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歐洲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前現代特徵。它的「贏家」，也就是那些在聯盟誕生后表現良好並強調自己的繁榮與歐洲身份密不可分的群體和地點，大多只是某個地區，而非整個民族國家。當代歐洲大獲成功的例子是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emberg），法國的羅訥-阿爾卑斯地區（Rhône-Alpes），倫巴第和加泰羅尼亞。上述超級地區無一包含了所在國家的首都，而且只有一處不是坐落於瑞士的周邊，它們彷彿希望設法擺脫義大利、德國和法國較貧窮地區的束縛，憑著地緣和血緣的紐帶，把自己也變成繁榮的阿爾卑斯山小共和國。它們不成比例的繁榮與經濟實力令人吃驚。羅訥-阿爾卑斯地區和大巴黎地區佔據了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約三分之一。1993年，加泰羅尼亞貢獻了西班牙19%的國內生產總值，23%的出口額和四分之一的外國總投資，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的平均值高20%左右。

和1945年後歐洲的其他許多東西一樣，加大福利和社會服務投入的做法與兩次大戰之間的記憶直接相關，因為人們永遠不希望那段歷史重演。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受創最重的國家也是後來的社會改革最積極的倡導者，這絕非巧合。在「二戰」前的歐洲，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失業率比歐洲其他地方都高（1932—1933年達到丹麥和挪威勞動力的43%，瑞典的31.5%）。因此，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從一開始就不同於那些更猶豫的歐洲大陸國家，包括普遍社會權利、高額的累進稅、縮小收入差距、統一費率和集中提供基礎服務。從1945年到1950年，英國工黨政府的各類社會服務和支出占國民收入的10%左右，丹麥是9.8%，瑞典是8.9%，挪威是7.8%。到了1973年，當選民第一次清晰地流露出對稅制的不滿時，斯堪的納維亞人的福利支出已經至少達到國民收入的22%。

漫長的擴張和收縮歷史解釋了為何今天西歐的困境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新鮮，甚至早就可以被預見到。早在18世紀中葉，赫爾德（Herder）就曾警告「東歐的蠻族」正在隆隆逼近，表達了兩個世紀以來德國人對被異族淹沒的恐懼。在過去三十年間，關於來自北非、中東和巴爾幹地區的走投無路的難民和尋找工作者將「入侵」南歐的預言，一直是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保守人士和民族主義者筆下老套的主題。新出現的情況也許是，今天的北歐人和南歐人不僅共享了資源，也共享著這種恐懼。法國及其地中海沿岸的夥伴表示認同德國對中歐未來的擔憂，而德國也同意加大歐洲對「南方」的援助，以便鼓勵和幫助非歐洲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將問題控制在國內。

然而，儘管經歷了近年來的擴張，但從內部和西部來看，歐盟事實上似乎在收縮。對於今天的大多數成員國來說，歐洲突然顯得非常廣大和問題重重，而歐盟僅僅代表了大洲位於大西洋和地中海邊緣的地帶。德國比它的大多數夥伴們更好地意識到另一半歐洲的存在，並總是試圖參与雙方的事務，但對「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毫不含糊：1994年，波恩政府花費1100萬德國馬克援助羅馬尼亞境內剩下的數十萬日耳曼人。與此同時，它支付給羅馬尼亞政府大筆金錢，要求把「他們的」吉卜賽人從德國領回。在所有生活在歐盟以東和以南的人看來，歐盟表面上仍是希望、機遇、安全和穩定的源泉。但從內部來看，它似乎更像一座森嚴的堡壘。

更為意外的是，所有人都遲遲不願承認真相。正是由於「二戰」的屈辱經歷（以及後來在越南的軍事失利、北非的平民衝突以及1958年第四共和國的垮台），法國人有各種理由堅持在小歐洲扮演主導角色——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法國的利益在那裡受到特別照顧。不過在某些方面，1989年的衝擊帶給德國的影響同樣巨大。如果說國勢不振和國際權力的式微勾起了法國人痛苦的記憶，那麼在德國造成同一結果的則是表面上的權力過剩。從阿登納到科爾，德國政客們的一貫做法是對德國的力量保持低調，追隨法國的政治動議，並強調自己的願望只是在歐洲繁榮的基礎上保持德國的穩定；這些表態捆住了德國自己的手腳，留給1989年後的歐洲一個肌肉僵硬、全無民族使命感的國家。

在漫無止境的歐盟辯論中（如單一貨幣、貨幣聯盟、開放或封閉邊境、標準化和多數表決，這些議題從1955年甚至更早開始便以某種形式出現在歐洲的談判桌上），只有一個問題與此密切相關：歐盟是否應該擴張？如果是的話，擴張的程度和條件又是什麼？擴張的程度越大，條件越嚴格，德國的核心地位也必將越明顯。在偏處一隅的歐洲度過四十年悠閑時光的法國有各種理由對上述擴張表示恐懼：並非因為它代表了歐洲大陸權力平衡的偏轉，而是因為它證明了這種偏轉正在穩步進行。由於歐洲不可能停滯不前，另一種選擇只能是花更多的時間來完善（和保護）「現實存在之歐洲」的制度，儘可能延緩東擴（除了賦予無意義的身份）。

如果不是西歐人快速把戰爭拋在腦後，許多戰後歐洲國家的重建將艱難得多，更別提任何歐洲共同體了。但這樣做的後果是，「歐洲」在回歸的記憶面前極為脆弱——過去不僅是理解之源，也是現實的負擔。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一針見血地指出：「遺忘或者說歷史錯誤是民族史的關鍵要素，因此對於民族而言，歷史研究的進步經常是個威脅。」

當下困局的源頭之一在於歐盟不再像過去那麼繁榮。如果柏林牆的倒塌發生在1971年，儘管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受惠面擴大到被解放的東歐諸國仍將引發許多擔憂，但所面對的經濟困難不會那麼嚴重——由此帶來的負擔大約相當於今天德國為統一所付出的代價。在隨後的歲月里，西歐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們所感知的生活水平出現了下滑。1974年的石油危機對最強大的歐洲經濟體也造成了嚴重衝擊：聯邦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1974年和1975年分別下降了0.5%和1.6%，這在戰後的經濟奇迹中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和1982年，該數據再次分別下降了0.2%和1%。1976年，義大利的國民生產總值在戰後第一次下降（3.7%）。聯邦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經濟再也沒能恢復昔日的水平。這種結果並不意外。1950年，石油僅佔西歐能源需求的8.5%；就像我們在前文看到的，其餘部分大多由煤炭這一歐洲本土的廉價化石燃料提供。但到了1970年，石油已經佔據歐洲能源消費的60%。於是，翻了兩番的石油價格終結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廉價能源時代，突然大幅提高了製造業、交通和日常生活的成本。

