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西歐對勞動力如此饑渴，可以如此輕易地吸收他們，這說明直到20世紀60年代，歐洲的經濟（和歐洲的其他許多方面一樣）顯然延續了上個世紀工業社會的特色。最好的例證就是該時期經濟騰飛的第三大因素：煤炭。「二戰」前，煤炭佔據了法國、德國、英國和比荷盧三國90%的工業和家庭能源消費。戰爭結束五年後的1950年，它仍占歐洲煤鋼共同體六個成員國（法國、義大利、聯邦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初級能源消費的82%。因此，這種關鍵產品的開採和分配是任何歐洲大陸生產力復興計劃的核心。煤炭是「歐洲的資源」，它產自當地且開採相對廉價（初期投資在許多年前就完成了）。在20世紀50年代的歐洲，人們用煤炭鍊鋼；將煤炭從礦區運往鍊鋼爐的火車同樣使用燃煤發動機；絕大部分家庭雖然不再用煤炭烹飪，但還是會用它取暖；以倫敦為首的西歐大城市常年被煤塵籠罩，經常會演變成令人窒息的煙霧。開採這種珍貴資源的人仍然是傳統勞動者中自豪的貴族。

在某些方面，這項農業政策是「歐洲」整體構造的生動寫照：一個由形形色|色的選舉考量、經濟利益和國家政治文化造就的偶然結果，時局讓它變得必要，繁榮讓它變得可能。只有當成為既成事實后，它才被視作更廣闊的歐洲國家融合過程的一部分；如果後者是初衷的話，這樣的農業政策不可能被實施。

亟待彌補的巨大差距不僅是負擔，也可能是機遇。最終它的確變成了機遇，這當然要歸功於經濟管理者和計劃者們——比如羅貝爾·馬若蘭（Robert Marjolin），他曾和讓·莫內共同制訂了戰後法國的發展計劃，後來還在歐共體擔任要職；自大蕭條開始以來，像馬若蘭這樣的戰後公務員和經濟顧問一直在苦等一展身手的機會。聯邦德國是重中之重，它是西歐其他經濟體仰賴的基礎，好在那裡的恢復速度也是最快的。到了1949年第四季度，德國西部地區恢復到了1936年的產出水平，而且僅一年後就超過了該水平30%。

正如19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到被普魯士趕出了德國事務后才開始尋求在中歐和東南歐扮演主導角色，1950年的法國直到首選策略被其他強國否定后才接受用「歐洲」方案來解決德國問題。該方案背後的理念並不是全新的——不幸的左翼聯盟（Cartel des Gauches，1924—1926年）的領導人愛德華·埃里奧（Edouard Herriot）也曾表示願意在「德國問題」解決后讓法國加入「統一的歐洲」。但在1925年，法國尚無力用「歐洲」方案來解決自己的困難，而且也沒有任何迫切的需求去這樣做。甚至當法國在七十五年間三次與德國開戰後，盟友們也很少能理解法國對強大德國的持續擔憂。1948年，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曾表示：「法國人總是把德國看成巨大威脅……我們覺得這是過時和不現實的。」

不過，與煤炭、勞動力和美元相比，純粹的好運對歐洲一體化的發展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它的六個創始國中有五個是歐洲當時或後來最富有的國家；直到1973年才吸收了三個新成員，到20世紀80年代才不得不接納了較貧窮的地中海沿岸國家；最重要的是，從1951年到1989年，它一直無需擔憂吸納東歐更貧窮的國家加入「歐洲」所產生的影響。這完全是運氣而非選擇，至少不是官方政策的結果。相反，這種歐洲貿易夥伴關係的前所未有之處體現在，它從一開始就表達了日後擴張的意圖。歐共體及其繼承者完全沒有把目光局限在保護現有成員的利益上，而是宣稱把自己的規則和優勢推廣到其他國家才是最有利的。

歐洲各國的所有主要政治派別都或多或少地對集中型經濟和社會組織表示認同，這對戰後國內和國際重建工作的展開至關重要。一位經濟計劃方面的權威人物在1949年曾表示：「現在我們都是計劃者」。由於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開始掌控經濟，讓各國把某些門類交由跨國權力機構集中掌管的設想變得更加可行，而這在「一戰」后是不可想象的。

歐盟關於自身本質和目的的描述正變得越來越浮夸和違背歷史，我們對此的質疑並非為了否定它的成就。西歐以驚人的速度複原，而隨後的繁榮（特別是入盟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成員國間達成的各種國際協議和安排，它們的主要意義在於避免了兩次大戰之間的災難重演。這次成功在近代歐洲史上是獨特的，但那也正是我要強調的。無論今天的西歐是如何被造就的，它幾乎肯定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不可複製的。無論聽上去多麼有道理或者出於多麼美好的願望，認為它的模式在未來可以被不斷延續下去的想法只是美夢。為了看清這點，我們需要更細緻地審視它誕生時的某些狀況。

此外，甚至在成員國中間，即將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也無法代表強烈或牢固的歐洲意識。正如某些評論者所指出的，1951年4月18日簽署生效的舒曼計劃是法國和聯邦德國間事實上的和約，除了確立重要但有限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計劃沒有太多別的意義。隨著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又稱馬歇爾計劃。1947年提出，翌年開始實施，預計在四年內結束）的終止，舒曼計劃的局限開始顯露出來。法國人否定了所有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努力：1952年荷蘭提出的旨在協調農業生產的所謂「綠池」（Green Pool）計劃在三年後與法國人對它的鼓勵一同被埋葬，而歐洲防衛力量（European Defense Force）計劃則在法國引發了分歧（戴高樂分子和共產黨表示反對，中間黨派表示支持），最終因為1954年8月在法國議會遭到否決而被西歐放棄。

