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太明白自己的處境了。他幾乎一直在公開表達的情感和個人完全不同的直感之間被撕來扯去。這種情況同等地體現在他的政治觀、道德和文學上的看法，甚至他的私人交往之中。「多年來我試圖按所有人的道德生活。我努力和所有人一樣生活，為了和所有人相像。只有當我所感所思實在異於所有人的時候，我才說出正確的東西，而結果卻是一場災難。如今我在廢墟中徜徉、佇立，獨自一人，我接受我的命運，屈從於我的所有個性和弱點。我將不得不重建一個事實——當我在一種謊言中度過了我全部的人生之後。」

但是很不巧，阿倫特的斷言跟法國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寫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繆的光芒開始黯淡之時。到1960年1月4日因車禍去世時，他的聲譽已呈直線下跌之勢，哪怕三年前剛拿了諾貝爾文學獎。該獎宣布的時候，批評家們爭先恐後對獲獎人蓋棺定論：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稱，授獎給加繆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嘉獎了一個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傾的《法蘭西觀察家》則認為瑞典學院可能認為它正在選出一名年輕作家（加繆去世時也不過46歲），但實際上它導致了一種「早熟后的僵化症」。人們普遍認為，加繆的黃金年代已經離他遠去：他已有多年沒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級作品了。

加繆是個非政治的人物。他並非不關心公共事務，或對政治抉擇無所謂，但他本能地、在性情上就不是個隸屬某個團體的人（在其個人浪漫的生活與公共活動中都是如此），政治介入的魅力令當時的法國人神魂顛倒，於他卻只有寥寥的誘惑。用漢娜·阿倫特的話說，如果加繆和他那一代果真「猶如受一台真空吸塵器的吸引而浸於政治之中」的話，至少加繆一直在抗拒這股引力。許多人咬住這一點來反對他；這是因為他拒絕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團亂麻中採取立場，而且，或許更是因為他的作品就整體而言都是抵制公共激|情的產物。加繆的同輩人覺得，對於一個其思想的影響如此巨大的人而言，他沒有把一種教誨或一個信號注入其作品——從加繆的作品中根本讀不到任何鮮明的政治性信息，更看不到一個人政治能量的合宜的運用——這看起來夠得上不負責任。用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話說，「倘若你在政治上忠於加繆，就無法想象你能加入什麼黨派」。

至少對加繆而言，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悖論在於其強調政治介入。倘若沒有來自外部的責任或理由促使我們去選擇，倘若說除非做出選擇，否則我們的自由就是無邊無際的話，為什麼我們要採取這個公共立場而非那一個？從薩特的觀點出發，介入知識分子的處境在最好的情況下是自相矛盾，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自我放縱。加繆在1951年《反叛者》出版，薩特的《現代》雜誌隨即發表評論導致兩人決裂后，對他前友人的理論做出了這一懷疑性的判斷；但是他本人厭惡公開表明的政治姿態，其原因卻是由來已久，且與此大不一樣。

加繆用責任取代理性。事實上，他的作品表明了一種責任倫理，它是專為用來反對信念倫理——他同時代人的標誌和污點——而設的，只是加繆的「責任」概念完全不同於韋伯構想、阿隆使用的那個「責任」。現在回首，我們會發現他是在竭力提出一種完全外來的理念，一個那個時代的法國政治和道德哲學很難表達的理念：通過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作品，英語世界的讀者都已懂得，生活和思想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真理，但每一種真理都可能是不完全的。羅蘭·巴特在《鼠疫》中幾乎已發現了這個理念，但他覺得它讓人犯難，還有政治不正確之嫌。

在《反叛者》中，加繆攻擊了時人的「英雄主義」：他們搬出「歷史」，賦予自己的公共參与以正當性，證明他們無視人類為激進政治抉擇所付出的代價是有道理的。但是，和其他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相比，他把這看作「神化」歷史的後果，一個去神化社會的悲劇——它把自己用作宗教代用品，進而成為自我崇拜的對象。這不是加繆的偶現靈光；1957年，他在談斷頭台的文章中進一步深化了這種觀點，而且顯而易見，這也是他1946年到1951年間撰寫各種談正義和政治適度的文章（《反叛者》本身就寫了大約6年）的一個潛在的動力源。今天這個論點已平平無奇，近年來，針對黑格爾及其後繼者帶給歐洲政治思想的損傷的「黑格爾式」批評在法國蔚然成風，但在1951年，它還是一種對法國本土模式激進的、膽大包天的背離。

加繆遁入沉默，他對此無愧於心：「在言論將導致他人生命被無情剝奪的時候，沉默不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但這種立場很難向人解釋，甚至招來了定位合理、持論公允的論者的拒斥和批評。雷蒙·阿隆在《阿爾及利亞悲劇》中指出，加繆心懷正義訴求，希望寬容、同情地對待一切派別，但結果，阿隆以為，他的思想水平仍無法超越一個動機良好的殖民者的水平。本著現實主義的態度，阿隆的判斷可能是恰切的，因為事實上，加繆在沉默中得出的答案——保持現狀加上必要的改革——到1958年的確成了南柯一夢。要麼新民族主義者帶領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要麼法國以武力維持對它的統治，耗費越來越多的人力和社會財富。永遠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或許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加繆總體上避免了滑入一種持續性的怨憤情緒之中（儘管《墮落》的主人公面對等待他的末日審判諷刺地答道：「讓我恭恭敬敬地笑吧。我無所畏懼地等待著：我知道最壞的結果是什麼——審判人類」）。他在1958年《流放與王國》序言中寫道，每個藝術家都獨有一處泉源，滋養他的生活和作品，否則他的作品就會「枯萎、坼裂」。對加繆而言，這個泉源就是「貧困與陽光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了這麼久，它的記憶仍在把我從威脅著每一個藝術家的兩種相反的危險——怨恨和自滿——中拯救出來」。不過他還是付出了代價：雙重流亡——先離開自己的家鄉和源泉，來到巴黎後繼續內心流亡。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展示了加繆在幾個相互分離的時期與時代及其位置的關係。我說了他不是個哲學家，已有人澄清過這一點；他也不是正式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自己後來也曉得。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豐富的證據，證明他與任何一個政治營壘都不合拍，證明戰後法國社會氛圍的政治化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也有大量依據表明他嚮往阿爾及爾那片熟悉的地域，以及長期無法適應巴黎的環境。哲學家，介入知識分子，巴黎人——這些身份都與加繆無關。但他肯定是個道德主義者，儘管他對這個術語懷有疑慮。

加繆關於「反叛的人」——其實也就是政治人——的個人觀點，過多地導源於他對所有不當舉措及後果的反對。雷蒙·阿隆在與進步知識界的論戰中，不僅指責對方在認識論上的混亂，還揭露了他們談論政治時前言不搭后語的顯著弊病。而加繆也只能抓住一個主題，即道德上的污點來說事，因為他本人在講到政治實踐時也經常語無倫次。在他最後一次參与有關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公共討論，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956年1月《快報》的文章中，他一意追求的超然（站在阿隆的立場上看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盡顯無遺：「我堅決相信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是有可能自由往來的。我也相信這種自由、平等的人民間的往來是最公正合理的解決途徑。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對各種不同觀點進行長時間的苦思冥想之後，我被迫誠懇地接受針對它們的所有質疑。」

加繆在「二戰」爆發時告別了故土，此後阿爾及利亞的狀況天翻地覆。同樣大變的還有更大範圍內的國際形勢。到50年代中期，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們得以在埃及、伊拉克以及更遠的地方尋找先例和榜樣，這種看法進一步加深了加繆與他們的隔閡。在他眼裡，納賽爾（Nasser）也好，摩薩台（Mossadegh）也好，都不過是歐洲革命幻夢的複製品而已，他們利用了合法的社會不滿情緒，將其摻入了一種有害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混合體，而這種混合體與他自己的理想或阿爾及利亞人的需要全然無關。

至少就加繆這本書的結構和論點而論，薩特說得沒錯——他對加繆人格的剖析也犀利而無情：「你的自鳴得意和容易受傷令人沮喪，使我們無法告訴你全部真相。」但是，令加繆深受傷害的不是薩特的話本身，而是話語帶有的絕對權威性：這個說話者從法國一流中學畢業升入巴黎高師，進而像阿隆一樣，躋身國家頂級哲學教授的行列。

然而，從《反叛者》的出版引發了他的主動「自絕於」左翼知識分子社會開始，加繆的內心流亡呈現出一股更刺耳、更自怨自艾的調調：「所有人都跟我對著干，要把我往毀滅的道上無情地推一把；竟沒有一個人伸出手幫我，給我愛。」誠然，加繆自那以後就在他以前的熟人中遭到了嚴厲的貝殼放逐，他後來的作品——《時文集III》《反與正》或《流放與王國》里的短篇小說——也都受到評論界出奇的冷落。但是加繆不是沒有朋友，他的作品仍然暢銷，況且最後，他還在1957年拿到了諾貝爾獎——不是薩特，更不是馬爾羅（Malraux）。如果說巴黎知識界核心集團的傲慢讓加繆很受傷的話，那也是因為他的一部分自我——即使只是一部分——渴望著他們的認同和接納。

在50年代的巴黎，加繆和「國外」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同病相憐十分明顯，這與他和法國同僚的經常性疏遠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反叛者》出版以後，是維托爾德·貢布洛維奇（Witold Gombrowicz）（在遙遠的阿根廷）要切斯瓦夫·米沃什把後者自己的作品寄給加繆以示支持，又是漢娜·阿倫特在1952年4月給他寫了一封熱切而崇敬的信，讚揚他這本書。他和圍繞著《證據》雜誌的作家們過從甚密，即便他並未一直支持他們的政見；義大利媒體如《世界報》和《現代》也對他十分歡迎。

在本質上，加繆的作品為阿倫特「平庸的邪惡」論奏響了先聲，這一說法現在已廣為人知，但加繆本人作為道德家，卻十分明智地沒有使用這樣一個術語。在極端的處境下，很難簡單地、妥當地區分善與惡，有罪與無辜。人在各種複雜交織的動機的驅使下可能行正確之事，同時也很容易出於最良好的動機——或根本沒有動機——而犯下大過，鑄成罪錯。我們固然不能由此推論說，人類招致的瘟疫實屬「天災」，是無可避免的，但為瘟疫尋找禍因，派定責任，也絕不是小事一樁。政治標籤和政治情感簡化處理人的行為及其動機，使我們的理解變得生硬而黨性十足。更有甚者，這些東西還會火上澆油，使它們言之鑿鑿地診治的病症愈發嚴重。

並不是沒有人讀他：《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都是大中學課程里雷打不動的讀物，直到現在依然位居國外千百萬學生的閱讀書目之列。阿爾貝·加繆的書，在其一生及去世后一段短暫的時間內成了世界性的「經典」。但是這也被人用來反對他。70年代中期，漢娜·阿倫特本人去世的時候，阿爾貝·加繆早已不屬於巴黎文化的熱點和風尚，幾乎就像個外國人，甚至到了今天，當他的聲望正在緩慢地局部性復甦的時候，他也不知何故地不在當代知識分子關心之列。加繆身上有些地方不合時宜，甚至不那麼法蘭西了。當初他輕輕鬆鬆就當上后抵抗時代法蘭西的代言人和化身，眼下這種狀況卻令人費解。究竟是怎麼回事？

加繆能回應的無非是他那些個人成見（巴黎滿是「偽大人物」）、他的懊喪感（他在筆記中寫道：「巴黎是座森林，野獸遍地，形容醜惡」），以及他在《墮落》中對巴黎的著名描述：一個裝滿鋸齒鯉的池子，它們只需五分鐘就能把一件藝術品撕了，僅僅出於毀滅的快|感。

必須指出，儘管加繆在掌握真理和時代困境方面高出法蘭西時人一籌，但和庫斯勒、阿倫特、斯珀貝、西羅內、米沃什、鮑里斯·蘇瓦里內（Boris Souvarine，斯大林傳記作者）或奧威爾相比，他誠實的品質和洞察力似乎並不那麼突出，他或許應該被看作這群人精神上的同志。所有這些作家的共同點，是對20世紀罪惡的了解甚至迷醉。用阿倫特的話說，「惡是戰後歐洲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基本問題——正如上一場戰爭之後，死亡成為基本問題一樣。」

