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想法普遍存在於所有軍隊中，而且真實情況歷來如此。一旦他們撕下貼在牆上的貝蒂·格萊伯的性感照片，在卧室和公園裡掀起女人的裙子，關於「重新適應」的議論就消失了。「所謂的退伍軍人問題，」威廉·L·奧尼爾指出，「從未發生過……戰後的社會經歷了種種驚人的發展，而如此大批人員輕而易舉地回歸正常生活，確實出乎意料。」

這裡有個難懂的語義問題，但要想理解戰後的國際政治，必須對其有一定的了解。當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還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直到1947年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講，發起以其名字命名的計劃時，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演講中的「世界」僅限於北美、西歐以及它們的盟國和屬國。那時還沒有「第三世界」或類似的概念。驚人的是，1942年以聯合國名義發表的新年宣言也只有26個國家署名：美國、英國、蘇聯、中國、5個英國殖民地、8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歐洲國家和9個南美洲共和國。簡言之，聯合國就是一個誓言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聯盟。1945年，非洲只有4個獨立國家：英國勢力仍占統治地位的埃及、美國的奇特傀儡利比亞、剛從義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的衣索比亞，以及從過去到現在都處於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到「二戰」勝利，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新加入的有獲得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和分散在各地的小國。但聯合國依然像一個紳士俱樂部，你可以拍拍手叫聲「服務員」，或說句「我是年滿21歲、享有自由的白人」來表明自己具有獨立行事的資格，而不會得罪其他成員，包括黑色皮膚的成員。換句話說，在這個社區里，鄰居尚未因黑人增多而搬走。

然而，他們的確如此。

昔日的小孩如今已成長為十幾歲的青少年［現在普遍使用的「青少年」（teenager）一詞最初出現在1945年1月7日那期《紐約時報》中］，日益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些恪守傳統的家庭仍然將他們約束在家裡。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中寫到，人們依然管她叫「『那個杜魯門家的小女孩』——我和當時普通的青少年一樣，對這樣的稱謂極其反感」。然而，在白宮之外，「青年的力量」正在重塑社交行為，他們往往吵鬧過頭或者品位低俗，惹得老一輩美國人總是牢騷不斷。而年齡更小的孩子則用裝橘子的板條箱和旱冰鞋的輪子製成滑板，終日溜著玩，樂此不疲。

萊維特一夜之間成為傳奇人物，雖然審美學家們暴跳如雷、口誅筆伐，但他就像傳說中的巨人樵夫保羅·班揚。萊維特的模仿者遍布全美國，此時，他帶領著自己的人馬，跨過賓夕法尼亞州的州界，奔向特拉華河岸邊8平方英里的菠菜地。他的工程師設計了一座擁有1100條街道的城市，配套設施有學校、教堂、棒球場、市政廳、工廠區、停車場、牙醫和其他科醫生的診所、蓄水池、購物中心、火車站、報社以及園藝俱樂部。簡而言之，該市人口密集，並擁有滿足7萬人生活需求的各種設施，成為賓夕法尼亞州第十大城市。萊維特將這座「萊維頓二號」稱為「全美城市規劃最為精良的社區」，每次談及，他的聲音都因為激動而嘶啞。他說：「自己設計的產品能夠滿足別人不能滿足的需求，確實讓人興奮激動。但我不僅僅是要修建和出售房屋。坦率地說，我想獲點兒榮耀，這是人的天性。我想要建一個令自己引以為豪的城市。」他停頓一下，又補充道：「你膽子要大，你要敢想。」

兩党參議員全部起立為范登堡鼓掌。媒體也大唱讚歌，稱他的講話是一場「毋庸置疑偉大」的演講，是「參議院80年來最重要的演講」，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勇敢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協定的承諾」，是「使全世界振聾發聵的一聲槍響」。在一片興高采烈的氣氛中，華盛頓對發生在世界另一端的真實槍聲卻充耳不聞。原來胡志明壓制著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隨即宣布越南獨立，並自立為總統，開始上山打游擊。而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卻沒有向其駐紮于當地的外交官發出特別指示。叛亂者畢竟只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只需派出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將他們擊潰，根本無須美國出手。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法國外籍軍團就駐紮在當地，隨時可以出動鎮壓叛亂。

「新式樣」成為1946年時尚界的戰鬥口號。對美國的丈夫們來說，除了因迪奧的裙子遮住女性的雙腿而感到失望之外，他們還得為妻子購買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便宴服的價格往往差異很大，從阿肯色州生產的17.95美元一件到巴黎原產的450美元一件不等。對他們的妻子來說，情況更加複雜。大多數人也覺得價格太貴。許多人還覺得，深V字領、窄腰身、斜肩、中長裙以及輕薄的蟬翼紗上衣連著下面的陀螺裙實在說不上好看。不僅如此，那些推銷活動簡直是在侮辱她們的智商。時尚雜誌中的短文都文理不通，Vogue「傻笑」著說：「在本期中，穩重的人的優點被丟棄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它甚至不成句子。如果女性購買這些荒唐的服裝，就無異於承認她們確實是容易上當受騙的人，是兩性中更為軟弱的一方，是優柔寡斷的小笨蛋。在內，不能將家產交給她們；在外，讓她們出門很危險。