於是，共同市場的共同農業政策應運而生。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無論哪個黨派主持的法國政府都接受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跨國地位（它們本來是對此反感的），以便換取法國農業保護政策的「歐洲化」。出於自身的原因，荷蘭也加入了（主要是為了免受丹麥的競爭）。對聯邦德國而言，共同農業政策對本國也有一定好處（特別是南部），但更多的還是為了從擴大的貿易共同體受益而付出的合理代價。此外，只有通過該政策才能讓法國接受共同商業政策，更不用說在《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的序言中提到的「日益密切的聯盟」了。共同農業政策的有趣之處在於，即使在法國，它也從來沒能惠及大部分農民。它的受益對象主要是大型穀物和牛奶生產商，橄欖、蔬菜、水果和酒類種植和銷售者得到的好處要少得多。

關於這些援助對西歐經濟的具體意義存在分歧——有學者認為，即使沒有援助，歐洲也會「騰飛」，只是要慢一點兒。1947年，歐洲大陸曾因無力購買必要的初級進口商品而陷入經濟危機（這是馬歇爾計劃的導火索），但在上述分析家看來，這次危機要歸咎於增長：對原材料不斷增加的需求導致沒有足夠的美元購買它們。這種觀點可能忽視的地方是，經濟復興需要歐洲各國政府做出艱難的抉擇（比如，把滿足現代化還是消費需求作為投資目標），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援助，復興過程中幾乎肯定將出現政治和社會動蕩。因此，馬歇爾計劃讓西歐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幸運處境：既有能力進口初級材料，又能投資公共基礎設施；既可以保持和提高收入與國內消費水平，又可以把失業率維持在歷史最低水平，甚至還能控制通脹。

在那些年主導歐洲人前進方向的既非理想主義，也不是歷史命運的必然。從戰後的現實來看，很難說希特勒戰爭倖存者們的攜手是順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1944年，美國記者珍妮特·福萊納（Janet Flanner）在為《紐約客》寫的專欄中所預見的是截然相反的情況：絕望的各國將在歐洲內部打響稀缺資源的爭奪戰。誠然，西歐各國必須設法展開合作是顯而易見的；但僅憑戰後精疲力竭和集體困窘的現狀，不可能推測出合作的程度和形式。此外，許多可能的合作形式（特別是經濟合作）完全無關理想，也並不預示著未來的統一。

因此，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那個歐洲實體在某些重要方面完全是意外。它的形式或成員既沒有被預見，也無法預見。1947年9月，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表示，ｒead.９９ｃsｗ.coｍ歐洲人毫無集體決策或行動的能力，美國國務院必須「單方面決定」什麼才是有利於他們的。這種說法在當時並非沒有道理：1948年6月，法國國民議會僅以四票的優勢表決同意在法英美三國佔領的德國西部建立聯邦政府。

隨著戰後初期生產危機的結束，農業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和之前的十年一樣，1955年的問題也是如何保持較高的農產品價格，同時又把它維持在對消費者來說合理的水平上。與此同時，生產的快速發展和非農產品的貿易造成了城鄉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讓人們擔心地回想起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歲月。此外，儘管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逐漸下降，但糧食供應卻在快速增長，這得益於新的生產方法和更高的效率對生產力的提升。

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誕生於1951年，設想來自讓·莫內（Jean Monnet），由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於1950年提出計劃。1958年，它改組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俗稱「六國歐洲」（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和比荷盧三國）。後來，這個位於大陸最西端的繁榮「歐洲」又接納了英國、丹麥和愛爾蘭，成為「九國歐洲」。隨著20世紀80年代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它進一步擴大，成為「十二國歐洲」。最新加入的奧地利、瑞典和芬蘭讓它的成員國達到十五個。今天，當人們提到斯洛維尼亞和波蘭等未來可能的新成員時，他們會大言不慚地直接說：這些國家「正在加入歐洲」。

西歐及其官方發言人「不再關心奧斯維辛」，而是開始全身心地崇拜自己所取得的經濟成就。1960年，經合組織預測經濟增長將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增長率甚至會更高。十年後，新的預測變得略微保守，但仍然許諾「中期內」將有平均5%或更高的年增長率。最明顯的證據是，在1985年的《單一歐洲法案》（旨在儘快實現單一市場和消除歐共體內部的一切壁壘）中，起草者仍然認為「增長」是未來一體化歐洲的共同目標和理念紐帶。西歐人被引向聖西門（Saint-Simon）想象中的世界——在那個「工業家」的社會中，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唯一的共同信仰。

戰後數十年間西歐的這種巨變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呢？顯然，如果這些年間西歐沒能得到重建，結果將是災難性的。1946年時，人們對復興前景仍然缺乏信心。作為一個公認的細緻觀察者，珍妮特·福萊納在當年10月曾寫道，歐洲人「正在慢慢進入新的冰河期。」那麼，信心的恢復和其後的經濟復興究竟帶來了什麼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歐洲內部的貿易有了大幅增加。也就是說，西歐通過互相出售商品獲得了繁榮。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西歐人的狀況與1913年相比並沒有什麼區別，當時約60%的貿易都是在歐洲國家間完成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間的相互貿易和資本流動可能直到相當晚近才超過了1850—1913年歐洲國家間的水平。