加繆一直把自己定性為「作家」，跟人談他的「藝術家」困境。從戰後初年他的公共曝光率和影響到達巔峰，到50年代後期阿爾及利亞悲劇令他陷入沉默，他發表和未發表的文字中都遊動著關於藝術家被迫去做一個公共人物、被迫背離自我的重重思索。有時候他通過筆下的人物發言——《鼠疫》（1947）中的里厄說，他沒有英雄主義或聖徒情結，只想做一個人；有時候在他就公共參与發表的洪亮宣言中，隱隱透露出一種本能的撤退慾望：1948年12月，在普雷耶爾廳對短命的革命民主同盟的一群知識分子發表的演講中，加繆宣稱：「面對當代政治社會，藝術家唯一不變的態度……就是毫不妥協地拒絕。」一般而言，至少到1951年，他的這些想法還僅限於私人筆記：渴望退出這個世界，渴望克服他對公共參与的「精神崩潰」。

布拉西亞克在1945年1月遭到審判。在針對新聞業內主要合作者進行的審判中這是第四起：上一年的12月，保羅·夏克（Paul Chack，《今天》的一名記者）、呂西昂·貢貝爾（Lucien Combelle，《民族革命》的主編）和昂利·貝若（Henri Béraud，《格蘭古瓦爾》的東家之一）相繼受審。但是布拉西亞克的才華遠遠超過另三人，他的案子受到當時其他社會精英的關注程度也大得多。審判從一開始就（經布拉西亞克本人認可）確認了他是一名前維希黨人、反共產分子、反猶分子及夏爾·莫拉斯的信徒。但是焦點在於：他是不是一個叛國者？他有沒有為德軍取勝效力，有沒有協助德國人？由於這一指控缺少確實的證據支持，檢察官便把控訴重點轉移到布拉西亞克作為著名作家的責任上來：「你的文章煽動了多少年輕的心去反抗游擊隊？你得為多少罪行承擔知識分子的責任？」用人皆能懂的話說，布拉西亞克是「文奸」。

從某種意義上說，加繆和《墮落》里的克拉芒斯一樣，為自己的怯懦而進行過度的自我責罰——10年之後再看，這正是加繆的真實寫照。克拉芒斯沒能挽救沉河而亡的女子，耳邊一直迴響著她的叫聲，而加繆心頭則總縈繞著那樣一些場合：心裏有話，卻因個性的敏感和政治上的忠誠而欲言又止，要不就訴諸一種啞默的、易為社會接受的形式。然而那些年間，很少有加繆的讀者能看到他的這一點——戰後年月里法國知識界其他人的自我審查可見一斑。加繆情感上的直接、坦率、公允十分明顯：1948年12月他嚴肅批評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沒有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存在著與斯大林的蘇聯相同的罪惡，而就在僅僅兩個月前，他還公開抗議左翼領導人對知識分子施壓，命令他們緘口不談蘇聯對藝術家的清洗，免得親痛仇快，讓右派「得意」。

正是來自其早期作品的這一思想，使得許多人在加繆身上看到了薩特的那種「存在主義」：在一個被剝奪了絕對知識的世界上尋找道德位置。但後來的《反叛者》則顯示，很長時間以來，加繆一直疏遠《現代》雜誌的一圈人，走向與他們觀點對立的一邊。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或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詮釋的黑格爾］意義上的屈服於「必然性」、讓個人選擇屈從於「歷史」的要求，是一種反動而非激進之道，即便訴諸理性也沒有多少吸引力。在戰後初期的一篇文章中，加繆試圖指出古代反動分子與現代反動分子（右翼和左翼）的區別在於：前者主張理性一無所能，而後者認為理性可以決定一切。

不過，儘管他反覆重申堅持無根而冷酷的巴黎世界和自己那陽光普照的、俗世的、非審判的地中海泉源，加繆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南方人（他本人時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他的氣質冷漠、疏遠，刻意地不動感情（他最後一部小說中一些精彩的抒情片斷除外）。無疑，以南方「溫和」的美德去抵抗「北方」（政治上和美學上的）的極端主義，以北方鉛灰色的光線做對比，提醒自己和讀者南方有著伸手可觸的肉|欲等等，對他而言是順理成章的。

加繆矛頭的真正所指當然不是左翼，而是政治極端主義本身。貫穿《鼠疫》全書的是一群溫和的、善於道德權衡的人物，他們的反抗不為某種理想，而是出於反對不寬容和不妥協。在冷戰期間的作品中，他一再警告人們小心為意識形態辭令付出道德和政治的代價：「我們以對資產階級社會濫用自由提出敏銳的、良性的詰難起始，卻以懷疑自由本身告終。」最後，知識界和政治界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兩極分化令他徹底絕望，他這樣總結道：「右翼賦予左翼以排他的道德權，收穫對愛國主義的壟斷權作為回報。法蘭西一敗再敗。而它本來用得上的一些道德主義者，卻在國難當頭時悲哀地遭到了除名。」

加繆和米沃什、格拉斯、阿倫特，以及康拉德·耶倫斯基（Konrad Jelenski）、阿瑟·庫斯勒、馬內·斯珀貝和他在巴黎遇到的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都屬於自願或非自願的流亡者，是東歐和南歐消失了的無國籍社會的後裔——在那裡，德國人、猶太人、希臘人、義大利人、波蘭人、法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多年來生活在一起，互有齟齬，卻也成就斐然。他們被「一戰」趕出了家園，被「二戰」及其後果所消滅，他們組成了一個十分特殊的臨時群體，正如阿倫特在1947年一篇寫給卡爾·雅斯貝爾斯的獻辭中所說，現代文壇是由「大洪水中的僥倖倖存者」違背他們的意願建立起來的。

然而，幾個星期後，加繆已經開始對全國作家委員會及其他進步團體鼓吹的簡易審判和處刑提出質疑了，他懷疑這種審判有欠謹慎，甚至不公正——在共產黨新聞工作者皮埃爾·埃爾韋（Pierre Hervé）斥責他不該同情那些受刑變節的抵抗者的時候，他的後退姿態就更明顯了。尤其令作家加繆大惑不解的是：勝利者陣營里的知識分子們竟如此草率地就把知識分子中的通敵者列為特別嚴懲的對象。因此，3個月前，他義正辭嚴地建議把罪人們從政治體中切除並「消滅」；3個月後，我們就在那場衝著戴高樂去https://read.99csw.com的，要求寬恕羅貝爾·布拉西亞克的未遂的聯名請願中看到了加繆的身影。

巴黎是這些人天然的聚居地——1933年至1940年間唯一安全的天堂，也是1945年以後唯一令他們大多數人感到有意思的地方。英國很安全，但很大程度上冷若冰霜；而紐約，即便對那些來到這裏安家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而言也已經是一個半外國化的世界了。加繆是在巴黎見到德國和東歐的流亡者們，以及伊尼亞齊奧·西洛內、尼科拉·喬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或德尼·德·魯日蒙（Denis de Rougemont）等人的，在他們看來，在巴黎自願或出於偶然地流亡，能使他們在自己國家——義大利或瑞士——感受到的政治或文化上的邊緣化變得更可容忍一些。

薩特自然是口無遮攔的。他寫給加繆的公開信（當加繆針對讓松發表在《現代》上的評論給《反叛者》做自我辯護的時候）開門見山：「你的書僅僅是證明你的不通哲學嗎？它是不是用你倉遽搜集的二手知識拼湊起來的？不否認你的論辯很精彩，不過要是論者不得不點著燈才能搞明白你那虛弱、含糊不清、雜亂無章的推論呢？」

如今一切都事過境遷了。馬克思主義幻夢宣告破滅，針對法國晚近歷史的研究痛苦而有限地持續了20年後，維希的創傷還在潰爛，一代知識分子巨頭們日漸縮成一堆令人難堪的引文，但正義者加繆，用一位評論家富有預見性的話來說，仍是「一個卑瑣至極的時代最高尚的見證人」。在那個時代，媒體知識分子自吹自擂，對著一面由烏合之眾組成的膜拜之鏡百無聊賴地梳妝打扮，而加繆光天化日下的誠實——他昔日的校長所謂的「本能的克制」——擁有貨真價實的感染力，是一件在塑料製品的世界裏手工完成的傑作。早在1948年2月，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就已經這樣刻畫加繆了：「我被他的面容所打動——如此充滿人情，如此敏感。他身上的正氣盡顯于外，簡直讓人不得不立刻就肅然起敬；一言以蔽之，他跟別人不一樣。」

表面上兩人都說在任何一個價值體系中，人都必須把忠誠、愛、友誼置於公共義務或一種抽象概念之上。再審視其時代背景（福斯特在30年代一觸即發的政治氛圍中寫下這段文字，加繆則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高潮之時發表講話），兩人的宣說都堪稱石破天驚、離經叛道。但是，這種相似只是表面上的，透過其中的區別，加繆真正的特質可見一斑：加繆並沒有一般地認為一種形式的忠誠高於另一種，他很難確認這一高下區分（比如，他就認為他寫于抵抗運動期間和之後的寫作既是出於友誼，也是出於愛國精神）。

這並不是說加繆以他的受教育程度為恥，相反，正如他在《第一個人》中的一些感人的篇章以及很多私人信件中所說，他為他的成績感到驕傲，對第一位老師的知遇之恩銘感於內：當年他的老師以半個繼父的身份走進加繆的生活，鼓動其母和祖母讓他參加獎學金考試，哪怕通過了考試（從而被當地中學所錄取）會令他許多年都無法為家裡掙錢。阿爾貝·加繆比他的任何一名戰後文人同伴都更像第三共和國的產品；第三共和的義務初級教育和次級獎學金競爭制度，對他和其他許多人的重要性無以復加。與此相應，雖然那個共和國累受攻擊，但它的道德和教學理念，對他比對同時代巴黎人的意義大得多。1958年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出版，加繆把它題獻給了他的啟蒙老師路易·熱爾曼（Louis Germain）先生。

1940年，剛到巴黎不久的加繆在給阿爾及爾的加林多修士（Christiane Galindo）的信中寫了他的印象：「這裏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偽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帶到了他們中間。我從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顯露出來，如此我才會有一種詭異的力量感。」加繆與他的新環境之間存在距離的關鍵就在於「一大半是些偽大人物」一語。他從一開始就感到與巴黎知識分子環境格格不入，乃是基於一個特別法國化的緣由：他新認識的大部分同伴都有的教育文憑，他卻沒有。

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對革命暴力懷有危險的同情心，加繆有理由對此格外關注。假如他能活得長些，能讀到讓-保羅·薩特給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做的序言（1961）的話，他就會看到這樣的語句：「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等於同時毀滅了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他壓迫的人；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的人；活下來的人將第一次感到，他的兩腳踏在民族的土地上。」事實上，《反叛者》和加繆對其批評者的鄙視尤其令薩特怒不可遏。薩特對這本書公開發難，還傲慢地貶損作者的短處，傷透了加繆的心（「我肯定正在為這本書付出巨大代價。如今我對它——以及對我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我們實在是難兄難弟」），無疑也加快了他退出政治寫作和公共生活的步伐。但是這本書不論長短，都是其作者的真實寫照，阿爾貝·加繆也在後來告訴羅歇·格勒尼埃（Roger Grenier）《反叛者》是其全部作品中最鍾愛的一本的時候，肯定地提到了這一點。

最後一句話暴露了加繆在這個問題上的癥結及其主要弱點。和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人道主義與恐怖》中表達的看法一樣，加繆也承認恐怖不可避免，但是他拒絕把恐怖正當化。這樣他就被薩特冷酷的邏輯抓住了把柄，後者譴責他濫用、標榜道德感性，把世界棄置一邊，令其自生自滅。《反叛者》本身還有其他弱點。它把「反叛」浪漫化為反對革命，這就暴露了一種情感上的無政府主義——加繆經常有這個傾向；而且，他竭力把藝術、哲學以及政治上的「反叛」混為一談，終致無可挽回的慘敗——「在這一點上，」用他的法國傳記作者的話說，「他很像個法國人。」但是所有這些缺憾都不能削弱加繆論點的核心力量：極權主義暴力的問題是我們時代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所在，蘇聯及其衛星國不僅受到啟蒙思想家的推崇，還被他們所統治——他們是西方哲學家理想的繼承者及其荒謬的實現。

