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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應運而起(1932~1941年) 第五章 保守派捲土重來

第一部分 應運而起(1932~1941年)

第五章 保守派捲土重來

顯然,新政已日落西山。兩個「百日新政」幾乎已經耗盡了政府的立法創造力,少數未通過的措施也與美國日益強大的保守主義背道而馳。國會山進行改革的熱情幾乎消耗殆盡了。1936年11月,唯有羅斯福這樣具備卓越領導天賦的人才能保住他規模巨大但組織渙散的聯盟。下一次,就唯有靠戰爭了。美國南方是其薄弱環節,而保守陣營則在法院改革的鬥爭中日益牢固。
1937年夏末,總統認為,他應該離開華盛頓開始他所謂的「觀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節空調列車駛出聯合車站一路向西,在預先選定的車站停靠,因為他要在車后平台發表簡短演講,特此表現他的政績(比如「你喜歡你的新高中嗎」),享受群眾的擁護愛戴。在博伊西,他告訴聽眾,他就像古希臘神話里的安泰一樣「一見到美國人民就渾身是勁」。民眾似乎比上次競選時更熱情。但記者們關注的卻是另一個現象。總統邀請上來講話的人總是遵循一個有趣的規律,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伯克、蒙大拿州參議員惠勒、懷俄明州參議員奧馬奧尼,這些曾經反對羅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黨人,總統都故意不請。在懷俄明州卡斯珀,總統告訴聽眾:「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談論理想,卻從不付諸行動,這種人對選民毫無用處。」
「快活人」錢德勒未得到羅斯福青睞。厚臉皮的錢德勒決心沾總統的光,人們差把他踢下站台拖走了。他被趕下車后,羅斯福還藐視地瞪他一眼,由此肯塔基州人對總統的意思就確定無疑了。在得克薩斯州,羅斯福表達了對眾議員林登·約翰遜和莫里·馬弗里克的垂青。在列車後部的平台上,總統任命了一位令參議員湯姆·康納利深惡痛絕的得克薩斯州參議員到聯邦政府任職。因其曾經給最高法院改組計劃投了反對票,當康納利聽說羅斯福親口宣布這個消息時,幾乎氣得語無倫次。在俄克拉何馬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總統對器重者的態度更慎重。來自內華達州的參議員帕特·麥卡倫也想沾總統的光,相較錢德勒,麥卡倫手段更高明。總體說來,總統的「外科手術」很成功,當他登上「休斯敦」號巡洋艦時春風得意。在一些大選區,包括肯塔基州,他的人已經贏得了勝利,而麥卡倫在這些選區僅僅勉強入選。對一些不太重要的選區,總統沒有利用個人威信影響選舉結果。
1937年,人們的休閑時間逐漸多起來,家庭生活也受到影響。經濟不景氣時期開始了非全周工作日制度后,工會就堅持一星期5天工作制。在娛樂方面,廣播和電影仍然保持霸主地位(那一年《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第一次被搬上熒屏,納爾遜·埃迪和珍妮特·麥克唐納第一次在電影《五月時光》中深情對唱),但隨著空閑時間的增多,選擇更多樣化,比如業餘攝影、集郵、下中國跳棋、玩賓果遊戲、打高爾夫、騎自行車、滑雪、打保齡球及打壘球,都風靡一時。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已經到了第4屆東西部冠軍淘汰賽,但職業橄欖球的偉大時刻還只能等著電視的盛行。
紐約證券交易所和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互相指責,商人說對政府管理喪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資本家「罷資」。當然,當年195萬名工人的罷工也使國家經濟嚴重受創,而經濟衰退,就像它字面含義一樣,對總統和國家來說,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陰霾密布。這次股價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盤發生后的頭幾個月更甚。1938年春,500萬在1933年後找到工作的從業者再度失業,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濟過活。
1937年5月或6月至1938年4月的大部分時間里,阿爾傑·希斯都在紐約30街埋頭打字,忙碌不停。8月,他們夫婦二人和惠特克·錢伯斯一起休假,驅車前往新罕布希爾州觀看《屈身求愛》。理查德·尼克鬆當時正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考查。他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只是想做一名特工,並且已經接受了聯邦調查局的考查,他在給法學院院長的信中寫道:「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在調查我的品行。」但他最終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拒絕了。對於同代其他人來說,1937年卻是轉運的一年。喬·路易斯打敗了詹姆斯·布拉多克,成為世界拳擊重量級冠軍。科羅拉多州的奇才中衛拜倫·懷特成為全美最佳選手。魅力十足的安·謝麗丹在藥店里被星探發掘,取代剛剛去世的珍·哈露,成為新一代性感女星。瑪麗·馬汀將開始她的百老匯首演《永愛老爸》,其合唱團中不乏吉恩·凱利和范·強生這樣的實力唱將。總之,對於美國藝人及25歲的「美國甜心」金格爾·羅傑斯來講,1937年都是了不起的一年。那些見著金格爾纖纖柳腰就眼紅的家庭主婦們不知疲倦地購買各種塑身衣,使得當時還叫作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橡膠種植園主們樂得合不攏嘴。
對新政的暗中破壞自始至終都存在,發生變化的是國會議員本身。正如一個憤怒的新政派所言,「農民們都忘記了他們曾經和貧民窟的人一樣食不果腹、山窮水盡,是總統拯救了二者」。其所言極是,但已無關緊要。戴斯提倡的逆城市主義在農村是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它對市井老油條的做事方法和思想都持反對態度,本質上是因為逆城市主義本身就很保守。1938年的民意測驗顯示,總統聲望不墮的同時,其施政方法和能力已遭到質疑。此外,支持他的根基已經發生了變化。《財富》雜誌一項測驗顯示,約62%的選民仍然支持他,但那些覺得他至關重要的人(相對於那些認為他管理國家功大於過的人)佔比從34.9%下降到17.7%。雖然自從《文學文摘》預測大選結果失敗以來,人們對民意測驗已不太相信了,但即將到來的中期競選卻證實了該趨勢,國會議員們通過閱讀郵件也感覺到了總統支持率在下降。
但是,如何改變呢?有組織的反抗似乎必須付出血的代價。後來的事情令人震驚。1937年的諸多流血事件中,沒有一件發生在大壟斷鋼鐵企業。1月9日這個慵懶的星期六,通用汽車公司靜坐罷工進入第三個星期,劉易斯正在華盛頓五月花酒店與參議員古費共進午餐。後來酒店門口傳來一陣騷動,只見戴眼鏡的邁倫·查爾斯·泰勒走了進來,他是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兼董事長。泰勒向他們深鞠一躬,然後把夫人護送到另一桌后,特意折返同古費和劉易斯交談。古費離席后,產聯主席劉易斯坐到了泰勒夫婦那一桌,大家開心地聊了21分鐘。這是五月花歷史上最讓人驚奇的時刻之一,可惜沒有記者在場見證。第二天,當劉易斯應泰勒之邀赴實業家的酒店套房密談時,酒店大堂也空空如也。
