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當多的證據證明，如果人們之間有很多相同之處，不僅是宗教或語言，也包括收入，他們會更相信他人。一個社會越平等，信任度就越高。這還不僅是收入的問題：生活類似、前景類似的人們，他們的「道德觀」也很有可能會是一致的。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推行急劇變動的公共政策。在複雜或分裂的社會裡，少數派，或者甚至是多數派都有可能被迫退讓，而且往往違背他們的意願。這就使得集體決策爭議繁多，在社會變革上傾向於最低限度：寧可一事無成，也不能因為贊成或反對一個有爭議的項目而分裂民眾。

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公共開支。如果我們通過增稅或發行債券來支付我們家庭所在區的一所學校，很有可能別人（和別人的孩子）是主要受益人。用於建立輕軌系統、長遠性的教育和研究項目、醫學科學、社會保險稅的公共投資和任何其他很多年以後才能兌現的公共開支，也都是這樣的情形。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費心出錢呢？因為別人在過去往往未經深思熟慮就為我們出錢了，我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超越代溝的公民社會的一分子。

儘管如此，信任和合作仍舊是現代國家關鍵的組成部分；信任度越高，國家就越成功。威廉·貝弗里奇在他那個年代的英國可以想象一種高度的道德和諧與公民參与。就像許多生於19世紀末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凝聚不僅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也是理所應當的東西。和自己同胞的團結、和國家的團結，在賦予它公共形式的福利機構之前就存在了。

信任普遍存在的九-九-藏-書社會往往更緊湊和單一。歐洲最為發達和成功的福利國家是芬蘭、瑞典、挪威、丹麥、荷蘭和奧地利，德國（前西德）是一個有趣的局外人。這些國家大部分都人口非常少：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只有瑞典的居民超過600萬人；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人口都加起來，比東京的人口還要少。即使是820萬人口的奧地利或者1670萬人口的荷蘭，按世界標準也是微型的，光孟買一個城市的人口就比荷蘭還要多，整個奧地利的人口可以裝進墨西哥城——裝兩次。

比較一下美國：很快就不會有一個單一的佔大多數的種族，信仰宗教的人口中，略占多數的新教面對著人數眾多的天主教少數群體（25%），更別提還有重要的猶太和穆斯林人口。加拿大可能是另一種情形：一個沒有主導宗教的（擁有3300萬人口的）中型國家，僅有66%的人口宣稱是歐洲人的後代，但是，信任及其相應的社會組織似乎已經牢牢紮根。

缺乏信任，顯然是和一個運行良好的社會相抵觸的。偉大的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論及城市生活和維護城市街道的整潔和文明時，就談到了這一點。如果我們相互不信任，我們的城市看起來會非常可怕，而且令人難受、不宜生活。此外，她還指出，你不能把信任制度化。信任一旦遭受破壞，基本上就不可能恢復。它還需要社區——集體——的關懷和培養，因為即使動機再好，也沒有哪個人能讓別人相信他，並且也反過來相信別人。

即使是在美國，信任的概read.99csw.com念、對同胞感情的珍惜，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公共政策辯論中變得十分重要。可以說，沒有羅斯福堅持所有美國人共享利益、目的和需要，美國是不可能這麼成功地將自己從半昏迷狀態的和平經濟體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戰爭機器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好戰爭」，那不僅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是那麼毫無疑問地可怕至極，而且還因為美國人對美國和美國同胞感覺良好。

最後，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雖然單一性和大小對信任和合作的一代有作用，但是文化和經濟上的多樣性也會起相反的作用。移民，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數的不斷增加，在荷蘭和芬蘭，更不要說在英國，與社會凝聚力的明顯下降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說穿了，荷蘭人和英國人不想和他們來自印尼、蘇利南、巴基斯坦或烏干達的前殖民地屬民分享他們的福利國家；與此同時，丹麥人和奧地利人一樣，也不願意為近年湧入他們國家的穆斯林難民「買單」。

稅收明確地揭示了這個真理。我們納稅時，對我們的同胞做出了很多設想。首先，我們設想他們也會納稅，不然我們會覺得我們承受了不公平的負擔，逐漸地就會不再做出奉獻。其次，我們相信被我們賦予職權的人能夠負責任地收集和使用這筆錢。畢竟，等我們發現他們貪污或者浪費時，我們已經失去很多錢了。

