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的一部分而存在——除了回應所處的情境並對它們負責外，毫無選擇——意味著同某些30年代知識分子的「與人群格格不入」的審美衝動的決裂，也意味著需要嚴肅思考比如罪惡，比如必須得到維護和恢復的人類存在被置於道德天平上的可能性等問題。再一次地，我們不應該就此認為，1940年前沒有人曾思考過類似的問題，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3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的思潮就已經阻礙了在政治上從某種道德立場出發來維護自由的可能性（至少，不再以法國人迄今為止所構想的共和的模式）。只是在法國淪陷之後，尤其是1942年以後，很難再為合作或妥協找到借口，知識分子才發現自身正在探索日後將為之而奮鬥的政治不服從和自由的各種行動。戰前如此重要的「生存」和「行動」之間的兩難消失了。行動是為了生存：不再是投射于單獨的個體的普遍意識，知識分子和有機共同體緊密聯繫在了一起；後者為他們提供了明顯簡單的選擇，所有的選擇都與這樣或那樣的行動相關。參与共同目的的實現，把集體行動的意義當作個人意願來接受，使得所有的懷疑都被確定所替代：知識分子抵抗者脫掉了覆蓋在上一代人身上的將信將疑的斗篷，穿上了信心的外套。

依泉的知識分子和維希政權的最終分道揚鑣源於後者日益增長的與法西斯政權合作的姿態，亦有證據表明，民族革命只是一個假象，它越來越表現出迫害、獨裁和復讎那諷刺的一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尚未放棄在法西斯主義和自由民主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的希望。到了1941年2月，《精神》雜誌的文章已經受到了嚴厲的審查；一些依泉最初的活動分子都轉入地下，埃馬紐埃爾·穆尼埃開始筆伐新近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結合了天主教元素的抵抗運動最終匯入了人民共和運動（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簡稱MRP）］，因為後者過分強調了民主。在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將「維護民主」視為復興的關鍵或是矛盾的焦點（the masthead of opposition）是「缺乏創造性和僵化的」。自那時起直到1950年他去世之時，穆尼埃對人民共和運動及其理念皆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他期望追求一種更高層面的道德復興，而不是下降到民主政治鬥爭的層面，否則就意味著重回共和主義的老路上去了。

那麼為什麼有些知識分子找到了信心而另一些卻沒有呢？對維希政權的最初幻想的破滅可以解釋部分的原因；對於那些從未有過幻想的人們而言，情況則是，當他們從戰敗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佔領者和合作者的政策和舉動又迫使他們提出抗訴時，他們這才意識到抵抗的價值；第三種情況，包括梅洛-龐蒂和薩特在內的知識分子似乎一生都在等待這個時刻，他們如此熱烈地迎接它的到來，並希望成為浪漫的承諾中的一員，因為這項事業的範圍和意義超越並轉變了他們之前的寫作生涯，它使後者產生了現實的影響。只是，這樣的歡迎很大程度上是停留于紙面的；在實踐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知識分子抵抗者持續地參与了行動，大部分人既未加入自由法國軍隊，又未參与武裝抵抗或各種形式的地下組織。對其餘的這大部分人而言，重要的不是參与，而是與抵抗者共同體同在，並成為一個高於自己的更大事業中的一員的那種感覺——一個由異見作家構成的圈子，一個抵抗組織，一種秘密的政治組織，或者歷史本身。

穆尼埃和他《精神》雜誌的同僚們之所以值得注意，恰恰是因為他們並不聲稱和共產黨人共享某種世界觀。只是革命就是革命，它的目的據推測是值得被讚賞的，它的敵人和犧牲者在原則上可被視為過去的奴僕和希望的敵手。這一對其有利的預判，源頭之一便是法國政治思想史和語境中革命一詞的可疑地位，而這一點在這些年獲得了極大的關注。聖鞠斯特（Saint-Just）之後150年，由雅各賓傳統而來的修辭霸權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抵抗運動的經歷中獲得了重生。革命——這一次革命，所有的革命——不僅意味著一次激烈的劇變，一個過去和將來之間斷裂的時刻，同時也意味著連接過去和將來的只有唯一一條可能的路徑；這個觀念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損毀了法蘭西的政治思想，以至於很難再將其從它所浸潤的語言中剝離出來，革命的詞彙和符號無所不在。