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德關係最接近的是19世紀初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關係。在正經歷工業化過程的日耳曼北方諸邦中，普魯士正變得日益富有和強大，但奧地利人認為，這種情況並不非常危險，甚至還能帶來某些好處，只要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歐洲德語國家的主導者，並得到相應的尊重就可以了。等他們意識到自己昔日的主導地位只是虛名時已經太晚，繁榮的普魯士有了擴張影響的野心以及將這種野心變成現實的實力：奧地利人被打敗並屈服，失去了主導者的地位，在統一后的德國內部沒有了位置。誠然，法國不可能再一次在德國人面前遭受（軍事）失利，但在其他所有方面與上述情況非常相似。

以加泰羅尼亞為例，這種經濟上的不成比例使得本就甚囂塵上的地區分裂主義被火上澆油。加泰羅尼亞人對弗朗哥有意鼓勵卡斯蒂利亞人移民巴塞羅那及周邊地區感到憤怒（該策略的目的是稀釋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有理有據的反弗朗哥情緒），並利用西班牙回歸民主之機重申了自己的獨特身份。1983年通過的《語言規範化法案》規定加泰羅尼亞語是當地學校的「主導授課語言」，但仍允許在課堂上使用西班牙語。十年後，地區自治政府進一步要求，8歲以下兒童在校時只能使用加泰羅尼亞語。強調民族身份（非西班牙）的背後是對馬德里當局持續的抵制，後者將來自加泰羅尼亞的稅賦和其他收入重新分配給西班牙更加貧窮的17個「自治省」。

共產主義的終結也是記憶的開始。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這條定理的真實性是不言自明的。過去六十年間關於中歐和東歐歷史無法言說（甚至不為人知）的東西現在浮出了水面，並對另一種有所不同但同樣令人不適的記憶壓制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在民主德國，人們樂觀地相信，經濟繁榮會讓分裂的國家走到一起，並洗刷掉不愉快的記憶——簡而言之，他們試圖複製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迹」及其附帶的好處——這種想法的破滅更多的不是因為記憶的存在，而是無法取得類似20世紀50年代初聯邦德國那樣的經濟轉型。九九藏書

這不是此前一直奉行擴張策略的歐洲第一次在外部阻力面前被迫收縮。很多時候，收縮是更強烈集體意識的條件，甚至是其定義。從蠻族入侵到阿拉伯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進犯，再到鐵幕的落下，外來壓力迫使歷史上的歐洲團結起來，並收斂了自己的野心。全球去殖民地化同樣加強了歐洲意識，迫使法國、荷蘭和英國人承認自身力量的下降，把原先用於維持帝國的精力重新集中到歐洲。誠然，歐洲的收縮策略顯得言不由衷，但與近代早期最虔誠的天主教國王和皇帝相比不算過分，後者出於實際需要會與新教徒共和國以及穆斯林蘇丹組成戰略聯盟。

如果要在今天的歐洲局勢中選出一個要素，足以讓1989年後的歐洲無法再現1945年以來成功的話，那就是移民的存在，或者說公眾對於移民的憎惡。這個現象顯得非常反諷，因為移民們（或者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因為許多在德國、法國和英國仍被視為移民的人其實出生在當地）曾被熱情地鼓勵從西印度群島、西非、近東和南歐來到西歐，以便為舊式的工業和新式的服務業提供亟需的無技術與半技術勞動力。在20世紀50年代，西歐大部分地區遭受了三次人口下滑：「一戰」造成的損失；「一戰」時期新生兒的短缺；「二戰」帶來的新一輪軍民死亡。在柏林牆築起后的西柏林，大量土耳其人被僱用填補民主德國人留下的職位空缺。這些移民和其他人一起幫助西歐實現了經濟奇迹，他們的年輕和廉價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來到歐洲時已經完成了教育，但還遠未成為醫療服務的負擔。他們是歐洲做過的最好的一筆買賣，也是帝國征服留下的最後和持久的紅利。

西歐福利國家面臨的主要危險是人口的老齡化，這甚至比失業更為嚴重。嬰兒潮在1964年達到頂峰，在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則更晚一些。此後，每個家庭的生育數量普遍開始減少，甚至導致某些國家無法維持原先的人口水平，特別是義大利和西班牙。在西班牙，1993年的每千人出生率只有1.1，創下了歷史新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並不算太壞的消息：隨著勞動力需求的下降，勞動力的減少也許不會帶來問題，儘管出生率的低谷會對就業和教育服務的規劃產生影響。但與此同時，歐洲人必須靠越來越少的年輕人養活巨大且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口，而且前者中的許多人還沒有工作。由大量有工作的年輕人滿足相對較小的老年和病弱人口的社會需求——這個為經濟繁榮時期設計的制度現在面臨著嚴重的壓力。

在現有形式下，歐盟真能吸收歐洲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嗎？僅就經濟而言，後者將成為沉重和不受歡迎的負擔。在1992年的歐共體預算中，只有4個國家是凈貢獻國：德國、英國、法國和荷蘭（按照人均貢獻值降序排列）；而同樣按照人均降序排列的凈受益國則是盧森堡、愛爾蘭、希臘、比利時、葡萄牙、丹麥、西班牙和義大利。誠然，後來加入的新成員瑞典、芬蘭和奧地利都是潛在的凈貢獻國，但它們的經濟規模較小，貢獻的份額不會太大。與之相反，所有未來可能的歐盟成員（瑞士除外）都無疑會被歸入凈受益國。

