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歐洲」遠非唯一，它們都有一定資格享有這個名字，但都無法將其獨佔。不過，易北河（Elbe）與萊塔河（Leitha）以西的國家早就屬於歐洲了，而它們以東的地區總是處在某種「變成」歐洲國家的過程中。也許我們可以像伏爾泰那樣認為存在著兩個歐洲：一個是熟悉的，而另一個等待「被了解」。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採用的不同視角也有一定道理，他認為兩者的區別就像家族中可敬而正直的成員之於一群令人尷尬、有點兒煩人並總是糾纏不清的窮親戚。但東西歐之間的差異絕不是在1945年甚至1918年後才出現的；18世紀的旅行者和觀察家們通過「想象」造就了東歐的概念，也許他們出於自身的考慮對其進行了有偏見的解讀，但那塊土地不可能是他們憑空捏造的。

那麼，在外部邊界，在歐洲與亞洲接壤處那些相互滲透的地區，情況又如何呢？邊界能夠被明確劃定嗎？由於其半島的身份，巴爾幹顯然是歐洲的一部分（包括歐洲色彩最不明顯的區域），不然它又能屬於哪裡呢？對當地居民而言，半島的歷史也是極具「歐洲性」的：它的早期近代史和現代史上充斥著對土耳其帝國的抗爭，在關於為推翻「亞洲人」的統治而戰的真實或想象的記憶中，東正教、斯拉夫世界和「歐洲」被融為一體。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因此擁有了共同的戰鬥意識——北面是中歐天主教徒及其斯拉夫盟友，南面和內部是穆斯林由來已久的威脅，他們被擠在中間。

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並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在各族群內部和之間劃清界限是這個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維定勢之一。這個過程始於公元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單一實體變成了兩個部分的總和；加洛林王朝的興起鞏固了分裂的結果，讓此前處於無政府狀態、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歐洲西部擁有了明確和穩定的邊界。查理曼於9世紀建立的帝國與「二戰」后最初的「六國」歐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樣覆蓋了法國、聯邦德國、比荷盧三國和義大利，儘管它把義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並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羅馬、加洛林王朝和之後的某些帝國沒有精確的邊境線，而是把界牆（limes）、邊境區（marches）和軍事區作為邊界；加洛林王朝的東部邊界和拜占庭帝國的北部邊界一直是不精確的。但到了14世紀，當歐洲的邊界「封閉」后，東西歐洲的區別也變得極為明顯。

誠然，西歐的經濟和文化重心經歷過巨大的變遷——從萊茵蘭到倫巴第，然後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納，隨後又回到低地國家，最終停留在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國的首都。但它們很少會過於偏東，甚至從未越過維也納。無論布拉格和維爾紐斯（Vilnius）一度多麼繁榮，它們從來都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的首都，就像某個歷史時期的佛羅倫薩、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和維也納那樣。至於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我們在此不做討論。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興起和美洲的發現讓歐洲歷史的中心大幅轉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亞新教貴族在白山戰役中的失利無疑是波西米亞的一場歷史性災難，因為16世紀的布拉格剛剛經歷過學術和藝術的繁榮。莫斯科大公國的興起終結了波蘭在歐洲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現實（儘管沒有終結它的長期夢想）。上述事件都已成為過去，但從此以後，我們眼中的大部分歐洲史實際上都是西歐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啟蒙運動后的西方思想界同樣偏好宏大和普世的主張與願景。因此，從雅各賓派到共產主義者的西方左翼人士更加認同大型領土實體和標準化的社會習慣（他們似乎本該更關心地區的社會和民族問題）。東歐的特殊主義讓它總是受人詬病，這也是為什麼俄國、德國和英國思想家們經常認為，如果中部和東部地區能夠依附某一個或幾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或者由它們瓜分，就像1772—1795年間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波蘭的貪婪之舉——這次瓜分成了此後整個東歐地區歷史的寫照），那麼歐洲事務管理起來會更加容易。

這同樣解釋了許多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知識分子熱切的親法情結，在試圖跨越東西方之間冷漠和誤解的鴻溝、讓自己融入歐洲文化的努力上，他們堪比——甚至超過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波蘭作家們。今天，布加勒斯特的許多方面也許只帶有模糊和不完整的歐洲印記，但正因如此，正因為羅馬尼亞偏遠農村的非歐洲色彩更為濃重，當地的某些知識分子（和貝爾格萊德的知識分子一樣）總是竭力把自己與西方（特別是法國）聯繫起來，以此表達對祖國環境中非歐洲元素的蔑視。上述想法經常會激發其他當地知識分子極端的民族主義，並在城市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造成更深的隔閡。這同樣是一種典型的「歐洲」特色。

