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得沒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福利國家不僅維持了將近30年的完全就業，他們還維持了比過去那種不受限制的市場經濟更有競爭力的增長率。這些經濟成功之外，他們還引進了各種社會變革，短短几年後，這些變革似乎就顯得十分平常了。當林登·約翰遜談及建立一個「偉大社會」時——其基礎是將大量公共開支用於各種由政府支持的項目和機構——反對的人很少，覺得這個提議奇怪的人就更少了。

對於所有能夠記得從前的人來說，社會開支和福利的漸漸增加，看起來簡直就是奇迹。已故的英籍德裔政治學家拉爾夫·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 的身份使他能夠判斷他有生之年所觀察到的大規模變化，他這樣寫及那些樂觀的年代：「從多種意義上講，社會民主的共識標志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進步。從來沒有這麼多人有過這麼多的機會。」

通過以不能創造更多的低工資就業機會為代價而保護「好」工作的方式，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福利國家做出了有意的選擇。在美國和英國，從70年代開始，低工資和不穩定的工作開始取代繁榮時期那些更穩定的工作。今天，一個年輕人如果能夠在必ｈｔtps://reaｄ.9９ｃｓｗ.com勝客、樂購或沃爾瑪找到一份最低工資、沒有福利的工作，他可能都會覺得自己幸運。法國或德國不太可能有這樣的工作。但是誰，以何理由，會說一個人在沃爾瑪為低工資工作，比她/他在歐洲模式下領取失業救濟要好呢？確實，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工作。但是，代價是什麼？

這樣，當我們發現，像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這樣的英國早期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她所尋求的「社會主義」可以解析成公共教育，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公園和公共遊樂場，為老年人、病人和失業者提供集體資助等等時，我們就不應當吃驚。前現代世界的團結，及E·P·湯普森（E.P.Thompson）所稱的「道德經濟」，一直在她的腦海中：人們需要合作，他們應當為公共的善而一起努力，任何人都不應當被排除在外。

社會民主主義一直是一種雜牌政治學。第一，它將后資本主義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夢想和需要與資本主義世界生活和工作的實際認識結合起來，這個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不是像馬克思在1848年熱情洋溢地預言過的那樣，進入了最後階段。第二，社會民主主義又十分重視「民主」這部分：與20世紀初期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及其共產主義後繼者相反，自由社會的社會民主黨人接受民主遊戲的法則，很早就對他們的批評者和反對者做出妥協，作為為權力競爭而付出的代價。

傳統國家的首要任務是國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眾不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1980年前後達到最高峰，社會開支成了現代國家主要九*九*藏*書的預算責任。到1988年，除了美國以外，所有的主要發達國家在廣義的福利上投入的資源要比任何別的項目要多得多。可以理解，這些年間，稅收也急劇增長了。

在美國人甚至是現代英國人眼裡，這一點有可能確實有些奇怪。如果一個崗位不再生產任何人所需的東西，為什麼還要保護人們不失去這份工作呢？最好還是承認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毀滅」，等更好的工作出現吧？但是，在歐洲大陸人看來，經濟下滑的時候把大批人扔上街頭的政治意義，比為了維持「不必要」的工作而可能導致的效率損失，後果要嚴重得多。像18世紀的工會一樣，法國或德國的工會學會了如何保護那些已經有固定職業的「自己人」不受「外人」——年輕人、非熟練工人和其他尋找工作機會的人——的損害。

福利國家的起源和目標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它們是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公共事務中另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的產物：這個變化就是將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和技術官僚引入管理業。最好的結果是美國的社會保障系統和英國的公共醫療服務。這兩項都是極其高昂的革新，打破了從前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和修修補補的方式。

這些福利工程的重要性不在於其主張本身——保證每個美國人都有一個安全的晚年，或者讓每個英國公民無須支付服務點費用就可以得到一流的醫療服務，都是好事，卻不是什麼新主張。但是，認為這些事情最好由政府來辦，因而應當由政府來辦：這種主張是前所未有的。

