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作家委員會的這一回應也許比加素所設想的更具啟發意義。它確實是一個「紀念物」，它試圖保留在新的和非常不同的情況下，有關光復運動的可能後果和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的權威作用的記憶的完整性。到1946年，這就變得非常困難了。大多數人想要將過去拋諸腦後，知識分子的職責受到改變了的政治區隔的影響，無論是壞的，如巴西拉奇，還是好的。儘管知識界內部仍然存在關於真正的道德和倫理問題的爭論，但是問題早已因為即將到來的冷戰造成的黨派之爭而變得複雜了。要想更為清晰地了解知識分子肅清運動的要害，我們不得不回到光復運動，去考察一下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和阿爾貝·加繆，兩位真正代表抵抗運動的道德呼聲的知識分子之間持續的對話。

換句話說，莫里亞克一開始就主張對除了極端情況以外（即便在極端情況下，他也要求懲罰的適度）的案例採取寬恕原則，而加繆和他的同儕則希望尋求正義，或者復讎，或兩者皆有。

戰後法國的狀況是，將與維希時期相關的一切從法蘭西共同體中驅逐出去已成可以理解且不可阻擋之勢。德佔時期的最後幾個月，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需要面對的不僅是物資匱乏，還有日益高漲的抵抗運動之下，德國人和民兵組織的懲罰和報復。1944年6月，在奧拉杜爾（Oradour）發生了針對市民的大規模屠殺。然而在那之前，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CNR）在其最初聲明的其中兩條中就已經闡明，法國解放之後，將會對通敵者採取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制裁。雖然這種制裁的內容和範圍尚有待明晰，但是當戰爭接近尾聲，所有人都明白，復讎在所難免：「法國必須首先血洗戰場。」

一封要求對巴西拉奇寬大處理的請願書隨之而來，這主要由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發起。在簽名的許多人中，有莫里亞克自己、讓·波揚，喬治·迪阿梅爾（Georges Duhamel）、保羅·瓦萊里、路易·馬德蘭（Louis Madelin）、蒂埃里·莫尼耶（Thierry Maulnier）、保羅·克洛代爾以及阿爾貝·加繆。我們晚一點兒會再談到有關莫里亞克和波揚的立場。莫羅尼埃的參与沒什麼好奇怪的，克洛代爾的簽名只不過是一個罕有價值的道德保證。加繆的支持則是有啟發性的。在長久的思考之後，他只是同意加上他的名字；在一封1945年1月27日寫給馬塞爾·埃梅（Ma r ce l A y mé）的未發表的信件中，他給出了解釋。他只是單純地反對死刑，然而對於巴西拉奇，他「盡全力鄙視他」。他認為巴西拉奇寫的東西沒什麼價值，按他的原話說，「出於巴西拉奇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理由」，他「永遠不會跟他握手」。在那時，甚至是加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支持原則問題以外的求情（確實，請願書只提到了巴西拉奇是一位「一戰」英雄的後代這一事實）。

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人遠不是孤單的。薩特發表於1945年8月的小說反映了他對合作的立場，在小說中，他完成了一幅對典型的合作者的拼圖；後者的與眾不同體現於他的「現實主義，對普遍性和法律的拒斥，對無政府主義的偏好和對鐵腕控制的期望，對暴力和陰謀的偏愛，他的女性化，他對男性的恨」。這是薩特最大的特點：他不僅把合作這個舉動看作本質上是女性的，還將這些特質傳遞給合作者本身——對權威的推重，對暴力的欣賞——最好地詮釋了他自己的心理渴望。薩特式的二元美學——尋求掌控自身存在的男性英雄對抗通過被奴役而合作的女性（或者包括兩性）受害者——早已在他的這一早期作品中顯露無遺。但是，其後期思想中展現的在英雄大眾面前表明心跡的傾向尚未清晰：對於1945年的薩特而言，面對強大的准引誘者，不管是來自哪個陣營的群眾，都自我顯現為女性的存在——「他們同意放低姿態，等待著被強迫、被引導」。即便是對於穆尼埃，他習慣於隱居的性格和作風，這使得他不太可能在那個時刻成為一個抗議者，卻也在激進的政治中發現了非常特殊的美德。也許有人會認為，1944年他這樣寫到，暴動對那些僅僅想理解社會及其需求的人而言是有害的，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種「革命的精神」［米什萊（Michelet）語］對穆尼埃而言，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它）翻轉了合作是一種妥協的理解」。

「維希併發症」已為人所熟知。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它的分身（doppelgänger），抵抗運動的併發症。「二戰」后，它使得每一個人都相信：除了極少一部分人，大多數的法國民眾都沒有參与抵抗運動或對其產生過同情。共產主義者、戴高樂主義者和維希分子都有興趣支持這一觀點。到40年代末期，在逐漸去魅的第四共和國當中，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情感，即批判抵抗主義，蔑視整個戰時的經歷。這種情感由被稱為「異化的」非政治化的新一代文人所發起，這種對英雄主義神話和奉獻的棄絕，之所以能夠獲得市場和信任，原因在於真誠的前一代的抵抗者，比如莫里亞克、波揚和加繆，對抵抗運動的重要性以1944年勝利方取得的勢力的實際效用的誇張說法所持的懷疑態度。1958年以後，隨著戴高樂主義者的重新掌權，一種修正了的抵抗主義（résistantialisme）再一次成為了正統，總統和他主導的運動重新獲得了一種全國性和回溯性的合法性。自那時起，對該主題的討論融合了一定程度上的歷史視角，加入了時間的維度，並且有了研究那個時代的新一代的職業歷史學家的參与。然而，法國的抵抗運動本身的歷史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對維希時期的解構的、概要式的研究之間，還是不存在什麼可比性。關於這個主題的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儘管含混，卻仍然呼應著官方早先的說法，即認為戰時大部分是由民族抵抗運動和它所激起的鎮壓所構成。

我們對肅清這個詞本身沒什麼疑問——自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歷史總是點綴著這樣的時刻；它發生於一個政權潰敗之時，並且常常指的是替換全部官員或者有選擇性地懲罰或者放逐失敗一方的政客和部長。最近的一次這樣的經歷發生在1939年10月達拉第任總理期間，內政部長阿爾貝·薩羅（Albert Sarraut）試圖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由，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對共產黨員的肅清。即便將維希政權期間發生的免職和驅逐排除在外，這樣的事件也並不缺少先例。換句話說，這裏所缺少的，是肅清主張背後的法律和制度的依據。

弗雷斯的觀點得到了極左人士的支持。《法國文學》的編輯克洛德·摩根寫道，戰爭尚未結束。那麼為什麼要懷疑懲罰知識分子這件事呢？他們不是直接引發就是默許了這樣的行為，不管怎樣，他們都需要負責。這裏可以舉一個巴西拉奇和亨利·貝勞（Henri Béraud）的例子，二人都在那段時間受到了審判。摩根寄希望于戴高樂：「他們越是有才華，就越是有罪。」在戰時，處決這樣的人不過是戰爭動員的一部分——「我們真的希望冒著令我們再度陷入恐怖的危險，就因著所謂自由主義的名號，讓這些叛國者逍遙法外么？」

在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編撰學的主流解釋框架內，知識分子和政治背叛、意見相左和背信總是被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在阿爾貝·馬迪厄（Albert Mathiez）和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的作品中，現代法國政治文化的形成期被描述成由一系列的衝突和不可調和對立構成。1789年至1799年的法國歷史（更不必提接下來的19世紀）在每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可同化的對立者之間的鬥爭，這些鬥爭常常與叛國、背信和驅逐相連。無論是天主教徒和右派，還是共和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無一例外；甚至，在兩次大戰期間的保皇派的眼中，現代法國歷史只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雅各賓主義的翻版。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和德佔時期的經歷，國內衝突和抵抗運動，都沒能增強法蘭西民族的集體情感；恰恰相反，它的最尖銳的分歧點得到了全面的加劇。

