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金流動仍然避開了國內的政治監管。但是，工資、工時、養老金以及對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來說重要的一切，仍然是在地方範圍內進行著協商和爭論。由於全球化帶來的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危機，國家會被期待著更果斷地解決由此產生的緊張關係。作為站在個人和像銀行或跨國公司那樣的非國家機構之間的唯一組織，作為佔據跨國機構和地方利益之間區隔的唯一監管單位，領土國家的政治重要性很可能會大大增加。在德國，安傑拉·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黨靜悄悄地從他們短暫的市場熱情，退卻到了更得民心的對社會市場國家的認同——把它當作對過度的全球化金融的保險，是很說明問題的。

愛德華時代的樂觀主義，被持久的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黃金時代的幻覺和後來40年的現實之間的裂縫，是由經濟裁員、政治煽動和不間斷的國際衝突填補的。到1945年，人們普遍「渴望安全」（凱恩斯語），滿足渴望的辦法是提供公共服務，和納入戰後從華盛頓到布拉格的統治體系的社會安全網。由凱恩斯從其美國新用法中改用的「社會安全」一詞，成為旨在防止回到兩次大戰期間的災難的預防性機構的通用簡稱。

即使經濟也有歷史。國際化（「全球化」的舊稱）的最後一個偉大時代出現在「一戰」之前的帝國時代。當時人們就像今天這樣，普遍相信「我們」（大英帝國、西歐和美國）正踏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和穩定的時代的門檻上。國際戰爭發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國不僅在和平的保護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戰爭，在幾十年的工業化和武器技術的巨大進步后，將造成極其惡劣的破壞和無法忍受的高昂代價。沒有哪個理智的國家或政治家會想要戰爭。

但是，正像社會的中介組織——政黨、工會、憲法和法律——阻礙了國王和暴君的權力，國家本身現在也可能會成為處在沒有權力、沒有保障的公民，和沒有反應、不負責任的公司或國際機構之間的主要的「中介組織」。而國家，或者至少是民主國家，在其公民眼中維持著一種獨特的合法性。只有國家對他們負責，他們也對國家負責。

此外，到1914年時，由於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國與有野心的國家之間的小規模糾紛和邊界爭議顯得荒誕和不合時宜。比如說，分裂奧地利帝國從經濟上說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業腹地在波希米亞，首都在維也納，勞動力來自整個中歐和東南歐洲的移民，奧九_九_藏_書地利帝國是現代經濟生活國際化的活生生的證據。肯定沒有任何人希望僅僅以民族主義教條的名義來使這個自然單位的所有組成部分都破產和貧困化。國際市場已經替代民族國家而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單位。

此外，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經濟全球化會順利走向政治自由。中國和其他亞洲經濟的開放，只是將工業生產從高工資地區轉向了低工資地區。此外，像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某國是一個低工資國家。它還是、而且更主要的是一個「低人權」國家。正是因為沒有人權，才保持了低工資，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是這樣——同時還壓制著與中國競爭的那些國家內的工人的人權。資本主義沒有能使廣大群眾的處境更加解放，而是加劇了他們所受的壓迫。

經過幾十年的相對失色，民族國家準備重新奪回它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經曆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的人民，會回到只有領土國家才能提供的政治象徵、法律資源和物理屏障之中。在很多國家中這些已經在發生：看看美國政治中日漸強烈的保護主義的吸引力，波及西歐的「反移民」政黨的風行，無處不在的「牆」「屏障」和「考試」的呼聲。

今天，20世紀看起來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我們被掃入了一個關於「一體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無限生產力的新的主敘事中。像早期的關於無限read.99csw.com改善的敘事，全球化的故事綜合了一種價值判斷性的口頭禪（增長就是好）和關於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經揮之不去了，是一個自然過程而不是人類選擇。全球經濟競爭和一體化的不可避免的動態，已經成為時代的幻覺。像瑪格麗特·撒切爾曾經指出過的：別無選擇。

我們應當警惕這些主張。「全球化」是戰後幾十年所熱衷的、對技術和理性管理的現代主義信仰的更新版。像原版一樣，它暗暗地將政治排除在選擇的領域之外：經濟關係的制度，如18世紀的重農主義者曾經宣稱的那樣，是由自然制訂的。一旦它們被判別出來，並且正確地理解之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按照它們的原則來生活。

至於認為全球化會削弱政府、促進由大規模跨國公司支配著國際經濟決策的公司市場國家的興起：2008年的危機表明這是一個海市蜃樓。當銀行倒閉時，當失業率顯著上升時，當需要大規模的糾正措施時，「公司市場國家」就不復存在了。還是只有我們從18世紀以來就知道的那個國家，我們僅有的國家。

經過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印度2006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28美元）仍然只略微超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社會和經濟指標的整體計算，印度比古巴和墨西哥還要低七十多位，更別提和完全發達的經濟之間的差距了。至於現代化，儘管熱情地、頗得讚賞地九_九_藏_書參与著高科技工業和服務的全球化經濟，印度的4億工人中只有130萬人是為「新經濟」工作。至少可以這麼說，全球化的好處要花格外漫長的時間才能一點一滴地實現。

這看起來似乎有些與直覺相悖。全球化的許諾——更廣義地說，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法律和規章的國際化——肯定是植根在超越傳統國家的前景中了吧？我們據說正走向一個合作的跨國時代，在這個時代，由領土定義的政治單位之間固有的衝突會被歷史束之高閣。

若要找對1914年前歐洲人的極度自信的記錄，沒有比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後果》更好的讀物了：這本書總結了大難臨頭的世界的幻覺，寫于讓所有這些和平的幻想都破滅了50年之久的戰爭之後。凱恩斯提醒我們：「（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在實踐中已經基本完成。」用一個當時ｒeａｄ.9９ｃsｗ.ｃoｍ尚未用過的詞，世界好像是「平的」。

這個先例應當使我們謹慎。全球化的第一個時代顫顫巍巍地停下來了。由於大戰及其後果，歐洲的經濟增長直到50年代才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經濟那貌似無法停止的邏輯，被互相對立又政治不穩定的新民族國家的興起壓倒了。俄國、奧地利、土耳其、德國，最後是英國，帝國都分崩離析了。只有美國從這場國際巨變中獲利：而且，即使是美國，也是在導致這場國際巨變的戰爭結束大約30年以後，才開始享受自己的新霸主地位的好處。

但是，認為日益全球化的經濟會導致財富的平均化——全球化的更為自由主義的崇尚者這樣為全球化作辯護——這一看法是不正確的。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確實變得不那麼明顯了，但是，一國之內的貧富分化實際上卻加劇了。此外，持續的經濟擴張本身既不能保證平等，又不能保證繁榮；它甚至不是經濟發展的可靠來源。

如果全球化的矛盾只是暫時性的，如果我們只是生活在民族國家的暮年、全球統治的凌晨，這些問題都會不成為問題。但是，我們難道那麼肯定全球化是必由之路嗎？經濟國際化在初期就帶來國家政治的失色？這也不會是我們第一次在這方面出錯。我們到現在已經學會了，政治仍然是民族國家性的，即使經濟不是；20世紀的歷史提供了眾多的證據，說明即使是在健康的民主國家中，拙劣的政治選擇通常會戰勝「理性的」經濟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