因而，也不難理解，穆尼埃和他的同代人會持這樣一種態度，使用這樣一種莊嚴的措辭。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對任何場合提到的「改良主義」的蔑視，對藉由一場轟動性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發生方式的社會變革的希望，不僅是一種她的同時代人所共享的感情，而且也為世紀末（fin-de-siècle）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時代的女性主義者以及貫穿19世紀的法國社會主義思想中受到布朗基派影響的人所普遍接受。作為啟蒙運動神話中最後的也是影響最為持久的部分，革命總是很容易成為佔據法國還有俄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首要激|情，並且，一成不變的邪惡秩序只能為一個基於自然和理性的秩序所替代。戰後時期之所以顯得特殊，是因為它為這一最後的偉大的歷史劇的上演提供了即時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這是個精準的判斷。1944年內戰尚未結束，它只是失去了它的外在目標和形式。在那個時代所有法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中，都潛伏著一個隱藏的半受推崇的被激怒者。然而這種隱秘敘事並不是直接由自我仇視轉化而來的，也並非直接與憤恨和報復的動機相關。許多極度憤怒的男男女女也許都有過一種不足感：在公開陳述的復讎意圖和任何英雄主義或實際參与之間偶爾存在一種負相關，但是他們確實以他們的方式表達了民族情感。他們所追隨的想法在第三共和國後期就已經頗為典型，在與維希政權的鬥爭過程中又被轉換成了道德語言，他們將所有的經歷和所有的選擇——甚至全人類——用兩分範疇進行了劃分：善或惡，積極或消極，同志或敵人。這種憤怒的摩尼二元論在戰時有著自然和常規的踐行，並且在與德國的紛爭結束后的很長時間里，整個法國仍然沉浸於這種二元對立中。九九藏書

在穆尼埃的非天主教信徒的同代人眼中，維希早先的統治幾乎未給法國帶來變化和民族復興的希望，但是他們確實和依泉的人們有著同樣的感覺，1940年改變了遊戲規則。1940年前，即便是最投入的知識分子都認為自己是孤立的行動者，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表達偏好和期望，這些僅僅是屬於他們自己的，而他們也可以隨心所欲地採納或改變想法。在那之前寫作和行動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只有少數幾個例外，對於馬爾羅和安托萬·德·聖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來說，作家是生活著的（living），或者說要去活的（to live），這是他們文學創造的需要。然而隨著法國的潰敗，一切都改變了。作家和藝術家不再能夠隨心所欲地去說、去發表或者去飾演他們希望的角色。他們總是會因為他們的想法和實踐冒著被迫害或者被懲罰的危險。許多人不得不第一次面臨著這樣的自問，個人想法和他們的公共生活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身處屈辱的民族悲劇之中，即使是最獨立的作家都無法不受到共同體命運的牽連。

人們對法國光復所投注的革命願景，以及之後的迅速覺醒極大地影響了法國當代的眾多事件。它們尤其凸顯了戰後最初的那幾年對「抵抗運動的榮耀」的強調，對復讎性質的正義的訴求，以及對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延續抵抗經歷的必然性和一貫性的半認可式的期望。這一點一方面反映在對這段經歷的重塑，即將其視為某種比事實更加有意義和更加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從中獲取的政治和道德立場能夠被應用於其他場景和其他的衝突和選擇中去。假使真實的抵抗經歷和光復運動以一種更加必然的方式出現，假使第四共和國脫胎于某種更果斷堅決和更激進的陣痛，那麼事情也許就會大不一樣了。正因如此，戰後法國知識界病態地沉溺於戰時的經歷，固守著戰時的思維範疇，這一現象也帶來了重大而持久的影響。

代表這種最初對戰敗的矛盾情緒的最好例子無外乎在依泉（Uriage）的短暫經歷，之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出於最善意的目的。在那裡，法國人第一次嘗試建立一個培養新的道德和政治精英的基地，而它的內容概要為世人所熟知。1940年的秋天，懷揣著建立一個新的具有表率性的共同體的野心，一群人聚集到一起，這個半童子營半大學校（grande école）性質的共同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對20世紀30年代初的觀念和態度做出了回應。這個群體主要由年輕一代的天主教徒——士兵、學者和教師——構成，課程設置和日常行為中主要體現了責任、等級和民族復興等理念。除此之外，還有對天主教復興的特彆強調；早在10年前，這一議題就已經和對資本主義以及後來不被悼念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穆尼埃和其他《精神》雜誌的作者是該團體早期的著名講習者，還有一些以後對第四和第五共和國產生重要影響的新一代人物，包括《世界報》（Le Monde）的創始者和總編于貝爾·波夫-梅里（Hubert Beuve-Méry），他將許多脫胎于依泉共同體的偽善的信念和一些理念帶到了他的新出版物中。