不過，東西歐的關係在「二戰」后的確發生了新的變化。希特勒讓戰後的東西歐經歷了比以往都要相似的歷史，只是歐洲「另一半」的情況更加黑暗。與西歐人相比，戰爭、內戰和佔領對東歐人造成的後果遠為嚴重和持久。從1939年到1945年，死於戰亂的人數佔法國戰前人口的比例是1.75%，荷蘭是2.2%，而南斯拉夫的軍民死亡人數則佔到戰前人口的10.6%，在「總督府」（General Government）所控制的波蘭土地上則是17.9%。東歐的知識分子成了德國人首當其衝的目標：以捷克為例，納粹戰時經濟對工人、工匠和農民的影響並不特別大，但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卻被大量迫害、囚禁和殺害；在波蘭，兩次大戰之間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死亡（結果就是，1945年後的波蘭有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實際上是文盲。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國家僱員中只有21%的人教育程度高於小學，導致統治階層的資質和能力嚴重不足）。

對此的解釋之一是，無論東歐的知識分子還是政客都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對自己的不屑一顧。當然，這絕非新的發現。事實上，東歐人的身份隱含著對西方由來已久的失望——從1830年的波蘭革命到慕尼黑會議；從1945年無助地等待著巴頓坦克的捷克起義者，到1951年切斯拉夫·米沃什和1984年米蘭·昆德拉試圖向西方讀者們解釋「東方」的意義，以及它的命運在多大程度上維繫於他們的回應；從1956年11月匈牙利廣播中傳遞的凄涼信息，到1995年波斯尼亞人悲劇性的求助。帶著令人感傷的天真，東歐一次次地試圖向西歐民眾解釋，歐洲中部的這些國家是西方的崇拜者和盟友，關注它們的需求和願望是符合西方利益的——但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在更廣闊的圖景中，它們算不了什麼。從某種角度來說，雅爾塔體系（或者說1944年11月斯大林和丘吉爾簽署的「百分比協定」，在那個其樂融融之夜的最後，兩位領導人劃定了西方盟國和蘇聯在戰後東歐與中歐的影響力「份額」）最令人意外之處在於它居然考慮到了東歐。read.99csw.com

如果說由南北兩部分組成的西歐具有明確的邊界，而不幸的東歐同樣如此，那麼兩者的分界線在哪裡呢？是不是從的里亞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澤）的古老連線？既然加洛林王朝的邊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地區（某些部分）的界線，以及1947年後「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西部邊界體現了驚人的一脈相承，那麼是否足以得出結論，它們中必有一條可以作為分界線呢？從達爾馬提亞沿岸到立陶宛，的確存在著一條由要塞、邊境定居地、戰略性村鎮和歷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組成的連線，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交匯點。但它所通過的地區也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同俄國人交匯、融合和衝突的場所。羅馬天主教的勢力範圍遠比格但斯克偏東，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鎮和山谷仍有人說（或曾經說）德語，而波西米亞則是工業革命的參与者，並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當繁榮的地區（沒有什麼能比工業革命更好地區分西歐和歐洲其他國家了）。為了方便起見，是否應該像許多人提出的那樣，單獨劃分出一個「中歐」呢？

此外，賦予布拉格或華沙，布達佩斯或薩格勒布現代意義的那個差異——它們是獨立國家的首都——也剝奪了它們加入「中歐」的可能性。它們的文化是都市文化，書面或口頭的文化語言是國際性語言——德語，而在說德語的人中，許多最傑出的代表是猶太人。這種真正的中歐文化的毀滅讓波蘭人的華沙、立陶宛人的維爾紐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達佩斯變成了和奧地利人的維也納一樣的偏遠小城。儘管身處歐洲中部，但他們所標榜的獨特「中歐傳統」最多只是懷舊，甚至可以說是假貨。他們不願被和位於自己東部的土地與民族混為一談，這種想法是足夠真實和根深蒂固的——作為位於歐洲歷史十字路口的「邊境」民族，他們特別有理由避免讓自己在重要的抉擇中站在錯誤的一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標榜過去或者現在擁有獨特身份，以便確保自己永遠站在分界線「善的」（和安全的）一邊。

東歐人和「中歐」人的身份則大多由一系列否定片語成（非俄國人、非東正教徒、非土耳其人、非日耳曼人或非匈牙利人等等），而他們的建國行動從一開始就是突然淪為偏遠邊民的結果。他們的精英不得不做出抉擇，究竟是像大都市的人一樣認同某種域外的組織或理念（教會、帝國、共產主義和新近流行的「歐洲」），還是局限於民族主義和地方利益的狹隘世界。對於許多匈牙利人或波蘭人來說，在作為本國公民的同時，還能自由而和平地參与某個更大組織的商業與文化活動曾經是絕無可能的，這種情況仍然適用於今天的許多塞爾維亞人或羅馬尼亞人。

