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惑和道德的不確定性中，不同的人或者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所持的這些錯綜複雜和矛盾的立場（當得知《慕尼黑協定》只是眾多類似事件中的一個典型，所有人都感到，按照布魯姆所說，「懦夫般的解脫」），最後都很不恰當地被歸結為擔當（commitment）或者親民主的與親非民主的觀點之間的對立。不管是擔當還是獻身（engagement），對當代人而言，只是個術語的選擇問題。然而這些術語並不能很好地被用來區分左右翼——要不然就是在區分左右翼時，誇大了它們之間的不同。更確切地說，它本身就包含了30年代早期和中期知識分子活躍的介入政治的姿態與1940年幾乎所有人都幻想破滅、淡出政治卻仍憤世嫉俗的態度之間的斷裂。這裏所缺失的是一種為目標本身而獻身的理念——獻身，是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所共享的理念，關涉的是某種存在主義式的律令；只是，這種關涉的具體指向就沒那麼重要了——無論是涉及政治還是戰鬥，「我們參与，然後我們觀望」。除此之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對獻身與脫身（disengagement）這對矛盾的強調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那些1940年及之後仍然堅守承諾的知識分子。然而，無論這裏的獻身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並不是對民主共和國做出的承諾，並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從未被如此承諾。

1940年出現的戲劇性的一幕，使得法國知識分子陷入一種政治混亂中，而這一混亂反映的實際上是這個民族自身在社會和機理方面的無序。即便是對於那些仍然對共和國保持忠誠的人而言，那一年發生的事件也讓人震驚，這促使他們去反思災難，並且從中發現之前他們並未理解的共和國腐化衰退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表面上並未受到30年代氛圍影響的忠誠者們，大部分是由遺老遺少構成的。那些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成長為左派的知識分子，即便對法蘭西共和國的政治實踐頗有微詞，卻仍然保持了對共和制的古典形態（classic shape）的忠誠。而對於年輕的一代，他們之所以會被和平主義和/或者法西斯主義所吸引，也許並不是出於維護人權的考慮，而更有可能是戰時集體經驗形成的結果。揭示這一點的意義對於30年代的人而言或許並不明顯，然而對於其後的人們而言是不無裨益的。這是因為，維希政權最初對很多年輕的一代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並且，正是這同一群支持者在1944年之後成了知識界的主導力量。他們出生於世紀之交與1913年之間，本身就缺乏關於成功的民主政治實踐的集體經驗。同樣地，他們也從未曾抱持善良的意願和清醒的認識，為了維護民主和權利而團結起來。反對和厭惡構成了他們政治經驗的全部。

這種交叉，這種左和右兩個極端之間的觀點交互並不始於20世紀30年代。普魯東和佩吉（Péguy）之所以成為工團主義左派和新保皇右派的代表，是因為二人皆以各自的方式說出了被前幾代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議會共和主義的局限和挫敗。在20世紀20年代，儘管最後表明是種失敗的嘗試，喬治·瓦盧瓦（Georges Valois）已經試圖通過抨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議會制的運動，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整合起來，保羅·尼贊便是最早受其吸引的人之一。早在「一戰」前，愛德華·伯思（Édouard Berth）在《知識分子的惡行》（Les Méfaits des intellectuels）中就曾提議建立過某種為反抗民主、「爭取現代世界的解放和維護拉丁後裔的崇高」的左右聯盟。差別僅在於，1932年以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僅吸納了這些觀點，而且致力於賦予其實質形式和綱領性內容。

