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通過兩種方式同工人們保持一致。首先是將工人階級視為一個精英共同體，一個「被選中的人群」；無論如何知識分子都不能同其分離，不管外界的誘惑有多大，或者道路有多艱難。這是穆尼埃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有的看法。在評論戰後法國的革命前景之時，他提到了早先吉倫特派的失敗，並將其歸咎於他們與群眾「缺乏聯繫」。缺乏聯繫並非因為後者在政治上是永遠正確的，他寫到，也不是由於他們能將某種不可錯性傳遞給所有與他們結盟的人，而在於只有工人才擁有這種政治直覺；沒有他們，再好的理念和意圖都是徒勞無力的。自始至終，他都保持這一看法；兩年以後，到1946年，他警告人們脫離無產階級（那個「行動的精英」）的危險，那將是一個罪惡的舉動，會摧毀我們所相信的一切。正如我們需要工人那樣，工人也需要我們。「城市建築師」對於即將到來的革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人的鍛造者」。確實，共產黨也許表現出的是在進步的思想者和工人之間築起了壁壘，但這一點是在決不能阻礙進步的前提下進行的；我們必須禁止「允許自身同無產階級相脫離的行為，僅僅因為某些政府部門拒絕發給我們通行證」。相應地，《精神》在1950年新增了兩個欄目：「被踐踏者專欄」（Chronique des ecrasés），報道窮人和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無產階級現狀」，任何同「真實的工人世界」有接觸的讀者都被邀請在雜誌上發表他們的看法。

據說，小資產階級是人人都厭惡的階級。至於知識分子，則是喜好厭惡自身的階級。自從知識分子這一範疇被廣為使用以來，它的自我認同的一大來源就是對消失的渴望（據福樓拜所說，同工人階級這個範疇一樣）。一種外圍感、一種處於社會邊緣的評論員的感覺已經糾纏了歐洲知識分子約有200年的時間了。自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一旦這個觀點扎了根，社會就被劃分為有用和無用的階級這兩個部分；知識分子想要自我犧牲，同有用的階級融合或者為其效力，與進步和歷史的方向一致，以及不只了解世界而要改變世界的慾望便成了不可動搖的傳統。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持進步主義看法的政治派別最強有力地表達了這種情感；早在斯大林向知識分子灌輸要在政黨路線面前保持謙卑的觀念之前，積極介入和有所依附的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就已將同工人運動的聯合看作是將自身累贅的身份浸沒于大眾之中的機會。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及工人運動由來自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來構想和領導這一明顯的悖論，也就變得不那麼自相矛盾了。

即便知識分子為了賦予他們「短暫的私人歷史」以意義而簽字放棄了他們的批判能力，他們中幾乎所有人仍然在他們自己的專業領域擁有某種程度的真正的自主權。這個時代敷衍共產主義事業、嘲笑它的評論員，藝術家、劇作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很少會讓它入侵他們作品的至聖所在。至於當時仍年輕的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歷史學家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或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有人會說，他們因為年輕而可被原諒。對於那些年長一些的學者，比如喬治·勒費弗爾，當他們用其結論佐證革命的時候，他們同樣在試圖維持某種學術的連貫性。畢加索、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 Leger）、約里奧-居里（Joliot-Curie）和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仍然忠誠於他們的藝術和科學的感召，同時，也堅決維護他們的共產黨同僚和同盟所處的最荒唐的官方立場。這指向了知識分子對斯大林主義的同情之中令人奇怪的一個中間區域，併為理解那種同情的本質提供了線索。

在實踐中，共產黨黨內和黨外知識分子很少真正關注「兩個陣營」理論的美學或者認識論上的含義。那些真正把李森科事件當回事的人從來都不是專業的科學家，更不用說生物學家了。安德烈·斯蒂爾（André Stil）的號召在畫家圈中無人響應。畢加索對為一個共產黨雜誌畫一張顯然不合適的斯大林的畫像不感興趣，他的「諷刺畫」受到了官方的否定和非難。《摩登時代》會典型地對那些它認為令人難堪的事物聽而不聞。從1948年到1956年，雜誌很少刊登發生在人民民主國家的事件，有關共產主義文化政策方面的消息就更少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憶錄中，責備自己在40年代的文章中過多體現出來的「理想主義」，並且後悔沒能在措辭上更加腳踏實地和「現實」。但是她是以工人領導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名義提出這種輕微和罕見的自我批判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分。大體上，斯大林主義的文化維度是讓法國知識分子感到最不自在的部分，那是因為這最接近於他們所知道的和所關心的東西：「相較於那些我們並不熟悉的領域的罪惡，我們更無法忍受的是我們熟識範圍內發生的愚蠢行為。」

