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說：「什麼？福小你說什麼？」

愛德華·塞繆爾畢業於漢堡大學，專業哲學，但因為天賦和興趣，倒精於繪畫和時裝設計。艾格尼絲·弗蘭克爾，雅各布·塞繆爾教授的母親，在漢堡大學留學，學習醫學，低愛德華兩屆。有一天，愛德華在校園的小路上撿起了一把綴著絨球的鑰匙，丟失鑰匙的奧地利姑娘就成了他的女朋友。艾格尼絲畢業后，愛德華隨女朋友到了維也納；一個從事時裝設計，一個在醫院做護士。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了奧地利，蓋世太保穿著硬底厚跟的高筒皮靴穿過維也納的大街小巷，整座城市有一大半的音樂都停了下來。

「就你了。」

「帶人？」

「他初伯，你說這以後真就不鬥了？」秦環答非所問，「咱們都有陣子沒上台了吧？」

有時候，你又懷疑福小是否真看見了你，也許那只是你的一個錯覺？你們在北京第一次相聚，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天賜，但又不能擺在桌面上說，只好兜著圈子感嘆歲月的流逝。你玩了一點修辭，說：

你祖父為自己的膽怯難為情。「不是那個意思，」你祖父說，「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已經信了嗎？」

「見過了：你在，我在，照片也在。」

「報告排長，我聽見蔣家特務蹲在河邊洗衣服時嘴裏咕噥說：這衣服，就是領子和袖子最臟。排長，他辱罵我們的領袖！」

事實上你從未去過耶路撒冷，夢裡的城市來自閱讀、推衍和沒來由的虛構。但是你的確總是做類似的夢。

楊傑一揮手，「上！」

很多年裡你都在後悔臨陣逃脫，你應該衝上去，或者跟福小一起喊；但是你沒有，巨大的恐懼貫穿了你，你轉過身撒腿就跑。你聽不見拖鞋底與石板路面的糾纏和撕扯聲，也聽不見你氣喘如牛的呼吸聲，但你聽見了浩大的風聲里夾雜著十萬根麥芒陸續折斷的聲音：你覺得你衝進了陽光里。你一直跑到石碼頭，每一跳越過三四個台階，正在搖船的孟彎彎以為你要搭船到對岸，把船槳給你伸了過來，你從船槳上跳過去，落進水裡濺起巨大的水花，濕了孟彎彎一身。他對你罵：

老薑蹙著額頭，打算用皺紋把遮住眼睛的白頭髮支起來，但這種反動的企圖是徒勞的，頭髮還是低垂在腦門兒上。「我沒說。還沒洗到袖子。」

資料顯示，其實當時的上海正處於一種「護照簽證失控」狀態，歐洲的猶太難民完全可以不需要簽證就能入境，不過，猶太人必須持有證明目的地的簽證才能離開奧地利。何鳳山先生當然明白，持有中國簽證的猶太人未必想要來上海，他們只是要一個「借口」或者「驛站」，逃過鬼門關就轉道他國，去東南亞或者更遠更安全的地方；他還是批准了他們的申請，因為一種廣大的人道主義的理解與悲憫。

六十多年前的一個黃昏，猶太姑娘艾格尼絲做晚飯，菜刀從案板滑落，掉在腳上，割破了血管，血瞬間灌滿了拖鞋。護士出身的艾格尼絲撕了一件衣服簡單地做了包紮，男友愛德華背上她就往外跑。弄堂口一輛黃包車都沒有。一個中國小夥子剛好停下車，他打開車門，招呼讓兩個外國人上車。他把他們送到醫院，等他們包紮好，再開車把他們送回來。一路匆忙，愛德華都沒來得及問對方的尊姓大名，但知道他也住這個弄堂里。有一天他站在路邊，用他的萊卡相機拍過這個和他一樣年輕的中國人，後者對他笑笑，並沒有介意他的偷|拍。愛德華和艾格尼絲一直打算，再見到那個中國小夥子，一定要認真地感謝。偏不巧，接下來的一個月都沒遇到。到了12月底，艾格尼絲在法租界邁爾西路（今茂名南路）上的羅生特診所找到一份新工作，在診所邊就近租了房子，離開了那個弄堂。此後的九年裡，他們常回提籃橋一帶的咖啡館與朋友聚會，從著名的麥斯考特屋頂花園出來，他們總會拐到住過的弄堂轉一圈，依然沒能遇到送他們去醫院的好心人。

「景天賜，吃奶鬼！景天賜，吃奶鬼！」

你明確地聽到這個聲音是什麼時候？不過你應該先向塞繆爾教授解釋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著解放鞋的耶穌，小時候你把他稱作「長頭髮的外國瘦男人」。你和塞繆爾教授下了火車，到了上海。「長頭髮的外國瘦男人」，塞繆爾教授笑了。上海的早晨和艾格尼絲·塞繆爾夫人回憶中的一樣，剛下過雨，車站廣場上汪著一攤攤淺淺的雨水。塞繆爾教授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氣，閉上的眼睛半天才睜開，他說：

很多年裡，你經常在轉身的時候想起秦奶奶。為什麼當你從一個方向側身轉到另一個方向時會想起秦環，是因為轉了身就要出現背影？你也弄不明白。但當你想起秦奶奶時，出現在頭腦里的秦環的確是個背影。穿一身黑衣服，搖搖擺擺地在花街上走，是因為衰老，而不是因為小腳。在你祖母這一輩，花街上的女人基本都裹了小腳，腳指頭攥到腳底下。指頭們被一塊細長的白布條狠狠地纏住，收緊，再收緊，聽到骨頭變形、折斷和重新生長的聲音；然後拆掉布，指頭順從地長到腳底下，一隻腳就是一隻粽子、一把錐子，一雙腳是一對粽子和兩把錐子。小腳的女人更值錢，男人們以為自己喜歡這個，女人們也以為男人喜歡這個。做妓|女時，姐妹們建議她趕緊纏，價錢還來得及往上提，她哼了兩聲，去他媽的，愛誰誰，我才不受這個罪。秦環不裹腳，當年從運河上下船，光著腳走上了石碼頭，褲腿捲起來，露出白|嫩的腳踝和小腿。男人們看傻了，那白皙圓潤的腳踝、小腿和腳後跟，還有十根鮮活的腳指頭；腳大，卻也有另一番的好看。女人們也傻了，光天化日之下膽敢露出腿腳，竟然還是個不裹腳的，真讓人難為情；這個來討生活的外地傻姑娘！一個月之後，都知道她沒事就光腳，還知道她腳底生了繭，全身上下只有腳底的皮膚最糙。男人和女人都在暗地裡高興了：男人高興是因為，這個女人原來也不是從頭到腳都是根蔥，在可以染指的範圍內；女人們高興是因為，嘿嘿，果然就是你的軟肋。那時候花街人不知道什麼是「阿喀琉斯的腳踵」，否則，肯定會弄出一個外地女人「秦環的腳踵」的典故來。你記憶里的秦環就用這一雙老繭叢生的大腳走在花街的青石板路上，穿一身黑衣服，瘦弱，晃晃蕩盪像個衣服架子。她越走越遠，遠處的花街開始變窄，夜幕垂簾，消融了街兩邊的人家，天底下就這麼一個老太太，搖搖晃晃地走，彷彿要走進青幽的石頭裡。當她消失不見了，你知道她拐進了斜教堂。

那天傍晚，你們在前「朋街」服裝店街對面的一家館子里吃飯。還是靠窗的位置，為了能在吃飯和聊天的間隙看一眼二樓的那些窗戶。如果當年這地方也有飯館，愛德華很可能經常在這裏就餐。你看見塞繆爾教授在椅子上用力地扭了幾下屁股，他在找父親當年的感覺。

秦環想想也是，自己不怕批鬥遊街，早早準備了棺材板，人家木匠不能引火上身。得允許人家留一手。「也好，」她說，「在中國，穿解放鞋走起來更穩當。謝謝你曲木匠，多吃幾個元宵啊。」

你不敢肯定血腥的場面里絕對真實的比重有多少，也沒必要追究這個百分比：看見了就是看見了，沒吭聲就是沒吭聲，死了就是死了。你儘力回憶起那個午後，這些年其實你正在一次次回憶，因為回憶之努力，因為回憶之頻繁，它可能讓你距真相越來越近，也可能讓你離虛構越來越近。有多少回憶能夠忠實地還原現場？在回憶里，你看見天賜的同時也看見了天賜的姐姐秦福小，你看見她側過腦袋對你笑了一下，那笑跟她讓你依戀的、因為轉臉輕輕飄過去的馬尾巴一樣具有某種迷幻的、慢鏡頭般的氣質，她的右手食指豎起在嘴邊，做了一個「噓」的動作，她讓你別說話，於是你便立在原地，沒發出任何聲音。在記憶里，那個午後真靜啊，曠古才有的空蕩蕩的讓人心慌的靜。但是陽光無比燦爛，抬頭看看太陽能灼傷人的眼，根本不像要到傍晚的樣子。

「他是光腳的呀！」秦環說。

過去她只是進去坐坐，現在，她要信了。信沙教士一輩子都搭進去的洋宗教。你祖父不懂得怎麼信，但秦環要信，只能由她信；在你祖父看來，這人完全有資格說一不二。問題是，她現在要請個木匠做十字架。你祖父迅速做出判斷：只能答應；盡量減少麻煩。他想起了三十裡外的上游的白塔鎮，很多年前他在那裡教過書，班上有個年齡最大的學生是小木匠，那時候做出來的木工活兒已經小有名氣，全鎮人都看好他，現在理所當然成了該鎮最好的木匠。

耶路撒冷。作為一個音譯外來詞，作為四個漢字的發音，十幾年前就糾纏著你。

他以為躲到村邊就太平了。這下好了，一幫小知識分子敲鑼打鼓地來了。批鬥一個特務，聽上去都激動人心。這一次顧念章親自去了。老薑一間茅草屋門大敞著，人不見了。顧念章坐到老薑門口的一個藤條馬紮上，「革命闖將尖刀排」副排長劉大剛帶著一幫人到河邊找。十來分鐘后，一幫人吆五喝六地押著老薑回來。老薑腰弓頭低，像一輛破敗的獨輪車被推到顧念章跟前，又長又稀的白頭髮遮住了兩隻眼。旁邊有人端著他在河邊正洗的一盆衣服，端著搪瓷臉盆的少年興奮地說：

「什麼也沒說，」外祖父說，在船頭蹲下來，電報掉進了運河裡，「他們說上海很好。」柴油發動機還在轟轟隆隆響，整條船像在咳嗽。過一會兒外祖父又說，「當初還不如讓他們跟著我跑船了。」

你越發希望福小是你姐姐。如果她是平秋，你就可以整天看見她，坐在飯桌對面端著龍鳳瓷碗的就會是福小。八月的午後蟬聲齊鳴。剛才的兩聲汽笛挺討厭，歡快，高亢，你坐在藤椅里被驚醒了，《水滸傳》的連環畫掉在地上。你一直在想，應該立個規矩，所有船在石碼頭前交會時都不許鳴笛。你把連環畫撿起來，決定去看看天賜，他的耳朵和大腦是個擴音器，所有出軌的聲音都會在瞬間被放大，然後他就亂了。但他一定認得你，你們生日只差了七天，你們光屁股一直玩到現在。八月的午後蟬聲齊鳴。你覺得後半下午的陽光也像明晃晃的刀子，所以你拿一把蒲扇擋在頭頂。花街上空無一人，石板路如同剛拋過光的青黑色的崑崙玉。石頭的熱量透過泡沫拖鞋滲到你的腳板上，抬腳時你聽見熱瀝青般細碎黏稠的撕扯聲。秦家的門敞開著，福小做功課的椅子和小馬扎擺在門樓下的陰涼里。八月的午後蟬聲齊鳴。福小張開雙臂、歪著腦袋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磚小路上，十字架一樣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此之長，直至頂到房門口。

生逢亂世，上海也不太平。在開頭的一個多月里，愛德華和艾格尼絲主要依靠隨身攜帶的一點可憐的積蓄和大衛·海爾曼先生贈送的臨行路費過活。搬到提籃橋的一間小屋裡后，艾格尼絲收拾家務，愛德華上街去找工作。幸好他有藝術天賦，繪畫、廣告、設計都能幹，活兒少的時候就坐在街頭給人畫肖像，所得勉強夠兩人改善一下食宿，以及支付愛德華拍照用的膠捲和沖洗照片的花銷。他喜歡攝影，有機會就抱著萊卡相機出門。他當然不會想到，這些照片最終成了聯繫他們與上海這座城市的重要紐帶。他也不會想到，多年以後，他的兒子雅各布·塞繆爾代替他們重返上海時，在眾多無主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國教授發現了自己的父親。而這個中國恩人，後來遭遇了與他們何其相似的災難。

「Why（為什麼）？」塞繆爾教授將你拉到一邊。

顧念章蹲下來伸手去夠，用力過猛，胳膊送出去的時候人也跟著出去了，撲通一聲栽進水裡。他對活著的父母溫暖的記憶到此結束。冬天的運河水彷彿上海風雪的後半夜。他被撈上來，突然放聲大哭，不是因為寒冷扎在身上疼，也不是因為驚嚇和恐懼，而是因為兩個老人此刻淚流滿面。他被裹在被子里，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懷裡，他在外祖母的懷裡凍得牙齒打架。

「嗯。」顧念章說，「我得回去找我外公了。」轉身往家跑。

「Sure（確定）。」你說。

福小接著說：「去過撒哈拉的朋友回來說，撒哈拉除了沙子還是沙子。」

塞繆爾教授很想多知道一點關於你導師的父親的事情，但你的導師只能抱歉；並非不願重提痛苦的往事，而是他所知甚少。關於父母的記憶主要來自外祖父和外祖母，你們都已經知道他的父母去世時他只有十二歲。十二歲的少年沒法指望他記得更多，還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時光消磨了記憶。而在1966年之前的兩年，風聲已經緊了，他被父母從上海送到了蘇北的運河邊。如果以運河為鄉愁，你和顧教授堪稱老鄉，你從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再拐一個彎，就可以到達導師成長的河邊。那時候，顧教授的外祖父母長年生活在船上，外祖父帶領了一支公社的船隊。

母親去世前，對塞繆爾教授交代的幾件事情中，有一條是：如果他能來上海，一定要去羅威飯店再喝一次洋蔥湯，為他自己喝，也為她和愛德華喝，還要為羅生特醫生喝。羅生特先生曾為羅榮桓治療嚴重的腎病，他在中國的軍隊里工作長達十年，擔任過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塞繆爾教授對你說，他其實見過羅生特先生，不過那會兒他還在艾格尼絲的肚子里。1950年，羅生特先生去以色列探親，讓人悲痛的是，他去了以色列就沒能回來，兩年後病故。艾格尼絲挺著大肚子和丈夫愛德華去看望病中的羅生特先生，夫妻倆在病床前一人握住羅生特先生的一隻手。羅生特先生用衰弱的聲音鼓勵他們說漢語。他們曾約好，孩子出生后，就隨羅生特先生一起回上海看一看。愛德華說：