大多數那個時代的普通法國民眾並沒有採取這樣的態度，並且也沒有理由認為知識分子中間必須有更多人保持清醒。如果說「到1940年，不少的法國人已經倦怠了」，那麼沒有理由認為知識分子不是處於同樣的狀態。要想明白1940—1944年對法國知識分子造成的影響，就需要從那段經歷的源頭處開始追尋，而理解維希、抵抗和戰後革命的一些術語亦脫胎於此。即便有人尊重自由主義、民主、人權和共和主義的遺產，在1940年的當口也極難設想一個為它們辯護的案例。這裏所缺失的，是一種得以表明類似立場的為眾人所接受的語境。就實際操作而言，那些之後也許參与了重建民主政治的精神的男男女女，在當時確實也沒有立場去做這些事情。然而一切都是會過去的。那些留存下來，留有九-九-藏-書印記甚至得到繼承的，是對政治不言說的直覺，是對被剝奪了——或者自我剝奪——運用意識形態的和語言的手段，為了構建一種道德上值得被擁護的政體的意識。後者被用於指控20世紀30年代的文人和思想家們，他們的論述雖與當時的政權相左，卻始終未能在如何應對政治和道德困境的問題上給公眾以指引——如希特勒的崛起、姑息的危機以及維希政權的建立。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只是並沒那麼切題。因為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知識分子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行事。

30年代知識分子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充滿變數，也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共產黨知識分子的相對受冷落。與之後所要發生的一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共產主義對於當時的思考階級而言尚不構成一種無法抵抗的魅力。與法西斯主義一樣，蘇維埃共產主義最強有力的訴求便是在修辭和行動中控訴資產階級社會；事實也確實如此，就之後的幾十年而言，共產主義的修辭充斥著對腐敗、衰退和革新等的關注，這些主題在30年代那些「不服從」的知識分子的文章中隨處可見。然而，共產主義實際的正面影響力仍然有限：

即便如加繆在1944年10月所說，1940年6月「世界終結了」，我們也不應該就此認為，那個時期是許多人此後悔恨的源頭。在很多後來的回憶性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很難輕易發現這種悔意。對於被顛覆的共和國，無論是對那些選擇與維希政府合作還是那些選擇淡出公眾生活的人們而言，他們通常傾向於弱化從中而來的愉悅；即便如此，在他們大部分人的眼中，與德國的戰爭只是之後法國人之間更長久且更重大的衝突的插曲。然而，即使是對於1944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那些人而言，他們的回憶錄里也並未表現出更多的愉悅。克洛德·羅阿的敘述從根本上說並不十分誠實，比如，他所度過的1935—1939年，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說，如同一個「失眠症患者」試圖在床上找到一個舒適的位置。他可能已經感覺到了，他真正的家園並不與倡導「法蘭西行動」或者號召「我無所不在」（Je suis partout）的那些人在一起；即便在那時，他和他們同為一個專欄寫過稿；因為之後他和他的新朋友——共產主義者們也有了相同的經歷。不管是否令人感到舒服，令人奇怪的是，當他的右翼知識分子同僚雀躍于共和國的恥辱的崩塌時，他三卷本的回憶錄幾乎沒有對此做出熱情的回應。而幾年之後，他的同代人，精選了一些跟過去相同的口號，跨過了法國的淪陷和抵抗運動之間的界限。

因而，1940年本身不應該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或如共和國最後10年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所詬病的那樣，是道德失范和文化異化的頂點，因而可被視為民主的削弱和專制政權興起的轉折點。對於許多人而言，希特勒耀眼的勝利代表了歷史的裁決，對不足和平庸的當代法國的一種審判，就如同之後斯大林格勒（戰役）被看作歷史對共產主義的肯定性（positive）評價一樣。很多以往的和之後的民主主義者都認為，雖然算不上是一個「神聖的驚喜」，貝當的掌權以及他的「民族革命」至少提供了一個民族復興的機會，而這一議題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已經不斷地在討論中被修訂了。亨利·馬西斯（Henri Massis），一個資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本應該可以為持各種立場的眾人代言；1940年12月，他如此寫道，現在的任務是要把法國從「使得民眾成為受害者的駭人的信任喪失中拯救出來；因而極有必要的是，重新學習如何誠實地運用詞彙，還原其本有的意義和價值」。

