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社會黨艦艇在雲譎波詭中搖晃前行，布魯姆對共產主義問題完全清醒的認識使他成了這艘艦艇的鎮海之錨，即使不大友好地稱布魯姆為「幼稚的道德家」的雷蒙·阿隆，也承認他在共產主義的問題上自始就是「洞明一切」的。在布魯姆看來，非共產黨左翼永遠也不能在與共產黨人的政治博弈中讓步，同樣，也不能同意與一個拒絕改悔的共產黨重修於好。但是社會黨人也不能拋棄自己的過去，連帶著一同放棄意識形態領域。倘若共產黨人宣稱自己是在繼承法國大革命的遺志，那麼社會黨人同樣要主張他們對大革命的合法繼承權。和許多年輕一代的社會黨人不同，布魯姆認識到，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除非搖身一變，在事實上加盟極右派外，你無法把共產黨人看作自己首要的敵人——共產主義不是敵人，但他們對左派也提不出任何合法的要求。

但是，對這三個人表示一定關注還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從法蘭西歷史的視角看更有說服力：他們所反對的特殊對象，他們希圖扭轉或至少挑戰的那種趨勢，正是我所說的「不負責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種領域里，忽視或擯棄知識、道德或政治上的責任的傾向。但這裡有個悖論，批評者和敵人會搶先注意到：近乎虔誠地追求社會主義，堅持把某一政黨的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導致政治分化和兩次大戰之間法國的不穩定的，不正是萊昂·布魯姆嗎？拒絕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團亂麻里站隊而自我緘口，從而躲避戰後法國最具分裂性、傷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機的，不正是阿爾貝·加繆嗎？還有，那個像苦行僧一樣發願高高掛起，不參与公共事務，頂多也就是平和地談兩句國是，從而帶著冷冰冰的現實主義，一輩子都不曾像法國人那樣做出艱難抉擇、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嗎？

如果說法國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時期從1918年延續到1958年的話，那麼可以說，道德上的不負責任是發端於30年代中期，此後40年一直長盛不衰。這個判斷乍看荒唐，最起碼知識分子是負責的吧？沒錯，在反法西斯戰爭、戰時抵抗運動、戰後政治理想主義以及反殖民運動之間，法國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國人，他們的道德介入、道德擔當的程度已深至無以復加，但是，這種回答錯就錯在它評價「介入」時期，使用的正是該時期所使用的話語——特別是那些作家的話語，他們當時和以後所寫的東西左右著我們對他們行為的理解。

戰後法國能脫困於其政治領導人之手，得感謝戰後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想提早10年獲救都是不可能的。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馬歇爾計劃的受益者，法國越來越多地參与到新生的歐洲共同市場之中，不再僅依賴自身的資源和決策謀取安全與繁榮，而統治者的無能和失誤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這本書寫的是三個法國人，他們的生活和著述都與這三個不負責任的時代格格不入。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與另兩人歸成一組，他們會大吃一驚的。不過，他們在某些特點上是共通的。這三人畢生都在法國扮演重要角色，但與同時代人有點兒格格不入。他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活在對手和時人的厭惡、懷疑、蔑視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長生命的落幕時分，萊昂·布魯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緣由，得以在幾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獲得慰藉。而在35歲時就領教過以上所有三種不負責任的加繆，12年之後在備受懷疑和毀謗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譽要再過30年才能恢復。

但是，在20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里，法國的困境及其抉擇的「當代」含義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種歷史敘述的影響，令今天的歷史學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來，學術界（尤其是國外的）法國研究中的一大命題——「古代政體和現代政體的對比」，法國政治學者或社會評論家卻很少觸及。而提到這一點的時候，也通常是用來吹噓這個國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鄰國深受其害，而其終極危險和後果則恐怖而清晰地呈現在大西洋彼岸。

這是個獨特的現代問題。在更古老時代的帝國、政權和共同體中，正常情況下，政治權威不會有多個發源地，關於誰能掌權、憑什麼掌權的認識也不會有分歧。作為既存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歷史」是唯一的——由是觀之，我們現在所說的「歷史」則根本不是歷史。大部分曾在這顆行星上生活過的人都沒有主動去接觸過他們的歷史。關於自己緣何成為現在的樣子，他們的認識都狹隘而實用，與他們的統治者講的故事——一個他們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權力和權威仍然壟斷於一個家族、集團、階級或宗教團體之手，對現世的不滿乃至對未來的期許就仍將受制於有關集體歷史的一種敘述，這種敘述縱使有時被人恨之入骨，卻不會受到決定性的動搖。

但是阿隆的同僚和朋友們卻一條道走到黑；從1932年直到生命結束，他都把這種執迷不悟看成一種極端的魯莽。阿隆所生活的那個世界的狀況，在他看來不允許人們用沉思冥想來索求理想的出路，我們也不可能到異域或根據元歷史的前提推導出超理性的抽象概念，由中尋找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阿隆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自己早年的學術興趣引導他對哲學的基礎及哲學思維方式的內在矛盾做大量思考。但是，他把自己的公共生涯全都用於理解和批判政治與經濟現實中困擾人的細枝末節，以及用來熟練地揭露他的對手們乏味無聊的、不負責任的逃避主義。對他而言，共產主義包含了兩個方面：它既是這個時代的問題，也是對這個時代各種問題的逃避。