婚姻，是與其他年輕夫婦玩猜謎遊戲，是亞歷克·基尼斯在電影《仁心與冠冕》中泛舟水上的場景，是戰後第一批福特或雪佛蘭汽車上市之前6個月的等待，是購買首批易洗免燙襯衣，是對她仍然縫在貼身連衣裙里的應急款的取笑，是你把她從醫生的辦公室接到餐廳用午餐聽她說她真的懷孕了時的共同喜悅，是她第一次懷孕時輕撫她胸部的驚嘆以及之後無數個第一次的新奇。婚姻，是周末躺在床上為她閱讀《推銷員之死》而哽咽，為《1984》流冷汗；是看電視里瑪麗·馬汀的洗髮水廣告，談論討厭的奇格艦長，聽伊迪絲·琵雅芙和保羅·羅伯遜的歌曲，那台老舊的米羅華唱片機剛好擋住水性乳膠漆已剝落的牆面。婚姻，是1948年寶麗來黑白相機剛面世時，在一個個星期日下午給對方拍攝的相片；是同年夏天擺弄哥倫比亞公司首次生產的10英寸或12英寸、每分鐘33.3轉的黑膠密紋唱片，以及來年1月RCA維克多公司生產的新型45轉密紋唱片，接著，又突然特別懷念並重新拾起以前的78轉唱片。後來，婚姻是在「鄉村」酒吧消磨幾個小時后又在「尼克」和「艾迪·康頓」酒吧流連不歸，是在一個人影都沒有的第52街上行走。正是在這裏，佩特瑞羅終於使搖擺樂退出了流行的舞台，讓位給查理·帕克和迪茲·吉萊斯皮共同創造的「激進」的波普爵士。在昏暗的吉米·瑞安酒吧外，你低下了頭。這時，社會逐漸追求個性，講究品read.99csw.com位。素不相識的男人們，穿著筒上綉著邊花的襪子；把錢叫作「鈔票」；朝路過的女孩大喊「棒極了」；星期一打保齡球；在凌晨3點互發歌唱電報；在新婚夫婦的彈簧床墊上繫上小鈴鐺，然後在屋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討厭戰爭，埃莉諾也討厭戰爭」；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爾牌西裝將狐尾草綁在收音機的天線上，在後視鏡上掛一雙嬰兒鞋；星期六早上是雷打不動的洗車時間；見面時打招呼說「好久不見」（long time no see）這樣的中式英語；已婚婦女去市場買東西時，頭上還戴著捲髮夾，嘴裏總是嚼著口香糖；帶著全家去電影院觀看《四個女人與吉普》、《硫磺島浴血戰》之類的影片，而堅決不看《凡爾杜先生》，因為《大觀》雜誌揭露該片主角查理·卓別林是共產黨人。

那時，洛杉磯與其他城市一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個咖啡會。那些年輕的退伍軍人的妻子們熱衷於此，她們的身影穿梭于各個咖啡會間。她們對這些話題都很感興趣，那種「你不愛我，我也不愛你」的離婚案件尤其具有吸引力。這些太太都是混得不錯的人，除了在「大蕭條」時期長時間苦於營養不良的人之外，艱難的歲月並沒有在她們的外表上留下什麼痕迹。（但若她們張嘴微笑，就可以看出不同來。她們年輕時，牙齒矯正和牙套還很少見，所以有的人可能不到30歲就要鑲上假牙。）1945年，紐約市美國歷史博物館完成了對1.5萬名女性的調查研究，發現當年的美國年輕女性與1890年她們祖母輩的女性相比，腿更長，臀稍微肥，腰微粗，但與昔蘭尼的愛神阿佛洛狄忒比起來，她們的臀部卻沒有那麼豐|滿妖嬈。結婚那天，她們的平均身高是5.35英尺（如果生在加利福尼亞州則更高一點兒），三圍分別是33.9英寸、26.4英寸和37.4英寸。到她們有資格參加洛杉磯的晨間咖啡會時，已為人母，各項尺寸都有所增長，但仍保持著苗條的身材和爽朗的個性。當時歐洲的記者紛紛讚揚她們對一切事物都能一笑置之的態度，包括習慣於對自己和朋友的自嘲。她會說：「我們聚在一起，完全就是一群奶牛嘛，或者說是一隊嘰嘰喳喳叫個不停的母雞。」她們有一頭褐色的頭髮、一雙藍色的眼睛，用「寶貝」代替了父輩們表達親密關係的「親愛的」。除非上過大學或加入了美國婦女選民聯盟，否則她們對公共事務完全提不起興趣。她們驕傲地稱自己是「不介入的一代」，她們和丈夫都很少看報。她們唯一希望的就是丈夫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作為在「大蕭條」時期度過了童年的人，丈夫對自己的所求也不過如此。總之，她們的終極夢想就是生活有保障。