他的誇張和自豪意味著：我奶奶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在花街，區別於眾人其實是件讓人難為情的事，街坊們更習慣於泯然眾人，過被大家淹沒的生活，那樣才安全。年幼的天賜誇張里的自豪是反方向的，忠實地繼承了景侉子的血統。

羅生特先生很快與世長辭。塞繆爾夫婦照中國的葬儀，對著羅生特先生歸西的方向擺了食物與美酒，三杯潑地以示祭奠，然後，夫妻倆面對浩浩長空拜了三拜。當其時，高天上有鳥飛過，其聲悲切，聽上去像烏鴉，但他們堅定地認為那是喜鵲；必須是喜鵲。

「帶人批鬥特務老蔣了。」

「遺憾的是，你父親和我父親沒法再見上一面。」

從那些照片和幾件時裝設計的急就章中，立希納先生斷定愛德華·塞繆爾就是他想要的人才。愛德華把歐洲的風格與中國氣象很好地結合到了一起，有相當的品位和文化內涵。

「那人肯定是秦奶奶。她後面還有一個黑魆魆的大影子，那一定就是斜教堂了。」

那本書就是你後來看到的《聖經》。封面和封底都沒了，沒有開頭也沒有結束，後來你看到完整的《聖經》，你才確認當時秦環看的正是《聖經》。孟彎彎家的狗突然一陣狂吠，你們聽見秦老太太跟著放大了聲音，依然是含混不清，你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你不知道在那團陡然大起來的聲音里，是否有「耶路撒冷」這個詞；應該沒有，因為你一直知道，秦奶奶是個文盲，她不識字。寫自己名字時，她只會像阿Q—樣畫一個圈。

然後你就信了。一下子信了這麼多年。現在，在塞繆爾教授的質疑下，你不得不鬥起膽，擦亮眼鏡，睜大眼睛，走到跟前看：除了天賜還有誰？景天賜對你咧開嘴迷狂地笑著，右手拿著一枚明晃晃的、小巧的、青龍偃月刀般的鋒利手術刀，左手高舉，為了讓你看得更清楚；你看見他左手腕上傷口如同一張塗了口紅的嘴，濃艷的血正往外噴濺，當他的嘴咧得更開，笑變得更大，血噴濺得也更兇猛，簡直像天女散花；天賜一定是把自己當成天使了，他的胳膊翻飛起舞，他對你笑，希望得到你的讚歎，或者別的，比如斷喝、制止、救助，他希望你發出聲音，希望你有所行動；但是你只是捂緊了自己的嘴巴，像長在了原地一動不動；你什麼都沒做，看著他血一直流，直到慘白的笑爬到他嘴邊，直到他的眼神像煤油燈即將熄滅，直到他將緩慢地倒在地上，你轉身撒腿就跑；再回到你站立的地方，天賜已經死了，變成了一個再也不會笑的冰涼的小屍體。

「我做夢都想去上海。」

老薑教得極認真，免費授課，經常還要搭上飯菜。這是他這輩子最後使用俄語的機會，顧念章是他這輩子最後一個學生。在這塊遼闊的鄉村野地，不會再有更好的人選了；他甚至想過，即使顧念章不主動送上門來，他也會想辦法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能讓一肚子美妙的語言跟著他進棺材。

「平陽，我奶奶又去那裡啦！」

那些天你一直不吭聲。母親安慰你：「兒子，別難過。你得學會接受天賜的死。雖然媽媽知道這樣說不好，可這是事實：遲早的事。前些天我就聽你秦阿姨說，天賜對著鏡子喊：我找不到自己了！我找不到自己了！我去哪兒了？兒子，你看，真是遲早的事。」

「個小東西，作死啊！」

「好，雅各布，你看，」你導師說，「我剛發現，我父親和猶太人有緣。他在哈同洋行做過事。據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猶太人，1873年到上海后，從看門人做起，後來創辦哈同洋行，成了地產大亨。我父親後來送令堂去醫院。現在，因為這件事，你帶回了令尊拍的照片。歷史又接續上了。」

「嗯，我外公姓章。」

會議滿滿當當開了兩天。第三天，主辦方邀請與會的專家學者看一看北京，塞繆爾教授婉拒了，他在中國剩下的時間極有限，他要用在去上海的尋根之旅上。顧教授脫不開身，你代表他陪伴塞繆爾教授的上海之行。你知道塞繆爾教授全世界最想去的城市就是上海。在會議間隙的茶歇時，五湖四海的學者聊起來最嚮往的城市，一大半洋教授說的都是北京。塞繆爾教授攪動咖啡杯說：

河邊初級中學的教育本就不正規，又逢亂世，不上課是常態，聚到土坯牆、茅草頂的搖搖欲墜的教室里反倒成了師生們的休閑。舉國上下都在搞革命，船民和漁民們興趣不大，因為那是以文化的名義，他們識字的沒幾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搞，舉國上下都在搞，不能拖國家的後腿，公社領導每天在大喇叭和小廣播里喊：要把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今天是這個領導喊，明天換成另外一個領導喊，傳播小道消息的人說，因為前一天的那個領導已經被「革命」了，下台啦。再過幾天，又有一個新聲音在無線電里喊出同樣的話來。既然得搞，既然不得不搞，船民和漁民們只好分組值班搞革命，要批鬥的，要遊街的，要武鬥的，大家看著辦，別弄得收拾不了局面就行。開會分配工作時，大家都信心十足，沒文化也照樣能搞出個有文化的革命來。可read.99csw.com搞著搞著就搞亂了，失控了，家長里短、姑嫂勃谿、公恨私怨、小心眼、小心思慢慢地都搞進革命里了。水上還好，岸邊有點亂。搞出甜頭的，搞出悲憤的，同時想起了初級中學里的半大小子和丫頭們：

沿著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條石頭小路進入耶路撒冷，雲在天上積累，層層疊疊的白雲遮住陽光，石頭變幻著形狀逐漸長大，像莊嚴的陰影大軍開進了城市。那些石頭，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磨、鑲嵌，組裝出這座陌生的城市。你的雙腳踝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沿向上傾斜三十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處走，房屋在升高，你手扶牆壁，身上落滿石頭上的白堊粉。有時候行人如織，他們穿黑衣戴黑帽，頂著水流般的黑色頭巾，他們低頭疾走，男人的下巴上長滿茂盛的鬍鬚；有時候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石頭在風裡歌唱，耶路撒冷仿如寒冷的空城；你把包背在身後，汗滴到腳前，你走啊走，從一條街升高到另外一條街，永遠是石頭，黑色的和白色的，永遠是城堡和房屋，永遠是臨街關閉的窄小的門，你直起腰，看不見殘存的大衛王城堡拱門，看不見哭牆、聖殿山、聖墓教堂和阿克薩清真寺金碧輝煌的穹頂，你看見你到達之處是你已經經過無數次的同一個地方，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你又迷路了。石頭，石頭，石頭，你認識它們又不認識它們，它們長得相同又相異——你總是夢見你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你總是夢見你跋涉在耶路撒冷九九歸一的路上。

「那天半下午的陽光亮得能殺人。」

如果塞繆爾夫婦把羅生特先生視為「貴人」，那毫無疑問老薑也是顧念章的「貴人」。他在他學業荒疏的時候及時地餵養了他一門外語；重要的固然在於早早地掌握了一門語言，更在於修習俄語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類似「專業」的學習習慣和精神；他把他迅速地從鄉村初級中學的同伴中區別了出來，成了一個潛在的知識分子。顧念章逐漸靜了下來，讀書和思考慢慢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四年後，顧念章在省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化革命與運河生產》的兩千兩百字文章，談「革命切要，運河生產更切要」，縣委書記碰巧讀到了，覺得不錯。一打聽，這個叫顧念章的待在村裡，已經從放散牛似的學校里輟學，跟舅舅跑船了。他找人通知船隊隊長，就是篡了顧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人，要見「有學問」的「革命接班人」。見了面縣委書記被震了，這小子肚子里墨水的確不少，尤為難得他還說一口好俄語。縣委書記念書時學的就是俄語，兩人在辦公室里還用俄語你來我往了三五十個回合。書記納悶，整天在野地里跑，哪來這麼一口標準的好俄語。顧念章告訴他，老薑教的。他把老薑供出來，是因為老薑已經不在了。在他進縣委大院的半年之前，老薑肺結核、肺氣腫發作，夜半死在床上。次日清早，顧念章推開老薑的門，老薑已經像冰棍一樣涼。

少年顧念章：在水邊生活三年，足以讓顧念章成為一個乖張和憂鬱的少年。上海這個大都市規訓了他十二年的文雅和拘謹，全被河邊的生活推翻了。外祖父家長河綿延，野地闊大，讓他跋扈和野了起來。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時候更少，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個孤兒。無父無母的孩兒，要對他好一些，再好一些，無限地好一些。少年顧念章發現了天賦的權利，越發乖張、任性和暴烈起來，說一不二。吃魚必須吃兩腮上的那兩小團肉，別人誰也不能動他喜歡吃的魚肚子，誰沒眼力見兒先伸了筷子，這頓飯他就絕食。跟外祖父和舅舅跑船，興緻來了想開船，駕駛艙里第二個人都不能進來。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會把船上的小狗一腳踢進水裡；如果釣某條魚花了他超過半小時，釣上來后他就先把魚摔死。

一閃念就過去了。過了兩天，你去天賜家玩，看見福小的《新華字典》又想起來這事。天賜豁著一顆牙，滿嘴跑風：「奶奶可認真了，天天追著我和姐姐教她認字。還讓姐姐教她查字典，你看，字典都快讓奶奶翻爛了。不知道她那破書有什麼好看的！」福小說：「天賜你多嘴！奶奶說了，別亂說！」天賜說：「哼，我怎麼亂說了？我沒亂說。你能說那不是破書？」福小說：「你還亂說！」天賜說：「就說！就說！我還要說，奶奶的破書是洋教士給的！洋教士死了屁尖子都沒留下，就剩這本破書！我說了你能怎麼著吧！」福小知道攔不住弟弟，只好在他泄密的時候拚命拍打《新華字典》，希望噼里啪啦的聲音能蓋過弟弟。

「我那是進來坐坐。沙教士一個人蠻孤寂的，過來看看他。」

這份工作艾格尼絲做得很開心。羅生特先生人好，也總能在必要的時候勾起她的鄉愁，然後又巧妙地把它化解掉。不僅對她，對愛德華也如此，他們有共同的身份與記憶。鄉愁是他們必需的身份認同。羅生特先生的正直與敬業，很多年後艾格尼絲在耶路撒冷也念念不忘。她記得羅生特先生接待完病人就開始讀報紙，《黃報》和《上海猶太早報》。讀過以後，他會告訴艾格尼絲最近外部世界和猶太人世界又發生了什麼，納粹惡勢力又幹了什麼壞事。事關納粹與戰爭，他必拍案而起，這個時候，艾格尼絲覺得他更像一個戰士。診所里清閑下來，他會和她談政治，談中國的抗戰，儼然是個革命家。她的猜測沒錯，1941年2月底，羅生特先生請她和愛德華去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路口的羅威飯店，那是一頓豐盛的法式西餐。如此隆重令人疑惑。果然，餐后羅生特先生向他們告別：他即將啟程去江蘇的鹽城，加入新四軍。

秦環打開斜教堂的木板門，一個人進去，關上門，一個人待在裏面：禮拜，禱告，閱讀《聖經》，想象一尊神，枯坐，以及發獃；一個人的宗教。據你所知，她從未說過信仰這件事；據你的推測，秦環很可能都不會在內心裡使用「信仰」這個莊嚴宏大的字眼。她當然知道這個詞，沙教士對每一個向斜教堂探一下腦袋的人都說：「你要信仰主。」《聖經》里也一再強調，要「信仰」。但她不會用，她一定會認為，當一個人動輒說到「信仰」將是多麼輕慢和草率，多麼讓人難為情；她要把自己的調子壓到最低。她說：

雅各布·塞繆爾，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認識了快兩年，塞繆爾教授向你發出邀請；此時離你博士畢業已經很近，申請希伯來大學的博士學位是來不及了，條件也不充分。「你可以先來希大做一年訪問學者，」教授建議，「有足夠的時間來申請讀博。」當時你們坐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酒店裡喝茶聊天。這一天，你陪塞繆爾教授在虹口區過了一個中國春節后，第二次陪他來上海訪舊，你們剛從淮海中路1380號回來。1380號是漢學家羅逸民的故居，這位曾經參与編寫了著名的《德華標準大字典》的前羅馬尼亞人，本名埃爾溫·賴夫勒，奧地利著名漢學家羅斯托恩的高足，上個世紀20年代來上海，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一直在上海教書授業。1945年到1947年間，塞繆爾教授的父親愛德華·塞繆爾，曾在羅逸民先生的中文班上學過漢語。塞繆爾教授此行就為了圓父親生前的一個夢；愛德華和妻子艾格尼絲1948年離開上海去以色列后，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在那個時候，秦環信奉的一個人的宗教是多麼的不合時宜。就算在之前，之前到解放前，沙教士和教堂跟花街上的妓|女和她們掛在門樓上的紅燈籠一樣是道獨特的景觀，信教的人也極少。進教堂的人也許挺多，但多是在石碼頭上歇個腳，進教堂「到此一游」，那時候無照可拍，就偷偷找塊尖角石頭在教堂的磚牆上刻下幾個字，風吹日晒久了，化作風塵；那些真有信仰的外地人，禱告一下，隔著一塊手織藍染布對沙教士懺一下悔，懺完了，像洗了個澡似的身輕如燕地離開了。本地人對洋玩意兒相當謹慎，彆扭，對著一個外國男人跪拜，跟一個說曲里拐彎的漢語的洋老頭說花街話，多難為情啊。更主要的，你不好意思在他們面前燒香，求他們讓你升官發財、兒孫滿堂。如果不能生子、陞官、生財，不能免災去病，那你拜他又有什麼用呢？所以，假如男人信了沙教士的教，花街人會想這傢伙是不是入了反動會道門了？要是女人沒事就往教堂跑，嘿嘿，那話就不好聽了，難道就一定可以排除男女私情嗎？沙教士是男人，又不是和尚或太監，聽說洋人那玩意兒厲害著呢，八十歲也能讓十八歲的姑娘肚子大起來。總之那是非我族類的神秘兮兮，沾上了絕非光榮的事。秦素文的態度含混不清（作為善解人意的女兒，多年來她總能與秦環達成共識），景侉子的不高興是一不小心就吊在臉上的。有一天晚上，你和天賜坐在秦家門樓底下的石臼上「翻單被」，一圈線被你們的手指拉扯出幾十種形狀，秦奶奶穿著黑衣服從院子里走出來，出門往教堂方向走。景侉子叼著一根自製的捲煙過來，叫天賜回去洗腳，你聽見他對著秦奶奶的背影嘟囔一句：