我一提正義，莫里亞克先生就談仁愛——他寫道。他堅決表示：我反對寬恕；我們現在索求的懲罰是一種必需的正義，我們必須拒絕一種「神聖的仁愛」，它會把我們變成一個「叛國者和庸人的國家」，會讓那些有權要求正義的公眾心灰意冷。這是一個怪誕的回答，把現實政治和道德熱情混為一談，並且暗示說，在審判法奸的問題上大講仁愛或慈悲有屈膝之嫌，是不值得的，這是一種可能危及國家肌體的靈魂深處的軟弱。

在那幾個月全民復讎的氣候里，國家上下紛紛攘攘地討論哪些人的戰時通敵和犯罪行為應受懲處，應受多重的懲處，此時加繆發揮其影響力，支持對維希政權首腦及其爪牙立即施以嚴懲。1944年10月，他撰寫了一篇毫無妥協味道的重磅社論，其中的病理學比喻很說明問題。「法國，」他說，「她內部攜有一個異體，一小部分過去毒害過她的人，今天仍在繼續為害。這是些叛徒和無良分子。這就提出了一個事關正義的問題，既然他們也是國家的肌體的一部分，既然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消滅他們。」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者共產黨媒體的那些一心想擒賊擒王的人，無法要求他寫得更好了。

許多讀者認為，加繆言論中的道貌岸然不止一點點。1949年，萊昂內爾·阿貝爾（Lionel Abel）在《巴黎評論》上提到：「加繆的政治文章，從我已讀過的來看，浮夸、愚蠢、假崇高……近來他又開始辨別什麼是道德上可欲的和政治上有用的……加繆只想說出那些一目了然的善。」阿貝爾說得沒錯，不過他也聽出了奧利維埃·托德（Olivier Todd）所謂的加繆的「西班牙性」，托德認為這意味著一種有關榮譽和正直的自我認知，它會慢慢演變為一種令人厭惡的優越意識。加繆明白這一點，小心遮護著自我中暴露出的這一面。

也許，加繆最持久、最痛苦的流亡來自與自我的格格不入。首先，他是個身處巴黎的異鄉人——是他那本小說代表作意義上的「局外人」。這不是說他不適應知識分子的角色（除了在已提到的那個意義上），毋寧說，他有兩種相反的人格在同時起作用，他的同事們只是理解、領會到其中之一。在阿爾及利亞衝突期間，當他試圖解釋其另一部分，進而表白自己痛苦而複雜的情感時，鮮有人能明其心跡：「地中海把我內心割裂成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精心存放著記憶和名字，另一個世界里，風沙遠遠、遠遠地捲走了人跡。」

兩個世界的割裂一直困擾著加繆；西洛內的小說《麵包和酒》中，主人公說到一味空談農民理論、對農民本身情況卻不甚了了的危險，加繆就把這一節挑出來做了點評。。加繆終生都害怕斷根，擔心在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根之前就先失去了與故土的聯繫。漂泊的知識分子對自己身份的本能把握，賦予加繆的界限倫理和責任倫理以特別的主導地位。

加繆此言並不意味著人類只能以聽天由命、謹小慎微甚或溫和中庸的態度來應對自身處境。他仍然相信「反抗」各種形式的惡（心理和社會兩方面的）之必要性；但是，當下人們對「革命」這一概念，對人在理性的驅使下制訂計劃、集體動員的熱情，令他大為驚駭。加繆器重的是經典作家所謂的「權衡」，是一種超越恣縱的邏輯推理的審慎的智慧。身為作家，加繆通過具體的形象、直接的經驗思考，將其所有有關人類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理解與一種空間感聯繫起來——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理解的人性則（或許是完全）只受時間和「歷史」的限制。

但是，加繆首先是作為一名道德主義者跳出簇擁在阿爾及利亞事件周圍的知識分子的行列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一個人完全正確，作家和哲學家們被各黨派邀去支持他們的政治立場，而加繆則選擇沉默——沉默，哪怕再不招人待見，在他眼裡也是對他早年關於「說出真理」的自我承諾的一種延伸。然而在這個事件中只有感情而已，沒有真理可言。因此，加繆對阿爾及利亞事件深入的個人參與增添了他的痛苦，導致他做出拒絕支持任何一派勢力的決定；其實理當如此，因為正如我們所見，加繆嚴格遵從經驗和感情的命令。但是，這個結果也是他無論如何都會得出或者相信的。

甚至在後來冷戰開始，加繆在報紙上持續批判斯大林及其罪惡以後，他還是嚮往著「和平」，希望能找到一條「第三條道路」。1948年的幾個月里，這種希望讓加繆及其他非共左翼知識分子加入到薩特組織的民主革命聯盟之中。他甚至也和大多數人一樣批判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我選擇自由》的作者，他在1948年那樁著名的誹謗案中作為原告起訴共產黨記者皮埃爾·戴（Pierre Daix），因為後者抨擊他捏造了古拉格神話，寫那本書是奉美國思想部門指令行事。當然，加繆並未懷疑克拉夫琴科的證據，但他覺得此人十分噁心，甚至在1953年還寫道，克拉夫琴科「先是蘇聯政權的既得利益者，繼而轉食資產階級帝國之祿」——很不巧地，可能也在無意中附和了共產黨人的指控。

加繆從未完全認同過莫里亞克的觀點，例如莫里亞克奉行始終的「寧可放過一千，不能錯殺一個」。此外，他還反對一種假設，即維希政權是一小撮人或精英集團搞出來的。他堅持認為，維希人所謂「雙重遊戲」和「討價還價」是個普遍現象，也發生在其他民族其他政權之中，法國並不特殊。為什麼不承認呢？他關於法蘭西重建的看法更接近了不起的戴高樂，而非本國保守勢力里的黨派知識分子：「我們應不應該試試與過去的敵人，與那些並非罪不可赦的人攜手共建國家？抑或我們應不應該操起肇始於雅各賓派、如今已通行於極權國家的武器，把他們從公共生活中趕盡殺絕？」

這話有點兒言不由衷。當然，加繆缺少正規的哲學訓練，如雷蒙·阿隆後來所說，他的哲學試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義」既很哲學又很不哲學，而法國版的存在主義表面上汲取了德國人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之精華，其實聯繫甚微。可以說，是他最著名的小說中的那種氛圍，以及他關於《西緒福斯神話》的隨筆中的論證，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語，導致加繆的同時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義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承載了其作者企圖表現的人類狀況之「荒謬性」：加繆宣稱，荒謬來自「人類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靜默之間的碰撞」。

從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中，我們難以窺見人類擁有集體進步、集體改善的無限能力，卻看到了這種普羅米修斯式的抱負走向極端時帶來的危險。「這些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於百年前的蒸汽機時代，一個自鳴得意的科學樂觀主義的時代，如今已經過時；在現有的形式中，它們無法應對一個原子和相對論的時代提出的種種問題。」

加繆絕不是共產主義的衛道士，但在許多年裡，他還是指望維護自己在公眾眼裡的合法性：做一名激進知識分子。他無法完全掙脫這一情結，即便同時也維持著自己的思想獨立性和道德信譽。於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他每每談及左翼獨裁者的罪惡，都會暗示西方國家聯盟也支持同樣陰暗的政權，以此小心地平衡著自己的觀點；在1948年11月《戰鬥報》的一系列文章里，他堅持道德判斷是不可割裂的：佛朗哥帝國和斯大林帝國都剝奪言論自由，兩者毫無二致。這種對「平衡」的追求，甚至令他在隨後發生的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的司法性謀殺中，為像他本人一樣的知識分子開脫責任：「我們沒有弔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紙公約將世界分成兩半的人應該為此負責。」

因此加繆是個世界主義者，無根的人。像其他無根的世界公民一樣，他畢生都在探尋一塊可以置身的堅實之地，但同時又知道這是無望之舉，流亡的狀態才是他的真實處境。這給《墮落》中優雅的行文增添了一種特殊的辛辣味，克拉芒斯展示了一種對知識分子欺詐的尖刻抨擊，而克氏本人正是行這種欺詐的典型。加繆用《墮落》扭轉了他在《名士風流》中的受害者地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這部以真人真事為題材的小說里顛倒黑白，把薩特所有最惡劣的個性和行為都移花接木到了加繆的形象之中；加繆立即把這些接受為自己的毛病，並將其推而廣之到整個巴黎知識界範圍之下，然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效仿他知識界敵手們的方式，對其加以無情地解剖、拷問。在這個寓言的最末，想把加繆/克拉芒斯和他/他們的對手們區分開來已經很難了，就連加繆本人也不再能辨別他的真實自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和哪一個人物取得暫時的同一。

這種流亡不一定是毀滅性的，甚至也不是不值得嚮往的。有時候，加繆為他（預感中）的孤獨欣喜若狂——1944年原則上退出全國作家協會的時候，他給鮑朗寫信說：「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辭職，我期待一種大的安靜，坦白地說，這種安靜越來越深地吸引著我。」他在足夠合適的地方——偏遠小鎮里尼翁河畔的尚邦——寫下了《鼠疫》，那個地方與世隔絕的新教社區在淪陷期間救下了那麼多猶太人；他無疑會把大量筆墨傾注在塔魯身上，他通過這個人物的口說：「一旦我決心遠離殺戮，我就命定要永遠流亡。其他人肯定會創造歷史的。」

50年以後，滄海桑田。但是在法國，像其他各地一樣，加繆的賭注仍然下在那兒——且比以往更重。時而拘束、時而啞默的加繆儘管含糊不決、首鼠兩端，但在無數人久久迷途難返的地方，他卻走對了。也許，漢娜·阿倫特早在這些年月之前的預言就說中了：永遠的局外人阿爾貝·加繆，事實上是法蘭西最傑出的人。

他最厭惡巴黎知識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們自信可以對一切事情發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縮減為他們想https://read.99csw.com說的那些東西。他還談到那種別具法國特色的本末倒置：輕視第一手知識，卻偏重知識分子自負地表達的個人看法。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加繆在個人知識、記憶和他對平等適用正義原則的追求之間真正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狀態，一旦兩敗俱傷，他也就無話可說了。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在於採取一個立場，而在於在不存在立場的地方拒絕採取立場。在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層的情感的最佳寫照。

阿爾及利亞，如同其在加繆那麼多文章和小說中不時可見的那樣，在《第一個人》中也是一種身體的存在——它的氣味，它的聲響，踞於它那明媚海灣之側的阿爾及爾的地貌，雅克（阿爾貝）和朋友們在窮鄉僻壤街衢之間的冒險。對加繆而言，阿爾及利亞自然意味著一段雜糅的記憶：糅合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中深味貧寒的孩提時代，以及後來，與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之間愈行愈深的隔閡。但這對於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每一回離開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節日，他的心靈敞開，心滿意足，他剛剛完成了一次優雅的逃離，他一想到警衛們的臉就會發笑。」

你來自哪裡，並不意味著你不會被那裡驅逐——伊尼亞齊奧·西洛內曾在與古斯塔夫·赫爾林的對話中，加繆自己也在《流放與王國》和《反與正》中表達過的觀點。不過，如果說加繆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園的話，它就是阿爾及利亞，特別是阿爾及爾城——1913年他出生在那裡。1932年，19歲的他寫信給一個朋友：「我永遠不能離開阿爾及爾。永遠不能。我得旅行，因為我想了解世界，但是我明白無論走到哪兒，我永遠是個流亡者。」一點兒不假。他去世30年後才出版的遺作，揭示了一種關於「正」的不變的確信：「正」，是阿爾及爾對於他而言的特殊含義。

但這種緊張到了50年代盡顯無遺。1956年1月他呼籲阿爾及利亞休戰，寫道：「我不是政治人物，我的熱望和我的情結召喚我放下其他一切，投身公共論壇。我這樣做僅僅是出於環境的壓力，以及我時而懷有的身為作家的念頭。」他拒絕承認藝術家—知識分子適合也有必要走上街頭，從而在當時及其身後幾十年內招致了很多敵意。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前很久，共產黨人就已對加繆十分敵視，其原因與其說是他反斯大林主義，不如說是他對政治「立場」或公共論爭參与越來越深的抵觸情緒（晚至1979年，共產黨報紙《人道報》還把他說成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騙子」）。

加繆拋開政治抉擇及其後果，代之以一種堅定的道德立場和個體姿態，這恰與俗流相左，那時的典型情況是，一切個人的、倫理的兩難困境都訴諸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站隊來解決似乎就由此產生了。加繆深知在德軍佔領期間，人的選擇會帶上怎樣的政治含義。一些批評他的人也知道，加繆在這方面擁有比他們更榮光的記錄，他們對他的攻擊由此還摻雜了點兒嫉妒。但是，加繆還發現了很多時人仍未覺察到的東西：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認識到，戰時人們的典型行為，尤其在法國，並非不是「合作」就是「抵抗」，在這兩個極端之外，還有一系列無窮盡的妥協和否認，它們關係到人的生存；這是一塊「灰色地帶」，在其中，人的自保之心取代了道德困境和道德責任，為了能活下去，人放棄了道德，選擇對悲慘的事實視而不見。