萊維特建房就像凱澤造船一樣，都是流水線作業，第一批1.75萬套住房全部一模一樣。一聲令下，一排排推土機向前推進，紅旗一揮，它們又統一轉彎。接著，鋪路工人上場。然後是電工豎起電線杆，其他工人掛起路標。接著，劃分每個房屋區域。一隊隊卡車在夯實的路面上呼嘯而過，早上8點卸下預製壁板，9點半卸下馬桶，10點卸下水槽和浴缸，10點45分卸下石膏板，11點卸下地板。如此循環往複。萊維特公司的木匠只用電動工具，全鎮都找不出一把手鋸。油漆是用噴槍刷上的，剛開始，所謂的「配色方案」也不過只是兩種顏色搭配在一起。要使泳池能供2000個家庭使用，其面積等同於一個網球場，於是，萊維特下令捨棄所有網球場，修建了8個泳池。在這裏，所有事情都整齊劃一。星期一是洗衣日，每到那天，1.75萬個後院里都「萬國旗」飄揚，無論發生什麼事，星期日是絕不會看到任何晾曬的衣物的。這裏不許豎立尖樁籬柵，草坪要定期修剪。所有的規定都白紙黑字地寫在契約中。甚至各種新上市的工具也遵守著萊維特定下的規則。行道樹之間的距離是28英尺（每家門口有兩棵半樹），誤差精確到英寸。路沿石邊緣光滑，曲線的角度整齊劃一。各家各戶為了彰顯個性，也只能費盡心思地在室內裝飾和門鈴的響聲上玩玩花樣。（雖然已經有了按鈴和拉鈴，但規定只能用音調門鈴。）建築師和社會學家們都目瞪口呆。對他們來說，萊維特就像一個極權統治者。但該鎮居民毫不在意。對於這些仍對軍事管理記憶猶新的退伍軍人，還有他們曾住過臨時營房和拖車的妻子來說，按照標準規格修建的家同樣溫暖。

正是在杜魯門時代，美國順應歷史潮流加入了國際社會。1941年天氣陰冷的聖誕節期間，丘吉爾來白宮做客，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概念。《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的那期中報道：「聯合國這個新詞」已經悄悄地出現在世界詞彙庫中。此前一年，《財富》雜誌調查發現，希望美國加入一個國際組織的選民還不到13%。而到了1944年3月，這個數字猛增到68%。同年，各地大學生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贊成比例為50:1。薩姆納·威爾斯也同意這個想法，並寫了本頗具說服力的書《決定的時刻》，呼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1944年8月，每月一讀俱樂部推薦它為該月名著，並賣出近50萬本。阿肯色州眾議員富布賴特提出建議，主張「建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使其有足夠的能力為世界各國建立並維護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並且……美國應參与其中」。這個提議在眾議院以360:20的票數通過，在參議院中也同樣獲得兩黨的一致支持。

除了露台和小小的亞熱帶庭院中以外，這些少婦遍布美國各地。加利福尼亞州尤其多，因為這裏的發展速度居美國之首，對想要安定下來的退伍軍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已成為戰後美國生活方式的發源地。在這期間，美國超市的數量增加了兩倍，馬上就要突破2萬家，而其源頭舊金山水晶宮超市早就於1922年開業了。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加利福尼亞州已率先發明了汽車電影院、汽車餐館、汽車銀行、汽車教堂和不用下車就能洗車打蠟的機器。珍珠港事件后，他們流行後院燒烤爐和腎形游泳池。加利福尼亞州的工程師們最先設計出8車道高速公路、4葉式立交橋和自動找零的公路收費器。第一個穿著運動衫參加宴會的是加利福尼亞州人，第一個穿上鐵青色無尾禮服的也是加利福尼亞州人。在這裏的沙灘上，加利福尼亞州女人們穿上半裸接著是全|裸的泳衣，開美國風氣之先。她們穿著寬鬆長褲上街，用彩燈裝飾灌木叢，住在錯層式房屋中，在公共場合抽煙，引領美國的流行風尚。總而言之，他們充滿想象力，換言之，恣意隨便。咖啡當然也就是速溶的了。