萊昂·布魯姆、阿爾貝·加繆和雷蒙·阿隆今天的意義，正是基於與時代的這種不同尋常的聯繫。借用漢娜·阿倫特對當年歐洲其他一些「尷尬」人物的精確描繪，他們正屬於「黑暗時代的人們」。他們不是邊緣人物——若如此，他們的影響不會那麼大，一位治法國史的學者也不會這麼關注他們。然而，他們在世時都被嚴重誤解了，以至於有時候，他們對身邊所發生的一切的理解要勝過同時代人太多。他們所在的共同體，就像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起飛一樣，對他們的欣賞和對自身的理解均姍姍來遲。而我們，或許也可以在這些人中找到一些幫助，以理解他們所經歷的時代。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下威脅面前保護過去的做法對這個民族很有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蘭西民族的這種威脅感進一步增強，從而進入長達20年懷舊傷逝性的拒絕之中。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令其他歐陸國家遭遇了經濟崩潰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劇變，法國卻得以倖免。但從另一角度看，全民轉向隱晦不明的舊制度，憎厭現代化和改革，卻促成了維希政權的降生，因為後者許諾說要迎回一套前現代價值觀及制度，這讓政治階級（political class）及選民本能地感到寬心。而且，儘管政治首腦們無知依舊，但新一代官員和管理者們都已認識到，並不是戰後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國際形勢和機遇在50年代中期過後把法國推進了一場迅猛的經濟、人口和社會變革之中。

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要到這麼晚才注意起這些問題來？當然，一定程度上是因為20世紀的前50年裡，公共知識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哲學家，他們熱衷於公共論爭，卻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但到了50年代，文學知識分子逐漸被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所取代，而公共討論的質量卻沒有任何明顯的上升。隨著各學術領域的專家們地位日漸突出，他們本可以提供各種專業知識，人們卻依然懷有這樣的期許，即知識分子應能就任何話題發言。更有甚者，他們繼續投身於一種被政治化、陣營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這意味著，不管他們所傾力分析的客觀現實多麼無涉感情|色彩，他們的公共言論也一定是辯鬥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第一，專業知識技能則屈居其下。

不過，研究法國晚近歷史已有其他途徑，不那麼強烈地依賴大革命視角和語彙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發生了三次轉折的傳統的制度編年史學，無力回應這一問難：這種史學方法低估了社會變遷、經濟變遷的趨勢與時機的意義。另一條敘述路徑則強調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明顯的連續性以及與此相伴的經濟停滯。法國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國家仍然是一個人口增長率罕見低下的農村和農業社會，極度需要連續性，拒絕各種形式的變革——這些變革正在同一時期內改變其鄰國的面貌。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的，對阿隆的這種指責有欠公允，儘管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認為只有「介入」才算是擔負「責任」。加繆拒絕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無疑他也同時反對法國的殖民行徑）著實令他痛不欲生，還失掉了許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爾及利亞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時間逆潮流而動，公開反對知識界通行的觀點——關於戰後的肅奸運動、關於死刑、關於「革命」概念以及關於共產主義實踐的觀點。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同樣是源於對道德義務九九藏書——包括在沒話可說的時候保持沉默的義務——的本能自覺，他此前的言論和介入活動也是受這種自覺的驅使。這樣做很不討好，也容易招致誤解，但他無能為力；因為（與阿隆形成對照）加繆所理解的「責任」就要求擯棄那種考慮問題的方式。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三種形式的集體和個人的不負責任互相重疊、交叉，塑造和損毀著法國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讀讀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歷史，統治國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們的庸碌無能、漫不經心和罪該萬死的玩忽職守一次又一次震撼著人的心靈。這不是事關某黨某派的政治問題，這是一種文化。從共產黨人到君主主義者的所有黨派代表和參議員、總統、總理、部長、將軍、公務員、市長以及政黨領導人，都表現出對所處時代及位置的高度無知。他們倡導的政策——如果他們有什麼需要倡導的話——都帶有最褊狹的黨派傾向，也就是說，他們僅僅代表社會中很小一部分人的傳統和利益，而在參加選舉或職務任命的時候，也沒有為超越這一範圍而做過半點兒鄭重其事的努力。

表面上的「道德負責」，最明顯的例子是30年代知識分子的反法西斯主義。誠然，它代表一個歷史性時刻，一個正義反抗邪惡的政治參与的時刻——正如那些參与者自認為的那樣。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識分子，基於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國本土的法西斯主義的懷抱。而且，鑒於其中一些人後來（有在戰時的，也有在戰後的）轉為反法西斯知識分子，我們最好牢記，在「二戰」前的歐洲，知識分子無須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負責」，他們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儘管出身於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爾貝·加繆卻靠著兩部小說（《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學隨筆（《西緒弗斯神話》）以及在戰後新興媒體《戰鬥報》上寫的社論從窮鄉僻壤脫穎而出，一躍成為戰後巴黎幾乎無可匹敵的政壇名人。他被普遍認為是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戰友和齊名者——他儘力用個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彌補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運動中，他並非僅擔虛職，而是實實在在地戰鬥過。儘管和薩特主義者分道揚鑣，並因共產主義和阿爾及利亞問題而從左翼知識分子陣營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繆的國際地位卻扶搖直上，直至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後的一起車禍，給他相對短暫的人生（他生於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國人過了很久才重新發現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國上下普遍尊崇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別處長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除了上文提及的勇氣和正直之外，布魯姆、阿隆和加繆還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反共。這本身並不稀奇——法國有許多反共分子，而且，反共立場不管有多少合理性，都很難自成一種獨特姿態，更不用說確保一個人行為負責了。然而，這三人成為反共人士的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他們的那個國家和時代。