你們在石碼頭上一直坐到被父母揪著耳朵拎回家。拎楊傑耳朵的是他大姑媽，老歪的老婆，她以脾氣沖性子直著稱，火撒完了對人就更好了，是那種打你一巴掌要給揉半天的人，所以五個姑媽里，楊傑最喜歡大姑媽。你們覺得終於掀開了秘密的一角。儘管你們早就知道天賜的奶奶經常去教堂，你們知道她像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們一樣，求拜的是一個外國的男人；但你們不知道，她一個人在岌岌可危的教堂究竟幹什麼，怎麼求拜。四條街上只有她一個人進教堂，這本身已經說明了問題：她隱秘、古怪，讓人恐懼，像她四十歲以後一直穿的黑衣服。當你是當年那個孩子時，在你看來的確如此，只要她和教堂聯繫在一起，你就覺得她和那個和藹平易的秦奶奶、你的同伴景天賜的奶奶，不是一個人了。那秘密的一角是：她靜靜地坐在洋神跟前的蒲團上，也許還念念有詞，手裡竟然捧著一本大書。目不識丁，她在看什麼呢？

沒帶上天賜，三人中你最小，所以你覺得你的緊張情有可原。不帶天賜，因為秦環是他奶奶。秦環旁若無人地穿行在花街上，快到長安家時往左拐，黑洞洞的教堂歪斜著杵在夜空里。那個時候天上的星星比現在多，比現在亮，團團簇簇地擠在天上，夜空幾乎不堪重負，你時刻擔心它兜頭掉下來。天上亮，教堂黑，你父親調出來的墨那樣的黑。你們躲在牆角後面，看秦環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扁長的銅片鑰匙，在黑暗裡熟練地打開那把總也不生鏽的老式銅鎖。兩扇國槐木板門飽經風吹雨打，四周已經朽爛，推開時發出老鼠一般尖利的叫聲。你覺得那聲音緊急、明亮，像黑夜裡一道雪白的傷口。沒有電燈，秦環在黑暗裡消失了半分鐘，先是火柴微小含混的光，然後是蠟燭，亮，更亮，在她身前，毛茸茸的一個淡黃里泛紅的光暈在教堂里渲染開來。光讓她的背影極其巨大，滿滿地堵住了教堂的門，一直推到你們腳前。

回到船上，舅舅對外祖母說：「家裡像個戰場。」暴亂，清冷，任何象徵生命和溫度的東西都消失殆盡。兩間房子的廢墟。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顧念章記得父親長年寫日記，但帶回來的遺物里，連張紙頭都沒有。乾乾淨淨的人生，彷彿從沒有來過這世上。跟顧念章有關的只剩一個被揪光了頭髮的洋娃娃，父親在哈同洋行做地產生意時，一個姓盧的同事從法國帶給他的。

她說的沙教士是斜教堂里最後一個洋教士，奧地利人，上世紀30年代初來中國，輾轉傳教，40年代中期來到花街。剛傳了幾天教，還沒發展出夠一張桌吃飯的教友數，新中國成立了。教友們轉身開始積極要求入黨，堅決不進教堂了。中央政府下了文件，所有的洋教士全部停止傳教活動，一律各回其國。沙教士倒是想回奧地利，葉落歸根當然是美事，但年紀大了，要回去非把老身板弄散架不可。他早也適應了中國生活，漢語雖然還帶著口音，但肯定比德語說得利索；筷子用得也比刀叉順溜，喜歡上了喝豆漿吃油條包餃子，胃也被改造過來了。他給淮海市領導寫了份申請，風燭殘年，實在動不了了，教不再傳，只求終老花街；他可以在河北岸辟三五分田園，自食其力，不給政府和人民添麻煩。經討論，宗教局批複：鑒於沙教士多年來靠醫術造福中國人民（沙教士懂西醫），以華夏為家，特許留住花街，政府施以少量月俸，慰其安度晚年。一個傳教士最終靠醫術在花街得以安身。

在南京路上，「朋街」服裝店舊址的樓下，你和塞繆爾教授站在上海濕冷的寒風裡，一手拿著一張艾格尼絲年輕時的照片，一邊抬頭往二樓的窗口張望。窗戶緊閉，你們都搞不清那扇窗戶里如今究竟在做什麼。此去經年，人是物非。塞繆爾教授的母親在照片上穿著一件塞繆爾款旗袍，愛德華特地為她量身設計的。她在對愛德華的鏡頭微笑，高鼻樑深眼窩，一頭長長的捲髮；儘管照片是黑白的，儘管因為歲月悠久畫面有些模糊，儘管你對服裝尤其是旗袍毫無研究，但你依然能夠發現，那件旗袍穿在這個西方女人身上是多麼的合適與和諧，有渾然天成之美，彷彿她天生就該穿這樣的衣服。

事實上太至於了，一點都不誇張。到第二年，他們倆開始經常去霍山公園旁邊的一堵牆上查看猶太死難者名單，一不小心就看見自己的親人和朋友赫然在列。那些不完全名單由人從歐洲不定期帶回來。沒看見名字的親友，他們不斷寫信去打聽，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沒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徹底。

這是一個問題。終於有人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很多年裡你都固執地認為這是一個「到世界去」的問題，就是精神需要突圍和漫遊，就是尋找一種讓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你在尋找與「耶路撒冷」四個漢字發出的聲音相對應的出路，有一天，一個從耶路撒冷來的老人跟你說，來耶路撒冷吧，你立刻覺得對，就是它，你找到了。可是，你為什麼要做朝向「耶路撒冷」的突圍呢？你為什麼只有聽見這個四字之聲才覺得內心安妥呢？

你告訴塞繆爾教授，「斜教堂」這個名字不好聽，「歪教堂」這個名字也不好聽。「歪」和「斜」在漢語里都不是「正價值」，「正」才是好的。尤其前者，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邪教堂」。所以，秦環秦奶奶在世時，聽不得別人張嘴閉嘴「斜教堂」。「你要是實在想說，」秦環說，「你可以說教堂。」在秦奶奶看來，進到教堂里，她覺得它比四條街上任何一間房子都正，一點都不歪。有一次你在天賜家，說起教堂，你說：「斜教堂屋頂上有個鳥窩。」天賜和天賜的姐姐福小豎起右手食指對你搖一搖，天賜說：「平陽你小聲點，小心被奶奶聽見了。」但還是被秦奶奶聽見了，她從她住的耳房裡探出一張嚴肅的臉，說：

在塞繆爾教授的敘述里，你能感受到當年飽受驚恐、壓抑和磨難的塞繆爾夫婦如何的興奮。上海固然是個已經開始建立起歸宿感的城市，但他們依然更嚮往嬰兒般新生的以色列。他們自己的家園需要他們去建造，事實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猶太人風起雲湧般趕赴以色列。塞繆爾教授糾正了你的一個詞，不是「趕赴」，是「歸赴」。沒錯，是歸赴。塞繆爾夫婦決定歸赴以色列。

「聽政府的話音，是這麼回事。可誰知道呢。」

依然是一個背影。她坐在蒲團上，跪在蒲團上，挺直或者彎曲的脊背虔誠而又衰老。你從門縫裡看她，或者和楊傑、易長安從窗口裡看她，看見的都是她的背影，只有在轉身時，在她讓你們進去，在她問你們某一個字怎麼念、什麼意思時，在她待在家裡和任何一個正常的老太太一樣和藹可親時，你才能看見她的布滿十萬道皺紋的臉。就算在這些時候，當你的目光從她臉上移開，當你在遙遠的地方，比如北京，閉上眼，看見的依然是她的背影。她的背影不屈不撓。

誰也不理老歪。他是楊傑的大姑父，說話的時候左邊的嘴角會往上扯。這種毛病叫面癱，臉上的神經出了毛病。他的小姨子，楊傑的小姑媽從大醫院給他帶來了葯。幾年前就吃好了，現在面不癱，但老歪習慣了，你不讓他左嘴角往上扯他就不會說話。楊傑的大姑媽小姑媽都很生氣，真是賤命，好日子不會好過。花街上的人勸她們，讓他扯去，頂多是個壞習慣，又不算病。老歪就這麼扯下來了。他扯著嘴角讓妻外甥回家睡覺，楊傑已經和你和易長安跑到了石碼頭。

教堂初建於何時，你查閱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運河沿河地方志》、《大運河史話》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資料，每本書里都言辭鑿鑿該教堂建於某年，但幾本書里的時間相互又是矛盾的。比較集中的說法有三種：

「哪句？」

你跟福小說：「我什麼都沒聽見。」

你祖父一下子愣了，慌慌張張說：「他秦姨，這個你別問我。我不知道。」

「平陽，快幫我把意思表達一下。」

「不鬥了？那咱們不是白來了？」劉大剛歪著腦袋看正排長。「對一個國民黨的特務，批鬥他重要，還是搜出敵台重要？」顧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揮揮手，「你們知道特務靠什麼傳送情報？」

景侉子滿嘴藍幽幽的泡沫，說：「睡了。都幾點了！」

在師範大學教書的第一年，你絕望地坐在輔導員的辦公桌前，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大雨初霽，雷聲在另外一個城市滾動。母親告訴你，秦奶奶昨夜死在花街的石板路上，懷抱木刻的耶穌；雨水泡漲了臉，皺紋不見了，表情安詳。昨夜閃電交加，球狀閃電到處亂跑，秦奶奶擔心斜教堂漏雨濕了耶穌，半夜去取十字架，摔倒在半路上，耶穌身上穿著她的雨衣。放下電話你淚流滿面，這個結果如同眼淚要從上往下流，水到渠成，你絲毫沒有震驚。

「不用想別的，就想想你爸媽。」

即使柴油機在響，即使北風在水面和岸邊的枯草尖上呼嘯，顧念章和外祖母也聽出來背著他們蹲著的外祖父鼻塞了，他的聲音在抖。

都是繁體字。秦環逐字地念，不認識處停下來等你們認。認識的你們就說，或者三個人湊在一起像算命一樣猜，實在不認識的就跳過去。一段文字念了十來分鐘。然後秦環又順了一遍，邊順邊猜，整段話的意思她基本就弄清楚了。你們可以走了。read.99csw.com她把油燈吹滅，滿屋子嗆人的煤油味。楊傑和易長安左顧右盼地往外走，這地方還是有讓你們不知深淺的神秘。你站著不動。秦環指指門外。

顧念章去了河邊，對著蘆葦叢裝模作樣地撒了一泡子虛烏有的長尿，等「革命闖將尖刀排」的成員們都散了，他又回到老薑的茅草房前。老薑坐在馬紮上繼續洗衣服。這群小崽子們狠起來可能也像狼，但他還是止不住地覺得可笑，更覺得可悲。世道如此，終老河邊又有什麼意義。他先對顧念章開了口：

「你不會真要搜敵台吧？」

易長安大大咧咧地說：「平陽在計劃他的撒哈拉沙漠之旅呢。」

「老人家現在呢？」塞繆爾教授問。

「我最想去的城市是耶路撒冷。」

你插了一句話：「第三個猶太人也會記住這座偉大的城市。」

「所以你被捲入一個老太太的神秘活動里？」在後來你和塞繆爾教授的交流中，他說，「從此你被帶進了『耶路撒冷』？」

「就它了。」

水邊的傍晚來得總比別的地方快，夜色從運河上先升起來，一陣風就刮進了花街，黑暗無孔不入。孟彎彎的米店裡狗叫了幾聲，滿桌娘的三隻母雞跳到院牆邊的桃樹枝上，老歪雜貨鋪的燈率先在櫃檯上方亮起來，1987年夏天的傍晚就算正式來到了花街。你們裝模作樣地坐在石碼頭上摳腳丫，你，楊傑，易長安，摳一摳聞一聞。你們的眼睛瞟著從河邊走過來的老太太秦環。她從西邊來；晚飯後的例行散步，從花街出來，繞到東大街，再從西大街繞回來。楊傑用姑媽從深圳出差帶給他的電子錶計算過，這一圈繞下來，慢了四十分鐘，快了只有半小時，那要取決於天氣和是否與街坊鄰居聊天。你們看見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從石碼頭拐進花街，在她的背影即將被黑暗吞噬之前，你們站起來，赤著腳跟上去。石板路的熱度還沒散盡，光腳踝上去你覺得你像一隻心動過速的貓。

「嗯，」顧念章點點頭，「回家睡吧。」

斜教堂里彩塑的泥十字架在「文革」初期就被砸了，榔頭、鎚子、棍棒和石塊一起上。觀音菩薩砸了，彌勒佛燒了，灶王爺也不要了，何況一尊國外的洋神。帝國主義的神比咱們露著大肚子的羅漢還不體面，病歪歪的，長一張難看的刀鞘臉，只在要害部位圍了一塊布，穿沒穿褲衩都很難說。砸。叮叮噹噹，帝國主義的神碎了一地。拜洋菩薩的只有前妓|女秦環一個人，都老太太了，還沒事對著一個大半個身子光著的男人磕頭作揖，年輕時見的光屁股男人還不夠多？花街上被批鬥的人里，無論如何得有秦環：年輕時做過妓|女的，靠身體吃飯，還有比這更墮落和腐朽、更需要批判的嗎？現在隔三岔五往斜教堂里跑，關上門嘰嘰咕咕，像個通敵賣國的特務，公然搞迷信活動；和一個光身子的男人共處一室，有傷風化——不管他在牆上還是在地上，不管他是泥塑的還是肉長的，男人就是男人，光身子就是光身子。

塞繆爾教授當天晚上就給你回了郵件：

若干年後，這是世人皆知的段子。但在1969年運河邊的村莊里，如果是劉大剛欲加之罪，那隻能說明劉大剛是個天生的「革命」好手，「革命人永遠是年輕」。若干年後，顧念章已經在北大留校任教有年，他回河邊看舅舅，得知當年的副排長劉大剛已升任副縣長。該縣人民都知道劉副縣長口才一流，對一無所知的事情繞了半圈也能說到點子上。人民說：劉副縣長天生就是當領導的命。

「人這一生其實是往回過，平陽，」塞繆爾教授說，「不知道你這麼年輕能否理解：後半生往前半生過；下一輩子往上一輩子過。所以，我父母回不去的上海，我要替他們回去。」

1948年12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國的外交官，摩西·尤瓦爾，到達上海。此人大筆一揮，發出了七千張去以色列的簽證。塞繆爾夫婦帶著八歲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們坐船離開上海。在黃浦江碼頭上，愛德華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這一次不只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妻子艾格尼絲、兒子摩西；這一次不是慶幸逃亡成功，而是拜謝上海；這一天，上海沒下雨，太陽很好，萬里無雲。

「你到城市與社區研究所來。回去我就讓他們給你發邀請函。」

你曾在網上搜集過全國各地的小教堂，發現始建於清代中後期的小教堂，在風格上跟斜教堂都有那麼一點相似，左右兩側的窗戶造型尤其像。你也曾把斜教堂與花街上一座清代中期的老房子做過比較，後者早已經成了廢墟，但基礎上的老磚頭還在，跟斜教堂石頭基座上的磚頭比較接近。你不考古，也非專家，只憑好奇判斷個大概。單從傾斜度來看，歪成這樣絕非百八十年之功；假若八十年就能歪成這樣，那它早塌了，而事實上，它頑強地健在。上世紀90年代末，淮海市決定授予它「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光榮稱號，請專家測量了一下，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上一次測量是在「文革」結束時），斜教堂歪了0.18度。照這個數字即使不那麼科學地推斷上去，也至少可以斷定，它絕非本地一些地攤民間故事集上說的那樣，建於1902年。為什麼要建於1902年呢？故事里沒給出任何理由。