這是人類對複雜和矛盾的經歷的一種可以理解的反應。然而對於歷史學家而言，1940年因此就被留在了陰影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說，1940年春夏發生的事件標志著維希政權的開始，同時被開啟的還有德佔時期以及之後的（延伸意義上）抵抗運動。另一方面，它們更被視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知識分子的冒險的竣事語，一種交織著各種情緒的體驗——積極的、消極的、絕望的，以及最終的迷失。那些以描述和咒罵共和國的缺陷為生的知識分子，在1940年共和國傾覆之時，終於和他們之前所期盼的場景面對面了。並不令人奇怪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從失敗的打擊中緩過勁來之後，又在「民族革命」中看到了未來的幾許希望。可以預見的是，這裏指的尤其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在30年代初，就已經信奉了類似於中央計劃、社會有機體說、新道德秩序，以及希望終結個體觀念紛爭的看法。在維希政權早期，起來反對貝當不僅需要極大的遠見，更不用說勇氣；它同樣意味著一種為已死的共和國的價值辯護的意願，儘管以一種調整了的形式。

右翼知識分子對1940年法國的淪陷持「幸災樂禍」的態度，而這一態度也在絕非右翼的民眾中得到了默認。對於大部分天主教徒而言，1940年如果不是一種對過去三代的罪惡的懲罰，至少也是個應得的悲劇；他們不對共和國的所作所為和不幸承擔責任，因為後者曾花費時間和精力試圖將他們驅逐。然而，即便是對於他們往昔的對手而言，這一事件同樣具有補償意義；這是一種半受歡迎的天啟，以一種災難的方式將他們從不再想維護的政治和道德體系中解放了出來。左派和右派都厭倦了不溫不火，他們皆被一種打碎平庸、暴力解放的觀念所吸引。羅貝爾·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極右翼的報紙寫過尖刻粗鄙的專欄，並常常對極左派釋放勉為其難的善意，在法國光復后被當作知識分子通敵的典型而處以極刑。雖然他本人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對莫斯科對於他對手而言的吸引力亦能感同身受；正如他以1940年的視角反思兩次大戰間的年月時所說的那樣，「在那個時代，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國外，以尋求……警示和榜樣」。這種憤憤不平的、反資本主義的反動知識分子論調，回應甚至激勵了當代的改革派；羅舍爾的《吉勒》（Gilles）對法國舊有統治階級所投射的「噁心」與薩特《噁心》小說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異曲同工之妙。九_九_藏_書

共和國已經墮落了，它所代表的那個世界已經無可救藥，這種觀念深入人心。1932年，年輕的埃馬紐埃爾·穆尼埃在他的新雜誌《精神》（Esprit）的發刊詞上這樣寫道：「現代世界已經徹底腐化了，要想讓新枝抽芽，整個腐爛的大廈都必須被擊碎。」對於穆尼埃來說，這個比喻首先是對某種情感的回應——對第三共和國晚期憤世嫉俗的世故的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厭惡；它絲毫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場，在最初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同樣是在美學意義上的）眉來眼去之後，他轉而堅定地反對納粹主義，並成為慕尼黑協定的批判者。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所設想的以替代共和國亂象的漸進的公社性質的政治架構（穆尼埃和他的同時代人對現代性抱持某種杜爾凱姆式的懷疑，即便這些懷疑都是基於不同的出發點）使得他和他的《精神》雜誌的同僚們不斷對現代民主進行批判。「這個時代呼喚一些新的精英，他們能夠領導並且革新一個已略顯疲態的民族。」

這些反民主的觀點在1934年2月6日的事件以後才得以公開浮出水面，對於許多年輕的左翼和右翼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一事件促使他們的美學和哲學的認知轉化成了政治擔當（political commitment）。在1936年人民陣線成立以後，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系列的情感教育，也正是從那時起，右派與「社會主義和猶太人」的共和主義者徹底分道揚鑣。在左派陣營，有過一陣短暫的休戰，因為眾多30年代初期的「不服從者們」（nonconformists）曾寄希望於一場自上而下的激進的社會變革。隨著布魯姆政府及其後繼者的垮台，共和國政治經歷了一次全新的異化，而這一次的轉變是決定性的。到1938年，對於法國知識分子的普遍感受（和共鳴），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曾如此精闢地概括道：「在兩次大戰之間，人們如此滿懷希望地期待一種全新的人類秩序，而到頭來才發現這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失敗。」

