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家和其他公眾人物而言，渴求他人之愛不是什麼十分稀罕的品質。有些人最初就是因這種需要踏上公共舞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是，布魯姆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把這一點看得過重，沒有給自己留出迴旋餘地，無法在危機時刻後撤，靠自信來挽救自己。於是他苦不堪言，既憂心於自己的失誤，又為這些失誤可能導致那些被他引為同仁的人的誤解和不信任而惶恐不定。這就是為什麼他被很多相識者視為一個相當果斷甚至無法抗拒的人，卻在1936年意外入主政府之後一次次陷於遲疑不決，茫無頭緒。布魯姆比他的大多數朋友和擁躉都更清楚自己的弱點；藉著寫於20世紀初的一篇文章「歌德」，他傷心地談到為謀求一切人的愛戴而付出的代價：「我需要被愛，我喜歡被愛，這是我滿足感的真正來源，也給我帶來了最深的痛。」

萊昂·布魯姆為社會主義理論所做的實質性貢獻，並不是能夠得到馬克思或與布魯姆同時代的德國、義大利、奧地利甚或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者認可的「理論」之類的東西。實際上，布魯姆所做的，不過是為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黨的議會策略提供了一種相當獨到的話語偽裝而已，他的貢獻一時間竟然這麼重要，這恰恰昭示了20世紀法國左翼政治論辯的窮途末路。

甚至他早年的社會主義關懷也是混合式的、不正宗的。埃利·哈列維說，布魯姆是1890年前後巴黎高師絕無僅有的社會主義者之一——「但是他的社會主義少見地帶上了布朗熱主義、巴雷斯主義、迪斯累里主義的色彩」。布魯姆後來堅持教義、黨綱、統一以及意識形態服從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自己早期的膚淺認知自覺不自覺的彌補。他很容易招來有關「缺少一般社會主義背景和訓練」的指責，他無從領導一個早早失去了天然領袖讓·饒勒斯的政黨。這樣，除在一些特殊場合外，布魯姆都不願過多表現他的道德關懷；他天生的理性主義風格和政治審慎，都限制他必須服從一個其語言天然帶有實證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重痕迹的政黨的習慣。

遭到隔離、處境險惡又拖著病軀的布魯姆在法庭辯論中高奏凱歌，乃至德國方面禁止維希繼續審判——布魯姆在庭上反戈一擊，反指那群公訴人應為法國悲劇負責，德國人驚懼不已，害怕他的言論將會產生有害的輿論後果。布魯姆被第一時間押回了單人囚室，1943年3月又被送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此後兩年，憑藉胸中希望的偉力，同時得益於納粹在戰事吃緊時把他看作投降談判時可能的籌碼，從而給予的相對較好的待遇，他挺過了布痕瓦爾德和達豪集中營的磨難。

但是，要到饒勒斯在「一戰」前夕的1914年7月遭刺殺時，布魯姆才開始積極擔起政治責任。在此之前，他的社會主義活動還僅限於熱忱地支持饒勒斯，後者通過不懈努力，終於在1905年把本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各股法國社會主義力量成功捏合成一個政黨，對這個過程的早期情狀，布魯姆在發表於1901年的一篇時局觀察中進行了詳細的勾勒。也只是到了戰爭結束的1919年，47歲的布魯姆才作為來自巴黎的社會黨代表被選入國民議會，並被同事們選為社會黨議會代表團秘書長，從而開始了第三段也是最耀眼的一段職業生涯——當一名民族政治家。後來，他在給1914年的論文「司湯達和貝爾精神」1930年重版本寫的序言中談到，早年作為一名文學批評家的日子似乎已在事實上非常遙遠了：「從那時起我變了，變得儘可能徹底……這本書是另一個『我』寫的——一個和我完全一體但我還是無法辨認出的『我』。事實上，我覺得我好像在發掘一個死去的兄弟寫的書。」

「先生們！」他說，「我現在作為一個自覺對人民生活負有責任的人在這裏講話。」然後，他在第三共和國最後一屆立法機構面前，暢談了據以理解國際形勢轉折的事實、短短几年間發生的變化以及把爭執和分歧置於時局之次的必要。他自知不可能說服台下眾人，最後靜靜地吐出一句絕望的結語：「現在我想說，一想到我曾在（人民陣線）多數成員中一呼百應的聲音再也無法獲得你們的響應，我就感到悲從中來，萬念俱灰。」

在1920年12月的圖爾大會上，布魯姆的發言概述了他所理解的布爾什維主義及其法國擁躉的特性：「你們不是把恐怖主義作為最後的手段，作為針對資產階級的抵抗所採用的極端的公共安全措施，或作為革命生死攸關時的放手一搏來使用的，你們把恐怖視作統治的手段，這在社會主義歷史上是頭一次。你們強調暴力獨裁，強調要把俄國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給法國，你們還預設了要無條件地盲從於莫斯科——我與你們永遠勢不兩立。」

相對年輕的布魯姆和他成熟的自我，兩者間的距離不僅表現了他的關懷和擔當的改變，還折射出他在自己黨內和國家舞台上掌權的速度。在進入國民議會後的一年間，布魯姆發現自己成了一些法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言人，那些人反對讓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依附於新成立的以莫斯科為總部的第三國際的提議。1920年12月底，第18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大會在外省城市圖爾舉行，布魯姆在會上發表了一篇引起轟動的著名演講，捍衛法國民主社會主義這間「老屋」，反對那些追隨布爾什維主義召喚而去的冒險者。就像當時歐洲各地的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一樣，他也功敗垂成，沒能保護好黨的統一——它在列寧的暗中操縱下一裂為二：相信法國即將翻版十月革命或被俄國版浪漫主義攪得神魂顛倒的那些人（多數派）組成了共產黨；而繼續忠於饒勒斯遺產或者對俄國革命進行傳統馬克思主義闡釋（「早熟的政變」）的人（少數派）則仍留在社會黨陣營里。

首先，布魯姆是他的政黨的人質。年輕的夏爾·戴高樂於1935年10月拜訪布魯姆，試圖告知這位社會黨領袖軍事改革的必要性而未成，後來他對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 Duhamel）說，布魯姆完全無法想象在法國的戰略中做任一改變：「他舉起雙手指向天花板，對我說，『你怎麼能指望我，一個社會主義者，去接受進攻性戰爭的觀念？』他顯然不能。他被他的政黨搞癱了」。他是想說，布魯姆忠實于黨的過去及其教義，從而無法看清事物的真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被自己的政黨束縛住的——戴高樂當然是正確的。後來在談到社會黨反對投票支持軍事貸款的相關問題時，布魯姆勉強承認：「議會裡的社會黨員集體本著對一個古老符號儀式性的忠誠，繼續拒絕投票支持軍事貸款，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貸款早晚能獲通過——這種姿態多少有點兒偽善。」

長期缺乏心理或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態度，因一心想發現人與事中的善而逐漸誤以為善就在那裡，這些特點和萊昂·布魯姆基本的為人準則是一致的。他並不是很可親近的人，別人想要跟他套套近乎不會很容易，但是他卻有著非比尋常的善良，在時間和金錢上慷慨大方。他對幾乎每一個人都懷著取之不盡的美好願望，並且天真地以為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得到回報。分歧可以解決，誤解可以澄清。在未出版的戰時獄中筆記里，他對自己的政治思維和行為方式做了自我批評式的反思：「我試圖把一切都高尚化，試圖授一切以尊榮。也許這是我的過錯，但如果我有一種天賦的話，它就在於此。也許我過於相信美德了，過於相信通過攀上一個更高境界而獲得的寬慰。」在這一點上，他至少是受到了早年的職業經歷之害；正如他在司湯達論中寫到的：「我們是通過書本——也僅限於書本——涉足人世的，因此不可能不付出代價。」

即使放在不斷分化的歐洲左翼勢力的背景下看，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也屬於充滿無休止分裂和爭鬥的那一類。直到1905年，法國社會主義左翼的各支勢力才在饒勒斯的強制下勉強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才維持到1920年又發生了分裂。布魯姆不但意識到自己政黨長期存在的分裂危險，還經常為此所困。1901年，他在統一大業尚懸而未決時發表的論文「法國工會和社會主義者」中，用這樣幾句做結：「不管有多少失誤、苦澀和矛盾，社會主義力量正在統一之中。」後來，布魯姆承繼了已故的饒勒斯的事業，更加強調首先要在政治上統一法國社會主義者。在1917年為紀念遇刺的饒勒斯所做的一次發言中，他宣稱「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擔負起民族道德重振的重任，能夠保衛國家，反對一種形式的工業專制。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統一的原因」。

在這些有失準頭的樂觀預言中，有一些可以歸因於布魯姆始終沒有理解國際權力政治的運作方式。正如他在闡述社會主義理論的文章中把政府機構和權力混為一談那樣，他把種種國際關係當作理應按照邏輯和倫理規則來運行的東西，從而也可以按這種理論上的運行方式來進行分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布魯姆對世界與生俱來的樂觀看法，他沒能把樂觀精神同需要看到可能出現的可悲事實結合起來。他對人的信心太足，從而不能理解20世紀30年代法國的政治文明的坍塌——他在議院上下或報紙社論中尋求支持和理解的那些人，正是那些幾年之後拿他的猶太血統大做文章的人。他做夢都想不到納粹分子竟會立志要征服或霸佔半個歐洲：「我們無法想象人會有這樣荒謬的、這樣歇斯底里的計劃，哪怕他是希特勒，他是墨索里尼。」伏爾泰所說的「世間本有惡」（le mal est dans le monde），布魯姆從來就沒有完全接受過。

但在當時，這些情況並不總是人人一目了然的。共產黨的軍隊，甚至一些見識較淺的共產黨領導人，都很高興以奉行獨立自主政策的政黨自居，認為自己代表法國無產階級和蘇聯當局恰好相一致的利益。一些一心欲與法共重新統一的社會黨人也樂意這樣想。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動員期間，不願意聽到或傳播法共的壞話，而且，他們自己景仰蘇聯取得的成就，只要一有人批評莫斯科溫和路線，他們就糊裡糊塗地認為那是誹謗。

保守派和極右分子抓住布魯姆的「猶太女性氣質」——或者說他勾勾搭搭的花言巧語——使勁謾罵。像《喧囂》這類刊物上登的漫畫都把他畫成「猶太浪|女」。雖然布魯姆猶太性中危險的性|欲讓人浮想聯翩，大作文章，但事實上，單憑他是猶太人這一點，那些人就覺得受了強烈的冒犯。布魯姆一入選國民議會，專門針對他的攻擊就如影隨形，到人民陣線時代積聚成了陣發性暴怒。敵人嚎叫著：這樣一個人怎麼能代表法國利益？「那個萊昂·布魯姆先生竟能當上納邦選區的代表，那裡派他到法國的國民議會裡當一個角色——這是個什麼角色？——我們的選舉制度簡直荒謬得可悲呀！」1934年10月，《我無處不在》的社論主筆這樣寫道。

或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和他的社會主義同志乃至他那一代大部分法國愛國者相比，布魯姆首先是以不帶幻覺的頭腦看待他的國家，並檢討其缺陷的。作為女性主義的早期支持者，布魯姆備受左右翼在女性選舉權問題上冰冷的反對態度之困厄。他在1927年寫道，我們曾經是其他國家的榜樣，是勇氣和自由思想的故鄉，但今天我們卻在虛偽的資產階級道德習慣性的膽怯和一種卑微可憐的冷嘲熱諷態度之間搖擺不定。23年之後，就在去世前數日寫的平生最後一篇文章中，他還是和以往一樣直言不諱。儘管他至死忠於社會主義信念及其在1947年提出的，對一個「既非美利堅化也非蘇維埃化」的法蘭西的深切渴望，布魯姆也不由自主地再一次警醒法國同胞們，要注意他們那淵遠流長的失敗：「美國資本主義的法則是『讓新事物降生』，而法國資本主義的法則似乎是『永遠不要讓舊事物死去』。」

在我看來，他尋求的與其說是同情，不如說是諒解。萊昂·布魯姆，一個生來渴望個人生活中的友誼和夥伴的人，也是一代最孤獨的公眾人物之一。他在黨內是孤家寡人，鮮有和他出身、志趣或品位相同的下屬。他在議會裡形單影隻，有許多人敬慕他，也有許多人憎恨他，詛咒他。他出沒于很多圈子裡，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正因為如此四海為家，他也成了所有這些圈子的局外人。他一心渴望得到人們的喜歡，這種政治弱點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他不曾為博取對手們的喜愛而在道德上有所妥協，然而他又嚮往著妥協。他通過廣播、即興發言、演講以及案頭寫作，告訴聽眾們他在想什麼，為什麼這樣想，他做了什麼，取得了什麼結果。他在公眾場合為他的決策辯論，回過頭來又告訴人們，這種辯論是何等痛苦。他就是這樣來尋求人們的理解，理解他的困境和選擇。假如他獲得理解，也就將獲得愛。

另一種對社會主義統一的威脅來自（當然也不是第一次來自）左翼。在1920年圖爾大會上維持政黨團結的努力宣告落空之後，布魯姆告誡那些投票支持加入共產國際的社會黨代表說：「你們追求冒險，我們卻深深懂得必須有人留下來守住大本營。」這個正遭到質疑的大本營不單是社會黨，還有它的傳統、戰略、實踐、學說及信仰這一整套糧秣輜重，其中包含著這樣一種信念：不管列寧主義取得了什麼樣的暫時勝利，它充其量也就是復活了19世紀起義者的幻想——有人稱之為「抹了芥末蛋黃醬的布朗基主義」——而已，而工人國際法國分部才是革命遺產的真正護佑人。

這種比別人更寬的眼界也幫助布魯姆更早地看到一些事情。1928年7月，他寫了一篇社論譴責當時法國上下推崇墨索里尼成就的風氣：「世界上還有比濫用武力更險惡的東西，那就是當這種武力取勝時涎著臉上前諂媚，它為了阿諛勝利而緘口不提罪惡，是一種奴顏婢膝。」諷刺的是，1940年以後他仍可以這樣來評價貝當的屈膝，或者再過十年，評價巴黎知識界風靡一時的斯大林崇拜。1942年，他在獄中預測，法國人對國際現實的無知將把國家的公共輿論引向「更加囂張地誇大法國在戰後即將發揮的作用」——事實驗證了他的判斷，不但輿論掉進了誤區，就連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沒能倖免。