誠然，把東歐的民族主義情感看得一文不值也是過於草率的。畢竟，在世界的那個部分，民族和國家經常消失，它們的制度、宗教、語言和族群會遭到帝國或競爭者的打壓和清洗。但不是每個人都足夠好運，既能確保民族身份，又能不費力地接受普世主義——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東歐知識分子嚮往和嫉妒巴黎（城市的本身及其形象）。與此同時，他們和支持歐洲的競選聯盟卻面臨政治上被邊緣化的危險，因為他們似乎更關心一個抽象概念（還是冷漠和遲鈍的），而不是同胞的切實需求。反猶主義在東歐部分地區的死灰復燃（或者說在黨派政治中重新合法化，因為它從未真正死亡），與都市文化和精英主義的負面意味密切相關。簡而言之，與今天的「歐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1989年前匈牙利和波蘭等地的反對派（其中許多最著名的活動家是猶太人）。

這是一個有趣而含義豐富的表達；它是地理的——「我們」希望成為歐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蘇聯大家庭的西部邊緣；也是懷舊的——「我們」曾經是歐洲音樂、文學、哲學和藝術的中心，現在希望能回到那個我們曾經參与建立的共同體中；它是政治的——「我們」在法律、政治制度和人類自由的傳統上是歐洲的，我們想要回歸傳統；也是經濟的——今天的「歐洲」代表了繁榮自由的經濟共同體，我們想要參与和加入。但這種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批判和尋求擺脫它們的方式面臨著多重困難。首先，它隱晦地承認「東歐」在某些方面不同於歐洲，正在尋找進入那裡的途徑（更具爭議的說法是回歸）。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說過這樣的名言，洗禮是猶太人「成為歐洲人的門票」。類似地，對於波蘭、匈牙利和斯洛維尼亞等國的公民來說，加入歐盟是他們的門票。但海涅很清楚，洗禮無法解決一切。即使被同化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猶太人仍然是猶太人，無論他們是否歐洲化了。同樣，每一個東歐人也都知道，僅僅成為西方俱樂部的成員不足以抹去五十多年的恐怖、獨裁、壓迫和停滯所造成的影響。

事實上，中東歐的部分地區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成為歐洲晚近歷史的博物館（儘管並非出於其意願）——來到后共產主義時代東歐的西方遊客有時會產生二手的懷舊感，他們那個更加古老、緩慢、骯髒、安全和陳舊的歐洲現在已經因為繁榮而被破壞殆盡。在美國和德國的許多讀者眼中（尤其是後者），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作品具有崇高的道德基調，表現了對「現代性」陷阱與虛無的新海德格爾式厭惡，這讓它們顯得不同尋常，耳目一新，足以讓人一度產生心動。但最終，東歐學者（他們自稱中歐）的美夢都破滅了。他們曾經憧憬一個沒有東西差異的歐洲，並希望被保存（或銘記）的中歐文化能夠奪回應有的地位，但現在他們一定意識到，自己為解放付出的代價是在國內外再次被邊緣化。

宗教因素加深了這條古九_九_藏_書老的裂痕。從羅馬帝國晚期開始，所有的歐洲帝國都和某種統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別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作為它們繼承者的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延續了這一做法，但只有東部的帝國逐漸把世俗和精神權力聯繫甚至結合起來。因此，這兩種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歐洲不同地區的代表。實際上，歷史悠久的教會區劃和習慣在許多方面是歐洲人所有分歧中最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國天主教的教區體系借鑒了羅馬帝國行省組織的地理劃分；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的邊界和米利特製度（millet，土耳其統治者賦予基督徒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效忠，特別是軍事效勞）都明白無誤地反映了東正教作為該地區標籤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雜的地區，宗教信仰同樣體現和決定了社會地位：在波羅的海地區，地主是天主教徒，農民是東正教徒。這種社會—宗教的分歧也體現在語言上。正如說意第緒語是猶太人的標識，在今天的波蘭和烏克蘭，信奉東正教的農民說立陶宛語、羅塞尼亞語或其他土語和方言，而同一地區的天主教徒則說波蘭語。到了19世紀，以哈布斯堡王朝為首的歐洲各地出現了「民族」身份的覺醒，這大多和語言聯繫在一起，即使有的語言並不古老，甚至是為了政治目的被發明（或改造）的；選擇某一種克羅埃西亞或斯洛伐克方言作為未來國家的「民族」語言也許不完全是隨機的，但無疑是武斷的。