與此相似，法國也幾乎沒有什麼公共人物思考過，在該國古往今來的傳統的左/右之分、共和/極權之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匱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總是不得好報。就連19世紀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義者，面對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統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願懷著善意去探討制度改革，因為他們害怕跟麥克馬洪元帥（Marshal MacMahon）、布朗熱將軍（General Boulanger）以及（我們仍記憶猶新的）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的羅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後，他們的忌諱更加堅定了：在兩次大戰之間，許多頭腦最聰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評家針砭法國及別的國家的政治僵化，最後卻落得個在納粹或新納粹集中營里一命歸西的可悲下場。

一言以蔽之，他們不嚴肅，或用德國人的話說——不「從一而終」（konsequent）。阿隆在法國公共討論中察知的最讓人揪心的弊病，就是這種思想嚴肅性的欠缺。法國知識分子們大談他們沒讀過的書，鼓吹他們不理解的教義，抨擊統治者的政策，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學者和雜評家們這種先寫后想的半瓶子醋之風即便只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流行，也已經夠現眼的了，可是在法國，追捧這類男女老少的除了他們的朋友和崇拜者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受眾群；阿隆由此認為，他們的罪過不僅在於狂妄放縱，還有思想智識上的瀆職。觀察家、評論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按照世界本來的面目去理解它——早在30年代初親眼目睹了一連串恐怖事件后，阿隆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觀察家和歷史學家把這三個癥狀統稱為「法蘭西病症」，它們直接來源於對法國共同歷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產——的相互衝突的解釋。「左派」和「右派」這兩個術語的付諸使用源於革命聯合開始因意識形態一分為二之時；兩大派系圍繞應從大革命以及當時人們狂熱的擁護或反對中汲取什麼教訓各做各的闡釋，進而相互對立。典型的如法國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爭，雙方都寸步不讓地要求繼承「未完成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遺產和衣缽；所以並不意外，當貝當政權標榜「民族革命」的時候，其屬民一開始所能達成的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遺產。至於法國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議會系統或總統制，與法國社會的性質也沒有多大關係——它在很長時期內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穩定性而獨樹一幟。法國人在如何管理社會的問題上始終無法取得一致，是因為從1789年到第三共和國崛起的一個世紀里，法國人一直不信任各種憲法模式和政治權力形式。

一如我們現在所知，革命性的劇變產生了政治，也改變了所有這一切。脫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舊人舊秩序一樣，其提出的主張和承諾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為此，新主子對自己即將君臨的這個社會和國家的歷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敘述。而且，既然對這一敘述而言，首要的是證明唯一能導致這種改朝換代的事態惡化和發展過程是正當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說自己的政治主張，還得徹底剝奪舊秩序政治主張的合法性。由此，現代政治權力高度仰賴於關於歷史的宣說；結果，歷史成了政治。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識分子參与公共生活的歷史受到場合的限制：只有當作家、教師和學者們似乎因義務所迫，在一場國家級大衝突中選擇加入某一陣營的時候，他們才算進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對德雷福斯；在「一戰」前做國際社會主義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義者；在30年代加入納粹抑或反對納粹；在淪陷期間支持抵抗運動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戰時期選擇共產主義抑或選擇「資本主義」，支持西方抑或支持東方；贊成去殖民化抑或捍衛帝國政治；宣揚激烈反對（國內國外的）獨裁政治抑或保證總統制政府的穩固；以及每時每地在左與右之間做出取捨——知識分子通過這些語彙定義自我，進而在大半個世紀里為法國的公共辯論定性定調。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不用這些語彙來思考問題，或企圖違犯之，或完全脫離這種常規界定，那麼，他似乎就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了。

然而，我所考察的這整個時期盛行一種特別知識分子化的不負責任，它在戰後的數十年間達到了頂峰。它與知識分子的公共抉擇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亂無關，卻與「知識分子」這一行本身，與學者、作家、小說家、新聞記者等等選擇思考並儘力去理解的東西有關。這就要回到我之前談到的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習性：他們習慣用最傳統的方式反思並回應身邊的政治文化紛爭，而不是儘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ｈttps://rｅａd•９9cｓw.coｍ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軌道上。

與她的歐洲鄰居們相比，法蘭西太不一樣了。在德國或義大利，那些導致國內衝突和政治動亂的分裂敵對並未讓民族國家早早降臨，也沒有呈現出倒退回早期國家的癥狀。自然，對本民族集體歷史應居何許位置，當如何解釋，德國人和義大利人也有很多爭論，有些和法國的還很相似。然而，這些爭論常常與「德國人」或「義大利人」內部的歷史無關，其涉及的是對局部的、地方性的歷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這些局部歷史才被納入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德國或義大利的歷史（有時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東歐和東南歐地區的國家歷史，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常常只是一個「虛擬的」存在。人們爭論歷史，爭的與其說是政治，還不如說是神話傳說，儘管仍得為此頭破血流。

我以知識分子為題，是因為他們對法國深有影響，也是因為政治參与興起之後，道德義務最容易與知識分子聯繫在一起，而他們本人也強調選擇——以及那些被稱為「選擇」的決定——的倫理維度。不過，以政治責任感的名義效忠於一個團體或政治對象，久而久之傷害乃至完全破壞了每一種特殊的道德責任感，放棄個人判斷和主觀能動性，並非知識分子獨有的弊病。同樣的危險也橫陳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務員、士兵、教師、學生，在那段歲月里都難倖免。