可這樣做遠遠不夠。勞工領袖錯誤估計了罷工者們的火暴脾氣,甚至那位激進的具有立陶宛血統的西德尼·希爾曼也沒感覺法院以9:0的票數反對的《全國工業復興法》有什麼大不了,他只因為布蘭代斯也投了反對票而悶悶不樂。希爾曼抗議說,那位大法官曾經致力於關閉血汗工廠,可是現在他卻「為它們重新開張掃清了道路」。但廢除《全國工業復興法》實際上卻為造反開了方便之門。工人們受夠了,也做好了豁出命去的準備,這場紛爭結束之前,他們中的一些人真是這樣做的。這次罷工的支持者並不多。通用汽車公司深受廣大市民喜愛,它的汽車也很暢銷,而且不知為何,它還贏得「仁慈僱主」這樣的良好聲譽。但其實這種說法缺乏依據。通用汽車公司20名高管的年薪平均高達20萬美元,而工人全年只領到1000美元。其偵查工人的間諜系統在美國遙遙領先,那些牢騷滿腹的人最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革職,工長控制著裝配流水線的速度(傳送帶把車架傳送到工人手中,他們會固定並擰緊螺栓、胎環、擋泥板、發動機座、車門和車軸,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永不停歇),簡直毫不留情。「為什麼說我是共產黨員?」一名工人不滿地告訴記者,「就因為我不喜歡每天操作這些該死的機器嗎?每天回到家,我已經精疲力竭,和我妻子睡覺的力氣都沒有了。」另一位工人說:「裝配線簡直要你的命。提速了,累死人。」
1937年2月4日,羅斯福向國會遞交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前一天,他就已經致電底特律的約翰·L·劉易斯。和美國數百萬中產階級一樣,羅斯福被報道激怒了,據悉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靜坐罷工,工廠陷入癱瘓,造成通用汽車公司每天虧損100萬美元。包括羅斯福在內的任何一個20世紀的總統,都主張進行勞資談判,不贊成非法侵入。羅斯福告訴劉易斯,罷工威脅經濟繁榮大業,而經濟繁榮正是政府引以為傲之處。1934年3月,他曾成功地用這套說辭對付勞聯,那時勞聯正計劃率領全國汽車工人罷工。後來勞聯乖乖取消了罷工,75000名工人氣急敗壞地退會或撕毀了會員卡。現在又有工人起來鬧事。總統很同情他們,但罷工得不是時候。劉易斯完全贊同這一說法,而且在劉易斯看來,工人暴動是個人的恥辱。把煤礦工人工會組建好后,產聯就傾注全副人力、物力組建鋼鐵工業工會。他不打算再在其他行業與僱主們較量,而是決定極盡所能說服汽車工人,讓他們相信眼下裝配線必須繼續運轉。
現在普通民主黨人也開始造反。羅斯福以38:37的一票優勢成功任命來自肯塔基州的阿爾本·巴克利接替魯賓遜,擊敗了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副總統在魯賓遜的送葬火車上密謀了撤銷S.1392號法案的計劃,他挑釁地告訴總統:「你輸了,你選票不夠。」迦納是正確的,但他的造反也意味著他不再是羅斯福的競選搭檔了。在秘密會議上,司法委員會認為法案不合時宜。接下來,參議院以70票贊成、20票反對否決了該法案,在這樣暴動的氣氛中又通過了總統曾經否決的一項農業貸款法。5年多來,羅斯福第一次在參議院立法中慘敗。接下來,國會一片混亂,大多數他支持的項目——工資小時法案、行政機構重組法案、綜合農業方案和建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地區分局的提議,都在這次會議中逐一被否決。向白宮挑戰,這在1936年是任何民主黨人都無法想象的,如今卻變成了現實。
人民投票選舉的結果對羅斯福而言是災難性的打擊,也很丟臉——唯有這一次,可以說他在選舉中慘敗。總統本來想搞垮的10個人,最終只有奧康納被一個叫拉瓜迪亞的人搞垮了,因為這人魅力十足,背後還有霍普金斯、科克倫和老闆愛德華·弗林做後盾。包括泰丁https://read.99csw.com斯、喬治和陳腐的史密斯在內的其他人也強勢當選,甚至大獲全勝。具有鮮明特色的南部民主黨現在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肯尼迪總統在1962年悲哀地發現「自1938年以來,一些民主黨人25年來一直投票支持共和黨……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每當面臨立法爭議,就難以確保獲得多數票」。
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當天,共和鋼鐵公司外的南芝加哥工廠發生了暴亂。幾千名罷工者和他們的家屬聚集在工廠東面那片平坦但人煙稀少的草地上。他們正在商議抗議遊行的事。罷工一開始,警方就出面阻撓罷工者派出的糾察隊,然而此刻,市長愛德華·凱利卻宣布,政府允許和平示威。這天天氣潮濕炎熱,商販們推著推車販賣5美分一塊的冰磚,很快就被搶購一空。遊行者們一接到信號就馬上排好隊形,展示他們手寫的標語:「共和鋼鐵公司違反《勞工爭議法》」,「共和鋼鐵公司必須簽署勞工合同」以及「與產聯實現雙贏」。兩名男子揮舞著美國國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記者和攝影師蜂擁而至,派拉蒙影業公司也派來攝製組。隊伍像長蛇一般越過田野,還高唱《永遠團結》。
墨菲本打算讓警衛隊用刺刀收拾罷工者。但在最後關頭,他給約翰·劉易斯打了個電話,不安地問他接下來打算怎麼辦。「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先生?」劉易斯咆哮道,「我會親自進入通用汽車公司雪佛蘭四廠。我要責令工人違抗你的命令,決不讓步。我要走到廠里最大的窗戶前,打開它,脫掉外套,脫掉襯衫,赤|裸胸膛。然後,當你命令你的部隊開槍時,子彈將會首先射穿我的胸膛。當我從窗口栽向地面的一瞬,你會聽到你祖父輕聲對你說:『弗蘭克,你確定你做得對嗎?』」
此時的劉易斯如日中天。在取得與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和談的勝利后,一個個工廠都對產聯回心轉意了,有3000家公司和產聯簽訂了協議,會員達到300萬。隸屬勞聯的工人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選民力量,遠遠超過了工薪階層。30名紐約神職人員組織起美國牧師工會第一地方分會,獲得產聯批准;大學生開始唱新的工會歌曲,民主黨(支持工會)和保守黨(反工會)這兩個詞有了新的含義。產聯取得兩次大勝,但這頭盤踞的獅子被打跑並不意味著鬣狗四處逃竄,劉易斯用鬣狗比喻美國的小鋼鐵公司——共和、國民、內陸、伯利恆、楊斯敦鋼板鋼管等鋼鐵公司。它們都不願意和產聯談判,共和鋼鐵公司大亨湯姆·M·加德拉是小鋼鐵公司強硬派的代表,他說他寧願辭去自己年薪13萬美元的工作,回家種土豆,也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
……民眾對警察的挑釁僅限於污言穢語或是從遊行隊伍後方投擲飛彈……根據所有證據,我們認為警方反應過度,嚴重超出執法範圍。警察這樣做,不是總體失職,就是蓄意恐嚇罷工者。
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也讓步了,到了夏天,除福特汽車公司堅持罷工到1941年外,每家汽車公司都簽署了合同:承認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和年資制,同意成立協調委員會,同意調查生產提速的不良後果,同意一星期40小時工作制,同意加班費是正常工資的1.5倍。工人可謂大獲全勝。於是,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人都開始靜坐罷工。在新澤西州,理髮師靜坐在店裡,抗議該店不承認工會;在華盛頓威拉德酒店,廚師坐在冰冷的灶台上;海員坐在碼頭長椅上;伍爾沃斯公司辦事員直接坐在櫃檯上;女服務員居然召集朋友們佔滿座位,然後只點咖啡;芝加哥奶媽干坐著不做事,直到提高母乳單價;紐約某電影院放映員中止影片,告訴那些憤怒的觀眾其報酬太低。
但是,小羅伯特·M·拉福萊特卻有辦法。這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發起了一場20世紀30年代最仔細、最重大的調查。他的調查委員會發現:
大街小巷貼的大幅圖片、參与者和見證者的所有證詞以及抽絲剝繭般精心講述的整個故事,都在點醒那些直到那時還把罷工者設想為疑犯的公眾。傷亡名單第一次公布時,羅斯福總統引用莎士比亞的語句,代表中產階級說:「你們倆的厄運來了。」劉易斯回答道:「那些靠工會會員吃飯、寄宿的人卻兩面裝好人,當工會和反工會者展開殊死較量時,叫囂各打五十大板,這豈不是很可笑嗎?」羅斯福只得辯稱,他指的是雙方的極端分子。總統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但當他得知那天南芝加哥的極端分子都反對工會時,他站到了工會一邊。輿論導向也隨之改變,加德拉也最終向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屈服了。小鋼鐵公司罷工最後贏得了勝利,除了伯利恆鋼鐵公司外,各鋼鐵公司都成立了工會。