對於那些最早把「回歸歐洲」提上議程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情況同樣令人沮喪。他們已經回到了歐洲，有時在維也納或巴黎比在本國更受歡迎。但他們沒能完成更宏大的計劃，即讓本國文化（捷克、波蘭、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成為歐洲整體文化的一部分——該計劃的絕望和虛幻性為其染上了鮮明的「中歐」色彩。風行於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熱（更準確地說是「中歐」）已經差不多完全冷卻。和美國人一樣，西歐人更關心的是俄羅斯而非它曾經的衛星國，他們更關心本國問題而非東方鄰居的期許。來自前多民族國家的未來「歐洲」公民（如捷克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發現自己並未像想象中那樣受到歡迎。不過，值得期待的是，即使西歐永遠無法一視同仁地承認和看待另一部分歐洲人截然不同的文化，它至少會遵守自己的原則，允許他們加入自己。他們會說，如果我們不屬於歐洲，至少可以加入吧。這是否也是幻想呢？

正如在戰時經歷上，東歐是西歐的悲劇性放大版，在戰後恢復上，它也似乎是對後者的荒誕模仿。與西歐一樣，東歐在戰後初期所面對的也是嚴重的經濟難題、遺留的政治困境和滿心憧憬的民眾；年輕人很少留戀戰前的制度，對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迎來新的開始一度充滿了熱情。人們制訂了經濟計劃（大部分在共產黨獲得壟斷權力前就開始了），建立了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開展了土地改革，並對更新和重建經濟結構的必要性達成了廣泛的共識（除了波西米亞的部分行業，東歐的經濟結構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經落後並難以為繼了，六年的戰爭更是對它造成了扭曲和嚴重破壞）。這些做法顯然都體現了「歐洲性」，如果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在蘇聯的壓力下被拒絕）以及其他西方資源和政策能夠被用於解決某些東歐國家的難題，它們的前景即使稱不上光明，至少也是值得期待的。

無論如何，東歐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接受西歐的條件並加入它們。從這點上看，該選擇很可能招致各式民族主義者憤怒而怨毒的反對。但和過去一樣，如果不那樣做的話就只能選擇東方了——並沒有明確的第三條道路。除了某些塞爾維亞人，即使是最堅定的東歐民族—民粹主義政客也極少樂意同新生的俄羅斯結盟，確立友誼，甚至是建立非正式的關係。凡爾賽會議后，東歐效果曾把法國作為模板和庇護者；1932年後，它們多少帶著不情願地投向德國；從1944年到1989年，蘇聯是它們唯一的現實選擇。現在則是「歐洲」。

此外，組成歐洲東半部分的是許多小國和弱小的民族，被作為昔日帝國殘餘的東西兩個大國夾在中間，處於它們的陰影之下（在這點上，歷史和地理殘酷地攜起了手）。這種情況至今仍在延續。西歐獨立國家在誕生時則不必面對類似的不幸；作為獨立地域實體的荷蘭和瑞典誕生於16世紀和17世紀，當時中世紀的帝國已經衰弱，而近代強國還未興起。由此產生的差異在許多方面都是驚人的。較大的西歐民族國家的語言成了最重要的國際性語言，它們的文化模式成了整個歐洲的文化模式。而像荷蘭和丹麥等較小但已經站穩腳跟的西歐國家則有能力認可和分享上述國際性文化，甚至加以吸收，並不會在此過程中遭遇失去自己身份的風險。

這種差異當然還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蘭東部多沼澤的平原屬於東正教的勢力範圍，雖然語言相近，但用另一種字母表書寫，與克拉科夫（Kraków）幾乎沒有共同點，後者是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學術的中心，深受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影響，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黑山的高原地區與盧布爾雅那（Ljubljana，德語作Laibach）說德語的知識分子之間。但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存在差異的地區都曾是同一國家的組成部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裏出現的並非東西差異，而是城鄉差異，如果真有所謂「中歐」的話，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過，在白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甚至希臘，的確存在著一個與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上述結果表明，社會主義雖然在其曾經控制過的土地上打壓了某些形式的國內歧視（比如限制反猶或反吉卜賽情感的表達，儘管完全沒有採取行動消滅它們），但也鼓勵和加劇了許多國家間的仇恨（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民族獨立時的矛盾，以及兩次大戰之間新誕生國家享受的那段短暫而脆弱的自由時光）。1918年之後，東歐民族的選擇仍然和過去一樣，或者效法西歐的模板建立單一民族的國家，或者延續帝國時期的做法成立民族實體。於是，一系列獨立的微型民族實體應運而生，民族國家中出現了多個少數民族，這種混合模式是最糟糕的。

這些新的民族實體之間的仇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和波蘭人，波蘭人和捷克人，等等，不一而足——被希特勒與斯大林先後加以利用和強行鎮壓。社會主義歲月強制性的「兄弟之情」，以及幾乎只能同社會主義鄰邦建立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現實讓情況雪上加霜。儘管也有人滿心嚮往恢復昔日奧匈帝國的模式（特別是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但事實上，在整個東歐和中歐，國際手段已經不是解決地區問題的最佳選擇（共產黨統治東歐時期的極端雅各賓主義做法也要對1989年後的這種政治離心現象負責）。