但這還不僅僅是大小的問題。就https://read.99csw.com像另一個成功地保持著高水平的公民信任的小國紐西蘭一樣（人口420萬，比挪威還要小），北歐成功的福利國家都明顯是單一性的。直到最近，說大多數挪威人（如果他們不是農民或漁民）都是他們的孩子，僅僅是一點兒小誇張。紐西蘭94%的人口是挪威人種，86%的人隸屬於挪威國教。在奧地利，92%的人口自稱是「奧地利人」血統（在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難民大批湧入之前，這個數字接近100%），2001年公布宗教信仰的人口中，83%是天主教徒。

自我認同意義上的「歐洲人」概念是一個新近形成的習慣。結果，跨國合作或互助以前會引起地方強烈的懷疑，今天卻大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荷蘭的鍾錶匠今天毫無怨言地補貼著葡萄牙的漁民或波蘭的農民，無疑，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鍾錶匠們沒有嚴密地調查他們的政治領袖們究竟用他們的稅做了些什麼。但這也是信任的標誌。

芬蘭也是如此，公布宗教的人中，96%是正式的路德教徒（除了一個很小的瑞典社區以外，差不多全是芬蘭人）；丹麥95%的人口信仰路德教；即使是荷蘭，明確地區分為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除了小部分后殖民少數群體——印尼人、土耳其人、蘇利南人和摩洛哥人，其他所有人都將自己稱為「荷蘭人」。

不過，「我們」是誰？我們究竟相信誰？英國保守主義哲學家邁克爾·歐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認為政治依賴於一個信任社區的界定：「政治是一種處理一群人的總體安排的活動，從他們共同承認這種安排的方式這一點來看，這些人構成了一個單獨的社區。」但這個定義是循環定義：究竟是哪一群人承認一個「處理其安排」的共同方式？全世界？顯然不是。我們會指望內布加斯加州奧馬哈市的居民樂顛顛地為吉隆坡修建橋樑公路而納稅，心裏明白馬來西亞納稅人會自覺自愿地回報他嗎？不會。九九藏書

所有的集體任務都需要信任。從孩子們玩的遊戲，到複雜的社會組織，人類只有放下他們相互之間的懷疑，才能一起工作。一個人抓住繩子，另一個人跳。一個人扶著梯子，另外一個人往上爬。為什麼？部分是因為我們希望互惠，部分是因為人有一種為了集體利益一起合作的自然傾向。

最後，大部分稅收要麼是用來償還過去的債務，要麼是為未來開支進行投資。於是，過去的納稅人和今天的受益人，今天的納稅人和過去、未來的受益人——當然還有要支付我們今天的成本開支的未來納稅人——之間就暗含著一種信任和相互的關係。這樣，我們註定不僅要相信我們今天不認識的人，還要相信我們九*九*藏*書永遠不可能認識、也不會認識的人，和所有這些人，我們都有一種複雜的相互利益關係。

20世紀中葉的社會服務國家可能天生就帶有一些自私的東西：他們有幸得到了幾十年的好運——種族單一，很小的、受過教育的人口，每個人都可以從別人身上認出與自己的共同點。所有這些極少受到外來威脅的自給自足的民族國家，都有幸在1945年之後的幾十年中加入到北約組織的大傘之下，將他們的預算用於國內發展，沒有受到歐洲其他地區移民的困擾，更遠地區的移民就更不成問題。這個局面改變后，信心和信任似乎就破滅了。

那麼，是什麼在定義信任社區的運作範圍呢？無根的世界主義對知識分子來說還不錯，但大部分人都住在以空間、時間、語言，或許宗教，或許——儘管很遺憾——膚色等等為標準界定的地方。這樣的地方也是變動的。大部分歐洲人都是直到最近才用住在「歐洲」來界定自己：以前他們會說他們住在（波蘭）洛茲，或（義大利）利古里亞，或者興許是（倫敦郊區的）帕特尼。

大小和單一性當然都是無法轉變的。印度或美國不可能變成奧地利或挪威，在最純粹的意義上，北歐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完全是無法出口的：他們和沃爾沃有幾乎一樣的吸引力——也有相似的局限，可能很難賣到那些不那麼看重代價不菲的堅固性和耐用性的國家和文化去。此外，我們還知道，即使是城市，也是那些比較單一和內斂的城市情況好一些：在維也納和阿姆斯特丹不難建立市政社會主義，但在那不勒斯和開羅就要困難得多，更不要說加爾各答或聖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