1944年下半年，莫里亞克和加繆就清洗活動的進行發生了公開分歧，並多次激化。如我們看到的，加繆認為法國人已經分成了「抵抗者」和「叛國者和非正義者」兩部分。對前者而言，當務之急是把法蘭西從其內奸手中挽救出來，「為拯救這個國家自己的靈魂而消滅她的一部分活人」。肅清法奸應該果斷、無情、一網打盡。莫里亞克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法國如今正以審判席、特別法庭和各種專業性肅清委員會投入到一種快速而武斷的正義之中，這種正義不僅天然地會惹出亂子（要是無辜者受到罪人的牽連怎麼辦），而且將令新政權及其各機構未嘗建立而其身先污。加繆對此文的回應，在莫里亞克聽起來就好像在為宗教裁判所辯護——只有燒死那些被揀出來的公民的肉體，才能拯救法國的靈魂。他辯稱，加繆在抵抗者和叛國者之間的區分是虛擬的；有無數的法國人是「為自己」而抵抗，他們將再一次形成民族政治中天然的「沼澤派」。

不能由此斷定阿爾貝·加繆對法國在北非的作為抑或一般的殖民主義都一無批判。和同代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他也嚴厲抨擊法國在馬格萊布的政策；他不但譴責政府在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骯髒戰爭」中動用折磨和恐怖手段，而且從30年代起，他就是一名關於針對阿拉伯人殖民歧視的有力的、見識廣博的批評者，而當時的許多巴黎知識分子都對法國海外臣民的處境和要求所知寥寥、關心甚少，後來又在反殖民鬥爭中置身事外。

他作為《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作者的文學聲譽就這樣因為闖入哲學論戰而不公平地受損，然而，喪失了法國主要公共知識分子、一代道德喉舌的身份，對其一生最後十年的影響至為深重。用雷蒙·阿隆的話說，他戰後發表在《戰鬥報》上的文章給他帶來了獨一無二的威望；加繆的觀點在抵抗運動的一代面臨第四共和國的兩難和遺憾之時，為他們定下了道德基調，他的許多讀者「業已形成了每天通過他來思考的習慣」。到了50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經發生了分裂，這也成了加繆作品和演講中持續焦慮的一個來源。

在《墮落》中，加繆寫到了一種「平庸時代無用的預言家」。無疑，當時身處低谷的他已把自己看作一個百無一用的先知，向著一群裝聾作啞的冷漠的人對牛彈琴。用阿倫特的話來說（儘管並非指他），加繆事實上是一個「黑暗時代的人」，和他的時代、他的位置鑿枘不投。但加繆的悲劇或許是，他生活和寫作的法國，與此前此後相比，更有讓-雅克·盧梭時代的法國的味道；它延續了思想和政治效忠相結合的傳統——一種如今讓我們聯繫到法國啟蒙運動晚期的傳統。

自然，這種姿態導致許多朋友遠離了加繆，他們認為，一個共產黨政權剝奪自由或以司法的形式實施謀殺，是有其特殊的性質，未必總可以責備，但是在兩個陣營的罪錯之間找平衡，不管是否合乎公正，都會變成一種不誠實的行為。對此加繆心知肚明，正如他在筆記里所寫的，他肩背著一種道德公正的重負埋首苦行，而這一負擔正是他自我施加的。儘管如此，他仍說，也仍然堅信西方的自由是一個「傳說」，哪怕很有必要捍衛它；晚至1955年，他仍然將「警察社會」和「商人社會」各打五十大板。

需要解釋一下。法國的道德主義者（moralistes）歷史淵遠流長，在法國公共生活和文學中跡近一獨特範疇。這個術語，在過去的三百年中被套用在神學家、哲學家、散文家、政治家、小說家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教授頭上，其中缺少其英文用法中通常存在的，像「道德化」（to moralize）之類語詞中含有的「迂腐、書生氣」的貶義。在法國語境下一個「道德主義者」的標準含義，是說一個人與社會權威領域或權力者階層保持的距離，使得他公正地思考人類的狀況及其荒謬和真實，藉此（往往在他死後）獲得一種極特殊的權威，一種一般歸宗教社團中的教士精英所保有的權威。換一個時代，這樣的人會被俗世稱作「預言家」（soothsayer），從其詞源就能看出一點兒信息：在法國，一個道德主義者要說出真理。

既然加繆已經著手構思《反叛者》里的論證，他開始與法國公共生活中的「進步」勢力脫離關係，這類人中除斯大林主義信徒外，還包括那些信仰進步、信仰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的人，那些懷疑斯大林是惡魔但仍奉馬克思為指路明燈的人，那些對法國殖民政策中的非正義和種族主義色彩如數家珍，但對其「進步」陣營中的反對者們在北非、中東或亞洲犯下的罪行、鑄成的失敗視而不見的人。他因自己的退讓而產生的道德煎熬從40年代末開始在筆記中露出端倪；1950年3月的一條記錄中，他寫道：「我彷彿從一場10年酣睡中醒了過來，煩惱和偽價值的一團亂麻把我死死纏住。」

加繆十分了解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處境。他在兩次大戰期間為《阿爾及爾共和報》寫觀察報道，1939年6月又發表了總稱為「悲慘卡比利亞」的一系列11篇文章。他痛斥那些法國殖民者，這些人對他父母那樣的貧窮移民及阿拉伯工人一概冷漠視之，20年後他說的「必須對阿拉伯人民……給予明顯高額的補償」則更確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無疑，阿拉伯人在他的報道和隨筆中的地位比在小說中更突出——但就像《第一個人》所顯示的，在阿拉伯人出現的地方，讀者能感受到一種比他們（或加繆本人的）生存環境所預示的更光明的乃至過分樂觀的基調。

這可以解釋他何以如此經不住隨便哪種形式的批評，多年來，他隱蔽在自己近乎偶像的公眾形象之下來抵抗批評。隨著《反叛者》的出版以及由此產生的交鋒，那道防護牆倒塌了。隨後，薩特發起了進攻。他在1952年8月的《現代》上寫道，你以為你是什麼人，能對批評者們如此傲慢不遜？「你又是什麼人能自己拔高自己？」你有什麼權利自稱代表善與正確的首席檢察官——「誰任命你當大眾公訴人的？高級人士的共和國嗎？」薩特擊中了加繆最大的弱點——他最怕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的感覺，最怕他的論辯和公共言論在公眾中杳無反響——得出了一個極具殺傷力的結論：「你宣判，而世界無動於衷。你的判詞一碰到現實就化為烏有，你不得不從頭再來。你一旦停下，就會發現自己的真面目：你判罰自己去宣判，西緒福斯。」

今天，隨著加繆的各種筆記，以及他晚近的遺作《第一個人》的出版，我們對他所謂的要以荒謬的觀點來掌握的東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把自己許多具體的、相當個人化的經歷注入這個概念，特別是和他的母親——一位在他貧困的阿爾及爾童年中幾乎屬於沉默的在場/缺席的文盲婦女——之間多艱的關係；他首先試圖表達的，是與精神世界一目了然的空虛相比，自己保有的在空間和肉|欲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加繆依其個性，以一種反常規的、非哲學的風格最為有效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在1938年的散文「阿爾及爾之夏」中，他注意到：「我開始認識到沒有純粹的快樂，沒有超越了生活軌跡的永恆。如今唯一打動我的真理是相對的真理；唯有微末的、根本性的善具有真實的價值。對別人——那些『理想主義者』而言，我缺少那種必需的靈魂。」同樣的半諷刺口吻也能在「是與非之間」看到，此文作為文集《反與正》中的一篇，最早是1937年在阿爾及爾面世的，但同樣是思想成熟后的加繆的觀點；1958年這篇文字再一次發表——面對一種震耳欲聾的沉默：「因此，一旦我想到我掌握了世界更深層的意義，恰恰是其中的單純令我渾然傾倒。」這樣，到1959年他得出了正確的結論：法國批評他的作品的人忽視了他「隱含著的一面——隱蔽的、本能的一面。法國的批評者們感興趣的主要是觀念」。

在這樣的法國，加繆不管怎樣關切現代境況和大寫歷史的種種幻象，終究是個局外人。他在一些基本的特徵上無疑是法國人，但他的法國性來自他處，來自更早的時代。加繆不為馬爾羅的法國，甚至不為左拉的法國說話。他和19世紀偉大的法國思想家們沒有什麼共同點——例如，他就不像阿隆那樣對托克維爾抱有興趣。他也缺少伏爾泰的懷疑主義，又不像孟德斯鳩那樣能在思想上超脫事外。

但到1945年，兩個人走到了一起。莫里亞克說，我們經受了一切可能的清洗行為中最惡劣的一種，正是它腐蝕了人民頭腦和內心中的正義觀念。後來，隨著他與法共之間的論戰愈演愈烈，分歧越來越深，莫里亞克進而宣稱，清洗只是共產黨人手中捏著的一張政治牌而已。但同時，他也以十分誠懇的態度承認，他對寬恕和特赦的呼籲可能有不成熟之處；在一個被憎恨和恐懼撕裂的法蘭西，某種形式的解決之道或許是必不可少的，儘管不是實際採用的這一種。換句話說，加繆可能並不像莫里亞克曾以為的那樣大錯特錯。

加繆堅持真理的多元性帶來了一個悖論性的後果：在一個道德和政治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他成了絕對價值和不可通約的公共倫理的孤獨捍衛者。他蔑視他心目中的歷史相對主義——他問梅洛-龐蒂，如果沒人能確定自己是對的，你又怎麼能像你現在這樣認定希特勒是個罪犯呢？——並且堅決抵制那種因為現代「資產階級道德」有缺陷，就把一切道德標準都打為欺詐的謬誤。結果，他發現自己漸漸扮演了一個公共道德評估員的難堪角色。

說起在批評界的聲譽下降，加繆本人也難辭其咎。為了趕上時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種他極不適應且資質不足的哲學思考中去——就算擲地有聲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緒福斯神話》（1942）仍然難稱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們將會看到，加繆雖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發表了一些重要洞見，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里論述完全一樣的話題，殺傷力卻要強大得多；加繆在哲學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薩特尖刻的挖苦與反擊，嚴重損害了他對左翼知識分子的信任，最終顛覆了他進入公共領域的信心。

他很直接地、十分慍怒地提醒自己和聽眾說，他厭惡抽象概念——他向一群震驚的觀眾坦白了自己生活和寫作的一個基本參照點：他與母親和家鄉之間自衛性的聯繫。更有甚者，加繆把一個具體的、唯我主義的元素（母親）和一種普適的抽象倫理概念（正義）並置起來，然而在福斯特眼裡，兩個選項（國家與朋友）都夠不上絕對，都更需根據情況做出決定（是背叛還是捍衛）——這裏，加繆是標準的法國人，而福斯特也是典型的英國人。

加繆的政治見解，以及他的所有事情都要經過權衡的主張，其核心是他對世界——甚或那些人類必鬚生活于其中的實在界——的絕對複雜性的日益深入的認識。他在《反叛者》中的論點源於一種直覺，它早在其第一本重要小說中就已出現，又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得到闡明：真相不只一個，而是有許多，也並非所有真相都可被知曉。就像《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那樣，我們正在經歷、講述一個我們永遠無法了解全貌的故事。正是通過這一點，以及加繆在戰後對正義和懲罰的呼籲，莫里亞克在他身上看出一種骨子裡的宗教（基督教？）意識。但是莫里亞克認為，「全知」原則上是存在的，只是不操于普通人之手。然而，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里飄蕩的加繆不相信這些。就像我們現在說的，沒有「全知的敘事人」。我們必須一邊前進，一邊決定什麼是真。

水土，以及已逝的、無牽無掛的年華的純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讓·鮑朗1943年1月在巴黎見了加繆，他說，無法回到阿爾及爾「他的妻子和他的水土身邊」令加繆多麼「苦痛」。加繆甚至把他和薩特之間的距離（此時離他們絕交還早）歸因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的水土不相契。從藝術的角度我們只需說：勒阿弗爾的天空不是阿爾及爾的天空」。不過，這還不是全部。