今天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會錯誤地認為（這是情有可原的），主導戰後西歐重建的是以統一歐洲大陸為目標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無疑是存在的，比如1947年的歐洲統一運動（European Unity Movement）等組織的成員。但他們對現實世界沒有產生任何明顯的影響。有趣的是，在歐洲大陸統一問題上最為高調的英國領導人，恰恰在後來歐洲共同體的真正建設過程中沒能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1942年10月，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對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如果俄國（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淹沒了歐洲古老國家的文化與獨立，那將是一場無法想象的災難。儘管現在還很難說，我仍然認為歐洲大家庭會在歐洲議會的領導下同仇敵愾。」1945年，在歐洲大陸的解放區的確流行過一陣理想主義的情緒，但大部分宣揚者著眼的是本國：按照戰時參加抵抗納粹佔領運動的各派所劃定的秩序進行洗牌和改革。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的學者或政客主要關心的仍然不是未來統一的歐洲，而是本國的政治。

戰爭和冷戰讓戰後歐洲政客的政治戰略成為了現實，而近代史上歐洲大陸經濟災難性的表現則讓後來的繁榮顯得不同尋常。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經濟發展受到三重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兩次大戰以及兩次大戰之間的停滯和政策失誤。納粹對戰爭相關行業的投入完全無法彌補這些行業生產出來的武器所造成的破壞。由於兩次大戰之間工商業的馬爾薩斯式做法，錯失的投資和現代化機會，以及工廠和交通基礎設施的破壞，1945年後的歐洲要趕超的不僅是1939年、1929年甚至1918年，而是1913年的水平。以法國為例，該國解放時的工業設備平均已經使用了二十五年。

因此，共同農業政策的真正功能是政治而非經濟的。不過，它對選情的意義也越來越小。歐共體各國的農民人數一直在下降，在整個20世紀50、60年代更是大幅減少，下滑之勢直到二十年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加入時才開始放緩。如果只是為了選票，法國政客們本不必花費那麼大的精力和代價推行該政策。但由於法國曾經是一個農業佔主導的國家，人們無法接受農村社會如此迅速瓦解，於是創造了關於其文化核心地位的神話，一如德國人的「故鄉」情結。即使農村世界正在消失，保留和保護它的願望仍然非常強烈，與之相比，人口證據和經濟考量幾乎不值一提。這種情感被和過去幾十年間關於農村艱苦生活的記憶結合起來，確保這項極為昂貴的歐洲農業保護計劃延續至今，儘管它與歐洲經濟政策的主流背道而馳，而且實際受惠者與名義上的受益人群也不成比例。

除了這些脆弱和失敗的經濟合作嘗試之外，人們還採取了外交手段，特別是法國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德國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為推進法德合作所做的努力。20世紀20年代，施特雷澤曼不厭其煩地呼籲取消關稅壁壘，甚至提出建立歐洲貨幣。儘管並不很認同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這位德國的內閣部長1922年被民族主義分子暗殺，斯蒂芬·茨威格稱其為歐洲的理念「獻出了生命」）的觀點，但他無疑相信，把德國放在更廣闊的歐洲環境中是最有利的。白里安更加雄心勃勃（儘管細節上有欠考慮），他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方案，並表示「像歐洲人這樣來自同一地緣集團的諸民族之間應該擁有某種聯邦式的紐帶」。英國外交部對白里安的計劃發表了富有洞見但略顯懷疑的評價，認為它的目的在於「重組和鞏固歐洲的財政和工業，以便確保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能夠對抗日益崛起的非歐洲勢力的競爭，特別是美國。這永遠是『歐洲合眾國』或者『泛歐洲』概念的主要目的。很難想象『泛歐洲』還能有別的什麼意義。」九-九-藏-書

另兩個因素則幫助西歐成功戰勝了周期性危機，此前這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宿命。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第一代嬰兒潮出生者成年前，儘管西歐面臨著嚴重的工人短缺，但通過引進廉價和聽話的外籍勞工，這個問題輕鬆地得到了解決：他們有的來自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殖民地，有的來自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而義大利北部吸引了本國最南端欠發達地區的同胞。聯邦德國則享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該國的一千多萬難民——這些人來自東普魯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其他日耳曼人已經生活了許多個世紀的國家和地區，當地解放后，他們遭到了驅逐。這個國家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夠吸收任何可用的勞動力，難民們帶來的技術和體力超過了養活他們（並讓他們繼續對復讎指日可待抱有政治幻想）的成本。

到了1960年，西歐工業對煤炭的依賴下降到了僅48%，在此後的十年中將進一步減少。但在戰後最初的十五年間，歐洲並沒有遭受這種巨變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動蕩。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煤炭一直以來在各國的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並被認為還將繼續扮演），西歐國家可能就找不到如此明顯的共同利益來組建國際經濟共同體了。儘管它們也擁有共同的政治面貌（最早簽訂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的六國都是天主教民主國家），但推動歐洲合作進程的還是國內經濟問題（煤鋼貿易國際協定被認為是解決該問題所必需的）。

可見，戰後歐洲最終選擇的經濟一體化道路不乏先例，這類理念和計劃的捲土重來也完全沒有特別的理想主義色彩。相反，依靠跨國組織來振興低迷歐洲的想法在各個政治派別中都有支持者。特別是（但不是唯一的）兩次大戰間的法西斯分子，他們曾經在口頭和書面上提出要建立一個重新煥發青春的歐洲，拋棄過去的分裂，團結在一系列共同的目標和制度周圍。20世紀30年代，年輕的中間路線者們——如比利時社會黨人保羅-昂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後來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和歐洲政治家——紛紛加入新成立的「青年歐洲」（Jeune Europe）等組織，並在那裡遇到了志同道合者，比如在法國淪陷期間出任德國駐巴黎大使的奧托·阿貝茨（Otto Abetz）。