由此，布魯姆起初居然依據人民陣線對社會黨及其實踐的影響來論其成敗，也就不足為奇了（後來在自我批評時，他對這一點越想越痛切）。他宣稱，我們是在「用權」，我們既不妥協也不耽於幻想，我們保持著革命的信譽。然而其他批評家都認為，人民陣線不僅僅是一場政治上的失敗，更是民族肌體上的一塊傷疤。儘管布魯姆多次提醒說，「用權」也是有限度的，但他仍然要為社會黨人紙上談兵的革命話語負一部分責任，這些語言引發了人們不現實的期待。沮喪和憤怒繼之而起，最終導致3年以後，無數左傾的法國人坐視第三共和國悲情謝幕，臉上掛著嘲諷和事不關己的神色。與此同時，為一些右派人士真正信奉，又被另一些人用作政治便利的社會主義辭令，把保守派選民主流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人推向一種惶惶不安的感覺當中，而皮埃爾·賴伐爾在1940年很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點。

形勢很明朗：布魯姆事實上已經當上了總理。莫拉斯宣稱，這是個「可以一槍打死的人，不過得從背後……人渣也就配這種待遇」。布魯姆向眾議院介紹其政府的那天，夏維爾·瓦拉（Xavier Vallat）（此人後來成了維希政府的首任猶太人事務專員）就眾議院主席愛德華·赫里歐的警告嚴肅地對他說：「總理先生，您的上任毫無疑問是一個歷史性時刻。這塊古代高盧羅馬人的土地第一次由一個猶太人統治……要管理法國這個農民國家，我看你最好用那種血統深入在我們的土壤里的人，不管他們出身有多一般——而不要用一個陰險的塔木德專家。」瓦拉還不是最粗鄙、最刻毒的；一位前政府部長約瑟夫·凱堯（Joseph Caillaux）算是一個更體面的人物，他次年就協助參議院顛覆布魯姆政府，1938年則阻撓布魯姆建立一個民族政府的努力。他對布魯姆說，這事他不做，別人也會做的：「你和饒勒斯不一樣……你鞋底子上踩的法蘭西泥土還不夠多。」

像克列孟梭一樣，布魯姆把大革命看作一個「總體」：1793年的恐怖是與米拉波和丹東的業績不可分割的；而巴黎公社，「這一短命而混亂的爆發」也是時代偉大的共和與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是甘必大不完全但有價值的遺產。在布魯姆看來，懷疑共和的必要性（從而懷疑共和賴以發生的革命的必要性）根本就是反理性的。重要之處在於保衛共和的成就——平等、世俗化、自由、正義——且要以此教誨全體公民，讓他們能保衛並推進那個能繼續延伸這些成就的進程。

布魯姆特有的資本之一，是他能夠把國內國際動態穿插在一起論述，很奇怪，這種能力在當時屬於稀缺品。我們看到，他在分析國際問題，特別在預測前景時都錯得離譜。但是在兩次大戰之間，以及在法國解放后的一段時間內，許多法國政治家和思想者都在令人擔憂的國際現實中臨陣脫逃，退回到一種氣定神閑的個人中心主義之中，一心忙活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它們將會受到前線戰況怎樣的影響。說到底，這不僅是1940年前法國國際和軍事政策中悲劇性的一錯再錯的大背景，而且也是許多民族精英跟隨貝當加盟維希時所使用的鴕鳥戰術的心理根源。

如果說在布魯姆戰略運籌的背後存在著什麼信念的話，這種信念的源泉除了他在1905年前體驗的政黨統一的艱辛之路，以及與共產黨正在進行中的鬥爭之外，還有1924—1926年間參与左翼聯盟的經歷，布魯姆和議會中的社會黨人給予赫里歐和潘勒維虛弱的激進黨政府以外部支持，換來的卻是沉重打擊。此後，布魯姆就在1927年4月的社會黨全國大會上公開宣布，我們只打自己的仗，除非我們被激怒了，或者是我們自己地盤裡的內戰，否則我們不參与任何戰鬥。而且，布魯姆也對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和行政職能的運作持懷疑態度，他覺得讓自己的黨和那些企圖在兩次大戰期間掌握國家命脈的官僚、黨派公開攜手沒有好處，那都是些朝生暮死的無能之輩，往往還腐化墮落。

布魯姆的辭令才華在於天然不做作。還是紀德，他在1907年時寫道：「萊昂·布魯姆隨時隨地的講話都精確、清晰、優雅而自信，簡直無與倫比，不管是談一件事、一本書還是一齣戲。在行政法院里，他是個多麼出色的發言人！他要是不老想政治問題，會成為一個多麼了不起的批評家啊！」布魯姆嚴密的條理性不僅有賴於一個通常極其有序的邏輯頭腦：他能夠在腦海里構思一篇演說或社論，然後不停頓地出口成章、落筆成文，句序井然連貫；還有他對材料無可匹敵的把握，這是他在法律工作中磨練、運用了將近1/4世紀的技術。

萊昂·布魯姆並不是真的醉心於權力。雖然寫了很多相關文章，他卻並不追求執掌權力，也並沒有完全理解權力。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既諷刺又合理的結果：在和他的名字永遠相聯繫的那個時期中，人民陣線所處的大多數局勢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這個事實可以解釋他當時何以成功，又何以失敗。從「一戰」結束到1936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即使左派和中左政黨在1932年和1934年事實上已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席位，法國仍然被中右勢力的聯盟所統治。共產黨人不願讓步于其他政黨或同它們聯手，而布魯姆的社會黨人也「原則上決定」不參加任何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政府，這就意味著唯有中間派和中右派的議會聯盟才能居於穩定的多數地位。

但與此同ｒｅad•99ｃｓｗ.com時，布魯姆已經開始從事他的三個公共職業之一：給興於世紀末巴黎的小型期刊和評論性雜誌寫文學和戲劇評論。到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剛過弱冠之年的萊昂·布魯姆就在巴黎舞台上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年輕些的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等人在內的成名作家，都公認他是一位天才的、擁有非凡獨創性的批評家。20世紀初的頭10年內，他一直保持著對文學的關切，在巴黎文學圈中頻頻露臉，甚至於1914年「一戰」爆發前還出版了一部司湯達（Stendhal）研究專著。不過同時他還在開闢另一個事業：當一名成熟的、有影響的法理學者。1895年他被最高行政法院——法國行政法院錄用，當了一名助理辦案員；到1919年從行政法院辭職去議會履新時，他已經是一名政府特派員，寫過一系列法國行政法學方面的重要的、影響持久的意見和建議書，其中許多論證並強化了行政法院作為專斷國家行為的制約者的地位。

但是，布魯姆在這些問題上並不是沒有過錯的。他的思維方式里有種很奇怪的迷人的東西，他是其第一個受害者，而且被貽害至死：它不是辭令上的迷人，不是迪斯累里批評格拉德斯通的那種因喋喋不休成了習慣而產生的自我陶醉，而是某種更微妙的因子，是布魯姆個性中的一部分。這是安德烈·紀德率先注意到的。1907年，紀德分析布魯姆精彩的戲劇和文學評論時得出結論：「他根據自己的意見而不是感受來判斷人與物。他認為後者不如前者可靠，寧可犧牲感受，也不願讓自己的意見看起來有任何不一致。也許，他喜歡什麼東西，並不總是十分確定他真的喜歡，而只是認為他喜歡，並且知道他為什麼喜歡。」

也正是這種對法國擁有世界性特質、負有世界性義務的永不偃息的信念，令布魯姆成了一名社會主義者；他認為，沒有一個法國人能忠實於他所繼承的共和遺產而不設法發揚光大之。他的確助長了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黨派主義短視性，並因此相繼促成了第三共和國和自己政黨的倒台。但在這一點上，他也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特徵；在大半個世紀里，法國都為意識形態和歷史方面鬧哄哄的話語紛爭所分裂。正如布魯姆後來所追悔的那樣，他本應下更大的工夫革除這一有害的遺產；但是，布魯姆也很難視而不見的是，有無真正的事關教義的理由，把大革命的繼承人同其敵人區分開來。事實上，本著社會良知和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做出那些政治抉擇，恐怕也是在所難免的。

薩朗格羅沒能「習慣」，一個星期後他自殺了。布魯姆是用更堅硬的材料製成的。他不僅歷千百次口誅而不倒，還在1936年2月一場莫拉斯分子的襲擊中幸免於難：布魯姆自己的車被為法蘭西行動組織的名流、右翼歷史學家雅克·班維爾（Jacques Bainville）送葬的隊列所阻，然後，莫拉斯的一幫追隨者沖了上來。布魯姆被痛打了一頓，好幾個星期無法投入政治活動。看到他的慘況，媒體和議會都在說，前20年裡他幾乎從未遇襲，也真是個奇迹。

雖然布魯姆起初認定支援被包圍的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是明智而適宜之舉，但他受到的限制是真真切切的；不僅在國內，保守派和激進黨人一同警告他要小心行事，就是在境外，英國的保守黨政府作為法國在一個敵對大陸唯一的強援，也向他施壓，叫他不要「干涉」。萊昂·布魯姆在早期許多批評文字中讚賞了英國文學的風格，但他對英國的仰慕還超出了這一範圍；我們會看到，他還是英國政治和行政制度的一名熱情擁護者，特別是在和第三共和議會制度的對比之下——他早就在這種制度中看出了危險的機能障礙。

而且，在社會主義者只佔少數的歷屆政府期間，社會黨拒絕和激進黨以及政府中的其他力量結盟，實際上也束縛了一代法國共和左派和中左派的手腳，這種情況從「一戰」結束后開始，一直延續到下一場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夜。它把法國公共生活和議會活動的重心推向右翼，偏離了在籠罩著法西斯威脅的時代里所必要的或審慎的位置，在原本留給社會—民主政治活動的地帶出現了一個真空。無法把法國的覆亡及之後的事件歸咎於萊昂·布魯姆，但是，他和他的政黨要為共和國的政治環境，為法國從分崩離析的局面迅速落入專制統治之下擔負一定責任——布魯姆當時何以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60年前，人民陣線經歷了它哀悲的痛楚。從那以後，歐洲左派史上出現了一個轉折，把它的幻覺砍削盡凈，乃至一些問題現在看來，就像導致布魯姆自己被彈劾的那些政策一樣是過時的，其構想就是錯誤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布魯姆為之貢獻半生的法國社會黨，現在已經和許多與布魯姆有關的派系間及教義間的爭論一起煙消雲散。此外，我們對維希政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來源以及1940年德國戰勝的形勢也了解得太多，而布魯姆對1934年和1944年間法國歷史進程的責任心，卻似乎被遺忘了。

儘管如此，正如雷蒙·阿隆當時指出的，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是一個災難。這本可避免，因為當時分明可以制訂和執行一項令貨幣貶值、生產量提高的溫和的通貨再膨脹計劃，理論和手段都是現成的。毋庸置疑，布魯姆被兩個人群的期望禁錮住了——一邊是備受打擊的勞工大眾，另一邊是頑固、無趣、孤芳自賞的布爾喬亞；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名囚徒。但是，正如讓·鮑朗（Jean Paulhan）1938年3月在寫給勒內·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信中所說的，人民陣線是一個偉大的遺憾——陣線中的多數派分裂了，危及它自身，它頒行政策卻砸了自己的腳，它最初的聲望灰飛煙滅。所有這些，「在一切看似都令人滿意——官員精幹，黨員誠實，形勢容易預製——的情況下」顯得更加弔詭。對於如此十全十美的失敗，肯定得有一種「單一、簡明的解釋」。

很容易把萊昂·布魯姆看成文藝復興的一類傳人，他擁有過好幾種興趣，經歷過好幾個階段：從文學審美家到共和主義德雷福斯派，從成熟的法理學家到社會主義領袖，以及在他的晚年，成為一個法國民族劣根性的道德和政治批評者。他的傳記作者就是這樣評價他的，當然，這也反映出他漫長而格外活躍的人生中關注重心不時的轉移。但是，為了理解這個人的複雜性，把他的各種關注和興趣看作始終在場，只是所佔比例和結構始終變動不居的東西將會更有裨益，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評估他的優勢和短處；只有把面貌各異的各個布魯姆編織在一起，才能解釋這個人每一時期的代表性立場和行為。

最重要的是，布魯姆的以國際眼光觀察國內情勢的本能，使他成了矢志不移地研究法國共產黨的專家。當然，看出法共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都是被緊緊捆在莫斯科及蘇聯政策和利益之上的衛星黨，這算不得什麼高見——說穿了，1920年列寧就在圖謀此事，而圖爾會議上，共產黨和社會黨顯然就是因為在是否接受這種捆綁關係上意見不一而分道揚鑣的。如今通過蘇聯檔案我們得知了以下事實，而頭腦清醒的觀察家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在成立后的頭70年間，法共的戰術、戰略以及日常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莫斯科方面遙控制定的。

馬塞爾·儒昂鐸（Marcel Jouhandeau）在1936年出版的《猶太禍》中提出的萊昂·布魯姆是「亞洲人」一說流傳極廣。更言之鑿鑿的說法出現在1937年10月《新經濟金融報》上，廣為人信：「我們的前總理（以及現任總理）名叫卡豐凱爾斯坦……萊昂·卡豐凱爾斯坦以『布魯姆』為人所知，1872年出生於維蒂納（保加利亞），1874年隨父母來到巴黎。」皮埃爾·伯恩鮑姆說，這個傳說影響深遠，經過戰爭年代，直到1960年版的小拉魯斯插圖百科全書都還在告訴讀者，「布魯姆」是卡豐凱爾斯坦的一個化名。

當然，當大戰前後國內外觀察家們都被反法西斯熱潮沖昏了頭腦的時候，萊昂·布魯姆並不是唯一看清法共真面目的社會黨人。他那一代的社會黨領導人有過苦澀的經驗，知道跟法共打交道的滋味，其中一些人甚至還在1917年後的一段激|情歲月里當過法共的匆匆過客。但是，是布魯姆一直最頑強地堅持說，法國社會主義左翼的道德傳統與政治傳統和列寧主義的那套是兩回事；也是布魯姆，在圖爾力排眾議地闡明了這一點，努力拯救本黨，削弱第三國際的成立給本黨帶來的損害。因此毫不奇怪，共產黨人對他深惡痛絕。