早在1945年，加繆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也許跟穆尼埃、德·波伏瓦或甚至是摩爾根的並無二致，只不過前者說得更好而已。真正令加繆與眾不同的是，就在肅清運動開始的幾個月之後，當他意識到運動已同語言暴力、選擇性和惡意聯繫在一起時，他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改變了初衷。雖然從未承認過肅清運動是不必要的，但在1945年的夏天，他就已經看到了它的失敗。在《戰鬥報》1945年8月的一篇被廣泛引證的社論中，他告訴他的讀者們：「肅清這個詞已經足夠讓人感到痛苦。事情本身變得面目可憎了。」加繆終於意識到，肅清是多麼自我挫敗（從他的意義上說）。整個國家並沒有因為肅清運動而團結在有罪和清白、罪惡和正義的清晰認識周圍，它反而助長了某種道德犬儒主義和個體對自我利益的關注，而這些正是他希望通過運動來祛除的。更精確地說，因為肅清運動，尤其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在民眾眼中變得如此掉價，以至於解決方法反倒激化了那些它曾意圖要解決的問題。他總結說，法國的肅清運動，「不僅是失敗了，而且還臭名昭著」。如果法國社會沒法在處理過往的錯誤問題上將和平主義和通敵合作區分開來，那麼它精神的復興還遠未實現。

依據第75條，巴西拉奇被裁定有罪，並被處以極刑。他曾在《我無處不在》中的社論中說：「我們必須把猶太人全體（en bloc）從我們中間隔離出去，包括那些孩子在內。」但他最終不是因為類似的反猶言論而受到懲罰，儘管這段話在公審中被反覆提及。然而，他確也因為他的觀點而死，因為他的整個公共生活皆由白紙黑字構成。法庭提出，對於巴西拉奇這樣一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而言，持有並向他人宣傳可怕的觀點，同他親手踐行自己的觀點一樣不可饒恕。

談論完了背叛之後，戰後知識分子交流的詞庫中，還有個與之天然相關的第四個範疇，通敵（collaboration）。作為一個污名詞，它在戰後變得如此廣為人知以至於都沒有必要為其例舉一個標準的形象。然而，我們之所以在這裏談論它，是為了說明它的用法並不局限於指認那些被指控同情維希或者納粹政權的人們。它的隱喻的用法才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原因。舉例而言，自1947年開始的每5年，在法國國內或者海外省，所有對美國政策的支持、所有關切英美利益的表述越來越頻繁地被打上了「通敵」的烙印；以此類推，美國則被視為「佔領者」（occupier）。這場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運動（不僅僅是在法共內部）的核心議題便是，計劃本身是和平佔領和接管法國的第一階段，與此相關的任何合作都需要被聲討。保羅·弗雷斯（Paul Fraisse）在《精神》雜誌中將該術語直接理解為對一種新的「抵抗運動」的召喚。九_九_藏_書

巴西拉奇在1945年1月受到了審判，並因其「為敵人提供情報」被判叛國罪。他是第四位受到審判的通敵記者：保羅·沙克（Paul Chack）［《今日》（Aujourd'hui）的一位記者］，呂西安·孔貝勒（Lucien Combelle）［《國民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的編輯］，以及亨利·貝勞［《葛林果》（Gringoire）的捐助人］的審判已於1944年12月進行。巴西拉奇的天賦遠在前三者之上，他的審判自然得到了同輩人的更多關注。在審判過程中，法庭一開始就認定（在巴西拉奇的同意下）他一直是親維希人士，且反共、反猶，是莫拉斯的追隨者。巴西拉奇否認上述罪名只對他這樣的被告適用；在公審中，他提出，那些找反猶、反國家的小冊子來讀的人至少跟他寫的那些東西一樣邪惡，他們只需去讀路易·阿拉貢的詩《燒死萊昂·布魯姆！》就行了。不管怎樣，問題的關鍵在於：他是一個叛國者么？他曾希望德國的勝利，並提供過幫助么？由於缺乏這樣定罪的實際證據，公訴人轉而將重點放在了巴西拉奇作為一名有影響力的作家的責任上：「在你的文章的鼓動下，究竟有多少年輕人被教唆反抗反納粹游擊隊？作為知識分子，你該對多少罪行負責？」以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巴西拉奇被認定為「背叛的知識分子」。

然而，對知識分子的肅清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大的紛爭，其主要原因在於，這本是由知識分子自己發動的。對於那些賦予個體的話語如此高的重要性的男人和女人們而言，話語代表了一切；他們試圖在哲學和政治學領域，建立有關知識分子選擇的歷史性和向心性。通過放大通敵文人（writer-as-collaborator）在德佔時期的影響力，他們也是在為自己的開疆拓土打基礎。如果選擇合作的知識分子是重要人物，對他們的言行做出評判已很必要，這也同樣適用於選擇抵抗的知識分子；不僅要考量他們在戰時的角色，還要評估其在戰後社會中的地位。

研究行為是有趣的。大多數因為戰時的舉動而事後受到懲罰的人們並不是由於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的「態度」；通常情況下，後者是通過白紙黑字或者報紙留下來的。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這一點說得通。既然寫作和閱讀是有著重要社會意義的行動，個體在面對重大的政治選擇時，在公眾場合的言說就承載了特殊的重量。正如薩特在一篇當時仍為地下雜誌的《法國文學》（Les Lettres françaises）中的未署名但是風格明顯的文章中所寫的那樣：

對那些被視為通敵的作家和藝術家的處理出了名地不公正——主要不是因為對他們其中一些人的（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懲處過重，而是因為懲處總是有選擇性的。許多在持合作態度的出版商那裡發表過作品的知識分子，藉由之後的知識分子抵抗運動迅速洗白，轉而報復他們之前的同事。一般而言，較之於那些直接服務於德佔當局且毫無置疑擁有更大影響力的律師、將軍、商人和高級公務員，知識分子被單列出來，並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此外，對於確實說了錯話或者做了錯事的人，和那些只不過是私下崇拜德佔政權下的出版物，而並未說一些值得特別關注的話的人，總是需要區別對待的。

肅清運動並沒有馬上結束。它拖延了好幾年，如莫里亞克所言，它是一個膿瘡，一種疾病，它使得人們熟悉了它的存在卻又從不提起。在20世紀40年代末，幾乎很少有人會正面地來描述這一經歷：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在一本她寫給法共的「卑劣」（reptilian）的小冊子中宣稱，真正非法的審判不是正在東歐發生的那些，而是在法國光復運動中的那些審判。人們普遍認為，在光復運動中沒人有好下場——甚至拉瓦爾現在都被認為是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決的犧牲品。法國人將時間和經歷花費在了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吹噓出來的國內肅清運動上，並且參与案件的75%的法官曾在維希政權中擔任公職，而他們本該被從這些機構中清理出來。最糟糕的是，噬咬人心的還有一種看法，即肅清運動並沒有依著正義之名，而是按照贏者通吃的法則進行的。似乎並沒有人聽到共和國新任的里昂行政長官伊夫·法爾熱（Yves Farge）在1944年10月給出的警告：他堅稱，持錯誤的觀點不應該受到懲罰；一個嫌犯並不必然就是有罪的；畢竟，對於一個清白的人來說，總會有一個比他更清白的人來凈化他。

