得模糊。無論如何，波蘭人自己蒙受的戰爭苦難沖淡了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關注，且在一定程度上與之抵觸，而這個「苦難比較」問題將會在數十年內毒害波蘭人與猶太人的關係。這種並列比較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合時宜的。300萬波蘭人（非猶太血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雖然低於烏克蘭部分地區或猶太人的死亡率，但仍然是個驚人的數字。可是波蘭人和猶太人之間又的確有所不同。對於波蘭人來說，要在德國的佔領之下生存下來是艱難的，但是從原則上來說是可以的；對於猶太人來說，你在德國的統治下可能幸免於難，但在原則上你是必死無疑的。

但是這種改變也不應該被誇大。在60年代，聯邦德國的總理（基辛格）和聯邦總統（漢斯·呂布克）職務均由前納粹分子擔任，這與青年時事評論員（參見本書卷二第5章）所指出的那個波恩共和國政府的自我形象大相徑庭。在道出納粹的真相與承認德國人應須承擔的集體責任方面，兩者大不相同，大多數的政界人物至今對此仍舊保持沉默。此外，在1967年，有32%的德國人認為希特勒若不是「因為戰爭」的緣故，將步入德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列。儘管這個比例（其中德國的中老年人佔了絕大多數）低於1955年的48%，但仍然讓人感到難以心安。

與此相似，現代國際法學和政治措辭中對「權利」（以及對踐踏人權做出賠償）的強調，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難和損失沒能得到承認和賠償的人提供了根據。一些德國保守黨人從國際社會對「種族清洗」的譴責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國團體的索賠事宜——這些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被驅逐出自己的土地。他們質疑，為什麼自己所受的苦難就顯得那麼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對波蘭人所做的，還是最近米洛舍維奇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所為，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捷克總統貝奈斯對蘇台德區的德國人的所作所為有什麼兩樣？到了21世紀初，社會名流圈裡已經有人開始討論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紀念館，即一所「反驅逐紀念中心」，用來紀念所有的遭受種族清洗的受難者。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對德軍在東部前線所犯下的罪行進行的調查儘管來得太遲，但它所促成的一系列審判成為德國人自我反省的導火線。這些審判始於1958年對戰時烏爾姆「干預小組」成員的訴訟，隨後阿道夫·艾希曼鋃鐺入獄並受到起訴，之後以1963年12月和1965年8月間在法蘭克福對審判奧斯威辛守衛的審判告終。這些審判過程也是集中營倖存者戰後得以公開他們悲慘經歷的首次機遇。同時，聯邦法律所規定的針對謀殺案件的20年「法定時效」也得到了延長（儘管沒有被取消）。

《如果這是一個人》一書轉給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僅僅印刷了2 500本。其中的絕大多數一直被遺棄在佛羅倫薩的一間倉庫里，盡毀於20年後的一場大水災中。萊維的回憶錄一直到了1959年才在英國得到出版，但只賣出了幾百本（該書的美國版本《奧斯威辛倖存錄》也直到20年後才開始暢銷）。法國最知名的伽利瑪出版社在很長時間里都拒絕購買任何一本萊維著作的出版權，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之後，他的著作和影響力才在法國得到認可。與他著作中的主題一樣，由於無人願意去傾聽，他在很多年的時間里都默默無聞。到了1955年，他意識到談論集中營已經成為了一種「卑鄙」的行為：「你得冒著人們指責你靠受難者身份吃飯，或者指責你有暴露癖的風險。」另一位奧斯威辛倖存者朱麗安娜·特德斯基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過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為義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難，儘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沒有被關進集中營里的經歷……他們那時總是說，『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結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很長一段時間。」httｐs://rｅａｄ•99ｃsw.cｏm

「大屠殺」遠非是人們所要忘卻的全部：「戰爭過後的那些豐年裡……歐洲人把『集體失憶』當作擋箭牌（漢斯·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語）。幾百萬歐洲人在戰爭中與法西斯當局和佔領軍妥協，勾結戰時特務機構和統治者，受盡不為人知的羞辱，歷經物質上的困難和個人的不幸，因此他們完全有理由遠離不久前的過去，或者為了達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這段歷史。」法國歷史學家亨利·盧索後來所稱的「維希綜合征」，指的就是人們數十年來一直難以接受那場戰爭的真相，從而不由自主地試圖塵封那段歷史，或者為了維持戰後脆弱的社會關係而改寫歷史。而這種「維希綜合征」絕非法國所僅有的。

隨著「后共產主義」東歐修改記憶的風潮的興起，對比較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實上，政治家和學者們已經開始支持這類比較了。而在西歐，這種並置比較的做法還存有爭議。對希特勒和斯大林兩人的直接比較並不是爭議所在，因為很少有人質疑這兩位獨裁者乖戾專橫的本性。然而，將斯大林前後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歸為一類的建議，將給西方自身的歷史帶來不安的因素，並且不僅是對德國而言。對於許多西歐知識分子而言，共產主義是人類共同命運前進過程中失敗的衍生物。但對於中歐和東歐的知識分子而言，共產主義是20世紀威權主義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區的成功應用，也應當如此為人們所銘記。歐洲各國也許能統一起來，然而歐洲人們的記憶深處卻仍有隔閡。