萊昂·布魯姆在這麼多領域業有所成，似乎不是一項有關失敗的研究的合適人選。但是，正是因為他的多種身份，參与的各種活動——審美家、批評家、法理學家、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政治家、猶太人——塑造了這個豐富的個體，它們及其反映出的人格和心理學特點，經常妨礙了那種誠實專註的政治現實主義，而這種現實主義是成熟后的布魯姆要在自己唯一真正有價值的活動——領導一個國家級政治黨派——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即使把人民陣線政府的許多缺陷歸咎於時局，我們仍然可以說，作為政治家的布魯姆，這個幾乎得到公認的一代最令人難忘、最練達能幹的法國人之一，並不是一個成功者。這是為什麼？

若是相信布魯姆自己的陳述，你會覺得他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親近來得太早了點兒；還在中學時代，他在讀一本講當代戲劇的書時偶見一行字：一個劇中人說，用智力來聚斂財富無可爭議；但財富可以繼承，智力卻不能。用布魯姆的話說，「我的『資產階級』——我微乎其微的資產階級——血統以及我所受的教育使我遠離了勞動生活，我對當今社會法則最早的意識和批判性理解，要歸功於這幾行戲劇語言。」很可能是這樣，德雷福斯事件中一目了然的不公正，以及饒勒斯的榜樣力量和說服力，這兩個因素共同促成了布魯姆與法國左翼的首次接觸，後來也成為他社會主義忠誠信念畢生的原動力。

布魯姆的另一方面，雖沒有構成他的生命的哪一部分，卻滲透于其間的每個角落。哈列維暗示的「迪斯累里主義」捕捉到了這一點。萊昂·布魯姆是猶太人——要理解其人及其時代，就必須緊盯這一事實，我們在下面會看到，這是他于共和國和維希政權期間，在法國廣招敵讎的主要根源。這可以說明他在描述個人的社會主義觀時何以特彆強調「正義」——他在寫到貝爾納爾·拉扎爾及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貢獻時說：「他身上有一個猶太人，他來自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先知的民族，一個把其他民族口中的『聖人』叫作義人的民族。」但是，布魯姆對自身猶太性的認同比這種常規的聯繫更加複雜。

在當法理學者期間，1898年，有人請布魯姆幫個小忙：為埃米爾·左拉的審判準備辯護詞，這是他第一次踏進德雷福斯事件的旋渦。此前他對公共事務沒有多大興趣，儘管費爾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在回憶錄中說，早在1892年，布魯姆就向他流露過想投身「政治」的意思。但是，在德雷福斯遭遇中看到的犬儒主義和不公正，以及他自己對當代公共氣候的失望，改變了他的看法。大約40年以後，在談到他初涉政壇時的情況時，他引用了《戰爭與和平》中的詞句：「一切都這麼奇怪，和他所抱的期望這麼不同。」由於受到讓·饒勒斯思想的感染並深深服膺，布魯姆不僅成了一名活躍的德雷福斯分子，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主義者。

布魯姆放棄了文學批評，選擇從事政治新聞業和從政，但從未改變他理性的思維模式或方法。他是一名特定意義上的共和派——一個第三共和國時代的共和主義者，因為對生在當時的一個真誠而樂觀的法國人而言，選擇這一立場實在是再自然合理不過的事。布魯姆當然也是米什萊（Michelet）和維克多·雨果的熱忱的讀者和崇拜者（布魯姆的趣味很少過時，也鮮有時代局限性，但在這裏，我們能從他對雨果作品的衷心擁抱中窺見一二，很是有趣），但是，他為共和國的辯護卻是嚴格理性主義的，很少求助於武裝群眾的形象或革命浪漫傳奇。

但是，這些變化沒有將萊昂·布魯姆本人，一個被遺忘者，扔進堆著更多被公平地遺忘的人的歷史垃圾堆里，它們有助於我們用一種不同的、更有意味的觀點看待他。這個孤獨客，舊小說里走出來的人物，一個沒有宏大的個人野心，特別隨和通達、禮賢下士，在政治上的成敗和他本人一樣不溫不火的還俗猶太人，何以成為「全法國的公敵」？當年，他給自己和自己的觀點招來了時人最大的希望、恐懼和憤怒，現在重新審視這個人，我們能對法國20世紀的歷史有何新的認識？

布魯姆在獄中作有「在人的範圍內」一文，在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法共定性為一個「外國民族主義的政黨」，也是布魯姆從獄中寫信給戴高樂，提醒他，抵抗運動聯盟正在組建中，若賦予法共以聯盟中的一個特殊位置，將會是失策：「你自己的代表們似乎正在鑄成大錯，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抵抗運動中）唯一的群眾性力量。在社會黨人頭上和共產黨人牽手是一個明顯的錯誤。你不能此一時彼一時，一會兒否認政黨的合法性，一會兒又承認它。」也是布魯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堅持不懈地警告說，斯大林正利用戴高樂的反美主義為武器，給共產主義勢力在法國和歐洲牟取利益。

「一戰」前後的大多數法國政治家都很喜歡擱置問題，維持現狀。尤其是社會黨人，他們一味逼問資產階級共和政府的合法性，卻懶得去關心它的種種具體缺陷；他們以推翻它、代之以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為己任。左翼和右翼一樣，都一心想著如何迎合一個在30年代時本能地向後看的選民群體的要求（1936年，67%的法國人口超過20歲，為歐洲人口高齡之首）。但是布魯姆不同，他在行政法院工作的時候就已對行政改革有了堅定的認識，且十分反感於變革的一拖再拖、遙遙無期，1918年，他發表了一篇談政府改革的短文（1935年人民陣線上台前夕此文重新發表），在其中他羅列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意見。

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面臨兩種相反的威脅。1899年，獨立的社會黨議員亞歷山大·米列朗（Alexandre Millerand）曾經應勒內·瓦爾德克-盧梭（René Waldeck-Rousseau）之邀參加他的政府。由於瓦爾德克-盧梭內閣中有一名曾參与1871年鎮壓巴黎公社的官員，米列朗的「目無紀律」（他本就不曾尋求議會中其他黨內同志的認可）因而顯得更加嚴重。他的行為導致社會黨人的聯盟出現了裂痕，而這聯合只是由於聽到右翼教會和保皇黨人陰謀政變顛覆共和的傳聞而勉強建立起來的。於是便可以理解，從那以後，特別是1905年那次形式上的統一完成之後，任何一名社會黨人除非有極嚴格的條件限制以及黨的特批，否則均不得加入其他黨派建立的政府。除在戰時民族聯合政府的特殊情況外，這一戰略一直恪守到人民陣線成立，而深知社會黨統一之虛弱的布魯姆，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才尤其小心，不讓它進入政府。

在還沒參与本黨事務時，萊昂·布魯姆就密切關注過法國政府中存在的問題。第三共和國的種種失敗不是秘密。共和國脫胎于路易·拿破崙王朝垮台後的妥協性選舉，其選舉制度和代議政府制度打上了畏懼專制統治——不管是僭主、威權總統還是軍人冒險家——的深深烙印。結果，行政權受到刻意限制而虛弱不堪，議會中很難產生多數派，即使有也幾乎難以維續多久。政治性黨派充其量不過是地方政治和經濟利益為參与競選之利偶然的結合。聯合政府里淤積了一堆只知道給本黨撈好處的庸人，多年來不能劃一策，也沒有一個總統辦公室去彌補立法機關的疲弊。除發生民族危機時期，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運轉得還算正常，但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

不過那時，儘管公共領域過熱且深陷分裂（此外腐化的媒體也亟待規範），第三共和國仍是一個在法制環境中運行的國家。布魯姆可以被嘲弄、誹謗、誣衊、凌|辱、謾罵、呵斥和貶損，但誰也不能殺傷他而不受懲罰，也無法迫使他放棄政治活動。一切在1940年7月改變了。有許多文字記錄講述了維希時期皮埃爾·賴伐爾如何在選舉中上下其手，企圖推翻共和制度，讓貝當獨攬大權，但是，布魯姆本人的評述堪稱言簡意賅、出類拔萃：

1938年6月，距離慕尼黑危機還有3個月時，社會黨舉行了年度大會，當時黨員們正在軍備重整和戰爭威脅加劇的問題上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人心浮動，布魯姆在會上的發言一如既往地直陳要害。他對與會者說，社會主義者不能再靠著反對《凡爾賽和約》的道德優勢以及對修訂和約的望梅止渴來過日子了。一團企圖君臨歐洲的帝國陰雲壓過我們的頭頂。如今阻止戰爭僅有的希望在於告訴某些國家，若膽敢攻打別國，就可能遭到整個歐洲的敵對。同年11月，他再一次警告本黨，企圖在惡化的國際形勢下，靠拒絕擔負國家興亡之責來保持兩手乾淨，是很危險的。你們可以繼續聲稱「我們當初沒有投票支持《凡爾賽和約》，」他寫道，「但請不要自欺欺人；這是看客的態度，不是參与者的做法。也請不要忘記，冷眼旁觀的看客有時也會變成幫凶」。

對建立一個總統制政府的關心和倡導，對戰時政治現實的理解，使得萊昂·布魯姆一上來就比法國國內外社會主義抵抗力量中的其他成員更能同情戴高樂主義者——以及戴高樂本人——的計劃。事實上，布魯姆的支持給了流亡倫敦的戴高樂以重要的底氣；這位身陷囹圄的社會主義者暗送了很多信給正在備戰的將軍，向他保證自己一定會回來，鼓勵其他人投效戴高樂。照當時也在倫敦的讓-路易·克雷米約-布里亞克（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的說法，「戰時的其他法國政治家中，沒有一個能做出這樣的承諾，也沒有一個能給戴高樂寫下這樣詳盡的信：德高望重、歷盡滄桑的布魯姆在當時發揮的那種主導作用，後來不管是戴高樂還是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們，都給忘到了九霄雲外。」

萊昂·布魯姆振興法國社會主義的失敗，是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長期無法接受他們的處境和時代——的一部分。布魯姆恰恰是在選擇以忠誠和政黨責任的名義迴避這一問題時醒悟到它的存在，這是布魯姆個人的悲劇。當然，他的確把握住了別人忽略的東西：共和制議會傳統存在危險的惰性；一個仍然因循19世紀早期的法則運行的國家需要完成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現代化改革；1945年之後，應該刻不容緩地根據國際性合作的原則改造這塊碎得七零八落的大陸。

布魯姆對那種傳統懷有出於理解的忠誠，他認為它和組織上的統一一樣，都是純正社會主義的一個標誌性品質，但若要保持忠貞不二，布魯姆就必須避免他的政黨滑向右翼，避免它留戀官方的獎掖，避免它和「資產階級」政黨達成妥協，進而向共產黨的政治宣傳脫帽致敬。在一篇給社會主義的《群眾報》寫的富有個性色彩的社論中，布魯姆坦陳在這樣一條窄道上行進之艱難，既要拒絕共產黨人極端激進的分離主義行徑，又不能讓他們奪走半寸革命的高地：「過去10年間，我們戰略中至為艱難之處，乃是在共產黨人和資產階級政黨之間行進，同時不傾向於其中任何一方。」

莫里斯·貝代爾（Maurice Bedel）次年在頗負盛名的暢銷期刊《老實人》中這樣形容布魯姆：「總理，來自一個流浪的種族，機遇沒有將他更方便地扔到紐約、開羅或維爾紐斯，而是扔到了巴黎的法蘭西島，他成了一個異於自己血肉的民族的領袖，感到煩惱不安。」後來躋身法蘭西學院，填補了夏爾·莫拉斯留下的空缺的皮埃爾·伽佐特（Pierre Gaxotte），1938年4月用這樣的詞句評價布魯姆的總理生涯，代表了一大批更無名寫手的類似觀點：「他從一開始就是醜陋的。在一個筋骨脫臼的傀儡頂上坐著一顆哀傷的巴勒斯坦母驢的腦袋……他多麼恨我們！他恨我們的一切：恨我們藍藍的天、我們溫潤的空氣，恨我們的農民能穿著木鞋行走在法蘭西的土地上——他們的祖先不是和巴勒斯坦同夥一起在敘利亞沙漠里晃悠的駱駝販子。社會主義就像那些遊牧民，一度盤踞阿爾read.99csw.com及利亞南部綠洲，毀滅那裡的居民，饕餮一場之後繼續劫掠。我們必須在法國和這個禍根之間做出抉擇。他就是一切吸血鬼和食人魔的化身。他是邪惡。他是死神。」

除兼具不現實和病態的樂觀主義兩種性格特徵（如他的獄友愛德華·達拉第1942年惡意地注意到的）之外，萊昂·布魯姆還把他的責任感、他投身社會黨事業的志向和他的自我意識死死糾纏在了一起，以至於不僅把他的政黨說得跟他的「家」一樣，而且視二者為一，把它看作自己思想和感情的一種延伸。他把黨的媒體、公開會議、政黨大會，偶爾還把法國國民大會全都當作討論會來利用，在會上大談自己的顧慮，做個人檢討，對一切形式的質疑均予以承認。這種釋人疑慮的自我剖白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好處：許多法國人即使從不支持他的政黨，也會本能地理解他，欣賞他，認為他比第三共和國的其他政治家更真誠、更坦蕩、更直率也更加有情趣。但是，弊病也隨之而來了。

也許布魯姆的仇敵們在一種意義上是正確的。這個傳統的法國道德主義者，這個具有19世紀的氣質和奉獻精神，憑藉一種很大程度上襲自孟德斯鳩的溫和冷靜的道德觀來應對現代社會的人，之所以能以如此客觀誠實的態度對待他的國家，並且感染了這麼多待他也以同樣的誠實為先的人，正是因為他從未完全與這個國家融為一體。他身上有「無根世界公民」的因子，若非如此，他也不會在不同時刻擁有不同的法國身份，在它們之間擺盪不止。作為一名世紀末型知識分子，一名時代的重要批評家，他不由自主地要放棄文學批評投身政治。他是個律師，不但理解法律，而且認為必須改革法律。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在一場攻勢兇猛的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以本能思考，始終運用道德範疇考慮問題。他在戰時是個抵抗者，而當報應時辰來到，他又拒絕像其他許多（真正的或想象的）抵抗者那樣，訴諸簡單的憤怒和復讎心。他是法國和第三共和國歷史上、傳統中一切光榮的堅定捍衛者和發言人，但他很不合適地寫出了「反文化」的文章，鼓吹改革和現代化。他是一個同化了的法國猶太人，被迫忍受民族主義憎恨的惡浪，但儘管如此，他仍然至死堅持自己既是法國人又是猶太人的身份。