嚴重的勾結行為將會依據1939年的《刑法典》中有關「為敵人提供情報」的第75條受到懲處，並且大多數主要的通敵者也確實依此被起訴。但是第75條所真正適用的只有叛國罪，因而就需要尋找別的法條來覆蓋更多的涉事人群。於是就引入了有追溯效力的立法。只要承認維希的1941年立法以及之後的其他立法，我們就會發現，這樣做已有先例。但這對於戰後的憲法律師而言，幾乎不是一個可以提供幫助的法理學範本。取而代之的做法是，通敵罪被作為罪名確定，它的罪行不及叛國，但是又能與僅僅是被動接受德佔事實及其要求的行為區分開來。新的法律體系可以從1944年12月26日頒布的法令中一窺端倪，後者在通敵行為大體上已經消失之時，正式將通敵罪當作罪名確定下來。在這項法令當中，特殊場合下個體的軟弱和曖昧不清被同罪于積極和有意的政治或經濟參与，沒有給諸如動機、責任或者嚴重性之類的問題留下很多的討論空間。

加繆從未和莫里亞克取得過完全的一致。比如說，不同於加繆的積極介入，莫里亞克從一開始就採取了一種抽離的立場，寧願看著犯人逃脫，也不願無辜的人受到牽連。同時，他也反對那種認為維希政權是少數人或者精英分子的產物的觀點，在這一點上，他確實是標新立異的。他強調說，維希插曲被指的「兩面三刀」的做法其實在各民族和各地區的人們那裡都有，包括法國在內。為什麼要假裝事實並非如此呢？在他眼裡，一個重新凝聚起來的法國，更接近於戴高樂的奧林匹亞，而非國內抵抗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派系之爭：

當然，這種對現代風格的解釋無法窮盡所有戰後法國的各種觀點。對於每一個班達、穆尼埃、薩特或者布爾代而言，總有人會起來反抗這種對精神的蒼白化的描述。只是他們的聲音算不上是主流。更準確地說，他們是在同強大的時代潮流相抗爭。除了在這裏新發現的與眾不同以外，我們這裏所談到的知識分子有各自權威和支持的來源。早在抵抗運動章節的前後，我給出的這些詞語就已經按照我所解釋的方式被使用了；極端主義的措辭方式，嗜好恐怖和語言暴力，傾向於用簡單相斥的範疇來劃分世界，這些都是法國政治論述長久以來的特點，並且這似乎是法國特有的現象。雖然列寧和他的繼承者也為之做出了貢獻，將「叛徒」（traitors）、「壞分子」（salauds）和「過街老鼠」（slimy rats）這些俄語中特有的詞彙引入了法蘭西的政治生活，餘下的一些詞彙則自然在法國論戰的動物園中找到了舒適和熟悉的家園。

這場「鎮壓記憶的練習」成功地重建了整個民族的信用狀，卻為戰後生活注入了自欺的元素。抵抗主義者（résistantialiste）對1940年的描述——它出自一群敗壞的小部分人之手，是已死的和絕望的政治精英的叛國者行徑——不僅要求知識分子群體來一場集體的記憶缺失（那麼，究竟是什麼激發了知識分子滿懷希望地聚集在依泉？），而且要求他們向國內傳播一種對新近歷史的站不住腳且不太可信的解釋。這也是導致抵抗運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壞了名聲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選擇相信加繆，那麼到1951年，抵抗運動就只剩下「嘲弄的笑聲」。可以理解的是，對抵抗運動的虛構離不開共產黨人的孜孜不倦；1948年之後，反共產主義者和對抵抗運動持懷疑態度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合二為一。那些沒有公開進行嘲諷的人也至少懷著矛盾的心理。1949年之後一連串的特赦為他們的歷史列車新增了一些反映維希時期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急於為過去辯護，並要求重新加入政治國家，然而，可以預見的反衝卻只帶來了懷疑主義和徹底的拒斥。對波揚而言，與抵抗運動保持一致，到那時，已經無關乎榮耀，而只剩尷尬了。

在這種思維方式之下，所有的經驗，整個社會都必須被劃分為不可調和的兩個部分；劃分的標準既不是是否出於良善的意圖，也無須訴諸康德的普遍意志。最後一點，一種來自德佔時期的經歷的最無所不包的思想風格便是：生命是由一系列與敵人的遭遇構成的。一切都可以用摩尼二元論的方式來劃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蘇聯/美國，正確/錯誤，善/惡，他們/我們。排中律（Tertium non datur）。這次又是薩特給了它一個最一刀切的解釋。他人是地獄，個體總是通過同他人對抗，從其對手那裡獲取自我認知的；因而，最好是從個體自身去尋求那種認知，而不是等待外界強加。然而，沒有人需要訴諸存在主義者的比喻來共享和理解基本原則。關於移情的想象的練習，理解與我們不同意見的他者的推理，並不是光復之後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興趣所在。畢竟，關鍵並不在於解釋世界而是去改變世界；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並不需知道他者是如何感受的，而只需要知道我是誰就行了。

通敵，似乎指的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不只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或者社會選擇。薩特斷言，所有的民主社會，都會庇護存在於它們之中的「通敵者」，甚至（尤其是）當通敵者沒有意識到他的（或者她的）自身狀況的時候。解決的辦法不是指認和處決那些「叛徒」，而是製造一場革命。這不免讓我們聯想起葛蘭西，雖然在當時他仍然默默無聞；通敵被視為一種社會歷史病read.99csw.com症的形式，一種承認某個權威或者統治者的霸權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個體被他者的觀念和利益所「佔據」（從這裏就可以看出為什麼薩特和其他人會如此樂此不疲地將通敵者視為女性，將「佔據者」視為男性）。唯一的擺脫方法就是排異（醫學意義上的）：只有反抗自己的生存狀況，社會集體才有可能從通敵的現狀和誘惑當中解放出來（無論是從德國人那裡，還是從美國人那裡，抑或是從資本或自身的軟弱那裡）。再一次，革命才是正道。

法國戰後知識分子共同體的脆弱性是特殊的現象，其根源不在於戰時的經歷，而更多地來自從中繼承而來的詞彙和道德語言。抵抗運動時期無休止的冗長而枯燥的陳述被與更新、凈化和鬥爭聯繫起來，形成了一張由共產黨人靈活操弄的語言符號的網路；隨著技巧的成熟，激進的政治詞彙逐漸被替換成了對革命的召喚。尋求真實的改變，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藉助一個標誌性的變化才能自我滿足。戰後知識分子交流的詞庫由意義交疊的六個比喻構成，它們被用以塑形和描述所有的戰後事態，以及向個體提供的選擇。

其次，從法律角度看，為偽政權歌功頌德（collaboration-by-the-pen）相對於其他通敵的方式有其獨特的優勢。它留下了一份確鑿的證據，可供檢查和反覆審查。個體可以否認曾為德國人或者維希政權效力，或者宣稱效力不過是為了掩護地下的反對活動。這樣的宣稱很難被證實，並且如果被告擁有確鑿的證據或者可信的證言，就更難將其定罪了，尤其是在第一波大規模的審查過去以後。但是一篇文章、一封信、一本書、一齣戲或一首詩是無法予以否認的。名字出現在一份染上污名的報紙上，或者一份願意接受德國審查或（更糟）公開出版通敵文章的出版商的名單上，不是一種可以被輕易撤銷的錯誤。正如現在所強調的那樣，尤其是在文字可以深刻影響時局的時刻。說或者寫錯誤的東西並不總是一種罪行，但這也並非是沒有後果的事情，也不是不帶道德含義的無關緊要的舉動。