作為西歐的基礎，法德雙領導制的核心是一種讓兩國各得其所的安排：德國執掌經濟大權，而法國則享有政治主動權。當然，在最初的歲月里，德國人尚未擁有今天的財富，法國人是真正的主宰者。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從此，法國在西歐事務中的霸權基礎只剩下無法動用的核武器，無法在歐洲部署的軍隊，以及國際政治地位（這主要得益於戰後三大戰勝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表現出的寬宏大量）。法國和聯邦德國關係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你們假裝不強大，我們假裝沒注意到你的強大。

如果想要領略活生生的「歐洲」，你只需在由德國的薩爾布呂肯（Saarbrücken）、法國的梅茨（Metz）和盧森堡組成的多國三角區呆上幾個小時。在這裏，三國的富裕公民可以自由地穿越只剩下形式的國境線，他們在一國生活，在另一國工作，在第三個國家購物。人員、工作和商品在不同的語言和國家間自由地來迴流動，似乎完全不知道該地區晚近歷史上的緊張和敵對。當地的孩子們繼續在法國、德國或盧森堡長大，按照本國的教育模式學習各自的歷史；但他們所學到的與親眼所見的已經大不一樣；總體上說，這是好事。薩爾州和洛林省的聯盟實現了應有的目標，促成這一結果的不是德國統帥或者法國佔領軍，而是歐盟的良性設計。

過去兩代人的時間里，西歐人失去或拋棄了許多現代公共生活中傳統的整合機制。與半個世紀前的情況相比，在今天的大部分西歐國家，家庭、教會、學校或軍隊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計。政黨和工會不再像過去一百多年間那樣發揮著組織和教育的功能。與此同時，經濟壓力正在迫使政府減少現有的公共福利，法國人所謂的「團結」的常用構件開始崩塌。作為記憶共同體的象徵，以國家形式存在民族擁有熟悉與恰當的框架，將很有可能成為唯一也是最合適的集體與共同身份的來源。考慮到社會主義烏托邦宏大而抽象的普世目標的戲劇性破滅，以及一個日益擴大和繁榮的洲際聯盟不現實的承諾，以相近地理位置為基礎，植根於過去而非未來的社會實體的優點也許被低估了。無論如何，讓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更加關注民族和國家的優點（並減少對「歐洲」奇迹的關注）也許可以把它們從更極端主張的宣揚者手中奪回來。

在北歐和西歐，65歲以上人口的數量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分別上升了12%和17%（各國有所不同）。此外，即使是65歲以下的人也無法再被自動劃到「生產者」一邊：在聯邦德國，60歲到64歲的人口中仍然從事有報酬工作的比例在1960年後的二十年間從72%下降到44%；在荷蘭，這個數字分別是81%和58%。目前，就業不足的大齡人口還僅僅是昂貴的負擔。不過，一旦嬰兒潮出生者們達到退休年齡（約2010年），這個龐大、失望、無聊、生產力低下，並將最終疾病纏身的老年群體可能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奧德利的約爾格·海德（Jörg Haider）和法國的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民粹黨派對失業年輕人和無保障老年人的吸引力要超過有工作的壯年人，這種現象應該引起警覺。

由於這股移民潮，20世紀60年代的西歐在那個世紀第一次出現了入境移民超過離境移民的現象。在最高峰時的1960年到1964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六國和英國的年均凈移民數量達到5.69萬人；如果不是義大利，這個數字可能更高，因為該國的人口凈流出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需要指出的是，法國1959年後那幾年的數字被扭曲了。因為戰爭和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一些來自前北非殖民地的家庭（「黑腳」）遭到了強制「遣返」。到了1973年，西歐的「外國人」數量達到頂峰，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以及奧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共有約750萬名外籍勞工，其中近500萬生活在法國和德國，佔兩國勞動力總數的約10%。

無論是否受到過警告，1949—1989年間那個失憶和嬌生慣養的歐洲對於未來危機的徵兆卻大多視而不見。它可以繼續提出各種關於未來的承諾，因為真正需要履行這些承諾的可能性很小。1989年之後的風雲變幻引發了略顯難堪的收縮過程，一邊是繼續堅持擴張的美好願景，一邊是眼前困難的緊迫感和退回「歐洲堡壘」的需求，兩者發生了衝突。無論該現象還意味著什麼，這至少清楚地表明，最強有力的「歐洲」理念已經過時。它在當下困局中的位置大致相當於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里提到的退化器官，它們「也許類似單詞中的某些字母，雖然仍被拼寫出來但不發音，只是作為探究其演變過程的線索」。

於是，過去的痛苦出乎意料地重新降臨。貨幣穩定和近乎完全就業的不斷增長周期在20世紀70年代戛然而止，再也沒有恢復。歐洲不僅無法向不斷擴張的受益群體提供經濟奇迹的紅利ｈtｔｐs://ｒeａd.99cｓｗ•com，甚至連自己能否繼續享有它都成了疑問。1989年的事件把這一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歐盟對它的無能為力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經是現實。該問題的核心是就業，這也是與之前幾十年的承諾形成鮮明反差的地方。

除了上述觀念的變化，另一個因素也不容忽視。無論是作為歐洲傳統歧視形式的反猶主義還是更具帝國特色的變種，偏見在1945年後大幅減少。在戰後的很長時間里，西歐成了一片獨特的舞台，種族主義語言在那裡會招來白眼，極端主義黨派沒有了生存空間，避難權得到廣泛承認，而晚近歷史上的歧視、剝削和種族滅絕則受到堅決抵制。無論在法國和比利時，或者在義大利和德國，任何與20世紀30年代的報刊與文學的比較都能清晰地展現出這種變化。由於非常契合「新歐洲」的自我宣傳，它的實現變得更加容易，並促使歐洲通過門戶開放政策實踐了自己所宣揚的法律準則。然而，隨著各合法派別的政客們爭先恐後地重新開始反移民煽動，並默許昔日卑鄙做法的回歸，那段美好的時光也以令人尷尬的速度畫上了句號。

《申根協定》的目的在於讓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和地中海組成某種形式的人口界牆，讓上述緩衝國吸收和阻擋絕望民族向西或向北的遷徙——既包括它們本國的，也包括它們以南和以東的。這為享受歐盟特權的區域將最終東擴的承諾打上了問號——畢竟，如果《申根協定》能夠毫無困難地向東部和南部擴展，它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該協定還揭示了歐盟當下最急迫的擔憂，那就是保護自己免受更多移民帶來的經濟和政治風險。由於這正是西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政客希望本國政府所做的，后申根時代的歐盟並不是傳統民族國家很好的替代品。和今日歐洲的其他許多東西一樣，這些限制性的政策表面上也許並不那麼令人反感，因為它們是以「日益緊密的聯盟」而非國家的名義提出的。

