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塔西陀和尤維納利斯這類人出世了，儘管表面看來遲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時刻，宣教者才出現。

當然，即使由天才的獨裁者統治，專制主義依然是專制主義。在傑出的專制者統治下，也有腐化問題；不過，在寡廉鮮恥的專制者統治下，這種精神瘟疫就更加醜惡了。在這些朝代，毫不掩飾無恥的行徑；而由塔西陀和尤維納利斯這類創製典型事例的人，鞭撻這種無可辯駁的卑鄙無恥，對人類則更有裨益。

近代史上這場激動人心的危機，巴黎人稱為「暴動時期」留在記憶里，在本世紀曆次暴風雨的時日中，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且不說帕特莫斯的那個巨大的流放者，他也同樣，以理想世界的名義，強烈抗議現實世界，將幻覺化為一種驚天動地的諷刺，將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羅馬—尼尼微、羅馬—巴比倫、羅馬—塞多姆。

羅馬在維特利烏斯統治時期，比在蘇拉統治時期感覺還要糟。在克勞狄和多米蒂阿努斯統治時期，卑鄙下流變成畸形，同暴君的醜惡相得益彰。奴隸的卑劣是專制者一手造成的；散發臭氣的這些腐爛心靈，正是主子的寫照；政權污濁，心胸狹窄，天良平庸，靈魂惡臭；卡拉卡拉朝代如此，康茂德朝代如此，埃拉加巴盧斯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愷撒朝代，羅馬元老院中只散發出鷹巢所特有的糞味。九九藏書

在暴政統治下，作家被迫縮小範圍，從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羅的和諧複合句，在威勒斯案件上勉強夠用，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會顯得遲鈍了。語句緊縮，就增加了打擊力度。塔西陀收縮著手臂思考。

順便說一句，要知道在歷史上，塔西陀和愷撒並沒有同世遇合。天意給塔西陀保留了提比略之類的皇帝。愷撒和塔西陀是相繼出世的兩位人傑，彷彿避免相遇，這是掌握歲月舞台上下場的主宰的神秘安排。愷撒是偉人，塔西陀也是偉人；上帝不讓這兩個偉人相互撞擊。伸張正義的審判官若是抨擊愷撒，就可能做得過火，有失公正。上帝不願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偉大戰爭，消滅奇里乞亞海盜的行動，將文明帶給高盧、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績，這一系列的光榮遮蔽了魯比科內河事件。這其中顯示一種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讓鐵面無私的歷史學家去評說傑出的侵略者，讓塔西陀饒過愷撒，向這位天才提供減輕罪過的情節。

而且，起義在什麼方面與暴動不同，地道的資產者不大了解這種細微差異。在他們看來，全是叛亂，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亂，是豢養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須懲罰，鎖起來關進窩裡，任其狂吠和嚎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腦袋突然大起來，在昏暗中隱約變成了獅子頭。

最後再講幾句，就進入情節了。

在專制君主統治下，有發往賽伊尼的流放者，也有寫《編年史》的人物。九_九_藏_書

明確了這一點，那麼，對歷史而言，1832年6月運動，究竟是一場暴動呢？還是一場起義呢？

一顆偉大心靈的正直，在正義和真理上高度凝結，具有雷霆萬鈞之力。

於是，資產者高呼：人民萬歲！

這是一場起義。

這一切已成過去，未來當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決的高妙之處，就是能從原則上消除暴動，又把投票權給了起義，從而解除了起義的武裝。這樣，戰爭就化解了，既沒有街壘戰，也沒有邊境戰爭了，這就是必然的進步。不管今天情況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從這可怕事件的場面來看，我們很可能說這是暴動，但僅僅為了指明表面現象，而我們始終區分暴動形式和起義實質。

我們說過，反抗有時出現在政權內部。波利尼亞克是暴亂者；卡米爾·德穆蘭是治理者。

約翰站在岩石上，猶如斯芬克司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猶太人，用的是希伯來文；然而，撰寫《編年史》的是拉丁人，說得準確些，他是羅馬人。

我們要講述的事情，屬於這種富有戲劇性的活生生的現實，但因時間和空間有限，往往被歷史學家所忽略。然而，我們卻要著重介紹，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動和震顫。我們似乎講過，小事情，可以說是大事件的枝葉，逐漸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這類小事，在所謂暴動時期數不勝數。司法進行了調查，但是出於另種原因，而不是為了歷史，沒有全部披露，也許沒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況公布了，已為人所知，但是還有些事情根本無人知曉，還有些事實，經歷者不是遺忘，就是故去了，我們要揭示出來。這些壯麗場面的角色，大多數已經下世了；而且事後第二天，他們就沉默了；不過，我們要講述的情況，可以說都是我們親眼所見。有些名字變了變，因為歷史旨在講述，而非告發，但我們描繪的是真事。囿於本書的條件，我們只能指明1832年6月5日和6日的一個側面、一段插曲，當然是鮮為人知的。我們掀起黝黯的幕布，力圖讓讀者瞥見這場可怕的社會風波的真相。