前行的途中,遊行人員看到500名全副武裝的芝加哥警察排成一行,攔在去往工廠的路上。這讓他們始料未及。事實上,警察這麼做直接違背了市長的命令。警察這樣壯大的隊伍嚴陣以待,是因為有「匿名人士」透露遊行者要衝入工廠佔領廠房——這意味著那些手無寸鐵的罷工者家屬們居然打算在工廠門口將手持勃朗寧30口徑重機槍的警察打敗。總之,警察相信了這一消息,至少嘴上這麼說。罷工隊伍正向工廠逼近,一位警長對他們大罵道:「狗崽子們,站住!」
羅斯福獲悉凱恩斯的這項建議后,連信都懶得回,他才不想讓這個英國人多管閑事。再加上羅斯福是主導民意的專家,絕不會對他的死敵拋出橄欖枝。總之,要想調和總統和美國商界之間的矛盾恐怕為時已晚。因為他們之間說過太多傷害彼此的話,有過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針尖對麥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事情不過如此。然而,報刊主筆已經「成功」地廣泛宣傳了「法院改組」,使大多數讀者並不知道它是指法院改革的一項措施,又說這次總統的新行動是「清洗」行為——不禁讓人想起一年前發生在莫斯科的血腥事件。如果讀報,人們還會以為總統打算手持鐮刀在全國四處亂竄,若有人偶爾不服氣與之對抗的話,即使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會被他砍頭,
1941年,福特汽車公司和伯利恆鋼鐵公司也被大潮席捲,工會成員新增至1000萬人。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500萬。「二戰」期間,因為劉易斯聲稱以扣押軍需煤炭的方式「勒索」總統,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並且,產聯後來尷尬地發現,果真有一些共產黨員深藏組織內部(李·普雷斯曼時任產聯法律總顧問),必須清除他們。即便如此,其初始目標已經達到,且無復失之憂。美國工人有了保障和尊嚴,隨著新一輪經濟繁榮的興起,他們將會遷到郊區,加入到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隊伍之中。
1937年,在資方心中,靜坐罷工罪行滔天。他們依然認為私有財產與人的生命一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更甚。公司高管們一直懷疑工會領袖是共產黨,現在他們更加確定了。如果那些暴動分子把公司高管拖出大門,用血肉之軀豎起鋼鐵路障以禁止公司高層入內,那麼通用汽車公司還不如把國家還給印第安人。但是,他們的律師勸他們耐住性子。顯然,工人這樣做觸犯法律,為什麼不把它交給法律與秩序來解決呢?通用汽車公司果然這樣做了,它立即獲得了疏散令,聽聞消息,公司管理層都興高采烈。但當記者發現,下此禁令的法官是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名重要股東時,該禁令瞬間威嚴掃地。
一些小工廠在其工人靜坐罷工后不久便妥協了,但那些大工廠,特別是通用汽車工廠,絲毫不讓步。在弗林特,甚至還配有機關槍。在迪爾伯恩,哈里·貝內特是一名前海軍拳擊手,曾深受亨利·福特賞識,他正在招兵買馬,準備招募一支3000人的私人武裝力量,工會營房裡還堆積著大量包皮鉛頭棍棒。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把廠房改造成戰鬥堡壘。他們手持棍棒和制動部件輪流守衛防禦大門,而不當班的人則在一旁打撲克或在汽車底盤旁打地鋪睡覺。他們小心保護著公司財產,但謝絕公司管理層入內。當費希爾高管關掉暖氣時,人們卻在快樂地滑旱冰、載歌載舞。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定期越過警察給他們送食物。
約翰·L·劉易斯此時登台了。如今,他已經意識到,如果不出面領導汽車工人,他將失去他們的擁護。因此,他通過廣播電台發表聲明:「產聯堅決支持罷工靜坐者。」庫格林神父辱罵他為「共產黨的走狗」。西海岸納粹頭目赫爾曼·施溫和墨西哥金衫黨頭子尼古拉斯·羅德里格斯將軍都為通用汽車公司管理層提供了援助。全美製造商協會也在全國上下豎起了反勞工的標牌,代表勞聯發言的威廉·格林竟譴責了罷工者。而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里,羅斯福、迦納和勞工部長珀金斯則在討論發表聲明的事宜。
但他的批評者根本不為所動。很久以前那些叫囂最甚的反對者一點兒都不關心時政,只顧著百般誣陷總統。4月第一個星期的爐邊談話中,總統對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責大企業控制了「別人的錢、別人的勞動、別人的生命」。他們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樣唾沫橫飛。凱恩斯認為,羅斯福說得並不妥當。2月1日,他致信羅斯福,試圖向總統提些經營理念方面的建議。他寫道:商人並非咆哮的野獸,「即使他們以前劣跡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樣馴服,但他們的本性依然像家養動物」。
1936年年底,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致信通用汽車公司執行副總裁威廉·S·克努森,要求召開勞資談判會議。克努森回復說,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應尋求與當地工廠負責人協調解決——好像通用汽車公司的政策並非由公司高層確定一樣。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領導還在討論如何應對,工人就毅然罷工了。靜坐抗議最先起源於歐洲。兩年前,威爾士和匈牙利的礦工曾拒絕出井,直到資方同意加薪。但工人們通宵達旦地靜坐示威,宣稱工人有權保持既得利益,則是在美國發揚光大的。罷工開始於1936年12月28日,位於克利夫蘭的費希爾車身一廠的工人首先開始自發靜坐,對傳送帶上的車架置之不理。說時遲那時快,罷工的熱浪蔓延到位於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費希爾車身二廠,然後蔓延到了龐蒂亞克市、亞特蘭大市、堪薩斯城甚至「汽車城」底特律,總共有14個州60家工廠的484711名工人參與了罷工。某些地方的罷工簡直不可思議。例如,阿克倫市的凡士通輪胎公司一廠工人在1月29日深夜兩點罷工。九-九-藏-書工長疑惑不解地看著一名傳送帶末端的輪胎製造工挪了三步到主安全開關前。他們心裏都明白這個動作的含義,其他所有輪胎製造工都後退了幾步。他拉下了安全開關,工廠頓時鴉雀無聲。一個工廠的聲音打破了寂靜,大叫道:「我們成功了!我們讓傳送帶停轉了!天啊,我們做到了!」他身旁的一個工人不禁淚流滿面。

剪影:20世紀30年代晚期
起初是胡亂射擊,但當人群四散逃跑后,警察便向人群掃射。一些警察甚至瞄準個人。一個女人被絆倒了,4名警察衝上去抓住她,用槍托猛砸她的臉。糾察隊員們中彈后,個個口吐鮮血,有的倒在草地上一動不動,有的手腳並用毫無目的地亂爬,警察站在他們旁邊,朝著背部射擊。派拉蒙紀錄片記錄下了這些場景。糾察隊總共10人死亡,90多人受傷。記者把它稱為「陣亡將士紀念日大屠殺」,但湯姆·M·加德拉卻說:「不用憐憫暴民。就像好打架的藝術家本韋努托·切利尼所言,『一打起來,拳頭就不知輕重了』,有些工人找警察尋釁又想跑,被棒打在地,有些娘兒們也被撞倒了。警察執行的是危險殘酷的任務,娘兒們待在那兒幹嗎?」
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眾議員馬丁·戴斯同時也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主席,他解釋說,把保守陣營定義為南方人是不對的,因為它擁有「來自幾乎所有小城鎮和農村的國會議員的支持」。它的敵人是「那些來自大城市的人……他們政治上受外國人和遷居城市的黑奴的操控」,「其代表還暗中破壞新政」。