這類語彙在世俗共同體和政治左翼那裡都得到了相同的呼應。畢竟萊昂·布魯姆對第三共和國精神上的殘缺以及他自己和他的黨派所應承擔的使命進行過類似的批判：《以人類的名義》一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解放了的法國需要賦予自己一個更強大的行政管理權，使得它能夠擺脫埋葬共和國政府的傳統上的對管控和指導的厭惡。布魯姆這樣寫到，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代議機構使得民族陷於失敗的境地，他的觀點得到了眾多抵抗運動中崛起的年輕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支持。由此，依泉小組實際上呼應了一種廣為傳播的情緒，據說也在短期內匯聚了眾多關注，包括民族革命中的左翼和正在勃興中的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當中的溫和派。這一點可以從為依泉的領導者所青睞的各種讀物中可以看出來，不僅有普魯東的作品，還有莫拉斯的；此外，受到小組中另外一些人推崇的思想家還有馬克思、尼采和佩吉。任何對資產階級物質主義的批判都會受到歡迎，以各種議會形式出現的民主持續成為詛咒和嘲笑的對象。

在所有這些重新出現的政黨之中，共產黨顯得尤為重要。這並不是因為共產黨在高級知識分子群體中擁有數量可觀的黨員——恰恰相反：不可動搖的、不朽的阿拉貢（Aragon）式的宣言（「我的黨使我重又意識到時代的意義，我的黨使我重又看到法蘭西的絢爛」）只是少部分人的偏好。然而對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而言，共產黨不僅自1941年以來就積極投身行動，在法國，它還活生生且具象徵性地代表了蘇聯政權的超驗的力量和榮耀；後者以奮力與納粹德國的對抗，歐洲大陸上無可匹敵的陸軍力量使得整個歐洲為之傾倒。聲稱已經感受到了天啟緩緩拉開序幕，這個觀點在那些認為德佔時期亦是他們政治經驗中重要一部分的人當中廣為流傳。老派的左翼知識分子可能會將選票投給共產黨，甚至寄希望於一個馬克思主義式的將來，但是他們無法全然忘記《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也無法忘卻蘇聯在30年代令人傷腦筋的內部檔案。然而，對於更年輕一些的人而言，他們不在乎過去發生了什麼，並急於將其拋之腦後；他們所看到的是，黨派發起的政治運動回應了他們自身對進步、變化和劇變的渴求。正因如此，皮埃爾·埃馬紐埃爾（Pierre Emmanuel）在1956年這樣寫道：

為了避免過多的事先規劃是解釋這種溫和的原因之一：輕易制訂的計劃往往輕易就能被拋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1944年8月所說的很有可能深得人心，但即便他的相當高尚的看法，也不足以解決新政府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萬能葯的無效性，那是一些匆忙寫下的空想的計劃」，更具代表性的也許是克洛德·布爾代的看法，它反映了幾年後抵抗運動所體現出的顯著的非意識形態的特徵，在這當中，他起了積極作用：

所有的一切聽上去都是無害的，這是那個時代文章的特徵；30年代的不服從者們的言語中，可能發生的革命的符咒總是和總體的政治藥方聯繫在一起。然而，在從表層以下剛剛被埋葬的東西中，我們已經可以探到「煎蛋卷」的核心，那種認為值得為一種足夠重要的歷史進步付出代價的信念。穆尼埃在兩年後的一篇文章中略顯直白地談論了這一點，而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變后，《精神》雜誌上發表的社論將他的觀點暴露無遺。這場共產黨在中歐的最後一次奪權，並沒有假意宣稱代表了大部分人的願望，也沒有自稱為了應對某些真實的或者假想的民族危機；正因如此，穆尼埃的反應恰好說明了為了維護其對革命行動的固有價值的信仰，他所願意付出的道德上的代價。在這裏大段引用他的話是有價值的：ｒeａd•９９ｃｓw•ｃｏｍ