「呵呵，」羅生特先生疲憊地笑笑，他已經深解中國式幽默，「貴人等不到啦。」

1969年，劉大剛上來就給了老薑一個耳光。「這罪更大，領袖你都不洗完整！」

親愛的維也納市民們，請站好，但是猶太人出列；必須出列，請，往前走兩步，一，二；請跟隨我們偉大的元首的衛士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多年後，在老塞繆爾頑固的回憶里，上岸的那天上海艷陽高照，的確是個得救的日子。所以踏上陸地，他把行李扔到一邊，在女朋友面前跪了下來，親吻了上海的磚頭路面；他對她說：「甜心，我們得救了！」彷彿上海也是應許之地。塞繆爾夫人只好一遍遍糾正他，碼頭上是陰天，上海還深陷梅雨季中不能自拔；愛德華的確跪下了，也說了「得救」，只是他親了一嘴的泥水，因為他正好跪在一攤水汪里。她記得清楚，是因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個非猶太同伴取笑了，「至於嗎？」那個來上海做生意、坐頭等艙的維也納銀行家撇撇嘴，「太誇張了。」

「對，第三個猶太人也會記住。」塞繆爾教授笑了，「不僅第三個，還有千千萬萬的猶太人都會記住。告訴你平陽，穿行在這座我父母遭遇苦難與幸福的城市，讓我心安，就像我走在耶路撒冷。這兩天在街上走，我一直有個錯覺，彷彿一轉身就能看見父母的背影。」

批鬥當天顧念章不在，跟舅舅去里下河接外祖父了。外祖父的公社船隊隊長職務被副隊長抹掉了，副隊長造了反，糾集了幾個下屬逼他下了台。理由是，他女婿在資本主義的企業里干過，曾是假洋鬼子，洋買辦；他肯定受到了敵對勢力的污染，這樣的人做社會主義國家的船隊領導，怎麼能信得過呢。實際上，這個副隊長和顧念章的外祖父鄰村，兩個村步行也就十五分鐘，從手拉手一塊長大，對方屁股上有幾顆痣都一清二楚，但他就是拿顧念章的父親作起了文章。讓外祖父交權，外祖父就交了，免得扯出更多。新上任的隊長准他三天假，回家用艾灸治療肩周炎和風濕病。舅舅帶著顧念章，撐船把外祖父接回家。

「Really（真的）？」塞繆爾教授驚喜地睜大眼。他聽到了自己城市的名字，唯一一個人發出了她的聲音。

一個猛子扎到運河中間，你露出腦袋，抹掉臉上的水，靠著腳踩水你在河中央立住不動。其實陽光沒那麼好，有雲朵向西天上游過去，河水從東邊開始往這邊黯淡。你看見父親從家門口走出來，雙手按在屁股上晃動身體。坐久了腰不舒服，初醫生和所有醫生一樣，懂得養生。父親的脖子在做「米」字形運動。你聽見福小的聲音從花街的拐角處傳過來：

老薑笑了笑，根本不像即將要被批鬥的樣子。他的舌頭再次在嘴裏跳了一串踢踏舞，這一次美妙的聲音持續的時間更長。他本能地相信這個少年，不僅因為他是老章的外孫，從上海來；還因為他為了確認一種陌生的聲音重新折了回來。「俄語。好聽嗎？」

你第一次清晰地聽見這四個字。你第一次清晰地說出這四個字。從此，這四個字總會不經意地竄到你的舌頭上，鑽進你的腦袋裡，你張不張嘴都會發出和聽見這四個字的音：耶路撒冷。在你還不懂外語時，在你還不知道它是一個音譯外來詞、代表了什麼意思時，在你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漢字之美時，你已經在驚嘆這四個漢字組合之後所呈現的韻味和美感。美在哪裡，你說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頭緒，但你確信它就是最美的漢字之一。

「有。」你回答，「您怎麼知道？」

提籃橋。當天晚上你就從上海地圖上查到了這個地方，在虹口區。二戰期間，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都住這裏。虹口地處公共租界和華界交叉地帶，房租和物價比較便宜，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猶太難民扎堆到這裏。一間屋擠了三五十號人是常事，最擁擠的房間里能住一兩百人。剛到上海的愛德華·塞繆爾夫婦，那時候還沒有結婚，別人稱他們愛德華·塞繆爾先生和艾格尼絲·弗蘭克爾小姐，在一間擺了四十張高低鋪的房子里住了兩個晚上。兩人之間隔了十八張床，臨睡前必須越過幾十雙臭鞋子相互道一聲晚安。兩天之後，愛德華通過一個從德國北方城市基爾來的朋友幫助，在提籃橋旁邊的一個弄堂里租了一間小屋子。

「算是吧。當然還有別的。」你說，「如同您的上海？」

「神經病！就是『太上老君』又跟咱們有屁關係？爭得一頭子勁兒！」

大家全啞了，美術老師眼都圓了，她也沒想到這丫頭來這麼一通。勁兒夠大。此後果然就沒人敢公開取笑了。當然，天賜從第二天就斷奶了，全家人怎麼勸他也死活不吃了。回到家你在飯桌上跟家人說起這事，問姐姐，要是你像天賜那樣被人取笑，她會怎麼做。平秋哼了一聲，說：

儘管如此，你依然喜歡福小。她的笑，她的長相，她的馬尾巴，她走路的樣子。那時候你缺少詞彙來形容一個女孩子的美，你只會說她好。你總是對平秋說，人家福小對天賜多好啊，比你對我要好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平秋又用鼻子哼，人家好，到人家去啊，侉子叔叔才不會要你呢！好吧，你撇撇嘴。侉子叔叔的確不會要你，他用一輩子來疼天賜都覺得疼不夠，恨不得睡覺的時候都把兒子夾在胳肢窩裡。但是你得承認福小對天賜就是好，你說。你向姐姐擺事實講道理。

這個地方你要多說幾句：另一個必須批鬥的是你祖父，初凡子。初凡子是個老私塾，是四條街上屈指可數念過之乎者也的人，解放前就開始教書，解放後繼續教書。鬧了「文化大革命」，上頭下了硬指標，花街上必須揪出來四個人。秦環算一個，沒文化，但卻是沒落文化的代表，又做皮肉生意又搞洋迷信；初凡子有文化，那更切題了，要搞有「文化」的「大革命」，他必須得算上；有文化的要斗，沒文化的也要斗，這才是「大革命」。四條街的革命委員會去小學校揪出你祖父之前，還給他送了另外一頂帽子：地主。你們家祖上做小生意，你祖父的父母做挂面、炸饊子賣，生意淡季還會租船到運河上下游販米賣，順便倒騰點銀元，比平常人家多置了二畝地。所以你爺爺才有錢去念私塾——沒錢的人家誰念得起書？現在你祖父的父母都死了，雖然土地都充了公，挂面機子散架了，炸饊子的大鐵鍋也漏了底，米一粒不存，銀元一個不見，你初凡子依然是地主。地主是個世襲稱號，就像「革命世家」，就像「無產階級英雄」。

福小還在哭：「天賜！天賜殺了自己！」

「那也不能讓他穿解放鞋啊！」

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的第一個寒假，顧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世紀60年代的上海地圖找到捆綁父母的操場，操場還是操場，看不見陳年的血跡，雪都沒有。上海的雪下得越來越少了。他還找到了他們家的大致位置，平房被置換成六層的民居。後來，顧念章又去上海，六層的民居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樓。顧教授仰頭往樓尖子上看，覺得眼暈。這一次，他打聽到了送他洋娃娃的盧叔叔的下落，登門拜訪。盧叔叔下肢高位截癱，「文革」時被打的。

「我才不去你們教室。丟人都丟死了！」

老薑搖搖頭，表示沒出過聲。大家也就把這事忘了，興沖沖等著顧念章發話，開始花樣翻新的批鬥。顧念章沒聽懂那句話，但他聽見了，他覺得老薑的舌頭上像裝了一個性能良好的彈簧，當舌頭彈性十足地擊打上顎和牙齒時，老薑發出了悅耳的聲音，如同某種深沉的鳥叫。憑著依稀的記憶，他覺得這聲音似曾相識。

坐船去北京的前一天，顧念章去老薑墳邊坐了一下午。帶了飯菜和酒，帶了兩刀火紙，他用俄語和老薑說了一下午的話。墳在運河邊上，離老薑的茅草屋不遠，旁邊是蘆葦盪，風吹過來，所有的蘆葦和野草都彎腰，喧喧之聲不絕，如成千上萬人在哭。顧念章沒有哭，跟老薑說話的時候他才意識到，他是多麼想離開這個地方。不是不回來，而是離開，到更遠的地方去。所以，儘管他的俄羅斯渺茫得近乎抽象，他依然認真地學習俄語。他沒哭，這也是老薑的願望，老薑託付給他的願望——他終老於此已經夠了，他必須到世界去。

公社電影院巡迴在各村莊放映的露天電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國民黨特務都有一台電報機，每天夜裡躲在詭秘的角落裡，嘀嘀嘀嘀地發報，向蔣家王朝傳遞有關共產黨和革命的重要情報。這個大家都懂。

「我也想象不出來，」福小搖搖頭，「我扎過馬尾巴嗎？」

你看著那張照片，又看看導師，眉眼間似曾相識。你用英語說：「塞繆爾教授您好。顧教授想問，這照片是從哪裡來的。」

你在夢裡經常迷路，因為耶路撒冷布滿石頭。夢裡的「和平之城」石頭茫然無序，黑的石頭很黑，白的石頭很白，用你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積、排列、擺放在建築、道路和山頂上。

紅房子西餐館現在大概無人不知，在上世紀40年代初，它也同樣聲名浩蕩，它推出的法式傳統菜「洋蔥湯」足以和淮海路上俄式飯店裡的招牌菜「羅宋湯」一比高下。羅生特先生請他們喝了「洋蔥湯」；六十六年後，塞繆爾教授和你也點了「洋蔥湯」。味道香濃，你能喝出上好的牛肉和胡椒味，稍嫌油膩。六十六年前，艾格尼絲和愛德華喝完洋蔥湯，對羅生特先生說：

「到了希大你可得好好學希伯來語啊，」教授又說，「你知道身處異國不懂得她的母語是多麼痛苦。」

在塞繆爾教授第一次上海之行的火車上，這位以「猶太人與現代城市」為主攻研究方向的國際一流學者，胳膊支在窗邊的小茶几上，向你講述他父母的上海之行。一直講到凌晨一點，周圍的乘客早睡熟了，英語成了他們催眠的謠曲。教授認為，你知道了，你才明白他尋根的意義，你也才會更理解一座曾經接納和厚待過猶太人的城市。「城市精神與這個城市的人的精神，無法分離，」塞繆爾教授說，「如果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也會有此發現。」

你把這個故事用了一封漫長的郵件發給了塞繆爾教授。故事講完，你又附上一段話：

顧念章縮著腦袋也問：「外公，我爸媽說什麼了？」

「我想聽你再說一遍那句話。」

塞繆爾教授不知道什麼樣的鞋叫「解放鞋」，你在紙上給他畫了一雙。可是顏色你的黑自來水筆畫不出來，而顏色對解放鞋而言，甚至比它的帆布幫、橡膠底都要重要。軍綠色。您知道「文革」時全中國人都穿的軍綠色嗎？對，就是那種顏色。軍人的專用鞋，然後普及到全中國，現在還有人在穿。全世界只有一個耶穌穿解放鞋，在花街上的斜教堂里。因為給耶穌穿上鞋時，解放鞋在花街還很時髦，人人腳上都是解放鞋。那是1979年。

「因為，」你放慢語速，謹慎地搜索最恰當的英文詞彙，如同很多年紛至沓來，「從來沒有哪個地方像耶路撒冷一樣，在我對她一無所知時就追著我不放。」

「那你能不能幫我找個手藝好的木匠，我想做個十字架。」秦環說，「他初伯，放心，不連累你。」

「為什麼？」從紐約來的教授頗為失落。除了北京，剩下的人基本上都在談論紐約。你們都知道現在的學者也擅長逢場作戲，把北京掛在嘴上，姑妄聽之而已；不經意地提到的紐約，多半才是真心話。

「政府要是反悔，說繼續『革命』呢？」

你查閱了這個時期的相關資料。反猶狂潮如日中天，納粹當局發出指令，只要這些猶太人能夠離開奧地利，即可釋放。聽上去如同福音，可當時的英美等國借口移民名額已滿，拒絕他們入境。正在這種危難的時候，中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何鳳山先生向猶太難民敞開了中國的大門，向申請入境上海的奧地利猶太人發出了2000份簽證。

你磨磨蹭蹭往家走，到石碼頭上終於哭出來。福小早就回家了。滿月落在河裡，天地皆白，石碼頭上風打著旋歡喜地來回跑，你覺得悲涼和委屈。等了那麼久，她卻回家睡了。你在石碼頭的台階上坐下來，一直坐到石頭的寒氣從尾椎爬到了後腦勺。

你小聲對他們倆說：「書！」

二說清初。這回是荷蘭傳教士，一個紅頭髮的男人。為了不那麼嚇人，他把紅頭髮剃掉了，但鬍子還是紅的；鬍子他不願剃，稍微剪短了一點兒。眼睛深藍，跟陰天里運河水的顏色接近。紅鬍子的荷蘭人也是坐船來的，他的方向與義大利人相反，他從北方來，據說是北京；與義大利人相同的是，他也在遠處看見了石碼頭方向有大氣象，連綿的雪白槐花中間，隱約有紫氣上升。紫氣、氣象之類，一看就是演繹而來的，每個小地方都認為自己整天冒紫氣、呈現大氣象，是世界的中心，要出大人物，但多少個世紀過去了，小地方還是小地方，它忘了世界，世界也忘了它。

父親在現有的姿勢上停下，像個偏癱的病人，看見福小衝到石碼頭上。福小繼續喊：「初伯伯，天賜！天賜！」

秦環端著油燈走到十字架前，抽了一口冷氣，曲木匠雕刻出的耶穌臉，比泥塑的耶穌逼真多了，和沙教士描述的耶穌一模一樣：那從容、哀傷的神情，嘴角的血跡，頭上的荊棘王冠，凌亂得暗含另一種章法的鬍鬚。這的確就是耶穌本人的臉。再往下看耶穌光裸的胸膛、肌肉、肋骨的形狀、傷痕、扭曲的姿勢、腰布，直到兩條瘦腿，如果忽略掉木料的紋理，這絕對是活人之軀。但是再往下，秦環看見了一雙解放鞋。她把油燈往前湊了湊，沒錯，在腳踝處的那顆釘子下面，耶穌穿著一雙所有人都在穿的解放鞋。和曲木匠腳上的一樣。