但是傷害已然鑄成——此後20年直到他死後，巴黎評論圈都約定俗成地把加繆貶為「面向中學生的哲學家」。1958年，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去看加繆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改編上演的話劇：「加繆？他就像一個教康德的中學老師，教著教著把自己也當康德了……看起來人們看完這個戲總得跟作者說點兒啥。加斯東（伽利瑪）提醒我：『只問一句「你對這部戲滿意嗎」就行了。』於是演出后我對加繆說：『你對這部戲滿意嗎？』但他回答：『你呢？』我啞口無言。」

他在1948年致埃馬努埃爾·達斯蒂耶·德·拉·維吉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我只是說，我們必須拒絕一切對暴力的合法化，不管是以國家利益還是以極權主義哲學為名。暴力既不可避免，又不可正當化。」弗朗西斯·讓松發表《反叛者》評論后，加繆想在寫給《現代》雜誌的信中進一步闡發這一論點。他寫道，假如你們作為「存在主義者」，不相信那種必然性（甚或那些類似的詞眼）——歷史可以為你們所用，或者歷史可以回溯地證明過去的罪惡為正當——的話，你們怎麼能賦予暴力以正當性，或拒絕適用於正義和真理的普適標準？九*九*藏*書

作為知識分子通敵活動的一個象徵和代表人物，布拉西亞克簡直太完美了。生於1909年的他和加繆是同一代人，但是出身截然不同。從巴黎高師畢業后當上《我無處不在》的社論主筆，度過光彩奪目的青春時代后，布拉西亞克在淪陷時期法國的文學界和新聞界里左右逢源，能說會寫，還和其他合作者一道訪問德國。他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一再發表惡毒的反猶言論。雖然在他死後，人們對其寫作才具大加撻伐，但當時各個政黨的人還都承認他的天賦異稟。布拉西亞克不只是一個才氣橫溢的危險的辯手，還是一個有著出色的審美感悟和貨真價實的文學能力的人。

要是加繆再多表現一些政治現實主義傾向，他可以少遭受一些這類攻擊，但是對一個長年從事政治寫作、一度握有一定的公共權威的人而言，權力這一概念本身就讓他感到十分不適。正是對一切形式的權力的懷疑，使得他將革命貶斥為一種將人健康的衝動引向反叛的濫用行徑。早在1944年12月，他就曾嘲諷臨時政府命令前抵抗者和武裝游擊隊上繳武器的行為，嘆息革命的「毀滅」，並揭露了一種浪漫主義的無能：不但無法承認當時的政治現實，對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應遵循的原則也一無所知。若是加繆自己懂一點兒政治（和經濟）的話，他後來也不會橫遭這方面的攻擊，他對薩特那一伙人的批評——認為他們沒有能力進行政治性的理性思考，且醉心於萬物的「物質基礎」之中——其威力也可望更大。

這裏，像其他地方一樣，加繆的思想是在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的教育下塑造成型的，這一點是了解其政治觀的重要線索：他並沒有幼稚到假設他和他過去的阿拉伯鄰居們有「共同的高盧祖先」，但是他的確深信共和政治有同化異己之力。應該承認，法國沒能把阿爾及利亞人改造為法國人，從而向他們送上所有的權利和特權，但同化仍然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而且，雖然加繆拒斥那種「被神話的」歷史敘說，即去殖民化進程的到來勢必導致進步主義改革，但他更樂於在法國的共和理想中看到某種內在的優越性。倘若阿拉伯人經不住民族主義的蠱惑，為此負責的應是法國人，也應由法國人自己來彌補其鑄下的過錯。

從抵抗運動奏凱時意氣風發的發言人開始，到不大情願地為維希最惡名昭彰的辯護士請求從輕發落，最後對戰後大清洗的矯枉過正和非正義忍無可忍，終於發出滿懷恚恨的抨擊，加繆的這段轉變可以通過他和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兩人戰後幾年間的一系列公開交流而追蹤、勾勒出來。兩人在其他一切方面——年齡、階級出身、宗教、教育以及社會身份——都相去甚遠，但在戰後扮演的角色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各自的后抵抗運動團體中的道德權威。兩人各有一塊可面向全國發言的強大陣地（莫里亞克有《費加羅報》上的專欄，加繆則是《戰鬥報》的掌舵者），而且兩人的作品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驚人相似的敏感，哪怕表達方式迥然不同。

加繆進一步論述：如果盧梭、黑格爾和馬克思鑄就了一個讓大革命恐怖及其後繼的恐怖行為獲得了正當性的世界，那麼他們就必須為此負責——我們就不能通過引用這些思想家有關整段歷史進程的論斷，來為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只是那個進程的一部分）辯護。對弒君、恐怖、折磨行為施以倫理批判，就可以取締倚靠這些行為而存在的政權和理論的合法性，不管他們怎麼講述自己的歷史，也不管他們許諾今後要在塵世建造什麼樣的「上帝之城」。我們用來譴責死刑或法西斯政權暴力的道德標準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剝奪革命行為、革命政權及其後裔的正當性，不管它們有多麼「進步」。

在加繆看來，更大的問題不是如何在道德和政治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如何造就一種擔負道德的政治，如不能造就便只有沉默。在這一點上，他受到他所處的環境，甚至某種很法國化的思維習慣的約束，這種約束也許是違心的。表現之一，就是他和「左翼」決裂要比和巴黎異域友人決裂困難得多。在1952年寫給《現代》的信中，他向讀信人保證，「倘若最後我覺得真理在右派一邊，我便會轉投那邊」。但事實上他成功地迴避了在左右之間做選擇。

但到了1948年的某一刻，加繆的批判矛頭突然突破中庸，開始專一地針對共產主義，此種轉向，就像他在肅奸運動時的自我反省那樣，乃是出於他的正義關懷；這一關懷以各種表現形式見諸他的非小說作品、全部戲劇以及小說代表作之中。只需看看他在1946—1951年間寫的各種隨筆、文章和序言的標題，就能窺見他當時的思維興奮點：「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一組研究非獨裁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的文章）以及「正義與恨」（一組談論獨裁政治下非正義與迫害的文章）。他痛切地感到，他在就有關獨裁、公開審判、集中營、政治恐怖等等的公共討論中所發表的那些文字，從來就沒有我手寫我心、問心無愧過。他本來真理在握，可以一吐為快，卻始終沒能說出全部的真理，特別是那些有可能傷害朋友、支持者以及加繆自己的真理。

這樣，《西緒福斯神話》里就有這麼這一段話：「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來是異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無法治愈，因為他被剝奪了一個失去的故鄉或一片應許之地的記憶。這種人和生活之間的離異，演員和背景之間的離異，正是荒謬感。」我們知道，加繆認為評論家忽略了《鼠疫》和《局外人》中的阿爾及利亞背景，可以說批評家也好，崇拜者也好，都經常不是過度闡釋就是忽略他的非文學作品中的信息。但是，40年代的讀者卻只看到《西緒福斯神話》中這些脫口而出的論斷的表面意思：人是「唯一拒絕是其所是的生物」，既會「設定」他的處境又試圖克服它；「存在主義革命」是在一個無重心的世界里躍起的希望，等等。

但是加繆從來就看不慣左岸的法官—懺悔者們對自我處境的憎厭（「存在主義。他們自我批評的時候，你可以確信他們是想打壓其他人。法官—懺悔者。」加繆在這裏第一次使用這個術語，後來在《墮落》中又加以深化）。兩次大戰期間的法國作家，比如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或塞利納（Céline），他們的憤怒和自我憎恨之源被戰後的晚輩忠實繼承了下來；但有一點不同，這些人的反資產階級怨氣過去是通過自戀、反猶主義、犬儒主義，最終通過德里厄［或布拉西亞克（Brasillach）和呂西安·雷巴泰（Lucien Rebatet）］的親法西斯主義來排泄的，現在則被薩特、波伏瓦、埃馬努埃爾·穆尼埃及其追隨者們轉移進了形而上學的唯我論、工運中心主義以及（大多數情況下）親蘇維埃主義之中。在這一點上，加繆是真正的局外人，歷史機遇把他「空投」到了嘈雜、過熱而又人人利己的巴黎知識界，且與這個環境格格不入。

這一思維框架大致清白天真，隨著時日遷延而益顯其淺薄，在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最終於1954年揭竿而起之時，阿爾貝·加繆發現自己不得不採取立場了。他的第一反應是再一次尋求妥協的可能，他把最後的賭注押在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身上，冀望他能為阿爾及利亞獲得他曾在印度支那取得的成果。但是，正如他在一篇1947年寫的文章中承認的，「我與阿爾及利亞之間那根必然永難割斷的紐帶，令我無法徹底擦亮眼睛看它。」1955年他寫信給夏爾·蓬塞：「我為阿爾及利亞痛心疾首。那塊土地如鯁在我喉，牽繫我所有的思慮。我可能重新開始寫作（帶著某種不適，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左派右派同樣令人討厭）……這個念頭正在摧毀我的生活。」

情況變得越發艱難：加繆特別注重抵制任何（意識形態的或宗教的）價值或權威的等級體系，這樣，他實際上是在努力推出一種「無根之思想」（a view from nowhere）：「我繼續相信生活沒有什麼更高的意義。但有些東西的確有意義——人，因為只有他獨自為尋找意義而奮鬥。」通過《鼠疫》中的塔魯之口，加繆明白地闡述了這種甚是不合時宜的態度：有且只有一項確切的道德義務，即反抗惡的責任。請批評加繆的諸君准我一言：單單確定什麼是「惡」很簡單——「鼠疫」本身既隱晦又明白，真正的問題和最大的危險在於，人自己就有可能是鼠疫攜帶者。或者，像加繆在關於大審判、「政治性」正義及懲罰的諸多討論中所說的：在一個荒謬的世界里，只可能存在一種近似正義——而沒有人可以因近似而被戮。

相反，他回到一個更古老的世紀，回到一種不一樣的法蘭西傳統。通過自我拷問式的誠懇，通過自我克制，通過冉森主義式的嚴肅，他比我們時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呼喚並重新拾起了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那位300年前寫下「因此我們無法活下去，只能希望繼續活下去；我們永遠在尋求快樂，但我們勢必永遠不會快樂」的帕斯卡爾——的激|情。這種折磨著加繆的兼樂觀和疑慮於一身的特質，無疑是帕斯卡爾所熟悉的，但是帕斯卡爾可以選擇信仰來解決其困惑，而他的現代繼承人縱然實現了思想的宗教轉向，卻永遠無法完全苟同這種信仰的方式。

《反叛者》里有一段關於「地中海」思想的詩意論述，其中他寫到，他的內心不斷地自問「何處能給我家園的感覺」，而他最後一部小說《墮落》中那個憎惡自己的主人公則坦陳：「甚至可以說，今天周日一座體育場里逼近高潮的足球賽，以及我以無比的熱情喜愛的戲劇，是這個令我感到無辜的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場所。」和那一代其他任何一個法國作家或知識分子相比，加繆都更加活在肉體上、道德上、思想上的永恆煉獄里，始終處於（比喻和現實意義上的）家園和無心安處之間。

加繆的發跡是在1944年8月，作為法國抵抗運動中湧現的新一代人的發言人，他躊躇滿志，深信解放將給國家帶來偉大變革：「這一可怕的新生也是一場大革命的誕生。」法國沒有受太重的戰爭之害，端賴抵抗運動巨大的流血犧牲，但是，抵抗也使國家退回到昔日的劣習之中。人們呼喚一些革命性、全新的事物。巴黎解放后三天，加繆在《戰鬥報》上提醒讀者，一場起義意味著一個「武裝的國家」，而「人民」是那個拒絕下跪的國家的一部分。

實際上，他正是通過舉出這些類比，換取了批評共產主義、談論蘇聯集中營並提及其迫害藝術家和東歐民主人士的權利。但他也因此大大損失了道德資本。加繆真正想做的，或者說，他可以通過這般選擇而得以有權去做的，乃是在不用訴諸找平衡或反向引證的情況下徑直譴責可責之人與事，是視情況所需隨時援引道德、正義及自由的絕對標準和尺度，而不必再惶惶不安地回頭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經退到了道德底線之後。這一點他早就明白，但正如1950年3月4日他在筆記里坦白的那樣：「等到人有了因理解而產生的勇氣的時候，已經晚了。」