法國知識界在這些機構當中扮演了與之不相稱的角色。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和讓·拉斐特（Jean Lafitte）是許多國際運動名義上的領袖，而皮埃爾·考特（Pierre Cot）是「國際民主法學家協會」出了名的有名無實的首領，這一協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蘇維埃的罪行轉向非共產黨國家的非正義和不人道的行徑。相較於其他地方，一些具有區域影響力的人物在這些運動的法國分支中扮演了更加活躍的角色；他們退出這些運動，通常也並不因為他們對「和平運動」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由於共產黨人發現了他們行為當中的過失，加素和多梅納克之所以在1950年受到了和平運動的地區分支機構的指責，是由於加素對拉依克案的批評以及多梅納克對他的聲援。作為和平組織的貴客，法國記者和藝術家參觀了東歐國家，並充滿熱情地敘述了他們的經歷，卻似乎並未意識到他們在邀請方以及邀請方的受害者眼中，充當的是「信鴿」的角色，他們是30年代「有用的白痴」的快樂的接班人。他們的天真顯然過了界：多梅納克在1950年極力頌揚南斯拉夫，批評蘇聯自我賦予的區分誰是或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政權的權力——他堅稱，在和平運動當中，我們的共產主義同伴並未尋求被指認的那種專斷。

這一感覺隨著戰後同盟關係的消除和冷戰的興起得到了印證和強化。自1947年夏天開始起，確實有一段時間，西方和蘇聯可能在德國問題、美國的經濟援助計劃以及蘇聯逐漸加強對其在中東歐的勢力範圍的控制問題上產生了齟齬。對戰爭的預期廣為流傳（尤其是在法國），這一點直接反映在當代知識分子作品當中越來越明顯的對蘇聯的同情。克洛德·布爾代愈發傾向於接受對尼古拉·佩特科夫的審判和處決，因為他堅信共產黨人的看法，即佩特科夫試圖在保加利亞內政問題上尋求「西方的干預」，這種西方對局部地區的干預將很有可能點燃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知識分子察覺到了一種「戰爭精神錯亂症」，它將反共產主義者為當局尋找的託詞視作病灶；最後，它的邏輯變得很簡單——「反共產主義是一種死亡的推力……一種戰爭的推力」。九-九-藏-書

在本書中，我主要關注這些業已有所成就的人，而非更年輕一些的他們的同事。後者，同黨派內普通的更次要的知識分子一樣，是讓尼娜·韋爾代-勒魯那本重要的著作的主角，而他們的經歷是截然不同的。共產黨本身有一種誇大其所獲得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的傾向，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這一點：同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或者俄國本身一樣，在法國這個國家，知識分子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他們也構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的註腳。作為民族優良傳統的假定的繼承人，法共以這一遺產為由對自己也對他人提出了要求。除此之外，因為在戰後法國巴黎知識界的無可爭議的地位，共產黨人自然想要將其影響力拓展到這些圈子。然而，政黨所感興趣並對其施壓的這些知識分子們，依據其活動各有不同。那些作品同共產黨講話的主題直接相關的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竟然並未引起黨內多大的注意，儘管如此，仍然有格外多的歷史學家蜂擁至黨內。另一方面，小說家、畫家和雕塑家更能獲得政黨的青睞；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在公共會議及集會中的出場是尤其具有價值的。

誠然，知識分子想要同工人為伍的信念，從一開始就是更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這一設想的一部分。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的是饒勒斯而非葛蘭西，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必須將工人階級的關注點當成是自己的觀念，這並不是出於自我否定或者利他的立場，而是因為一種直覺的理想主義，使之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階級的超越無產階級的興趣和視野。以義大利的具體情況為有力的佐證，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是這個論點的合理推論；到了20世紀早期，這一理路被得到了從聖彼得堡到巴黎的歐洲左派的廣泛認同。但是，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下述場合中的明確定位問題，仍然遺留著一個尚待解決的矛盾：為了服從革命運動的有機和集體智慧，他們應該繼續維護，還是應該全盤否認最高知識的道德權威？

這種知識分子在歷史及其駕馭者面前的自我犧牲，根植於一種為許多人所持有但很少人明說的觀點，即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是一個「背叛者」。他或者她要麼背叛了其所信奉的事業，他們總是同中心保持一定的距離，因而從來也不是完全「真誠的」；要麼因為追尋這樣的事業而背叛了他們的階級。知識分子的狀況顯然就是不忠的代名詞。這種感覺最近重又在皮埃爾·布迪厄及其同事的著作當中浮出水面，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按照定義就帶有背叛的意味，即便他們自身也是其狀況的幻象的受害者。作為對法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比喻，它自然有其淵源，對過於世故的良知的這種奇怪表述，除了進行不懈的自我譴責外，無法同自身和解。然而這時，它的無處不在表明，偶然或者傳記體的解釋已經不足以對其進行說明了。確實，前兩者能夠解釋很多事情。薩特對其自身的卑微性的感覺——他的出身、職業和成果從未具有過意義和價值——只是眾人自我感覺的極端表現，這一點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彰顯無遺。依附於共產黨（真正的或者僅僅是情感上的依附）或者無產階級使那些人得到一種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而據他們自稱，這正是他們所缺失的。像羅阿、摩根、多梅納克和其他這樣自30年代之後就從右翼倒向左翼的人，以及他們中的一些人所聲稱的令其飽受折磨的1948年至1956年間的精神分裂危機，尤其如果他們加入了政黨並且留在了黨內，以上種種，相較於承諾獻身前後的被孤立和被排斥的感覺，也許是更為痛苦的。