因此，戰後幾十年間東歐與西歐的差異既不是因為前者缺乏國際性的組織和「共同體」——至少在表面上，華約（Warsaw Pact，1955年）和經濟互助委員會分別相當於北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也不在於沒有規劃和經濟協調，而是由於人為的扭曲和自欺欺人的形式。與經濟互助委員會聯繫在一起的是毫無意義的定價、沒有需求的產品以及強制和不合適的專業化，這意味著今天東歐的生產者和經濟規劃者們完全不會考慮區域經濟或者對貿易和生產的跨國協調，rｅad.９9cｓw•ｃom將繼續對區域經濟協定或合作充滿懷疑。只要一想到「歐洲人」，他們就會把目光投向西歐。與東面或南面同樣貧窮的鄰國合作不僅不會帶來物質利益，還會勾起對「兄弟」時代的痛苦回憶，那個「歐洲」（東歐）留給他們的共同經歷只有壓迫、低效、貧窮和沮喪。

更好的做法也許是把歐洲的分界線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歐洲和窮歐洲一直存在，不過兩者的分界線在過去的許多個世紀里並不固定。在不算太久遠的時代，從馬賽到伊斯坦布爾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鄰內陸城市是歐洲最繁榮的地區之一。相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有歷史記載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貧窮的。但除了少數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城市並不總像現在這樣呈現出貧富兩極分化——後者更多的是昔日農村社會的主要特徵，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以農村為主的歐洲東部和東南部會遠遠落後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從漢堡到米蘭的歐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榮和發達的中心。

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亞斯特到薩格勒布（Zagreb），然後經利沃夫（Lvov）回到波羅的海各點連線為界的四邊形區域擁有許多共同點。它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說斯拉夫語的天主教農民，都經歷過帝國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在建築遺產和文學傳統上，那裡的城市和村鎮都確定無疑地體現了歐洲主流的風格，同時也帶有它們自身的鮮明特色和傳統。在184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里，它的文化明顯受到知識分子的影響，特別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與東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區截然不同，在許多個世紀里一直試圖同後者保持距離。因此，該地區的「中歐人」非常看重東西羅馬帝國的古老界線，而按照這條界線，他們完全處於西羅馬部分。

與不萊梅的亞當（Adam of Bremen，11世紀的編年史學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從易北河以東開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樣，策爾蒂斯及其繼承者們所描繪的是一種從10世紀末開始便在西歐反覆出現的情感：羅馬帝國、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國、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界就是歐洲的邊界。由於馬扎爾人來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紀）歐洲唯一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是日耳曼定居者向東部的遷徙，西歐人會自然而然地把東歐的土地視作某種意義上的「陌生世界」，那裡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蠻人。即使當這些人早已成為東西方帝國的臣民后，上述態度仍然沒有完全消失。

另一組對比的雙方是擁有和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差異，但又不僅於此。能在早前的世紀里形成受到認可的民族並建立永久的國家是極其幸運的，這是荷蘭、瑞典、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的歷史，與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其他許多民族歷史的關鍵性差異之一。北歐和西歐民族的建國過程從核心根據地開始，逐漸吞併周圍地區，直到因為地理或競爭限制而停止擴張。而現代東歐國家則是從俄國、土耳其、奧地利和德國等帝國的崩潰中降生的，這個過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東歐國家不僅沒有先入者優勢，而且它們的身份必然包含對領土和權力孤注一擲的主張，這無疑會損害提出相同主張的鄰國的利益——在許多案例中，它們主張的是同一片土地。這是東歐國家最大的不幸：它們的建國時間太晚，而且湊到了一起。於是，它們擁有了共同的歷史和弱點，並因此最終與西歐更幸運的那些民族有了關鍵性的差異。

相比之下，在西歐，除了法國和奧地利最極端的民族主義圈子以及英國政治階層的某些次級團體，「歐洲人」在今天完全沒有任何特別爭議之處，完全不表示合適「民族」情感的缺失。成為「歐洲人」並不意味著中傷同胞民眾，也不表示與他們保持距離。這是歐盟的一項真正和重要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

在上述背景下，在東歐做一個「歐洲人」並不容易。你通常會在多個方面受到孤立：民粹主義者會指責你缺乏地方和民族感情；在社會主義統治時期，當大多數人或多或少做出妥協的時候，你卻對當局提出反對——這可能為你招來仇恨，因為你讓他們想起了不願回首的昨天，成了令人不適的尷尬之源。與此同時，在本該對你表示認同的西歐人眼中，你最多不過是個值得讚美的「例外」，甚至只是奇怪的異類。畢竟，在與西方打交道的所謂89后現實主義政客中，大多數人［如捷克共和國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很少或從未參与過1989年之前的反對活動。這些務實的東歐新「歐洲人」竭盡所能地試圖通過談判加入西方俱樂部。但在他們手中，波蘭的亞當·米奇尼克和匈牙利的雅諾什·基斯（János Kis）——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是激進的學生，在70年代成為了勇敢的公共異議分子——所憧憬和描摹的歐洲不見了蹤影。那個代表文化和自由、代表知識和價值普世傳播的歐洲，那個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擔心因為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飄入俄國軌道而可能喪失靈魂的歐洲——在今天的東歐已經少有擁躉。