有暴動，還有起義，這是兩種憤怒：一種不當，另一種正當。唯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體，有時也會發生一小撮人篡權的情況，於是全體起而攻之，要討回權利，必要時還拿起武器。凡是屬於集體主權的問題，全體對部分的戰爭是起義，部分對全體的進攻是暴亂；要看土伊勒里宮容納的是國王還是國民公會，才能決定對它的進攻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同一門瞄準人眾的大炮，在8月10日是錯的，在葡月14日則是對的。表象類似，本質不同；瑞士雇傭軍保衛錯誤的東西，波拿巴則保衛正確的東西。全體在自由和主權的情況下決定的一切，不能由街頭暴亂來改變。純屬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眾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亂。同樣的憤怒，反對特雷就是正當的，反對杜爾哥就是荒謬的。破壞機器，搶劫倉庫，拆毀鐵路，搗毀船塢，聚眾鬧事，不公正地對待進步的人民，學生殺害拉繆，有人用石頭將盧梭趕出瑞士，這些行為就是暴亂。以色列反對摩西，雅典反對福基翁，羅馬反對西庇阿，巴黎反對巴士底獄，這些都是起義。士兵反對亞歷山大，海員反對哥倫布，都是同樣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為什麼呢？因為亞歷山大用劍為亞洲所做的事，正是哥倫布用指南針為美洲所做的事；亞歷山大同哥倫布一樣，發現了一個世界。將一個世界贈送給人類文明，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時，人民就曲解對自我的忠誠。群眾背叛人民。例如，私鹽販子不惜流血長期抗爭，為正當利益長期反抗，可是到了關鍵時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勝利的時刻，他們卻投靠王室，轉變為朱安黨，從反抗王室的起義轉為擁護王室的暴動，這豈非咄咄怪事！愚昧無知的可悲傑作！私鹽販子逃脫了王朝的絞刑架，脖領上還套著一段繩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鹽稅局」的口號卻生出「國王萬歲」的口號。聖巴泰勒米節慘案的殺手、九月慘案的兇手、阿維尼翁慘案的劊子手；殺害科利尼的兇手、殺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兇手、殺害勃呂訥的兇手；米克萊、綠徽章、辮子兵、熱愚幫、袖章騎士，這些全是暴亂。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亂。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熱量的程度也有差異：起義往往是火山，暴動往往是草火。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議行動，即使完全正當，即使像8月10日那樣，像7月14日那樣，起初都難免有些混亂。在正當權利顯示出來之前，總是波濤洶湧，泥沙泛起。起義的初期是暴動，正如江河的源頭是激流。暴動通常要流入革命這片海洋。然而有時，起義由絕對純潔的理想白雪構成，俯臨精神天際、正義、明智、理性和人權，從高山出發，水如明鏡映現藍天，從岩石傾瀉到岩石，流經越遠越壯闊，彙集百川，形成氣勢磅礴的壯觀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資產階級的泥潭，如同萊茵河流入沼澤。

人權行動的聲響可以辨識，並不一定總是發自騷亂群眾的顫抖；有瘋狂的憤怒，有破裂的銅鐘；不見得警鐘都能發出青銅之音。狂熱和無知的騷動，絕非進步的震蕩。「起來，」這沒錯兒，但是要為了成長壯大。指給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義。任何別種「起來」都不好。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亂；倒退，就是反對人類的一種暴行。起義就是真理的震怒。起義掀起的馬路石塊，迸發出人權的火花。這些路石只給暴亂留下爛泥。丹東反對路易十六是起義；埃貝爾反對丹東則是暴亂。

尼祿之流的暴君統治一片黑暗，就應當用同樣的色調描繪出來。單憑刻刀雕刻出來，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必須為之上色，將凝練犀利的散文傾入刻痕里。

不過，尤維納利斯和塔西陀，read.99csw.com跟聖經時代的以賽亞和中世紀的但丁一樣，都還是個人行為；而暴動和起義，則是群體行為，有時錯誤，有時正確。

獨裁者有助於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縛的言論別具一種威力。君主強迫民眾緘默的時候，作家就兩倍三倍地加強自己的文筆。一種神秘的豐|滿，從這種緘默中產生出來，在思想中過濾，並凝固成為青銅體。歷史上的高壓政策，在歷史學家身上壓制出精確性。某一名作如花崗岩一般堅硬，無非是暴君重壓的結果。

一般情況下，暴動的緣起是一種物質因素，而起義總是一種精神現象。暴動，就是馬薩尼埃洛，而起義則是斯巴達克思。起義接近頭腦，而暴動靠近腸胃。肚子發火了；當然，並不是每次肚子都錯了。在飢餓問題上，暴動，例如比藏賽那次，出發點正確，令人同情也符合正義，但仍舊還是暴動。為什麼呢？因為實質有理，而形式錯誤。雖然有理，但是野蠻兇殘；雖然強大，但是胡作非為，如同一頭失明的大象橫衝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屍體，讓安分的百姓和無辜的人死於非命，還不知道為什麼。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濫殺無辜，方式極糟。

由此可見，正如拉法耶特所講的，在一定條件下，如果說起義可能是最神聖的義務，那麼暴動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一切問題由全民公決，這完全是現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人權遭踐踏、人民受苦難的事實，每個時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議。在專制君主統治時期，沒有起義，卻有尤維納利斯「憤怒」接替了格拉庫斯兄弟。

有時，起義即起死回生。

1832年這場運動爆發得迅疾，止熄得凄慘，顯得極其偉大，就連認為這無非是一場暴動的人，也不能不從尊敬的口氣談論。在他們看來，這相當於1830年的餘波，說什麼激發起來的想象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靜下來。一場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斷，總要拖一段波動，直至平復狀態，譬如，高山逐漸趨緩而接平原。有阿爾卑斯山脈，則必有汝拉山脈；有比利牛斯山脈，則必有阿斯圖裡亞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