不過，作為其最成功成員眼中新的磁極，歐洲的重新定位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歐洲」代表贏家，代表現有國家的富裕地區，那麼誰來代表輸家呢？對那些貧窮的「南方人」，那些語言、教育或文化上的弱勢族群，那些被剝奪權利或者受到鄙視的歐洲人來說，他們沒有生活在國界消失的黃金三角區，「布魯塞爾」最多只是個抽象行政概念，甚至是政治恐懼和仇恨的目標。令人擔憂的是，留給這部分歐洲人的只有「民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民族主義。這不同於加泰羅尼亞人的民族分裂主義或者倫巴第人的地區自治，而是試圖保留19世紀的國家來阻止變革，因為如果國家分裂成更小單元的話，它們會更希望變革，更希望同某個較大的跨國共同體建立聯繫。

保守的民族主義論調最有市場的是蕭條地區，或者那些沒有明顯的地區意識，但總是可以煽動憤怒和恐懼的選民抵制外國人對工作和「生活方式」威脅（無論真實還是想象）的地區。這種現象本身並無新意，從1989年起，它已經成為東歐民粹政治的常見形式。與此同時，西歐的民族國家似乎正在慢慢走向消亡。社會黨與保守派、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共識確保了政治和社會穩定，而作為國家的歷史任務——國防——已經從外部得到了保障，因此現代歐洲國家已經不再具有鮮明的輪廓。對資源的管理在表面上取代了維持內部秩序和外部安全的任務；由於資源的生產和分配越來越多地掌握在多國機構手中（包括私人和公共的），效忠國家的傳統似乎遭到了削弱。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眼中，「民族主義」似乎變得越來越過時，它所鼓吹的不合時宜的競爭顯得可笑（有時也令人不安）。在上流圈子，對「歐洲」的批評會被認為略顯不當，顯示批評者忘記了恩岑斯貝格所說的近代史上「歐洲人的自殺舉動」和它帶來的教訓。

民族國家的最大弱點在於其隱含的排外性，比如法國是法國人的。從歷史上說，這種特有的缺陷是其衰弱的根源。多民族國家（如南斯拉夫和比利時）會面臨分裂；同質化單一民族國家（如波蘭和葡萄牙）則是歷史的偶然（有時是悲劇性的）產物，無法被人為創造；而「沒有國家」的弱小少數民族處處受到欺凌，為了尋求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們必然會觸犯別人的利益。如果「歐洲」真能解決上述困境，如果人口的自由流動、取消國界和民族融合真能實現，那麼幾乎任何制度上的矯枉過正和經濟上的不平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代價。如果今天的「歐洲」能夠為民族國家狹隘的地方主義和文化中危險的排外主義提供一種真實而普世的解決方案，那麼即使存在種種不足，它仍將是令人嚮往的目標。

大多數歐洲政界人士清楚地看到，最大程度的福利國家不可能被無限期地維持下去。難題在於選擇讓誰率先失望：人數日益縮水的貢獻者，還是越來越多的非自願受益者。兩部分人都有選票。今天，出於習慣和善意，人們傾向於在國家資源和戰略允許的情況下保留儘可能多的社會福利。但在過去的幾年間，福利辯論中的另一個因素正在讓國家政治決策朝著越來越難控制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所謂的移民問題。

原因何在？首先，「歐洲」的概念過於寬泛和模糊，無法圍繞著它形成任何令人信服的人類共同體。此外，用德國思想家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喜歡的表述來說，確立本地和超國界的雙重共同體並對其效忠，謹慎地抹去與歷史上的國家實體相聯繫的危險「身份」，這種做法在心理上是不現實的。它根本行不通，就像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還原主義謬誤，即社會和政治的制度與關係天然且必然遵循經濟的制度與關係。誠然，生產、商業和金融的組織形式已經國際化，洲際和地區間的有機體很可能成為歐洲經濟生活的未來。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或者應該遵循相同的模式。日益和諧的貿易網路和跨越整個帝國的商業聯繫完全無法阻止19世紀末奧匈帝國各組成部分的離心趨勢。

畢竟，「民族國家」並不是已經過時的古老政治形式。事實上，它是最現代的政治制度。對於法國、英國或荷蘭這樣歷史悠久的國家而言，它們的政治制度直到19世紀才擁有了現代的功能和政治形態。民族國家特別適合公民責任和積極有效的參政等現代需要。為了實現目標，次國家地區或「微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跨越邊界尋求合作和幫助，以獲得境內缺少的資源。它們還很容易被野心勃勃和不斷擴張的更大鄰國吞併。過大的跨國實體則會長期「欠缺民主」——這正是歐盟今天所面臨的指責，而且未來也很難克服。它們對物的管理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不好。但在對人的管理上，它們過於龐大和遙遠，必然會將權力分散給各個組成部分。同時，它們還要保證這些組成部分不會衰弱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快速增長（伴隨著城市擴張，以及城市和城郊社區的變遷）與隨後的經濟停滯不僅讓西歐再次面對經濟波動的威脅（對於大多數歐洲人而言，這是自20世紀40年代末之後的第一次），而且還帶來了工業革命初期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動蕩和現實風險。在今天的西歐，隨處可見荒涼的衛星城、破敗的城郊和絕望的城市貧民窟。甚至倫敦、巴黎和羅馬等首都大城市也不像三十年前那麼整潔、安全和充滿希望。在上述大都市和從里昂（Lyons）到呂貝克（Lübeck）的十幾座外省城市中出現了城市底層階級，他們中既有多為黑人的外國人，也有以年輕白人男性為主的群體，前者成了後者的仇恨對象。如果說過去二十年間上述令人沮喪的新現象尚不夠造成爆炸性的社會和政治影響的話，那麼西歐國家在1945年後所建立的社會福利體系足以造成這種後果。