如果要說近代法國有什麼特有的歷史貢獻的話，那就是一種特殊的緊迫感和個人的介入感。在戰後法國知識分子當中，許多最堅定的抵抗主義者都回過頭來修正他們當初的認識，並將其視為他們自己在戰時所承擔的角色的不足。這是一個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因為批評像穆尼埃、薩特和其他一些追求真相的英雄總是容易的。即便是在最顯而易見的時刻，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勇敢和富有洞察力，維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一種情結、一段曖昧不清的經歷。知識分子們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擁有成為英雄的素質。總是存在例外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從克洛德·布爾代和馬克·布洛赫，到大批共產黨人，法國知識界從來不缺乏案例來吹噓它的集體勇氣。然而即便是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抵抗者，即便他們所承擔的秘密活動足以使他們暴露于危險當中，他們在當時也確實以表面上看來平常的方式儘力捱過了戰爭時期。這對於莫里亞克、波揚、韋科爾和許多其他人而言都是適用的。

某些時候，肅清成了個人藉機報復的工具。阿拉貢有意無意地想要在《法國文學》（當時仍然是全國作家委員會的半官方刊物）的文章中抹黑安德烈·紀德，為了報復其10年前發表的影響巨大的《訪蘇歸來》。只是因為紀德的立場和標誌性的意義而沒有成功。但是一些名氣小一些的作家成了這類報復的犧牲品，以至於多年後還對此耿耿於懷。正如所有人意識到的那樣，對於肅清的動機和倫理的真正考驗，體現於這樣的事件當中，即當被指控者的罪行確鑿無疑之時，如何根據其所說所想來判定其所需承擔責任的多寡。考驗當中最具權威的章節（locus classicus）就是對羅貝爾·巴西拉奇的審判，它也為之後的審判定下了基調。

1944年，莫里亞克和加繆就肅清運動公開地表達對立的觀點，這種對立有時甚至是尖銳的。對於加繆而言，僅僅在光復運動之後的幾個月中，法國就被分成兩派，「支持抵抗運動的人」和「叛國者及不義者」。而擺在前者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把法國從殘留的敵人手中拯救出來，「為了解救它的靈魂而去摧毀這個尚且存活的國家的一部分」。去掉這句話中的隱喻部分，它意味著必須要毫不留情地、迅速及全面地肅清通敵者。加繆這樣說是為了回應莫里亞克的一篇文章，後者認為一場迅速且武斷的法律制裁——法國正深陷其中，到處是裁判庭、特殊法庭和各種專業的肅清委員會——不僅本身是傷人腦筋的（如果傷及無辜了該怎麼辦？），而且還會污染這個正在重新建立的國家及其機構。對於莫里亞克而言，加繆的回應更像是為宗教法庭做辯護，為了拯救法蘭西的靈魂而有選擇地燒掉一些公民的身體。他論證說，加繆所做的關於抵抗者和叛國者之間的區分是虛假的；大部分的法國人都曾「為了自己」而抵抗，他們將重新成為這個政治國家的「中堅力量」。

為了以這種方式將維希政權拋在腦後，戰後法國訴諸一種奇怪的自我誘導式的記憶缺失；打個比方說，奇怪是因為它完全是在日光下、當著所有人所共知的真相的面發生的。一方面，法國努力洗清自己與最顯而易見的德佔期合作者的干係；另一方面，又將民眾的漠然或者模稜兩可的態度忘得一乾二淨。最後一分鐘才起來抵抗的人們，那些直至1941年7月仍在公開吹捧合作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那些突然在戴高樂身上發現了之前他們所稱頌的貝當身上所具有的美德的作家，儘管各唱各的調，卻都被迎進了抵抗運動的大家庭［如保羅·克洛代爾（Paul Claudel），1944年他為戴高樂所作的讚美詩和他兩年前為貝當所作的詩如出一轍］。早在戰爭結束前，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就曾提出，真正的貝當主義者好過偽自由鬥士，然而這一看法卻被人忽略了。之後，隨著冷戰的興起，人們對尋求信任狀投入了更大的熱情；只是到那時，尋找信任狀的人們的動機在他們的對手眼中已經變得可疑了。艾田蒲（Étiemble）偏好對公開宣稱支持新納粹的呂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進行批判，並稱之為「斯大林——納粹的克洛德·羅阿」，這一批判現在聽上去更像是50年代意識形態鬥爭中的一場小規模衝突，而非10年前為了尋求關於同盟的真相的真誠努力。

同樣以一種令人好奇的反向方式，薩特和班達在這一點上形成了一致。對於薩特而言，知識分子顯而易見的狀況之一便是背叛。他處於一種永久的背叛狀態當中，他最可親近的「可靠性」便是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做出背叛的行為。那些將自己的命運投入人民、歷史和革命大潮中去的知識分子，儘管背叛了他的階級和使命，卻至少為他的生命尋得了一種意義。任何從這種承諾當中的退縮代表的是個體的失敗，因而是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怯懦行徑。這一看法似乎為《摩登時代》的大部分編者所接受，雖然在政治立場上，他們之間存在著細微的差異。從「工人勞動營」中逃離，就是這樣的行徑；逃離，意味著你是一個「懦夫」。在這篇過激的文章當中，我們可以開始理解，那些共產主義詞彙，為什麼對於40年後的我們而言顯得誇張和無意義，卻會對當時的人們產生吸引力。在1948年之後，鐵托首先成為一個叛國者，接著是懦夫，然後更加叛國，最終被定性為一個「從一開始就背叛的人」。無論是否有人將南斯拉夫的案例視為特例，為了將其從正統保守（bien pensants）的共同體中驅逐出去，這裏所使用的措辭足以觸動有所預期的聽者的心弦。如果我們將視野投得更遠一些，我們就已經能夠察覺50年代的反殖民運動將會陷入的窘境。當某個知識分子拒絕就殖民地人口的應對問題支持法國，究竟是誰背叛了誰？同在1940年時發生的一樣，在1955年，臣服於一個違背法國真實利益的政府是正確的么？當記者克洛德·布爾代，作為眾多支持者中的一員，第一個為亨利·馬丁（Henri Martin）的辯護而奔走時，他在背叛的語言當中尋找新的對立的根基也是理所當然的。從那時開始，直到法國在20世紀60年代通過武力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軍事化地下組織（OAS）的最終失敗，法國的政治生活因為持續不斷的各項背叛的指控和反指控而形象大損，受到損害的，不僅僅是政治，還有道德。

截然不同的二者——在年齡、階級、信仰、教育和社會地位等各方面都相去甚遠——加繆和莫里亞克在戰後擁有相同的地位，被各自的抵抗運動陣營視為道德權威。雙方都處於向國民發表看法的極好位置（莫里亞克在《費加羅報》擁有專欄，加繆是《戰鬥報》的主管），且兩者都是從最開始就賦予他們的作品以相似的令人驚訝的洞察力，即便表達的方式存在差異。加繆在他報紙的刊頭不斷做出回應，並將幫助法國從抵抗運動走向革命視為自己的使命，毫不懈怠地鞭策他的民族對社會和精神結構進行一次徹底的革新。與此相反，基本上，莫里亞克是一名保守主義者，但區別於大多數天主教團體，他傾向於從倫理角度來考量抵抗運動。他的戰後政治論述常常傳達這樣一種情緒，這類論辯和黨派效忠的行為令人不快；他寧願置身事外，也不願因受到信仰的驅使而被迫投身於某事。毫無疑問，在50年代，不管是有意為之還是天性如此，這些聽上去都是可信的。