隨著「人民陣線」的消亡，共產黨和工會組織者的同盟失掉了許多剛剛才取得的大眾支持，在戰爭爆發時他們的支持率只比1934年時略高一些而已。法國共產黨人脫節于整個國家1938年至1939年瀰漫的和平主義情緒，在「人民陣線」時期試圖保持溫和的態度，以同那些激進的支持者保持距離；又因為掩蓋了有關蘇聯的真相而受到了前支持者安德烈·紀德的譴責；由於莫斯科的「審判秀」的牽連而處於尷尬境地；到1940年，對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加入法國共產黨並無很大的吸引力。儘管在「奇怪戰爭」（drôle de guerre）期間，有一些人在達拉第（Daladier）迫害共產黨之時對後者表示聲援，然而在這一惱人的事件之後，法國共產黨（PCF）的突然變臉（volte-face）不僅使得它失掉了大部分剩餘的支持者，甚至驅使一些最具影響力的知識界的追隨者也離它而去。假使保羅·尼贊和加布里埃爾·佩里（Gabriel Péri）沒有死於戰爭和德佔時期，他們很有可能在戰後轉而成為法共的文化霸權的批判者。九_九_藏_書

與30年代間相隔了「二戰」和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維希法國，我們很容易就低估了右翼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訴求。比如像《老實人》（Candide）那樣的政治周刊（其鼎盛期銷量曾達33.9萬份）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日報《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çaise）曾有過10萬份的銷量，而它擁有的實際讀者群遠大於這個數字。《法蘭西行動》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小覷，他對當代年輕知識分子的影響甚至可比肩10年後的薩特。就當代對共和制的疏離，莫拉斯的特殊貢獻在於「他之於對手的激烈的輕蔑態度」，自此，整整一代作家對於民主政治的妥協性所持的激進的厭惡感，成為尋常之事。同戰後的年月中的共產黨一樣，莫拉斯和他領導的運動通過黨派的轉門吸納了數目驚人的後來持不同政見的作家。《精神》雜誌的供稿人，後來成為其編輯的讓-瑪利·多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在20多年後承認自己受到了30年代法西斯氛圍的影響（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以一種強烈的、幼稚的方式」），並且，他遠非特例。

這是一種具有典型性的回答——法西斯主義或許是最為迫近的威脅，然而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敵人。雖然穆尼埃和德·魯日蒙都是左翼知識分子（按照20世紀30年代的分類方法），他們的想法也得到了右翼知識分子的認同。讓-皮埃爾·馬克桑斯（Jean-Pierre Maxence）同樣表達了對民主法國這個世俗世界的厭惡，「當歐洲的大部分國家都開始了新的征程並邁向偉大，我們的領導者們卻引領著人民將法國變成了一個保險公司。」總而言之，當代法國知識分子對於法國狀況的態度就正如德里歐·拉·羅舍爾（Drieu la Rochelle，一位同時受到左翼和右翼敬重的作家）所說的那樣，「如今，愛法國的唯一方式就是恨其現在的樣子」。https://read.99csw.com

日益濃郁的和平主義氣氛充斥了30年代後期。自20年代初期開始，被戰爭中的「勝利」折騰得筋疲力盡的法蘭西共同體便對有保障的和平充滿了嚮往，他們皆感同身受于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筆下對文明脆弱性的反思。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通過集體從所有政治派別中隱退的舉動，表達了其強烈的厭戰情緒；即便對於那些不得不和政治打交道的左翼或者右翼而言，他們也希望能早日結束軍事介入。右派虛幻地將希望寄託於法國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左派則積極搜尋加強集體安全的途徑。如阿爾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20年代後期所敘述的那樣，「今天，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等同於追尋和平』。比起其他人來，社會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更有優先發言權」。然而時至30年代，曾經清晰的界限再次變得模糊起來。1935年前一直堅定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抵抗的共產主義者們，從那時起直到1939年8月卻成了最激進和最執著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其後他們又轉變成徹底的和平主義者，重新又回到了反對任何「資本主義」戰爭這一立場）。原則上仍然是反德國的右翼，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效忠希特勒的義大利軸心國還是仇視1936年後的共和國；他們由一些只顧自己利益的局外人領導，並將法國拖入一場並不必要的戰爭。大多數知識分子群體，比如代表中左的那些政治派別，也被撕裂了。另一些人，類似阿蘭的追隨者或者更久遠的反軍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後繼者們，則從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場轉向了不惜以任何代價無條件地反對戰爭。有很少一部分人則贊同雷蒙·阿隆早熟的判斷，納粹主義的本質以及希特勒獲取政權的方式徹底改變了政治選擇的條件。還有數目可觀的人持居間的態度：他們都是某位貝特朗·德·茹弗內爾（Bertrand de Jouvenel）先生難以置信的轉變的目擊者——他擁有二分之一猶太血統，布魯姆的朋友，曾反對《慕尼黑協定》，卻在1936年被秩序和穩定的主題和訴求所吸引，成為了信奉新法西斯主義的法國人民黨（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的一員。