「電報機！」大家一起說。

「語言讓我們得以自我確證。」

你答：「真喜歡。」

你也不信宗教，所以，這些年來你對秦奶奶的敬畏並非來自宗教本身，而是來自她對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誠，以及對斜教堂里穿解放鞋的耶穌謙卑的敬畏。她一個人的宗教在花街人看來，也許就是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戰爭，但她毫無喧囂和敵意，只有沉默與虔敬。她侍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僅僅源於一種忠誠和淡出生活的信念，歸於平常，歸於平靜。她戴著老花鏡，從目不識丁開始，到死之前幾無障礙地通讀了殘存的《聖經》數十次。她也許甚至都沒想過要把這部書徹底弄懂，她只要安妥與篤定。

六十六年後，塞繆爾教授喝完洋蔥湯對你說：「這個味道讓我想起已故的父母。」

「爹早死了。爹是爹，兒是兒。」縣委書記說，「讓他念了書，更好地反省一下他爹的問題。」

俄語比運河邊的方言難學，一天下來顧念章舌頭都學麻了。蹦蹦跳跳，這哪是學說外國話，完全是體操訓練。新鮮勁兒過了，顧念章開始懈怠，老薑不幹了，軟硬兼施讓他學。他向顧念章描述了蘇聯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明斯克，它們漂亮得如同天上的城市；他跟他講他在西伯利亞的冒險經歷，告訴他在匪夷所思的俄羅斯白夜，他抱著酒瓶子跟蘇聯人民圍著熊熊燃燒的篝火跳舞。最後，老薑總結：你若想親眼見到這些，你如果想經歷比上海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學好俄語。只能偷偷地來他的小屋裡學，別讓任何人知道，外公外婆、舅舅舅媽和你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們都不能知道。只是他們兩個人的俄語。顧念章答應了。彈跳的聲音已經夠誘人了，還有廣闊的俄羅斯風光。他想象著北方連綿的異國大地，舌頭越發歡快地跳起舞來。

顧念章此後時刻想著爸媽。他沒有辭掉「革命闖將尖刀排」排長的職務，為的是不讓下面的人找老薑麻煩。如果他的命令不那麼管用，一旦劉大剛帶人衝到老薑的茅草房前，就會發現他已經坐在老薑的馬紮上了。顧念章把聲音放大，讓他們聽見，他在用上海話審問老薑。他告訴他們，他正在循循善誘，遲早會套出發報機的下落。上海話他們聽不懂，嘰里咕嚕的，但上海話是從大上海來的，洋氣，意味著某種權力；他一張口就把他們比下去了。他們的自信和革命鬥志在聽不懂的上海聲音里一點點後退，一直退到偏遠的運河邊的村莊里。劉大剛揮揮手：

在此兩種說法中，教堂落成的具體年份都沒弄明白，傳教士的眉眼倒是摸得一清二楚，史志專家們把歷史當小說寫了；但史志專家們顯然又希望讀者確信其有，為增加可信度，把妓|女翠寶寶也扯進來，他們說，翠寶寶在明末就經常與義大利傳教士討論人生要義；在清初沒事就到教堂，和荷蘭傳教士探究信仰與民族大義。荷蘭的傳教士手裡沒拿羅盤，但他也相當慎重，在一所屋子門口坐了一天一夜，最後與屋主商議，花了二十二兩紋銀買下了這塊地，相當於今天的拆遷費，他在原地建起了教堂。

「罵你們的。有娘養，沒娘教。」

「爸爸，媽媽，這就是上海。」

「哦，」老薑用手背撩起遮眼的白頭髮，「你就是老章家的外孫，從上海來的？」

如同很多年紛至沓來。如果從九歲的傍晚算起，距今已經二十二年。但你不能確定那天晚上是否就聽見了「耶路撒冷」這四個字；你甚至敢肯定，與《聖經》有關的任何具體的聲音，那天晚上都沒有聽見。

父親顯然明白了，轉身就往屋裡跑，你剛向碼頭遊了不到五米，他已經拎著藥箱衝出了家門往花街上跑。等你濕淋淋地跑到秦家門樓前，父親已經給天賜做了簡單的包紮，舉著天賜的左胳膊，抱著他往醫院跑了。福小跟在後面邊跑邊哭。你從敞開的院門進去，再進到敞開的屋子裡，天賜留在地上的一大攤血正在凝結、變黑。這基本上是天賜可能流出來的所有血，他的血在家裡都流光了。到了醫院，醫生鑒定：他已經失血過多，回家吧。

「這就是我的父親，」你導師把五張照片平攤在玻璃茶几上，「僅有的父親。」他把塞繆爾教授帶來的照片和五張照片里的父親比較了一下，的確是一個人。「對我來說，父母永遠是黑白的。」你導師說。他把照片做成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排列組合，突然說，「塞繆爾教授一——」塞繆爾教授插話說：「請叫我雅各布。」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見證了兩位父親六十八年後的再次相遇。

「侉子叔叔，福小呢？」

「初伯伯，天賜！初伯伯，天賜！」

人都是要死的，問題是，他因為什麼死了。固然是天賜自己割了血管，固然福小「噓」了一聲，但你無法抹掉你所隱瞞的十分鐘，因為你可以救他。沒有及時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兇手？很多年裡你都在想這個問題。當然是。你也曾自我安慰，你其實在減輕天賜的痛苦，殺人手段救人心，可是，十二歲的時候你有這麼善解人意嗎？如果死後有知，你清楚天賜一定是怪罪你的。你有一陣子老夢見天賜問你：想看我流血嗎？你一定喜歡看我割自己，那好，我再給你演示一遍。天賜重複了那個半下午他看到的場景。刀刃明亮，血腥殘暴，天賜的自殺很快就和影視、小說里的場景混為一談，以致很多年裡，直至現在，你都見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殺場面，一看後背就發毛，覺得拿刀的那隻手是自己的。和舒袖在北大那會兒，每個周末你們都會去大講堂看一場電影，很便宜，票價五塊或者十塊；一旦電影里的人拿起了刀，你就低下頭裝作看手錶或者找東西。次數一多，舒袖發現了，「你暈血，」她問，「還是膽小？」

在長陽路62號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門前，塞繆爾教授摸著脖子，頸椎疼了。「中國有這個說法么，」教授問你，「頸椎有毛病的人上輩子是個弔死鬼？」

小時候一群孩子玩藏貓貓，男孩子一夥，女孩子一夥，一人盯住一個，你總是讓福小找你。你躲藏的技術甚好，但也因為藏得太深，福小經常找不著；你就慢慢從黑暗和隱秘處往外挪，希望能被她找到。你這個念頭被男孩們看穿后，遭到眾人的恥笑，成了吃裡爬外的叛徒。後來你決定不再往外挪，沉住氣躲在運河邊的一棵老槐樹后一動不動。你等啊等，等啊等，你相信福小一直在找，一定會找到你。夜晚的運河靜下來，石碼頭也空了，等到花街上人聲消散，只剩了狗咬，福小還沒有來。不知道幾點，直至世界徹底沒了聲音，你從樹後走出來，貼著花街小心地往裡走，瞻前顧後，你依然幻想福小會從某個角落突然跳出來，大喊一聲：「哈，平陽，我逮到你了！」一直走到秦家門樓底下，沒有任何一個影子跳到你面前，你的後背因為總貼著牆壁，都被石頭擦傷了。景侉子蹲在門樓底下刷牙。你說：

天賜六歲才斷奶，你們剛念一年級。半中午天賜的奶癮准犯，胃裡的小手伸到嗓子眼裡不停地撓，天賜就得往家跑。通常那時候秦素文會在家等著，遠遠地聽見兒子急促的腳步聲就開始敞開懷，以便天賜撲過來就能叼到奶頭。這樣不耽誤時間，吃完了天賜再往學校跑，就算賴一點皮多吃幾口，也能踩著鈴聲進課堂。那一天他們的同學房小小也在課間回家拿橡皮，看見天賜玩命地在前頭跑，覺得奇怪，這傢伙天天趁這十五分鐘練跑步？就跟上去看。到秦家門樓下，從洞開的院門往裡看，他的同學景天賜正趴在媽媽的懷裡吃奶！房小小傻了，把這個震撼的場面帶到了學校，立馬成了特大新聞：六歲了還吃奶！等天賜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教室，同學們嗷嗷地叫起來，一起喊：

這種事情你哪說得清楚？你說你不是就不是了？如果不是，你那一口舌頭亂蹦的俄語是怎麼回事？老薑就不吭聲了。跟革命領導和革命群眾你用漢語是講不明白的，用俄語更不行，那隻好沉默，離得越遠越好。他主動要求被發配到偏遠的運河邊。

「耶路撒冷」。

「老薑是誰？」書記問。

顧教授完全是出於禮貌才將翻閱照片的速度放慢。其中的一張讓他徹底停下來。他看著照片上穿西裝、打領帶、梳著中分髮型的年輕男子，有點愣，彷彿不經意扭了一下頭，看見了遠處的鏡子。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繆爾教授，然後翻轉到照片背面看，背面除了茶水般的歲月陳跡，別無其他。顧教授指指照片又猶疑地指指自己，塞繆爾教授伸長脖子看照片，然後盯著顧教授看，接著指指顧教授又猶疑地指指照片。他在顧教授的手裡彷彿也看見了那面鏡子。顧教授除了漢語只會說俄語，塞繆爾教授除了希伯來語外還能說四種外語，但這四種里既不包括漢語也不包括俄語；他們只能像兩個啞巴似的啊啊啊地相互指點。正好你從場外進來，臨時充當了翻譯。此次會議，你不僅要在會上宣讀關於「中國小城鎮化」的研究論文，還和同門的師兄弟兼做會務。導師的表情少見的激動。導師說：

「耶路撒冷！對，就是耶路撒冷！」你都沒想起問這四個字是啥意思，追著楊傑和易長安跑出來，告訴他們，「是耶路撒冷！」

懂就好。那就先散了吧。

既緣于學術上的惺惺相惜，也因為父輩的災難，塞繆爾教授和你的導師顧念章教授成了語言不通的好朋友。你是他們的喉舌，會議一結束就坐在他們倆中間，你把語言轉化成語言，再轉化回去。交流對於兩位師長來說，是傾訴也是對話，還是回憶和尋找。當你殫精竭慮找到一個準確的詞語完美地表達出雙方的意思，兩位教授一起表示感謝，一個拍你的左肩膀，一個拍你的右肩膀。塞繆爾教授說：「太棒了，小初博士！」你的導師用的是他感謝弟子的一貫方式，把讚許隱藏在貌似不搭邊的格言里，他說：

「提籃橋。」

你突然發火了。「誰說遲早的事！」你對母親大喊，眼淚嘩嘩地流，「他能控制自己的體溫，想升就升，想退就退，他就能不隨隨便便地死！」

你們家和秦家（包括景侉子）關係好，就始於這個時候。「批友」和「游友」，算患難之交，感情自然非同尋常。四條街的人都不敢搭理你們家，秦環和她閨女搭理。再有一個原因，你祖父很是敬佩秦環。初凡子是個文人，膽子卻小，稍有點兒風吹草動就低下頭不敢吭聲，怎麼批怎麼挨著，怎麼斗怎麼受著；秦環不，批鬥遊街從不把腦袋垂著，就仰著臉：想打的過來打吧，想丟石子的丟吧，想吐口水的吐吧！當年批鬥會在石碼頭上開，初凡子、秦環和另外一對通姦的男女一起站在高出地面一米的檯子上（六條船倒扣在地上，上面鋪了木板），你祖父和那一對男女都快把腦袋低到褲襠里了，秦環挺著腰桿硬邦邦地站著。她的手被綁，在後面，不能指著觀眾，她用下巴點，下巴對著人群里一個個批她罵她的人點：

「這個味道讓我們想起歐洲，想起德國和奧地利。」

顧念章搖搖頭。他只知道他叫老薑，做過蘇聯專家的翻譯，姜什麼都不清楚。

「蔣老頭。」那孩子稍稍安了些心，「劉大剛說，下一個目標是村東的蔣老頭。」

「平陽，記著，是教堂。」

你認為時間上稍微靠譜的是第三種說法，建於清代中後期。但細節就不能深究了。英國傳教士比爾·拉法羅從英格蘭南部的一個小城索爾茲伯里來華，在南京下關的一座教堂里待了一年半后，受命來到花街。那時候的花街已經有了不小的艷名，因為有清一代運河實在太繁華了，只要三五船的人同時停下來，吃頓飯住上一夜，那地方就可能成為溫柔綺麗之鄉。拉法羅傳教士聽說花街上醉生夢死，無所執，無所信，不知今夕何夕，頓生惻隱之心，募捐了一堆銀子來到花街。他希望這地方的浮糜之人能過上有「主」的莊嚴肅凈的生活。

塞繆爾教授用英語答：「我父親40年代在上海拍的。」

穿解放鞋的耶穌讓塞繆爾教授目瞪口呆。「曲木匠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想象力了！」他驚嘆道，「你們應該跟他說，耶穌本人也是個木匠，但很可能技術比不上他。」塞繆爾教授嘴裏念叨著「解放鞋、解放鞋」，然後說，「對著一個穿著解放鞋的耶穌祈禱，會是什麼感覺呢？」

「在上海的時候聽過。」

福小正在夾著一根青菜，茫然地接了茬：「哪天？什麼樣的陽光才能殺人？」

「非常對不起，」塞繆爾教授說，「非常對不起。這實在是個讓人悲痛的消息。」

楊傑說：「我媽認了一堆字，有時候還得查《新華字典》呢。」

你父親後來說，批鬥完回家，你祖父感慨，愧不如秦環，那真是巾幗英雄。你祖父由此對初家的人交代：如果花街上只有一家人可交往，那就是秦家。這也是你和姐姐平秋與天賜、福小打小一起玩的原因之一，長輩們鼓勵你們去秦奶奶家。在四條街，秦家不是人緣最好的那類人家。人都很好，但大家就是覺得有點隔。老太太秦環年過四十就只穿黑衣服，經常一個人進神秘可怖的斜教堂，在那個時候，「破四舊」的遺風尚在，秦環本人性格又剛烈，能不惹都不願去惹；景侉子來花街，因為倒插門心裏免不了自卑，話少，見著人能躲就躲，慢慢地，這一家都冷冷的有點人不沾鬼不靠了。大人們敬而遠之，倒是小孩子們相互交好，那另當別論了。

「那是另一回事。」母親說。的確是另一回事。雖然天賜能隨意控制自己的體溫，讓你父親頗為驚異，事實上所有見證了天賜體溫忽上忽下的醫生都很奇怪，這個病例，如果算病例的話，目前淮海地區的醫學界是解決不了的。也許是特異功能。在天賜被閃電驚嚇之後，明明感冒發燒，渾身燙手，你把體溫計塞到他胳肢窩裡，他硬說沒燒，體溫計拿出來果然就是36度半。你說他沒燒，一切正常，他說自己熱，體溫計一量，准在38度半以上。你若問他怎麼回事，他會說：我覺得燒，就燒；我覺得不燒，就不燒。弄得醫生毫無辦法。好在你父親可以不按體溫計走，只管下藥，所以天賜頭疼腦熱也從來不出大問題。這個詭異的能力慢慢成了景侉子對人誇耀的資本，天賜就是有這本事，不服不行。「那是另一回事，」母親向你解釋，「有點說不清的能力不代表他就不會死。就像你老媽我，也算有點道行了，可你媽我還得靠吃飯活下去。我不能餐風飲露。你老媽偶爾能開開天眼，但你老媽辟不了谷。人都是要死的，你要相信媽媽這句話不會說錯。」