即使是在英國，公眾也不會去討論大屠殺問題。布痕瓦爾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監禁法國人的集中營，其中關押著擁有組織嚴密的委員會的共產黨政治犯。與此相似，戰後的英國具有標誌性的納粹集中營不是奧斯威辛，而是卑爾根——貝爾森（被英國軍隊解放）；當戰爭接近尾聲時，電影院開始公映戰時拍攝的新聞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倖存者卻沒有被特別地指明為猶太人。戰後的英國猶太人也往往傾向於保持他們一貫低調的形象，將往事深埋在心底。作為集中營倖存者的後代，傑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顧在英國的童年生活時說：「儘管在家裡討論大屠殺時可以無話不說，但在其他場所他們卻是諱莫如深。我的朋友們可以將自己父親在沙漠里與德國山地守軍的戰鬥經歷吹得天花亂墜，而我卻對自己父親的經歷感到難以啟齒。直到不久前他們都還是默默無聞。從抑制到痴迷，英國公眾對這個話題的態度轉變經歷了將近50年的時間。」

由於幾乎所有荷蘭人都被認為參与了「抵抗運動」，並且盡了全力去阻止德軍的計劃，他們給人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戰時印象，但這個形象在更早的時候就受到了源於荷蘭本土的質疑和打擊。在60年代中期，官方發行了多卷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解釋了荷蘭在戰時的細節過程，其中包含了驅逐事件，但涉及猶太人災難中的受難者、過程，特別是起因等等細節問題時，卻只是謹慎地一筆帶過。不管怎樣，人們幾乎沒怎麼讀過那套書。但在1965年4月，荷蘭歷史學家雅各布·普利瑟所出版的第一本關於荷蘭猶太人種族滅絕的完整歷史——《滅頂之災》，僅在1965年就賣出了10萬冊，並且激起了公眾對該主題的濃厚興趣。大量的電視紀錄片，以及其他關於戰爭和侵略的節目也蜂擁而至。其中有一部題為《侵佔》的節目熱播了20多年。接著，官方的態度也開始有所轉變。在1965年，荷蘭政府首次提出為奧斯威辛紀念館捐款——儘管長達7年之後，荷蘭才最終同意為倖存的猶太流亡者發放撫恤金，而早在1947年，蒙難的反抗人士和其他納粹受害者就得以享受這種補償了。

新近這種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體受難從本質上來說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說是毫無差異，因此在紀念它們時應該給予同等的待遇。這激起了來自最後一位仍然健在的華沙猶太人起義領導者——馬瑞克·埃德爾曼的猛烈反駁。2003年，當他在反對建立那個紀念中心的請願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說：「好一個紀念！他們受了那麼多苦嗎？就因為他們沒有了房子？背井離鄉當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猶太人失去的不僅是他們的房子，而且還有所有的親人。遭受驅逐是苦難的一種，可這個世界的苦難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沒人給他們立紀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然而，沒有人對奧地利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由於總體而言他們沒有因近代史感到不安，將近四成的奧地利人仍然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幫凶，並且有43%的奧地利人認為納粹主義具有「兩面性」——這恰好證明了他們和其他人共同的偏見。與奧地利接壤于阿爾卑斯山脈的鄰國瑞士則不同，在1945年之後的40年裡，瑞士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戰時的檔案。瑞士人不遺餘力地將猶太人拒之門外，但這個事實卻被忘得一乾二淨；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小說和電影作品中，這個國家還被刻畫成一座安全的避風港，熱情接待任何一名能夠抵埠的難民。瑞士人為自己清白的良心而得意洋洋，愉快地享受著來自全世界的、令人羡慕的敬意。

但這些局限性恰恰說明了這部電視劇的影響力。這部系列片連續4個晚上在德國國家電視台播出，據估計有2 000萬之多的德國人收看了該劇——遠遠超出了成年人數量的一半。該劇的上映與對馬伊達內剋死亡集中營的前衛兵的審訊恰好形成巧合，提醒觀看的德國人此事還未了結。此劇對公眾的影響超乎尋常。6個月後，聯邦德國聯邦議院投票廢除了針對謀殺案件的時效條例（應該被記錄在案的是：投反對票的所有人中，後來當選為總理的赫爾默特·科爾赫然在列）。從此以後，德國人了解「浩劫」主題的深刻程度處在歐洲人的前列，他們活躍于全世界的最前沿，督促公眾對於他們國家的暴行保持清醒的頭腦。在1968年，總共才有471個學校團體訪問了達豪集中營，而到了70年代末，每年的訪問數量就遠遠超過了5 000個。