日益發達的公共服務主九-九-藏-書要的受惠者是那些仍然記得艱難歲月的成年人。在他們看來，為了獲得更好的保障而支付更高的稅收（或者像法國那樣，由僱主支付巨額的社會保障金）無可非議。當每個人都有工作，而大部分人口都是更年輕也更加健康的時候（這要歸功於戰後的嬰兒潮），福利國家的成本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這一切的前提是，繁榮的經濟能夠提供就業，從而提供資金來源。當失業問題變得嚴重，養活無工作者的負擔就會成比例地落到仍然有工作的人身上，這不僅減少了可用資源，還對社群的團結造成了傷害，因為人們現在更明顯地分成了給予者和接受者。

歐洲共同體本身也遭到了重創。歐共體曾經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同時很好地滿足成員國截然不同的需求，它們源於這些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不同的經歷和記憶。比利時人（和英國人一樣）最害怕的是失業；法國人首先想要避免之前幾十年的馬爾薩斯式停滯；德國人總是對不穩定和貶值的貨幣感到恐懼。1974年後，止步不前的歐洲經濟讓各國不得不面對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東西：失業率上升，增長停止，物價飛漲。

不過，他們不會是唯一的輸家。西歐的貧富差距正再次拉大。在今天的英國，預期壽命、死亡原因和社會階層間的相關性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明顯。在開了十五年社會和經濟政策的倒車后，福利國家的許多進步已經喪失殆盡：財富分配的不均和1949年一樣嚴重，最底層的20%的民眾只擁有8%的國民收入，而最頂層的五分之一則佔有42%。1989年，無家可歸者的人數超過40萬，這在三十年前的英國是不可想象的。在作為整體的歐盟內部，財富和資源在不同宗教和階層間的分配同樣是不均衡的——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全境（加泰羅尼亞地區除外）的國民個人年均產值不到整個歐盟平均值的五分之三。1991年，葡萄牙的人均國民產值只有歐盟平均值的一半。

在上述案例中，分裂主義者的共同論調是：「我們」是現代、繁榮、納稅、受過更好教育、擁有自己語言和（或）文化的北方人，而「他們」是落後、懶惰、接受補貼、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人」，「我們」比「他們」更有資格做「歐洲人」。這種將自己與不討人喜歡的本國同胞區別開來的「歐洲人」身份必將鼓勵他們尋求另一個權力中心，選擇「布魯塞爾」而非羅馬、馬德里、貝爾格萊德甚至布魯塞爾本身。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的誘人之處在於它的世界性和現代性，完全不同於老式和受限的（也是人為和強制的）國家約束。這也可以用來解釋「歐洲」對上述地區許多年輕知識分子獨特的吸引力。

無論以何種方式存在，國家在未來很可能仍是必要的。為了維持社會結構（通過強制手段或再分配式的干預），傳統的民族國家在今後幾年裡將大受歡迎，無論享有特權的「超級地區」多麼不希望這樣。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被過度頌揚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飽受詬病的「國家干預」也許不應該那麼早就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對國家權力進行切分、削減和去中心化也許太快也太過分了。「二戰」后，西歐民族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功能有了戲劇性的恢復，各國問題的「歐洲化」推動了它的進程；如果1989年以後的歐洲想要繼續保持繁榮，它必須恢復民族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兩次大戰之間的失業狀況在各國有所差異。在法國，它從來沒有達到嚴重的程度，整個20世紀30年代的年均失業率只有3.3%。但在英國，20世紀20年代已經有7.5%的勞動力處於失業狀態，到了30年代更是達到了年均11.5%，各個派別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這種情況永遠都不該再次出現。在失業率接近9%的比利時和德國，人們流露出類似的情感。因此，戰後歐洲經濟的光輝成就之一在於，北歐和西歐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保持了近乎完全的就業。20世紀60年代，西歐的年均失業率只有1.6%。在隨後的十年間，數字上升為年均4.2%。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歐共體的失業率再次翻番，達到9.2%；1993年的數字為11%。

從法國最近的一次民調中也許可以看到情況已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1989年5月，在支持前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領導的法蘭西民主聯盟和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領導的戴高樂黨的被調查者中，分別有20%和28%的人對讓-瑪麗·勒龐的國民陣線所提出的計劃中關於移民的看法表示「總體上贊同」。到了1991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是38%和50%。雖然共產黨和社會黨選民中的認同比例較低，但這僅僅是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早已轉而支持勒龐［在1995年的總統選舉中，勒龐贏得了工人階級30%的選票，社會黨候選人里奧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只贏得21%］。

儘管數量隨後出現了急劇下降（各國政府出於經濟和政治考慮開始限制移民），但「移民」的存在仍然不容小覷。根據1990年的數據，約有6.1%的德國人口，6.4%的法國人口，4.3%的荷蘭人口和3.3%的英國人口來自外國。上述數據還不包括已被歸化的移民和外國人在當地所生的孩子（儘管在以德國為代表的某些國家，後者仍被算作外國人，無法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這些「客籍工人」中有許多仍在工作；即使所在國出現了廣泛和結構性的失業，他們往往也能找到低薪工作，因為他們已經成了歐洲經濟階梯最底部的必要組成部分（相反，那些作為難民到來的外國人往往找不到固定工作）。

但威脅到戰後輕易取得的穩定局面的不是歷史研究，而是歷史本身。當然，歷史研究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比如對維希法國的調查［特別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哥倫比亞的外國史學者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發表的成果］；在聯邦德國，由史學家等參加的「歷史辯論」（Historikerstreit）探討了納粹的整個興亡過程（特別是對猶太人的滅絕）是否具有唯一性；在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承認自己加入過納粹組織並對戰時軍旅生涯「記憶有誤」后，奧地利史學界再度活躍起來；義大利也開始嘗試性地質疑反法西斯神話，特別是克勞迪奧·帕沃內（Claudio Pavone）關於1943—1945年義大利內戰的作品——這些成果共同描繪了一幅1945年歐洲更加複雜的圖景，使其沉重的遺產得以呈現。不過，真正讓情況發生徹底改變的（也可以說為戰後時代最終畫上句號）是1989年的劇變。