儘管彼此不同、各有個性——我在下文中也會進一步討論——但這三個人都在現代法國公共生活的腹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魯姆不僅僅是19世紀末巴黎文學秀場的一員，一個年僅26歲的生氣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他還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社會民主黨當仁不讓的領袖，1936年、1938年兩屆人民陣線政府的總理，是維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敵，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獄和流放，他在戰後當過總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國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這是1936年後去西班牙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對共產黨人或佛朗哥主義者聯盟的一舉一動看得太清楚了；這是民族復興的理想主義者的處境，他們近距離目睹了賴伐爾（Laval）和貝當搞的那場「民族革命」；這是抵抗者的處境，他們觀摩了隨法國解放而來的秋後算賬，既不完全又摻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這是共產黨同路人的處境，他們使勁忍氣吞聲，幫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審判和古拉格說話；這是反殖民主義作家的處境，他們費盡唇舌，為推翻了一個帝國的另一個獨裁而窳敗的帝國開脫；同時，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義者」的處境，他們強迫自己去理解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的意義，證明它們的行動實屬正義。

關於1930—1970年歷史的另一種說法認為法國陷進了一場三邊鬥爭之中：一個怯懦的、不敢冒險的社會，一個顢頇無能而又離心離德的政治階級，以及一小撮為國家的停滯乃至倒退而滿心沮喪的公僕、學者和商人。按照這種觀點，1936年成立的人民陣線，不管泛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色澤，它首先是向著國家經濟體制和政府系統的全面檢修邁出的遲疑不決的第一步。這一行動在30年代厝火積薪的政治氛圍下鐵定敗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重拾變革的反倒是維希「實驗」的一些年輕參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廢除議會對行政決策的壓製為旗號，他們全面檢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機器的各個零部件——他們努力的結晶未獲認可，儘管法國的現代化政府部門終於在下一個十年中建立了起來。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問世以後，社會變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齊頭並進——即便如此，也還是對第五共和創建者的本願偶有違逆——法國得以克服其「病症」，體驗「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

這樣，20世紀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都無法成為理想的嚮導，無法告訴我們在他們的時代法國正發生著什麼，因為他們寫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這個國家本身積重難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領域之中而已。不過，藉助已被用濫的后見之明的力量，我們或許能夠利用「責任」這一從左拉（Emile Zola）到薩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識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詳的概念，重新編製一張知識分子兼政治的年譜——但是，我們要賦予「責任」一個更標準的含義，它與以往關於知識分子行為的歷史研究中所採用的含義迥然不同，它並不等同於「政治介入」。

再說國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據戰後對法國實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賴於一個更虛幻的預設：從戰爭中走來的法國怎麼也算個勝利者）；隨後，當美國的退出、英國的坐視不顧令法國在外交上孤立無援的時候，是根據藉助國際聯盟促進共同安全的美好願望；最後，國聯開出一張空頭支票，則是根據法國武裝力量及政治領導的撤退——與其說退到一種能讓人看到希望的綏靖狀態（仍帶有一定程度的戰略意圖和進取心），不如說是退到盲目樂觀之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從慕尼黑回國，心知他拋棄了捷克，同樣也拋棄了法蘭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場愛國主義大聲討，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釋重負的子民的熱烈歡迎。1940年，法國政府精英們面對德軍的勝利，以他們在過去20年間統治國家的方式簽下了那個頹靡、悲觀、充滿失敗主義況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國政府的許多民選代表遺棄了共和，帶著渾身倦意長舒了一口氣，一些觀察家起初瞠目結舌，但想想也就覺得不足為奇了。

因此，在20世紀的法國，歷史和記憶達成了共謀，合力排擠對今天這個國家而言真實存在的兩難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對立的歷史敘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關注。這時，知識分子的貢獻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必贅述20世紀法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出類拔萃了；他們本人的表現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說明問題，近些年來，他們以最大的勤勉和熱忱致力於講述本民族歷史。但是，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寫作都太拘泥於傳統的政治史敘事了，這並非偶然，因為正是知識分子比別人更頻繁地使用那些傳統語彙，來幫助現代法國理解自身的。

已有大量文獻證明了維希法國的當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負責任，它頑固地不願正視自己的軟弱，不願正視佔領軍的真實目的，佔領軍的行動與讓步所意圖的結果雖日益明顯，維希人卻依然不聞不問。而更加明顯的是，到了戰後，儘管談復興談得很多，也為落實復興之舉做了一些嚴肅的努力，但政治卻要人們長期有心無力。固然，法國共產黨的存在是個致命的問題，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壞性，因為就這個政黨的性質而言，它的行動所依據的責任和理性準則並不是從法國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發的。但是，社會黨人也沒能重新審視他們的教義和綱領，各方也普遍沒能認清法國在戰後業已改變和下降了的國際地位，加之議會中經年累月的分歧與爭吵，以及對法國殖民地獨立呼聲的回應嚴重不足，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國家利益將長期得不到不帶黨派偏私的關心。

當然，我們可以重編一份系譜，記錄那些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勇氣和道德主動性的人物，給上述背叛行為做一反證：例如喬治·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或者瑪格麗特·布貝-紐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他們名垂歐洲一代正直知識分子之青史。或許這一點讓人更難接受：許多較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從來不在其列，更不用說那些不知名的了。htｔpｓ://reａd•99csw.cｏｍ