加繆的論文獨具慧眼，揭示了自1848年以來的一個世紀里激進政治所採取的獨特的宗教形式，以及因此而賦予「革命」以終結罪惡的歷史使命的那種方式（至少在時人都樂意接受這一點的社會裡）。這樣，他在《墮落》中重複了對薩特式同路人里最嚴厲的批評者——《現代》雜誌的「薩沃納洛拉」們——的指控：「他們接受罪惡，拒絕光榮。」由這個洞見出發，加繆進而建立了一種極富先見的批判——針對的正是弗朗索瓦·傅勒20年後所謂的革命的「教義問答」。

有關審判的思想——自我審判，被他人審判，以思想的權力做出判決，以退卻/流亡逃脫這些判決——貫穿了加繆自《局外人》到《墮落》的各種作品，而《墮落》也可以看作一部就巴黎話語階層（「那些有我們的職業人道主義者端坐其間的專用咖啡吧」）法庭辯論式的思維習慣所撰寫的精彩而陰鬱的專論。但在更早的1949年，加繆就開始持續不斷地在筆記和書信里談真誠、淡泊出世和背離潮流的美德。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曾說，加繆是一個「天生的教徒」，在1945年就懲罰戰時合作者問題發生公開分歧期間，他還寫文章談過「《戰鬥報》的小掌門們身上被壓抑的基督徒的跡象」。不管其中有多少挑釁和諷刺的味道，這番描述很是到位，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60年一篇談加繆的短文里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問道：加繆的所有作品（不單單是他論聖奧古斯丁的學術論文）難道沒帶著一種被壓抑的神學傾向？當年批判《反叛者》的法國人，有名的如在《現代》上發表評論的讓松（Jeanson），以及後來在同一刊物上發表與加繆絕交書的薩特，自然會聲討這本書對革命暴力的道德主義譴責；但在猛轟《反叛者》的哲學之短時，他們也忽略了其獨特的、與時代氛圍如此不諧的宗教內核。

把阿爾貝·加繆和另一位國外知識分子做個比較會很有意義。和加繆一樣，英國小說家、散文家E·M·福斯特（E.M.Forster）也認為，強調個人和個體價值超越于那些得到社會嘉許的價值是十分重要的。兩人的美學感悟力自然大相徑庭，他們的文學關懷和創作素材也如是，但是加繆十分推崇福斯特的作品——1945年10月，他贊同地引述福斯特的一個論斷，即只有一種藝術作品能做到真正的和諧，社會承諾的和諧總是會落空。

指出一種表面上的近似是很有趣的。在《我相信什麼》一書中，福斯特寫道：「我討厭找借口，如果我必須在叛國和叛友之間擇一的話，我希望我能有勇氣背叛我的國家。」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和一名詰問者有過一段著名的交鋒，他為自己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以及拒絕選擇立場做了辯護：「我一直譴責恐怖。因此我必須譴責一種，比如說，在阿爾及爾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義，有朝一日它會襲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庭。我堅定地保衛正義，但首先，我要保衛我的母親。」

儘管在當時他擁有難得的清醒（那時有那麼多人沉浸在執拗而無知的詩意綿綿之中），阿爾貝·加繆在某些方面卻是法蘭西的一面真實的鏡子。加繆的學生們慣於把他看作一個無法調和個人訴求、道德律令以及政治參与的人。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就這樣從一個活力充沛的激進分子轉變為一個溫和的改良分子，最後變成「理性」和疏離——一種很難同退入黯然神傷、沉默不語相區別的姿態——的代言人。還不止如此。薩特雖用心惡毒，說得卻愈加到位。「被世事滋潤養活的你那真實的個性淪為一場幻夢；1944年你就是未來，1952年你就是過去，對你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不公正是所有這些都從外界降臨到你身上，而你卻還是老樣子。」

不管加繆對同化主義的殖民主義和軍事民族主義之間進行妥協的呼籲是多麼天真，他對一個脫胎于恐怖和內戰的國家的預測卻是完全精確的：「明天，阿爾及利亞將遍布廢墟和遺址，在我們的世紀里，沒有哪一種力量、哪一種世界性的權力能夠恢復它的容貌。」加繆在這個問題上或許要比他在本國的對手理解得更深、更早：儘管早在1945年他就預見到阿拉伯人不會再忍受被統治的地位太久，但是，假如要毀滅阿爾及利亞的話，犧牲的並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當地歐洲人社會的特殊文化。

時人認為，加繆就是這樣作為抵抗運動的介入知識分子出道，經過戰後歲月的「思想大師」生涯，在50年代末幡然醒悟，成了一個漸漸心如死灰的藝術家的。以他自己的看法，這裏談不上有什麼進步，不過是一種在個人要求和公共形象之間逐漸增強的緊張，一種在敏感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出於個人和政治情感，他無法對此漠不關心）上爆發了的壓力。但是，如果說加繆和世界的關係有個明確轉變——從當局者轉為局外人——的時刻的話，那麼可以說，正是1951年《反叛者》出版的時候。這篇談反叛中人的長文，是對支持當時激進思潮的革命神話發起的直接攻勢，在其中，加繆不僅與他一直有聯繫的主流法國政治左派公然決裂，而且還宣示了他本人的一套觀點——這些觀點使得他更加遠離傳統知識話語界，而就在不久之前，他還是這個圈子的一名傑出代表。

在討論這一問題上，加繆並沒有做出特別值得一提的貢獻，但那並不重要。他參与了討論，在他的許多文字作品——出版或未出版的，小說或非小說——中都有跡可尋。大多數法國作家即便提出過類似的命題，也幾乎總是為了迎合社會、政治或歷史方面的支持者，和他們相比，加繆（和庫斯勒與奧威爾一樣）只說自己的話，也往往只說給自己聽。當許多法國作家競相投入一場更大的運動（革命、進步、國內外各種受壓迫群體的鬥爭），去充當或認rｅａd•９9csw.cｏm同葛蘭西（Gramsci）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時候，加繆站在局外人的行列里，是「非有機」知識分子的化身。

早在那之前的1947年6月，他把從抵抗運動開始就擔任主編的《戰鬥報》移交給了克勞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掌管。他在筆記和文章里說，他在34歲時就已被人們寄予的厚望壓得精疲力竭：「所有人都希望那個尚在求索的人已經得出了結論」。但是鑒於早些年他就接受了自己的責任——正如他在1950年時說的：「人必須有所承擔」，他在1959年12月做的生平最後一次訪談中所吐露的幽怨才振聾發聵：「我不為任何人發言——為我自己都已是難上加難了。我不知道，頂多只是隱隱約約地知道，我正走向何方。」

1945年初，加繆到這時為止都沒有發表任何異樣的言論，左翼的其他人都在響應他。然而，區區幾個月後他就與眾不同了：肅清法奸的活動摻入了語言暴力、偏袒和欺詐，導致他的思想發生了引人注目的大轉變。儘管他從未否認肅奸的必需性，但在1945年夏季，他已有能力承認這一行動的失敗。在當年8月發表在《戰鬥報》上的一篇被廣泛引用的社論中，他向讀者們宣布說，「『肅清』一詞壞透了。它本身已成了一件可憎的事」。

作為道德主義者，加繆的所思所作以各種獨有的方式與他那時代的產物相對立，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何以他在自己的世紀里無家可歸。信念迫使他謙遜克制，他質疑現代人狂妄的野心，他思索人的慾望應受怎樣的限制，而非具有多少可能。40年代末以後，他的一些文章里已經鮮明地預示了他對謙遜和人道的訴求，這一訴求後來和像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樣的人所主張的道德約束掛起了鉤。在加繆看來，科學樂觀主義的時代、19世紀偉大的世界觀，並不是人類永恆進步的序曲，這份沉重的遺產給人的身心帶來的損失更大，為此有必要將其棄置一邊。

正如其報紙的報頭字樣所說，加繆把他的任務視為幫助法國實現「從抵抗到革命」的過渡，他在解放的第一波浪潮中錯過了絕無僅有的機遇，沒能在全國鼓動起一場根本性的社會和精神結構革新。相反，莫里亞克骨子裡是個保守分子，他通過倫理運思參加抵抗運動，並因這一選擇而與天主教社會中的許多人分道揚鑣。和加繆的後半生十分相似，他的戰後作品也經常流露出一個人對口沫四濺、黨性十足的介入活動的厭惡，情願置身於嘴仗之外，但又受到內心的（倫理）責任所迫而投身其中。

站在這個制高點上，加繆不但洞見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憎恨及醉心暴力，還指出了法蘭西知識界長期存在的一種偏見：拿文化上的絕望來炫耀自己的思想如何高明，不管在紀德還是在加繆自己那一代人身上，這都是個很突出的特點。他對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推崇《反叛者》中大胆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表示不滿；他堅持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虛無主義，只有當我們學會了承認這一點並正確地指出它，我們才能絕處逢生。加繆沒有對法國絕望，就像他當眾澄清否認自己的存在主義者頭銜一樣，他也拒絕認同現實狀況下的「全部」敵人：「你不能一直做畫荒謬的畫家……沒有人會相信一種絕望的文學。」

加繆去世后的多年裡，他的名望繼續走低。大多數都市法國人都不再信任他對阿爾及利亞及其社會問題的看法。至於知識分子，他們在六七十年代的興趣已經和當年的加繆相去甚遠，以至於蔑視他，懶得提他，最終把他一筆勾銷。他被年輕一代激進的、日漸偏執的政治化傾向淘汰，被晚年薩特及其追隨者們自我困擾的第三世界論淘汰，被學者中的「反人道主義」傾向淘汰，被文學新時尚淘汰，最重要的，被他作為作家地位的下降所淘汰。讓·達尼埃爾（Jean Daniel）回顧他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新觀察家》創始人的個人經歷時回憶道，他「很快發現，人們必須在人文科學——歷史、社會學、倫理學、哲學——之中尋找與文學家檔次相當的人物，而年輕的時候，我可是把文學家看作『思想大師』的」。在巴特（Barthes）、羅伯-格里耶、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福柯的世界里，加繆被甩在了後頭。

薩特評價加繆的話也適用於法國本身——也許還更加適用。這個國家從解放運動躊躇滿志的黎明走到第四共和中期怨婦般的鬱鬱寡歡，明知周圍的世界正在發生變化，卻仍空自為這一事實憤憤不平。抵抗運動的一代起初對自己、對國家都自信滿滿，到了50年代中期卻變得心懷疑慮、冷酷憤世。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陷入沉默，與此相應，他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們面對國家即將著手的、史無前例的社會和經濟變革時也集體失語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要不就是堅決地把臉扭了過去，去聆聽來自東方的革命承諾，隨後是南方和其他國家的迴響。這種想法幾乎不可能取悅任何一個相關的黨派，但是加繆自己走過的軌跡——從自信到懷疑再到沉默——卻實在是整個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縮影。

但加繆的困境也正在於此。他對阿爾及利亞的觀點產生於30年代，當時阿拉伯人的情感還掌握在費爾哈特·阿拔斯（Ferhat Abbas）等人的手中，他們對一個（最終）獨立的阿爾及利亞的看法，至少原則上與加繆關於一個統一的、合作性的阿拉伯人和歐洲人社會的理想若合符節。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連續數任法國政府沒能及時發布特許令，也沒有推行嚴肅的經濟或選舉改革，導致阿拔斯名譽大跌。他的位置被不妥協的年輕一代民族主義者所取代，他們認為，（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永遠不能成為盟友，他們把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包括窮人在內）視為敵人。這種情感在50年代後期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加繆曾經把《反叛者》形容為他的「自傳」；但是同樣，《第一個人》《墮落》以及其他大部分小說及非小說作品無疑也有自傳的色彩。他和職業環境不協調，始終在創作中探尋自己的家鄉——或者說，在作品中多角度地描寫他的流亡感。他在最早的散文之一——《阿爾及爾之夏》——中寫到「一個只有在失去時才能認識的家園」，這種失落感、流亡感和錯位感，正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中心命題。

但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日益囂張的恐怖主義戰略同樣值得譴責；在譴責惡的問題上，人不能只盯著冷戰期間有關蘇聯集中營的爭論，而對眼下的這一案例視若無睹。該怎麼做？加繆沒主意了，不過好心而自信的巴黎同志們毫不猶豫地選擇親民族解放陣線立場，這仍然讓他噁心不已：「最終我確信，我們蠢行的真正來源在於政治和思想界的習慣和運作之中，我決定再也不參加這些沒完沒了的論戰了。」