另一種為法國人所共有的情感便是緊迫感。在1944年的時候急於加入戰勝方（「在那個節點，許多人都在害怕錯過了歷史的巴士」），以及彌補浪費的時間。在個人層面上，這一點是有道理的；很多知識分子瘋狂地寫作和出版，敘述他們如何投身於文學或新聞業；這一現象不難解釋，當時知識界最出名的人物也才三十幾歲的年紀。同樣地，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政策和立場中，這種緊迫感也無處不在。在某些真理中（如果不是超驗的，至少也是自明的）重拾信仰，法國知識界陷入一種集體奔忙之中，迫不及待想看到信仰的實現。再一次從抵抗運動年代推斷，唯一為他們大多數人所知的集體行動的經驗，便是那些獨立知識分子將反應遲鈍視為最壞的一種選擇。與30年代的人們一樣，他們將革命視為唯一能夠阻止法國開歷史倒車的解決方案和路徑，認為革命是抵抗運動的目標和經驗的延續和完成。然而不同於他們的先輩，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來看，他們比前者更為迅速地意識到自己現在所處的立場是，即便不是發動一場革命，至少也要將表徵了緊迫的和整體巨變的語言與符號加諸他們自己的社會之上。

但這並不意味著戰時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樣貌總是會受到真實危險的威脅，也不意味著對於一些不明就裡的人們而言，這些危險是清晰的。只有本書所論及的男女中的一些人曾在那個時期真正暴露于危險之中；那些費勁心力想將當時的場景理論化的人們，其處境反而並沒有那麼危險，職業生涯也最少受到影響。但這並不削弱他們解讀時代的意義。大家都能理解薩特在1945年所說的「與時代共存」（situated in oneʼs times）的意思。1940年以後將要發生的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關乎他們的責任，尤其是在他們選擇了放棄已經不再可行的不負責任以後。對於究竟有多少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真正感受到了「突然共存」這個問題，我們並不知道答案，但即便這是一個對他們境遇的事後追溯式的回應，我們也不能說這就是錯的。

1940年至1944年，德佔時期和抵抗運動的經歷改變了法國知識界，加速了其內部地位和力量的變化。受到「一戰」消耗的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因為通敵、流放和死亡，地位不斷下降。然而這一判斷顯然也有例外。20世紀30年代之前便成為法國文學界核心人物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和讓·波揚（Jean Paulhan），在戰後至少10年的時間里，仍然在知識分子和政治世界里保持了他們的卓越地位。儘管早先的風格和影響力不再，喬治·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在戰時流放結束之後，在40年代的爭論中重新嶄露頭角。然而其他一些人——紀德、莫拉斯和他們的同代人——已經被超越了，他們的地位被具有非常不同的洞察力的新一代所替代。這並不意味著再沒有人去讀上一代知識權威的作品［直到1953年，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仍然是高師學生所推崇的作者］，只是他們不再掌握公眾的主流話語權；他們不再能為知識界的交流設立標杆。

令人奇怪的是，抵抗運動自身的政治理念和計劃並不表現得非常具有革命性。相反地，相較於法國社會和政治歷史，從內容上看，它們的激進是含蓄的，大部分時候，總是以一種不尋常的溫和的語言得到表達。一些人認為，抵抗運動是人民陣線社會計劃的延續；另一些則主張重大的法律和政治革新；還有一些甚至認為可以在維希體制內進行管理的和機構的改革和完善。這些低調的建議被視為是出於在不同政治派別和運動之間尋求妥協的需要，或者是出於為重新整合分裂的民族尋找共識。而不管原因為何，造成的結果是，一系列建議和意見在總體基調上表現出了令人矚目的溫和。大多數為抵抗運動辯護的人會將光復視為一個經濟巨變，一個更多更好的計劃和社會控制下的產品和服務的更優分配的機會。但是除上述之外，政治「革新」議題在抵抗視野下並沒有更持續和明確的表達。

儘管如此，關於戰爭年代，仍然有兩點是眾所公認的。其中一點在阿爾貝·加繆1945年的演講中就已經被很清楚地表達了：

這種共產主義要求它的支持者不要只為自己著想，而要接受來自他人的權威。對於那些熱情地尋求融入共同體的知識分子而言，共產主義所主張的相對少一些的個人意願，也成了吸引他們的原因之一。