歐洲經濟大繁榮和由此產生的美夢是戰後特殊局勢的產物。其中，馬歇爾計劃不容忽視，它一方面得益於美國的巨大財富，另一方面要感謝杜魯門政府願意把這些財富用於向歐洲貸款、撥款和無償資助。從1948—1952年，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額達到了約130億美元。而在1945年後的十年間，美國對歐洲的援助總額達到了248億美元（其中英國獲得69億，法國55億，聯邦德國39億，義大利29億）。

與1918年相比，法國人在1945年面臨的困境並無本質區別。唯一的不同是，法國在1918年至少是戰勝國，而在1945年，法國是事實上的戰敗國（儘管名義上不是）。與1919年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一樣，害怕被英美盟友拋棄的戴高樂（de Gaulle）和其他法國政客在1945年同樣不得不面對德國這道難題：一方面要把德國的力量控制在無法構成威脅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又要讓德國保持足夠的生產力，以便為法國工業的生存提供足夠的必需原材料。從19世紀90年代起，法國就一直離不開德國的資源，特別是煤。為了給本國的鍊鋼業提供燃料，法國需要魯爾區（Ruhr）的煤炭；反諷的是，1919年阿爾薩斯-洛林（Alsace Lorraine）回歸后，這種依賴更強了，因為上述地區的回歸讓法國的鋼鐵生產能力翻番，但煤炭供應量卻沒有顯著增加。到了1938年，法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進口國，每月僅從魯爾區就要進口42萬噸。不過到了1946年，魯爾區的煤炭產量下降了70%，而此時法國本國的煤炭產量要比1929年的水平低得多。

事實上，為了克服共同的問題而將經濟利益捆綁起來的做法完全不是新發明。歐洲「合眾國」的想法早在19世紀中葉就被提出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箴言報》（Le Moniteur）在1848年2月對其進行了鼓吹］。此外，還有多種方案提出以瑞士的州制度為模板建立歐洲經濟聯盟。關稅同盟是另一種在19世紀相當流行的想法，有的方案提出擴大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將荷蘭、比利時、丹麥甚至哈布斯堡王朝也吸收進來，不過它們最終沒能成為現實。

聯邦德國快速且毫無爭議地加入了西歐大家庭，這要歸功於美英蘇戰時同盟的瓦解和歐洲內部兩大敵對陣營的出現，除此之外別無解釋。百廢待興的佔領區讓英國人不堪重負，而美國也希望繁榮而忠誠的德國能夠在西方同盟中發揮一定的作用。於是，1919年的錯誤被奇迹般地避免了——儘管1945年後，人們比「一戰」后更有理由把德國變成二等國家，因為這次它所犯的戰爭罪行是當年可憐的德國皇帝所無法想象的。但冷戰的開始讓分界線兩側的德國人融入了各自所在的半個歐洲，並得到了一視同仁的對待。

這是無法複製的一次性發展。也就是說，西歐也許再不必彌補三十年的經濟停滯或半個世紀的農業蕭條，或者在災難性的戰爭之後開始重建。各國也再不必被迫抱團，或者在共產主義的威脅和美國人的鼓勵這兩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攜起手來。作為20世紀中期西歐繁榮的締造者，無論戰後局勢是好是壞，它都是獨一無二的，再沒有人能夠享有同樣的好運。

在希特勒敗亡后的十年間，歐洲局勢的四個方面造就了現代西歐成長的特殊環境。首先是戰爭的影響本身。戰爭期間，交戰國和被佔領國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調動自己的資源和人口。德國人對本國的戰爭工業進行了巨額投入，有的行業（特別是冶金業）在戰敗后倖存了下來，而且奇迹般地毫髮未傷，為戰後經濟的復興貢獻了重要力量。在某些被佔領國（如比利時或捷克斯洛伐克），德國軍隊的到來刺|激了生產並限制了勞動者的反抗，不僅加快了利潤的積累，還為戰後的現代化打下了基礎。戰時歐洲各地的社會動員為和平時期國家相對較多地插手從社會福利到經濟計劃的一切事務鋪平了道路——用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的話來說，「戰爭和福利是兄弟」。

從西歐人應對農業問題的方式上可以最為清晰地理解這一點。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規定歐洲農產品的目標定價必須高於世界價格，同時保證以事先約定的價格購買剩餘部分——長久以來，這一直是歐共體最為昂貴的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初消耗了歐洲經濟共同體70%的預算。表面上看，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極端不合理的資源濫用：1980年，農業僅吸收了義大利14%的勞動力，在法國是8.7%，在聯邦德國只有5.6%。即使到了1960年，農業在法國國民生產總值中也僅佔9%。那麼，為什麼其他歐洲國家如此輕易地屈服於法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施加的壓力，把這項農業保護和定價政策置於「歐洲」大廈的核心位置呢？

重新燃起的戰爭恐懼也許會讓當時剛剛開始經濟復興的歐洲重新拿起武器。這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可能是災難性的（朝鮮戰爭期間增加軍費支出所造成的相對較輕的衰退就是警示）。但美國對歐洲的巨大幫助（更多的軍事存在和馬歇爾計劃的直接經濟援助）讓西歐人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冷戰迫使他們增進團結與協作，同時免去了他們的軍事負擔。隨著他們變得更加富有，防務支出占預算的比例反而大幅下降了。1953年，該支出佔法國和英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1%，在義大利和聯邦德國略低於5%。到了1970年，英國為5%，法國為4%，聯邦德國和義大利為3%左右。九九藏書