相比義大利當代左翼知識分子，法國左翼並沒有公開強調，文化中進步或是反動的坐標同政治當中的並不相同；他們只是保持了沉默。這種道德上的不誠實也許不會引起他們的自我反省——同極權主義在壞藝術問題上而非在大屠殺問題上產生分歧也不該被視作是一件可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是，它確實允許開業藝術家、小說家之類的人在公共事務中站在進步的陣線的同時還能誠信敬業。許多戰後的那一代人被團結起來圍繞在共產黨周圍，仰賴於一個深思熟慮，一個具有首要緊迫性的議題，它是一個網格，當代政治通過它被觀察，並且任何通過它的形象都產生了畸變——這就是關於「和平」的議題。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就在這一點上分道揚鑣。儘管舉例而言，路易·阿拉貢和呂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之間比他們所承認的更具相似性——兩者同樣蔑視資產階級、平庸的道德主義和物質成就——但是區別仍然是明顯的。像勒巴泰、羅舍爾或巴西拉奇那樣的法西斯知識分子如他們所堅持的那樣，維持了一種美學和政治意義上的自主性。他們選擇成為法西斯主義者，並且在如此選擇的同時，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對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一以貫之。然而，進步的知識分子，包括那些30年代選擇支持但並未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在內，被迫隔斷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他們被歷史和必然性裹挾著選擇了一個他們所認同的運動，並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將要成為法西斯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也許吸收了法西斯的議題，但是他的政治歸屬並未給其自身套上一件美學意義上的束身衣。相較而言，進步知識分子利用其特長奮筆疾書或大聲疾呼，如果不是出於無產階級的立場，至少也要同前者假定的利益和需要相符合。當他們無法這麼做的時候，當他們無法從價值尚待確立的無階級社會中獲得審美趣味的時候，他們就會處於一個令人不安的被疏離和隔絕的境地。https://reａｄ.９9csw.cｏｍ

這並非出於某些共產黨公務人員之手，而是讓-瑪利·多梅納克在《精神》上的文章。他接著說，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徹底歸順並不會使共產黨知識分子居於一個「矛盾的境地」；作為一個樂於頌揚其同伴對「具體的現實」的歸順的知識分子，他所不滿的，僅僅是他自身所處的矛盾境地。在法國，除了開除出黨以外，卡薩諾瓦沒有別的強制的武器，而在東方，「具體的現實」，如多梅納克所知道的那樣，本身就意味著總體上更為具體的東西。安德烈·布勒東的回應是一針見血的。在現有的條件下，他直接引述他的舊友阿拉貢所說，「可恥的詞『介入』，自戰爭以來就變得流行，它散發出奴性的惡臭，而那正是藝術和詩所憎惡的」。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利用了知識分子的內疚和弱點，去鼓勵他們追隨他們的反資產階級情感，並投身於行動、改變和拋棄。保羅·瓦揚-庫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以「革命的作家和藝術家聯盟」（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的名義向作家以及其他希望「同無產階級並肩作戰」的人號召支持和參与，但是在法西斯運動和政權之下，也有類似對於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呼告；前者組織大會和慶祝活動，在其中知識分子可以分享他們對大眾的熱情和樂觀主義，以此同他們自身的文化悲觀主義和社會隔離進行對照。但是這兩者間存在一個重大的差異。那些為極端主義運動和政權所吸引的激進右派知識分子，也許也會從中尋找他們生活的目的和意義，但卻並不常期望在共同的鬥爭中喪失他們的特性。與左派相反的是，法西斯知識分子更像是服務於人民和運動的一種雇傭兵，一個先鋒護衛，而他或她很有可能跟前者沒什麼共同之處。這種態度帶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受虐情緒——希望嘲弄和摧毀他們身處其中並且也是其產物和受益者的世界。但是相伴而來的，往往還有一種對不同世界的權威、價值和等級的懷念，法西斯群眾和他們粗野的領袖也許會促成這些觀點的形成，但繼承這些觀點的也許就不再是他們了。換句話說，法西斯知識分子繼續寄希望于知識分子的角色。

這種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同無產階級結盟的熱切的決心並未隨著穆尼埃的過世而消失。他的繼任者依然執著。1953年1月，正值斯蘭斯基案10年之際，共產主義者的不妥協的徵兆日益明顯，讓-瑪利·多梅納克再次重申了他本人及其雜誌和讀者的立場：「在理論和實踐上，在勞工文明到來之時，我們都尋求共享群眾的崛起。」這是19世紀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聖西門主義源頭的真正呼籲。它跟政黨知識分子的立場的區別僅體現於如下重要的一點：對於附屬的共產黨員來說，政黨會成為黨員同無產階級溝通的阻礙這一點是無法想象的。然而，在其他方面，進步知識分子以及他或者她在黨內的敵人擁有同樣的世界觀。在多梅納克發文後不久，安妮·貝斯也同樣對捷克的審批做出了評論，並斷言，「我們的人道主義」是站在窮困者和受壓迫者一邊的，並非用來維護那些咎由自取的人們；不同於斯蘭斯基及其同黨，「工人是清白的……他們處於代表著世界未來的鬥爭的中心」。