美國迫切需要制訂一個10年計劃，以保證每年能安置150萬個家庭，但目前看來，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搭建帳篷。住宅建築業的說客們有足夠的能力阻止政府的有力行動，但他們也沒有更加高明的方案，他們一磚一瓦的建築方式不僅造價昂貴，而且速度緩慢，單靠這個行業是無法應對的。然而，如此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必須得到解決。1949年年初，有人想到了在流水線上生產預製件的方法，此方法出現在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媲美那些創造了戰時生產奇迹的舉措。而且，人們漸漸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方法可以有效解決問題。住宅建築業的亨利·J·凱澤公司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萊維特父子公司。從塑造戰後社會的角度來看，威廉·J·萊維特在長島的拿騷縣購買1500英畝土豆地的舉動，與杜蒙牌7英寸電視機面世和霍華德·艾肯在哈佛大學製造出美國第一台計算機一樣，具有深遠的意義。今天所說的郊區就起源於這塊土地，那些瞧不起這第一座萊維頓的人是不會明白該鎮的第一批居民對此有多麼感恩戴德。萊維特公司並沒有發表聲明，也沒有刊登廣告，僅靠口口相傳就夠了。1949年3月7日早晨，天氣寒冷，狂風大作，當萊維特簡樸的營業部辦公室開張售房時，門外已有上千對夫婦排隊等候。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等了4天4夜，靠喝咖啡、吃炸麵包圈支撐下來。營業部的門剛打開，就像1889年俄克拉何馬州土地哄搶熱時的情景一樣，這些現在稱為「年輕夫婦」的男男女女就你推我搡、蜂擁而入。他們一定要買到第一批雖然只有基本配置的4室房，售價為6990美元，加上手續費以及景觀美化和廚房電器的花費也不到10000美元。九*九*藏*書

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客人們一邊品嘗著「海風」或馬提尼酒，一邊談及以下話題：賴利·馬克菲爾用300萬美元買下揚基棒球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羅馬教皇新任命了4個美國籍紅衣主教。還有一個令人掃興的消息：丹佛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36%的美國人預計美國將在25年內再次打仗，23%的人則認為將在50年內，只有20%的美國人認為「二戰」是最後一次世界戰爭。這次民意測驗是在1945年年末進行的，美國人民還沒有意識到美國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對總統觀察家們來說，從戰勝日本到朝鮮戰爭爆發的這4年10個月零10天實在危機重重。華盛頓沒有消停的時候，又都有哈里·杜魯門的身影。一次，哈里悄悄溜到墨西哥訪問，墨西哥總統帶他參觀了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他卻說：「這與美國的景色相比，完全不值一提。」當然，除此之外，還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哈里看待問題的角度當然與眾不同。他是美國總統，身居高位的人總是專註於國家前途。

要準確了解廣告業在促進戰後繁榮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不過媒體的影響在戰時確有明顯擴大，其影響並不局限於市場。廣告和雜誌文章早就試圖塑造個人的內在形象，或宣傳應該如此。因此，美國大兵們遭到了狂轟濫炸，眾多廣告幼稚地再三保證大兵們是為了藍莓派而戰。與此同時，他們的鄰居姑娘，或留在出發港口|活動房集中地中年輕的新婚妻子，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變了多少、他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她當然收到過他的來信，但是從部隊寫信出來要接受非常嚴苛的審查，而且大部分士兵都對真正重要的事情支支吾吾。於是，她只好在報攤或街角的雜貨店裡翻翻雜誌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倒是迫不及待地要幫助她們了解那遠在天涯海角、如今歸期已近的愛人。

危機出現在1946～1947年。數百萬碼印花雪紡綢和蕾絲花邊堆積在曼哈頓服裝廠的倉庫里，等待小石城、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決定，迫在眉睫。顧客們也飽受壓力。每次一個女孩在人行道上從另一個女孩身旁走過時，兩人都要就服裝式樣問題經歷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有人則想要暫時避開這個問題，選擇躲入所謂的第三世界戰後時尚，即採用不屬於「新式樣」的新式樣。例如，貧困的英國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鞋跟高度不能超過2英寸，聰明的女裝設計師波多貝羅就製作出了一種鑲有楔形後跟的平底鞋，物美價廉，鞋面結實。1946年，美國的女裝設計師則重新推出了露臍裝，並創造出無肩帶、有鋼托的胸罩。1947年4月6日的復活節臨近，雙方的鬥爭依然僵持不下。然而，女人們彷彿一下子就放棄了抵抗。她們或許軟弱、愚蠢，但凡是能用現金付賬或可以賒賬的中產階級女性都不願意在節日那天穿得像個老古董。當她們走過教堂通道時，清楚地向美國其他人——她們牢騷不斷的丈夫們表明，「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於法國絕不是偶然。

據說，阿拉曼戰役之後，一位路透社的記者問第八集團軍的一個士兵：「戰爭結束后，你要乾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這場鬥爭過去后，女人們不但舉白旗投降了，還裝作一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她們開始熱衷於穿衣打扮，服裝式樣層出不窮，帆布鞋、木屐、亞麻靴、細高跟「裸腳背涼鞋」，還有以面紗、羽毛、乃至鳥籠裝飾的土耳其氈帽。鞋匠的奇思妙想還情有可原，因為女性穿上長裙后露出的腿部長度有限，那些雙腿修長的女人就想穿著稀奇古怪的鞋子、五顏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但不管從什麼角度看，那些帽子都毫無道理可言。那些不實用的搭配——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倘若這些奇裝異服有什麼社會意義，那就是證明了女性直覺，她們有權利犯錯，有權利做沒有價值的事情，有權利變化無常。