——然後，你看見天賜在房間里舉著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此刻正幸福，又表示他在向你挑釁，血從傷口裡夢幻般地噴濺出來。你曾懷疑是否真的看清楚了，因為在明亮的陽光下，房間里其實是暗的。不過，從物理學角度說，你遲早會看清的，眼睛會慢慢適應房間里的光線。你站在門樓底下，血見過，流血也見過，但好朋友如此豪華艷異的流血方式你沒見過。你的確認為當時看見血明亮地噴濺出來，跟後來你在城市看見的閃爍在黑暗夜空的霓虹燈一樣，那詭異的、凄絕的、變態的美，你感到夢幻般的震驚，你甚至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灼燒般的快|感。震驚之後想叫出來，福小轉身了。

——僅僅因為一個地名發出的美妙的漢語聲音，和秦環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讓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

「是『野豬瞎蹦』！」易長安糾正。

「我父親告訴我的。」塞繆爾教授站在大門外給紀念館拍照。二月里潮濕的寒風吹過他拿下圍巾的脖子，頸椎病犯了。「有中國人跟他這樣說過。你知道嗎，平陽，我父親和我母親結婚那天，他的頸椎病也犯了，因為籌備婚禮累的。塞繆爾家族頸椎病遺傳，聽說我祖父有，我父親有，我哥哥有，我也有。那扇窗戶，」教授指著小樓二層最左邊的一扇窗戶，「我家有一張照片，我父母結婚時站在窗前，朋友站在樓下給他們仰拍的。忘了跟你說，他們的婚禮在這裏舉行。很多猶太人都到這個會堂來結婚。」

你看見天賜的五官慢慢開始變形，然後哇地哭起來，在講台前愣了半分鐘，才想起來往外跑。周圍幾個年級的學生聽到動靜，跑出來看熱鬧，很快福小也過來了。同學告訴她，你弟弟被人笑話啦。她的三年級教室與你們只隔了兩間房子。福小在校門口攔住天賜，讓他等著，她去替他出氣。福小果然噔噔噔跑進你們教室，搶了正打算上課的美術老師的位置，指著全班同學說：

「知道你爸媽怎麼死的？」外祖父指著他說，「就是被批鬥死的！你爸媽被捆在操場上，活活凍成了冰棍！」

「一路撒凍？」楊傑說。

因為狗叫，因為秦環提高了聲音，你們擔心自己已經被發現。楊傑一揮手，撤。你們撅著屁股一直退到石板路上，然後直起腰，三個人撒腿就往石碼頭方向跑。到了老歪雜貨鋪前，燈光照亮了路邊黑暗的青苔，你們一起放鬆和興奮地大喊大叫，大聲地笑。老歪從櫃檯上探出腦袋，說：「傑出，傑出，還瘋！你姑媽讓你回家睡覺！」

「『一路瞎蹦』？」秦環迷惑了，翻開書，一個字一個字指著看，「你說的是『耶路撒冷』？」

1976年，「四人幫」被抓起來，家家戶戶的小廣播和街上的大喇叭同時在講，天下太平了，都消停吧。遠離北京的花街擔心領會錯了中央的精神，拖拖拉拉又把「運動」堅持了兩個月。到年底，批鬥和遊街已是強弩之末，早就從政治鬥爭轉變成一種全民遊戲。你祖父的高帽子還戴著，但上面沒人願意再寫字了；秦環左邊的頭髮已經長起來，沒人督促她再剃掉，脖子上的鞋子也沒那麼破，有時候沒掛也沒人記得起來。大家嘻嘻哈哈地說：「集合啦！遊街啦！批鬥啦！」遊街和批鬥時耐不住寂寞的人，主動跳起來，唱起來，文藝宣傳隊的骨幹們在隊伍里演起了地方戲，經常把被遊街的人甩在了隊伍的最後頭，把他們給忘了；熱熱鬧鬧的像過年。再後來，「年」也懶得過了，沒人招呼他們。1977年2月17號，除夕，傍晚，你祖父從南大街買了炮仗走進花街，看見秦環站在斜教堂門口往裡看。

蔣老頭姓姜，不知道哪裡人，都說是個蘇聯特務。小孩子搞不清蘇聯在哪裡，一聽到「特務」，就認定是國民黨從台灣派來的；既然從台灣來的，那必定姓蔣，天下的特務都姓蔣。後來顧念章慢慢弄明白了，老薑其實是個俄語翻譯，中國跟蘇聯好得穿一條褲子時，他給支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專家當翻譯，市領導、縣領導見著他都得點頭哈腰的，更不用說公社書記啥的。然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邊境衝突，蘇聯不高興了，發表一個袒護印度的公開聲明，兩國關係開始微妙；屋漏偏逢連陰雨，蘇聯對中國鬥志昂揚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滿，而中國對赫魯曉夫涎著臉和美國拉關係也看不下去；大眼瞪小眼，心裏都不爽，相互都要背過身去，一使勁兒，中蘇友好的褲子撕裂了。第二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當然，事情遠不止這麼簡單，說來必須話長，不過就老薑來說，故事講到這裏足夠了——蘇聯專家都走了，他也就沒用了；沒用倒還在其次，掉過頭還要挑你毛病：你跟「蘇修」究竟什麼關係？是不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收買的特務？

出了教堂，你又站住了：秦奶奶不識字啊，怎麼這書看得頭頭是道？易長安說：「誰也不是生來就認字的，學唄。」

流亡上海的歐洲猶太人里，艾格尼絲·弗蘭rｅａd.９9csw.ｃom克爾和愛德華·塞繆爾運氣算相當好了。艾格尼絲放在前面，因為女士優先，還因為從提籃橋搬到法租界邁爾西路附近生活，完全是艾格尼絲的功勞。著名的大夫樂孫特聘用了她。這位漢名「樂孫特」的奧地利人原名羅生特，也是猶太難民，維也納大學醫學系泌尿科博士畢業，他和後來的塞繆爾夫婦遭遇類似。德國吞併奧地利后，他被關進了集中營，一年後，幸運地得到了何鳳山簽發的赴上海簽證。他在邁爾西路上的「葛羅凡納花園」公寓內，與別人合開了一個泌尿科與婦產科的診所。此人擅治腎臟、膀胱、前列腺疾病和婦科疑難雜症。艾格尼絲拿著一封她和愛德華共同推敲過的求職信來到診所，羅生特看過信，和她聊了半小時。兩人共同回顧了集中營的生活，以及亡命上海的歷程；然後羅生特讓她給一個產後的上海女人做了一次護理。護理結束，奧地利的猶太醫生羅生特說：

「腳保暖很重要，」曲木匠一邊吃著豬油紅糖元宵一邊說，「天太冷。他穿得已經夠少的了。」

現在你導師還保存這唯一的紀念品。會議結束，你導師設了家宴邀請塞繆爾教授，飯後向塞繆爾教授出示了光頭的洋娃娃。那是個穿著咖啡色背帶褲的男孩，幾十年了眼睫毛還很長。此外還有五張有他父親的照片：一張結婚照；兩張三口人的全家福（一張是你導師周歲生日那天拍的；一張是他們把你導師送回外祖母家前拍的，那年你導師十歲）；一張他在哈同洋行與同事的合影（左邊第二個穿背帶褲的小夥子就是盧叔叔）；一張是1958年他在一次工商系統骨幹培訓會議上講話的照片（戴黑框眼鏡，穿中山裝，面前是一個碩大的麥克風）。

「沒關係，多少年過去了。要謝謝您，塞繆爾教授，如果看不到這張照片，我差不多已經忘了父親長什麼樣了。我父母的照片保留下來的很少，要不是因為提籃橋和那輛汽車，我都不敢斷定他就是我的父親。」塞繆爾教授再次道歉。在他看來，中國的「文革」和納粹屠殺猶太人差不多是一回事。此類比較並不新鮮，但當一個猶太人下此斷語，你就知道他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具有石頭般的力量。「人類的災難和恥辱。」你竭力尋找最準確的詞語轉達出以色列客人的意思，「尊敬的顧教授，我們的父輩有相同的遭遇。我父母當年就是為了躲避納粹屠殺才來到中國的上海。當然，他們比較幸運，躲過了浩劫，去了剛建國的以色列。但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叔伯阿姨，無一倖免；有的在家中自殺，有的死於集中營。」塞繆爾教授握住顧教授的手，「家父和家母直到去世，都在想念中國，想念上海，想念每一個幫助過他們的中國人。」

1966年嚴冬，十二歲的顧念章吃完了父母託人帶來的上海糖果，公社郵遞員騎著自行車送來了電報。顧念章記得穿著制服的郵遞員英姿颯爽，但他這一次沒有帶來好消息。外祖父披著棉襖站在船頭讀電報，腰桿越來越硬。外祖母從艙里鑽出來問：

「秦奶奶，」你說，「剛剛你念的是『一路瞎蹦』嗎？」

「別急著上手，」顧念章站起來，讓手下們把老薑鬆開，「給他一天時間，等他把電報機找出來再說。」

竟然是天賜！你在內心裡驚呼。接著你就意識到自己的聲音誇張了，因為你並不是頭一次發現他是天賜；很多次你在轉圈子時，模模糊糊地看見那就是你小時候的玩伴、同學，十二歲的景天賜，你只是不願意承認；你把眼睛眯起來，虛著視線，那個人影就開始變大，你就敷衍著對自己說：

不過事情總是很弔詭，他的乖戾和憂鬱贏得同學和夥伴們的敬畏與迷戀。乖戾和暴烈是他們敬畏的，而憂鬱是種迷人的稟賦：他有心事了，他有思想了：似乎只有從大城市來的人才配擁有。顧念章在十五歲時成了孩子王。他在班上年齡不是最大，既不是班長也不是雜七雜八的小幹部，成績也沒有好到可以眾望所歸，可同學們就是唯他馬首是瞻，進退看他眼色。

你聞到潮濕發霉的教堂味道。夏天的花街上，沒有一間房子是乾爽的。秦環轉身離開燭火，往門口走過來，你們往後縮了縮；在縮回去之前，你看見沒有了老太太遮擋的燭光照亮了牆上巨大的十字架；釘在十字架上的那個外國人上半身昏暗模糊，下半身從讓你難為情的纏腰布往下，看得比較清楚。那時候你的眼睛很好，從沒想過以後要戴眼鏡。你甚至看見了那個外國人光腳穿的解放鞋面上的一道道鞋帶；當然，解放鞋、鞋帶和十字架和那個幾近光身子的長頭髮的外國瘦男人一樣，都是木頭雕刻出來的。又是兩聲同時響起的老鼠叫，門關上了。只有門四周朽壞的木頭邊緣擠出來的亮光。你們鬆了一口氣，相互做一個鬼臉，吐一下舌頭。

「中國人愛說給予自己巨大幫助的人是『貴人』。我們等著我們的貴人好起來，一起去中國。」

其人漢名沙約翰，四條街人只稱他沙教士，本名叫什麼忘了。解放后沙教士沒活幾天，1952年深秋去世，死在白天。那天花街暴雨，陰曆十月大雨，這沒什麼，關鍵是大雨伴著驚雷和閃電，這有點怪。還有人看見一團藍色的火球在教堂屋頂上亂飛。到晚上，雨停了，屠夫馮半夜經過斜教堂，看見門敞開，伸頭往裡看了兩眼，發現沙教士倚著牆一動不動。叫他也不答應。馮半夜進門推了他一把，沙教士以盤坐的方式歪倒在地上。馮半夜嚇得叫起來，聲音都變了：「沙，沙，沙教士，死，死啦！」他害怕不是因為沒見過死人，而是沒見過外國人死。

「我試試。大年初六給你回話。」

響應中央號召，革命要從娃娃搞起！

但是深入人心的還是「斜教堂」，一個「斜」字把它和所有教堂都區別開了。淮海市的官方文件里提到這座教堂，也叫它「斜教堂」。

「你怎麼知道是外語？」

你覺得都不對。憑你的直覺，「野豬」和「瞎蹦」不足以讓你的耳朵動起來。你的耳朵會動，比較稀罕，也是小時候你引為自豪的為數不多的資本。你母親以為你能通靈，可以子承母業，但你僅僅耳朵會動，其他方面實在天資平庸。塞繆爾教授對你的耳朵神功很好奇，在此技荒疏多年之後，你還是讓耳朵動了起來：上下動，前後動，轉著圈子動。看得塞繆爾教授撫掌稱妙。你相信你的耳朵。你們蹲下來，在窗戶底下爭論那四個字最可能是什麼。爭論半天，楊傑說：

雅各布·塞繆爾教授問：「你真喜歡耶路撒冷？」

你當然不知道，你從沒在他面前祈禱過。你沒有宗教信仰。但你相信，當秦奶奶的頭低下來的時候，她是看不見解放鞋的，她的心裏也不會有這雙解放鞋，當她念誦《聖經》時，耶穌永遠是光著腳的；因為她的聲音和往常相同，不過是有時候分貝提高一些，吐字更清晰了。你終於聽見她跪在十字架前，嘴裏發出「耶路撒冷」的聲音。

她是不記得了，還是故意迴避？你搞不明白，但她臉上的確風平浪靜。而你也確信你記得清楚，那天午後你甩掉了姐姐，獨自去了秦家。平秋說，她也要找福小說說月考的事。你說，我找天賜，各找各的，各走各路，別跟著我。平秋哼一聲，稀罕！懶得跟你一起去呢！這正是你不喜歡姐姐的地方，清冷，孤傲，像父親開的處方一樣較真，缺了點人情味。父親這些年斷斷續續地教授你們姐弟倆醫藥知識，平秋學得投入，你卻弔兒郎當、興味索然，讓父親很是失望；他更希望子承父業。最終女承父業，平秋進了醫學院。也許就是學醫學壞的，你覺得所有醫生性格里都有冰片的成分，再熱情的醫生，他們的親和力也是冷的。福小不這樣，她的親和力是暖的、熱的，她讓你天然地生出歸屬感。她的學習成績挺好，但又沒到平秋那樣好得一騎絕塵，讓別人絕望；跟成績一樣，福小的所有好都可以容人，無須防備，她從不修習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優點。在童年直到少年，在你還無法分清懵懂的愛情時，你對福小的依戀遠遠大過對自己的親姐姐，你經常想，要是福小是平秋就好了。她讓你心安和踏實。

但是，你當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讓這最原初、最美妙的聲音從自己的唇舌間發出來。「語言讓我們得以自我確證。」這是你的導師顧念章教授說的。一年多前，塞繆爾教授來北京參加一個題為「城市與現代生活」的國際研討會，會後拿出一沓老照片供滯留在會場的幾位學者教授傳閱。黑白的，因為年深日久已經泛黃。照片傳到顧教授手上時，會場上只剩下他和塞繆爾教授兩個人。