他們的世界觀在共產黨員的軍事演習、結盟以及的他們自身的憧憬和懷疑的攪動下被染成了粉紅色，法國知識分子因而在「二戰」之後前所未有地變得暴露無遺和不堪一擊。對於在1950年真誠地相信需要在斯大林的政策和「我們的共產主義夥伴在和平運動」中的態度間有所區分的那些人，我們可以說，他會對任何事都信以為真。但是讓-瑪利·多梅納克並非特例——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做過類似的區分，而同樣吹毛求疵的論證是進步知識分子的主食。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人們可以觀察到，那些在其他時候聰明而又精緻的頭腦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誠然，依據上述所提到的各種因素，人們甚至還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即法國知識分子在戰後的狀況是歷史和境遇的自然結果，他們別無選擇。但事實並非如此，不同於經濟狀況，道德狀況總是個體能夠選擇的。然而，確實在很多人看來，對那些年的思想健全的知識分子而言，似乎並沒有其他的政治或者道德選項。為了理解當時表面上看似如此的知識分子的境遇，我們現在必須將注意力投向居於法國政治思想中心的中空地帶。

為了進一步展開這一論題，首先有必要做一些區分。在知識分子共同體中成功地扮演引領角色且有影響力的那些人很少能夠進入黨內。阿拉貢是一個例外，共產黨對他的重用反映的是他不同尋常的立場。大多數年長一些的黨內知識分子要麼是他們領域內二流的執行者，要麼也只是最廣義和最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學校教師、記者、外省教授、圖書館員及其他。因而當政黨提出整合知識界的要求時——無論是在解釋事件，符合審美的「原則」，還是在選擇虛構主題的問題上，都未對知識分子的資質提出過高的要求。相反地，政黨沒有立場去要求黨外人士也符合這一標準，並且顯然的是，它的嘗試也以失敗告終。其次，大多數加入法共的知識分子，包括後來成就卓著的那些，在當時還年輕。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典型的黨內知識分子常常只有二十幾歲。這些人沒什麼抵禦政黨壓力的能力，且在那時尚未定型，因而他們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處於邊緣地帶。即便他們的工作並不是總能符合強制的標準，也無甚大礙。而老一輩的已經有名望的作家、學者和藝術家並沒有全部加入共產黨。像穆尼埃、加繆、薩特、梅洛-龐蒂以及他們的同事那樣的人，最初同政黨保持了一種友好的距離，出於自身的原因支持共產主義。他們作為小說家、劇作家、哲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的成就早在光復之前就已經確立了，並且，他們的審美情趣，區別於他們的政治偏好，怎樣也算不上依賴於工人運動或者與之相關。即便當薩特哀嘆同工人階級的脫離，他們實際上不想也不能改變這一狀況。他們至多也就是不再寫一些藝術的或者學術的文章，而將主要精力嚴格限定於政治的行動主義之中。而更普遍的情況是，他們以一種緊繃和矛盾的方式兼顧兩者。

從某種角度看，認為「和平」是當代爭論的核心議題是很奇怪的。因為1938年的記憶仍然鮮活，不計代價強調的和平——張伯倫的名言「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是布魯姆所說的「怯懦的信仰」——未被遺忘。綏靖主義是一個骯髒的詞，慕尼黑分子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戰後10年中，知識分子仍然保有關於30年代和平主義氛圍以及他們早先反抗戰爭和殺戮的持久的記憶。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經歷過「一戰」，甚至參加過戰鬥，並且同希特勒的鬥爭亦尚未抹去「一戰」留下的記憶和影響力。1940年的戰爭是在模糊不清的狀況下發生的：它以波蘭的名義宣戰，卻使得波蘭後來被榨乾了血肉，同時，它打著反法西斯主義的旗號，而達拉第卻表現出想要努力維護同墨索里尼的某種友誼。直到德國人穿過了默茲河，法國人也沒提出過什麼領土野心；從一開始，極左和激進右翼就反對繼續戰爭。確實，維希、德佔時期以及抵抗運動的出現改變了政治參与的方式，但是「二戰」及其https://read.99csw.com意義的不確定性絲毫沒有抹去「一戰」及其餘波留在人們心頭深深的烙印。

1956年年末的文獻表明，到那時，蘇聯同樣從極力反對聯邦德國的重整軍備以及斯大林自1951年起對「和平共處」的強調中獲得了利益。但是即便是在1948年至1951年間，當共產主義正呈現出其咄咄逼人和偏狹的一面時，它仍然被其崇拜者奉為「和平」的代名詞。並且，也正是在那些年，這一等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確認。在1948年8月的弗羅茨瓦夫，保衛和平大會的倡導者發起了和平運動，與此同時，類似的和平愛好者大會也在布拉格和巴黎召開。緊隨其後，到了1949年4月，由新組成的「法國維護和平知識分子運動」發起的全國性會議在巴黎召開，參會的眾人之中有路易·阿拉貢、讓·加素、皮埃爾·德布雷（代表《基督教見證》）、保爾·艾呂雅、居里夫婦、畢加索、費爾南德·萊熱、保羅·里韋（Paul Rivet）、塞熱、韋科爾、讓·瓦爾（Jean Wahl）、讓-路易·巴羅（Jean-Louis Barrault）以及馬德萊娜·雷諾——這是戰後法國一個名副其實的由持進步觀點的藝術精英組成的《哥達年鑒》。塞熱藉機提出了主張，法國藉由書籍和作品表達的「知識分子的在場」——「通過書籍，法國必須展示其對和平的渴望」。