「干我老婆。」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個時代開始時是美妙非凡的。比爾·莫爾丁的漫畫《在前線》出版后，又發表了續集《回家》。畫面中，一位年輕的父親一手緊緊抱著買來的日用品，一手推著嬰兒車，旁邊一位穿著制服的中士問他：「威利，自由人的滋味如何？」退伍軍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棒極了。女性雜誌開始注意到一種現象：這些新晉奶爸自告奮勇地沖調奶粉，在夜裡兩點起床給孩子餵奶，甚至親自為孩子換洗尿布（一次性尿布15年後才出現）。隨著新的工具和電器陸續上市，這些家務活變得簡單起來。（那時還沒有電切刀，但有了電動磨刀機，屠宰場就不再需要把肉切細了；那時還未出現中央吸塵系統，但吸塵器更加輕便高效了。）如果一對夫婦想在外用餐並看一場電影，鄰居家年齡大一些的女孩會非常樂意來照顧小孩子，只要支付一點兒報酬（25美分的時薪已相當高）。總而言之，家庭逐漸從繁重枯燥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唯一的難題是找不到房子。

但對女性來說，難點在於缺少選擇，因為社會還是充滿了針對她們的各種禁忌，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成自製。她們的媽媽教導她們在任何方面都要做到謙遜溫和，但是在強烈不滿的驅使下，她們做了時代局限下可以做的一切事情。676名肯塔基州職業婦女簽署了一份反九_九_藏_書對「新式樣」的宣言，重點抗議裙子的長度問題，因為女性早就習慣了裸|露出腿部的大部分肌膚，而即使勝家牌縫紉機也無法將短裙放長。「剛過膝」俱樂部在數個城市迅速興起。達拉斯市1300名「剛過膝」俱樂部會員身穿裙邊剛剛蓋住膝蓋的裙子在商業區遊行，她們高舉標語牌，強烈要求不盲從法國的時尚潮流。迪奧在巴黎大聲叫屈：「天啊，我做了什麼錯事呀？」好像他毫不知情似的。

文章告訴她，這些士兵都有「重新適應」的問題，她最好早做準備，以儘快解決。《婦女家庭雜誌》問道：「你的丈夫是否回到了那個他想要的女人身邊？」精神病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說，現在的喬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好管家》雜誌建議大家要有耐心：「兩三個星期之後，他應該就不會再講個不停，並擺脫那些令人不快的記憶。如果他還是翻來覆去地講著相同的事情，表現出同樣的情緒，那麼你最好諮詢一下精神科醫生。」在《美麗家居》看來，解決的方法顯而易見。它刊登了一幅為某位患有彈震症的將軍所設計的客廳裝修圖，並鼓吹：「對所有人來說，家庭都是最重要的康復中心！」甚至還有教導在美國陸軍婦女服務隊和美國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女兵們如何減壓的入門讀物。這些小冊子催促其父母將她的卧室重新裝修一遍，給她一個驚喜，並說：「女兵們一穿上帶褶邊的衣服，馬上就重獲新生。」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則喋喋不休地論述，精神錯亂的退伍軍人們遊盪在外是多麼危險，一條標題竟然說：「發瘋的退伍軍人四處砍殺民眾」。

曼哈頓島五光十色，下東區第70街往下的幾條街區是富人聚集區，也是潮流前沿之一。戰後在這裏舉辦的宴會，開場方式往往千篇一律。叫一杯時髦的「海風」，即杜松子酒和橙汁或檸檬汁的混合酒水，並聲明：第一，你從不看電視；第二，你認為克里斯汀·迪奧已經失去了理智。在第一點上，你可能說的是實話，也可能不是，但在第二點上，你簡直大錯特錯。克里斯汀·迪奧至少和你一樣正常。戰爭結束時他還是一個默默無聞、步入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敏銳地猜到，美國女性仍然盲目追趕巴黎的時尚潮流，且迫不及待地準備好要慶祝她們非常厭惡的l-85號政府條例的廢除。華盛頓的這一條例對女性服裝限制苛刻：衣服折邊不得超過2英寸，襯衫只能有一個口袋，大衣不能翻袖，腰帶寬度不得超過2英寸，不能佩戴額外的兜帽或披肩，裙寬不超過72英寸。巴黎淪陷后的5年內，無數美國女孩已習慣了沒有口袋和褶皺的襯衫、簡樸的套裝以及短裙，最後一種打扮倒是使得男人們大飽眼福。然而，迪奧並不願意屈服於現狀。1945年年底，這個出色的女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足12英寸的寬裙，沒有墊肩卻有加厚的胸罩襯墊（一般稱為「假乳|房」），還有使男人心跳加速的鞋和帽子。迪奧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一旦女性接受了他的設計風格，她們就不得不花一筆錢給自己的衣櫥「大換血」。這次重拳出擊一舉贏得年營業額高達30億美元的服裝行業和女性雜誌的追捧。女性雜誌Harpers Bazoar、Vogue和Glamour簡直欣喜若狂。一位作家大聲喊出：「你的胸部、肩膀和臀部都圓圓的，你的腰部纖細，寬大的裙擺意味著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這才是你呢！」他們在印刷精美的雜誌上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無趣、難看、單調的式樣，而宣揚迪奧這種裙擺寬大、用料奢華、豐富多彩（即價格昂貴）的「新式樣」。