其實也不用過分誇大知識分子代際間存在的差異。畢竟馬爾羅只比我所書寫的那一代——薩特、阿隆和穆尼埃——早出生了4年。只是前者儘管相對於上一代的其他知識分子稍顯年輕，卻與比他大20歲的那些戰前知識分子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曾經積极參与30年代的政治鬥爭，早在年輕的「不服從者」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就已經是一位文學巨匠。因此，「二戰」對於馬爾羅而言，並不標志著政治覺醒或者道德的覺醒——事實也確實如此；大部分時間，他都舒適和安全地待在蔚藍海岸，坐等戰爭結束，直到相對較晚的時候，他才積極投身於抵抗。最重要的是，馬爾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曾是哲學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然而他不但沒有被戰後革命的可能性所吸引，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一位堅定的戴高樂支持者。就憑這一點，儘管他的作品在讀者中長盛不衰，都使得他處於一個被主流知識分子世界邊緣化的境地；這一境況至少持續到了40年代末期，在那以後，雷蒙·阿隆和再晚一些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成了他的同行者，儘管各自出於不同的理由。

再次，革命是一種絕對命令，這也是薩特的特殊貢獻，而這也是那個時代其他許多人的共識。這並非一個社會分析或政治偏好的問題，革命的時刻也並非是基於經驗或信息選擇的結果。它出於先天的存在主義的要求。革命不僅改變了世界，也是對我們個體的生命所隸屬的集體狀況的永久再創造。簡言之，行動（革命性的）使得個體保有其本真。在戰後早期，薩特仍然將主要精力放在寫作上；通過宣稱寫作即行動，他試圖為本處於社會邊緣的自身和自己出身的階級脫罪。通過揭示對象已經被改造和正在改造中，行動也使得它的對象發生了轉變，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一書中對於這一點做了最完備的闡述。在此之後，他放棄了這一間接的方法，以一種個人局限範圍內最直接的方式投身於行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許有人會認為，對抵抗運動的過多期待導致它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這可能是對的——確實在法國和義大利，人們都寄希望于抵抗運動中一個無所不包的單一政黨，希望它能夠打破舊有的政治效忠，並致力於非黨派性質的民族復興，然而這一點從未能得到實現。甚至在1945年幻想破滅之前，政治現實就已經擊碎了這一願景。在1943年，讓·莫蘭（Jean Moulin）允許（一些人認為是鼓勵）在「民族抵抗運動委員會」內部重建政黨，主要是為了緩和一些人對他們當中的共產主義政治網路的不滿。因而抵抗運動的主要機構為已經喪失機能的共和國培育了主要的政黨，以及著名的人民共和運動。對政黨政治的回歸引起了一些非議和反對，但這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當發現戰後法國似乎又穿上了前任的舒服的舊衣裳，知識分子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議會主義，並將之視為對統一的民族復興的理念的背叛。

從戰後名人的生平中，發掘出他們為何採取某個特殊的政治或者哲學立場的具體場景和動機並不太容易。如果站在1945年及之後的有利位置進行回溯，他們往往會將1940—1944年發生的事疊加成一個單一的經歷。隨著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鬥爭的衝擊，牢獄之災，德佔時期和精神或者身體上的抵抗，他們意識到，在解放時期，他們戰前所關注的那些使得他們遠離政治介入和公共行動的思考已經具有了新的含義。對於像讓-保羅·薩特和莫里斯·梅洛-龐蒂那樣的人來說，哲學洞見先於政治選擇；而對於穆尼埃和他的基督教夥伴那些人來說，政治選擇就是——或者看似是——他們早期對兩次大戰間的社會的一種思想批判的自然推演。很少有人願意承認，不是在1940年的當下，而是在那之後的日子中，人們才學到了教訓。知識分子的抵抗和隨之而來的歷史的自我意識，並非於1940年，而是直到1945年才變得明晰，並且，在第三共和國衰落之前，實際有過一段短暫卻重要的，甚至是樂觀主義的幻想期。