以法國的狀況為例，作為革命者的知識分子和作為真正的革命運動的同盟者或附屬者的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的張力在兩次大戰期間變得尤為激烈。一方面，法國的工人領導主義以及明顯很受歡迎的（或者至少是民粹主義的）地方政權的共產主義領導意味著，在大體上，法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對於進步的知識分子來說既有吸引人的一面，也有令人反感的一面。在激進的或者異見的知識分子圈中，主流的態度是美學和非政治意義上的。超現實主義和一般來說藝術的和文學的革新，是「一戰」后那一代人激進和反主流文化的表達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尤其是在1932年之後，孤立的對抗的知識分子的定位變得曖昧不明，他們可能同情法西斯主義，也有可能同情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尼贊（Nizan）尖酸的反資產階級的憤怒可以引導其走近法共，但是類似的情感卻引導許多他的同代人渴求墨索里尼的「無產階級法西斯主義」。

要維持這種看法，需要非凡的信念和持續高頻的自我否定。而共產黨人確實提供了改變心意的充足機會。除了那些年以最簡單的、善惡二元論和偏執的形態出現的斯大林主義，還有那些以最扭曲和矛盾的方式自殘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所做的一切甚至很少換來法共的哪怕一點點肯定。相反地，薩特、穆尼埃和布爾代以及他們的朋友，卻常常是共產黨員辱罵和侮辱的對象；他們的矛盾和偽善被無情地揭露和記錄在了共產黨的媒體之中，出於教化讀者的需要，我們很少能一窺這些文字的原貌。在那些獨立知識分子感到迫切需要談論斯大林及其追隨者的罪惡和錯誤之時，共產黨員不會來幫忙，即便這類討論幾乎總是以提供無條件的豁免而告終。如果共產黨確實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能夠並肩依靠、參与群眾鬥爭的工具，那麼這也是一趟不愉快的旅行。然而，在車輛偏離了原有的辯證道路之時，司機越是試圖想拋掉這些熱情的同路人，他們就越是堅持，並且發誓說，他們永遠不會半途而廢，因為不會有回頭路可走。

另一種知識分子附庸于工人階級的方式在於更強烈地暗示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裏談論的並不是同無產階級結盟而是鼓勵他們在敵人面前保持振作，號召知識分子不要「放棄」他們。按照這套說法，知識分子有責任保護和教導脆弱的工人階級，而非只是單純地對其頂禮膜拜。這兩種方法代表了不同的情感，儘管它們有時是出自一人之手（關於這個主題的很多文章都表現出矛盾和邏輯混亂）。這第二種方式的最佳表述由一個著名的警告構成，「我們不能讓比揚古失望」（位於巴黎附近的雷諾工廠所在地），只是薩特並非頭一個這麼說的人。1946年1月，在一封寫給《行動》的信中，穆尼埃放棄了任何「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嘗試，因為任何懷疑馬克思主義的舉動，都會削弱工人的立場，瓦解他們的決心。在他確實嘗試性地對共產黨人的行為提出了質疑的那些場合里（比如在對保加利亞的佩特科夫的審判和執行過程中），他小心地告誡他的讀者，他這麼做僅僅是因為共產主義因其自身的行動而陷入了道德危機之中，這將危及工人的信仰和期望。所有的政治立場都需要依據工人的需要來進行評判（由下評判的知識分子來確定工人的需要），不存在什麼抽象的或者道德「中立」的觀點。正如穆尼埃在1950年概括的那樣，「我們拒斥那些忽略蒙特勒伊（巴黎郊區的一個工人聚居區）立場的空想」。隱喻所指的地理位置不同，但是信息所傳達的推動力是相同的。

因而，曾如此攪亂兩次大戰間和平主義者情緒的同希特勒的衝突，最終也並未在根本上消除這一點。相反地，它更加確信了自己的感覺。早些年的和平主義者不僅受到期待新一輪索姆河和凡爾登戰役的看法的排斥，還受到了明顯非理性的且罕有人相信的決一死戰並簽訂另一個《凡爾賽和約》的觀點的抵制。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他們的法國朋友極為有效地利用了國際非正義的主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造成了無辜群眾不必要和無意義的死亡，還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和外交上的非正義。無論蘇聯還是德國都對結果不滿意，即便是那些反對它們的人當中，也有一種不安，他們意識到兩次大戰間的國際格局是建立在缺乏說服力的基礎之上的。但當下一次大戰如所有人預期的那樣最終到來的時候，至少在那些起來反抗納粹主義的人看來，這些疑慮都暫時消失了。抵抗者信奉的反法西斯主義是所有人都認同的確定並無懈可擊的動因。隨著希特勒的戰敗，和平再一次成為可能，並且，這一次，和平是基於道德上無可指摘的前提的。