波蘭等國後來的選舉證實了她的擔憂。這種對歐洲的懷疑植根于對新出現但同樣呆板的后共產主義語言的憎惡（「市場」、「通脹」、「過剩」、「增長率」這些冷冰冰的技術術語無法體現人們真正的需求和痛苦），在波蘭等國，它被前共產主義政客巧妙地加以利用，很快變成了他們的選票。儘管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統治下享受的充分就業、社會服務和其他耳熟能詳的「福利」是低效的（許多還是虛幻的），但我們決不能忽視失去這些東西所引起的恐懼和忿恨。正如「資本家」在共產主義時期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無條件的讚美（因為蘇聯政府對資本主義展開了不遺餘力和不加選擇的批判），對於在1989年後的變革中遭受不幸的人來說，被新上台的民主政客們一致摒棄的「共產主義」也許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同樣的光環。

在西歐，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現在東西之間，而是南北之間。到了17世紀，這種分歧已經相當明顯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爾文宗或聖公會），語言屬於日耳曼語系，並按照明確的邊界被劃分成民族國家；南方人則使用拉丁語系的語言，信奉羅馬天主教，他們的聚居區仍然處於皇帝或教皇的統治之下。儘管在法國和德國的國內歷史上，或者在西歐統治者之間的衝突史上，這些分歧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意義永遠比不上東西歐之間的隔閡。這是因為從近代史伊始，西歐國家間的文化和商業聯繫便超過了它們的分歧，從12世紀的城市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部歐洲擁有共同而自成一體的歷史。

這種粗暴的方式最初產生了不錯的效果（東歐部分地區的某些基礎產品的產量和初級產業的增長率一度可以與西歐媲美），但長期影響卻是災難性的。東歐錯過了戰後的快速發展良機，還讓自己背負了不必要、不健康和不受歡迎的工業結構和生產戰略。某些西方觀察家可能沒有看清這點（他們被生產數據和自己的美好願望所誤導），但當地居民對此心九*九*藏*書知肚明。蘇聯牽頭的正式國際協作完全無法解決這些貧窮國家的困局，只是對西方類似做法的蒼白而無效的模仿。1949年籌建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不僅向不同國家隨意指派生產任務，讓它們生產出誰都不要的東西，然後按照不容變更的匯率由其他成員國買入，而且斷絕了它們參与蓬勃發展的西歐貿易市場的可能性，某些東歐國家原本很有可能從西方的繁榮中受益——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貿易活動的起飛。到了1979年，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國際貿易僅佔全球國際貿易總額的9%。

此外，納粹的佔領促使法國或比利時的抵抗聯盟把戰後重新開始作為目標，卻在東歐淪陷地區引發了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東歐國家遭遇了不止一次的佔領，以南斯拉夫為例，德國人、義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和俄國人先後佔領過那裡。德國人清洗了當地原有的精英（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專業人士，猶太人往往在其中佔有很高的比例），但戰敗后他們自己也遭到清洗。在蘇聯控制下的歐洲地區，蘇台德、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日耳曼人聚居區，乃至所有在傳統上屬於日耳曼語言和文化圈的城鎮都被戰後政府整體摧毀或驅逐。社會面貌因此發生了劇變：族群成分更加同質化，社會差異減小，文化上更加狹隘。如果說「一戰」的結果是國界移動但人口大多留在原地的話，那麼「二戰」后的情形則恰恰相反——國界大多保持不變，移動（甚至完全消失）的是人口。

這是符合「歐洲」要求的「歐洲」。今天，它是東歐民主人士最後的共同政治信仰：解放了的東歐大地是歐洲的一部分，所以它必將在歐洲佔有一席之地。對於政治領袖而言，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中期賭博：如果能夠加入繁榮穩定的「歐洲」，那麼他們要求選民所做的犧牲（失去工作和保障，接受不平等和風險）也就值得了。但如果他們被拒絕了，或者等待時間太長，或者只獲得無意義和不完全的身份，那麼「歐洲」這個詞在民族主義者的發難中會變得更不光彩，而當反對加入西方的勢力開始反撲時（甚至會連帶否定1989年的革命），情況將更為嚴重。