戴高樂的離職對這種狀況的影響微乎其微，儘管新一代的法國人對國家榮譽少有興趣，對法國近代史也沒有情感投入。毫無疑問，在接下來的年頭裡，法國人對大屠殺的了解有所增加，對大屠殺也變得更加敏感，這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謝戴高樂——這位法國總統在1967年11月27日那次著名的新聞發布會上引發了人們的義憤：由於以色列取得「六日戰爭」勝利，法國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將猶太人稱作「一個自信而又傲慢的民族」。1985年，法國導演克勞德·朗茲曼拍攝了名為《浩劫》的紀錄片，儘管幾乎只涉及猶太人在東方的滅絕經歷，但或許正是因此，它對法國觀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然而在其他地方，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在波蘭，新建立的「民族紀念研究院」想方設法鼓勵對有爭議的歷史問題展開嚴肅的學術調查和研究。然而波蘭政府對曾經參与屠殺猶太人的公開道歉，激起了波蘭民眾的強烈反對。更令人遺憾的是，波蘭團結工會的英雄、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列赫·瓦文薩對2000年出版的《鄰居們》一書所做出的反應，就是這種反對情緒的集中代表。《鄰居們》是美國歷史學家揚·托馬斯·格羅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猶太人遭波蘭鄰居屠殺的情況做出的頗具影響力的研究。瓦文薩在一次廣播採訪中抱怨道：「格羅斯」這個人顯然是要在波蘭人和猶太人間散播不和的聲音，他是「一個平庸的作家……一個想憑這本書賺錢的猶太人」。

值得注意的也是法國所特有的情況是，在更加忠實地研究法國戰時歷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的是外國歷史學家，其中兩位分別是德國的埃伯哈德·傑克爾和美國的羅伯特·佩克斯通。他們的主要著作都出版於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之間，首次利用來源於德國的資料揭示法國故意低估維希罪行的嚴重程度。這是任何一個土生土長的法國學者都無法輕鬆對待的主題，因為即使已經解放了30年之久，整個法國的情感神經仍然非常敏感。即便是到了1976年，當獲知一次紀念法國奧斯威辛集中營受害者的展覽的細節之後，「退伍軍人事務部」要求其做出某些改變，因為名單上列出的名字「無法得到法國人適當的共鳴」。

正如1946年一些觀察家所預測的那樣，德國人甩掉了希特勒這個包袱：他們把「元首」當作替罪羊獻給全世界，從而逃避了懲罰和道義上的譴責。人們對於希特勒所造成的後果確實有著極大的怨恨——但也只是因為他給德國人帶來了災難，與他和德國人對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無關。這些年來對於許多德國人而言，將槍口對準猶太人，似乎是希特勒最大的錯誤，而不是他最嚴重的罪行。在1952年的一次調查中，將近四成的聯邦德國成年人毫不遲疑地告訴調查專家：德國「最好」不要有猶太人居住。

只要密特朗還未下台，他自己本身就是這個國家無法公開談論被侵略的歷史恥辱的化身。當密特朗下台之後，情況完全改變了。他的繼任者雅克·希拉克在法國解放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年僅11歲。希拉克上台不到數周時間，在第53個巴黎猶太人被圍捕紀念日上，也就是密特朗一直保持慎言的同一個場合中，希拉克總統打破了50年的禁忌，首次直截了當地承認他的國家參与了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10年之後，也就是2005年3月15日，希拉克的政府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在新建於耶路撒冷的大屠殺博物館開幕儀式上莊重宣布：「法國曾經是這個罪行中的幫凶。她將永遠背負著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

這樣說，並不是為了提倡人們健忘。一個國家必須首先有所記憶，才可以有所忘卻。法國人只有實事求是地理解了維希政權，而不像曾經那樣選擇錯誤的記憶，才可能放下這段歷史，繼續前進。這一點同樣適用於波蘭人——對曾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猶太人的記憶，他們仍舊理不出頭緒。西班牙人也是一樣。自從它轉向民主制度之後的20年裡，西班牙對國內戰爭的慘痛記憶一直諱莫如深。對於那場戰爭及其後果的公眾討論，直到現在才得以展開。而德國唯有正確評價、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納粹歷史，完成一次長達60年的否認、教育、爭論和共識的輪迴之後，才可能開始與那段歷史共處，不再為此牽挂煩惱。

到了20世紀末，1940年到1945年間的歷史階段成了被研究得最徹底的荷蘭斷代史。荷蘭人曾經協助德國人辨認、逮捕、驅逐和處死他們的猶太裔同胞，這個事實早在60年代就眾所周知，但一直過了很久，其影響才得以全面呈現：直到1995年，荷蘭女王貝特蕾絲在訪問以色列途中公開承認了發生在荷蘭猶太人身上的慘劇，荷蘭女王也成了荷蘭首位有此表示的國家元首。在90年代中期，全副武裝的荷蘭維和部隊曾面對塞爾維亞民兵在斯雷布列尼察圍捕和屠殺7 000名穆斯林民眾時無動於衷，任由事態發展，可能只有到了那個時刻，荷蘭人才徹底被歷史教訓觸及痛處。荷蘭人終於展開了一場姍姍來遲的全國性辯論，討論荷蘭為了一貫的秩序、合作和順從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