而令歷史學家感到吃驚的是，人們在默默接受德國佔領法國的現實，並在此期間為其工作並從中得利之後，改口是如此輕而易舉。被視為兩大戰後共產主義英雄的保爾·艾呂雅和埃爾莎·特里奧萊，在得到德佔時期當局批准和審查的雜誌上，以及因發表過通敵作者的作品而染上污名的出版商那裡都發表過詩作和其他文章，但他們並未感到內疚。薩特的職業生涯因其在戰時的公共活動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因而當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訴我們，薩特寫作《蒼蠅》並將其改編成劇本是「他能採取的唯一一種抵抗形式」時，她的話也顯得不那麼可信了。事實上，波伏瓦自己也曾短暫為德佔時期在巴黎的「國家電台」（Radio national）工作。戰後竭力批判通敵者和墮落者的路易·阿拉貢，通過了德國人的審查，並在他們的授權下發表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旅行者》（Les Voyageurs de l'Impériale）。埃馬紐埃爾·穆尼埃的抵抗運動信用狀上，寫滿了他自1941年頭幾個月之後就拒絕繼續刊發《精神》雜誌的事實，但這也阻止不了他大言不慚地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里，自視為抵抗運動的信徒和急先鋒。ｈttｐｓ://rｅａd.99ｃｓｗ•ｃoｍ

把敵人從社會中清除出去，懲罰過去，當人們想到這些，就難免會把肅清運動同1793—1794年進行比較。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792年的雅各賓派不僅身處革命之中，同時也處於交戰狀態。而且，聖鞠斯特的頑固和羅伯斯庇爾的極權主義式民主的論據都有其原創性。1945年它們被再次鋪陳，所發生的一切像是依教義行事甚至是依常規而行。此外，也許更糟糕的是，許多在1944年以及之後的日子里要求嚴酷的正義的知識分子，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論據是蒼白的，其可信度完全取決於偶然的勝利。「二戰」結束僅僅一年以後，莫里斯·梅洛-龐蒂直接將光復運動的審判和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大審判相提並論。在上述兩個案例中，他承認，受到質疑的個體都是因為「行為」失當。而他們的動機則是無關緊要的。換句話說，巴西拉奇和布哈林也許擁有類似的觀點，或者完全相悖的觀點，這不重要，因為這不是考量他們罪行的依據。「客觀上」，他們是有罪的，因為布哈林不認為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可行的，至於巴西拉奇……因為他站錯了隊。如果抵抗運動勝利了（確實如此），合作者就是叛國者；如果失敗了，那麼就正相反。

除了上述對叛國或者通敵者的審判外，有另外5萬名政府前僱員在光復中受到了「調查」，這其中有11343位因此丟了工作或是受到了懲罰。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最終因於1951年1月和1953年8月頒布的特赦令重返政府崗位。（作為對比，可以提及一個類似事件，維希當局曾以政治上不可信或者「不稱職」為由突然開除了3.5萬名公務員，並且永不復用。）首個特赦令在1948年就已宣布，大體上，特赦大量減少了監獄中被關押人員的數量。最初被關押的有3.2萬人，這個數字到1948年12月時已縮減至1.3萬；下一年至8000；到1952年10月的時候，就僅剩下1500了。在第四共和國結束之時，法國的監獄里因戰時的行為或者作品被關押的就只有19人了。

這個委員會的最初成員由雅克·德比-布里代爾、雷蒙·凱諾（Raymond Queneau）、保爾·艾呂雅、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和韋科爾（讓·布呂萊）組成。另外，一個出版界肅清委員會也成立了，由薩特代表全國作家委員會坐鎮。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包括了韋科爾、皮埃爾·塞熱（Pierre Seghers）、弗朗西斯克·蓋伊（Francisque Gay）、讓·法亞爾（Jean Fayard）以及杜蘭-奧齊亞（Duran-Auzias），此外還有一些臨時政府的代表。這些審查機構（的成員），即便存在著明顯的偏袒，但並不是專門從知識分子圈中的各派或者各利益集團中選取出來的。在1944年的秋季，他們給出了一系列的名單，令人不快地對名單上的人員做了有罪推定，直到罪名消除。在名單的確定過程中，全國作家委員會內部存在過一些異議。1944年9月16日，《法國文學》（當時尚未成為共產黨掌控下的周刊，但是也快了）公布了它自己的嫌疑人名單，聲稱該名單並不出自委員會，並強調說，它並不具有官方意義，而只是簡單指明了對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成員而言「有悖職業操守」（professionally repugnant）的那些人。但是時至9月27日，全國作家委員會一致投票同意，並給出解釋說，在德國佔領法國南部地區之後（1942年11月以後）仍支持貝當的會被視作讓國家蒙羞的最直接證據。

反抗就是要維持敵對。因而為戰後知識分子所迷醉的第五個術語便是最原始意義上的抵抗（resistance），始終和某物對抗的狀態。出於同樣的原因，和通敵一樣，對抗的隱喻，即與自身的狀況或者他者的狀況相對抗，滲透到了所有的政治對話當中。就如同迷戀暴力一樣，它來源於早年的習慣；與周邊的世界對抗，構成了如我們第一章中所說的兩次大戰之間那代人的共同紐帶。也許有人會反對說，從浪漫主義早期開始，這種自封的激進的局外人的位置，即以某種更好的事物或者僅僅與現在不同的名義來反對現狀，是現代世界年輕一代的反抗形式——不管是放蕩不羈者、虛無主義者、超現實主義者，還是存在主義者。然而自1945年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些「對抗者」不再是年輕的局外人，他們屬於主流文化圈。事實是，他們認同那些真正作為局外人的社會團體；跟薩特一起，他們試圖和工人階級共享後者有關抗爭和破壞，以及在工人階級承擔的世界歷史角色中找到他們自己的歷史性的「使命」。但是他們是從文化的中心，作為有影響力的日報和雜誌的編輯、著名的專欄作家和編劇、知識分子和政治潮流的意見領袖和代表或塑形者承擔起這個使命的。作為局外人的局內人（insider-as-outsider）卻永久反叛著他們自身所處的位置。共產黨人的吸引力（還有戴高樂的吸引力）在於，他們不僅為非知識分子的大眾代言，也公開反對和要求顛覆現狀。最重要的是，正因如此，也許你並不是出於相同的理由而贊同他們，但你必須為了你自己與他們同行。

首先是暴力（violence）一詞。所有與當時的思想者自身相關的事物都以鬥爭的形式出現——「為和平而戰」，「決定性地行動」的必要，將歷史經驗以勝敗做出區分。這樣的遣詞方式有它的歷史，它根植于將政治區隔的結局等同於恐怖和死亡的理解。在20世紀30年代，個體和集體的暴力修辭學大部分是由右翼知識分子獨佔的，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莫拉斯這樣的右派對後來的左翼思想家產生的影響。戰爭和抵抗運動做了餘下的事情，它們使得很多後來者，特別是年輕的作家，只能以一種新的軍事措辭來思考政治生活——攻擊、戰爭、運動、與群眾的聯繫以及其他。假使斯大林主義是充滿誘惑性的，那麼這一效果是通過細緻入微的准軍事性的策略性語言的誘導和辯證法的魅力實現的。左派的極權主義，與早先的右派的極權主義相似，皆與暴力、權力和控制相關，並且它們之所以有吸引力不是因為極權主義本身，而是因為其種種特徵。