事實上，東歐的「歐洲化」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誠然，西方的確提供了援助，首先是戰後初期的緊急救賑，然後是貸款：1945年到1947年，西方（主要是美國）分別借給波蘭與匈牙利2510萬和370萬美元。但即使最小的西歐國家得到的貸款額也要大得多（同時期，比利時獲得3.1億美元，丹麥2.72億美元，希臘1.61億美元），而且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西方的援助在1947年戛然而止。因此，東歐的投資幾乎完全來自本國。和西歐一樣，布拉格和華沙的政府也把重點放在初級資源（煤炭）、重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上。但這些國家的基礎更差，也沒有外部的援助，而且始終被迫遵循蘇聯的發展模式，這樣的工業化是以犧牲公民利益為代價實現的——為了解決隨之而來的短缺和不滿，它們使用的是暴力和恐怖。在有的地區（如波西米亞），對初級工業積累的強調摧毀了次級和消費導向的工業，轉而興建起更多的礦井、鍊鋼廠和化工廠，這讓原本現代化水平較高的經濟出現了倒退。

出於上面的原因，再加上建國過程中的競爭，雖然東歐民族已經在地理上緊密而局促的狀態下共處了那麼久，他們對彼此的了解還是少得可憐。他們看重和嚮往的是與西方文明和國家的聯繫。他們之間不僅沒有互補的經濟，而且儘管有官方在過去兩代人時間里的大力倡導，他們之間的文化紐帶仍然是稀少而脆弱的。在東歐的近代史上，經常可以看到某個或某些民族為了獲得土地、政治或經濟利益而不惜犧牲鄰邦。其結果就是鄰居間危險的無知和彼此蔑視。

但「中歐」的問題在於，這完全是一個近代概念，在歐洲的歷史上沒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現不可能早於晚期的開明專制君主們發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特別是18世紀80年代的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打開民族國家獨立大門的《凡爾賽條約》幾乎已經讓它壽終正寢，希特勒只是補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歐」唯一值得懷念的黃金歲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幾十年，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經歷了前所未有、日後再未重現的繁榮，就連利沃夫和薩格勒布等偏遠城市也沐浴在帝國夕陽的光輝下。然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西歐人）而言，無論在1848年前還是1945年後，中歐和東歐完全沒有明顯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對於一位17世紀的旅行者而言，布達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歐洲中部的緩衝地帶與更東面的異域世界的差異。

在俄國的邊境地區和本土，情況似乎沒有那麼明了。西方觀察者和許多俄國人自己都一直對俄國的歐洲性不置可否。在語言、宗教、國家性質與政令體系，乃至與其他歐洲大國的歷史接觸和衝突上，俄國顯然是歐洲式的。但它的面積過於廣大，大部分邊界都與東部和南部的亞洲民族相接，特別是它對西方鄰國虎視眈眈，這些都讓它看上去至少有一部分是非歐洲的，尤其是在那些弱小的鄰國眼中；在這點上，共產主義沒有帶來任何新東西，也很少改變了什麼。不過對於任何想要給歐洲下定義的人來說，俄國具有兩大明顯特點：它把歐洲與更加東面的土地分開，俄國就是歐洲的東部邊界。它與自己的西部邊境地區也存在足夠顯著的差異（這就是「烏克蘭」的意義所在），暗示了一個「歐洲遠東」的存在，它與匈牙利平原上城鎮的區別就像後者之於斯特拉斯堡和都靈。

正如巴爾幹之於奧地利和土耳其，東歐對於分處其兩端的俄國和德國無疑重要得多。俄國在當地歷史久遠的影響完全是地緣政治的，對它而言，那裡是帝國脆弱而不明確的西部邊界；而近代德國人在當地的存在則帶有濃厚得多的經濟色彩。德國人早在「一戰」前便已經插手該地區，並在後來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二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年，保加利亞58%的進口和64%的出口來自對德貿易；南斯拉夫的數字分別是50%和49%；羅馬尼亞是49%和36%。今天，與德國的這種近乎殖民地的不平等關係是大多數歐洲國家唯一真正的「歐洲」遺產。對西方大國來說，這些國家只具有歷史意義（至多還有謀略意義），它們缺乏資源，也並不坐落於關鍵的交通線上。

今天，人們有時會認為，東西歐的分割線是冷戰時期的人為產物，是在單一文化空間內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鐵幕。事實並非如此。在19世紀，當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烏克蘭的廣袤土地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說過一句名言，把通向維也納東門外的公路視作亞洲的開始。他不是第一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曾在1669年遊歷過哈布斯堡王朝國土的英國人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剛一踏入匈牙利，「我們就好像離開了自己的世界……在抵達布達（Buda）前，我們彷彿踏入了世界的另一個部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無論他們的偏見源於何種動機，這兩位奧地利人和英國人都提到和證實了一條從北向南貫穿歐洲中部的隱形分割線。15世紀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爾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驚人相似的忿恨之詞：「我們著名的但澤港（Danzig）落在波蘭人手裡，我們的出海口厄勒海峽（Sound）落在丹麥人手裡。」在三個多世紀后，這兩個地方將成為當代歐洲衝突的導火索。但策爾蒂斯不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抱怨說，東部的某些聚居區「被從日耳曼本土分開……比如特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的薩克森人，他們和我們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語。」read.99csw.com