對於埃馬紐埃爾·穆尼埃所說的已經對法國現狀進行了「誠實的分析」，我們不用太當真，也不用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樣，認為已經擺脫了「激烈的言語」。畢竟自1932年以來，他一直在宣揚「革命」的必要。而1945年的不同之處在於，在經歷了一連串的失敗、維希、德佔時期和流放的恐懼、抵抗運動付出的代價，還有法國的衰落之後，篤信一場1940年前尚不可設想的即將到來的災難性的劇變似乎變得現實了。現在，有理智的人們不但相信徹底的瓦解和毀滅的可能，而且認為任何想要嘗試其他做法的想法都是非理性的。如果說1939—1945年的法國歷史能有什麼啟示的話，那便是它警告人們不要再寄希望于漸進的改良和人類的仁慈。

那些試圖從法國的失敗中尋找積極意義的人們首先賦予了新政權一個意義，一個甚至高於德國軍隊所給予它的意義。1940年的事件沒有被簡單地看作是對失敗的共和國的報復，而是被塑造成為一個克服舊有的區隔和重塑法國的機會。出於或多或少真誠的意願，那些親維希政權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應對1940年擺在他們面前的機會的；這同樣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些之後轉而加入抵抗貝當和德國人的運動的人，最初會被幻想裹挾而行。

除此之外，吸引他們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主義是和革命相連的。這也是一些混淆的來源：當知識分子幻想一場即時和抽象的革命，列寧的繼承者正盡責地在戰術上將之付諸實踐，將來的革命總能被當作現在的不作為的借口。意識到這種目的的混雜並不影響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理念本身的承諾，即使他們偶爾會直率地批評法共在1945—1947年間少了些起義者的激|情。

這個話題對本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更加充分地對其展開討論。然而對革命的憧憬充斥著戰後知識分子的話語，以致從中提煉出的道德價值變得不名一文。穆尼埃的例子頗具典型性，這是因為他和他的圈子並沒有依附於任何政治運動，也極少與國外的勢力有瓜葛，故而他們自認為相較於同時代的人，他們佔據了一個更為純潔的道德制高點，除了受到對精神復興和對真理及正義的愛的驅使外，不對任何人負有義務。1944年，穆尼埃撰文呼籲在法蘭西共同體中進行一場不計代價的、徹底的精神及政治的革命。所有的革命，他寫道，都是「充滿醜陋的」；唯一的問題就是：「危機會尖銳化嗎，如果是這樣，它會很快到來嗎？」我們已被捲入激進的劇變當中，他如此強調；我們已經無法回頭了。面對這個急促的歷史轉型，「中和它的唯一辦法就是將其進行到底」。他進一步建議，法國有這個機會去消除人類的痛苦，為幸福和除此以外的其他價值打下基礎。並且這一挑戰無法通過「自由的議會民主，通過討論的方式實現……而必須依賴於具有堅固架構的真正的民主才能得到有機地解決」。rｅａｄ.99ｃｓｗ•cｏｍ

正因為此，對過去那幾年的幡然悔悟變得更加迅速。事實確是如此，幾乎就在革命的時刻到來之前，似乎就已經有人預感到它的臨近了。早在1944年12月，一位《精神》雜誌的編輯感嘆到，在法國，堅定的和新的政治權威都已經不復存在了。還是在同一本雜誌上，讓·邁涅（Jean Maigne）提請讀者注意那些已死的和被驅逐的抵抗運動時期的領袖，以及當局那些平庸的政治首腦，「我們忽然意識到，抵抗運動只是它自己的影子」。在一些圈子中，甚至是對於那些曾經呼籲過變革和劇變的人而言，對境況的絕望中夾雜著某種憂傷的愉悅。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心態是普遍的。到1947年，大部分人都認為光復失敗了。體現這一想法的最好癥候，便是法國人並未徹底清理「法奸」和並不清白的政治和經濟領袖。在共產黨人、知識分子甚至是一些政治核心人物的眼中，要求正義或者尋求復讎都是革命願景的一部分；徹底清演算法國的過去是開啟美好未來的必要條件。甚至是對於像讓·波揚那樣認為清演算法奸不過是虛偽的個人泄憤的人而言，都不否認，作為一種旨在實現革命性的變革的運動，光復運動本身對它的信念缺乏堅持到底的勇氣，因而代表了一種機會的錯失。或許是回憶起其在1944年的期望以及對第三共和國的尖酸的咒罵，1947年1月，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失望地寫道：「一切都故態復萌了。一切仍然令人絕望地沒有更改……第三共和國繼續存活；已死的是第四共和國。」加繆在幾周后這樣哀嘆道：「事到如今，誰還在乎抵抗運動和它的榮耀呢？」