反猶主義，「體面的」反猶主義，不是新生事物。布魯姆自己在「回憶往事」一文中寫到過，但是就像1914年前的大多數觀察家一樣，他不把反猶主義看作跟愛德華·德呂蒙（Edouard Drumont）、巴拿馬醜聞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中民族主義瘋狂短期爆發相關聯的一種反常現象。和大多數同化的猶太人一樣，他只是認為反猶主義有害的一面，即其「文化的」形態，僅限於法國社會，可以忽略不計。他也沒覺得自己可能成為反猶主義火力主攻的標靶。但是，即便是布魯姆的故舊和擁躉，也免不了要借他的猶太性來挑剔他的毛病。最了解布魯姆才能的安德烈·紀德，1914年就在日記中吐露了這種看法：布魯姆對猶太人事務的熱衷「首先源於猶太人敏感於自己的身份這一事實；但這主要是因為布魯姆認為猶太血統是高貴的，好像哪怕這麼長時間低人一頭，他們仍然是高人一等的，他也相信為猶太人的勝利效犬馬之勞是他的天職」。

布魯姆又要讓本党參加政府，又要防範其過度同化于共產黨人，而且，他還得本著信仰，堅持一面讓社會黨人捍衛俄國革命，反擊「反動派」，一面以同樣的決然一口咬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他在這種局面下使社會黨保持了20年的統一，也許，他本可以首先根據在這一活受罪的行當中取得多大的成功，來衡量自己政治生涯的成就高低。正如1942年他在里永提醒檢察官的那樣，對他而言，當一名國家領導人乃是易如反掌——只需「背叛那些相信我的人」就行了。然而他沒有背叛。1937年大會上，他向社會黨同僚們講述了他的人民陣線政府遇到的困難，他最後說，重要的是要記住，他和政府成員們沒有「玷污這個黨……社會主義艱難、坎坷，但同時我們也在為它增光添彩」。直到政府垮台，這個黨依然完整。

布魯姆冒了一個巨大的個人風險，走進維希，參加那場歷史性的選舉，除布魯姆外，1936年1月依法當選的人民陣線政府團隊中還有79名成員現在反對授權于貝當。沒過多久他就被捕入獄。回頭想想，他能安然無恙地活過戰爭時期，實在是個奇迹。其他第三共和國的猶太或左翼的政治家們就沒有這麼好運了。兩位人民陣線的前部長，讓·扎伊（Jean Zay）和馬克斯·多穆瓦（Marx Dormoy，他接替薩朗格羅任內政部長，因為在1938年成功預防了一起政變而遭到右翼的仇視）都罹難了；喬治·芒代爾（Georges Mandel），布魯姆在布痕瓦爾德的難友，1944年6月被送回法國后遭到處決，作為對抵抗運動刺殺菲利普·昂里奧（Philippe Henriot）的報復。布魯姆經歷了牢獄、集中營以及黨衛軍向阿爾卑斯山區的最後撤退而能生還，有一半是因為他是個大名人，作為人質的價值很高，一半則是因為他的勇氣和好運氣。

安德烈·紀德對布魯姆十分了解，曾經近距離觀察過他。紀德曾在日記里說，布魯姆「對大眾沒有半點兒詩意的認識」，意思是說，布魯姆不僅不是個詩人，而且沉溺於分析和推理太深；他從氣質上就不宜於詩歌式的理解與賞鑒。紀德說對了：布魯姆本人崇拜司湯達（這在那個年代十分不合時宜），崇拜那種在他看來相當英國式的清晰，那種不通過心理學洞見而是通過大量描敘來進行推理和闡釋的方法。在早年的一篇有關簡·奧斯汀的小說《諾桑覺寺》的評論中，他也讚揚了作者的這些素質，讚揚她能夠擯棄作者對故事多餘的介入。1897年，他抱怨說，當代法國作家自命不凡而又空虛無聊，把象徵誤當成了現實，追求「乾巴巴的寓言中的乏味描寫」，卻不要敘事的清晰和可理解性。

1945年4月，布魯姆夫婦在經歷了最後一段顛沛流離的轉移后，被黨衛軍送到「蒂洛爾堡」，在那裡，他先後得到德國最後一批正規軍、義大利游擊隊和美軍的營救。同年5月回到法國后，布魯姆再一次為國效力：擔任1946年12月成立的短期過渡政府的總理，出使美法重大貿易談判，社會黨在1940年廢墟上重建之後，他被尊為年高德韶的元老級人物。儘管由於其經驗和遭遇而備享權威和禮遇，布魯姆卻沒能帶領他的政党進行理論和道德更新，他在余年給社會主義報紙《群眾報》寫每日專欄，告誡說，面對極權的共產黨人和同樣獨裁的戴高樂派，左翼力量乃至整個法國都必須擁有新鮮的思想和更堅決的政治領導者。他在78歲生日即將到來之際去世，死時還在竭力向第四共和國的人倡導變革和更新，而那些有的還不及他歲數一半大的人卻正一心一意地執行過去的理念和實踐——這是個反諷，但在他的生涯中卻並非純屬例外。

不過布魯姆用不著替慕尼黑事件負責——他那時已經長期不在政府之位，我們也無從得知，假如處在達拉第的位置上，他會如何對付蘇台德危機。但儘管如此，儘管問心有愧，他仍然在議會中投票支持通過《慕尼黑協定》。當他的社會主義同志兼年輕友人儒勒·莫赫（Jules Moch）提醒他，自己打算投反對票時，布魯姆使出了渾身解數，向他展示其道德權威和人格魅力：「儒勒，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你竟然這樣對我！」莫赫很聽話地蔫了，放棄了反對立場。

當然，布魯姆在左翼陣營里的敵人不止共產黨一家。保羅·福雷（Paul Faure），社會黨1920—1940年間的秘書長，也是25年來布魯姆最密切的黨內同志之一，在1940年停戰時迫不及待地想否認他們之間有什麼聯繫，他和許多屬於慕尼黑分子的社會黨人都表示：「布魯姆會為了他的猶太人把我們全給害死。」無疑，布魯姆很多昔日的同志都早有這種想法。但和社會黨內布魯姆的反對者不同，法國共產黨人不需要掩蓋他們的厭惡。夾在右翼、左翼中的「手足之敵」以及本黨同志之間的萊昂·布魯姆，其實孤獨而又勇毅。

但在道德正直之上，萊昂·布魯姆的勇氣更為突出。畢竟，他是個身上打有烙印的人——這烙印有多深，僅僅幾年之前我們還不太容易看清楚。解放后的幾十年間，兩次大戰之間法國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情緒一直沒有得到討論；甚至維希政權反猶的一面都被長期忽略，直到70年代才開始引起重視。今天，人們已公認維希政權積極推動了千萬猶太人的放逐和死難；但即便如此，人們還是甚少關注在納粹相應的計劃之中，是怎樣的道德與文化環境為貝當及其同黨的通敵行為鋪設道路。畢竟，維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1940—1944年間發生在法國的言論和行動，來自那些早在1940年前就長期活躍在公共領域的人，而他們反過來也受到第三共和國其他人的文字和言論的影響。我們也處在一個較好的位置上，可以把維希政權的這一方面置於其歷史背景下，從而有所理解戰間20年內萊昂·布魯姆所蒙受的非難。

布魯姆知道他最好不要企圖介入這一切。他意識到，他的朋友也堅信，他代表了賴伐爾及其黨徒痛恨至極，並意欲征服和報復的一切。布魯姆要是參加保衛第三共和國的殊死搏鬥，反而會幫倒忙。「你不僅僅是一個負擔，一塊百無一用的壓艙石，你還是一個一旦被投入到均勢之中就會令敵方得益的因素；你的存在、你的言論令你最渴望投身的事業聲名狼藉——這些殘酷的感覺和事實正在侵蝕我的身心。」

1939年8月23日，他甚至還寫了一篇社論，對《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表示有限的歡迎：「新的和平希望出現了」；現在的希特勒已成功地贏得了國內民心，不必再威脅鄰國了（不過他還是風度翩翩地承認，讀者也許會「再一次嘲笑我瘋狂的樂觀主義」）。戰後，布魯姆是最後一批接受德國和歐洲的分裂已不可避免的人之一，雖然他在一篇承認1947年莫斯科外長會議難免要失敗的傷感的社論中這樣寫道：「只有少數幾個像我一樣的樂觀主義瘋子還在堅持等待勝利，興許還覺得非得這麼做不可。」

布魯姆的敵人認為，他的性|欲是變動多態的。在被人指為雞|奸者之前，他常常以女人的形象出現在文章和諷刺畫中。「萊昂·布魯姆戴著一副女先知的面紗，類似《舊約》告訴我們的底波拉或隱多珥女巫。他身上還有猶滴的成分：我們在1924年3月11日（左翼聯盟獲選上台的日子）看見他渾身撲滿香水走進共和派陣營，去向激進黨的荷羅孚尼示愛，然後把情人灌醉，在長夜盡頭割下了他的腦袋。」皮埃爾·多米尼克（Pierre Dominique）在1927年的文章里如是寫道。另一名右翼新聞記者在1936年3月寫道，布魯姆「是個瘋狂的、妖迷心竅的女人，把他送進四壁鋪著軟墊的精神病房再穿上約束衣都不過份」。

甚至到了1948年，布魯姆直言不諱地抨擊社會黨中那些指稱「馬克思主義」的老生常談已經過時的人，並稱他自己鼓吹的議會政治（和那些追求某種更「激進」的戰略的人相反）在強調政治參与高於一切這一方面，實屬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在《共產黨宣言》百年紀念版的序言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髓就在《共產黨宣言》中，而且，經過一個多世紀時間的檢驗，馬克思主義比以往更有活力，更加生機勃勃，影響更加深遠。」

至於人民陣線的失敗之處，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不可避免的。最初的成功引起了上議院中資方的抵制以及極端保守派的反擊，而人民陣線力量在上議院中不佔多數。布魯姆的激進黨盟友們沒有預料到1936年五六月間的局勢發展，開始打起自己的算盤，他們發出警告，說如果改革繼續深入下去，會有引發社會「衝突」的危險。共產黨人保持戰略性中立並拒絕參与政府實體，成了布魯姆的一塊心病，也使得對手們把他看作共產黨人的囚徒。布魯姆很不幸，他接管政府時，歐洲時局正是一片慘淡。

對未來「必然」發生一場戰爭（更不用說戰爭「不可避免」）的說法，法國人普遍懷有強烈的反感，布魯姆也不能不受此厭惡情緒的影響。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作為一個通過協商集體裁軍的無條件鼓吹者，他很明白就連讓他自己的黨支持一項對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強硬的政策都是那麼艱難，遑論說服其他人法國了。如果大部分社會黨人是出於感情原因贊同「武裝援助西班牙」的話，他們肯定不願支持任何會導致與獨裁者們硬碰硬的行為——兩年後慕尼黑協定一出，他們溢於言表的興奮就說明了這一點。布魯姆最好的選擇就是不去蹚國際形勢的那灘渾水，在國內安安靜靜地推行重整軍備政策；而且，正如1942年他得以在里永揭示的，他比此前每一個保守派政府都更投入、更具創意地去做這件事。

需要強調的是，作為一個猶太社會主義者，一個分裂的天主教國家有爭議的總理，如此毫不掩飾地公開「假設」自己的民族背景，不僅要靠巨大的勇氣（下文中有更多體現），還得有高度的自知之明。布魯姆的立場是很艱難的。他知道，就算是鮮明擁護共和的人中的左傾分子，也會首先把他看成是「一個猶太人」。有一封埃利·哈列維寫給埃米爾·夏爾蒂埃（阿蘭）〔Emile Chartier（Alain）〕的特別的信，日期是1936年8月23日，哈列維批評對方對猶太人的偏見的狂熱：「你的反城市的農民哲學正在墮落成為反猶哲學，」他寫道，「你說『真可惜，布魯姆是巴黎人』，還不如說『真可惜，布魯姆是猶太人』更形象些。」

1928年，在一場巴黎的選舉活動期間，共產黨報紙《人道報》這樣描寫布魯姆：「夏洛克·布魯姆迷戀弗洛伊德式的扭來扭去……他喜氣洋洋地搓著兩手。」法共在那場活動中成功地把布魯姆轟下了台。一個名叫保爾·維揚-庫圖裡埃（Paul Vaillant-Couturier）的共產黨著名記者貶損布魯姆，說他身上集中了一切體現「知識分子墮落」的神經症。據皮埃爾·伯恩鮑姆說，當時的共產黨人又一次跟右派站到一起，樂此不疲地把布魯姆形容、刻畫為一個道德輕佻的女人、「一個大騷|貨」「一個資產階級的老三陪女、一個激進黨人的老婊子」。1931年，在所謂的共產黨第三個宗派主義時期進入高潮之際，詩人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發表名詩《向萊昂·布魯姆開火》，搶在莫拉斯之前呼籲給布魯姆一槍。

不管布魯姆這麼快就放棄支持總統共和制的做法是否正確，值得一提的是，他從來都是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的。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這種開誠布公的自我批評被沉痛的懺悔口吻削弱了。但是，他能夠公開改變想法，通過承認過去的失誤打動反對他的人的能力，令布魯姆有時配得上政治家的身份。1938年3月，由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引發的國際危機正愈演愈烈，他在議院里發表一次動人的講話，呼籲中間派和右派政黨擯棄意識形態分歧和私人恩怨，和他共建一個民族主義政府。

布魯姆並非不屑於隨機應變、因人而異地說話。在1938年12月的一篇社論中，他針對別人就他因反納粹而忽視了法國需避免戰爭的指責進行了自辯，他提醒讀者，身為總理，他甚至同意接待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並對他說：「你知道我是誰，你知道我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猶太人。現在，讓我們坐下開始談吧。」1942年3月11日，在里永的審判中，他用同樣的話重複了同一件事。但是1947年8月，當他把此事複述給議會派出的負責調查1933—1945年期間情況的調查團聽時，他卻這樣重複那段對話：「我提醒他（沙赫特）說，我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對布魯姆而言始終是提高選舉親和力的手段，而不是一種思想方法。

布魯姆的垂范及其對列寧主義的抗辯只得到了社會黨中少數派的接納。但是，從1920年12月起直到30年後去世，布魯姆是他的政黨毫無爭議的道德領袖及其最傑出的思想代表和議會代表。從1921年到1936年，他的政黨從分裂中恢復了元氣，成為法國最大的政治組織，布魯姆悉心照料社會黨，為它找回健康和自信而嘔心瀝血。他令全黨保持對聯盟和統治職責的清醒意識，直到1936年大選時一舉奪回議會最大多數席位，贏得了組閣權。