希特勒的社會革命為斯大林的類似行動鋪平了道路——事實上，最好把兩者視作同一過程。德國人對工商業的接管和控制（特別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裡高質量的武器製造及相關產業成了納粹戰時經濟的一部分）方便了戰後東歐各地的國有化，從經濟便利性的角度為戰後共產黨或聯合政府試圖實行國有經濟的想法提供了論據支持。農民和工人後代的向上流動性也許是共產黨政府的目標，但讓它變得可能甚至必要的則是納粹對中產階級的徹底清洗。通過摧毀東歐的法治和權利基礎（本來就很脆弱），納粹為戰後政府解決了許多難題。德國人和俄國人曾先後佔領處於兩國之間的這同一片土地，他們的共同點不僅是壓迫手段，也體現在對當地精英的懷疑，為了初級工業而犧牲貿易、商業和消費的做法，以及大幅削減各種形式的地方自治和中層機構。

存在幾個歐洲？這樣的問題聽上去顯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覺上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只有一個歐洲，正如只有一個亞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樣，歐洲分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各部分還可以繼續細分。誠然，歐洲東部的邊界是模糊的，沿著一片廣大的、地形學上不明確的地域與西亞接壤；但其他部分的邊界是足夠清晰的。此外，歐洲是一個自我意識歷史悠久的小洲，這意味著歐洲人的身份比根據地理起源決定的「非洲人」「亞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確。比如，儘管人們偶爾會嘗試確立某種「泛非洲」意識，但把非洲人聯繫起來的幾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經歷。相反，「歐洲性」則是歐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緣關係和共同的過去，他們似乎的確分享著某些天生和基本的東西。

在社會主義政權剛剛垮台後舉行的一系列民意調查中，東歐人被問及哪些國家和民族最可信（或最不可信）。在波蘭人看來，烏克蘭人最不可信，被調查者中有75%的人選擇了他們；其次是德國人（70%）和俄國人（69%），隨後是一些臨近的小國——羅馬尼亞人（64%），白俄羅斯人（63%）和捷克人（61%）等。在捷克人看來，最不可信的是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均為77%），隨後是匈牙利人（67%）和保加利亞人（62%），他們對俄國人（62%）和德國人（44%）的看法更好，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蘭人與捷克人不同的戰爭回憶。但與對西歐人進行的類似調查相比，上述數字還是要高得多。

其次，在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歐洲人」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如果說社會主義代表了人為和強制的國際化，那麼同樣有效的相反做法就是強調或重申地方和民族的地位與區別，讓波蘭人、匈牙利人或捷克人的特性凌駕于蘇聯的普世理念之上。如果「國際化的」社會主義無法抵擋此類民族主義的批評，那麼「歐洲」同樣不能倖免。因此，儘管在某些最知名異議人士的想象中，「歐洲性」與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是社會主義反對者的親和力和道德資本，但民族主義學者和政客仍習慣於把兩者畫上等號，已經名譽掃地的社會主義跨國普世理念還是令他們難以釋懷。這就是為什麼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基輔、薩格勒布和布拉迪斯拉法最會見風使舵的共產黨員很快把自己轉型成民族主義煽動者。

因此，對於曾處在莫斯科統治之下的國家而言，「歐洲」的概念被賦予了截然不同和特殊的意義，這是可以理解的。同在西歐一樣，這個字眼會讓人聯想起過去的痛苦和錯誤。但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在此之前，斯大林制度的國內反對者們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改革」或「改良」社會主義上。直到1968年（在波蘭則是1970年的罷工和鎮壓）后，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新一代異議知識分子才開始嶄露頭角。對他們而言，馬克思主義是問題所在，而非解決之道，「歐洲」則為過去和現在提供了另一條道路。失敗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內批評者們越來越多地把「回歸歐洲」看作出路。

從1989年開始，「歐洲」一詞在前社會主義國家被染上了更多負面的色彩。它不僅會讓人聯想起無根的大都市知識分子（他們的心在巴黎，財產在紐約），也代表了富裕、特權化和殘酷的自由經濟世界（西方正在試圖將其強加給那些國家，完全不顧由此產生的社會混亂和經濟動蕩）。更糟糕的是，即使那些國家接受了苛刻條件，這個「歐洲」的領導人仍然不願讓它們加入！難怪波蘭總理漢娜·蘇霍茨卡（Hanna Suchocka）曾在1992年指出，在波蘭可以感受到「日益強烈的反歐洲」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