不過，儘管將本國的歷史困境「歐洲化」並非法國人的初衷，但該方案的成功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想象，通過將聯邦德國納入一個由法國主導的共同體，法國領導人既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又避免了被指使用自私手段謀利。正如許多年後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這位法國政治家在職業生涯的最後擔任過歐盟委員會主席）在其書名恰如其分的著作《歐洲的法國》（La France par l』Europe，1988年）中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所說：「創造歐洲為『某種法國理念』贏回了必要的自由空間。」但該方案的實現不僅是因為德國無力對其提出反對，也因為出於特殊和偶然的理由，波恩當局也需要它。就像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在第一次獲悉舒曼計劃時所說的：「這是我們的突破。」只有通過這樣的「超國界」共同體，新誕生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才有希望重新成為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最初，聯邦德國（和法國的其他夥伴一樣）可能希望建立更大的實體，將英國也包括在內，但它還是接受了法國主導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以便自己的目標（特別是獲得更多主權）能逐漸得到法國的支持。

「二戰」的特異之處在於，它不僅讓一些國家內部出現了分裂，而且每一個歐洲參戰國都是失敗者。它把關於戰爭、內戰、佔領和失敗的共同記憶留給了歐洲次大陸，這是它有趣而持久的影響。儘管「一戰」同樣造成了巨大的人員損失，但對衝突和破壞的共同體驗遠不如1945年後強烈。於是，歐洲人全體成了「失敗主義者」——他們不願繼續相互爭鬥，也厭倦了任何對戰鬥的承諾。

伴隨著西歐的經濟「奇迹」並使其成為可能的是被耽擱了一代人甚至更久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二戰」前，（男性）農民和工人除了投票權幾乎一無所有，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極端化政治歷史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1945年後，佃農的權利得到了改善，並引入了國家保障的養老金、醫療和事故保險、工會權利、帶薪休假和提供補貼的優質住房。西歐開始了在社會和福利權利領域迎頭趕上的漫長過程，它們的基礎早在上個世紀的政治和法律改革中就已經打好了。雖然大部分成果要等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才開始顯現，因為那時的歐洲次大陸才有足夠的能力埋單，但它們的回報將是長期和史無前例的相對社會和平與政治穩定。

於是，當柏林牆倒塌和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倒台的消息傳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官方在慶賀之餘也很快表達了疑慮。當1991年8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遭遇未遂政變時，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曾有些過於露骨地預測，莫斯科仍可能保留某種形式的蘇聯政府——這絕非偶然。他和法國外交家們還一廂情願地試圖阻止兩德統一，並阻撓捷克和其他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洲」。作為戰後西歐國際合作的主要發起者和受益者，法國比大多數國家更有理由意識到，在洲際性考驗面前，歐洲的美夢必將破滅。就像弗洛伊德（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s）中分析人類情感的條件時所提到的：「讓一大群人團結在友愛中總是可能的，只要還有其他人作為他們的攻擊對象。」

但這些構想都沒能實現，法國人既沒能達成一份包括聯邦德國和英國在內的協定，也沒能達成將德國排除在外的協定。於是，舒曼計劃應運而生。該計劃的基礎是讓·莫內的六國共同體構想，六國將在獨立的國際性權力機構主導下分享和協調煤鋼生產與消費。這個由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提出的計劃創造性地將英國排除在未來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之外，但吸收了聯邦德國。僅僅在幾年前，用這樣的方案來解決法國的困境仍是無法想象的。甚至在1950年，這顯然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荷蘭談判者對於英國的缺席尤其深表遺憾（但舒曼計劃讓法國可以在不知會倫敦的情況下採取行動——在經歷了從慕尼黑到倫敦長達十年的外交屈辱后，法國人品嘗到了甜蜜的復讎感）。

戰後局勢中促成「歐洲」誕生的第二個要素是冷戰。從1947年開始，大多數歐洲人清楚地認識到，蘇聯對東歐構成了嚴重威脅，而且即便只是為了自保，西歐國家也必須組成某種形式的聯盟，並把美國也拉進來。首先注意到這點的是英國［特別是1945—1951年任英國外相的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法國則是最後一個。但除了少數知識分子，西歐人並不真的相信，在蘇聯和西方盟國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是可行的。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發動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奪取了東歐或中東歐最後一個尚未受蘇聯直接控制的國家的權力。與此同時，在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領導的社會抗議正愈演愈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布拉格政變帶來的衝擊讓西歐領導人進一步達成了共識，並克服了歐洲人由來已久的對美國力量的憎惡和對美國外交政策動機的懷疑。

這種不滿在不同國家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在法國和義大利，脫胎于戰時抵抗運動的政治聯盟不斷產生齟齬和分歧，浪費了自己的信譽資本和激進承諾。在義大利，這導致了基督教民主黨對政權的壟斷，也使公眾對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失望。在法國，戰後的美好願望在議會的政治遊戲和個人表演中被消磨殆盡。用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話來說，道德革命和戰後重塑法國的夢想不僅失敗了，而且「變得顏面掃地」。於是，與出色的經濟表現相伴的是政治上長期的不穩定，以及日益嚴重的制度腐敗和公眾失望。

貿易協定問題在「一戰」后重新受到重視，隨著戰後一些帝國的解體以及生產單位和貿易模式的被破壞，對卡特爾和貿易協定的需求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與遏制20世紀20年代初的貨幣貶值和物價下降同樣迫切（因為害怕美國的競爭而產生的反美情緒也不容忽視，它至今仍在鼓勵和影響著歐洲內部的貿易合作）。在這一時期的協定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9月簽訂的國際鋼鐵卡特爾（International Steel Cartel），締約國包括德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薩爾州（Saarland，根據《凡爾賽條約》，它當時獨立於德國）。一年後，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進來。1929年，德國生產商宣布退出。兩年後，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協定被廢棄了。