為布魯姆做傳的法國作家讓·拉庫蒂爾（Jean Lacouture）把他公開表露的痛苦掙扎看作一種形式的「超凡入聖」，與政治家的身份完全不相稱——他無疑是對的。他還提到布魯姆在痛苦地決定支持不介入西班牙內戰時的感傷秀，並尖銳地指出：「一項政策的價值，不應由構想並實施這項政策的人由此所受的煎熬來衡量。」然而，拉庫蒂爾恐怕還是遺漏了布魯姆性格中遠比「超凡入聖」更為根本的東西。布魯姆並不想比黨內黨外批評他的人更「聖潔」。他甚至不願博取讀者和聽眾對他本人的痛苦——為他那屆以及此後幾屆政府中的決策失誤而痛苦——的同情。

但這一次他給出了一個稍有不同的理由。他對奧里奧爾說，我無法組建一個政府——我是共產黨最恨的人。這是事實。法國共產黨人永遠不會原諒布魯姆1920年在圖爾以及此後的所作所為。他們和極右翼的人民黨政敵一樣，厭惡布魯姆的知識分子氣質，厭惡他在公眾場合的出鏡率、他的社會主義政見，以及在某些場合下厭惡他的猶太人身份——儘管無法明說。十分明顯，共產黨人詆毀布魯姆的辭令和反猶主義右翼勢力如出一轍。

布魯姆在其他作家中發現的最值得嘉許之處——描寫和闡釋的清晰性，通過最大限度弱化作者的修飾和感情傾向來達到效果——也是他自己作品在同時代人眼裡最突出的地方。皮埃爾·維達爾-納傑（Pierre Vidal-Naquet）的祖父1905年收到一本布魯姆的評論集《論戲劇》，他寫信給作者說：「你的思考擁有一種罕見而珍貴的品質，令人不禁懷疑起自己的趣味，同時身不由己地迷上這位評論家的趣味。」布魯姆的早期作品都體現出這種品質，這些作品把一種自信的、時而具有煽動力的美學偏好［偏好司湯達、偏好早期而非晚期的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偏好當時那些不出名的而今已被遺忘的劇作家和散文家］，和一種精緻的、理性主義的、近乎法庭式的論辯結合在了一起，這種論辯不要求讀者苟同作者的趣味或情感，而僅僅要求他們緊跟他的邏輯。九-九-藏-書

布魯姆的總理辦公室任用的猶太人大大超過了當時一屆法國政府慣常的數量，這令他的對手們幾乎喪心病狂。1936年7月11日的《喧囂》上有文章寫道：很快你就連馬提尼翁（總理辦公室所在地）都進不了了，除非你被布魯姆的警察搜過身，然後亮出證件，證明你是統治法國的那個部落的人。「如今我們活在萊昂·布魯姆先生的標誌下，那個標誌是一把剪子。」32位（原文如此！）猶太內閣部長是「sacrés，consacrés，circonsacrés」。這句雙關語儘管無法翻譯，但其中的猥褻意味絲毫未減。

布魯姆強調，我們社會黨人不會迴避這種用權。它有著宣傳上的價值——我們可以被視為統治者，而且是行善治者——它也為立法進行真正的改革提供了契機。但是，用權和掌權一樣，其本身不應成為追求的目的。因此，為了我們的獨立自主、我們的統一以及政治上的團結一致，我們（社會黨）不能對此有所覬覦，除非有朝一日我們成了第一大黨，能夠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

不論右翼還是左翼都對他的呼籲置若罔聞，對共同的法蘭西民族大業，兩個陣營報以不約而同的冷淡。1940年春天，法國的道德和政治墮落到了谷底，大多數公共人物寧可趁機報私仇，也不願意麵對迫在眉睫的民族災難。在該年3月21日就保羅·雷諾（Paul Reynaud）建立新政府的建議進行的辯論中，觀察家們被法國立法者們偏私、狹隘、滿腹怨恨的情緒驚呆了。夏爾·戴高樂寫道：「只有身無一官半職的萊昂·布魯姆，他主導了辯論。」

在大戰期間，布魯姆就這個主題的思考進一步深入。在獄中所寫的文章，如未發表的回憶錄、筆記、《在人的範圍內》一文等等之中，他一次次論述法國議會民主的失敗。他認為戰後法國既應擁有一個更有力的執行部門，或許可以按照美國的模式（由此才能切實掌控這個國家），又必須在管理和政治生活中實現去中心化，調動公眾的參与積極性，在遭遇危機時克服把大權拱手交給獨裁統治者的法蘭西慣性。這是整個法國的問題——1943年，他在布拉索爾獄中請人偷帶出去的一封給社會黨同志的信中如是說——但也是社會主義者的使命，倘若他們希望在重建國家時發揮可靠作用的話。

通過1919—1948年間他在議會所做的無數發言，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素質在起作用。從1919年12月的一篇支持國家管理某些虧損公益事業的複雜詳細的發言開始，到他對普恩加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右派通貨緊縮的金融手段之於道德和經濟的破壞所做的見識淵博的批評，到他在里永法庭上對1936年前法國軍事和工業計劃的精彩批判，直到戰後，他對法國1933—1945年事變調查委員會所做的證詞，布魯姆展示了他對軍事或技術細節不亞於政治和管理史的嫻熟掌握，他那一代人中鮮有人能相頡頏；他把信息梳理成一條條無懈可擊的理性的結論，讓支持者們拜服於地，讓敵人們不時干瞪兩眼，啞口無言。

他對法國的赤誠，是獻給他堅定的共和主義信念的——因為法國斷然不會忠於他。1934年之後，惶恐漸漸爬上了法國猶太人的心頭，這種惶恐來自國內的反猶主義及其在萊茵河兩岸激起的種族主義迴響。做一名傑出的猶太人，以及一個自命「革命」政黨的領袖，意味著即使在體面人士中也要招來辱罵和厭惡。做一名鼓吹堅決反希特勒的猶太社會主義者，意味著要招來左翼的抨擊和風言風語，說你想發動「猶太」戰爭。做一名維希法國的猶太人，哪怕是法國猶太人，也意味著永遠要如履薄冰。而要做萊昂·布魯姆，就意味著要被維希政府出賣給德國人，充當集中營里的一個亡魂。但是布魯姆和戴高樂一樣，相信「某個」法國——在他設想的這個國家裡，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不公正、迫害以及偏見都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支流現象。這個真正的法國，這個（社會主義）共和的法國活在布魯姆的心裏，他忠於這個法國，從而也忠於它不合格的俗世化身。

布魯姆不加鑒別地、以實證主義的態度尊奉無差別的「共和」，在這一點上他和同時代人當然沒有差異。1927年12月，當保守派日報《時代報》［先於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半個世紀］提出，面對當局惱人的優柔寡斷，「我們有必要建立制憲會議和公安委員會」的時候，他發自內心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布魯姆喝問，一個共和主義報紙怎敢建議如此行事？大革命是一個整體，必須整體地加以對待，不能斷章取義。但是，同樣不容置疑的忠誠也可以解釋他在1940年及後來在里永審判中的勇氣和決心。布魯姆認為，共和是一個碰不得的成就和目標：1947年11月，整個國家陷入政治危機的頂峰，布魯姆進行了最後一次建立政府的努力，他用吉倫特黨人韋尼奧（Vergniaud）的口號給他向國民大會不成功的呼籲做結：「我們縱被遺忘，共和務要拯救！」

正是由於對猶太人普遍狀況的了解，以及他強烈的正義感和共擔責任感，布魯姆和大多數與他出身、利益一致的法國猶太人不同，他對猶太復國主義大計懷有同情心。早在1925年，他就是法國巴勒斯坦委員會的一員，和四位過去或未來的總理共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愛德華·赫里歐（Edouard Herriot）、保羅·班樂衛（Paul Painlevé）和雷蒙·普恩加萊。他於1929年代表巴勒斯坦工人之友聯盟參加新擴充的猶太辦事處的成立大會。在會上，他自稱「猶太復國主義者，因為我是法國人，因為我是猶太人，因為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現代猶太人的巴勒斯坦，是人類最古老的傳統及其對自由和社會正義最新、最強有力的追求之前所未有而又獨一無二的會合」。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萊昂·布魯姆最大的政治特長在於他是一個耀人耳目的，甚至有蠱惑力的人物。他不是偉大的演說家——他缺少饒勒斯豐富、鏗鏘的語言，克列孟梭陽剛氣十足的力度，或者戴高樂經典性的、華美的抑揚頓挫。他的聲音纖細，音調還很高。他個子高挑，但顯得弱不禁風，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早年給《白色雜誌》當城市批評家時的那個苦行禁慾的紈絝子弟。他若是能打動人心，並不是靠著傳統意義上的權威型人格，而是通過論辯的力量，通過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把他自己信念的邏輯性和深度傳遞給哪怕最敵對、最不同道的觀眾來達成的——不管是在國民議會裡、在演講台上還是在一個報紙專欄中。顯然，即便在他最早的批評文章里，敏銳的讀者洞察到的也是他的這一特質：依賴論辯和理性，而不是情感、想象力或人格魅力。

貝當自然沒有聽他的。但即使如此，1945年，當布魯姆有一萬個理由憎惡貝當的時候，他仍然勸誡共產黨領導人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要以一種「神聖的恨」來審判元帥。他說，不，一個法官是不能恨的。「他的內心必須同時保有頑強的嫉惡如仇和對被審判者謹小慎微的公正態度。這是一切政治審判中棘手的兩難。」在解放后法國上下一片報仇雪恥的聲浪中，這種法律和倫理上的謹慎簡直不值一提。

布魯姆僅僅注意過阿爾及利亞的反猶主義，他似乎從未認真警惕過本土法國人的反猶主義，至少直到年近不惑，他都把這看作一種巴黎人的、文學中的、「上流社會」里的傾向。但是他很早就認識到，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猶太人沒有前途，而猶太復國主義正意味著他們的機會。他知道那些從未嘗過民主社會下的生活滋味的猶太人，會雙手歡迎來自自己故鄉的召喚，戰後他寫了一些文章表達這個意思，同時還得費盡口舌向那些一臉狐疑的人解釋說，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法國綿延不息的忠誠。

布魯姆則不同。舉例而言，他對1920年至1923年間國家集團通貨緊縮政策的批評，始終和他對《凡爾賽和約》、佔領魯爾區及其反過來對法國社會改革前景的影響的不接受態度息息相關。他長期鍾情于不惜一切代價的和平和裁軍，這不單是出於對一個傳統上很脆弱的政黨的考慮，同樣是因為他就像操心法國一樣，操心德國和中歐的民主及社會主義前景。他當政時期的優柔寡斷及失誤，一定程度上也是來自這種不凡的世界主義眼光——在大多數同志和支持者只把眼光盯著國內革命或者下一屆議會選舉時，他卻在為與英國的聯盟、為獨裁者日益坐大、為和美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必要而焦慮不安。

但是克列孟梭和饒勒斯都不是猶太人。布魯姆1919年剛一進入公共生活，政治上的嫌惡氛圍就跌入了一個比克列孟梭甚或饒勒斯所面對的更惡劣、更扭曲的境地，彷彿法國人戰後自我懷疑的所有潛流——恐外症，民族墮落感，以及一代貌似體面的種族主義文學結出的果實——都匯聚到萊昂·布魯姆一人身上。當然，政界還有其他猶太人，但都不如布魯姆那麼突出；他們大多不是作家或知識分子，且往往跟保守政治集團有聯繫：因此，許多批評者認為布魯姆代表了猶太性、文化「精英主義」以及激進社會變革的三位一體，而其他人卻可以不受此議。

「萊昂·布魯姆從沒有能坐定下來，他始終在尋找；他的智慧太多，而個性不足。」布魯姆年方17時，不過年長4歲的安德烈·紀德給他的小兄弟下了這樣一個斷語，可謂一針見血。但是布魯姆對真理的畢生追求、無瑕的真誠以及當眾自我質疑的坦然自若，儘管不時招來嘲笑，畢竟是他力量和影響的一個來源。他能憑藉純粹的人格和思想品質的力量打動觀眾。布魯姆的朋友，法國總統樊尚·奧里奧爾（Vincent Auriol）在1950年他的葬禮上說：「布魯姆是這樣一位雄辯家：他能一點兒一點兒包圍你，滲透你，攫住你，誘惑你。」

1950年2月，就在去世前兩個月，他為這個主題做了最後的貢獻。由於身體太弱，無法出席紀念以色列總統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慶典，布魯姆送去了一篇賀詞：「我見到他（魏茨曼）時對復國主義一無所知。他引領我進入其中並征服了我……我，一個法國猶太人，生在法國，有長長一溜法國祖先，只使用我國家的語言，率先被它的文化滋養，即便時局危殆也拒絕棄它而去——儘管如此，我依然全身心投入這一崇高的事業，把夢想奇迹般地變成歷史事實。從今以後，這項事業許諾為所有猶太人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和享有尊嚴的國家：他們沒有我的那種福分，無法在自己出生的地方發現這樣一種存在。」

布魯姆需要與最大範圍的聽眾分享他的有罪感，分享為他本人和他人的過失買單而有難同當的感覺：著名的1938年9月20日「慕尼黑」社論，讓所有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他在那篇社論中坦白，在看到和平得到保全的一刻自己的確長出了一口氣，但他也承認，保全的方式「讓我一點兒也不開心，我覺得，我被懦夫式的自|慰和羞恥撕成了兩半」。第二天他繼續延伸這個話題，哀嘆法捷兩國的關係和協議就這樣被活活踐踏了：「你們覺得我琢磨這些是不應該的嗎？如今我一想到那些條款不僅在精神上，甚至在字面上都遭到了背棄，就會有一種墮落感，這有什麼奇怪的嗎？」

是的，戴高樂認為他有必要強調，當現場情緒激烈，其他人都在四散躲避的時候，是布魯姆站了出來主持辯論的進行。萊昂·布魯姆是個無比勇敢的人。我們已經從他的道德和思想決念中看到了很多例子——他敢於逆潮流而動，甚至敢於對抗自己的黨和同志，只要他覺得同志們抑或他本人犯了錯誤。他和雷蒙·阿隆一樣緊抱理性思維，不惜代價，不顧吉凶；正是基於這個原因（也和阿隆一樣），晚至1942年秋天，一切都已發生的時候，他還是希望寬恕貝當，只要元帥願意到盟軍的營地那兒去投降——「我很堅定地宣布，我個人情願對他往日的過失和當下的利己考慮閉起雙眼；我覺得，這樣的讓步只會讓最後的勝利來得更快、更穩。」