現在,約翰·劉易斯的產聯的風頭已經蓋過勞聯。產聯在底特律市也發展得很快。劉易斯斥資25萬美元幫助羅斯福連任總統被曝光后,聯邦聯合會俱樂部成員個個心灰意冷。《紐約太陽報》警示:約翰·劉易斯冷酷自私。他耳目眾多,得知副總統與他作對時,還大發雷霆:「工人不過是要求每小時25美分這點小錢而已——最早發起反勞工鬥爭的是一個喜歡侮辱工人、打牌、喝威士忌酒且品行不端的老男人,名叫迦納。迦納想一刀捅進工人們跳動的心臟。無論公開還是私下,無論具體還是抽象,我都反對他。」有人建議產聯「試探著」與勞聯結盟。劉易斯對此嗤之以鼻:「想『揣摩』比爾·格林的心思?告訴你,他心裏一片空白。」
但這一年產聯工人被殺戮、毆打的事仍時有發生,勞工部長珀金斯集齊所有勞工事件的情況后評論道:1937年是20世紀工會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年。事實上,它達到了10年來罷工浪潮的頂端。據勞工部估計,1937年有4720人參與罷工,其中82%的罷工紛爭以有利於工會的方式解決。至該年年底,近800萬工人加入了工會。《財富》雜誌於1937年年底刊登報道:「在過去4年半中,美國一直在經歷勞工浪潮的劇痛,可以說,這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群眾運動之一。」
1937年1月20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講中說到他發現「全國1/3的人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飽」。而在知識分子階層中,抗議社會一直都是壓倒一切的主題,直到「二戰」爆發才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全國2/3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飽的人對其他人的疾苦毫不關心。股市大崩盤以來,年輕人第一次時興說俚語。女孩說男孩「滑」;男孩說女孩「正」,即使他知道他可能被捉弄。頂級的讚美則是「在點子上」和「夠意思」。1937年,幾首最流行金曲的歌詞都讓人捉摸不透,像「迷魂陣」、「水果糖」、「三個怪人」及「弗洛基」,那年全是這種類型的歌曲。
欲正確預見新政會對公民投票帶來何等影響,應該考慮到1937年正好介於羅斯福入主白宮和珍珠港事件爆發之間——也就是戰前羅斯福執政的中間時期。「大蕭條」帶來的艱辛生活和節儉之風已經被固定下來,當時98%美國家庭年收入低於5000美元。除接受救濟的人外,人均收入為1348美元。通常情況下,這筆收入要支撐一對父母和一到兩個孩子的生活,一家人擠在有四五個房間的公寓或是有6個房間的獨棟房裡。房子幾乎全是租來的——經過1929~1933年的經濟調整,只有少數中產階級美國白人才有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繳稅也無從說起。大部分人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稅,1937年最高收入者——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的路易斯·B·梅耶的收入是1161753美元、愛德華·鮑斯少校427817美元、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托馬斯·J·沃森419398美元及喬治·華盛頓·希爾380976美元——他們收入的大部分都被用於各項開支或存下來。
1936年的選舉結果顯示,攻擊羅斯福會適得其反。可是攻擊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並且轉入地下:在威斯徹斯特郡、橘子郡、格羅斯角、邁阿密海灘、布魯克萊恩、朗梅多等遊覽勝地,在格林尼治、謝克海茨,斯科特斯戴爾、肯納爾沃斯、溫內特卡等高級住宅區,在華爾街、斯戴特街、栗樹街、拉沙街等工商業中心。有些攻擊的形式更為輕鬆,也很有趣。比如一個精神病學家的故事,講他去天堂后立即被帶去為上帝看病,「因為上帝患有自戀妄想症,以為自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還有一個故事說「為什麼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員工喜歡所羅門王?因為他隨意挑選對象,隨即就上床睡覺」。名人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富人們穿著過分華貴的衣服去「窮奢」劇院「給羅斯福喝倒彩」,當羅斯福看到此畫時,他潦草地寫下一個字「妙」。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準備不再忍氣吞聲。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滿不在乎地告訴朋友:「如果要我主持大會,我也可以。」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實處處小心提防。當總統說到最高法院老齡化且人員不足,無法處理好繁雜的上訴案件時,休斯決定反抗。據伯頓·K·惠勒回憶,休斯打電話邀請他去家裡做客。惠勒一進門,休斯就鄭重其事地對他說「孩子出生了」,並遞給他一封信。他很快讀完信,內容與他預想的一致。信中說,法院辦案並未延誤,也沒有人擔子過重,即使總統的指責屬實,增加法官也只會妨礙日常事務的處理。此外,最高法院內部高度團結。布蘭代斯和范·德溫特還在信上籤了名。惠勒臨走時,休斯說:「我希望你廣泛宣傳它。」惠勒遵囑第二天早晨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宣讀了這封信。很久以後,他回憶道:「當時會議室里靜得連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
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羅斯福心裏真正想的是什麼。吉姆·法利知道及時隱退,他逃到阿拉斯加,嘴裏嘆息著:「『大蕭條』來了。」從任何傳統政治觀點來看,情況都確實如此。這是國家執政黨的領導者,他通常被視為有史以來最高明的總統,卻自找不痛快。在中期選舉中,通常地方人士的支持遠比國家政策重要,出現的問題也往往是地方性問題。1938年這類問題層出不窮:賓夕法尼亞州的腐敗事件、加利福尼亞州的養老金計劃爭議、密歇根州的靜坐罷工事件、羅得島州的賽馬場醜聞、馬薩諸塞州的賄賂事件、新澤西州的領袖控制問題和隨處可見的罷工事件,還有康涅狄格州人們抗議政府耗資1500萬美元修建4車道高速公路的改革方案,該高速公路穿越了格林尼治、斯坦福德、新迦南、諾瓦克、韋斯特波特、費爾菲爾德和特蘭伯爾各鄉鎮。正如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所言,「即使總統到全國各地四處撲火,也不能掌握主動權」。
沃巴克斯爸爸以及劇作者都屬於以前西奧多·羅斯福所說的極端分子。仇恨曾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達到巔峰,但在珍珠港事件後日漸減少。弗雷德里·劉易斯·艾倫認為,他們的怒氣「在1934~1935年越來越高,直到1938年前後也從未消退。似乎只能通過內在消耗的方式,才能減弱稍許」。同時,他們津津樂道于羅斯福1937年的逆轉,就像閱讀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紀事》。總統在1938年使經濟迅速好轉,他們為此深感沮喪,但對於羅斯福秋天的再次失敗,又不禁興高采烈。
幾乎所有行業都湧現出別具匠心的商賈。約翰·D·洛克菲勒於1937年去世,可謂具有象徵意義——他象徵傳統資本主義,在《美國名人錄》中大胆地把自己列為「資本家」。之後,憑藉新的操縱推銷之術,並且借鑒A·C·尼爾森的「廣告效果」調查報告,企業改由經理人管理。各種機智巧妙的廣告層出不窮。比如,李施德林在廣告中表示可以減少「高達86.7%」的病菌。又如,女人們患上了「憂鬱星期一」綜合征,因為她們擔心自己「臉蛋黯淡無光、皮膚老化起皺、雙手粗糙乾燥」;男人們因「滿臉胡楂兒」被解僱,因身材瘦小被女孩無視,因沒有泰龍牌拉鏈被人瞧不起。(當時大多數長褲依然使用紐扣。有女人在場時,一個男人不會直接告訴另一個男人褲子的紐扣開了,而會神秘兮兮地說「現在1點鐘」。這句暗號對泰龍的顧客來說毫無殺傷力,唯有其他可憐蟲才會偷偷摸摸地確保自己沒有「中門大開」。)