至少在政治問題上，加繆面臨的困境和很多戰後的法國人一樣，即，他本能地是一個社會民主派。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當時在法國是一種不敢自報家門的政治立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晚近。對社會黨內外加繆的許多同代人而言，拋棄馬克思主義，拋棄開闢一塊革命「聖地」的承諾，不僅是放棄一個誘人的神話，更是把法國激進政治的千里沃野拱手相讓于共產黨人；他們一直沒能掙脫這一困境，直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競選總統獲勝后才大夢初醒。具體到加繆，他悲哀的世界觀，他對浪漫反叛口號和無產階級純潔性之本能的親近，阻礙了他接觸社會民主主義的語彙和政治觀點，哪怕加繆寫下的許多文字以及他在1946年後所做的幾乎一切事情，都預示了他在一個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環境下能夠找到比在本國更強烈的政治上的歸屬感。

即使持這種觀點，阿爾貝·加繆也無法在戰後巴黎過度政治化的文化環境中感到舒服些，也無法讓他略微親近那些僅僅把政治標籤和政治熱情用於思想交鋒的人——這些人的數量佔了壓倒性優勢。在加繆一度深深捲入的那些論爭和分歧之中，有三個例子有助於詮釋他的獨特狀態，表現他從投入到遁出，從懷著一種簡單的（也是很流行的）信念到煎熬不適、進退維谷的個性化轉變——這些轉變隨即導致他滿腔的公共熱情一掃而空。

但是那同一個南方，即阿爾及爾，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終也是一個「流放之地」。《第一個人》的創作目的之一，就是告訴讀者阿爾及利亞也不過是一個失去的居所。加繆本人的父親經歷過三次以上的流亡：他來自一個從德佔阿爾薩斯移民到北非的家庭，從法國來到阿爾及利亞，後來又重返法國，死在「一戰」的西線戰場上，埋在布列塔尼的一個偏遠小村。他的母親祖上是來自西班牙米諾卡的移民，這一西班牙背景讓他很引以為傲。所以，北非至多也就是一個臨時的家。

接著，加繆進一步看到了「肅清」是如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它遠遠未能圍繞一種對有過與無辜、罪與正義的清晰理解把整個民族凝聚起來，反而鼓勵了它本欲遏制的冷酷的道德虛無主義和利己主義。正是由於清洗——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清洗——被大眾鄙視為墮落的舉動，結果反而惡化了它企圖解決的問題。他總結說，法國的肅奸運動「不單歸於失敗，而且聲名盡毀」。如果說這表現了法國人在努力彌補往日失誤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夢寐以求的精神復興還遠在天邊。

整個50年代，他都與《無產階級革命》走得很近，這是一份由一群獨立工團主義者、「純粹社會主義者」以及雖已醒悟但仍堅持理想主義的前列寧主義者辦的雜誌，是19世紀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最後的據點。他很可能仍然相信他在1944年10月《戰鬥報》上所說的話：任何遠離工人階級的政治都註定要破產；他還（私下裡）告訴一個和他通信的工團主義者說，不管他在公共事務上如何沉默，都不意味著他放棄任何立場或退入「修道院」中。

以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為主要策劃人，一場鼓吹從寬處理布拉西亞克的請願活動爆發了。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很多，其中有莫里亞克本人、讓·鮑朗、喬治·杜阿梅爾、保羅·瓦雷里（Paul Valéry）、路易·馬德蘭（Louis Madelin）、蒂耶里·莫爾尼埃（Thierry Maulnier）、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以及阿爾貝·加繆。加繆的支持很耐人尋味，他是在一通長考之後才落下籤名的，在1945年1月27日的一封寫給馬塞爾·埃梅（Marcel Aimé）的未刊書信中，他解釋了箇中原因。簡言之，他反對死刑。但是對布拉西亞克，他「報以全身心的鄙視」。他認為作家布拉西亞克一錢不值，用他的話說，「出於布拉西亞克本人永遠不會理解的原因，我永遠不會和他握手」。加繆謹慎地避免以一般原則之外的理由來支持一樁請求寬大處理的案例——其實，請願本身也只是提到了布拉西亞克是一名「一戰」陣亡戰士之子的事實，顯然與加繆本人無法忘懷的個人經歷有聯繫。

自然，儘管加繆拒不接受做出各種政治決斷的必要性，但他並不覺得這會令自己喪失力量。用奧利維埃·托德的話說，「阿隆想的是決策者，加繆則在乎他的讀者」。在呼籲阿爾及利亞民間和解一年以後，加繆給一本白皮書寫了一篇動人的序言，談伊姆雷·納吉（Imre Nagy）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文中的這段話或許代表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明確看法：為什麼要在無望的處境下持道德立場，以及它的限制何在。「面對匈牙利悲劇，我們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在某種意義上都是虛弱無力的。但這不是全部。拒絕接受一個既成事實，一種對思想和心靈的警覺，拒絕把公共空間留給謊言和說謊者，決不放棄清白，即便它已被扼殺；根據這些原則，一種行動就是可能的。是的，這還不夠，但卻是必需的——為了降服另一種必然性，即所謂的『歷史』必然性，為了回答它，抗拒它，在某些情況下抵消它，進而在一個長期的時間段里克服它，並把真實的人類歷史向前推進，哪怕只是一小步。」

結果，作家加繆被迫趨附於法國知識分子趣味中的一次重要轉向：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佔據巴黎文化中心的文學和文人，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被公共哲學討論之風所取代。來巴黎前，還在為家鄉阿爾及爾的一家報紙寫評論時，加繆就已經對新潮流躍躍欲試。1938年他給薩特《噁心》寫的評論（其時距兩人初次見面還有多年）就很說明問題：「有一類寫作的錯誤在於相信這一點：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謬性不能作為目的，它僅僅是一個起點而已。」

加繆在佔領期間及之後迅速脫穎而出，部分是拜他在抵抗運動中擔任地下記者的貢獻所賜，這段經歷為他在戰後走向媒體、以《戰鬥報》社論享名鋪平了道路。但他的文學成功還有一個副產品：同時出版於1942年的《局外人》和《西緒福斯神話》，把加繆牢牢定性為一名「存在主義者」；他與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介入」哲學作家之列，這批作家主宰了戰後文化和政治主流。不管這個標籤對薩特意味著什麼，加繆始終認為他是被誤解了，1952年2月他寫道：「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也從來沒有這樣自稱過。」

這些以及有關人之困境的含糊思考束住了加繆的手腳，他不情願地「投身」巴黎，在1945—1950年間，作為現代處境之存在主義「荒謬」觀的公共代言人呈現於世人面前。但是他從未假裝明白當一名存在主義者的意義；事實上，就這個術語所意味的在形而上學辯論或政治辯論中佔有某種特殊地位而言，加繆從一開始就在唱反調：「我對過於大名鼎鼎的存在主義哲學沒多少興趣，老實說，我相信它的各種結論是錯的；但它們至少代表了一場偉大的智識冒險。」

加繆預見到對未來的一段歷史的評價，但沒有注意到當時如阿倫特或雅各布·塔爾蒙（Jacob Talmon）等人的論述，他把當時流行的、知識界為革命恐怖辯護的常規做法顛倒了過來：並不是說因為蘇聯的成就能與雅各賓派相提並論，其野心和行徑就可以開脫、可以辯護了；而是說，正是因為如今我們都看到了革命所付出的恐怖和暴力的代價，以及後輩革命者通過求援於法國先驅們來給自己撐腰、辯護，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這一概念本身才陷入了可質疑的境地中。

然而，情況對加繆而言完全不同。他生在阿爾及爾，在他最傑出的作品中描繪了彼時彼地的親身體驗。作為歐洲移民的後代，他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歐洲人的阿爾及利亞，也無法想象他所出身的那個土生土長於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群體集體要被趕出自己的家園。阿爾及利亞戰爭，它所提出的一切道德和政治問題及其預示的結果都讓加繆痛心疾首，將他置於一個不可能的地位。業已退出巴黎公共社會的喧嘩與騷動、置身於知識界一場場大辯論之外的加繆，發現自己與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所有派別都漸行漸遠。互相敵對的勢力之間的褊狹難容，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謬誤和罪行，以及越來越多的跡象所表明的妥協之不可能，讓他從理性走向情緒化，又從情緒化走向沉默。在道德承當和情感附屬的撕扯之下，他無話可說，從而也一無所言：這是他對「捲入」當下的宏大道德話題的一種拒絕，也由此遭到了許多人的責難。

莫里亞克在1944年12月和次年1月的貝若與布拉西亞克審判期間又提出了這些問題。就昂利·貝若案他寫道，的確，這個人應為其作品而受懲罰，就他在那些陰暗日子里歇斯底里的叫囂來看，應該判個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是，指控他和德國人的友好關係與通敵行為是荒誕不經的，是一個只能令他的指控者名譽掃地的謊言。加繆沒有直接提及這最後一點。但是，他的確就莫里亞剋日益明顯的為這些審判的被告人辯護、呼籲仁愛精神的傾向發表了看法。

一邊要政治正義，另一邊要公平仁愛，兩派之間的論戰貫穿于戰後的復讎期，加繆從確信到質疑的轉變過程也發生在此間，而且十分迅速。因冷戰而生的分裂激發了緊張狀態，幾乎從一開始，他就發現自己的頭腦被撕成兩半了。這裏的對立不是時間上的，而是空間上的，是加繆對外的、公開的觀點和他主要保留給內心的看法之間的對立。在希特勒倒台後10年間大多數引起輿論分歧的公共話題上，身為左翼一員的加繆都理所當然地採取了正統的左翼立場。就像其他大多數「進步主義者」一樣，他很不情願遠離法國共產黨人：1944年10月，他堅決、反覆地重申《戰鬥報》在當年3月集體發表的阿爾及爾聲明：反共產主義是獨裁的肇端；他也承認，想要同時支持和批評共產黨人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的。hｔtpｓ://rｅad•９9ｃsw•com

當然，加繆的讀者都不會忘記遍布其作品的感官體驗及肉身世界：從《局外人》中一輪無所不在的、散發著宿命光芒的太陽，到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所說的，自己從來不能離開光，離開幸福安康感，離開他經由長大成人的自由生活。就像他早年的短篇小說和散文一樣，《第一個人》也充溢著陽光、大海、水中和沙灘上青春肌體的純粹的肉|欲。但是這本小說還走得更遠。在這裏，人們可以感覺到這些事物給他帶來的愉悅，以及他對另一個自我選擇居留的理性世界懷有的宿命般的複雜感情，要比他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為強烈。在《第一個人》中，加繆再一次捕捉到他在早先的一篇散文《蒂巴薩的婚禮》中試圖表達的東西：「來自一種能感受石頭之溫暖的生活」的誘惑。《第一個人》本是他計劃中一部長篇成長小說的第一部分，他在邊注中透露了意圖：「這本書必須充滿著物和肉體性的厚重。」

然而，要在冷戰高潮期間的巴黎知識界內直言不諱，按照自己的方式暢所欲言，又談何容易——尤其是像加繆這樣的（和阿隆不一樣）對左翼情意綿綿、抱有同情的親近，又深為一點思想上的不安全感所苦的人。但在1950年，就像當初在戰後重整問題上陷入道德困境一樣，加繆繼續前進，離開了熟悉的堅信與「客觀」的土壤，轉投一片孤零零的、嶙峋多石的高地：既不合時宜，又不得人心地，他選擇道出顯而易見之事。正如《反叛者》問世一年多前，他再一次訴諸筆記所表達的：「我的一大遺憾就是太追求客觀了。客觀，有時候是一种放縱遷就。如今事情已經清楚，我們必須將極權名之為極權。在說話方式上，我也不會再彬彬有禮。」

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於1954年，到加繆逝世兩年後，戴高樂啟動引導阿爾及利亞走向獨立的談判時才告結束。這場戰爭對宗主國法國人影響甚微。誠然，它激起的軍事政變間接導致了第四共和的垮台；而法國鎮壓阿拉伯人反抗所引發的道德話題也在隨後數年內分化了政治和思想界。但是，阿爾及利亞之於大多數法國人而言乃在日常生活之外（好比今天的北愛爾蘭之於大不列顛），只要他們或其子嗣沒有被送去作戰。直到內戰以60年代初秘密軍事組織恐怖爆炸的形式蔓延到法國本土的時候，阿爾及利亞悲劇才終於在法國本土顯出了幾分重大影響。但到那時，戰爭差不多已經結束，阿爾及利亞獨立是大勢所趨，而反對獨立的極端分子們也因此迸發出喪心病狂的暴力性來。