紀德沒有到此為止，他深入思索了布魯姆個人舉止中的猶太特性：「一場演出綵排上，要是他在劇院走廊里碰見你，會拍你的腰、脖子和肩膀，即使你們已經睽違一年，他也會讓你相信他頭天晚上還見過你，而且沒有比你更親密的朋友了……不過我幹嗎在這兒說他的不是？對我來說，猶太性不是法國性，這就夠了。」安德烈·紀德並不恨萊昂·布魯姆——他相當喜歡他。但他和許多庸眾一樣，不覺得把布魯姆看作猶太人，並把他的性格特徵和缺點臆想地歸因於他的猶太血統，有什麼不對。

雖然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即1945—1950年間，布魯姆再未遭到來自右翼的公開討伐，但他仍然是一個爭議人物。反猶主義不再吃香，規範媒體行為的法律法規也已出台，但是，正如1946年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的，仍有43%的受訪者認為一個法國籍猶太人不是「真正的」法國人。時代還沒有改變太多。1946年1月，當戴高樂勸他接任總理時，布魯姆回答將軍：「我老了，我身體不好，我是全民公敵……算了吧。」雖然1946年12月布魯姆同意當一個月過渡政府的一把手，但次年11月奧里奧爾總統要他出任總理，他還是拒絕了。

布魯姆拿出用來揭示司湯達的風格或在行政法院當法官的精力和理性，致力於為社會主義奠基。他在世紀之交的一篇談阿納托爾·法朗士小說《克蘭克比耶》的評論中寫道，社會主義是「社會的一種純粹理性主義的定義……社會主義希望統一社會正義和理性，希望把實踐中的制度和理性信念整合到一起」。如果國家能夠通過建立壟斷性權威給社會失序帶去和諧與正義，或者幫助科學一起為所有人的利益征服自然，使得人類不再是大自然的奴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政權自然會擁有更大的權力。那時還會有人為此耿耿於懷嗎？

作為法國左翼的一分子，這都是些很奇怪的觀點（事實上直到今天亦如是），很不法國，也很不社會主義，暴露了萊昂·布魯姆與他自己的團體是多麼合不來。正如我們看到的，他一直希望「站出來肩負重任」，但很大程度上他僅僅是站出來了，且孤身一人。如果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的說法是可信的，那麼，正是他的出道並非來自拔擢、考試的常規途徑且一直置身其外這一事實，使他成為其政黨的天然領袖。布魯姆也許沒有追求過這種與眾不同——我們知道，他不遺餘力地試圖與社會主義運動融為一體，並且（正如紀德所料）在其道德甚至政治本能與他的政黨責任相衝突時選擇壓抑前者。他也認識到，他身上集中了許多個布魯姆——知識分子、美學家、現代化改革家、浪漫的烏托邦主義者、猶太人——其中一些或許將一生苦命，而另一些則可能茁壯成長。正如他在《論婚姻》中所說：「人生不可能同時手握一切可得的利益，我常想，或許道德僅僅在於有勇氣去選擇。」

這套理論沒有鮮明的獨創性，實際依託的主要是布魯姆自己臆想出來的範疇和類別，如今回顧，不過看上去很美而已。它體現出布魯姆歷史觀中一種極其老套的、進化論的傾向（「我們所理解的革命，是和達爾文後繼者如今宣布的有生命物種的進化理論相一致的」）。值得一提的還有他能用輕飄飄的信口一說的一致抹煞真實存在的矛盾（「對我們社會主義者來說，改革和革命之間的表面上的矛盾早已解決」）。但是，布魯姆的理論對其目標聽眾而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布魯姆為黨的倖存立下的汗馬功勞，除了不知疲倦的熱忱、勸誘、鼓動以及身體力行之外，還在於（或像他和他的擁躉們一直以為的那樣）他對政黨的學說進行了精深的重寫。用歐仁·韋伯（Eugen Weber）的話說，布魯姆有著「成熟老到的智慧，不僅淵博深刻，而且十分精湛」，而他也不是一個原創性的理論家。事實上，他特別想把別人所謂的社會主義學說用宗教式的語言描述出來：「社會主義信仰是（關於正義和團結的）普遍本能，精確呼應于現時的社會條件和經濟環境。其餘一切都隨時間而淘汰……因此，社會主義是一種倫理，一種近似宗教的東西，並且也是一種學說。」

他也深知法國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他自從20年代早期以來就看到了這一點。普恩加萊政府於1923年出兵佔領了德國魯爾區，布魯姆寫了許多評論批評此舉，在其中一篇里，他說，法國的政策離開了英國的政策，就等於「孤立法國，讓它在外交、財政和道德上孤立無援」。到了1936年，希特勒掌權並與墨索里尼結盟，萊茵蘭地區重新軍事化，國聯聲譽掃地，蘇聯成了一個遙遠的、靠不住的盟友，局勢嚴重得無以復加。從外交角度來看，唯一有政治家頭腦的決策就是與英國緊密聯合，即便這意味著要捨棄西班牙人，任其由命運擺布。

這一情況，加之1reａd•9９csw.ｃｏm919—1920年罷工運動失利引發的政治反動，共同賦予法國一種不穩定的政治文化：和英國、德國或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低地三國相比，法國的公共設施和福利待遇水平低得可憐，經濟常年通貨緊縮，商品供應不足，國家的一半人口——工人階級、小農、白領以及支持非共左翼的國家公職人員——感到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無從參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畢竟，從1919年到1936年，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選民都被要求選出一個幾乎肯定會拒絕和他人聯合執政，只想獨攬大權的政黨（且在1936年1月前，誰都沒能預見社會黨竟會在選舉中折桂），哪怕同時他們也得到保證，這個黨無意藉助不合憲的途徑攫奪權力。隨著社會黨從1920年分裂中逐漸復甦而不斷增多的社會黨議員，都理所當然地對無限期被拒於政府門外的前景感到心灰意冷。與此同時，社會黨的軍隊仍是兩次大戰之間一支重要的、被僵化的意識形態禁錮了頭腦的力量，他們斷然拒絕背棄往昔的崢嶸歲月，從「反資產階級」第一線上撤下來。布魯姆以單一的、整全性的策略將這些矛盾穩穩地壓制住，但並沒有解決困境，只是把它暫時掩蓋了起來。

不過，布魯姆超出其他法國共和派的地方，在於他要追求更高層面上的理性和邏輯的特質。共和國之為善，在於它的公正，但是對於一個真正公正的共和國而言，它不僅必須保證一切人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地位平等，而且還要保證社會平等。因此，萊昂·布魯姆和讓·饒勒斯一樣，正因為是共和派，所以也是社會主義者。當然，法國社會主義者也以毫不亞於英國、德國和義大利同行的熱忱，拍胸脯宣稱社會主義的基礎毫無疑問是「理性」。但是法國社會主義論爭的突出特徵之一，也是政治困境的來源之一是，「大革命」為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一個現成的政治模式。幸運的法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不同，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共和國；剩下的事情就是給它填充邏輯上（以及道德上）相適的社會內容。

紀德的私見，布魯姆當時毫無察覺。當然，他很明白恨是怎麼一回事——他本人曾說，法國的政治生活特別講究愛憎，而在他那個時代，就連第一流的公眾人物也招致了嚴重的侮辱。1899年3月3日（克列孟梭在他的《曙光報》上勇敢地刊登左拉「我控訴」的第二年），布魯姆寫道，喬治·克列孟梭「是我們時代受到最深、最卑鄙的中傷的人」。18年後，布魯姆反思最終導致讓·饒勒斯遇刺的一連串蓄謀與誹謗，指出：「正如饒勒斯曾說過的那樣，如果這種與眾不同的憎恨是在考驗他，他甘願去觸犯這驕傲之罪。」

同樣道理，他承認社會黨「原則上」不反對獨裁——這是「一個合法的例外」——這使得布魯姆在實踐中認定社會黨堅決遵守憲法是合理的。當革命醞釀至最後關頭時，一種無產階級獨裁的開創也許勢所必然；畢竟，「如果社會主義緊緊自縛手腳，誓言遵紀守法的話，就將面臨被|操弄於他人股掌的危險」。但這不是共產黨人嚮往的獨裁。「用韋爾尼奧的話來說，它應該像火焰一樣活躍而清澈。所有個別的願望應該參与進去，它必須通過深入公眾生活求得繁榮壯大，也就是說，要通過比以往更有自發性、更集中的民主活動。」很難相信布魯姆除了老調重談之外還在做什麼，他晚些時候還耍小聰明地提出：社會主義者支持一切通向革命的道路，包括合法的道路！——這就暴露出一種兒戲態度。他在內心深處絲毫不覺得這是個現實存在的問題，他正在用他獨有的方式對抗那種恪守理論正確的態度。

儘管（也許正是因為）他樂觀地設想，大多數人特別是大多數共和派之所以不是社會主義者，僅僅是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之事還不甚了了，布魯姆卻並不是一個空想家，他完全不像許多同時代人，例如英國社會黨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考茨基派那樣思想簡單、頭腦機械。他是個道德家。他有時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他當然也相信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歷史進程必然產生的邏輯結果，但是這種歷史必然性作為社會主義論說的一部分，卻並不是他念茲在茲的對象。社會主義終會降臨是樁好事，但這並不是布魯姆理論武器庫中的常備武器。他支持社會主義，僅僅是因為它是一種善。

隨後就是1940年的潰敗，法國亡于貝當、賴伐爾及其盟友之手，萊昂·布魯姆眾叛親離，人盡可欺，同時遭到左翼的懷疑和右翼的憎恨。只有80名國會議員（其中40人為社會黨人）在1940年7月的表決中反對將大權全部移交給菲利普·貝當，布魯姆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立場鮮明：「我覺得法國蒙恥了」，他在未發表的關於1940年大亂的回憶錄中寫道。布魯姆旋即於1940年9月15日被貝當投入監獄，一直關到1942年2月，他和達拉第及加梅蘭（Gamelin）將軍一起在維希附近的里永小城接受審判，給他們加的罪名是參与顛覆國家。

布魯姆的舉止之間沒有傲睨屈尊的架勢。不管是在納邦葡萄酒產地的一場選民大會上，還是在社會主義宣傳冊或者議會發言中，他使用的演說手法全無二致。哪怕一道鴻溝橫在他和工農聽眾之間，他照樣能搭起一座橋來。他在1917年7月評價讓·饒勒斯的話也適用於他自己：「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從不把那些關於經濟現象、工作實踐或者情緒波動的抽象思考帶給社會主義。在黨內，這是他最顯著的品質之一。他並非來自人民，但到後來他就了解人民了。」

縱然對於包括布魯姆在內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而言，經常吹吹自己理論實踐中無可指摘的馬克思主義屬性也是一時之需，但布魯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特別是在共產黨人分裂事件之後。其實，布魯姆早年就非常痛恨那些馬克思主義小團體，特別是儒勒·蓋德（Jules Guesde）的追隨者們，此人曾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跟饒勒斯對著干：「善於思考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馬克思的形而上學理論只是平庸之說，而他的經濟學說也正江河日下。」但到了後期，布魯姆變得更加謹慎，他對「改革與革命」進行了饒勒斯式的「綜合」，確認了階級鬥爭的首要地位，認為資本主義必將滅亡，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將在這場顛覆中扮演領導角色。正如1933年布魯姆對右派的社會主義批評者們所說的——他們堅稱饒勒斯要是活到那時，也不會拒絕為當前的政府效力，他們還批評布魯姆在意識形態信條上的戰略性「僵化」——「把饒勒斯和馬克思對立起來是荒唐的。饒勒斯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在當前的局勢下，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就不是社會主義者，會很快蛻變為反社會主義者。」

1872年出生的萊昂·布魯姆出身於一個屬於中產偏低階級的，已經半同化的巴黎猶太人家庭，這個家庭從事金融業，家境一般。他一生從事過三種截然不同的事業。甚至（應該說尤其是）他最兇險的敵人，也公認布魯姆是一個有著非凡稟賦的人，他本來可以把早熟的才華轉向一系列不同的方向——布魯姆17歲時寫有一篇獲了獎的哲學文章，他在亨利四世中學的一位老師評道：「假如此文作者只有17歲，他就是個魔鬼。」1890年，他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錄取，但是雖然他只在該校像「流星」（埃利·哈列維〔Elie Halévy〕語）那樣一閃而過，他卻發現這學校限制太多，於是一年之後便申請轉系，進法律系攻讀。

為了讓他的黨及其支持者明白，現在拒絕進入政府，並不意味著永不讓權力玷污雙手，20世紀20年代末，布魯姆開始著手在他所稱的「用權」和「掌權」之間進行細緻的區分。他在許多社論中以及1926年社會黨大會上闡釋道，社會主義的目的不是為自己的利益攫奪權力——那是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人）的追求，不是我們所欲；不過，掌權卻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倘若沒有對公權力的完全掌握，也就是說無產階級不能征服政治權力的話，社會變革——更恰當的說法是革命——就不可能發生，也無法想象：我一直是這麼認為的，否則我不會做社會主義者。」然而，在時機成熟之前，任何這類權力的「征服」都屬於早產，只能導致獨裁和/或失敗——在這方面，法國歷史能給出一堆反面教材。但同時，在一個資產階級社會裡，「用權」卻會成為必需的（當一場危機發生）或者可能的（當社會主義力量贏得大選勝利）。

其次，辨認布魯姆的道德取向之難度，還源於他與自身背景的複雜的聯繫。布魯姆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並不覺得尷尬或羞於啟齒，他在當時法國社會黨內部的人緣也很不錯，但是親和（甚至在選舉中支持）社會黨運動的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因而像布魯姆這樣的人就得背負著壓力，把手工勞作、「人民大眾」、階級衝突至上等等多麼多麼重要掛在嘴上，從而與自己的出身一刀兩斷。然而，在布魯姆本人這裏，他的獨特的儀錶和氣質，他的衣著打扮，他和高雅文學雜誌圈的聯繫，他在行政法院的工作，他名聞遐邇的（在當時也是膽大包天的）文章《論婚姻》（1907），無不表明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不是布爾喬亞，而是「波希米亞人」。

布魯姆何以這麼容易被自己的論辯所感動？說到底，在文學評論中用理性克服感受是一回事，而以此來成功地避免面對社會或政治現實，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們可在布魯姆徹頭徹尾盲目樂觀的性格中找到一部分答案；他拒絕面對一切不想看到的情況，只要有這個可能。在1932年，甚至到了1933年1月，他都在社會主義媒體上告訴讀者，希特勒不會掌權，且就算掌了也無法為害太甚。直到1934年，他仍然確信集體裁軍是了結一切歐洲災難的最佳也最具可能性的途徑。1939年7月，他還認定希特勒不敢發動戰爭，否則只需「幾個星期」，他的帝國就會從內部瓦解。