困難在於，布魯姆在人民陣線及其後來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會誤導我們低估他對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貢獻。不管怎麼說，他是法國唯一一位傑出的社會黨人，能夠面對30年代晚期的國際局勢，公開拒斥和平主義、集體裁軍及綏靖政策。他從一開始就是反對貝當的少數法國社會黨人之一，後來，在70歲的時候，他還利用身陷囹圄的機會重新思考他長期秉持的那些社會主義信念的本質，同時並沒有拋棄他的道德前提和社會批判意識——當初他正是懷著這兩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阿爾貝·加繆的反共則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歲時，他曾短期加盟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國，他就不受任何一種有組織的黨派的誘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放后的幾個月里，加繆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聯盟的成員一樣不願攻擊法國共產黨，並確信為了進行戰後法國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與共產黨人聯手是有必要的。但沒過多久他就開始懷疑法共了。不過，加繆先是以個人筆記，后以一組文章和隨筆，最後以在1951年發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對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評，宣告與法國「正統」的進步輿論一刀兩斷的時候，則是出於一個十分特別的理由。

情況在70年代中期以後發生了改變。一度刺|激並掌控了知識界注意力的話題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變了的政治氣候中削弱——在這種氣候中，隨著60年代末激進分子幻夢的破滅，人們對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顯降低了。當然，此後有好一陣子，知識分子們通過電視和電台廣播大量探討人們的各種罪錯，反省他們曾頂禮膜拜的觀念；不過，在此前20年間，法國更有關懷的思想者們已經帶著艱難的選擇，嚴肅地介入到他們當下所處的國家和世界之中。

就連對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評——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著於1927年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也是以這一方式寫出來的。班達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與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蘭西行動」有聯繫的民族主義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們幾乎已想不起來，自20世紀初以來經1940年的這一派思想家有什麼過人之處，從而也不知道對班達而言，批評知識分子背叛了他們的正當使命（獨立的真理追求者），為什麼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開刀。但是，班達並不想暗示公共參与本身是錯誤的，只不過它應該是真誠的獨立思想的結果。

三個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內人」，但是他們的觀點和論調經常跟他們所處的時間地點不甚契合。他們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魯姆和阿隆是猶太人。兩人都不覺得有什麼理由否定這一點，也都沒把這看得有多重；只是隨著個人生涯的發展，阿隆對他的猶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覺並受其所困；但是，猶太人身份對他們的很多敵人而言可不是無足輕重的，尤其在布魯姆這裏，由於他主動挑起抵抗現代法國反猶主義的重擔，若想要理解這種被嚴重忽視的民族政治情緒，不能不聚焦他的個人事業歷程。加繆于戰爭初期來到法國，在巴黎左翼知識分子圈子裡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爾及爾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個意義上成為局外人。他還缺少一張官方開具的教育文憑——這是法國知識界領袖級人物的標誌，儘管他也曾短暫地擔任過知識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我們本能地知道這一點，因為這最好地描述了我們自己多樣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他人，而且，他們對我們生活的解釋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實的時候，我們就得承認，對錯雜交疊的個人歷史有無窮多可能的解釋。出於社會和心理上的便利，我們對個人生活——我們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會持有一個得到公認的一致理解。但是，這一最低限度的認同一致之所以能夠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合適的理由去深究我們安到自己或他人頭上的敘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機，否則我們不會自找麻煩，試圖去質疑現在的我們和過去的我們之間的關係；況且，大多數人醒著的時候也很少會去推究我們的歷史之本質與含義，視其為蓋棺論定的東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們真的心血來潮，一個勁兒地追問我們過去啥樣現在啥樣我們何以變成這樣，把自己細細研究一遍得出結論後下一步又該如何動作，我們與多數他人之間的關係仍將維持原狀，他們還是過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會被這種自戀兮兮的玄想所攪擾。

不管怎麼說，學術界本身遠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捲入論戰、教義結盟與鬥爭，因此，最突出的從而也最有影響的學術界代表人物，並不一定是本學科功力最深湛的從業者，最好的證明便是1968年前後的畸形狀況：當時，某些參与關於教育、媒體以及國家現狀的論戰的名人，是藉助「大眾化」來奪人眼球、產生影響的，他們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學內部的流行風尚。

這在實踐中是一個不可能保持的立場，而社會黨人還需藉助展示革命委任狀以同激進共和黨人劃清界限，使情況更加惡化——布魯姆試圖通過曲解社會黨教義來支持這一主張，卻因此而飽受攻擊。但是，若沒有布魯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領導和垂范，法國社會黨人幾乎肯定無法從1920年的分裂中恢復元氣，兩次大戰之間法國歷史的形貌就會大不一樣——未必會更加健康。法國共產黨人做得很對：30年代以及後來1945—1948年間，他們都視萊昂·布魯姆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礙，妨礙他們獨佔法國的激進專制權。布魯姆本能地意識到，把法國社會主義從共產主義的錫拉岩礁和激進黨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渦之中挽救出來，對於在法蘭西共和國維持一個民主的公共空間而言實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難以在社會黨同事們中得到共鳴，他的政治對手們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樁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負責任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中，萊昂·布魯姆幾乎是獨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責任的重擔。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義」「真理」和「權利」本身受到意識形態劃界之害，班達的區分就失去了意義，缺少了獨立的參考點——一如我們所見，法國解放以後，班達本人就是以一個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義無反顧地介入政治的，他為斯大林主義統攝下的東歐進行的政治大審判做辯護，基於的理由跟他當年嚴厲批判的、民族主義右翼的道德「現實主義者」們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樣。當年，法國的一些知名作家為支持民族主義右翼事業，迴避對個體案件真相的關切，被視為犬儒式不負責任的極端表現，而現在，班達對由國際主義左翼促動的集權統治趨勢視而不見，同樣性質的行為，卻成了負責任的政治參与。