這並不非常令人吃驚：從梅特涅（Metternich）的時代到1945年，奧地利已經連續在六場戰爭中失利。在相當於人類生命周期的時間里，法國經歷了三hｔｔpｓ://reａｄ.９９ｃsｗ.ｃom次代價高昂和元氣大傷的歐洲戰爭，每一次都讓它變得更加貧窮和虛弱。比利時在三十年間兩次成為爭奪和佔領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後西歐各地的民意調查一直顯示，大多數人無法對本國的軍事力量抱有信心，很少支持高額軍費支出，也並不總是把軍事力量視作國家實力的表現。兩個明顯的例外是英國和芬蘭——在西歐國家中，只有它們尚可為自己「二戰」時的軍事表現感到驕傲。

這種策略承認聯邦德國的經濟復興和國家統一是必要的，但需要通過國際盟約、經濟協定和其他手段對其加以限制。同時，它要求確保法國能夠利用聯邦德國的潛在資源，這對於新構想的莫內計劃（Monnet Plan）的成功至關重要——豐富而廉價的德國原材料是這個法國工業重組計劃的關鍵基礎。於是，從1949年到1950年，法國與可能的合作夥伴（義大利、比荷盧三國和英國）展開了一系列複雜的談判。最初的方案幾乎複製了兩次大戰之間由法國主導的高關稅協定，還允許法國以前所未有的優惠條件使用德國的原材料。將英國拉入這個同盟，主要是為了幫助法國（及其在歐洲大陸的合作夥伴）應對未來德國重新崛起和強大起來后的威脅。

在英國，1945年艾德禮（Attlee）工黨的勝利帶來了對「新耶路撒冷」的憧憬，但夢想很快破滅。工黨的確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別是在衛生和教育領域，但還有很多東西被忽略了——如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交通、道路、住房與服務）以及經濟和城市規劃。從某種意義上說，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才被「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取代，實現了新老時代的無縫連接。在聯邦德國，當局故意把注意力一股腦兒地放到經濟重建及其對公共生活產生的道德麻醉效果上。巴伐利亞社會民主聯盟的領導人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在1969年的講話極好地概括了這種做法的目的，他對聽眾說：「一個取得如此經濟表現的國家有權不再關心奧斯維辛。」

1946年和1947年，喬治·皮杜爾（Geroges Bidault）等法國領導人與蘇聯舉行了一系列會談，試圖通過與後者的結盟來繞過這個障礙。這與法國的外交傳統策略一脈相承，即同德國以東的強國建立聯繫。這種做法不無道理——蘇聯人也希望儘可能多地掠奪自己佔領的那部分德國土地上的財產，對法國人利用聯邦德國資源的想法沒有異議，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藉此向英美施壓。不過，隨著冷戰的開始，法國對蘇聯人的外交價值有所下降（本來就是有限的）。1947年4月，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會談中生硬地拒絕了法國提出的支解德國的計劃，迫使走投無路的巴黎只能選擇第三種策略。

最後，與上述社會變革和經濟現代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西歐經歷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農業革命。據估計，1900年時德國西部的單位農業勞動力可以養活5個人，1950年時則為6人。也就是說，農業生產力在20世紀上半葉幾乎沒有提高。但到了1980年，同樣的單位勞動力可以養活35個人。這種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西歐人沒有為了維持日益縮水的農業而自願接受高昂的農產品價格，上述影響將更加顯著。1945年前，大多數西歐人在食品、飲料和煙草上的花費達到或超過他們收入的一半（只有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低於這個比例），但到了1980年，他們的花費佔比只有四分之一或更少，而且生活得更好。

答案與時局的關係很小，與「歐洲」更是毫無關係。從19世紀末開始，東歐和西歐都遭遇了農村人口過剩。儘管有人向城市遷移或移民南北美洲，但許多歐洲農民靠自己的勞動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一戰」后情況變得更糟，農產品價格的下降速度是非農產品的三倍。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果提高農產品價格，必將激怒城市選民，而且在兩次大戰之間，它們無力為支持農業計劃投入大筆資金。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和東歐各國的威權政府試圖實施旨在確保農業自給自足的政策，卻被證明對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城市的高失業率讓就業不足或經濟狀況糟糕的農民和農業工人沒有了別的選擇。各國擁有投票權的貧苦農民紛紛轉而支持承諾解決他們疾苦的法西斯或民粹黨派。

因此，希特勒留給歐洲的持續影響在於，他和他的同夥們讓歐洲從此再也無法安逸地生活在過去。這與「一戰」后的情感形成了驚人的反差：除了精疲力竭的感覺，1918年後還廣泛流行著設法恢復戰前那些年的穩定和安全的慾望。類似的懷舊之情在「二戰」結束后並未出現。

與共同的失敗經驗聯繫在一起的是歐洲人的另一種共同戰時體驗：記憶中的某些東西最好被遺忘（在這點上，英國人和芬蘭人同樣是幸運的例外）。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曾指出，德國人在1945年後享有一種反諷的優勢，他們的近代史毫無值得自豪之處，而他們的文化和政治遺產也已化為灰燼，因此德國人可以拋棄不愉快的記憶，集中精力從頭重建。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在德國的受害者身上。儘管（也可能正因為）故意過分鼓吹反對國內外壓迫的集體抵抗神話，以法國、義大利和荷蘭為首的國家同樣有理由忘掉最近的歷史，重新白手起家。過去對民族和軍事成就的強調變得有些不合時宜並被打入冷宮，社會和經濟事務成了關注的焦點。