20世紀30年代，流行音樂的數量增長了10倍，全美自動點唱機達到50萬台，每年賺取2.5億美元，但都是鎳幣。那些歌曲的曲調不值得回味，歌詞也容易被忘記，但是點唱機卻深受人們喜愛。年輕人相當鍾愛它，哈得孫谷中有一所名為斯卡伯勒的高中，該校畢業班的學生在1947年將一台點唱機作為禮物獻給學校，家長和老師笑容滿面地在旁邊看著。

當時，斯波克醫生的育嬰手冊是自1895年暢銷書排行榜創立以來銷售最為火爆的一本書。他的書中有一節專門論述了他所謂的「自由放縱」，他寫道：「用自己所受到的教養方式來養育下一代是人類的基本天性。」但他們還應該記住「以前醫生總是好心提醒年輕的父母們不要溺愛孩子，現在則鼓勵他們滿足孩子的一切需要，不僅包括食物的需要，還有安撫與愛」。斯波克時代來臨了。

通常來說，咖啡會的話題都圍繞著孩子。人口的急劇增長完全出乎意料，而這些開懷大笑的主婦們就是始作俑者，政府也在無意中推波助瀾。貝蒂·弗里丹指出：「過去，男性在學業未完、事業未成之時只能和女孩子們約約會，而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現在的退伍軍人們可以馬上結婚。」人口統計學家們並不指望這些新婚夫婦躺在床上只是擁吻，但他們確實認為這些夫妻會有所克制，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人那樣。然而，現在為人父母的心態已發生了變化。「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們抓緊時間享受這些美好，急迫地就像明天不會到來。」卡羅琳·伯德寫道：「他們想要什麼，馬上就要得到——房子、車子、洗碗機、孩子……他們生下一個又一個，根本不去考慮給孩子整牙或送孩子去讀大學的花銷。」生孩子易如反掌，而且樂趣多多。如果將戰後第三年印第安納大學的阿爾弗雷德·金賽博士公布的數據與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人口普查數據相比，簡單的計算就能顯示出55311617名美國已婚男性每周有136666060次性高潮，換句話說，即每0.0048秒就有一個人射|精。在那個年代，每7秒鐘就有一位妻子懷上身孕，這個數字算出來連美國人口普查局都會感到臉紅。

戰後的住房短缺問題是嬰兒潮和「要回家」迅速複員運動的直接結果。截至1945年12月，陸軍和海軍每月都要分別複員100萬和25萬士兵，這些退伍軍人根本沒有地方安置。美國需要至少500萬套住房，而且馬上就要。顯然，住宅建築業一時蓋不出這麼多住房。戰時管制剛廢除，大量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流向了建築工業。從戰勝日本那天到聖誕節，只有3.7萬套住房破土動工。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出台住房價格上限，並授權他將美國一半的建築材料用於修建低價住房（每幢最高1萬美元）。勢力強大的房地產說客阻撓了他的計劃，但參議院還是同意將7.5萬幢戰時臨時建築轉讓給退伍軍人家庭，政府的集體宿舍也在重新裝修后入住了1.1萬新婚士兵。隨著冬日的寒風日益凜冽，1.4萬戶家庭擠入了騰空的軍事營房裡。然而，這不過是杯水車薪，還有超過100萬戶家庭與他人合住。在極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對夫婦和他們幼小的戰時寶寶在車裡度過了7夜。在亞特蘭大市，一則出售公寓的廣告招來了2000份申請，該市的政府要員們憂心忡忡，為退伍軍人家庭購買了100輛拖車。在每一個社區周圍，特別hｔtｐs://reaｄ.９9ｃsw•ｃoｍ是那些有學校的社區外，隨處可見密密麻麻的拖車。密蘇里大學挨家挨戶地遊說，要把該校的每一寸土地都留給父母是密蘇里州人的孩子，並寫信告訴那些州外的申請人，儘管他們符合入學條件，但學校沒有多餘的教室可以接納他們。北達科他州的退伍軍人們將糧倉改建成住房。本尼·古德曼和他的樂隊在克利夫蘭市舉辦了一場義演，請該市市民將多餘的房屋出租。然而，住房數量還是遠遠不夠。房東們的冷漠麻木盡人皆知。莫爾丁言辭尖刻——他的憤怒依然引領著他那一輩人的情緒，他把不滿發泄在自己的作品里。一幅畫中，一個退伍軍人和他的妻女站在一個傲慢的女房東面前，門口的一塊牌子上寫著：「房屋出租，小孩與狗不得入內。」女房東說：「看來你們這些當兵的就是理解不了我們的困難。」