其次，革命意味著秩序：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者看法一致。法國30年代早期的文化批評有個共同的指向，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是霍布斯自然觀的現實版本；在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中，強者勝出，所有的精神價值註定消亡。因而，在道德和社會的維度，需要召喚一種新的秩序。然而1945年之後的無序，不僅反映了第三共和國不受監管的平庸，還代表了國內外法西斯力量的非正義的和任意妄為的權威。與此相反，秩序是經歷一場特殊革命之後的社會所需要的條件；從歷史教訓中，人們調整政治坐標；從最新的政治鬥爭和政治參与中，人們推斷出道德命令。

對於布拉格政變的受害者，捷克社會主義者以及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同盟們，穆尼埃並不感到遺憾。他尤其將社會——民主主義者描述為「歐洲光復的破壞者」。認為他們已經喪失了事業，他們的命運多是咎由自取——「他們屬於那個已死的歐洲」。

只存在了一年多的依泉實驗，其矛盾性體現在它對維希政權的態度。這個新政權和依泉的積極分子間確實存在某種共生的關係。這些不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左翼天主教徒（與其說他們是錯誤的，不如說他們是過時的更恰當一些），是唯一一個存活於1940年並具有明確的社會和文化認同且可被辨識的組織；穆尼埃和共產黨人都試圖在新政權下尋求得以繼續發行報紙雜誌的官方許可，這件事具有一定的意義——而穆尼埃獲得了這樣的許可。儘管後期，依泉內部日益增長的要求自由和道德的呼聲最終與維希當局產生了衝突，它早先所宣揚的民族精神重塑的議題曾呼應了官方所倡導的民族革命的語境。穆尼埃的德爾斐神諭式的概念「個人人格至上論」（personalism）所強調的價值——比如服務、領導階層、效率和共同體——被貝當身邊的一些高級官員真誠地應用於法國公眾生活。

奇怪的是，這並不意味著永久放棄那段共和國的過往，因為民族的政治想象和當時的狀況並沒有能夠為重新設想一個法國提供更多的替代方案。與此相應的，1940年之後幻想的破滅，使得曾經被嫌棄的第三共和國重新又回到了聚光燈下。正如加繆1944年8月所說的那樣，抵抗運動並沒有犧牲很多，它只是對一個「一直沉浸於對自己過去的陰鬱沉思之中」的國家的缺陷做了總結。那個法國是埃里奧（Herriot）先生的法國，是有精品店和煙草局的法國，以及「有立法會宴會，卻沒有債務或制裁的法國」，那個法國使得代表和統治這些詞成為嘲笑的對象，那個法國一去不復返了，並且也不應該再被喚起。然而，正如某位匿名的編輯在圖盧茲出版的地下雜誌《在此之後》（Après）中所寫的那樣，「在法蘭西國和維希獨裁下生活的那幾年，足以喚起那些原來對共和國沒有好感的人們對它的熱愛」。與他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和所經歷的相比，共和國也沒有壞到哪裡去。九_九_藏_書

對於大多數戰後的法國知識分子而言，革命這個詞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意思，而沒有一個與共產主義者或者他們的學說相連。首先，革命，似乎是一種自然和必要的結果，也是戰時的希望和效忠的邏輯出發點。無論1945年的法國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推動它的只有一場革命：

往往是因為戰爭，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才會從一代到另一代不正常地迅速轉移；前者不僅奪取生命，還能導致公眾審美和關注點的轉變。類似的狀況同樣發生於普法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目睹了新的和年輕的文化引領者崛起的國家；比如在波蘭和匈牙利，納粹不僅消滅了原有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世界，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年輕的激進分子。而正是他們，極大地喚起了本國對共產主義和徹底的社會革命的熱情。正因如此，戰後法國知識界的成型就必須從1940年說起。