萊昂·布魯姆如今已處於被半遺忘的狀態。當然，巴黎第11行政區還有一大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廣場；晚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倫敦的老人還愛說「我們的勞合·喬治」，這位「一戰」前英國財政大臣的名字被用來指代他設立的養老金，與之相仿，兩代法國人也感激地把他們的帶薪年假歸功於1936年布魯姆人民陣線第一屆政府的改革。但是在他的時代，布魯姆是個有嚴重爭議的人物：他是法國社會主義的領袖和楷模，身上集中了這一派所有的教義虔誠和自我矛盾；他是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的首腦，這屆政府給人太多期望和憂慮；他是法蘭西第一位社會黨總理兼第一個猶太人總理，其時反猶主義正深入人心；他又是1940年維希政權出爐后貝當一派主要的眼中釘，法國共產黨的（用布魯姆自己的話說）「頭號大敵」。30年來，法蘭西圍繞著這個人的憤怒、仇恨以及政治分化猶如雲飛浪卷，時而瘋狂爆發，如今他也應該被友好地忽略了：這標志著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已發生了許多變化。

在1936年的艱難環境下，布魯姆無從在政府中推行他的大多數想法；不過，他任命的部長數量比通常的要少，他創立了一個總理辦公室和秘書處，聘用了一批專家和專業顧問，這成了戰後特別是第五共和國的政府和部長效法的對象。人民陣線政府的立法數量比兩次大戰期間其他政府的立法加在一起還要多，也更加重要。儘管其中有著意識形態辭令，具體效果如何也存在爭議，但布魯姆的首屆社會主義政府給戰後法國垂下先例之處，正是在管理政府和立法這些最平常的任務上。

布魯姆並不特別在乎這些。他早年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否定了莫里斯·巴雷斯的《為德國人服務》，文中談到了關於「法蘭西性」的諸多討論，並精鍊地概述了他本人對這些討論的態度：「我看到他斷定法國人和『德國人』在類別、天性、本質上存在根本差異，我聽他說起『德國人』時的腔調，就跟一個從中亞回來的探險家說起自己遇到的異域文明乃至野蠻人時一樣，此時，我就沒胃口跟他在概念、例證或觀點上論個是非了。你要反對他，努力駁倒他，就等於承認一種你只能預先拒絕參与的討論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布魯姆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民族身份——比如他們的「法蘭西性」——都是既定的，不是什麼可追究、可質詢的東西。

布魯姆的政府只維持了一年，激進黨主導的聯盟接管了政府，沒有進行任何改革。對於人民陣線的遜位，布魯姆本人可以理解地歸咎於環境的壓力。在1937年的社會黨全國大會上，他承認「我們的許多估計被證明有誤」，實驗已證實歸於失敗。但是，和平至少是保住了。針對人們關於他本應該壓制上議院的反對，「不顧一切地」把金融和經濟改革進行下去的指責，他的回答既富有個性又有啟發意義；還沒到「發動革命攻勢」的時候：「面對這樣一種選擇，想想我國國內現狀，想想它的政治條件和心理條件，再想想外部的威脅，我們說：『不，我們無權這樣做，我們無權反對自己的黨，我們也無權反對我們的國家』」。

布魯姆分析法共國內戰略的曲折變化和轉向時也一直專註于其蘇維埃的大後台。他一貫確信30年代莫斯科審判是一場騙局，也從未懷疑過蘇聯人1934年的操縱是出於明目張胆的一己之私——當時蘇聯的指示一下，原本正忙於大肆批鬥社會民主主義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法國傀儡們原地急轉，化敵為友，和社會主義「兄弟」結成了反法西斯聯盟。1939年10月他寫道，是的，我們知道共產黨人1936年圖的是什麼，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風險值得一冒：為了挽救共和，為了振興工人階級運動，甚至可能通過這個過程對法共施加影響。《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訂后，他為法國共產黨人如此輕易地再次變卦感到失望，但並不驚訝——不過，他還是徒勞地試圖阻止達拉第在1939年9月取締法共的合法地位，因為此舉恰在法共正因自身錯誤而瀕臨崩潰時把它變成了英勇的殉道者。aaaaa

和許多有阿爾薩斯背景的傑出法國猶太人一樣（布魯姆的父母都來自阿爾薩斯家庭），萊昂·布魯姆屬於皮埃爾·伯恩鮑姆（Prerre Birnbaum）所稱的「國家猶太人」：在俗的猶太人——投身國家的公共事業，通過共和國融入法國社會，完全認同現代法蘭西國家普遍的世俗主義。布魯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在擅長行政法學的意義上，都是這一群體的最佳代表；但是，他投身饒勒斯式社會主義，使得他與拉扎爾（Lazare）或約瑟夫·萊因納克（Joseph Reinach）之類天生的激進派區分開來，在其他方面他都和他們十分相似。

左翼力量的統一，對萊昂·布魯姆而言無疑也是很有誘惑力的，而當他覺得統一勢在必行時，他也一直在謀求共產黨人的響應與支持。他歡迎共產黨人發起的人民陣線聯盟，和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等共產黨名流攜手步上演說台，走進街頭巷尾。甚至到解放以後，他都不願意接受鐵幕沉沉降落的事實，堅持只要有可能，就要與法共聯合執政。但是，他也從未對盟友手足之情抱有過幻想。

這裏，我們難以對布魯姆遭受的純謾罵和語詞暴力做出完全的評價——有必要舉幾個例子。1920年12月，萊昂·都德（Léon Daudet）在夏爾·莫拉斯的《法蘭西行動報》上發表的文章用了如此口吻，他對讀者說：「一隻像布魯姆這樣的猶太猴子對法國利益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10年之後，還是這個都德，還是這份報紙，在說到布魯姆的不嗜酒（這是他自己的陳述，被廣泛引用）時，抓住這一「非法國人的」特性，稱他為「一個無以名狀的陰陽人……那個行了割禮的恐酒癖布魯姆」。

布魯姆這一整套天賦異稟，在今天或許無法很容易得到賞識。但在還沒有擴音器與麥克風的時代，在收音機才剛剛出現，紙媒方興未艾，眾議院會議記錄還四處散發的時期，布魯姆單憑學識和理性的力量贏得一個聽眾群或讀者群的能力是很出眾的，也極有價值。當大多數法國政治人物不是資質平庸的外省名流，就是只會編編警句、對思想或倫理問題連嘲諷帶冷淡的巴黎生意人或律師的時候，布魯姆幾乎是形單影隻的一個人。

1940年晚些時候，當布魯姆回首往事，想象著假如他試圖做個樂觀的展望或說些否認大勢已去的話，朋友們會如何反應的時候，他用很有預見性的言詞描述了局勢：「現在法國只有一個統治者，那就是希特勒。歷屆法國政府都可恥地屈膝投降，而且青出於藍，前仆後繼。這種情形有朝一日會改變的，變化將發自人的內心深處——但在那之前就只能這樣了。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所謂的法國政府會努力在法國樹立納粹主義的原則和理論。他們會擁有自己的蓋世太保和納粹突擊隊；他們將從個別處死走向集體迫害；他們將把社會主義者趕盡殺絕，讓猶太人慘遭凌|辱；你就得權衡：是做社會主義者、做猶太人還是你自己。」

布魯姆竟然利用這個機會，堅持不許莫赫用拒絕分擔自己在支持《慕尼黑協定》一事上的痛苦來背叛自己，這真的讓人吃驚——儘管在戰時所寫的「在人的範圍內」一文中，布魯姆稍有點兒遲地承認說，他在慕尼黑問題上迴避採取一種明確的立場，不是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對，而是因為黨內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至於任何明確的抉擇或分類的語言都可能暴露黨內的分歧，並導致其瓦解。

自此以後，每到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體性面臨威脅之時——上至1920年12月的劇變，下至1933年旨在反對布魯姆議會政策而發生的「新社會主義者」的分裂——布魯姆均動情地呼籲要「統一」。在1947年社會黨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到，他本人從未參加過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任何小派別集群，他總是試圖超越于紛爭之上，竭力推進更大的共同事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始終堅信，組織上的統一是任何社會主義政治運動，也是任何社會變革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布魯姆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帶領本黨入主政府時的顧慮，克服了可能會「誤導」工人階級，令後者對他的作為期望過高的擔心，因此，人們都聽見了他離開政府時發出的那一聲如釋重負的長嘆——30年代所剩的時間，他大多都用在了交待他那屆政府的部分過錯和誤判上。甚至他為自己當總理時所作所為的辯護也採取了這種形式。在社會黨1938年6月大會上做的講話中，他說，他決定晚至1936年9月才開始進行貨幣貶值（如果提早至6月，則影響可望更大，也更有成功的把握），這是有道理的，他承認「我們推行了一次在技術層面上無法保護所有可能利益的貨幣貶值，因為我們想限制貶值可能導致的經濟和社會不公。這條原則是對的。它的失敗和缺憾，我都接受」。

基於這些原因，布魯姆得以在1936年6月瑪提農協定簽訂后推行更多的改革，比此前法國一代人看到的加起來還多：大幅提升工資、一周40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以及集體勞動合同商談權。一旦工人結束了罷工，放棄了靜坐，資方恢復了鎮靜，再想實施一些讓社會信服的舉措就沒那麼容易了，不過布魯姆還是成功通過了其他遲來已久的變革措施，特別在法國國家銀行的經營、穀物價格的規範化和國有鐵路的管理等方面。但是，人民陣線取得的主要成功——它的存在本身，它成為執掌法國的第一個社會黨政府，以及各種社會和行政改革措施在非常環境下快速得到通過——只有一部分應歸功於布魯姆本人的努力。

但是和另一位出身法國東部、效忠共和的猶太人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不同，布魯姆對自身的猶太性仍有清醒的意識。布洛赫在《奇怪的戰敗》中寫有一段著名的話，以示拒絕一切種族認同——「我是一個一切教條的局外人，一切以種族為基礎的偽生活和精神社會的局外人，我一輩子都認為，我首先是，也只是一個法國人。」偶有一次，布魯姆也覺得有必要針對那些指控他主要為「國際猶太民族」效勞的人做出回應，但他的自述與布洛赫有點兒不一樣。1923年，在一次法國議會演講上，他對他的議員同行們說：「我生在法蘭西，長在法蘭西的校園。我的朋友都是法國人……我有權認為自己已完全同化。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猶太人。我也從未在自我意識的這兩個方面之間看到任何矛盾、任何緊張。」13年後的1936年9月6日，他在巴黎呂納公園告訴一群略有敵意的觀眾：「我是個法國人，以其國家為傲，以其歷史為豪，我和所有人一樣為其傳統所滋養——不管我屬於哪個種族。」九九藏書

他開門見山地提出：總理應（參照英國的樣板）擁有更多的執行權，不能像第三共和時期常見的那樣，在領導政府的同時兼管一個或若干個部門。1875年的「奧爾良派體制」不足取，應予以全面檢查，進行改革——在法國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自布朗熱政府以來，「體制改革」就是麇集反共和的君主主義勢力的陣地，到1940年則成為貝當主義者「可敬」形象的基礎。但是，布魯姆堅持認為，不能出於對「君主專制」的恐懼而犧牲強力的、有效率的政府。

布魯姆膺服於自己以及饒勒斯的論證，他無法想象有哪個講道理的人會不為之信服。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而不是出於有關階級利益或階級鬥爭至上的深刻信仰，布魯姆才推測說，那些還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人，要麼有直接的個人動機，因為他們在現行體制下過得很好，要麼就是還沒有見到社會主義的實例。不管在哪種情況下，他似乎都強烈地感到，自己有責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社會主義勝於雄辯的證據，呈獻給所有能看或聽到他的懇切召喚的人：「（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和宗教一樣，能夠利用每一個機會追隨懷有善願的心靈。」正如他在1919年的一本手冊里向讀者解釋的：「事實都是明擺著的，只要你想得到。唯一令人驚訝的是，有那麼多偉大的思想家擦肩而過卻沒能認出事實，就像那些途經未知大陸而杳不知其在此的航海者。」

作為總理，布魯姆能夠對他和他的政府的命運有所掌握的一個領域是在經濟政策方面。在這裏，失敗的責任顯然得由他承擔。但是，布魯姆令人費解的經濟政策——貨幣貶值方案被愚蠢地延誤了，極大地破壞了由需求主導的通貨再膨脹，以及限制工廠工時制度被生硬地推行——在當時得到了他的政黨和盟友的支持。他的右翼對手們在過去四年間釀成了通貨緊縮、貨幣升值過巨的僵局，現在攻擊他以縮短工作周和提升工資待遇來降低產量，但是鮮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議，他們利用自己在上議院中的多數席位，否認布魯姆有財政立法權，並準備一旦社會黨政府倒台，就把這一權力授予其後繼者。

1950年，77歲的萊昂·布魯姆去世后，他的聲望隨著史學和政治上的時髦觀點的變化而起起伏伏；人們對他自1936年6月到次年6月在第一屆人民陣線聯合政府中的短暫登場有各種相互對立的評價，許多流行的說法乃是由此而生。人民陣線是一個「錯失了的革命契機」嗎？在掌權一個月後，西班牙內戰爆發，布魯姆極不情願地投票表示不干預，是正確之舉嗎？或者換一個角度，布魯姆和他那些不懂經濟學的同志們是不是加劇了導致他們上台的經濟危機，然後又把危機歸咎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各種因素？儘管布魯姆懷著最美好的願望，但是人民陣線是不是促進了法國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全面垮台，併為1940年的崩潰鋪平了道路？布魯姆，援引晚近最冷酷的一位國外批評者的話說（他本國的反對者更凶），是不是「一個經濟上的稚童，一個虛榮的、以為人類的改良和黨派利益的要求彼此和諧一致的警句作家」？

