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主義國家所剩無幾的殘餘，就這樣被全面戰爭全部清除了。毫無例外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不僅讓國家、經濟和所有公民都全心投入了戰爭，而且，他們為了這個目的而動員國家的方式，在僅僅30年前都是無法想象的。不管這些參戰國的政治色彩是什麼，它們都動員、管制、指導、計劃和管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歐洲大陸上，中央集權的政府傳統上就在提供社會服務上擔負著更積極的角色，它們在大幅度擴大了的規模上繼續這麼做。人們普遍相信，市場不足以完成決定性的集體目標的任務：國家必須插手，填補鴻溝。即使在美國，國家（「政府」）雖然總是很小心不跨越傳統的界線，從《士兵福利法案》到下一代的科技教育，仍然都是由華盛頓創立和資助的。

簡而言之，戰爭集中思想。它證明將整個國家改造成一個圍繞著戰時經濟的戰爭機器是有可能的；那麼，人們就會問，為什麼不能為追求和平而採取類似的途徑呢？沒有什麼有說服力的答案。沒有什麼人有意為之，西歐和北美就這麼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很多人並不清楚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經濟的區別。凱恩斯、威廉·貝弗里奇或法國計劃的創始者讓·莫內（Jean Monnet）這些自由主義者，沒有時間將國有化本身當作一個目標，儘管他們很靈活，承認國有化在特定情況下有它的實際長處。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也是這樣：他們對累進稅制和提供全面的社會服務更感興趣，而不是由國家控制主要工業，比如汽車製造。

奇怪的是，對計劃的熱情在美國特別顯著。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只不過是充滿信心的經濟設計的一種實踐：不僅是對關鍵性的資源的設計，而且是對整個地區經濟的設計。路易斯·芒福德（Louis Mumford）這樣的觀察家宣布他們自己「有權搞一點兒集體盤算」：田管局和類似的項目表明，在大規模、長期、前瞻性的計劃上，民主國家也能和獨裁國家勢均力敵。幾年前，雷克斯福德·塔韋爾（Rexford Tugwell）甚至還謳歌這種思想：「我已經看見了偉大的計劃/工作的快樂將屬於我……/我會捲起衣袖——將/美國改變。」read.99csw.com

計劃的知識基礎從來就不是很牢固。我們已經看到，凱恩斯對經濟計劃的態度和他對純粹市場理論的態度一樣：要想成功，兩者都需要有完備到不可能的數據。但是，至少在戰時，他認為短期計劃和控制是必要的；至於戰後和平，他更希望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通過財政和其他刺|激來操縱經濟。但是，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要知道他們希望達到什麼目標，而這一點，在倡導計劃的人眼裡，恰恰就是「計劃」的主旨。

這怎麼可能？即使我們願意承認，這些集體主義的目標read.99csw.com和措施原則上是值得欽佩的，今天我們還是會覺得它們是無效率的，因為它們將私人資金轉向公共目標——而且無論如何都可能有將經濟和社會資源交給「官僚」「政治家」和「大政府」的危險。為什麼我們的父輩和祖輩一點兒不為這些想法擔憂？為什麼他們那麼輕易地就將主動權拱手交給公有部門，為了追求集體目標而交出私人財富？

至於說國家有可能會越權、通過歪曲市場運作來破壞市場，在那些年間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後來還有世貿組織），到國際清算所、貨幣控制、工資限額和指示價格限制，強調的都是需要補償市場的明顯缺陷。

一兩代之後，這些態度看起來肯定有些古怪。戰後30年中，經濟學家、政治家、評論家和老百姓都同意，地方或全國政府有相當大的權力在許多層次上規制經濟生活、管理高額公共支出，這是個好政策。異見者要麼被當作遺老遺少——追求非現實的定理的理論家，要麼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主張將私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上。市場的地位巋然不動，國家在人們生活中起著關鍵作用，社會服務在政府開支中處於領先地位——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例外，因為美國的軍事費用總是急速增長。

簡單的答案是，到1945年，已經很少有人還相信市場的魔力了。這是一場知識革命。古典經濟學要求政府在經濟決策中只扮演一個小角色，而19世紀歐洲和美國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潮主張政府不插手社會立法，主要只限於管制競爭性工業主義和金融投機中極為惡劣的不公和危險。