在兩篇驚人的雜誌文章中(《哈潑斯》1936年5月的報道《他們憎恨羅斯福》和《新共和》1938年9月14日的報道《他們依然憎恨羅斯福》),馬奎斯·蔡爾茲對這些憎恨者加以分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寫道:「有個現象,將來的社會歷史學家即使不感到驚訝,也會感到困惑:為什麼如今美國上流社會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都對總統羅斯福滿懷狂熱的憎恨呢?沒有其他詞語可以表達了,就是憎恨。」他繼續寫道:「這是深惡痛絕、怒火中燒,毫無道理可言。」蔡爾茲還表示:「這種情緒或多或少地充斥于整個美國上流社會,簡直成為一種偏執。」
兩星期後,總統和首席大法官再次碰頭。那年,最高法院同意出席年度司法晚宴,出席的每個人都發現羅斯福和休斯心情舒暢。休斯為什麼如此興高采烈,原因無從知曉。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好心情則來自一個私下裡的玩笑,但這個玩笑很快就會被公眾知曉。司法部長霍默·卡明斯回顧司法記錄時發現一條建議:為每位年齡達到70歲但沒有退休的老法官委派一位新法官協助工作,為司法部門增添活力。該文件上寫的年https://read.99csw.com份是1913年,署名是時任司法部長詹姆斯·C·麥克雷諾茲——如今法院「四騎士」中最反對新政的一個。卡明斯指出,如果該方法應用於最高法院,總統就能任命足夠的自由派法官,扭轉6:3或5:4的反新政大潮。追根溯源,這就是舉世聞名(同時臭名昭著)的「法院改組計劃」的源頭。
只要羅斯福還活著,這2%的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就會抨擊他即使再無傷大雅的措施。1939年,羅斯福提議提前一星期慶祝感恩節以延長聖誕購物季——這是對小型企業的恩惠,但整個國家為此產生了很大的分歧:25名官員同意、23人反對(包括緬因州州長,他吃掉一罐沙丁魚罐頭,以示抗議),這個爭議只好通過國會兩院的聯合會來解決。即使在總統即將去世時,仍然有人辱罵、詆毀他,其中之一是《小孤女安妮》的創作者哈羅德·格雷。1945年總統患病前不久,格雷漫畫中的人物沃巴克斯爸爸一想到羅斯福還要連任就受不了,毅然赴死。總統的葬禮后,格雷讓他起死回生,「最近這裏的政治氣候已不同往日」,那些體面的有錢人有機會透透氣了。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指責最高法院「陳腐」,但並未獲得良好的效果,之後一年,他再未對最高法院公開發表過意見。即便如此,他反對工資工時制時也沒有胡佛態度強硬,只說這種做法無異於製造出一片無論國會還是立法機關都不能擅自闖入的「三不管地帶」。然而,與此同時,他也在醞釀自己的計劃。早在法院向其叫板之前,他就對法院心懷芥蒂。1932年競選期間,他評論說,股市大崩盤期間,共和黨操控了聯邦政府各個部門——包括白宮和國會,「我還想加上最高法院」。因此,他把這視為黨派傾向。或許他是正確的,但包括國會議員在內,都堅信最高法院和憲法高於政治。這一戰略失誤后,他又出現了另一個戰術上的失誤。他的苦苦掙扎卻暴露出如約翰·甘瑟所言「品行卑劣」、「故弄玄虛」、「不坦誠」以至「近乎欺騙」的弱點。他給人的印象是偷偷接近「九老」,暗中下手,就像約翰·蘭道夫評論馬丁·范布倫的一樣,他「划著消音槳到達目的地」。
會後,迦納覺得羅斯福會表明立場,但他並沒有。羅斯福保持沉默,這就意味著站在浪尖上的人會是密歇根州州長弗蘭克·墨菲,而不是他。通用汽車公司還討好了另一位法官,這回可非通用汽車公司股東。這次的疏散令威脅罷工工人如果不在2月3日下午3點以前撤離工廠,他們將獲刑並被處以1500萬美元罰款。這時,罷工工人鄭重宣布,他們都已準備好誓死守住門前的路障。通用汽車公司已經選好了「戰場」——位於弗林特的雪佛蘭工廠。墨菲命令國民警衛隊把這家工廠團團圍住,弗林特警方以及手持火鉗、棍棒和鐵鍬的打手也參与了包圍行動。底特律、阿克倫、托萊多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成員也趕來支援罷工行動。罷工者把一塊標語牌掛在郵箱上,上面赫然寫著「休想通過」。
雖然如此,富人們——蔡爾茲稱他們為「2%」,認為美國政府好像是一個別的國家的政府,他們重複著「羅森菲爾德」的謠傳,其實就是逐字引用戈培爾的謠言小冊子。有些人竟公然叫囂,他們寧願選希特勒也不選羅斯福。這些雖然都是一派胡言,卻表明了他們的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於1936年6月退休,原因是他不願意在羅斯福當政的時候經商;杜邦公司副總經理也非常氣憤,因為他的僕人在公共事業振興署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離他而去了;羅斯福談論伯利恆鋼鐵公司原總裁時說:「告訴尤金·格雷斯,他再也不能一年掙100萬美元了!」其實也就這麼一回,但伯利恆鋼鐵公司某主管聽見后,竟然心臟病發作了。蔡爾茲發現,富人們的憤怒傳染給了中層白領,因為他們對老闆仍不勝欽佩,依舊迷信20世紀20年代那些陳規行話。謾罵羅斯福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但與「富有」階層(依然被稱作「那2%」)不同,他們不會受到工會的威脅,政府要從金融家和大商人手裡奪權也於他們無礙。
杜邦公司的藥劑師們開發出一種名為「氯丁橡膠」的合成橡膠,但其重要意義直至5年後日本人來到東印度群島種植園時才被發現。幾乎所有令人興奮的發現都發生在實驗室里(磺胺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胰島素休克療法,從煤、空氣和水中提取合成的一種叫「尼龍」的聚酰胺纖維),所以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知情。因為企業不敢貿然嘗試新產品,所以為了尋求市場,它們依然如20世紀20年代一樣堅信推銷的力量,在1937年主要流行「強行推銷」的方法。喬治·華盛頓·希爾在這方面是開路先鋒。與之抗衡的有駱駝公司,它用整版廣告宣傳其產品「通過加快消化液流動速度和增加鹼性,駱駝牌香煙,助消化的良藥」。一個叫約翰尼·羅維蒂尼的小個子服務生日復一日地在廣播電台呼喊「呼叫菲利普·莫里斯」,聲音不絕於耳。老黃金牌香煙則聲稱它們的產品經過氧彈式熱量計測試過英制熱量。
這部派拉蒙影業公司的紀錄片後來被禁播,理由荒謬可笑——怕觀眾看后引起騷亂,雖然觀眾多年來對警匪片已司空見慣。《聖路易斯快郵報》發布了頒布該禁令的真正原因,《芝加哥論壇報》卻將手無寸鐵的遊行隊伍形容為「蓄意施暴」。麥考密克和赫斯特的報紙都說產聯(包括他們的妻兒在內)都是共產黨。至少8名工人遇害,其中一人更是殘疾老兵,平時為產聯舞會賣票,罷工結束前卻被無情殺害。即便如此,竟無人受到審訊。後來,沒等和產聯聯簽署合同,工人就復工了。加德拉這一招實在高明,罷工者根本無法還手。
最後一項新政改革措施是1937年年初提出的《公平勞動標準法》。這項法案經歷了一場噩夢。法案規定每小時酬勞不得低於40美分,每星期工作時長不得多於40小時,加班工資是原工資標準的1.5倍,不得僱用16歲以下的童工。剛開始,僱主可以支付每小時25美分,8年內逐漸調整以達到標準。回想起來,規定似乎並不苛刻。即便如此,最初它也因法院改組計劃被束之高閣,又被工資標準較低的南方諸州置之不理。這次「外出巡視」讓羅斯福確信美國人民支持他,於是呼籲國會在他的「外出巡視」結束后召開特別會議。《公平勞動標準法》在眾議院提出后,沒有通過,後來又被提出,卻再度失敗。最終,1938年6月下旬,它終於獲得通過,被送往白宮要求羅斯福簽字。
對此,總統的真實想法令人疑惑。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大會上,他曾說他歡迎他們的仇恨,但是他不喜歡任何人散布這種情緒,更不用說被恨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了。蔡爾茲寫到「他好像並不介意」。其實他介意,而且有據可證。雷蒙德·莫利有一篇報告,描述羅斯福本計劃做一次和解性演講,論述美國工業所扮演的角色,他先讓新政派重複那些「福賽特世家」(指有錢人)所傳的謠言,直到面色鐵青,很明顯那次演講最終「更像是一根刺而非橄欖枝」。總統告訴諾曼·托馬斯,他是在挽救資本主義,但是不滿資本家對他的批評。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羅斯福平靜地拿出某全國性通訊社給各報編輯參考的「機密報告」給大家看,也沒有評論一言,原來那篇報告暗示羅斯福已被證實有梅毒。