穆尼埃的觀點為同時代的許多人所共享，每個人都換上了自己的措辭。注意到極權系統的誘惑力，德尼·德·魯熱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1938年的《日誌》（Journal）中如此反思道：

據說，第三共和國是在一片嫌惡聲中退出歷史舞台的。幾乎很少有人曾在1940年7月認真地想要為其辯護，它就這樣未被悼念就消亡了。最近有學者提出，這樣一種籠統的判斷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見，因而需要進一步得到澄清，但是至少在法國知識界，對共和國及其價值的漠然證明了這一判斷的正確。親共人士從「人民陣線」的妥協中幡然醒悟，因為後者先是拒絕介入西班牙境內由納粹支持的叛亂，又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出台後，於1939年8月徹底改變了黨派的初衷。曾在1936年滿懷希望的社會主義者們同樣經歷了某種信念的喪失，除了上述原因外，社會主義團體內部已經分裂為持和平主義觀點和對德國擴張持批評態度的兩個派別。對於右派陣營而言，1936年的工人大罷工讓他們感到害怕和厭惡，保守派和反動派因而更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共產主義、反共和主義，以及甚至更為堅定和激進的反猶主義同盟。罕有「居中」的知識分子。那些小部分捍衛共和、反抗納粹主義的人，全然不是為了維護第三共和國及其缺陷，而是為了他們往昔的共和理念，可以說，他們多半不再認同這個政體和制度形式了。

那一代人在現在的歷史文獻中，被奉為20世紀30年代不與親納粹政權同流合污的典範，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心境和視野。只是關於這代人的思想到底有多少原創性之問題尚待考察——當時身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尼贊，將他們形容為忙於從一知半解的「晦澀外國哲學思潮」中精鍊思想的中產精英。然而無論這一代人在政治或者哲學思索中的貢獻有多膚淺，它們也確實代表了民眾的普遍想法：對復興的渴求，對新事物的盼望和對重拾信心的期待。1930年至1934年間，書籍、宣傳冊、俱樂部、規劃、報紙等大為興盛，亦有許多由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女組成的各種圈子；他們中有些來自右翼，有些來自左翼［比如，「建設性的革命」和「計劃」團體分屬於社會黨和法國總工會（CGT）］，但大都堅稱對現存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團體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很少有運動或期刊能長久存活下來，大部分在30年代初就已消亡（《精神》是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外），並且，在此期間發表的大多數文章既無甚價值，實際上也沒有很大的讀者群。各團體之間確實存在著差異（在那時這些差異表現得並不十分明顯）：穆尼埃和他的圈子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反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其他人則致力於抨擊資本主義，併為民族的復興設計替代的社會和經濟的方針。然而，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某個不同語境里）所說，他們的理念都是乍看合理卻又經不起推敲的：整個民族都處於危險的境地，唯有大規模的變革才能拯救。這一境地被認為嵌套于共和國和民主的外殼之中，或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就脫胎于這個外殼，後者所強調的個人權利是以犧牲集體利益和責任為代價的。因而，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打破傳統政治界限的訴求和面對反民主挑戰時的某種矛盾情緒便形成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