在這種情況下，為和平而戰替換了所有別的議題，並將它們囊括在內。由於法西斯主義會成為戰爭的受益者，也由於是美國被指責引起了爭端和區隔，而正是後者使得歐洲處於公開戰爭的邊緣，這樣一來，和平的呼籲就同維護共產主義合為了一體。從1946年開始直到斯大林的去世，沒有其他議題能夠直接地或者潛意識地如此佔據公共討論的核心。保衛民主和維護和平融合成了同一個目標，作家的首要責任就是以某個重要人物的視角來看待問題。進步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尤為著迷於這一主題，他們被它蒙蔽了雙眼，採取了一種最令人難以置信且站不住腳的立場，雖然其繼承者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將和平與裁軍看作是實現東歐正義或者權利的首要議題。日丹諾夫也許是愚蠢的，斯大林則是殘暴的。但是過多的軍備卻是最愚蠢的，戰爭是最殘暴的。到1950年，進步知識分子明顯聽上去像是30年代的和平主義作家，他們對極權主義和獨裁的辯白是對後者的無意識的回應。即便加繆，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1953年他會被描述成為共產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他在那年出版的作品的序言中從他的論證角度提出的維護和平以及反戰的態度，卻被當時投身於公共生活的人視作是首要的任務。九_九_藏_書

1947年和1953年的薩特的態度，可以作為確定大多數持進步主義的同代人的想法的區間。一些人，比如讓·拉克魯瓦很早之前就是極端的薩特主義者：「共產主義並不主張在廣博的群眾意願中再加入些什麼本質的東西——它只代表無產階級自身的意識。」其他人也許可能更贊同克洛德·雅梅（Claude Jamet）的看法，在1935年他寫道：不管共產主義的現實有多令人幻滅，即使蘇維埃革命被證明是一個「死火山」，「在只要還有可能的前提下，仍然有必要如此假裝……是的，去欺騙，英雄般地」。反對共產黨員及其主張就意味著放棄所有同無產階級交流的希望。令這一立場變得困難的，並不是其表面上的荒謬性，其對任何自主的判斷的否認，而是故意令人生厭的共產黨員自身的行動。許多人認為，若不是因為斯大林主義，實現工人和思想者精神和情感共通的道路會變得大大平順。但是無論法共變得如何糟糕，忠誠仍是無條件的：「做你能做的，說你想說的，我們決不能成為庫斯勒……因為我們不能放棄無產階級。」

這種論證思路存在著某種優越感，一種知識分子「訪問貧民窟」的姿態，它在那時也未能逃脫人們的注意。那些年的知識分子同時展示了擺出謙卑和恩人姿態的強大能力，自卑的情結與位高責眾的確信感同在。簡單的解釋，甚至是簡單的謊言，單純的人們都會買賬，他們的假象無法經受住嚴峻真理和壞消息的考驗。這並非是一個新的看法——在30年代，羅曼·羅蘭會閉口不談他對蘇聯的看法，「壓抑」訴說的慾望，他只是那樣做的許多人中的一員。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自我審查是堅定地反對法西斯敵人、維護左派統一戰線以對抗真實存在的右派敵人的真誠希望的一部分。它雖然具有一些政治意義，但在道德上卻是設想錯誤的。到了四五十年代，敵人大多數仍然只存在於知識分子的想象之中，拒絕暢所欲言並非出於反法西斯統一體的緣故，而是為了理解力有限的天真的工人著想。對時局變化極為遲鈍的保爾·艾呂雅不過是在日丹諾夫及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荒謬性面前明智了一回罷了。然而在其所處的工人階級街區，他拒絕向他的共產黨員同志說出他的疑慮或者他的鄙夷。「可憐的人兒，這將令他們氣餒，」他如此向克洛德·羅阿解釋，「我們不能讓那些正在鬥爭的人們失望。他們是無法理解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論證思路似乎失效，有人會提出，也許工人群體有著不同的標準，一些會令知識分子震驚的事實，也許在工人看來會有不同的意義：

選擇自我犧牲的進步知識分子有很多種類型。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崇拜實力、「純潔」和簡單的真理，而這些是傳統知識分子的複雜和矛盾的立場中所缺失，但卻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發現的特質。這一現象部分源自20世紀30年代的模糊不清的極端主義（可以注意一下薩特和德里爾之間的相似性，他們都厭惡弱勢和軟弱——後者對「全身無力和大腹便便」的現代人的不屑呼應于薩特對暴力和行動的渴望），但更多的還要歸因於共產黨人在抵抗運動中的形象。即使在批判法共之時，這些持同情態度的評論員仍會嚮往它之前的堅定——「人們本來會喜歡這個在選戰中展示其在德佔時期的風貌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純潔的和堅定的政黨（le Parti de la dureté et de la pureté）。」因而，讓·福雷斯塔（Jean Foresta）在1947年哀痛于共產黨人公開同資本主義社會妥協的行為。共產黨知識分子自身同樣也會指望共產黨人（工人）的單純的實力。為了尋找安德烈·馬爾蒂（André Marty）所說的徹底隔絕及其罪惡的不容置疑的證據的說明，安妮·貝斯（Annie Besse）描述了一場緊接著共產黨批判昔日英雄的部門會議：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之後，她向她的讀者們保證，一個單純的工人會起身並宣布他不再喜愛馬爾蒂這個名字，「在說這些的時候，共產主義工人握緊了他的拳頭」。