因為各種原因，始終少有人關注法國在頭三分之二個世紀里遇到的問題，我已經試圖指出一些緣由。但是，這些問題並非先天就難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國晚近史記錄都能顯示，它的這些病症是明擺著的。國際政策九-九-藏-書、軍事政策、經濟政策動輒懸而難決或不堪所用，並屢屢遭到攻擊和損毀。先天而來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義上的分歧對立完全控制了人們的分析性觀察，意識形態戰爭取代了對國內現實問題的關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鮮有人嚴肅地關心政治問題。最致命的舛誤是，人們企圖研究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而不再持久關注經濟、社會停滯所付出的代價，不再關心應如何給政治行為設限；作家和辯士們神魂顛倒地陷於這一謬誤之中，一直持續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當選總統的前夜。

在政治介入和道德執守之間，他似乎必須做出抉擇，他最終選擇了後者，縱使付出了內心不安、名譽下跌的代價。他認識到這是心靈需要，而非出自計算和權衡，這又一次說明了他的抉擇是如何異於時人。加繆的同時代人選擇共產主義或各種「進步」立場習慣性地認為這是歷史規律或政治必需；也是基於相似的緣由，他們放棄了黨，或者不願再同它保持外部的友好。一些人反對大審判，認為其理由邪惡墮落；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蘇聯國外擴張的威脅；另一些人則漸漸看清了列寧主義教條並不再信服。而加繆不同，他一看到讓自己道德不安的東西，就厭惡地走開了。

衡量像這樣做出的任何一個決定，道德標準自然是可用的。當人們自稱「西方文明的保衛者」「反法西斯主義者」「抵抗者」「進步主義者」「反帝國主義者」等等諸如此類稱呼的時候，都在對世界和為世界所負的責任做出一個道德判斷，哪怕他們加盟的具體的政治集團更願意用歷史、經濟或美學語言給自己的主張鍍上合法性的光澤，哪怕它以官方姿態排斥「道德化」行為。但是，一旦做出某種抉擇，你就必須拋棄，或者至少暫時拋棄道德自主權。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個陣營，你都要付出一種代價：不管是面對敵人，還是與你同路但不受歡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陣營做出了什麼難堪的舉動，你都必須恪守自己的抉擇，向著本方說話。

所以說，法國與眾不同。種種跡象表明，法國應是唯一一個湧現了一大批討論其「記憶地」的學術出版物的國家——這些「記憶地」集體體現著這個國家對自己傳統的理解。更具象徵意義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如果說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夠容納「共和國史」和「民族史」的話，要編一部「法國史」沒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來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來寫「衝突與分裂」。給歐洲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共同歷史記憶建一座學術紀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規模，人們也很難理解，這部書何以必須有6000頁那麼厚，更無法相信法國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釋那讓國民們彼此相敵的昔日。一邊是法蘭西表面上的大一統，另一邊是四分五裂的現代法國無休止的激烈爭吵，兩者之間存在的緊張，乃是這個國家及其歷史中最突出的特徵。

不過，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論述的重心落在布魯姆、阿隆和加繆與彼時法國之間矛盾重重、麻煩不斷的關係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這三人的道德（有時還有身體）勇氣有一共同點，即他們都甘願與自己人較勁，卻不與政敵或思想之敵戰爭。所有人都與敵人為敵，這才是司空見慣的事，所以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他們孤立無援，他們的影響（至少在平生大多數時間里）減弱了，他們在國內的聲望很少能與在國外友人和擁躉中的聲望相比。他們畢其一生，經常感受到這個國家所要求的政治與思想相一致的壓力，卻甘願在政界、公眾、左翼同僚或知識分子同儕中充當不受歡迎的人，這是一種稀罕而耐人尋味的個性。僅此，他們的事迹就值得一書。

莫拉斯和他的追隨者錯就錯在他們的理論始於這樣一個假設：法國和法蘭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須永遠位居第一，這個前提（在班達看來）有損於冷靜的個人思考和道德抉擇。班達經歷過德雷福斯事件，從而心懷鑒戒，他論辯道，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義和真理，是捍衛個體權利——進而，在一個大站隊的年代，一個你必須投身此陣營或彼陣營的年代，把這種使命貫徹下去。

如此，我們才看清了何謂道德上的「不負責任」。它可以有許多形式。讓-保羅·薩特在從「奇怪戰爭」期間寫起的筆記里說，自己在兩次大戰期間恪守著形成於「一戰」的政治冷漠式愛國主義，對身邊發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無所知。因此，他後來瘋狂地參政議政主要是出於擔憂，生怕歷史巨艦趁著夜色又一次與他擦肩而過。或許這隻是薩特的個人動機，但他的情況很普遍。一些知識分子和公眾人物在30年代的暴風雨中隨波逐流、見風使舵，在民主亟待捍衛的時候躲開或故意視而不見；一些人選擇了，但選「錯」了；其他人選「對」了，卻已太遲。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國爆發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實踐鑄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後果都落在了革命發源地，並非全系偶然。法國是歐洲最古老的單一民族國家。因此，18世紀末的革命者們手頭已有一大把歷史可以做文章。從那時起，大革命的諸多事件及其在國內造成的後果就提供了一塊獨一無二的沃土，那裡結出了異議、爭鬥和分裂之果，而在這塊土地上，在這個地理、制度和語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確認並固定下來的民族之中發生的戰爭，使得這種種爭端更加尖銳，更加你死我活。