所以，今天歐盟的心臟（有人認為也是它的靈魂）與第一個西歐帝國的對應關係幾乎可以精確到公里。向東西兩側稍稍擴展——從蘭斯（Reims）到亞琛（Aachen），或者從巴黎到科隆，然後向南穿越阿爾卑斯山直至倫巴第，上述地帶正是12世紀歐洲城市文藝復興的所在。這種巧合併無不妥——想到查理曼和他的後人對今天的歐盟也許不會感覺陌生，我們甚至會感到某種滿足；但「歐洲」現代首都的本能和返祖布局（也是政治考量的結果）警示我們，今日歐洲的現實可能並非全新，它所宣稱的創新可能也不完全是現實。

「在戰後最初的歲月里……集體性失憶成了歐洲人的庇護所」［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這種遺忘和從頭開始的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戰敗僅僅兩年後即開始了冷戰，三年後爆發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結束后不久，西歐的經濟奇迹拉開了帷幕。人們沒有時間，當然也沒有動力去反省戰爭和ｈｔtps://rｅａd•９９csw.coｍ淪陷的真實經歷——也就是說，沒有時間悲傷。1945年歐洲各地一觸即發的革命性內戰被扼殺了，它們的源頭被埋在集體性的沾沾自喜中：「我們」贏得了戰爭，「我們」開展了抵抗，「我們」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新歐洲。

但如果德國和法國繼續做著美夢（至少兩國的政客是這樣，不過民調顯示，兩國選民對歐洲的前景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鼓勵其他國家效仿呢？如果就像已故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經含蓄地表示恐懼和試圖避免的那樣，1989年後真正的問題在於：任何讓歐洲進一步擴大的舉動只會使現有利益受損呢？簡而言之，如果統一的歐洲變成了零和遊戲，東部新成員的得益必將對現有成員造成切實的損失呢？這種想法當然不是新的；當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時，在某些人的疑慮背後可以看到類似的恐懼和考量。但這一次，恐懼也許不再是空穴來風。

於是，隨著1989年鐵幕的拉起以及人口和財富遠遠超過法國的統一德國的誕生，法國外交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時期畫上了句號。從1951年到1989年，法國一直享有特別的行動自由，並因此對手中的真實權力產生了幻覺——與它結盟的是一個強大但不構成威脅的鄰國，而唯一對其安全可能構成威脅的國家遠在東方，這種情況在幾個世紀以來是第一次。輕易取得的政治優勢地位使得大多數法國人都沒能看見本國在歐洲的存在正日漸削弱。

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在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所建立的複雜而昂貴的地區資助體系就成了制度化的外來援助——它不斷糾正著讓財富和機會總是集中在富有的北歐與西歐國家的市場失衡，但完全沒有改變這種失衡的根源。於是，對南歐、偏遠國家（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經濟上的底層階級和「移民」組成的弱勢群體而言，歐盟既是唯一的援助者（如果沒有來自布魯塞爾的幫助，西歐許多地方的處境甚至會比現在更加糟糕，如蕭條的前礦區和虧損的農莊），也是羡慕和憎恨的對象，因為有輸家必有贏家。

此外還有非經濟方面的考慮。儘管在今天的歐洲提出這個問題被認為是不太恰當的，但按照現行的某些規則，大多數東歐國家的確與歐盟成員的標準相去甚遠，特別是對個人和少數派（宗教、民族或種族）權利的保護。無論是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境內匈牙利人的艱難生存狀況，還是兩國對出版自由事實上的限制，無論是吉卜賽人在東歐各地遭受的虐待，還是該地區對新聞媒體的限制（波蘭是值得稱道的例外）——在現行規則下，上述現象的存在讓許多東歐國家無法加入歐盟。某些同樣的批評也適用於希臘，該國不僅歧視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非東正教團體，對北方新成立的馬其頓也沒有表現出鄰邦之道。但「歐洲」內部一個半民主的巴爾幹國家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可以接受更多言不由衷的特例。

於是，今日德國的國家日程顯得有些應接不暇。除了合併民主德國后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德國人還必須面對「東方政策」帶來的困局：許多德國政客（特別是左翼）很想讓過去的狀況延續下去，希望柏林牆能夠繼續存在一段時間。1989年前的聯邦德國人（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對民主德國的政治迫害置若罔聞，「東方政策」與「局勢緩和」才是首要考慮的。儘管大多數聯邦德國人選擇將其從記憶中抹去，仍有不止一位的民主德國的異議人士對此耿耿於懷。德國人還不得不面對本國實力所帶來的尷尬——既然他們現在有能力領導歐洲（而且事實上正在這樣做），他們將把歐洲帶往何方呢？他們是哪個歐洲的天然領導：是法國打造的偏西的「歐洲」，還是符合德國利益的那個傳統歐洲，那個德國並非處於東部邊緣，而是居於正中的歐洲呢？這時，記憶的大門再次打開。居於歐洲中心的德國所喚起和讓人聯想到的東西是1949年後許多民族（德國人可能尤其如此）不願面對的。但讓德國熱情而並不十分合理地依戀自己的西部邊界，彷彿那是讓它免遭心魔困擾的唯一屏障，這種形象也不是很能讓人接受。

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1989年以後的歐洲非但沒有開放，反而逐漸地、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封閉起來。出於我在前文提到的原因，歐盟無法向其成員們切實保證，它們的未來將像過去那麼安全和繁榮。共同體早年享有的機緣巧合已經一去不復返。這個聯盟更不可能按照之前的條件吸收更加貧窮的新成員。最近，德國提出讓小部分核心歐洲國家儘快實現一體化，併為參与國設定了極高的宏觀經濟門檻。這個最新的例子再次證明，歐洲的未來將由德國主導，不然就會一事無成。義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國都永遠不太可能有資格加入這個專有俱樂部，指望波蘭或斯洛伐克就更加荒謬了。事實上，根據基督教民主黨的各種相關提案，只有盧森堡符合標準。但為了讓該理念不至於完全失去「歐洲」意味，德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必須加入，無論它們是否夠格。「中堅力量」、「快車道」、「和平夥伴關係」、「經濟區」、慣例、協定和許諾——上述花言巧語都是為了拖延或避免在拒絕新成員和按照現有的要求擴張歐盟之間做出不可能的抉擇。幾乎沒有東歐人會受此矇騙，但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堅持自己的希望。