同共產黨人一樣，知識分子同路人不僅鄙視資產階級腐朽的世界，而且還厭惡他們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對這一角色的過高估計是導致激進主義同過度的自我仇視相結合的根源。在許多知識分子的眼中，只有共產黨才有正當的理由懷疑像他們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共產黨人也許有方法解決其自身的困境，而他們已經幫助知識分子擺脫了他們的困境；在對1948年的布拉格政變的評論中，穆尼埃在結尾處熱情地敦促共產黨人「祛除他們自身的惡魔，像他們祛除我們身上的惡魔一樣」。作為一種「集體智慧的結晶」，共產主義運動是不會犯錯的（以一種諷刺的方式，這種觀點的形成促成了對知識分子主張的提升，並將其轉置於更高的平面），儘管它的行動，尤其是那些來自其內部發言人的觀點常常是站不住腳的。確實，像薩特那樣的作家對政黨自己的知識分子只有鄙夷之情；他寫道，他們以及他們所信奉的那種馬克思主義都是缺乏智慧的，確鑿無疑的是，他們遠未具備政黨智慧的一星半點。這對他而言是遺憾的根源之一，政黨知識分子擁有接近無產階級及其集體智慧的特權，憑藉於此，他們才得以羞辱和超越那些像他那樣的獨立思考者：「他們佔有的這一種非凡的工具——為眾人所渴望，這賦予了他們相較於隨意思考的那些人的壓倒性的優越感。」

這一現象並非頭一次出現。在30年代，紀德、羅蘭或者馬爾羅就以共產黨路線的文化擔保人的形象出現以施加類似的影響力；西班牙內戰的經歷已經表明，知識分子在參与政治的同時，也可以保留他們的創造自主https://read.99csw.com性——沒人會譴責畢加索、馬爾羅或者貝爾納諾斯曾經放棄了他們的藝術靈魂。這次最大的改變，是1948年之後對藝術符合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種文化」的強調。「無產階級」藝術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在20年代俄國就展開過此類討論，革命的作家與藝術家聯盟在30年代早期就極力敦促過藝術要服務於政黨宣傳。但是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都傾向於忽視這些壓力，因而這一呼聲在人民陣線時期，尤其是在抵抗運動和光復時期趨於緘默。然而隨著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建立，以及「兩個陣營」理論的興起，日丹諾夫和斯大林要求為1947年之後日益僵化的共產黨的行為正名，藝術（以及科學的）歸附成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進步知識分子在回應李森科事件以及審判秀中的日丹諾夫主義癥狀時的矛盾情緒和無力感，在某種程度上，這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的血腥踐行。當洛朗·卡薩諾瓦將日丹諾夫的美學引入法國時，他激起了同樣小心翼翼、拐彎抹角的回應：

這一場景可笑的矯揉造作與記錄和呈現它時的顯然的一本正經極好地從兩方面說明了進步的工人領導主義的推動力：毫不掩飾的對工人的單純力量的崇拜以及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視角的徹底放棄。「純潔和堅定」，工人和工人的政黨具有一種有磁力且無可指摘的感染力。即便在其最具批判性的階段，薩特也願意維護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成就，並將其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小資產階級後進生進行比較——1956年，他寫道，匈牙利人至少仍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在這裏，直覺上偏好外來文化甚於內生文化的情緒，同一種崇尚弱小鄙夷強大的自我輕視結合在一起。艾呂雅也不能免俗。1948年訪問羅馬尼亞（一個飽受幾十年獨裁和戰爭摧殘的貧困和分裂的國家）歸來之後，他聲稱找到了「幸福的暖陽」，而這正是可悲的、陰鬱的和灰暗的他的祖國——法國所缺少的。在羅馬尼亞，他發現了確信、能量和力量；在法國，只有一種矛盾的倦怠。

那麼，「決一死戰」如何？也許，只要同「一戰」以後的氛圍相比較，我們應該能回憶起1945年以及之後的幾年似乎可信的法西斯主義復興的威脅。如果美國再一次離開歐洲（如許多人所期待和希望地那樣），且英國就此衰落而無法補救，德國復興的威脅就變成了一個貌似合理的假設。在任何情況下，反法西斯主義的預感以及擔心再一次後知後覺的感覺是普遍而又真實的。因為這個原因，如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1935年于巴黎召開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大會中所做的那樣，戰後知識分子繼續保持與事實相悖的對法西斯主義的警惕。這麼做是有價值的，但是卻使得知識分子對政治產生了負面的和反抗式的看法，並且需藉由他人真實或者假想的行為來決定他們本人的歸屬和承諾。如果說一種復活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危險本身，那麼同任何能夠阻止它的大陸力量的結盟就是言之成理的，比如共產主義運動和紅軍。