你的耳朵動了動，一個奇怪而又悅耳的音節。「秦奶奶說什麼？最響的那幾個字。」你壓低嗓音問楊傑和易長安。

你接著翻譯導師的下一個問題：「上海哪裡？」

顧念章說：「好聽。剛才那句短的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父母做夢都想回上海。」塞繆爾教授說。

它的重要性證據之一：塞繆爾教授的哥哥取名摩西。婚後艾格尼絲生了個胖小子，夫妻倆總算對上海有了點歸宿感。他們帶著小摩西轉遍了上海的各個角落，到拉都路（今襄陽南路）和霞飛路路口的兒童用品店給兒子買「彼得·潘」童裝，他們希望逐漸長大的小摩西能記住這個異國的城市。隨著二戰結束，希特勒垮台，他們預感到懸在猶太人脖子前的繩索將會慢慢消失；果然，以色列建國了。上海的猶太人奔走相告：猶太人自己的國度誕生了！

縣委書記找來教育局局長，今年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留一個。幾天後，局長來彙報，這個姓顧的歷史有問題，他爹做過洋買辦。

教數學的張老師被斗瞎了一隻眼。一個學生對著他的眼鏡揮了一拳，鏡片碎了，扎進了左眼裡。這事當天晚上顧念章才知道。那孩子弄瞎了老師的眼，還是挺害怕，天都黑了還在顧念章外祖父家的院牆外轉悠，時不時吹兩聲口哨呼喚老大。他必須得到顧念章的支持，顧念章是排長，儘管沒在現場，拿數學老師開刀是他點了頭的。顧念章對玻璃片扎到眼球上沒什麼概念，他只想著去大商店裡打二兩燒酒給外祖父暖胃。他對那孩子擺擺手，多大的事，把膽子好好放回肚子里。不就瞎了隻眼么，哪有革命不流血的？下一個你們要斗誰？

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長途汽車去上海料理後事。所謂的後事，就是把遺物收拾一下。屍體已經火化，顧念章的父母分別變成一隻黑色的盒子和一隻白色的盒子，顏色|區別開來為的是不貼姓名也能判斷出來男女：男人黑，女人白，歷來如此。沒有結論；如果非要結論，那兩隻小盒子就是結論。外祖父一輩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過了一生中最初的三十二年，他們只擅長與水打交道，對上海、對單位的人事部門、對革命委員會等等響亮的事物滿懷敬畏，他們不知道也不懂得與他們交涉、理論。當然理論毫無意義，革命壓倒一切：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論，你找死。他們沉默著抱緊骨灰盒，一人抱一隻。遺物所剩無幾，家裡早被革命群眾洗劫一空，偷的偷搶的搶，沒收的沒收，實在沒用的東西點把火燒了，資本主義安插在人民內部的特務，每一個指紋都必須消滅乾淨。

每次遊街和批鬥，要麼是你祖父初凡子打頭，要麼是秦環第一個；接下來的人排名不分先後，誰命不好誰倒霉，犯了事被抓了現行，就把剩下的兩個名額補上。偷雞摸狗的，損害國家財產的，出工誤點的，窺視女人洗澡的，好吃懶做的，偷人養漢的，通姦扒灰的，朝別人家院子里扔磚頭的，喝醉了罵人祖宗的，逮誰是誰。通常你祖父會戴一個白紙做的大高帽，帽子上前後分別寫了毛筆字，前面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罪名一口氣全列上去，後面是「階級敵人」。秦環不戴高帽子，被剪了個陰陽頭，脖子上掛一雙破鞋。這是民間智慧：男男女女的事，全在這陰陽和破鞋上了。

「別為你爸媽難過，」盧叔叔拍著輪椅說，「提前走了倒清凈。那才是剛剛開始。你知道接下來的十年，我受了多少罪？要是知道這輩子必須癱，我寧願開始時就癱。所有折磨人的法子我全被試過了，快熬到頭了，屁股挨了幾根悶棍，我癱了。有一天我做夢，在老哈同洋行遇到你爸爸。他還和年輕時一樣年輕，而我老了，坐在輪椅上。他說，老盧，我願意像你這樣老。我說，兄弟，我倒希望和你一樣年輕。你知不知道，一年在這上面坐365天，比死還難受？你爸爸就不說話了，推著我在樓道里來回走。」盧叔叔對顧念章擺擺手，笑笑，「別勸我。一把年紀了什麼道理我不懂？活著，是，能活下來已經燒高香了。我這不是好好地活著了嗎？我活著，我不能忘記。」

「要真繼續，這年你不過他也繼續。過了年再說。你沒見著，街坊鄰居也斗不動了？」

這頓罵立竿見影，一下子就讓十五歲的顧念章理解了「批鬥」最終可能意味著什麼。苦難，離散，死亡，失去。他把一肚子委屈咽回去，濕漉漉地蹲到外祖父對面。他不會去道歉，他還沒有修鍊出後來才有的雅量、真誠和本色，在過錯面前及時地認領；他只是蹲下去，一聲不吭，外祖母只好把干外套披在他的濕衣服上。在接下來祖孫兩個蹲在船頭的近半個小時里，外祖父只說了一句話：

「幺蛾子」為何物？那口氣充分證明不是個好東西。很多年後，你到北京，才明白這是北方話，說的是那些愛作的人。景侉子肯定是在順流南下的運河船上聽來的，跑船的人五湖四海，可以一口氣從北京通州坐到浙江去。船油子們南腔北調的鳥語都明白。景侉子的態度想必也影響了兒子，天賜經常把眉毛挑到制高點，把眼睛睜到最大最圓，既誇張又自豪地對你說：

他們倆回復你：「書！」

「我是排長，」顧念章沒當回事，他都沒看見外祖父臉上的皺紋全都垂下來了，「管事的。弄瞎數學老師時我不在。」

「我只是過去和他坐坐。」

念大學以後，你養成看《聖經》的習慣，隨手翻，風吹哪頁讀哪頁。同學和朋友以為你玩深沉，要找個上帝來信了，你告訴他們，你只是在讀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就像讀托爾斯泰、歌德、曹雪芹和薩拉馬戈一樣。這當然沒錯，有比《聖經》更好的文學嗎？你沒告訴他們，你其實也在把它當字典來讀，當童年的回憶來讀。你在被風和你的手翻開的每一頁上，尋找當年秦奶奶蒼老枯瘦的右手食指指點過的漢字，她問你，她問你們：這個字怎麼念？這個詞什麼意思？從第一次被「請教」開始，直至你考上大學離開花街，秦奶奶請教你成百上千次。知道的你告訴她，不知道的，你查過字典再告訴她。你幾乎是她可以「請教」的唯一的人：你們兩家過從相對稠密；你是了解她「秘密」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先是天賜割腕血流而死，然後福小離家出走，能教她識字的人沒幾個了。也許最重要的，是你從沒有對她待在斜教堂里這件事本身有所排斥。

「他外公，」外祖母說，「有事？」那張紙圍著船頭打轉，她俯下身想把它撈起來，一個漩兒漂到顧念章旁邊。

「老兄，別以為我搞的就是個砸錢的事兒。」他對羅生特說，「時裝不僅要領奢華、富貴之潮流，更要開審美和文化的先河。你這位朋友，塞繆爾先生，我用了。」

——福小轉身了，她的馬尾巴輕輕蕩漾。她側過臉，陽光給她的半個腮鍍了金，每一根纖細的茸毛都看得見。她把右手食指豎在嘴唇前，你確信自己聽見了一聲「噓」。她讓你安靜，對，別動，不能出聲。她的命令必須服從。你捂住了自己的嘴，把叫聲堵了回去。站在那裡，別動。你一動不動。安靜，整個世界都很安靜，讓你心慌的靜。但你以執行福小的命令而自豪。你一動不動，任由心慌。你生在醫生家庭，見慣了流血，也因此更知道天賜此刻的流血可能意味著什麼。你的心裏充滿恐懼，亂糟糟的像長滿了荒草，但你依然一動不動。度秒如年，必須精確到秒來算，天賜的小身板里沒那麼多血可流。現在回頭想，你覺得此生從沒經歷過那麼久的時間。你覺得一生的時間也許就那麼長，你幾近崩潰，要癱倒在門樓前，但是天賜先倒了；你看見福小欲進又退，終於衝進了房間里，福小號啕大哭，喊：

「聽我外祖母說，我父親二十多歲就開車，」顧教授眼睛看著照片上的父親，「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產生意。」

這家名叫「羅威飯店」的館子，大年初一那天你帶塞繆爾教授去過，現在它叫「紅房子」。按照父母的回憶，塞繆爾教授和你坐到西北角的窗戶邊，當年，羅生特醫生和塞繆爾夫婦就坐在那個位置。從羅威飯店到紅房子，變的顯然不僅是一個店名，但你和雅各布·塞繆爾教授願意相信，你們精確地坐到了當年他們坐的地方。

你點點頭。算懂了？

「他秦姨，不回家包餃子？」

一是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從杭州坐船，沿運河而上，遠遠看去石碼頭氣象宏偉：這地方適合干大事業。當其時，天主教進大明王朝有段日子了，局面尚須進一步拓展，姓名不詳的傳教士讓船家在石碼頭泊定，下船走進了花街。那時候花街還叫「水邊巷」，裝束成和尚模樣的義大利人手持羅盤，在易長安家旁邊轉了幾圈，右手食指隆重地點了三下，事情就定下了。

「親愛的，這些天你累壞了。」塞繆爾太太說。

「要不，是一路瞎蹦？」楊傑也不確定了。

你把塞繆爾教授的理由翻譯給顧教授，然後隨口用英文說了一句：

「你看這冷風灌的，」秦環說。她把洞開的教堂門關上，手裡突然多了把銅鎖，「他初伯，我想信這個教，你看行不？」

老薑又咕噥了一句。這句誰都沒聽懂。

1941年的1月，愛德華和艾格尼絲在摩西會堂結為夫妻。在此之前，他們在《以色列信使報》刊登了訂婚啟事。他們考慮了好幾個可以舉行婚禮大典的猶太會堂，最後還是選在摩西會堂，儘管來這個會堂結婚的更多是俄羅斯的猶太人。因為初至上海時，提籃橋這一帶，包括摩西會堂，對他們如此重要，安妥過他們驚恐的流亡之心；猶太難民們在摩西會堂聚會交流，相互安慰和傳遞親人們的消息。照猶太民族的規矩，婚禮當由拉比或哈贊主持，但他們決定請羅生特和立西納兩位先生主持，見證他們患難中的百年好合。那一天也有潮濕的寒風，還飄了一點小雪，樓下常青的枝葉上如同https://ｒｅaｄ•99ｃsｗ•ｃoｍ頂著一頭蓬鬆的花朵。婚禮進行到一半，愛德華摸摸后脖頸，對妻子說：

十分鐘把你和天賜連在了一起，比你們生日相差七天連得都要緊。天賜死後，每年你都會去他的小墳前看看。轉悠兩圈，蹲下來拔拔草，抽兩根煙。有一年入夏，你在師範大學教書，淮海市電閃雷鳴，暴雨猛灌三天，夜裡夢見天賜跟你說他冷，手凍得刀片都捏不住。你一激靈醒了。第二天你請了假，一大早就往花街跑，從家裡拿了把鐵杴，在石碼頭上解下小船，去了河北。你猜得沒錯，天賜的小墳堆被雨水衝出了一個豁口，汪了一窩子水。你刮出水，在空地處取土，一杴一杴填滿坑，又把天賜的小墳壘了一遍。大了一圈的墳堆，你想象那是天賜在那個世界又長高了、長胖了。

你在樓下公園裡一圈一圈地走，把公園裡的每一個景點、每一片枯草地都走遍了，圈子越繞越小，這跟你內心裡的感覺極為相似：你此刻也覺得內心裡的路越繞越少，越繞越沒得可繞了，該直面和正視的東西再也躲不過去了。然後，你發現，無路可走的地方坐著一個人。開始你和過去一樣，以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穌面前的秦奶奶，走近了，原來是景天賜。

很多年後，你在北京王府井遇到一位瑞典的老先生，這老先生手拿一本中文版《聖經》，站在街頭，逢人就指著某一段文字請教路人該段怎麼念，是什麼意思。他說他在學習中文。其實他的中文說得相當不錯，那些漢字他全都認識。初平陽問他為什麼還要假裝請教，瑞典老先生說：「我想讓主的聲音走進每個人的心裏。」初平陽想到了秦環。那個時候，主的聲音只能走入一個人的內心。

「還指望遇了事你保護我呢，」舒袖說，「看來沒指望了。」

「我們走。讓排長審。」

「你們聽好了，以後誰再笑話我弟弟，我跟他沒完！我弟弟吃奶怎麼了？有本事你們也吃！想吃你們有嗎？回家問問你媽，看還有沒有的吃！」

愛德華一進「朋街」，就成了最搶手的幾大設計師之一，薪水也在最高的那個梯隊里。因為艾格尼絲愛穿旗袍，他把設計的重心放在旗袍上，儘力尋找旗袍這種中國傳統服裝里中西合璧的分寸。他拿捏得非常好：中國女人看上了它若隱若現的西化；外國女人又喜歡它充沛的東方風情，既古典又現代，穿著塞繆爾款的旗袍彷彿走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那些年，「朋街」時裝成為上海時尚的標籤，名媛淑女們都靠「朋街」的商標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塞繆爾款旗袍是其中焦點之一。

「說的什麼？」

教授說：「那你來吧。」

「也可能是，」你說，「頸椎病是因為虔信上帝，要低頭祈禱啊。」塞繆爾教授覺得這個解釋很好。「看來我的頸椎病犯得恰當，」他說，低下頭，做猶太人的作揖狀，「我要在摩西會堂，現在的猶太難民紀念館前，感謝，祈禱。你無法想象摩西會堂對上海的猶太人有多重要。」

「他可以脫掉，但我必須讓他穿。」曲木匠說，「有了這雙解放鞋，我就不是在幫外國人幹活兒。誰敢幫洋鬼子幹活兒啊？」

「那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有13世紀的古老城門。」塞繆爾教授後來的郵件里屢次提到呂貝克，「有哥特式聖馬利亞教堂和羅馬風格大教堂，一條環形的護城河將最古老的城區抱在懷裡。」如果這些你都一知半解，因為迄今為止你還沒有機會去德國，那麼，「托馬斯·曼你一定知道，據我了解，中國人非常理解這位偉大的德國作家。對，他也是猶太人，呂貝克是他的故鄉。他的故居現在被稱作『布登博洛克之家』；他的同名小說即以祖居為原型寫就的。還有現在依然健在的偉大作家，想必你一定也知道，君特·格拉斯，你告訴過我你喜歡那部叫《鐵皮鼓》的電影，改編自他的小說。每年他交替住在柏林和呂貝克，他住在距城區十五公里的一個村莊，有事才進城。在『布登博洛克之家』的北邊不遠，是『君特·格拉斯之家』，如果你到呂貝克，你會看到這所房子里擺滿了與作家相關的書籍、資料和紀念品。在呂貝克，如果你在一個公眾場合說你喜歡托馬斯·曼或者君特·格拉斯，你將得到我父親的城市裡的人熱烈的掌聲。我父親的祖居與『君特·格拉斯之家』隔兩條街，不過很遺憾，現在已經變成了一間精緻的咖啡館。」