總統所言極是,對於難以馴服的民主黨人來說這可謂是個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沒有窮追猛打。像往常一樣,羅斯福的心裏同時盤算著幾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來年的總統大選、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罷工,還深思他的財政預算案——他第一次參加競選時承諾選民實現收支平衡。儘管到現在為止,完成無望,但他仍然希望能儘力爭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開始幾個月,《時代周刊》報道:「上星期,隨著『大蕭條』的陰雲逐漸散去,全國上下都顯示出經濟復甦的跡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報告中指出,美國財政部盈餘正在緩慢增加。誠然,公共事業振興署經濟專家裡奧·漢德森仍然對物價上漲憂心忡忡,他還寫過一篇備忘錄,表達他對經濟崩潰的憂慮。羅斯福曾讀過此文,但他不想再次違背承諾出現赤字。在法庭爭論中,他曾向迦納保證:「我說過多次,1938財年將實現預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複,我願意再說一次或千萬次。」
業內人士皆知劉易斯下一個目標是美國鋼鐵公司。他也承認這一點:「如果我們可以管理好美國鋼鐵公司,其他公司將隨之而來。如果這頭盤踞的獅子被打跑,那我敢打賭,鄰近灌木叢里的鬣狗會四散到平原去。」產聯和美國鋼鐵公司之間竟可能爆發衝突,這讓人震驚。雖然通用汽車公司規模龐大,但在美國鋼鐵公司(內部員工簡稱其為「公司」)面前也只能相形見絀。1934年,儘管還處在「大蕭條」時期,公司盈利仍高達35218359美元,單副產品一項(從水泥到氨,不一而足),年產量逾25萬噸。鋼廠和礦山從加拿大開到巴西,艦隊可與美國海軍相媲美,還有數千英里長的鐵路軌道。它是美國工業的巨擘。然而,一位普通的鋼鐵工人雖然工作極其危險,年均收入只有369美元,還要養活6口人。如果在美國有人想發動革命,那麼一定是鋼鐵工人。汽車工人相對富裕,加上現在大肆宣傳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勝利,鋼鐵工人也明白了革命的意義。有人注意到,當《摩登時代》在匹茲堡上映時,看到卓別林模仿一個工人在5分鐘休息時間里的樣子(他的手起先還在不自覺地繼續重複擺弄機器的動作,後來逐漸慢下來,只剩拿起一杯水的時間),藍領工人不會再感到好笑。因為這場啞劇太接近他們跟著機器轉的真實生活了,他們希望改變。
這一事件使得法院改組受阻。更有趣的是,保守黨法官開始顯現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氣象。3月29日(新政派立馬把這天稱為「白色星期一」),法院撤銷了禁止婦女兒童最低工資的原判,又通過了《瓦格納法》。令政府寬慰的是,還通過了社會保險法案。後來范·德溫特宣布他決定退休,這意味著S.1392號法案毫無意義。總統任命雨果·布萊克接替他的職位,這樣一來,新政派在最高法院佔了絕對優勢。但羅斯福認為法案關乎他個人威望,所以拒絕撤銷法案九*九*藏*書。他更瘋狂地安插自己的心腹,硬逼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魯賓遜上位。結局極為不幸:7月14日,魯賓遜心臟病突發身亡,去世時手裡還攥著《國會議事錄》。
5月26日,劉易斯下令罷工,共有27個工廠70000名工人參與。小鋼鐵公司的保安和受雇於公司卻穿著警服的職業殺手增加了7000人。隨後,一份參議院調查表明:「直接用於鎮壓罷工的總花費高達4000多萬,購存軍火價值141000美元。」工廠內的打手通過郵包和空投獲取食物,當地報社附和資方要求復工。加德拉支付罷工線人每星期25美元,同時指責工會領袖「侵犯他人隱私」。他還補充道:「現實反覆印證了一個不祥的事實:他們是共產黨員。」他不允許「外部鼓動者恐嚇忠誠的工作者」。他承諾:「不管是以口頭還是書面的形式,我都不會同意和一個像產聯一樣不負責任、敲詐勒索、殘暴無情的共產主義組織簽署合同。除非有法律依據逼我這麼做。」事實上,《瓦格納法》就是這樣一項法律,它是由總統簽署的,最高法院前幾天也通過了,但關於這一點,他隻字未提。
但對羅斯福來說,這場競選活動非同尋常。與最高法院開戰後,他就計劃重新劃分各黨派勢力。大多數保守派是共和黨人,就讓共和黨成為他們的根據地吧,民主黨則被他視為實現自由主義的工具。作為美國首位和平英雄,羅斯福打算憑藉其知名度實現其偉大的政治改革。改革運動第一階段成果喜人,全國人民對羅斯福的熱愛未曾消退,他所到之處,人頭攢動,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在俄亥俄州瑪麗埃塔,一名老婦竟然在羅斯福走過的地方彎下腰捧起地上的塵土;在愛達荷州火車必經的安靜湖泊邊,有人修起一座小小土台,上面豎著兩面美國國旗,當總統的班列經過時,他就在兩旗之間立正站好,然後恭恭敬敬舉起手行軍禮。
對美國政府而言,這也是奇怪的一年。羅斯福參与總統競選贏得了非凡的勝利,加上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民主黨在國會的絕對優勢,比起第一個百日,羅斯福現在應更得心應手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事情並未朝著他想象的方向發展。有時,他似乎失去了對國家甚至是對民主黨的控制,而後者本應對他感激涕零,所以情形愈加讓人擔憂。這種困境的部分原因源於總統的錯誤判斷,雖然他的失算那時還不明顯。當然,他有權認為擊敗蘭登取得一邊倒的勝利是因為自己領導有方,並認為他的領導面對的最大障礙——也是人民意志的最大障礙,是最高法院。
那時,羅斯福已決定要對國會採取行動。優秀的民主黨人必須在改選中獲勝,其他失敗者必須離開美國政府。那年春,他曾以「親愛的阿爾本」致信阿爾本·巴克利,因後者的競爭對手肯塔基州州長「快活人」錢德勒在預選中呼聲很高。羅斯福在信中形容,巴克利的對手是「一個危險人物……與休伊·朗類似,但是能力不足」。接著,他邀請約翰·L·劉易斯到白宮,並勸他力挺巴克利,不惜人力物力。最後——本應該是最後,羅斯福總統宣布,他會親自在肯塔基州做巡迴政治演說支持巴克利。不幸的是,當地公共事業振興署負責人因為希望討好總統,而為巴克利造勢,這個錯誤被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團揭露,可以說是一個醜陋的序曲。
現在,總統的胃口更大了。在喬治亞州巴恩斯維爾,他厭惡地注視著坐在同一平台上的參議員沃爾特·喬治。當時羅斯福想把他從黨內剷除,這位參議員說:「總統先生,你公開質疑我的民主信仰、調查我的備案資料,對此我深表遺憾。我接受你的挑戰。」羅斯福卻自滿地回答道:「我們永遠是朋友。」其餘在場的喬治亞州政治家都戰戰兢兢,面對這對冤家互掐,他們試圖思考如何求得自保。列車還在向北行駛,羅斯福又把南卡羅來納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馬里蘭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了一番。9月初,羅斯福花了兩天時間斥責泰丁斯,說他參加競選「既想借羅斯福的威望,又想要共和黨保守派的財力支持,魚和熊掌兼得」。到了紐約,羅斯福痛罵眾議員約翰·J·奧康納,此人曾是總統前法律合伙人的兄弟,曾利用其眾議院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阻礙新政立法。
但幾乎沒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靜坐罷工非法。可實際情況是勞資雙方根本就不管合法與否。自由派認為,如果工會鬥爭偶爾違法,定是因為資方挑釁。任何人若表示靜坐是集體暴力的一種形式,也都會遭到否定或無視。在其他事件中,若說工會和罷工公司管理層一樣噁心(如針對田納西州阿爾卡鎮的美國鋁業公司罷工的血腥罷工事件和勞聯糾察隊與產聯糾察隊管轄權糾紛事件),也會迎來敵意的目光。