20世紀渙散飄搖的法國有三大病症被談論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兩派爭個沒完沒了；維希政權及其對民族道德境況的惡劣影響延續了數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續不穩重現了19世紀的情形，正如19世紀也重現了18世紀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鬥爭，併為其畫上了句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40年間，法國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政權，從議會共和制到老人獨裁政治的多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在其中第三個政權——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存續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時候就它讓同齡知識分子們相形見絀（薩特是其中之一），成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輕法國哲學家，直至與「自由法國」避居倫敦共度戰亂時才中斷了專業研究。戰後，他重新開始了學術生涯，終獲選進入法蘭西學院，同時廣泛著書立說，給《費加羅報》和《快報》寫下不計其數的每日和每周評論。他於1983年以78歲高齡去世時——其時他的思想回憶錄剛剛出版——可能是全法國最著名的作家、隨筆家、社會學家、政治評論家和社會理論家。

然而，適用於個人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民族。一段共同歷史被賦予的含義，它對當下國內國際的關係的影響，有關古往今來各種集體行為和集體決策的獨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說法所佔據的道德與意識形態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中引起了至為激烈的爭論；歷史也幾乎總是處於爭議中心，哪怕表面上爭的是現在或未來，其實爭的也是歷史。在許多地方，國家實體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著這類爭吵；沒有一個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認的集體歷史版本能通過爭吵而圖繪出來，因為，正是分歧本身構成了這一共同體的基本認同。

通常情況下，這種嬗變很自然地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掛起鉤來，而與大革命本身聯繫更為緊密。因為不僅法國革命者們自己明白，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根本上而言是斷章取義的，就連他們的後繼者和敵人也沿循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視為適合進行歷史論爭的首要陣地。誰能「控制」對法國大革命的闡釋權，誰就能控製法國，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國搶佔有利位置，主導關於政治合法性的論爭。不單對馬克思及其繼承人，而且對托克維爾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兒女而言，對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以來的10年法國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論與實踐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時，不僅限於法國——此後兩個世紀里，對法國大革命的「恰當」解讀在許多情況下給世界各地的激進和反動思想制定了意識形態綱領。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論過程也基本與此相似，他們認為，只要向激進共和傳統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讓步，都是在屈膝于極端雅各賓主義，這是對他們昔日忠誠的背叛——這種幻象來自兩個陣營的刺|激：其一是決心充當革命者的溫和社會黨人，其二是共產黨人，他們的合法性來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張：要繼承革命傳統中一切最極端的話語和抱負。甚至在1940—1944年淪陷時期過後，保守主義政治遺產的主體名聲大壞，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驅除它的心魔。當貝當和維希政府勾起了人們對無限總統權之危險的記憶，尤其是當昔日的軍官們執掌了總統權之後，大多數法國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還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才能認清一個有效率的行政當局的益處，才能學會把它與一場永久性政變大致區分開來。

這樣，儘管加繆對布魯姆主義思想——共產主義是對非共左翼的一種政治犯罪，是激進政治的一個骯髒的代表人，最終將腐蝕激進政治的所有正當形式——表示同情，九_九_藏_書他決心公開反共卻並非基於此。他僅僅是無法忍受本方陣營的偽善。他的敵人和敵人的敵人之間是以半斤八兩的偽善對偽善，他用了半輩子、寫了大量的文章揭露這些偽善。正是拒絕依附於一個陣營，並運用自己的判斷克服直覺，令加繆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著政治上的天真。

1920年12月舉行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SFIO）大會見證了一場分裂，列寧主義者脫離了社會黨自己單幹，布魯姆在那次大會上發表的演講，至今仍是區別列寧革命和歷史悠久的歐洲社會民主革命的經典文本之一——他那時候就已經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國革命從一開始就讓他很不舒服。不過他覺得，一個社會黨人不能譴責一場以社會主義理想為名義的革命，基於這個錯誤的理由，他一輩子拒絕視共產黨人為敵，哪怕後者總以為他對他們懷有敵意。但他堅持認為，列寧主義是一個錯誤，它最理想的狀況也就是退回到一種被遺忘已久的從起義到獨裁的傳統之中，而最壞的結果則是為在一個后資產階級政府中確定恐怖與壓迫的核心原則打開大門。共產主義將會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隨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見的預言，同時也承擔了否定社會主義已實現的重大成就和抱負的危險。1941年，他又寫道，其他國家的列寧主義者只能充當蘇聯利益的傳聲筒——他送給法共一個很有名的綽號：「外國民族主義的政黨」——因此命定要叛離本國利益，叛離他們的支持者和選民。