反常的是，戰後的這種和平情結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最終將戰前的和平主義者捲入戰爭的同一個反法西斯主義。既然納粹主義及其支持者被打敗了，而蘇聯及其同盟取得了勝利，這種同盟力量的削弱，戰爭贏家之間的區隔或者同盟國間的紛爭的最有可能的受益者，將會是法西斯主義本身。這也許在現代人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這在當時卻是有一些道理的。1938年至1944年是一個深重的打擊，它使之前並沒什麼概念的人們認識到了政治現實。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段經歷告訴了他們有關法西斯主義的駭人聽聞的細節；它的仇恨和信念比他們之前遇到的所有還要更暴力、更極端和更完整，這是真實而又終極的邪惡的力量。不管是現在還是在將來，為了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所有的力量都必須被整合起來。那些對法西斯的罪惡醒悟得較晚的人以及那些在回顧他們的歷程時非常清楚法西斯罪惡的人，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最重要的是，人們不會想要再一次發現自己在鬥爭中落後了。

在這種描述中，工人的形象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兒童、一個完美的典範、一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他者」；他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識別力。令知識分子不可忍受的是，工人（無論是在巴黎、布拉格的，還是在里爾或者羅茲市的）不僅沒有感到被冒犯，而且事實上對其讚賞有加。一個人的束縛意味著另一個的自由。無產階級之所以受到支持和保護，不僅是因為它可能會喪失鬥志、放棄鬥爭，還因為在其世界之中，還存在著價值的重估。那麼，知識分子該如何同這些不同類的人交流，他或者她想要同誰的識別力和需求相結合呢？工人和思想者之間的差距該如何填補？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很多人看來是不言自明的：通過共產黨的中介作用，不論它顯現出來得有多令人厭惡和不討人喜愛，也不論它有多不配合。共產黨人同工人並非一體、不分彼此，正如薩特在《文學是什麼？》當中所指處的那樣，工人的事業並非天然就是法共的事業，只有藉由後者，我們才能同他們聯合。雖然在那以後，他的看法將有極大的變化，認為共產黨就是工人階級——他仍然認為，共產黨體現工人的真正和根本的利益：

世界和平大會在1950年11月進行了第二次會議，並於1952年12月在維也納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僅僅在斯蘭斯基案結束的幾天之後。那一時期的很多活動都圍繞著1950年3月由「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常任理事會頒布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展開。他們效仿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並同後者一樣，宣言以及其他大會都以反戰和改變戰後格局為旗號，致力於最廣泛地集聚全球範圍內的支持。所有各類的和平運動及集會的組織機構表面上由具有影響力的來自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著名人物構成，但是同它們在30年代的前身一樣，實際上擁有機構掌控權的，是勤勉的共產黨的公務人員，這些機構的總部大多數都在布拉格。它們成功地募集到了數以百萬計的簽名（雖然大多數簽名來自於「自願」加入共產主義陣營的人或者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黨員），並且，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些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眼中，共產黨員的和平訴求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吸引力和合法性。

共產黨人很好地利用了這些情感，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事實證明它們比30年代晚期的法西斯媒體要更長於此道。共產黨人在這件事上的可信度不僅來自他們的反法西斯的信用資質，同時，還來自斯大林對戰後格局的樂享其成。雖然有關在1947年之後蘇維埃改變了方向，它更關注于攪亂西方這一點仍是有待商榷的，但是直到那時一個分裂的歐洲對共產黨人有利。因而，從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被其西方的支持者看作是「宣揚和平的人」，並贏得了相當多的威望；雅爾塔會議確立的神聖分割計劃，東歐國家聯合政府對蘇聯的附屬關係，對其之前的領導者的審判都被當作是「蘇維埃安全」和「人民革命」雙光譜視角下的產物。除此之外，對蘇聯的普遍支持還來自美國直到1949年對核武器的壟斷。薩特所寫的《斯大林的幽靈》實際上說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的心聲，即斯大林建立「衛星」國是為了對抗馬歇爾計劃這一「戰爭工事」。直到那時，蘇聯所試圖尋求的，也只是保證和維護其外部安全。它在1948年及其之後的防禦性舉動，也只是為了維持和平以及保護歐洲的社會主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相較於1918年，1945年事實上和平解決的結果被看作是總體上更令人滿意的。既然敗者不再是一個奮鬥的民主共和國，而是一個挫敗的獨裁政體，德國狀況的不明朗就被一掃而空。俄國人以勝者的姿態出現，他們收復了丟失的土地，維護了帝國的邊界，戰爭不是以國家利益（或者資本家的利益）的名義打響並取勝的，而是藉由人民和理想。1945年之後維護和平的慾望會比「一戰」之後來的更為強烈，這一點尤其體現於，人們認為40年代的戰後革命顯然在每個國家都取得了勝利，而在1918年至1923年間，他們都曾在那裡不敵地方反動勢力和外國軍隊。唯一無聲的抗議來自波蘭人以及他們在歐洲的蘇維埃區塊的同病相憐者；但是那一地區反抗蘇維埃的霸權這樣的觀念在西方的大部分人看來都是該受到詛咒的。「二戰」過去6年之後，法國沒有人希望「為但澤而死」（或者格但斯克），1945年之後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們不會比1939年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