但若想擺脫歷史,沒有那麼容易。誠然早有先例,人們也不會忘記。工會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確,他們總是順時而動,但這樣反倒更加堅定了反抗者們的決心。通過暴力,美國贏得了獨立,解放了奴隸,第一次進入西部,並開墾了它。現在,工人從工業最底層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許,工會已經忘記了曾經的反抗,行為更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認其他受壓迫的組織也有權利造反。因此,儘管出於無知,甚至理想主義,但未來痛苦的種子已經播下了。
在那多雨的1月,羅斯福第二次宣誓就職時,如果耳朵高度敏感,起初的槳聲還能被聽見。後來他告訴朋友,「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說到『支持美國憲法』時,我想說:『是的,但據我所知,憲法足夠靈活,能夠解決任何新產生的民主問題……』」其實他在接下來的演講中也說過類似的話,休斯也聽見了。總統說,美國人民決心共同前進,他們「堅信每個受歡迎的政府部門都會通過有效的方法實現他們的願望」。一位盯著休斯臉龐的新政派說:「毫無疑問,休斯聽懂了他的話。」
確實如總統所言。追求自由的領導所面對的挑戰不在美國,而分別在世界兩大洋的另一邊——德國和日本。早在1935年聖誕節,羅斯福就致信巴魯克:「相比於國內事務,包括選舉在內,我更擔心世界局勢。」如今,在最近兩次選舉中,他更是憂慮感倍增。美國仍然堅持不與他國聯盟,那麼提醒民眾注意大洋彼岸遙遠的威脅就極為困難了,非筆墨所能描述。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國會山暫時不會出現聯盟政治。即使是反對羅斯福的中堅分子也曾經寫道:如果國家面臨外敵,他們會聽從國家安排。蔡爾茲也承認這一點,他曾在1936年寫道:「戰爭能夠轉移憤怒,正像『一戰』時威爾遜總統經歷的那樣」。他還在1938年寫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能讓反對階級的態度轉變,那就是一場戰爭……這絕非偶然,那些雖然對羅斯福國內政策滿腹牢騷的人,對總統的外交政策也只能勉強接受。」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發表的時事通訊在商界很受歡迎,他後來表示商界人士從1934年3月1日就開始對政府反感了。9月的《時代周刊》指出「企業對新政的嚴厲指責和吹毛求疵幾乎成了日常慣例」,但總統本人因為深受愛戴,反對者也只敢暗地攻擊,更不必說詆毀他的家庭了。
11月,苟延殘喘的共和黨與生機煥發的民主黨之間摩擦不斷。保守派在賓夕法尼亞州擊敗喬治·厄爾,在威斯康星州擊敗菲利普·拉弗雷特,在密歇根州擊敗弗蘭克·墨菲。新當選的共和黨議員有俄亥俄州的羅伯特·A·塔夫脫和約翰·布里克爾,有馬薩諸塞州的萊弗里特·索頓斯托爾,還有紐約州的托馬斯·E·杜威。杜威曾和雷曼競選紐約州州長,差一點兒就獲勝了,人們說杜威很可能在1940年當選總統。雖然民主黨人依然控制著國會,但自由派在眾議院的勢力早已減半(林登·約翰遜入選了,但馬弗里克落選了)。總之,共和黨兩年前看似要走上輝格黨衰落滅亡的老路,如今卻爭取到了12個州長的職位、82個眾議院席位,並新增了8個參議院席位。原任共和黨議員在選舉中也都無往不利。
選舉后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總統:「你會不會遭遇兩黨聯合的反對派?」羅斯福回答道,他不這麼認為。記者說:「我這麼認為!」聽罷,其他記者都笑了。總統隱晦地評論道:「只怪這些樹離森林太近了。」
可平衡預算這個藥方,胡佛不能用,羅斯福同樣也不能用。後來股價大跌。總統很想說,現在的情況「從根本上講比較平穩」——他真的這樣認為,但一想起前任也說過這樣的話,他又沒開口。其實說與不說並無差別。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拋售衝擊市場,行情報單竟比市場交易落後25分鐘,可是新的賣出委託還在源源不斷地到來,一切跡象顯示市場尚未觸底。這個冬天總是讓人不禁回憶起1929~1930年的痛苦經歷。
果不其然,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重新活躍起來,加入反對法院改組的鬥爭中。和它同陣營的還有美國商會、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國革命女兒會和一個以右翼報紙出版商弗朗克·甘尼特為首的憲政委員會。上述這一切,早在預料之中。但社會上也掀起了一股自發的抗議浪潮,參与者來自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基瓦尼俱樂部和婦女俱樂部。最令人沮喪的是,參議院的獨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約翰遜和伯頓·K·惠勒也站在法院那邊。這次,羅斯福毫不留情。在一次爐邊談話中,他指責最高法院越權否決剛被選民認可的改組方案。在「五月花」號舉辦的一次民主黨豪華晚宴上,他呼籲黨員效忠,支持通過S.1392號法案。惠勒大聲反駁:「靠工於算計、拉攏投票和在法院安插人手的行徑,從來就不能完成自由主義大業。」參議員愛德華·R·伯克更是不留情面地對一個紐約遊行團體說,憲政正「命懸一線」。
最高法院改組計劃失敗了,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但總統已經完成了他的近期目標。州際貿易條款的解釋已被極大地拓寬了,因為「九老」年事已高,有的去世,有的退休,這讓羅斯福很快有機會安插心儀的首席大法官和8位大法官。可是代價read.99csw.com極高,年輕的眾議員林登·約翰遜也看清了這一點。約翰遜是對的,羅斯福考慮有誤,這使得南方民主黨和共和黨合作——後患無窮,之後歷任民主黨總統和約翰遜本人都深受其害。
對於預算平衡,羅斯福還不死心,但羅斯福不是胡佛,百萬人失業的景象比起曼徹斯特派經濟學更能影響他。這不同於1930年的情況。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包括漢德森和總統兒子詹姆斯,都成為凱恩斯主義的倡導者。羅斯福沒有讀過凱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談中能獲得相同信息,就很少再閱讀原著。他曾經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從英國寄出的長信,但不為所動(「三年前我來拜訪你時,你曾親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想法」)。信中凱恩斯建議大量增持赤字,在羅斯福看來這絕不可能。一些目標,不管在學者看來多麼誘人,在政治層面也難以達成。儘管如此,羅斯福已經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確發揮了功效。1934~1935年,它們的確推動了經濟更好發展,增加了貨幣供應量,並推動各項經濟指數上漲。羅斯福的顧問們給他推薦了一個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案,隨著1938年經濟衰退不斷加劇,總統最後終於讓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車從沃姆斯普林斯駛回華盛頓,總統邊吃午餐,邊告訴哈里·霍普金斯和國家青年局局長安德魯·威廉姆斯,他打算放棄平衡預算的想法。12天後,在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向國民解釋道,他計劃向國會申請30億美元用於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災和大興土木。6月,股市逐漸回暖,道瓊斯指數從8月前的99點升至158點。雖然日子依然艱難,但是相對幸福的日子已經指日可待了。
遊行隊伍放慢了腳步,但依然堅定地走向工廠。警察沒有再發出警告。一群警察從離工廠約200米遠的地方衝出來,襲擊了工人們的妻子,警棍刺破了她們的胸膛,另外一群警察舉著瓦斯槍或左輪手槍任意掃射。高舉國旗的工人大喊道:「我們決不投降!決不投降!我們擁有合法權利!我們擁有合法糾察權利!」但警察大聲回道:「你有狗屁權利!渾蛋,你有屁權利!」就在這一剎那,發生了芝加哥警方隨後詭辯的「挑釁行為」:幾個空汽水瓶迎面飛來,工人們大聲嘲笑警察。就在此刻,警察開始扔催淚彈,令人作嘔的瓦斯氣體籠罩著遊行隊伍,受驚的孩子們尖聲啼哭,遊行隊伍也亂了陣腳。一場大屠殺爆發了。