人們還採取了其他類似的手段來拯救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歐洲經濟——比如1930年的所謂奧斯陸集團（Oslo Group，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和比荷盧三國）以及1934年義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締結的羅馬協定（Rome Protocol）。但它們都沒能阻止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和表現——貿易崩潰的發生。從1929年到1936年，法國對德國的貿易下降了80%，德國對法國的出口下降了85%。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38年，法德兩國仍在絕望地試圖用貿易協定來扭轉局勢。按照該協定（最終沒能簽署），法國將從德國購買更多的化工和機械產品，而德國則從法國進口更多的農產品。

因此，在德國戰敗后的最初幾年裡，很少再有人提起「統一的歐洲」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字眼受到了玷污。戰後歐洲締造者們的動力來自最普通和最傳統的現實與民族動機——這毫不奇怪，因為他們成長於一個民族國家和同盟的世界，他們成年後最早的記憶來自「一戰」之前。1945年後，他們只能根據過去的經驗、錯誤和計劃來構想新的發展方向。

這種有趣的措辭表明，今天的歐洲更多是理念而非地域，是一個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榮與國際化的共同體，是一個「思想的歐洲」，代表了人權，代表了商品、思想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協作與團結。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歐洲，比所在的大陸更具歐洲性，在歐洲內部傳承了古代文明的一切重要價值，並摒棄了其陰暗的一面，但它的出現不僅是因為歐洲東部的那一半變成了社會主義。畢竟，這個「歐洲」不僅沒有人民民主，而且「歐洲人」試圖借鑒的許多社會和公民美德來自瑞士、挪威、奧地利和瑞典（后兩國不久前才加入歐盟）。今天，這個「歐洲」以嚮導和希望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想要理解它的起源和局限（甚至危險），我們必須回到近代史上的某個時刻，任何歐洲模式的前景在當時都顯得特別黯淡。

面對這種困境的陰影，面對戰前從德國到保加利亞的不幸農民們很容易被法西斯主義吸引的現實，農業問題成了戰後政治和經濟思考中的重要問題，今天我們往往會忽視這點。同樣不能忘記的是，農民在1950年的歐洲大陸人口中仍然佔有很大的比重：是聯邦德國勞動力的25%，法國的30%和義大利的43%。此外，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各地都長期面臨食物短缺，而為了節省寶貴的外匯（美元），人們亟需減少食物進口。直到1949年，只有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瑞士恢復到了戰前的食物生產水平。其他歐洲國家仍在鼓勵農民們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繼續實施的戰時援助措施的幫助下，儘可能快和儘可能多地提供農產品。與此同時，法國和義大利等國開始通過改革提升佃農和農業工人的待遇並保障他們的權利，以便使其接受那些關心他們福祉的民主政策。九_九_藏_書

從這樣的標準來看，歐共體的突出成就是讓成員或多或少地恢復昔日地位。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樣的成就不容小覷，但我們也不應誇大它的意義。如果西歐發展最快和最繁榮的那些年只是抹平了之前的欠賬，那麼當增速放緩時，它的前景將不容樂觀。此外，人們還為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對其一邊倒的重視付出了代價。在所有的西歐大國，穩定與繁榮之下正涌動著不滿的暗流，人們覺得戰後最初歲月的希望和機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浪費了。

20世紀20年代，歐洲統一理念背後的驅動力來自和平主義。在1922年的一份支持歐洲合眾國的宣言中，起草者表示，統一的歐洲將不再有戰爭。宣言的一位重要簽署者是年輕的法國人讓·呂謝爾（Jean Luchaire），在維希政府統治下的法國，他成了一家主要的合作主義報紙的主編——這並不完全是巧合。但到了「二戰」結束時，關於統一歐洲的討論被蒙上了陰影：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以德國為模板提出了名為「歐洲新秩序」（New European Order）的歐陸新體制計劃，它曾經回蕩在上千次的戰時講話中，讓關於新歐洲的願景等同於反布爾什維克和與納粹合作，等同於拋棄自由、民主但分裂的戰前世界。

誠然，在布魯塞爾的公報和西歐國家首腦的會晤中，官方常就這一點表示遺憾。但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間，西歐人一直致力於重建自己所在的那部分歐洲，他們確信，一方面美國的國防預算將保護自己免受外部威脅，另一方面蘇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不會發動不必要的擴張。簡而言之，西歐人對於保持歐洲分裂的願望日益強烈。只有聯邦德國人隱晦地承認了這點，1969年後，通過認可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並對它們的需求和利益表示「理解」，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及其社會民主黨繼承者們的東方政策「買來了」東西歐關係的改善（接受聯邦德國資助的民主德國是名副其實被「收買的」）。面對公眾的抗議，歐共體在20世紀70、80年代仍然依賴歐洲的分裂，並相信這種狀態將一直延續下去。分裂狀態越是穩定，西歐國家間的聯盟就可能越發緊密和繁榮——與此同時，它們還繼續描繪著聯盟「終極」東擴的虛幻願景。

之後每一個階段的歐洲集體行動也都大同小異。從1951年的煤鋼共同體到1957年《羅馬條約》中的「共同市場」，從1968年建立完全關稅聯盟到1969年海牙峰會上的擴容決定，從1985年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到1991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中正式出現「歐盟」之名，這個「日益密切的聯盟」的形成歷史延續了一以貫之的模式：真正或明顯的經濟互利邏輯不足以解釋它形式上的複雜性，某種政治共同體的本體倫理被用來解釋過去的成就，併為未來的統一努力正名。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對狂熱的定義：如果忘記了目標，你就加倍努力。