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即法國人所稱的「Etat providence」，遵從的是第三個模式。這裏，強調的主要是保護就業公九-九-藏-書民不受市場經濟的浩劫。值得提醒的是，這裏的「就業」並不是一個隨機的形容詞。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在經濟災難面前維持工作和收入，是福利國家的首要任務。

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遵循著一個更具選擇性但也更有抱負的方案：其目的，如很有影響的瑞典社會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所闡明，是將國家「保護個人不受自相殘害」的責任制度化。美國人和英國人都沒有這麼大抱負。認為國家會知道什麼對人民最好——儘管我們在學校課程和醫院事物上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一點——這個想法聞起來還是有優生學，或許還有安樂死的味道。

在「偉大社會」時代逐步衰退的年月里，這些都是引起焦慮的正當理由。但是，儘管它們能夠解釋管理精英們為什麼會失去一些信心，卻不能解釋標志著我們這個年代的態度和期待上的激進轉變。擔心一個好制度不能自我維持是一碼事；對整個制度完全失去信心又是另一碼事。

即使是在高峰時期，斯堪的納維亞的福利國家還是將九九藏書經濟留給私營部門——它們那時還繳納高額稅收來支付社會、文化和其他服務。瑞典人、芬蘭人、丹麥人和挪威人給他們自己提供的不是集體所有制，而是對集體保護的保障。除了芬蘭以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都有私營的養老金計劃——那年頭，這在英國人甚至大部分美國人眼裡都會顯得十分古怪。但他們指望政府提供幾乎所有其他服務，而且大度地接受了由此帶來的道德侵犯的高壓措施。

這些批評大多可以證明是錯的。以1932年至1971年間美國的社會立法的質量和數量來衡量，美國毫無疑問是一個「好社會」；但是，很少人會願意聲稱美國在「美國世紀」那些太平盛世年間缺少主動性或創業精神。然而，即使20世紀中葉歐洲的社會民主和社會服務國家在經濟上確實不能維持，這個事實本身卻不足以說明它們不值得我們注意。

這種社會保護政府的作用曾經是、現在仍然是遠離風險，其代價是扭曲了勞工市場本該是中立的運作。幾年前還經歷了血腥的動亂和內戰的歐洲大陸社會，如今卻明顯穩定，為歐洲模式罩上了有利的光環。此外，當英國和美國經濟遭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極大破壞，此書寫作時（2010年2月），超過16%的美國勞動力要麼正式失業，要麼不再找工作；德國和法國度過這一難關時，人類痛苦和經濟排斥的程度要低得多。

這些服務和資源究竟具體如何提供，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英國很有影響的普濟主義者主張以高額的全面稅收來支付所有人能夠平等享用的服務和資源。選擇主義者主張根據每個公民的需要和能力調整費用和福利。這些都是實際的選擇，但它們也反映了深刻蘊含的社九_九_藏_書會和道德理論。

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解除社會服務、福利、政府資助的文化教育資源和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許多其他事物，可能會顯得不可想象。確實，隨著養老金賬單的增加和嬰兒潮一代變老，有人指出公共收支之間可能出現了不平衡。為這麼多方面的人類活動立法以確保社會公正，制度成本不可避免地十分高昂：享受高等教育、為窮人提供普遍的法律援助、為藝術提供文化贊助都不是免費的。此外，隨著戰後繁榮的冷卻，普遍的失業重新成為嚴重問題，福利國家的稅收基礎看起來也十分脆弱。

第三，社會民主主義者並不是特別地或者哪怕是基本地對經濟感興趣（這一點和共產主義者正好相反，共產主義者總是強調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的主張）。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分配概念。其主旨是保證財富和資產不要不合比例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權的人手中。如我們所見，這在根本上是一項道德事務：社會民主主義者，像18世紀批判「商業社會」的人一樣，對毫無管制的競爭所造成的後果感到憤怒。與其說他們是在尋找一個激進的未來，不如說他們是在尋求回歸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價值。

信任、合作、累進稅和干預主義的國家在1945年後的幾十年中給西方社會留下了什麼？簡單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榮、社會服務和更加平等。近年來，我們已經慢慢習慣了一種論斷，就是為這些好處付出的代價——經濟低效率、創新不足、扼殺創業精神、公共債務和喪失私人主動性——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