可是https://read.99csw.com，到了1950年，只有貴族和暴發戶才有希望維持這樣的家庭：稅收、遺產稅和勞動階層能夠得到的工作和工資逐步增加，一貧如洗、恭順謙卑的家政服務人員的勞動力資源差不多完全枯竭了。由於普遍的福利供給，對於從前指望東家慷慨照料的生病、年老或沒有著落的傭人來說，如今這種慷慨也變得多餘了。

在一個短暫的、虛幻的撤退期（最典型的標誌是卡爾文·柯立芝在美國上台、西歐很多地方還有些相對來說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標誌），1929年股市暴跌的徹底破壞和隨之而來的蕭條，迫使所有政府在無效的沉默和公開干預之間進行選擇。或遲或早，它們都會選擇公開干預。

這裏，人們只是簡單地設想，存在著一些不宜由市場完成的公共善事和目標。英國福利國家問題方面的權威評論家T·H·馬歇爾（T.H.Marshall）說，「福利」的全部目的就是「通過從市場中拿出物資和服務來超越市場，或者用某種方式控制而調節市場行為，從而產生一個市場本身無法產生的結果」。

即使在美國，你的工作、你的工資、你買的東西和你可能去的地方，都受到了限制；若是在短短几年前，這些限制是會把美國人嚇得魂飛魄散的。新政的機構和組織曾經看起來那麼驚人地新穎，現在看來，僅僅是為了集體項目動員九*九*藏*書全國的前奏而已。

在一般人中，人們普遍相信，消除極端貧富差距的、溫和的財富再分配對每個人都有利。孔多塞很敏銳地觀察到，「財政部讓窮人有能力買玉米，比降低玉米的價格使窮人也能買得起，花費要少得多」。到1960年，這個論點已經成了西方事實上的政府政策。

在德國，可以理解，人們都不願意追求納粹式的中央控制，但即便是在那裡，「社會市場理論家」也妥協了。他們堅持認為，自由市場和社會目標及福利立法是互相兼容的：如果鼓勵市場記住這些目標，它實際上會有最佳表現。於是就有了至今仍然有效的立法，要求銀行和上市公司長遠著眼，關照僱員利益，對其商業行為在追逐利潤的同時所產生的社會後果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相反，英國的工黨分子們喜歡公有制的概念。如果國家代表勞動人民，那麼，國有九九藏書運營就肯定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由工人處置了吧？不管在實踐中是否如此——英國鋼鐵公司的歷史表明，國家也有可能像最壞的私人企業家那樣無能、無效——它完全轉移了人們對計劃的關注，在後來幾十年中留下了嚴重的後果。另一個極端，共產主義國家的計劃——只不過是用虛假的產量數據來達到虛假的目標——不久就破壞了整個計劃方法的信譽。

基於同樣的原因，高額稅收在那些年間也沒有被當成奇恥大辱。相反，大幅度的收入累進稅被看作是一種兩廂情願的工具，將資源從特權階層和不能利用這些資源的人手中拿出來，交給那些最需要、或最好地利用這些資源的人。這也不是什麼新觀念。所得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開始登堂入室了，而且，兩次大戰期間，還在很多地區繼續增加。儘管如此，遲至1925年，大部分中產階級家庭還是能夠負擔起一兩個甚至更多的傭人，通常是住家傭人。

但是，兩次世界大戰已經幾乎使所有人都習慣了：政府干預日常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多數參戰國加強了對生產的（到那時還微不足道的）控制：不僅控制軍用物資的生產，而且還控制衣物、交通、通信和幾乎所有與一場代價高昂的、絕望的戰爭有關的東西。1918年以後，大部分地方解除了這類控制，但是，政府還是繼續參与管制經濟生活。

這場變化最明顯的徵候是以「計劃」的形式出現的。經濟學家和官僚們總結出，不應當聽憑事情發生，而是最好事先把它們都考慮周全。計劃最受政治極端的讚美和推崇，這並不奇怪。左翼的想法是正是「計劃」使蘇聯搞得那麼好；右翼（正確地）認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們的幫凶們致力於自上而下的計劃，正是這一點使他們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