對誘導和控制的關注引導我們進入第二個範疇，性（sexual），它在現代知識分子修辭學中幾乎和同性戀齊名。通常情況下，這類事物往往被認為同美學右派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巴西拉奇，他迷醉於紐倫堡集會上青年男子們的精彩表現。然而性意象亦廣泛體現於戰後左派的話語當中。共產黨人同樣長於此道。在克洛德·摩根早期的戰後小說《男人的印記》（La Marque de l'homme）中，通過准合作者（女性）受到吸引並臣服於（德國）魅力的誘惑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一種合作的狀態，它類似於女性被限制于並沉溺於佔領者的強大的男性吸引力。這種將與法西斯德國合作和女性的性別聯繫在一起的看法，是那些年廣為傳播的神話。它不僅體現了民族積弱的集體意識，還有對個體的投射——比如女性。在共產黨人的觀點里，它還有助於強調他們所希望強調的特殊的抵抗品質——同志友誼、男子氣概、力量——還有政治。

然而到1945年，兩者的結論卻日益趨同。在所有的肅清運動中，莫里亞克寫道，法國所經歷的是最糟糕的一個，它損害了正義在每個人心中和頭腦中的價值。之後，隨著他與法國共產黨的論戰日趨激烈及兩者間的分歧日益加劇，莫里亞克進一步宣稱，肅清是共產黨手中的一張牌，是他們拒絕放棄的有利條件。但同時他也坦陳，或許他過早地提出了要求原諒和赦免的看法；在一個被仇恨和恐懼撕裂的法國，某種形式的重新洗牌也許是必要的，只是不是以正在發生的那種形式進行。換句話說，加繆或許並不如莫里亞克之前想的那樣錯誤。到1948年，就輪到加繆來進行最後陳詞了；那時，他也從長久以來對革命的幻想中驚醒，並開始在其所在的知識分子圈中察覺出不自在，雖然他仍然在其中擁有主要領導者的身份。在一次對拉圖爾-莫布爾（Latour-Maubourg）的多米尼加團體的演講中，他表達了對光復運動的期待和失望，以及正義的不容侵犯和對寬容的呼喚。在經歷了那麼多事件之後，他宣稱：「在我們的論辯中，莫里亞克先生是對的。」

在這種論證過程中有一種可怕的簡化。它斷言，肅清運動是一場復讎，但是是一場打著「客觀」旗號的復讎，但是它的客觀性卻來自戰爭的偶然性和恰好令人愉快的結局——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這一結局，法國人可做的很少。至於它是如何被同歷史和責任聯繫起來的已經不清楚了。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它指出了法國的公共良知的真空九九藏書；在危急的時刻，作為抵抗運動勝利方的知識分子辜負了民族的期待。不管是他們給對手扣上的罪名，還是他們所主張的懲罰，都不是出於有關正義的共同理想，亦非出於有關道德的普遍法則。唯一一個能為眾人所接受的人類經驗的普遍範疇就是政治的至上性，法國過去10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案例；悲劇的是，法國人從中學到的還不夠多。當關於善惡、對錯、道德和不道德的判斷全憑各自論說，這些評判的實質變得不外乎是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了。一旦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將能夠更好地解釋接下來幾年法國的判斷錯誤，這就要求我們對法國思想的某些方面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莫里亞克在1944年12月對貝勞的審判過程中重新提到了這些議題，並於1945年1月巴西拉奇的審判期間再次重申了它們。對於貝勞，莫里亞克寫道，是的，他理應為他所寫的付出代價；鑒於他的狂熱的說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被判10年或以上監禁是罪有應得。但是對他有關通敵、或者向德國人示好的指控卻是荒謬的，這一謊言只會使得指控者失信於民。加繆並沒有直接對后一個問題做出回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經歷了一個糾結的不眠之夜以後，他很快將要為了巴西拉奇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但是面對莫里亞克在這些審判中日益表現出來的要求寬容的態度，他明確提出了異議。他寫道，當我談論正義的時候，莫里亞克先生在談論寬容。他堅持說，我反對赦免；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懲罰是一種必要的正義，我們必須拒絕一種「神聖的寬容」，它會使得我們成為一個「由背叛者和庸才構成的民族」，那將會損害人們追求正義的權利。這是一個古怪的回應，一種權力政治和道德狂熱的混合物。它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寬恕或者同情有罪的通敵者是軟弱的和不值當的，它是威脅國家的靈魂的虛弱部分。

在接下來的幾年當中，採取最強硬和最極端方式的總是那些人。是為了彌補逝去的時光？通過奉上一些該給時未給的承諾來減輕罪惡感？受到丟失表演機會的念頭的困擾，因而瘋狂地尋求補償方式（通過言語以及其他）？投機總是容易的，這樣一來，評判就失去了意義。問題的焦點在於，在光復運動期間和之後，這種令人詫異的強烈慾望：想要一直處於事件的前沿，不願錯過任何衝到歷史第一線的機會，永遠也不願讓自己的聲音在誦讀激進主義禱告詞的時候被淹沒。許多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會在以後的幾年中，過分注重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這使得他們的行為和其之後的形象不那麼合拍。

如果說，關於通敵，其實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定義，這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事件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了憲法或者法律實踐可以達到的精細。在法國光復過程中執行的大約10800宗並未經過審訊的處決中，有5234宗發生在盟國登陸前。確有一些處決經過了審訊（大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這些審訊往往草草了事，且並非所有的處決都出自真正的抵抗運動的部門。在道德和軍事條件受限的前提下，基於一個評判的官方依據，當時的法國當局尋求從自發的個體及常常是互相競爭的組織手中收回懲罰的許可權，將之交還國家。在這一點上，他們做得相當成功。自1944年到20世紀50年代初，法國對通敵或者叛國者進行了官方審判；審判庭、法院和高院最終判處了大約7000人死刑（其中3900人在缺席的情況下受到了審判）。當然，只有不到800人最終被執行死刑。

如果是本著真誠的動機，這樣的主張也許是站得住腳的。但是當我們明白這次肅清有多大程度上是一次個人和行業內的重新洗牌，我們就會有新的看法。全國作家委員會和《法國文學》雜誌給出的名單上的許多人都是不出名的平庸者，但也不乏著名的散文家和社會評論家，如雅克·沙爾多納（Jacques Chardonne）和阿納托爾·德·蒙齊（Anatole de Monzie），以及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夏爾·莫拉斯和塞利納（Céline）。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是因為戰時的錯誤和舉動，還因其戰前的立場而受到懲罰。新的一代正在清洗身後的戰場，並試圖表明與過去的決裂將會有多麼徹底。對於那些曾經是他們的崇拜者或者追隨者而如今要將他們清除出去的人來說則更是如此。克洛德·摩根和雅克·德比-布里代爾，同埃馬紐埃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Emmanuel dʼAstier de la Vigerie）和克洛德·羅阿一樣，在抵抗運動前，都曾是莫拉斯主義者，之後才變身成了另一種愛國者。戰後受到詬病的讓·季奧諾的和平主義主張，其實在早一代的人那裡就已經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情感表達；貝當主義者，比如貝特朗·德·茹弗內爾對人的看法確實也沒有比穆尼埃的更糟糕。差別就在於運氣——還有時機。

因而，不管個體曾如何行動，德佔時期和抵抗運動的經歷，教會了人們選擇和承諾的巨大的重要性，以及個體在選擇如何表達時所承載的重量。作為政治教育的案例本身，我們並不能從抵抗運動（甚至是被驅逐的經歷）中學到更多。對於那些在道德上或政治上無可指摘的人而言，在往後的日子里，他們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們的信用狀，並以此為依據對他們的同代人做出更為精準的評判。而對於其他人而言，事實證明，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建立這樣一種信用狀；他們拼盡全力，通過立靶子來確立自我賦予的道德權威；他們沒法退縮，只能保持立場的堅定，儘管這一搖搖欲墜的位置顯得如此令人不安和難以為續。這一併發症的最早的徵兆出現於光復之後的幾個月當中，並被適時地引向了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動因，它要求凈化還存在敵人的土地。