花街上傳來景侉子野獸一樣痛不欲生的號叫，當他的聲音稍稍減低，秦素文的哭聲幽幽地飄過來。你父親悲哀地癱坐在藤椅里，說：「早十分鐘到醫院，天賜就不會死。」你躲在一樓和二樓的轉角處，貼著牆不出聲，你想把自己嵌進牆裡，從此消失掉。就算你對時間沒有任何概念，你也知道，你浪費的不止十分鐘。你沒讓任何人知道，你曾浪費了足可以讓天賜起死回生的寶貴時間。

「提籃橋！他是——我父親！」顧教授一把抓住以色列客人的手，重複道，「他應該就是我父親！」

外祖父一腳就踹過來了。十五歲的顧念章抱著肚子一屁股坐進運河裡。這是他第二次在非常時刻掉進運河。等他抱著肚子濕淋淋地爬上船，發現外祖父慢慢蹲下來，搶在他前頭哭了，老淚咕嘟咕嘟往下掉。外祖父的哭相實在不怎麼樣，乍一看像在笑，長時間沒哭過，基本的技巧都忘了。

「來人哪！來人哪！」

這正是塞繆爾教授需要你陪同他來上海的原因之一。他不會說漢語，而你可以用流暢的英語為他翻譯和導遊。你說當然，你對希伯來語一直充滿嚮往，自從你知道《聖經》和耶路撒冷都是從這種神奇的語言中來，十幾年裡你就對這種語言滿懷好奇。你想知道《聖經》和耶路撒冷用希伯來語精確地念出來時是何等奇妙的聲音。當然你聽過，在網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頻資料里，聽過很多次，甚至也聽塞繆爾教授親自用希伯來語朗誦過一大段《聖經》文字，作為慶祝新年的節目之一。他朗誦的那部分里有你最熟悉的段落：

老人對他乖戾的一面看得很清楚，但一想到凍成冰棍的女兒女婿，眼就熱了，心就軟了：隨他去，只要孩兒高興。乖戾的一面他們看得很清楚。他們還看見他沒事就一個人呆坐在船頭和岸邊，一聲不吭，外祖母端著熱魚湯叫他，他也不搭理；他們以為這還是乖戾的眾多表現之一，就沒往心裏去；由此，他們忽略了一個少年的孤獨和憂鬱。這既源自他是一個孤兒，也因為廣大的世界——天大地大，他的確常常生出世界上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感覺，這感覺讓他無端地就悲傷和憂鬱起來。少年顧念章對孤兒的理解，不僅在於，他從此不會再有鄉村裡的夥伴他們都有的父母，每天要拎著他們的耳朵訓斥，要攥著根柳枝和蘆葦在屁股後頭追攆著討伐；更在於他覺得周圍過於寬鬆，彷彿空氣稀薄了：父母是貼著皮膚纏裹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祖父母和舅舅他們，充其量是冬天里披在棉襖外面的大氅，有著空曠的距離感。他們表達愛的方式近乎泛濫，而不滿和責罵卻又如此矜持和節制，彷彿冒犯一個沒了父母的孩子是種罪過。多年後，他明白這是一種失去了平常心的愛，但在他的少年時代，他只感到晃晃蕩盪的不自在，這提醒他，他可能就不屬於這樣一個世界。大上海來的少年憂鬱了。

閑著也是閑著，讓孩子們鬥起來。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說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其樂無窮，正是若干年後他們也會使用的新詞「休閑」的義項之一。顧念章被推舉為「革命闖將尖刀排」排長，第一個任務是批鬥數學老師，因為在任課老師里，只有張老師上課之前經常忘記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

「你一定聽說過何鳳山先生的大名，」塞繆爾教授在火車上說，「在我父母那一輩奧地利猶太人看來，何先生就是中國的『辛德勒』。1939年8月，我父母從義大利乘船，漂洋過海抵達上海。同船的部分人中轉取道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者印度，我父母留在上海。何先生與上海，讓他們活了下來。」

「你，你，你，你，你，還有你！現在你們都站著說話不腰疼，說我賣屄。是，老娘我賣了！我賣給誰了？你，你，你，你，你，還有你！你們哪一個敢站出來說，你從來沒進過我的屋，從來沒爬過我的床，從來沒上過老娘的身，從來沒有跟狗、跟豬一樣叫喚過？哪一個？有種你站出來！」

耶路撒冷……

那一年全縣有兩個北大推薦名額，他佔了一個。

羅生特先生是他們共同的貴人，艾格尼絲在診所安定下來，他把愛德華引薦給了「朋街」服裝店的老闆立希納。熟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的人都會知道，1935年，一個德籍猶太人創辦了一家名叫「朋街」的服裝店。此人並非裁縫出身，但對服裝經營極有悟性，招募了一批當時上海時裝界的設計高手，製作新款時裝，還在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時裝發布會，邀請外國的模特來走台。店鋪在南京路61號的二樓，店名源自他家鄉的一條街名，Bong Street。此人與羅生特是朋友。他們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咖啡館里見面，愛德華從皮包里拿出自己拍攝的一些照片，和前一天晚上臨時設計的幾件時裝的草樣。

「『革命闖將尖刀排』。」

愛德華·塞繆爾生長在德國北部的一座小城呂貝克。塞繆爾教授去過這個波羅的海邊上的城市六次，兩次是隨父母回鄉祭祖，三次是一個人獨自去的，父親去世后他又去了一次；遵照父親的遺囑，他把父親的一部分骨灰撒進了波羅的海。在呂貝克，他的家譜齊斬斬地斷掉了，納粹勢力完整地掃蕩了他的家族。

「四十年前就去世了，」顧教授笑笑，捂了一下兩隻眼睛，「當時我只有十二歲。你知道，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父母都曾在外國人的公司里做過事，被當作劣跡拿出來批鬥。大冬天只准穿一身單衣，被綁在學校操場的單杠上，一根立柱上捆著我父親，一根立柱上捆著我母親。革命群眾斗完了回家吃飯，把他們給忘了。半夜下起大雪，連著又下了一天，等堆雪人的孩子發現他們時，我父母已經被凍成了冰棍。」

「就是弄瞎張老師左眼的那幫人？」

現場靜下來。突然就像一場文明人的聚會，大家學會了含蓄、矜持和隱忍。男人們低下頭。女人們也低著頭，因為羞愧，也為了掩耳盜鈴，不想在眾人面前讓丈夫雪上加霜；她們不吭聲，但兩眼噴著火，盤算著回家如何收拾這幫虛偽無恥的臭男人；同時她們中陰險的人也在心裏罵，不要臉的婊子，褲襠里的事也好意思拿出來說，斗，斗死這個爛屄！

「我父母只告訴我，他是他們在提籃橋的鄰居，」塞繆爾教授為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深感慚愧，「家父一再叮囑我，如果來中國，一定要打聽到這位先生的名字，當面致謝。如果真是您的父親——令尊曾在1939年10月底，開車送了他們去一家醫院。」

第二次上海之行結束，塞繆爾教授回了以色列，斷斷續續通過幾封郵件，半個月後，又給你發來一封郵件：

「又玩幺蛾子。」

他站起來，打算再趴到窗戶上。一個人影到了他們面前。「你們都進來。」秦奶奶站在一米外。你們一起叫「秦奶奶」，順從地進了教堂。秦環點了蠟燭旁邊的一盞煤油燈，濃重的油煙飄搖而上。「幫我認幾個字。」秦奶奶把書捧到你們面前，翻到某一頁。掐頭去尾的一本書，那麼厚，一隻手都很難拿得動。你們的目光跟著秦奶奶的手指和聲音走：

「我們都聽不懂的那句。舌頭上躥下跳的那句。」顧念章猶疑地說，「——外語？」

紀念館比你想象的要小，一棟三層的、帶閣樓的花園住宅式小樓。紅灰兩色磚建造，一樓是禮拜大堂，正前方和左側手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門，巴洛克風格的石拱門廊。當然這是現在裝修過的，1927年遷到這裏的時候，它叫摩西會堂。

「看多了殘暴，心理會不健康。」你開玩笑說。

秦環念著沙教士的好，花街人都知道的原因是，沙教士救過她的命。1949年夏天她患瘧疾，照藥店坐台先生的方子吃，差點死掉。沙教士給了個新方子，把她從死人堆里拽了回來。你祖父初凡子理解她的感恩。

照花街的風俗，大年初六可以出門了。他把姓曲的木匠學生從白塔鎮帶過來，交給秦環。木匠遠在白塔鎮，出了事也沒人會去找他碴兒，最保險。曲木匠沒見過耶穌，但他通過秦環的描述，靠出色的天賦和專業技能，迅速在頭腦里畫出了最接近耶穌本人的形象。他用秦環給自己準備的棺材木料，上好的槐木，在斜教堂里哼哧哼哧幹了八天，元宵節晚上，秦環給他送來了元宵，曲木匠指著豎在牆邊的十字架說：

除了幾分鐘后就坍塌的房子，你從沒見過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築，比薩斜塔也歪不過它。比薩斜塔一度傾斜到5.55度，斜教堂的傾斜度是5.68度。如果雙方的統計數字都準確科學的話。「你們為什麼不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塞繆爾教授說，「這是我聽過的建築里最大的傾斜度。」哦，吉尼斯世界紀錄。誰去申請？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閑的閑，忙的和閑的都沒心思關心世界。那條運河邊上的小街離世界很遠。再說，現在重要的不是申請什麼世界紀錄，而是有人分出一點時間和精力稍加保護——據你所知，自秦奶奶在一個大雨之夜抱著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再沒人關心過這座教堂。四條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為它的確是傾斜的，從教堂的基礎開始往右歪。

塞繆爾教授是希大社會科學學院的元老，他認為學院下面的城市與社區研究所很適合你。的確如此，你在北大念的也是社會學，專業方向是城鄉社會發展研究。

你們貓著腰往門口小心地走。根據白天里無數次實踐的經驗，你們直接趴到了地上，因為門板靠近地面的部分腐爛得最多，空當最大。你們一個個屁股撅得像油壺，濃烈的霉潮刺|激得你們要打噴嚏；同樣根據先前的經驗，你們擰著鼻子搓動，悄無聲息地化解了鼻腔里難以名狀的癢。你歪著腦袋往上看，以便目光進入了教堂也能逐漸上升，直到看清楚黑衣服的秦奶奶在幹什麼。教堂的地面鋪著很多年前的磚頭，正在被磨損、風化和銷蝕，你的目光磕磕絆絆地往前走，地面上布滿陰影。你看見秦奶奶跪在一個圓形的蒲團上，縮小了的身形被蠟燭鑲上了光。那個外國瘦男人繼續一動不動；你見過很多個菩薩，見過很多個如來佛，見過很多個元始天尊，見過很多個財神和灶老爺，吊在十字架上的人你只見過這一個。秦奶奶有節奏地點著頭，點頭的時候嘴裏發出蚊蠅一般細小的聲音。那聲音之所以輕微，是因為她只讓聲音在嗓子里轉圈，並沒打算放它們出來。五分鐘左右，你感到了脖子發硬，酸酸地疼，汗水從後背倒流進脖子；他們倆依然撅著屁股，他們不動，你也不動。然後你看見秦奶奶的右胳膊抬了一下，側身抹一下脖子，你確定她老人家在驅趕蚊子——那天晚上的蚊子實在太多了，回到家你發現，兩條腿上被咬了十五個疙瘩，兩隻腳後跟上一邊一個，咬得相當對稱。秦奶奶側了那一下身，你看見了她的左手裡捧著一本書；絕對是一本書，趕完蚊子她用右手翻了一頁。

「一座城市不會記住兩個相依為命的猶太人，」塞繆爾教授看著前「朋街」的窗戶，幽幽地說，「但是，兩個流散的猶太人會記住一座偉大的城市。」

「頸椎病犯了。」

你們繼續偷窺秦環在斜教堂里。在那個暑假，這種偷窺幾乎是常態，隔三差五你們就撅著屁股趴到教堂門前，或者踮著腳尖、扒著教堂左邊僅存的窗戶往裡看（教堂右邊的窗戶因為緊貼著人家，被磚頭堵上了。左邊的窗戶，為了採光好一點，秦環請人把「文革」時被搗毀的窗戶修整了，裝了兩扇很小的玻璃窗。裝好的玻璃最下面的一塊很快被人砸掉，她用報紙糊住了擋風），你們把舊報紙用手指往上挑，看見秦環跪在十字架前的蒲團上，手裡抱著那本詞典一樣的厚書。很多年後，你才知道，洋神跟咱們中國的神不一樣，祈禱和誦經時並不需要磕頭跪拜。但秦環堅持中國式的敬神方式，蒲團，跪拜，磕頭。三隻手都去挑報紙，步調不一致，發脆的舊報紙嘩嘩響起來。秦環陡然放大了聲音：

維也納金色的陽光不見了，烏雲壓在頭頂，愛德華和弗蘭克爾一家一起被趕進集中營。關於集中營，平陽，任何一個中國人知道的都不會比我少。我的猶太同胞們在鐵絲網內成批成批像螞蟻一樣死掉，像中國的韭菜一樣被一茬茬割掉，不過人和韭菜不同，割掉了就再也不會重生。先是艾格尼絲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染病死掉，你能想象出來的疾病在那種地方都有，人口密度實在太大了，生存環境無須我詳細解釋；接著是我從沒見過的舅舅逃跑時被打死，他拖著輕飄飄的兩條腿奮力往前奔跑時，一顆子彈鑽進他的後腦勺，然後從眉心鑽出來。據家母說，他們走出集中營時，阿姨也患了重病，肚子大得像十月懷胎，裏面裝滿了透明的黃水。我父母能逃離集中營，除了因為他們在最危險、最恐懼、最飢餓的時候，只要有機會就手拉著手，還因為，家父託了一個朋友幫他弄到了兩張去上海的簽證。那朋友叫大衛·海爾曼，一個跟政府有關係的富商，自家父來到維也納，他的衣服都由家父設計。八歲的時候我隨父母去維也納，拜訪了這位海爾曼先生。他已經七十二歲，留一部大鬍子，頭髮向後梳，如果他謝頂不是很嚴重，看上去很像卡爾·馬克思，他們都有寬闊的前額。海爾曼笑聲爽朗，笑起來時，右眼角邊上的小肉瘤會跟著紅起來，越高興，小肉瘤越紅；他說自己現在很少出門，要不還得請家父給他設計新衣服。在1939年8月，海爾曼先生給集中營里的我父母帶來了好消息：簽證沒問題了。

你說：「福小，你的長發好像與生俱來似的，難以想象你曾扎過馬尾巴。」

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口，顧念章覺得應該向老薑行拜別禮，他在路中間跪下來。三拜之後，抬起頭，大風驟起，蘆葦潮水般涌動，老薑的墳不見了。

「你說什麼？」劉大剛掐著腰問。

他們家的船在水上。外祖父蹲在船頭抽煙袋，外祖母在灶間里做晚飯，炊煙和魚湯的香味瀰漫河面。跳上船，外祖父站起來，對著鞋底磕煙袋，問他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