「第二件事呢？」

在後來的約翰遜時代，華盛頓盛傳著一句打趣的話，稱該首都「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妻子」。這話暗示戰後婚姻無非是這些執掌權勢的男人在遠大征途中一時誤入歧途，這話說得刻薄而又不確切。對於年輕的退伍軍人和他們的新娘，20世紀40年代後期是一段美妙時光，他們恣意歡笑、海誓山盟，誓言猶如心靈聖壇上小小金色容器中裊裊升起的香氣，縈繞不去。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為對方奉獻自己的一切，就是互贈禮物使彼此更加高興快樂。婚姻像一隻纖巧的萬花筒，年輕人的激|情把數以百萬零星散亂的聲、色、香、味融合著叮砰巷流行音樂的片段拼接起來，像坐在行駛于第五大道的雙層巴士上，越過陌生人翻起的衣領一瞥而過的廣告；像塑料袋中白色的人造黃油，需擠壓黃色的染料丸上色；像粉末狀的水性乳膠漆，要自己調配才能使用。婚姻也是一起躺在床上抽著一根又一根香煙的無窮樂趣，但下個年代卻將其變得索然無味。

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房子卻與萊維頓迥然不同。那是一幢位於巴克斯縣的農場住宅，古老而溫馨。厚厚的石條砌成的牆壁、手工削制的椽子、粗大結實的橫樑、寬敞明亮的房間、遠處杳無人跡且樹林茂密的視野，景緻美得令人嘆為觀止。萊維特承認，他非常喜歡這裏。但他又飛快地解釋，大多數美國人，尤其是女人，不會喜歡。他對訪客說：「要求大家掏錢購買他們並不需要也買不起的東西是沒有道理的。」接著，他又指著這座舊宅華麗的裝飾線條和其他容易積灰的地方，說：「想想讓過慣了現代生活的家庭主婦來清理這樣的房子，想想把你的妻子支到這樣荒無人煙的鄉下地方——人總喜歡有人陪伴。」他的口氣似乎在說，他們還是不要到這裏來的好。他們確實也沒有太多選擇。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曾引發人們的熱烈談論，但除了話題性，它並沒有產生其他效果，自然也不是賺錢的生意。早期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格昂貴，數量不多，而且可看的節目很少。但從1945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比賽和1947年的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總冠軍賽兩次體育賽事的實況轉播情況來看，電視已顯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比起花費50美元坐在拳擊台前或揚基體育場中的觀眾，在家看電視的人看得更全面、更清楚。然而，直到1948年1月1日，美國仍只有17.2萬台電視機和不到20個電視台，數量如此之少，不足以說服廣告商投入大筆資金。所以無線電廣播行業仍得意揚揚。好萊塢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電影大亨們只得向麥迪遜大道的大型廣告公司搖尾乞憐，而這些公司辦事利落的客戶主管們就會立即在美國的廣告牌、地鐵和電車上大肆宣傳「不如今晚去看場電影吧」，並向人們保證「電影比原來好看了」，但這並非事實，而且也不管用。據傳，每月有25萬台電視機進入美國家庭，因而這套宣傳策略已經行不通了。但這似乎無關緊要。廣告人和公關人猶如一對難兄難弟，他們點石成金、法力無邊，戰時文辭華麗的廣告宣傳已征服了市場，使新的衣料和電器、剛面世的罐裝啤酒和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煙迅速為人們所接受。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還是在底特律的汽車展覽廳里，抑或與石油商人和職業說客在一起時，只要這些公關廣告商清清喉嚨準備發言，其他人就會安靜下來。這些塑造形象的人見解獨到，當然要洗耳恭聽。眾所周知，民意測驗的技術和操縱人心的手段還處於試驗階段，但就像牛頓觀察到蘋果的下落或弗萊明在實驗室里發現了青霉素黴菌一樣，給它點兒時間，再給它點兒時間，它的發展潛力是無窮的。1934年，厄普頓·辛克萊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提出了「結束加利福尼亞州的貧困」的口號，一些夢想家認為，借用其競選失敗的教訓，有朝一日，待這些技術成熟以後，可以用於總統競選活動。

這些謠言通過比爾·莫爾丁等作家和漫畫家，傳到了在海外作戰的美國士兵的耳中。聽到這些極端扭曲的國內報道或徹頭徹尾的謊言，士兵們勃然大怒。1944年，一條謠言不脛而走：埃莉諾·羅斯福提出要在巴拿馬設立一個隔離營，作戰部隊回家前必須在那兒待一段時間，學會文明社會的行為規範；回家后，必須佩戴醒目的臂章，以提醒那些循規蹈矩的女孩們潛在的強|奸犯就生活在她們周圍。前線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那樣的人。說他們滿腦子都是性|欲，簡直是胡說八道。