這個時候，已公開的名單上涵蓋了羅貝爾·巴西拉奇和德里歐·拉·羅舍爾，毫無疑問的通敵活躍分子；還有皮埃爾·安德勒（Pierre Andreu）和讓·季奧諾（Jean Giono），後者的過錯最多也就是不作為，沒有與維希政權及其目標做出決裂。在事件的高潮期，被全國作家委員會宣布為「不受歡迎」的正式名單上的成員數（之後其中的一些名字因為爭取和遊說被去掉了）確實達到了148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知識分子派系，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因此被控有罪。在1945年至1947年間，這一名錄主要作內部流通和參考用。但是它的確將編輯、作家和出版商置於種種壓力和誘惑之下，而沒有對戰時的記憶做出區分。它使得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很明顯，某些行業的人相較於其他人遭遇了更多。出版商出乎意料地幾乎毫髮無損，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戰爭時期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在法國主要的出版商中，進入全國作家委員會最後的名單的，只有貝爾納·格拉賽（Bernard Grasset）一人，但是舉例來說，他的出版名單上的可疑文人並不會比伽利瑪（Gallimard）或者德諾埃（Denoel）上的要多。儘管後來全國行業間肅清委員會接管了出版界肅清委員會的職責，但是全國作家委員會中主要人員的意志和偏好卻延續了下來。阿拉貢、薩特和其他一些人當然不會將他們自己的出版商送進火爐，因為這樣就意味著他們自己也將因為戰爭時期的經歷而出現在污名單上。

在這個對法國知識分子修辭學的簡單詞義分析當中，第三個是背叛（treason）這個概念，它很少與怯懦聯繫在一起。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是，1946年朱利安·班達在他的經典著作《知識分子的背叛》的再版前言當中，為了在舊有的抵抗運動共同體的框架內抨擊他的對手，更加豐富了類似背叛和欺詐（imposture）這些詞的內涵；波揚因其錯誤的人權觀成了一個特別的靶子。雖然在1927年的初版中，班達藉由這個詞表達了對知識分子醉心於追逐政治目標的實現而偏離了追求精準和真理的正道的批評——堅持追求個體良知，甚至不惜與其政治同盟決裂，而現在，他以及他戰後的追隨者更多地賦予了背叛以相反的意義。利用自己的名聲和抵抗運動的象徵主義，班達在接下去的幾年當中就這個主題著述廣泛。他的論據可以被簡要概括為：放棄（對個體階級身份和政治聯盟的認定）就意味著背叛。知識分子有責任拋出他的命運，並將它和歷史及群眾結合在一起。沿著這條道路一意孤行（更不用提轉換陣營），他背叛的不僅是他天然的支持者和共同體，還有對他最初的召喚。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通敵的標誌性案例，巴西拉奇不可謂不完美。少時迅速成名使他從巴黎高師畢業后直接進入了周刊《我無處不在》，在德佔時期法國的文人和記者圈裡，他過得頗為得意，和其他通敵者一道，寫作、演說、到訪德國。他出生於1909年，和梅洛-龐蒂、穆尼埃等屬同代人，但是不同於他們的是，他並沒有放棄始於青年期的極右立場。他從未試圖掩飾他的看法，他經常公開發表他惡毒的反猶言論。即便他死後誹謗他作為作家的才華成為潮流，他的同時代人，不管是來自哪派，都承認他的出類拔萃；他不僅是一個有天賦的且危險的善辯者，而且還是一個有著敏銳美學洞見和極高文學才華的人。簡而言之，一位一流的（première classe）知識分子。

顯然，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正如莫里亞克自己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肅清運動是一場「必要的惡」。對於那些仍在知識分子和文人圈子裡的人而言，通敵仍然是一個需要得到正視的問題。按照加繆的原話，戰時的法國媒體，30年代敗壞的新聞業名副其實的繼承者，是「這片土地的恥辱」。像巴西拉奇和喬治·蘇亞雷斯（Georges Suarez）那樣的人，他們不僅利用德佔時期的時機大肆發泄種族和政治的宿怨，而且公開支持導向戰爭罪行的實踐。原本，一項好的法律應該能夠對過激言行和叛國罪做出區分，然而，在光復運動的過熱的氛圍中，令人詫異的不是二者常被混為一談，而是二者沒有更多地發生。據考證，不同於戰前的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和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知識分子（至少在法國是這樣），通敵知識分子都主張殺掉他們的敵人。在1945年，這種立場很難被忘記，也不應被忘記。

之所以對知識分子如此嚴厲是有原因的。首先，正如戴高樂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的那樣，不管是在文學還是在其他領域，天賦意味著一種責任。能夠以一種精確的方式將觀點表達出來並說服他人的能力，能夠將不可接受的行為掩藏在令人尊敬的道德外衣下的技巧，使得文人擁有一種權力，但這同時也意味著義務。對這種責任的濫用要求有罪一方比那些僅僅通過閱讀文字或者效仿行事的人們承擔更多的罪責。這也就是為什麼報紙和它們以往的所有者和編者會在光復運動當中受到最嚴厲的制裁，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名譽和地位，還有他們的財產。抵抗知識分子和記者為了保全他們在報紙、出版社和活動空間上的稀有資源，進一步加速了這種制裁；即使其他領域的有野心的企業家也曾做過類似的事情，但並沒有別的行業會因戰時的效忠而受到如此嚴酷的懲罰。read.99csw.com

知識分子圈就巴西拉奇事件的不同意見反映了全國作家委員會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意見分歧。儘管波揚、迪阿梅爾、讓·施倫貝格爾（Jean Schlumberger）、加布里埃爾·馬塞爾和兩位塔羅直到1947年1月才從全國作家委員會辭職，之後，它幾乎成了共產主義的陣地，但是在那之前的幾個月，他們就已經和委員會內部持更為激進觀點的人產生了矛盾。當全國作家委員會希望把污名單的文人交由社會制裁，波揚和他的同事曾竭力主張，通敵作家的「索引」只供參考，並不具有評判意義，更不用說代表什麼法律立場了。波揚擔心，時代的潮流（他寫於1946年）將引向「某種（小規模的）《南特敕令》的廢止」。全國作家委員會在回應波揚的擔憂時重申了它的立場，知識分子共同體（全國作家委員會所代表的）同司法體制的相異之處在於，它可以對「給民族造成不可撤消的危害」的文人進行道德制裁。讓·加素（Jean Cassou）作為主席之一堅決維護了全國作家委員會在這些事情上的立場，「全國作家委員會沒有要求對文學界的主權……它既不是一個宗教法庭，也不是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它只滿足於保留記憶」。

戰後初期有人提出，參与抵抗運動的雖然是少部分人，但是「民眾中的大多數」是支持並起輔助作用的，他們內心都希望德國失敗。只有拉瓦爾（Laval）、貝當以及他們的親信不這麼想或這麼行動。這是官方的共產黨人的立場。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戴高樂主義者的支持，後者認為，抵抗運動是一個忠誠于自己的歷史傳統的民族的自然反應；1944年夏天的「起義」，被視為「在規模上超過我們歷史上任何一次類似起義的人民浪潮」。儘管從一開始，就有人認為，抵抗運動曾是多麼弱小和孤立，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一片互相吹捧的合唱聲中。在1945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路易·帕羅（Louis Parrot）將大談阿拉貢和他的妻子埃爾莎·特里奧萊（Elsa Triolet）的「純英雄主義」，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的「無畏的勇氣」，以及巧妙地進行著「危險遊戲」的讓-保羅·薩特，在德佔時期面對當局開展的「公開的秘密活動」。這當然是些胡言亂語，但至少是眾人的胡言亂語：所有人都是好的。