尤其讓蔡爾茲困惑的是,從很大程度上說,大多數責罵總統的人「自1933年3月的低谷以來,收入都恢復起來了,銀行差額也補上了」。有些人的股票價值翻了一倍,甚至三四倍,「有些甚至漲到了10倍」。公司股息增長超過40%。那些富人的收入也沒有被徵收重稅(一人年收入16000美元,僅需交稅1000美元)。羅斯福的稅收方案將絕大部分稅務負擔以加工稅和消費稅的形式轉移給了消費者。
起初,他們在討論哥特式掛毯、中世紀手稿和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泰勒發現劉易斯談吐不凡,則建議他們兩個到他紐約的家中密談,解決大壟斷鋼鐵企業管理層和產聯鋼鐵工人組委會之間的分歧。在此後的會面中,劉易斯談笑風生,並用數字表明:鋼鐵工人組委會吸收了足夠多的美國鋼鐵公司工人,即使美國鋼鐵公司訂單堆積如山,想搞垮它也是輕而易舉的事。50年來,美國鋼鐵公司都用槍支武裝自己,出動打手與自己的工人做鬥爭,現在到了休戰的時刻,雙方應該正式會談,然後簽署合同。泰勒思考了一陣,同意了該建議。8個星期後,泰勒草簽了一項協議,同意鋼鐵工人以後每天工作8小時、日工資5美元、一個星期工作40小時、帶薪休假並按照工齡支付工資。然後,他們通過新聞媒體上對外公布。一位工會幹部闖入鋼鐵工人組委會菲利普·莫萊的辦公室,說他剛剛聽到廣播,美國鋼鐵公司正在與產聯會談。莫萊說他瘋了,並把他趕了出去。3月7日雙方簽訂了合同,泰勒的部下也同樣震驚,美國鋼鐵公司總裁本傑明·費爾利斯找到莫萊並對他說,自己是一名礦工的兒子:「就叫我本吧。」莫萊回答:「好的,費爾利斯先生。」
一旦資產階級從1933年年初的噩夢中清醒過來,並且發現羅斯福的「復興」並非是要回到「新紀元」的繁榮,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更強烈的反應。羅斯福渴望改變,即使他讀貴族學校、在有錢人的圈子裡混跡,但這些改變也並非有利於富人,而是施惠于被壓迫者。但商人們都認為老是談論「被遺忘的人」,只會挑起動亂。《美國新聞》、《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巴爾的摩太陽報》先後開闢專欄抨擊新政,分別由戴維·勞倫斯、馬克·蘇利文和弗蘭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郵報》是人們緬懷過去的獨特避風港。它的一位主筆作家憤慨地聲明:「說美國商界領導失敗了,還不如說整個世界失敗了。」郵報還發表文章極力贊成僱用童工:「讓美國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讓他們在還沒完全長大前去工作。」當卡特·格拉斯談及新政派時說:「為什麼托馬斯·傑斐遜連話都不想跟那些人說。」很明顯,反對羅斯福的人是以階級區分的,而不是以黨派。
墨菲猶豫了,他想起他祖父在一次愛爾蘭起義后被絞死的場景。流血威脅並非劉易斯的暗喻,它已經在弗林特市上演。14名罷工者在夜晚突圍中受傷。警方後來撤退了,罷工者向記者嘲諷地說這是一場「奔牛之戰」,這種嘲笑必然遭到警察的暴力還擊。州長也筋疲力竭,他撤回了他的命令,還禁止通用汽車公司妨礙人們運送食物給靜坐者。怒火中燒的保守派稱,墨菲此舉打擊了通用汽車公司的士氣。的確如此,而劉易斯亦如是。總統保持沉默也起了同樣的效果。但致命一擊要歸功於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靈機妙算。工會在克萊斯勒、福特、納什和帕卡德等汽車公司都只是象徵性地示威,卻搞得通用汽車公司翻身乏術。根據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立場,這些公司本應該站在通用汽車公司的一邊,實現反工會的團結,而實際上它們都爭先恐後地瓜分通用汽車公司市場,為本品牌汽車爭取利益。2月7日,通用汽車公司董事不得不將紅利減半。這使得大股東皮埃爾·杜邦損失了約25萬美元的收入。威爾明頓傳話說,在他們看來,堅持原則是對的,但管理層不該頭腦發熱,更不該讓杜邦減收。面對這樣的境況,通用汽車公司不得不投降。為期44天的靜坐罷工后,克努森終於同意開會和談。靜坐者們聽聞此事,高興得在冰冷的院子里跳起了方陣舞。
「就是要這條建議,霍默!」羅斯福大叫道。然後他飛往裡約熱內盧開會,留下他的司法部長草擬法案。卡明斯認為計劃很穩妥,但在司法招待會上他有點兒心神不寧,還對同事竊竊私語:「我覺得自己太像一個陰謀家了。」羅斯福也覺得是個陰謀,這也是他在司法晚宴上如此高興的原因。他覺得那個場合頗具諷刺意味,又可暗中算計他人,甚合他意。1937年2月4日,羅斯福和卡明斯向內閣和民主黨國會成員公布了S.1392號法案。對此,伊克斯很高興,反正並非他要向國會提案此事,而需要負責此事的國會官員們對此一聲不吭。驅車行駛在返回賓夕法尼亞大道的途中,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哈頓·薩姆納斯,突然對別人說:「夥計們,這回我要退出了。」沒人懂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但副總統迦納做出了相同的決定。
約翰·甘瑟於1950年寫道:「現在人們往往容易忘記,那些針對羅斯福的造謠誹謗多麼陰險惡毒,那些強加于他的中傷污衊多麼不道德……人們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末,那些『上流』鄉村俱樂部里是怎樣的氣氛,忘記了銀行家午餐會上談過什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內容,忘記了打扮入時的食客們在晚宴上怎樣肆意閑說流言蜚語。」居然有軍職人員還穿著制服就拒絕向國家總統敬酒,有老人在牆壁鑲有紅木板的城市俱樂部里碎碎念「又一個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或「我們現在倒不如生活在蘇聯」。甚至有一家波士頓的書店通知總統著作的出版人貝內特·瑟夫,這本羅斯福的演講集,只有用羅斯福的人皮做封面,書店才肯銷售。
20世紀30年代末,在上流社會和中上階層的俱樂部和家庭中流傳的反對羅斯福的污言穢語其實並不高明。當然,他們故意相互轉告,華盛頓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那個傢伙從老婆埃莉諾身上感染上了淋病(一個黑人傳染給埃莉諾的)。羅斯福也因感染性病而瀕臨死亡,那也是埃莉諾在全國各地挽著異性到處遊盪的原因。羅斯福死後,她就想把國家交給蘇聯人管,她將去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學習房中術。羅斯福的大兒子「吉米」可能會留下來,他那份賣「保險」給老實巴交的商人的工作可是肥差。
這個現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那些反對者心中承認的外交政策其實並未制定出來。那時,羅斯福對外交政策的方案還沒主意,但他知道他需要制定一個。他自從開始執政就在研究外交政策,但沒有成果,形勢日趨急迫。12月的一天(那時距離1938年中期選舉僅剩11個月),美軍停靠在南京長江邊的「帕奈」號軍艦被日本帝國的飛機炸沉了。
所有人通過1938年6月下旬的爐邊談話,都親身體會到總統插手初選的決心。在第75屆國會上,他提醒選民,此前當選的民主黨議員是在「堅定的自由主義」支持下選出的,他援引長達一年的工資工時之爭說道:「以前我們從未有這麼多銅斑蛇。」銅斑蛇是一個貶義詞,意為美國內戰時期同情南方人的北方人。他解釋了自由主義原則,又言他覺得自己「作為民主黨領袖有權就少數個別事情發表意見。問題在於某些人爭取提名為民主黨候選人時,是本著以上原則,還是在濫用我的名義。」
以下陳詞濫調也不絕於耳:「那個人」、「那個傢伙」正試圖毀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亂花錢走出「大蕭條」,我們孩子的孩子會為此付出代價;反正領救濟的有一半都是外國人,減少救濟,加大警力,要鬧就鬧吧;約翰·L·劉易斯有白宮後門的鑰匙;「那個人」的微笑是假的,是通過整形手術移植到臉上去的,他一生沒有掙過一分錢,全靠他母親過活,並且他只是一個猶太人,一個荷蘭猶太人後裔,後來竟然改掉名字,搖身一變成為紐約猶太佬。(他們為證實這段話,還為羅斯福設計了族譜,聲稱羅斯福的老祖宗是范·羅森菲爾德上校,其實根本就沒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