與此同時，英國繼續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審視戰後歐洲的重組。它不像法國那樣離不開德國的原材料，不像荷蘭那樣需要德國的市場，也不像聯邦德國那樣急於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接納，而同非歐洲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聯繫可以使其繼續無動於衷，高枕無憂。今天的流行說法是，獨一無二的戰時經歷讓英國在當時選擇置身歐洲事務之外，它是對希特勒作戰的歐洲國家中僅有的兩個戰勝國，還是唯一一個從未被佔領的國家。因此，英國無法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願意通過削弱主權來換取經濟復興。但這種說法最多只對了一半。誠然，近代英國人沒有被佔領或擊敗的記憶，直到戰後幾十年，他們仍然幻想自己可以像過去那樣生活。但事實上，1950年時很少有歐洲人（包括英國人在內）會考慮「放棄主權」，在當權者中更是完全不可能。

更為有力的證據是，通過以煤炭為主的原材料出口，聯邦德國在1949年時還保持了對西歐其他國家的貿易盈餘。但僅一年後，盈餘就變成了赤字——聯邦德國開始消費自己的原材料。到了1951年，聯邦德國的製造品第一次有了巨額盈餘，這將成為該國日後經濟表現的寫照。很快，德國的夥伴們也開始迎頭趕上。

1955年，六大成員國代表在西西里的墨西拿展開會談，重新商討歐洲一體化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同樣是形勢所迫。時值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各國必須設法穩定貿易（不光是煤鋼）；聯邦德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0世紀50年代增長了一倍；1955—1965年的十年間，義大利僅對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的出口額就幾乎翻番。即使沒有煤鋼共同體的存在，如此快速的經濟擴張也將迫使從中受益的歐洲國家採取規範措施。與1950年的協定一樣，1957年的共同市場協定不僅是為了引導和控制新的發展趨勢，也是解決某些由來已久問題的新手段。

這就是現代歐洲的奠基神話，它認為歐洲共同體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更廣泛的泛歐願景的核心部分。如果沒有這個神話，締造了「歐洲」的一切（馬歇爾計劃、歐洲煤鋼共同體、經濟規劃、經合組織、共同農業政策等等，甚至包括歐洲法院）將只是各種特定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它們本身都是重塑歐洲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這個以布魯塞爾為核心的「歐洲」沒有被視為自洽、自滿甚至自私的組織，而是成為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燈塔，成為尊敬和信賴的對象，因為它承諾自己不是關稅同盟，不僅僅是富國和大國的新重商主義夥伴關係，不是解決日常經濟困境的具體和實際的暫時性手段。這個歐洲是全體歐洲人的歐洲——即使由於現實的政治障礙，他們無法馬上成為其一分子。此類障礙是為了維護這個有機體的原則，對於英國或西班牙來說，它們是可以被克服的，因而終將被克服（儘管部分創始國之間會產生許多爭執，並感到長久的失望）。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另一些國家似乎註定要被排除在外。

法國夥伴們的動機同樣值得玩味。和法國一樣（甚至更有甚之），荷蘭和比利時最初也擔心美國會在戰後撤離歐洲：1945—1947年，隨著絕大部分美軍的撤離以及美國選民對歐洲事務持續的冷漠態度，對美國回歸孤立主義的恐懼絕非空穴來風。因此，比荷盧三國認為，不讓英國完全退出歐洲大陸事務是極為重要的。不過，對它們來說，更重要的是看到德國經濟的恢復——特別是荷蘭，它的經濟復興和現代化取決於能否向重新壯大起來的德國市場銷售自己的產品。即使沒有英國作為安全保障，比荷盧三國也需要一個復甦的德國，並願意為此承擔風險。對於荷蘭外長德克·斯蒂克（Dirk Stikker）這樣的政客而言，德國甚至還是對法國經濟主導地位的有力制衡。

此外，儘管有了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GATT）、經合組織（OECD）、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在西歐經濟體中，進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在此之前，它們只是填平了前些年貿易的災難性下滑。在西歐製造品對全球出口的貢獻上，英國的份額從1929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僅9.7%。我們也許並不對此感到驚訝，畢竟這被認為是對英國沒能加入歐洲俱樂部的懲罰之一。然而，法國早在1929年就在全球製造品出口中佔據了10.9%的份額，可是直至1980年才恢復到10%。聯邦德國的份額則分別是1929年的20.5%和1980年的19.9%（與之相比，日本的份額在同期增加了近400%）。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區別在於，前者可以慢慢收復失地，後者則無能為力。

因此，法國的策略是儘快掠奪德國的資源。在戰後提出的最初方案中，德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將削減到最低水平，同時它的原材料將被最大程度地利用——這與最終導致法國在1923年佔領魯爾區的失敗策略如出一轍。這種試圖複製20世紀20年代初災難性政策的孤注一擲的做法與英美政治領導人的想法發生了衝突，後者希望復興（聯邦）德國經濟——這不僅是為了歐洲的復興，也是為了減輕盟軍（特別是英國）向佔領區人民提供食宿的負擔。與此同時，英美佔領軍［特別是美軍司令盧修斯·克雷（Lucius Clay）將軍］越來越傾向於賦予戰後德國的西部地區一定的自治權，而法國人有理由對這種做法感到不安（英美同意讓法國佔領薩爾州，但那裡的煤炭非常不適合法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