對這種指控，也僅僅是對這種指控，布魯姆感到無言以對。在發表在《群眾報》上的一篇以「我是法國人」開頭的文章里，他提醒讀者，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出生於阿爾薩斯的法國人。「自從法國猶太人獲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來，我父親的祖先就姓了我現在的這個姓。」然而，他把自己的感情藏在了心底。正如儒勒·莫赫遭到誹謗時，布魯姆告誡他的那樣，「犯不上屈尊去回答。我被誹謗，被謾罵過，被詆毀……讓它們去吧，你不值得計較」。但是在對他的名字、外貌、個人愛好、趣味和種族幾乎日復一日的狂轟濫炸面前，布魯姆也不能完全無動於衷。當內政部長羅傑·薩朗格羅（Roger Salengro）因被指控在「一戰」期間當逃兵而面對一場粗野的、不公正的討伐時，布魯姆在議會裡為他辯護。他對薩朗格羅說，你會習慣的。但是，你越是不理會這種中傷，你就越是在自我欺騙，你對自己說，它們與你無關，「這種折磨能吞噬一個人的心」。

布魯姆被誇大的「性|欲」，他的有傷風化的、有性意味的舉止（不管是實有的還是臆造的），都是令他的敵人如痴如醉的話題——布魯姆在年輕時寫的提倡給予男女更大的婚前自由和經驗的《論婚姻》，也遭到他們的歪曲利用。他天生的人情味，他與眾不同的、有點兒時髦的、帶有世紀末考究的趣味令他飽受惡言誹謗。夏爾·莫拉斯本人在1936年1月的一篇文章里，把他形容為一個感傷主義的、頑固不化的雞|奸者——「碰見他的朋友沒有一個不被他在腰上這邊捏捏那邊摸摸，聽他拍拍馬，然後就翻來掉去任他擺布」——這個描述又被其他很多人挪用傳播。

布魯姆苦口婆心地告訴社會主義同志們，戴高樂是怎樣一個人，一個更具強力的執行機構有什麼好處。但對戴高樂，他也一貫直言不諱戰後民主政體中需要政治性黨派：「對它們，我們要改組，要更新，但不可以消滅。」只是到了戴高樂在戰後短暫執政期間，尤其是在那之後，開始對第四共和國日常政黨政治民主實踐橫生蔑視與排斥時，布魯姆才極不情願地背離了他。1947年，他抨擊戴高樂新成立的法蘭西人民聯盟蟻聚了舉國上下的反共和主義者、前納粹分子和反動勢力。至於將軍本人，用布魯姆的話說，已經「比公民更像個顯貴」了。最後，儘管老大不願意，布魯姆還是「把關於總統權力的理念鎖回了抽屜里，壓在我的內心深處」。

至於社會黨，儘管它可以自稱擁有幾個人物，有能力控制或發動一個左翼群體，儘管一撮巴黎知識分子給它的花名冊和議會代表團平添了幾分高雅，但要說到一個集思想、道德和政治資本於一身的人，還沒有誰能望布魯姆之項背。這就是他能成為這個黨「天然」的領袖的原因，也是有這麼多黨員儘管嫉妒、銜恨於他的天才，仍然接受他的領導的原因。

儘管布魯姆再三保證恪守溫和之道，並堅持說人民陣線政府沒有發動革命的野心，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領導的激進黨仍從一開始就對1936年的罷工、佔領工廠和社會變革的革命傾向十分緊張。社會黨分裂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布魯姆的溫和（他的政黨中的左翼夢想著人民陣線新政府能領導，或至少是支持他們通過街頭革命奪取權力），之二則在於布魯姆自己逐漸認識到，必須勇敢地站出來抵抗獨裁者們；雖然有兩種因素強化了19世紀法國社會主義的反戰情緒：凡爾登記憶，以及不惜以任何代價保衛和平的心理；布魯姆自己也長期恪守維護和平的宗旨，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歐洲局勢的性質越來越明朗，他不得不含恨擯棄了它。

儘管如此，在某種布魯姆從未坦承的意義上，他是個局外人：他不是戴高樂或丘吉爾那種意義上的局外人，他們憑著意志力掌控住自己的國家，能做到這一點，靠的完全是政界外來者的身份；他是局外人，是因為在同時代人堅持界定「法蘭西性」時，他從未成為一個很法國的人。布魯姆無法明說這一點，或許是因為他知道共和法國對「猶太性」的精確定義意味著什麼，但是在1897年11月，他藉助「歌德艾克曼新對話」中的「歌德」之口表達了這個意思：「我並不熟悉那種代代相傳的虔誠，它把那麼多人關進一間屋子，或限制在一小塊土地上；這是全人類病患的根源之一，是人就現狀進行諸多變革的最大障礙。」布魯姆會說，是這種溫良謙和的視野，這種無根源的獨立思想，使他成了一名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他無疑是對的。而他的敵人則由此看到了他和他們的本質不同——他們也是對的。但是，超越於一個範圍有限且又為人設限的一代人的圈子之外，萊昂·布魯姆卓然獨樹，成為一位偉大的法國人，首先靠的也正是這一點。

所有這些都在1934年改變了：法國共產黨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提出與其他「反法西斯」政黨聯合；1934年2月6日，一群右翼暴徒幾乎佔領了國民大會，愛德華·達拉第的激進派政府慌忙下台，布魯姆的社會黨人被這個事變嚇呆了，決定靠攏激進黨與共產黨人，共建一個政治聯盟。在隨後於1936年1月進行的大選中，藉著兩輪投票制的東風，人民陣線政黨在沒有任何大幅凈增票數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較大優勢獲選上台。

當然，布魯姆是對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一項「革命攻勢」不管意味著什麼，都缺少政治上的可能性，也超出了布魯姆及其政黨的行動和想象的範圍。不過，對他們而言，「革命攻勢」無論如何也是一種假想的選擇，換一種時局，它或許能幫社會黨人解脫困局。因此，與其說是在布魯姆對社會黨同僚們的發言里，不如說是在支持他理論的假定里，可以發現鮑朗所謂的「單一、簡明的解釋」——是對人民陣線的興亡的解釋，更是對萊昂·布魯姆和法國左翼悲劇性的政治軌跡的解釋。

布魯姆的一生和他的公共生涯是懸在他的國家面前的一面鏡子，照出了20世紀法國很多最好也最壞的方面。他堅定地持有一個普適的、平等主義的、講究公益心的共和法國理想。布魯姆真誠地相信他在「在人的範圍內」一文中所說的：「我滿懷自豪地寫道，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間的和諧，對法國人比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任何公民而言都更確定、更自然，因為法蘭西的特殊氣質……始終理解並且內含了這一高尚的要求：為全人類的目的而思考，而行動。」正如奧地利流亡者馬內·斯珀貝（Manès Sperber）在回憶錄里說的，布魯姆會十分高興地看到，「來到法國的政治移民從來沒有像在人民陣線獲勝后的頭幾個月里那樣，獲得那麼強烈的歸屬感——以後也不再有可能了」。

這是人民陣線聯盟形成后收穫的第一顆意外的果實；人民陣線的行動綱領一直有意保持含糊，對於一個生搭硬配起來的政治三角同盟而言倒是很適合。第二顆果實則是，布魯姆領導的社會黨取得了多數選票，而此前激進黨一向是傳統左翼中的第一大黨。就這樣，布魯姆和社會黨人異軍突起，受命組建政府。選舉勝利的第三個意外結果是，1936年五六月間，全國的勞工大眾幾乎同時發動了一系列靜坐和罷工，近20年來，這個群體連最謹慎的改革都無法忍受了，他們對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的前景信心爆棚，表現出狂熱的樂觀情緒。

尤其是，布魯姆在1920年毅然承擔起確保社會黨—共產國際法國分部不因與共產黨人決裂而「右轉」的任務，這種轉向將會把整個「革命傳統」拱手交給共產黨人，後者聲稱這是他們的專利。他擔心「革命的權利旁落」，後來，他也是以此為由，為法國社會主義者在1936年前拒絕和未能掌權並全面參与共和國事務辯護；但是，這也確保了法國左翼在1940年之前和之後至少能擁有一個領袖——一個矢志不移地保衛當時被認為是堅定的左翼立場的領袖。布魯姆始終如一地這樣做，這也揭示了為何與這個人毫無共同點的千百萬選民和黨員，自發地在他身上看到19世紀偉大激進傳統繼承人的影子。

類似的論調還有太多太多。若干年後，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產黨政變數日後，布魯姆為《群眾報》寫了一篇社論，解釋了政變對法國社會主義者而言，為什麼是個良心問題：我們自己為東歐的社會主義同志盡了力嗎？「是我們鼓勵他們和本土的共產黨人聯手的：面對他們的緊急請求我們裝聾作啞，對當下的現實視而不見，我們還阻撓來自反共流亡者或受共產黨迫害的人士的支持。從東歐社會主義者的角度考慮，我們理應更積極地雪中送炭。」這種懺悔的口吻，這種對自己魯鈍的天真馬後炮式的認知，這種講給自己以及社會主義同志們聽的諄諄道德教誨，無一不是典型的布魯姆式行為。

1936年6月成立的人民陣線政府，脫胎於1935年為了對抗各種新興法西斯團體迫近的威脅而建立的共產黨—社會黨—激進黨聯盟，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收穫了一場戲劇性的失敗；它的成與敗不僅直接導致了自己一年後的垮台，還導致了右派的失望、惱怒以及最後的報復。到1939年戰爭爆發時，人民陣線已經支離破碎；共產黨人當初僅僅是同意支持布魯姆政府，但並沒有參加進去，現在早已掉轉槍口，在經濟政策、不干預西班牙內戰和慕尼黑陰謀等方面抨擊布魯姆和隨後執政的激進黨。

布魯姆思想中的道德特色有時不易察悉，有兩個原因。首先，他在氣質上是個不動感情的人，比如在審美上，他就很反感法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自我陶醉式痴狂，他經常更多地強調一本書、一個法律判決、一種政治抉擇或一種歷史解釋中理性的一面，而不是道德的一面。但實際上，他整個世界觀是由道德預設驅動的。在布魯姆假託一個新歌德之口表露自己思想的「歌德艾克曼新對話」（1897—1900）中，歌德嚴責盧梭，認為後者不應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孤兒院托給他人養護。「歌德」還斷言，國家有道德責任和義務扶助貧困者，教育年輕人，保護老年人，諸如此類。布魯姆認為「國家」是一個發展中的、有生命的實體，有自己的責任和目標，這一清晰的立場在他一生的作品中貫穿始終。這個獨特的社會主義國家內生於所有國家之中；因此，社會主義的部分目標就是使國家道德化，而國家反過來再促進社會道德化。他對法國大革命的解讀表現出對其所有形式和階段不加批判的同情，正是和這一看法完全一致的。

這種吸引力絕不僅限於他的同志和朋友。兩次大戰之間布魯姆的所有公開活動都表明，聽他的講話，不管什麼年齡，哪怕是敵意最重的人都會為之折服。約瑟夫·保羅-邦庫爾（Joseph Paul-Boncour），前社會黨政治家，後來離開了工人國際法國分部，絕不屬於布魯姆的死忠之列——他曾描述過20年代政治集會的緊張氛圍，共產黨人和右翼分子用侵略性的、常常十分激烈的詰問打斷講話：「到我們能夠開講的時候，眼看著這個貌不驚人、嗓音輕微，也從不使用小伎倆取悅觀眾的人，完全憑著他的高超的智慧和精緻的分析鎮住全場，真是妙不可言。」儒勒·莫赫等人也有類似的印象，他們說，就連外省的鄉野村氓都對布魯姆敬畏三分，崇拜有加。

因此，共產黨官方代表在1940年12月會要求出席將在里永進行的大審判，希望能發表對布魯姆不利的證言，就不足為奇了。虧得當時申請被駁回，否則共產黨戰後的巨大名聲就要打折扣了，而法共的御用歷史學家亦長期否認曾經提出過這一申請。但是，法共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哪怕假裝喜歡過布魯姆。1947年冷戰開始，他又挨了一次集中炮轟。1947年9月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雅克·杜克洛要向心存疑慮的東歐和蘇聯同志們表示法共的革命誠意，但拿不出更有力的證據，只好重複他的黨對社會黨領袖不知疲倦的攻擊：「法國共產黨從未放過布魯姆。我們一直在向他進攻。」這一次，杜克洛毫不掩飾地說了真話。

這話聽起來是對的。20年來，大多數時間裡布魯姆用在身邊的人不如他頭腦發達——後來的情況表明，其中許多人正是因此而常有怨氣，乃至對他懷恨在心。他自封為理論和信仰層面上的發言人，從他嘴裏說出的觀點和思想，若是見於他當初在行政法院時期寫的文章之中，他讀到了都會不屑一顧的。他的身與名都服務於一場有時胸懷狹隘，且始終帶有一點兒地方性色彩的政治運動；他比大部分同時代人都更清楚國家眼下面臨的問題，但卻把深廣的才華和精力都獻給了一個被他自己推入黯淡未來的目標——社會主義革命。他得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通過各種宣傳冊、文章和演講用無比清晰的闡述和論證來說服人們：這些人肯定是好的，這種理論肯定是正確的，這個運動肯定是至高無上的，未來也定會如他所願。而他說服的第一個人，正是他自己。

這些言論在人民陣線時期被削弱了下去，但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訂后激發出一場震怒。1940年初，法共領導人莫里斯·多列士發行了一本小冊子《萊昂·布魯姆的真面目》，在其中，這位人民陣線多年的舊友這樣描述他：「布魯姆有著米列朗那樣的對社會主義的厭惡，有畢蘇斯基的冷酷，墨索里尼的殘暴，諾斯克那種嗜血者的怯懦，以及托洛茨基對蘇聯的憎恨。」多列士辱罵布魯姆「醉心於風雅，他的語言，他那做作的姿態……」以及他「玩弄概念的癖好」。多列士總結說，布魯姆是一條「走狗……虛偽得恐怖……扭動蛇行，面貌駭人，嘴裏嘶嘶有聲」。

但是，即使渾然不察這個國家正甚囂塵上的反猶主義，布魯姆也不能只「假設」一下就把自己的猶太血統打發過去了。他跟自己的猶太性相安無事（1937年他作為代總理出訪布拉格的時候，把拜訪猶太教堂作為一站），但是他對法國猶太社會卻屢有尖銳的批評。在《回憶往事》（1935）中，他痛斥「猶太富人、中產階級猶太人和猶太公務員們當年害怕支持德雷福斯的鬥爭，就跟他們現在害怕反法西斯戰爭一樣。他們只想鑽進地下藏起來」。他蔑視那些在1936年企圖用一份終生養老金為條件，赤|裸裸地誘使他放棄總理職位、勿威脅到猶太同胞的利益的人——例如巴黎的大拉比。1938年，在國際反猶太聯盟的一次會議上，身為主席的他說：「世界上最噁心和無恥的莫過於法國猶太人的嘴臉了，他們企圖向別處的猶太流亡者們關閉起法國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