問題的另一個複雜之處在此。一些對於肅清運動保持最清醒頭腦的以及道德上最誠實的評論者，比如讓·波揚，他們對於整個事件持一種過於美學化的看法。他指出，常常是那些最有天賦的通敵者，僅僅是因為他們最為人所知，也許也最有影響力，才受到了最為嚴厲的懲罰；波揚以這樣的方式為他們辯護，就好像他們的天賦應該成為其行動的一個借口一樣。克洛德·摩根和夏爾·戴高樂也是如此論證的，只不過以一種相反的方式。擁有才能、稟賦就意味著擁有權利，據此推斷，它有時候能夠被用來寬恕道德墮落；如此說來，那些通敵的平庸作家就可以因為缺少作為豁免原因的文學才華而受到懲罰么？

文人圈並不是唯一一個自曝于警察系統的圈子。舉例來說，某個學術委員會對可疑的教師做出了裁判，並於1945年起草了一份應該被肅清的教師的名單。然而這種自我監管式的活動在文人圈中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公開的且明顯是最武斷的。形式上存在著兩個官方機構，兩者都隸屬於抵抗運動時期成立的全國作家委員會（CNE）。兩者都依據1944年5月頒布的抵抗條例行事，後者給出了肅清「文人」的步驟的框架。全國作家委員會的肅清委員會有權決定被調查的人員是否「或多或少存在妥協的行為」，但又區別於那些最終受制於法律並且被視為是「國家的恥辱」的那些人。原則上，後者是法庭需要關注的對象；前者則將取決於委員會的判斷。接下來就交由作家、藝術家、學者、記者和其他人來自行決定，是否還希望繼續同他們往來。這樣一種聯合抵制，如果成功的話，將有效地把「有罪的」人從知識分子圈子裡剔除出去，因為報紙將不再刊登他們的文章；出版商將不再承印他們的書籍；劇院、電影工作室和歌劇院將會拒絕接受他們的作品。

波揚同時也批評文人的「責任」這個被濫用的新提法，就好像作家或者思想家會比其他公民更多一些（或更少一些）權利和義務似的。在這一點上，他同樣是有道理的，只是缺少了一種對當時的特殊時局的認識。同莫里亞克一樣，波揚常常將有權利犯錯和真正的犯罪行為混同起來。否認曾經在判斷或看法上出錯的知識分子總需要對他們所處的罪惡世界「負責」，和把同維希有關的一切都歸結為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並不是一回事。在這裏，同樣地，他們對寬容和適度的呼喚不過是他們指責對手的那些行為的反方向版本而已。當穆尼埃、德·波伏瓦、摩根或讓-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將錯誤和人類的弱點視為一種罪惡時，波揚和莫里亞克則傾向於將它們視為一場大規模的但是可被原諒的輕罪，而對維希政權所犯下的最殘忍的罪行視而不見。在這場爭論中，沒有誰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主張肅清運動的那一方確實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歷史依據。如果莫里亞克是對的，並且大體上他確實都是對的，那也只是因為，相較於他的更年輕一些的抵抗運動同僚，他有著更為堅定和更為敏感的道德觸角，而並不是出於他更好地理解了當時狀況的悲劇性的一面。

對於大多數社會領域的通敵行為的懲戒相對比較溫和。這部分是由於戴高樂決意要避免民族衝突，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之下重建法蘭西民族。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快速並嚴厲地懲處那些國家和地方上的大頭目，對大量潛在的受害者適度及克制地推行法律，目的是使他們歸順而非使之挫敗。如果依據新法，有數以萬計的人將被控告，但是如此一以貫之的嚴刑厲法不僅可能產生負效應，而且也是不大可能施行的。然而，對於某個社會領域的懲戒力度卻恰恰相反，這使得不同的人對於肅清（épuration）這一事件的體驗（和記憶）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是對知識分子的肅清。

共產黨人的誇張措辭清晰地將黨派知識分子和非黨知識分子群體區分開來，然而這一區分只是量上的，而非質上的。像克洛德·摩根（Claude Morgan）或者喬治·科尼奧（Georges Cogniot）那樣的共產黨人不懈地調用著抵抗運動的情結：不僅是要麼你支持我們，要麼就反對，而且還是，如果你不與我們同行，就是同資本的力量「同流合污」，「背離」大眾。批判共產黨就是與一連串的自托洛斯基經過雅克·多里奧（Jacques Doriot）和馬塞爾·吉東（Marcel Gitton），一直到貝當（往後還有1948年的鐵托）的敵人為伍。聲稱肩負著延續抵抗運動的職責，繼承了與民族主義右派相結合的沙文主義者的花言巧語，共產黨的文人們向他們的受眾展示了一種不提供道德或政治庇護的語言。技術上說，這沒什麼新奇的。早在1927年，萊昂·布魯姆就已經對列寧的演講中表現出來的越來越多憤世嫉俗的宣誓和情緒的操弄提出過警告。改變了的是受眾的狀況，他們善於接受且易被影響。

當時的狀況就是，知識分子圈中所有最堅定的、最有發言權的也是最偏激的那些人大權在握。自光復之後的第一次重新亮相開始，在號召在知識分子和所有人中間開展一次徹底的肅清這件事上，《精神》雜誌就起著排頭兵的作用：「受夠了這種流淌在我們血管里的毒素……為了清除它，不管有多殘酷，我們必須做一切必要的事。」肅清，保羅·弗雷斯在1945年1月這樣斷言，不僅是為了懲罰通敵者，還是為了懲戒所有人，他們需要對通敵大氛圍的形成承擔責任——反共主義者、右翼政客和思想家、企業財團、反猶主義者以及說英語的人。肅清的意義完全超過一次對背叛的清洗，它應該是一場革命性的社會和政治行動。

那些拒絕在對巴西拉奇寬大處理的請願書上簽字的人們同樣感到需要表明心跡。西蒙娜·德·波伏瓦旁聽了公審——那是當月的頭條事件——並對判決給出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論證：為了讓生活有意義，我們必須對我們做出的惡負責。巴西拉奇的美德——她對他在法庭上的表現印象深刻——便在於此，他的生活是一以貫之的。他的政治態度「嵌入」（situated）了他的生活。然而正是因為他「承載」（assume）著他的過去，他就必須為之而死：「是他自己要求……受到懲罰的。」對於他的立場總是有一些可以評論的——巴西拉奇一直如其所是，一位有天賦的、憤世嫉俗的和反猶的批評家，一位右翼文人。但他被處死的真正原因是，他踏上了一片危險和未知的土地。戴高樂駁回了請願，巴西拉奇被執行死刑。其他一些因為類似指控而被判刑的文人——孔貝勒、塞利納和勒巴泰——則要幸運得多，不是由於他們沒那麼出名、他們身在國外，就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巴西拉奇的死意味著肅清運動特殊一幕的終結。文人們將會因為他們的觀點而受到懲罰，要麼去監獄，要麼被冠上「國家恥辱」的罵名。只是在巴西拉奇之後，沒有人會因為那些已經為某些人接受的看法而成為思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