下面的經濟數據也許可以證明這點。1990年的一份法國經濟影響力（以它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對雙方的重要性為衡量標準）的圖表顯示，法國的存在僅限於歐洲九國，即六大初始成員加上英國、愛爾蘭和丹麥。相比之下，德國的經濟影響範圍不僅包括歐盟十五國，還涉及歐洲南部和東部的國家。上述數據的意義非常清楚。從1951年到1990年，除了鞏固原有地位，法國幾乎沒做什麼，而德國經濟則擴展到整個歐洲。法國成了局限於歐洲西部邊緣的地區性力量，而德國甚至在統一前就再次成為了歐洲大國。

歐洲其他國家的跟進速度要慢得多。義大利［由阿爾齊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領導］、聯邦德國（由阿登納總理領導）和法國（解放后最初的十年間，喬治·皮杜爾的人民共和運動在大部分時間里執掌政權）的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對「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服務並沒有那麼熱情；不過，他們還是對國家必須在教育、衛生、住房、社會保險和退休等方面保持高投入達成了廣泛的共識。鑒於當時的國防支出較低並且還在不斷下降，福利和相關領域的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可以較好地反映它們在整體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在經歷了1938年到1950年的緩慢增長后，政府支出在隨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有了大幅提高——下表中的國家本身的經濟增長同樣迅速：

在這些本身已經令人沮喪的數字背後隱藏著某些更加讓人不安的現象。1993年，有六個歐共體國家（西班牙、愛爾蘭、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和希臘）的25歲以下人口的失業比例超過了20%。更為驚人的是，在英國、荷蘭、聯邦德國和上述六國，失業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長期失業。甚至在芬蘭和瑞典這樣富裕的國家（1993年12月提出入盟申請），年輕人的失業率也很高，芬蘭的國內總體失業率更是達到16%。20世紀80年代通脹的再分配效應使得上述數字產生的影響越發嚴重，讓有工作的人和失業者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更為糟糕的是，與快速增長時期不同，回暖的經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吸收富餘勞動力並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今天，還有誰記得20世紀60年代的幻想，還有誰會天真地相信生產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剩下的只是調整分配和避免過剩呢？

此類現象不僅限於西歐。20世紀80年代後期，統一民族國家的北方公民和地區認為自己掌握了國家的發達經濟門類，但構成甚至主導政府的卻大多是享有政治特權的貧窮南方人。他們沒有任何切實理由地被和半異族的群體捆綁在一起，後者既是統治者又依賴著他們，在歷史上的意外（和不幸）中，他們往往成為這種關係的犧牲品。在加泰羅尼亞人、義大利北方聯盟、弗萊芒分裂主義者甚至某些蘇格蘭人眼中，這正是自己的處境。它同樣描繪了「天鵝絨離異」前，捷克人對斯洛伐克人的態度。作為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和理由之一，它在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後者尤甚）的某些政客和知識分子中間非常流行。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在相當一部分的法國主流選民看來，對於某些在二十年前被視作過於接近法西斯主義的政策表示認同沒有什麼不可接受（比如1991年11月勒龐提出的「針對移民的五十項措施」，該建議要求取消之前賦予的歸化身份，與菲利普·貝當政府時期法國非正義的算舊賬如出一轍）。用勒龐最親密的一位戰友布魯諾·梅格萊（Bruno Mégret）的話來說，「舊時的禁忌」已經壽終正寢。法國的情況同樣適用於義大利，改頭換面的新法西斯主義者近年來已開始在政府任職；在荷蘭，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現在已經是政治主流的一部分；在奧地利，約爾格·海德的極右翼自由黨在1995年12月的大選中贏得了22%的選票；甚至在德國，客籍工人和其他未來的移民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並美其名曰「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移民政治不會很快退潮，因為外國人在西歐是永久和無法忽視的存在。洲內和洲際移民再次成為了歐洲社會的特色，當地人的恐懼與偏見將使他們繼續被視為不安定因素和政治利用的對象；過去幾十年間對於波蘭、義大利或葡萄牙移民同樣強烈的情緒最終得以平息，因為他們的孩子已經融入了當地社會，在宗教、語言和膚色上都無法分辨。但土耳其、非洲、印度或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的移民不具備這種能讓自己隱形的文化和體貌的相似性。對於真正的異族團體，歐洲傳統中很少看到有效的吸收，或者說「多元文化主義」；比如，法國的吸收傳統背後是公眾對任何差異強烈而根深蒂固的不寬容。隨著西歐資源的減少，移民和他們的子女在競爭中將成為「輸家」。九*九*藏*書

加泰羅尼亞的例子也許有些極端，因為當地的自治提議不僅依託于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也與延續至今的悠久語言遺產有關。義大利的15個地方行政區沒有這種語言上的獨特性，但和5個「自治區」［瓦萊·達奧斯塔（Valle d』Aosta）、特蘭提諾-阿爾托·阿迪傑（Trentino-Alto Adige）、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Friuli-Venezia Giulia）、撒丁（Sardinia）和西西里（Sicily），前3個地區擁有相當可觀的說其他語言的少數族裔］一樣，它們對獨立代表和自治權力的要求同樣強烈。德國各州也都不遺餘力地尋求維持和擴大自己的特權（如教育、環境和旅遊，特別是文化），為此它們減少與波恩的聯邦政府打交道，而是儘可能直接訴諸布魯塞爾的歐盟當局。這些地區中，有的擁有悠久的民族歷史，如薩克森州和巴伐利亞州，有的則是晚近的行政創作。在法國，今天的許多官方行政地區同樣缺乏歷史傳統，有的是戰後新建立的，有的是將原有的失效行政實體重新組合起來的。促成它們誕生的行政去中心化進程在法國僅僅開始了不到二十年，真正的權力和決策動議仍然掌握在巴黎手中。

蘇聯曾被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看作哲學理想和行政力量充滿希望的組合，今天的「歐洲」也擁有某些同樣的魅力。在它的推崇者以及西歐和中歐發達地區的許多政客與商人看來，「歐盟」是民族國家興起前那個最後的偉大變革時代所流行的開明專制的最新繼承人。「布魯塞爾」所代表的高效和普世的行政理念摒棄了特殊主義，由理性考量和法治推動，這不正是葉卡捷琳娜、腓特烈、瑪麗·特瑞莎和約瑟夫二世等18世紀偉大君主們致力於在其衰落的本國國土上確立的理念嗎？歐共體的理性理念讓它充滿了魅力，特別是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希望「布魯塞爾」能將自己從守舊習俗和鄙俗落後中解救出來，就像18世紀的律師、商人和作家希望開明君主能將自己從反動議會手中解救出來一樣。