上述對革命的抽象和多面的描述意味著它不僅幾乎順應所有的狀況，而且所有的行動都可以為革命目的而服務；這同樣意味著任何事只要打著「革命」旗號，就都應得到支持和辯護。抵抗運動的摩尼二元論遺產做了剩下的事情——追尋革命便是選擇站在了善的一面；反對它則是擋了男男女女為之奮鬥和犧牲的革命的道路。在法國國內，這種還原主義造成的危害相對不大，因為1945年之後真正的革命發生的可能性在逐漸降低。因而支持革命損害不了什麼，但是抽象地去反對它就很不值了。然而在歐洲的其他地方，戰爭和真正的革命的威脅仍然存在，在那裡，對革命的語言和行動的意義的態度問題才是具有現實影響的。

另外一個解釋這種溫和的原因是，至少在國內抵抗運動中，對敵問題上的全民一致。法國「民族抵抗委員會」（CNR）最初計劃中的大部分都與處理日常鬥爭遇到的現實問題相關，還有就是如何在勝利之後為法蘭西長久以來的弊病提供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包括知識分子和政客在內的抵抗運動，沒有共同的背景經歷，也談不上什麼對法國的未來及其可能性的共識。抵抗運動的藍圖從根本上說只描述了一種道德狀況，是一些經驗和決心的匯總。而鬥爭中所需要做出的犧牲這類更有效的事情，只停留在了個人和政治團體的言談之中。假使果真有一種共同的情感存在，那或許就是加繆所說的「同步建立集體經濟和自由政體」的願望。

從表面上看，抵抗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可被分為幾類。一方面，天主教徒自身可以依據不同的政治路線和代際來劃分：知識背景和文化的差異，將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和《精神》雜誌圈截然區分開來。其次，還有一些後來加入薩特和《摩登時代》的獨立知識分子。除此之外，另有一些「黨派的」知識分子——社會黨人、共產黨人和戴高樂主義者——除他們外還有一群重要但卻完全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特殊的政治身份形成於抵抗運動當中，像是克洛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和阿爾貝·加繆。事實上，大部分人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經歷過抵抗運動。如果他們曾參与過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或者戴高樂運動，他們會更傾向於以一種集體的眼光看待過去的那幾年，將1940—1944年的組織架構和活動視為建設更好法國的典範。另一方面，作為個體抵抗者或更鬆散的運動的參与者（常常是堅定的無黨派政治人物），他們會認為戰爭年代對他們而言是一系列個體選擇的產物，它是典範性的並自我綁定的，首先是一種寓於公共生活中的私人經驗。這種區分在隨後幾年中才顯得有意義，它被用於理解戰時的記憶，以及何以被如此記憶的原因。

那個時候認同抵抗運動的知識分子成長於戰爭年代，對他們自己及其所要實現的目標有著一種古怪的矛盾心理。首先，抵抗運動對他們而言既有意義又有價值，恰恰是因為它使得知識分子擺脫了之前與實踐相隔絕的狀況，從而參与到由行動和運動構成的全民運動中去。但是與此同時，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所選取參与的歷史運動又賦予他們一種特殊的責任感，他們深感不僅要在政治領域，而且要在他們的職業活動中，表達和追尋他們所理解的戰時的教訓。並且，不同於30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言行並不帶有含混性和隱秘不明的動機，而更具政治激進化的傾向。他們以激進的方式所參与的地方政治活動，與僅僅幾年前他們唯恐避之不及的第三共和國時並無二致——同第三共和國的延續性體現於戴高樂對維希政權的態度，他強調後者只是一個不合法的過渡政權。抵抗運動和地下活動（對一些人而言）時期掩蓋了這些矛盾，然而等戰爭過後，它以一種令人尷尬的明晰重又浮出水面。

這種身為更大的事業中一分子的感覺也使得政治參与變得更加激進。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邊倒的國內政治抵抗與日益反動和壓迫的政府政策之間本質性矛盾的必然結果。隨著時間的流逝和1942年之後步伐的加快，人們忘掉了對共和國曾經的厭惡，轉而將注意力放到了替代前者的現存政權的罪惡和過失上。事實上，到1944年，法國人已經深陷內戰8年之久；站在勝者一方的參与者依據經驗重新思考他們過去的承諾，並代之以更加激進的措辭。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並且，之後也不需要妥協）催生了有絕對色彩的政治和道德詞彙——對手一方的徹底失敗，自己一方絕對不容商榷的要求。一旦意識到維希政權並無任何可取之處，所有抵抗知識分子便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到打造未來之上，認為一切都可以像在白板上那樣重新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