不過，面對別人的時候，加繆在智力和心理上處於絕對劣勢。他喜歡和運動員、演員或者與他有同樣教育背景或社會背景的人來往，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電視節目中所說的，「我不知道是怎麼了，在知識分子圈子裡我總覺得要為點兒什麼事道歉。」他自覺文化上低人一等（社會背景、外省出身、教育程度，他哪樣都不如人家），而批評家還就揪著他這一點不放。即便是跟他有很多共識的雷蒙·阿隆，也對他的論斷不屑一顧。

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阿爾貝·加繆參与了為受害者的辯護，可以表明他同時也走進了另一個團體：20世紀一流知識分子之群。想想真驚人，20世紀歐洲的一些最有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都來自他們自己文化的地理邊緣：來自維爾紐斯和哥尼斯堡，來自但澤、的里雅斯特、亞歷山大里亞和都柏林。在「一戰」前以及此後的幾個案例中，這幾個處於德國、波蘭、義大利、希臘和英國文化勢力外圍的城市，為這些文化生產了一批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最知名的有米沃什、格拉斯、喬伊斯、葉芝、王爾德、斯韋沃、卡瓦菲斯和阿倫特。阿爾及爾無法奢望一個類似的名聲——那裡沒有哺育過康德，也沒什麼人選擇在那裡思考、寫作——但是，這個城市也礙手礙腳地居於偉大中心的邊緣，把那種脆弱感傷的世界主義精神傳遞給它更為敏感的兒女們。

但是，加繆也以自己的語言下了一份戰書，給帕斯卡爾打的那個著名的賭添了一個20世紀的回聲。1946年10月29日晚，在與薩特、馬爾羅、庫斯勒以及馬內·斯珀貝進行的一場討論中，加繆突然向四位夥伴發問：「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對價值虛無負責嗎？假如我們都拋棄尼采主義、虛無主義和歷史現實主義會怎樣？假如我們公開宣稱自己犯了錯，又會怎樣？假如我們承認世上有道德價值存在，我們應為確立、彰顯道德價值而恪盡職守又將如何？難道你們不覺得，或許希望會從這裏萌芽嗎？」

加繆緊抱著一種防禦性激進傳統的殘餘，從而嚴重地自取其困。一方面他譴責馬克思主義，堅持要把這種「哲學唯物主義」排除出自由意志論集體主義的健康遺產；像西蒙娜·韋依（Simone Weil）一樣，他對真正的工人擁有不可動搖的力量深信不疑：「巴枯寧（Bakunin）活在我心中。」另一方面，他在給1953年版阿爾弗雷德·洛斯默（Alfred Rosmer）的《列寧的莫斯科》做的序言中又如是思考：「棘手的是，眼看著一場革命走入歧途，而翹首企盼它的人尚未喪失信念。那正是我們的兩難處境。」由此，加繆贊同洛斯默的觀點：一個「壞的」獨裁蘇聯，即斯大林的蘇聯，延續了一場「好的」革命（列寧的革命）。儘管阿隆、蘇瓦里內等人長期反對，但這種觀點在當時被廣泛接受，直至晚近還大有市場。

《鼠疫》激起的回應很能說明問題。西蒙娜·德·波伏瓦嚴厲指責加繆把鼠疫比喻為某種「自然的」病毒，沒能給它一個歷史的和政治的「定位」，也就是說，沒有在故事里說明白哪個或哪幾個政黨應該負責。薩特的批評也一樣。羅蘭·巴特恐怕可算是更細心的文學讀者了，但就連他也覺得，加繆沒能在這一對維希時代的隱喻中指認什麼是罪惡，實在令人失望。這一批評如今在美國學者中仍時有浮現，他們甚至都沒有理由煥發爭論的熱情。然而，就算《鼠疫》不是加繆的最佳作品，但也並非如此難以理解。

加繆和幾乎所有這些人都不一樣，他沒有進過任何一所巴黎精英學校，他是阿爾及爾當地中學的一名獲獎學金的學生。他沒有再入亨利四世中學或聖路易中學的特別預備班進修，為考大學做準備。他也沒有參加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並被錄取，而是報名上了阿爾及爾的大學。他沒有參加並通過國家教師資格考試，從而在法國教育體系中的最高等級執教，並且進入一支自覺的、規模有限的法蘭西學術界梯隊之中（加繆是因為身體原因被禁止參加教師資格考試的，肺結核令他無法在教育系統中謀得一個名正言順的崗位）。簡言之，和薩特、莫里斯·梅洛-龐蒂、西蒙娜·德·波伏瓦、雷蒙·阿隆、埃馬努埃爾·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以及他們的大多數朋友不同，加繆不是巴黎教育界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之一，他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寫給丈夫的一封信中報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見到了加繆：毫無疑問，當今法國最傑出的人，遠在其他知識分子之上。」阿倫特有理由這麼說，因為這兩個人有諸多相同的興趣；不過對她，以及法國國內外許多其他觀察者而言，阿爾貝·加繆屬於「法蘭西知識分子」。在戰後頭幾年裡，他在巴黎輿論界上下影響甚廣，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萬回應他的專欄文章的信。他的風度、他的關懷、他擁有的廣大讀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領域無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蘭西特性：體現文學、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結合。

加繆的同情確鑿無疑。在1947年5月10日的《戰鬥報》上，他發表了一篇才氣橫溢的評論，抨擊法國警方和軍隊在北非的行為。他告訴讀者，事實是我們在使用酷刑：「事實或顯或隱地明擺在那裡：此刻，我們正在做我們譴責的德國人所做的事情。」加繆知道北非必須有所改變，他為1945年失去的機遇深感遺憾，當時法國本可以策劃政治變革，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甚至最終，像他十年前提出的那樣，在阿爾及利亞社會尚未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完成其自治，進步的歐洲人和溫和的阿拉伯人能在這片土地上共同勞作。

但在那個年代的法國，加繆為持謹慎的平衡態度、充當獨立的正義之聲付出了代價。他的姿態感覺上也並不公正。不管他怎樣批評「唯物主義」，不管他對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的同情心多麼真摯，就像許多同代人所宣稱的，他並未在東西兩大陣營間一碗水端平。在1950年的巴黎知識界，「中立」姿態在一方眼裡與另一方眼裡的形象大相徑庭。加繆明白這一點，他也懂得，他抬出佛朗哥的西班牙、法國的殖民主義或美國的種族主義來說事，距離「不誠」（bad faith）就不太遠了，因為他不再像曾經那樣，相信東方和西方的罪孽程度是可以等量齊觀的。

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或教條，促使加繆奮起抵制當代政治活動。在一種忽而倒向極左忽而滑向極右的文化之中，加繆是不受同化的一個人。他的國人處於道德狀況的兩極分化之中，給他帶來了綿延日久的焦慮：「特別是在過去的20年間，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政敵恨之入骨，以至於最終依附於隨便哪個外人，哪怕是外國獨裁者。」這話在這裡是針對親蘇左翼而說的，但對兩次大戰之間的知識分子右翼也不失為一種批評。

在加繆眼裡，老一輩法國作家的境遇是如此值得羡慕——他特別眼紅羅歇·馬丹·杜·伽爾（Roger Martin du Gard）能夠成功與自己的作品「融為一體」，而他，加繆，因為在外邊曝光率太高而在工作和內心的安靜上損失極大。1957年12月，當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做演講時，有聽眾當面批評他沒有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表態，更重要的是自從《反叛者》出版以來他就長期迴避公共參与。受到刺|激的加繆說出了對這種執迷的看法：「就算是拉辛，1957年也得為他寫了《貝勒尼斯》，卻沒有捍衛《南特敕令》而道歉。」兩個月前他接受《明天》的訪談時也作如是說：作家不能無視其時代，但是也必須保持或回收一定距離，如果他們想恪守本真的話。

加繆最後一篇「干預」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文字是1956年發表在《快報》上的文章，呼籲在戰爭中實現一種民間和解。但此時和解已然無望，兩周后他在阿爾及利亞講演時，發現不管在宗主國還是在殖民地，響應其號召的人都寥寥無幾。加繆再也不能為法國政府的立場辯護，過去20年間他一直在以種種形式批評政府；軍事鎮壓——尤其是為向被俘游擊隊員榨取口供而濫用刑罰——本身就無可寬宥，也已走到了窮途末路。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法國最大牌的知識分子（按這個詞獨有的地域用法）一語點破他前友人的性格（儘管是在其身後），可謂適得其人。讓-保羅·薩特在悼加繆的訃文中說：「他站在歷史的對立面，是歷史上長長一列道德主義者在本世紀的當代傳人——他們的作品或許構成了法國文學中最獨特的一部分。」很多年以前，就在人們熱衷於談論《局外人》所受的美國文學的影響時，讓·鮑朗就在給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篇故事的一般結構及其段落安排可能會讓你想起《老實人》或《定命論者雅克》。它與海明威正相反。」

這種抒情口吻在他於1943、1944年出版的《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中達到頂峰，有助於解釋加繆在當時的影響。它把一種對法國及其可能走向的傳統的浪漫主義觀點與加繆自己的浩然正氣結合在一起，巴黎解放時他年方31歲，這一身正氣讓他深得人心。而實際上，加繆所說的「革命」的含義遠不如這個詞在常規引用時那麼清晰。在194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給革命下的定義是「激於自發衝動而成的集體行為」，似乎有意把崇高的道德目標和在法國人之間締結一份新社會「契約」結合起來。不管怎樣，是加繆的道德威信，而不是他的政治方案，為他引來了趨之若鶩的聽眾。

不過，最後給這段恩怨做了結的還是加繆。1948年的他早已從革命藍圖中覺醒，知識界已讓他不堪忍受，儘管他仍是圈內的核心人物。他在拉杜爾-莫布爾的多明我會社區發表的演說中探討了解放運動中的希望與遺憾，探討了正義的嚴酷性以及慈善的必要性。面對後來發生的歷史事實，他說：「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先生是對的，我錯了。」

但是單單敘述真理還不夠。畢竟雷蒙·阿隆也說了真理，也很不得人心，但他並未因此變成道德主義者。看起來，真正的道德主義者應有一重要特徵：不僅要讓別人坐立不安，至少還得讓自己陷入同等程度的焦慮，比如盧梭在其作品中自稱的那些，就屬於道德主義者的焦慮了。當一名道德主義者意味著過焦慮的人生，正是這一點把道德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區分開來，後者公然表露的對道德或國家事務的義憤填膺，通常伴隨著一種輕鬆自信的個人良知。

加繆是絕無僅有的歡迎1956年「波蘭十月事件」的法國知識分子之一，中歐人投桃報李，欣賞和理解他的創作心路。傑弗里·伊薩克斯（Jeffrey Issacs）極富見地地點出了卡夫卡對加繆思想的影響：《被圍的國家》中的書記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預設你是有罪的。但那還不夠，你還必須學著感到自己是真有罪的。」米沃什在他的悼文中一語道破自己和加繆的親近：「現在我看到是什麼令作家加繆接受一個有毒氣室和集中營的時代的挑戰了：他有勇氣講出最基本的東西。」

布拉西亞克被判犯有叛國——「思想通敵」——之罪，被處以死刑。於是，儘管審判期間人們大量列舉他的反猶言論，包括1942年9月25日在《我無處不在》的社論中放出的厥詞：「必須把一切猶太人從我們之中清除掉，連小孩也不能放過」，他受刑的原因也不是這些思想。但他又是因思想而死的，因為他全部的公共活動包含了他思想的書面表述。法庭通過布拉西亞克一案提出，一名重量級作家持有不正當觀點並向他人佈道的行為，情節的嚴重程度相當於罪行是他本人所為。

但是加繆不把他的角色理解為一個給出答案的人：「在這些問題上，人們對一個作家期望得太多了。」必須看到，他當時對阿爾及利亞危機的態度，部分標志著他不能為其故土構想另一個未來，不能接受法屬阿爾及利亞已灰飛煙滅的事實。因此，他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后前景的認識就陷於狹隘——而一幅掙脫了帝國主義桎梏的后殖民社會的生活美景，曾令當時許多法國知識分子激動不已，不管他們反對法國殖民活動是出於多少真心。獨立35年後的今天，阿爾及利亞再一次陷入動蕩不安，一名軍事獨裁者短暫控制下的一個基要主義運動令國家四分五裂、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