這就是主權國家間（德國、法國、比荷盧三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義大利作為候選成員）簽訂的《申根協定》的象徵性意義所在，成員國取消了共有的邊境，統一了護照和移民規定，並承認任何一國做出的入境限制適用於所有成員國。因此，被允許進入葡萄牙的人可以自由地一路前往波蘭邊境而不會受到檢查和盤問，這是后國家時代歐洲的真實寫照。當然，在實際操作中，有些地方完全不是這樣。擁有最嚴苛的移民和（或）勞動法的國家可以要求其他所有成員國也執行同樣的標準——這是歧視性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標準將通過全洲聯網的資料庫得到執行，類似針對外國人、難民和移民的國際警察組織，因此它的執法力量要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成員國。如果義大利最終加入的話（已得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同意），《申根協定》最終將再次把從格但斯克到迪利亞斯卡的地區統一起來，從而在歐盟內部形成一個專有區域。

這一切現在正發生著變化。正如對「增長」的迷戀在某些現代國家的內心留下了道德真空，歐洲理念的抽象和物質屬性無法證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無法維持民眾的信任。對於那些在變革中落後的人來說，僅僅靠把統一作為目標不足以維繫他們的想象和忠誠，特別是因為他們不再相信福利將無限期延續下去的承諾。隨著1989年之後記憶的回歸，塑造了這些集體記憶並賦予其意義的民族實體也藉機復興。這個過程削弱了「沒有過去的歐洲」，威脅到了它的地位。長期以來，法國或德國的民族主義論調曾經因為與納粹或貝當政府的記憶和語言（「工作、家庭和祖國」）關係密切而遭到排斥。但今天，除了在老一代的左翼知識分子那裡，這種自我審查幾乎已經完全消失，被大多數人無視。過去二十年間，對歐洲的認同似乎正在取代與國家的聯繫，但作為「歐洲晴雨表」的民意調查卻顯示今天出現了相反的趨勢。1994年，在德國、丹麥、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多數或接近多數受訪者表示，在短時間內唯一認同的是自己的國家。

據1994年貝塔斯曼基金會的研究預測，僅「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指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國）每年就將耗費歐盟200億德國馬克的直接支付，超過了目前對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愛爾蘭的支付總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的需求更多，貢獻則甚至更少。最發達「候選國」（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的生活水平不到歐盟當前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那些更貧窮的國家只有大約五分之一。用簡·克萊默（Jane Kramer）的話來說，「只有沒人因為『歐洲』理念而受傷或者認為自己受傷，它才有吸引力。」無論是否有人會被認為「受傷」，如果想要讓未來的成員與現有的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歐盟顯然將要付出很多錢，而且不是它現在可以承受的。

不過奇怪的是，1989年的事件對西方產生了更大的道德衝擊。畢竟，大多數東歐人都知道自己生活在謊言中，關於他們過去和現在的官方描述與他們記憶中的經歷和現實的觀察大相徑庭。對於曾經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而言，1989年的「創痛」主要是社會經濟的動蕩和政治上的失望。但對西歐人來說，1989年意味著層層的幻覺和沉默即將被揭開。這種困境在法國最為強烈。正當法國人經歷了昂利·魯索（Henry Rousso）所稱的「維希綜合征」的折磨並恢復過來，正當他們結束了無力承認戰爭歷史的四十年，開始清醒地直面它時，他們發現自己關於本國戰後地位的一切認識都受到了嚴重挑戰。

無論如何，西歐的富裕地區（原有的或是新建的）對於直接或通過歐盟制度聯起手來非常感興趣，這無疑會使它們與所在的民族國家產生更大摩擦。此類矛盾並非新生事物。在義大利，北方人對於和南方「寄生蟲」同屬一個國家感到忿忿不平，這樣的情緒在建國之初就產生了。比利時的弗萊芒民族分裂主義者在納粹統治下曾經非常活躍，因此在戰後一度噤聲，但近年來瓦隆尼亞（Wallonia）工業區的經濟下滑給了他們東山再起的機會；現在他們宣稱，弗萊芒人不僅要求語言平等和行政獨立，而且要求擁有自己的身份（非比利時人）和國家。

各種形式的福利是近年來西歐人取得的最偉大成就。它使該地區不同於美國（那裡幾乎沒有任何涵蓋全體公民的集體性正式醫療和保障服務），也不同於東歐（那裡的服務是正式的，但此外幾乎一無是處）。除了帶來毋庸置疑的社會利益，福利國家還是特別有效的政治安全閥——如果沒有它，近年來的經濟蕭條很可能會導致堪比19世紀40年代或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性後果，並早就讓戰後穩定將無限期延續下去的美夢徹底破滅。

西歐的上一次移民勞動力輸入還要追溯到「一戰」后的最初十年，隨著時機的成熟，它變成了政治利用的目標。這種情況現在再度出現。在過去的十年間，「移民」比其他任何一個問題更能吸引注意，並引發政客和選民的憤怒。對於20世紀50年代的戰後第一代人而言，在那個所有人都過得很好的時代，移民是來自異國的廉價勞動力。對於把繁榮看作理所當然的嬰兒潮出生者來說，移民和其他少數族裔是隱形人。但對於過去十年間成年的那一代脆弱而缺乏安全感的人來說，對住房、教育、福利和就業的任何競爭（無論是真實抑或想象的）都是威脅。

看上去很美，但這不是歐洲。或者更準確地說，這的確是「歐洲」，但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從地理上說，這個歐洲包括什麼？它的首都在哪裡，制度是什麼樣的？歐盟委員會及其民事機構位於布魯塞爾。歐洲議會及各委員會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盧森堡集會。歐洲法院在海牙（The Hague）。關於推動這個「龐然大物」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決定是在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的，而關於統一邊境和對外國人監管的協定則是在申根（Schengen）簽署的。上述六座城市彼此接近並很容易到達，分佈在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連線的兩側，這條線正是加洛林王朝的中軸，也是其他的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