阿爾貝·加繆發現，他的朋友和同事們的「反反共產主義」最可厭乃至無可容忍之處，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曖昧。他認為人不能站在無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場上——不管怎樣談論「必要性」或情勢需要來掩飾——來宣示自己的公共身份和歷史姿態，進而專一地審判另一半人。如果說歧視和壓迫是錯的，那麼不管它們發生在莫斯科還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錯的。如果說集中營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毀滅自由民族的行為構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麼當這些事情出自你「進步」的同志們之手，也一樣應受譴責。加繆很明白怎樣為這樣一種雙重標準辯護——他自己早年就曾做過。但是辯護所需的語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張局部真理——最終被他拒之門外。

長期密切注視憲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後致力於更新法國左派，根據現代的、理性的原則對其進行重建——布魯姆在這些方面實在太突出了，而他在這些方面的失敗，與他在1936年當總理時暴露出的很多明顯的缺點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為這恰好表現了他在反對精神和制度的積習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這類積習不單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個政治傳統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魯姆確實犯下了許多錯誤，然而他強就強在能夠把它們看作錯誤，他虛心承認之，並積極地公開重建自己的政治遺產，這樣做有時要冒巨大的個人風險，且總得為此喪失本可坐擁的聲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當政者中，懷有這樣責任感的人實屬鳳毛麟角，也可說明很多人何以對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齒痛恨。

布魯姆的情況更為複雜。他為緩解20世紀30年代法國的政治危機做出的貢獻無可爭議；但是，正是因為在當時冥頑不靈的社會黨內深孚眾望，他理應更了解這個黨所有最惡劣的政治不負責任和政治冷漠傾向，而不是去鼓勵它們。由於社會黨到1936年成了法國最大的政治組織，布魯姆沒能把它帶出宗派主義舊習，將它領上一條並非基於教條的政治聯盟和綱領之路，因此，對社會黨人早先所犯錯誤導致的最終結果，布魯姆也得負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責任。

法國在早年並不缺少富有創見的、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人，後來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來頗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國陸續湧現出了甘必大（Gambetta）、費里（Ferry）、饒勒斯（Jaurès）、普恩加萊（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戰」時的全國混亂導致了政治體制的呆板化，使得兩次大戰之間的共和國獃滯僵硬，如同一隻被歷史的強光嚇傻了的兔子。在國內事務中，一部分人叫嚷著要回到他們的幻覺中繁榮穩定的戰前時代，另一部分人則念想著一個用德國賠款換來變革中興的承諾，國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戰後，在民眾要求改進工作條件和社會服務的廣泛壓力下，激進變革的舉措草草上馬，最終成了一種極化政治文化的犧牲品——在這種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經濟改革都被當成一種零和博弈的遊戲來對待，預感到威脅的利益者因此聯合起來，對其進行積極有效的抵制。人民陣線的豪言壯語，及其在它神經緊張、耳根又軟的對頭們那裡激起的反應，把這種極化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里的許多觀察家認為，左右之爭及相關的政局不穩，是法國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難題，因為這些問題深深植根于各種政治記憶之爭，植根于有關「真實的」法蘭西歷史道路的各種敘述之爭。當然，爭論的參与者本人不覺得問題是由動蕩或衝突引起的，而都認為是對方固執己見、拒絕遵循自己的世界觀所致。意識形態之爭在參与者們眼裡顯然是第一要著，其他事情頂多偶爾地、短時間地關心一下。這種態度在今天看來荒誕不經，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數十年前，法國公共空間還充塞著教條語言，耽於爭吵，吵到酣處幾乎能不顧一切。意識形態右翼要到墜入維希深淵而名譽掃地時才走出這一誤區，而左派則一直保持到70年代。

雷蒙·阿隆無疑看透了共產主義烏托邦承諾的空洞的自負，要論揭露知識分子「介入」的本質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和道德矛盾，無人能出其右。事實上，許多法國知識分子在第一次正視他們自己信念中無法克服的矛盾時就對《知識分子的鴉片》心悅誠服了，他們感到這本書所寫句句屬實。但是，阿隆對知識分子與政治相親中的道德困境不感興趣——對他而言，潛心於此本身就是法蘭西綜合症的癥狀之一。他自己的反共傾向來源迥然不同。他在求學時代一度崇拜馬克思，且和那些長期關注19世紀社會理論的人沒有任何分歧。問題在於，從薩特以降的大多數法國左翼分子沒有這種持續的興趣，事實上，他們對聲稱要捍衛和闡釋的這些理論有著詭異的無知。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關心法國當下問題，把正規科班知識用來分析別人根本不察的國家困局或進程，並以其作品喚起公眾重視的學者——實在是少之又少，他們最有影響的作品在這個民族的知識界里顯得另類而怪異，彷彿布列塔尼的山巔上風吹日晒的巨柱：J·F·格拉維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國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農民的終結》（1967）、米歇爾·克羅齊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鎖的社會》（1970）。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黨知識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閱讀過這類作品。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在法西斯覆滅后的許多年裡，人們寧願把「二戰」前知識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義或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劣跡忘掉。明乎此，並在看到1940年前政壇和思想界是如何棄左投右，1942年後又如何棄右投左之後，我們最好把參政涉政視為這一整段時期的時代特徵。

紙面所書的歷史同親歷的歷史不同，理當如此。對於親歷歷史的感覺，歷史中人所知比我們更多，但是，他們大部分人以當時所處的位置，並不適宜理解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及其緣由。不管我們能給昔日之事做的解釋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見之明的便利，哪怕這種后見之明對我們完成對歷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昔日之事的形貌取決於一個適時適地採取的視角；而所有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長久的可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