為了爭取聯合國總部落戶的殊榮，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舊金山和南達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市與紐約市展開激烈的競爭，它們都願意提供免稅地段。而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尼治卻投票反對接收新的世界組織，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和他的那本《天下一家》，藉此發泄不滿。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他那位於沃德曼公園的公寓中深思了數月，最終做出了對他而言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堅信國際社會相互依存才具有可行性。他曾蹲在倫敦的地下防空洞里躲避空襲，當德國的導彈傾瀉而下，大地劇烈搖晃時，他問陪同人員：「人類發明了這樣的武器，誰還能夠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觀呢？」范登堡說服了黨內孤立派。當時，他對沉默下來的參議員說：「我一向公開表示美國要自立自強。我仍然認為，不管有無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都絕不能再容忍我們的國防力量退步到只是擺設。但我相信，今後任何國家都無法光靠自己就能保平安……我希望美國能最大限度地與世界各國合作……我希望國際公法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威。我認為這是滿足我們切身利益的必經之路。」

20世紀40年代里，美式愛情具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戰時結婚飛快；第二，戰後離婚頻繁；第三，託兒所迅速人滿為患。在向廣島投擲原子彈之前，閃婚開始流行。各種各樣的廣告宣傳都鼓動人九-九-藏-書們緊跟這一潮流。在一部難忘的電影《情定鐘聲》中，羅伯特·沃克在賓夕法尼亞車站結識了一個女孩，儘管二人出身不同、對對方的家庭情況一無所知，除了彼此吸引外，毫無共同點，但24小時后，他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城市附近的某些軍事基地里塞滿了女孩子，人們專門就地修建了一些小禮堂以鼓勵結婚。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名人的婚事，這些新婚夫婦包括阿蒂·肖和艾娃·加德納、奧娜·奧尼爾和查理·卓別林、朱迪·嘉蘭（與戴維·羅斯離婚後）和文森特·明奈利、葛洛麗亞·范德畢爾（21歲）和李奧波德·安東尼·斯高司基（58歲），以及共同拍攝了24部西部片卻連一個接吻鏡頭都沒有的羅伊·羅傑斯和戴爾·伊文思。接著，戰士們從前線回來了，羅曼蒂克的愛情故事就開始破滅了。《黃金時代》講述了一個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士兵回到家裡的故事，該片反映出了愛情破滅的主要原因之一。達納·安德魯斯扮演了一名年輕的飛行員，出發前他一時衝動和一位膚淺的金髮女郎結了婚。在他離家的日子里，他的新娘仍然想著他當時意氣風發的樣子：胸前別著銀色的空軍徽，頭上戴著壓低到眉梢的飛行帽，如此等等。退伍后，他迫不及待地脫下軍裝換上便服，而她只看了他如今的樣子一眼，就決心坐上火車去里諾市離婚。該市在1946年批准了1.1萬宗離婚案，直到現在，這個紀錄也沒被打破。

對該局來說，這是一場災難，珍珠港事件前的所有人口預測都作廢了。在戰爭期間，生育並沒有停止，不時就有妻子在送別丈夫時懷上小孩，每年新增人口將近300萬。1946年，也就是運輸艦開始把部隊運回國的那一年，該數字增加了50萬。人口增長並沒有停止，也沒有任何將會停止的跡象。第二年的數據打破了1946年的紀錄，人口又增多40萬。截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的人口數量比遠景規劃師所預計的多出2000萬～3000萬，而青少年的數量增長最多，這群還是學生的一代註定要製造出許多新聞。甚至在1964年約翰遜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時，由於戰時出生的新生兒還未成年，而近1/4的選民都還是在「大蕭條」時期成年的，所以在約翰遜第二個總統任職期間，代溝差異開始凸顯。隨著為人父母的這一代步入中年，杜魯門時代的觀念將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但這些改變的方式並不一定能激發人們的熱情。

在這次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每個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夫婦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難堪。他們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居然是一位名叫格倫·泰勒的參議員。他是一名牛仔歌手，因為班卓琴彈得好而被愛達荷州的選民選入參議院。和妻兒一起站在國會山的台階上時，他悲嘆：

「脫下這雙該死的平頭釘靴。」

在那個年代，下東區第70街往下的富人區的宴會不允許採取自助餐的形式，男女不能穿著隨便。男士打黑領帶，女士身著晚禮服，在鋪著亞麻桌布的餐桌旁找到自己的座位。主賓坐在男主人的右手邊，男女交錯而坐，旁邊的人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規矩，你要同左右兩旁的客人交談，不能冷落任何一方，直到喝完最後一杯酒，蠟燭將要燃盡，男女才起座分開。男士都聚集到男主人身旁，喝著白蘭地酒，抽著哈瓦那雪茄煙；女士則上樓去做她們在這樣的場合要做的事。似乎她們總要騰出點兒時間來聊聊她們這個群體感興趣的特別話題，比如，耶魯大學的兒科專家阿諾德·格塞爾那本《兒童生活的最初5年：學前兒童生活指南》當時還很暢銷，通常會激起大家在化妝室里的談性。（《聖袍》和《通往內心安寧之路》其實更暢銷，但在這些女客面前談及這兩本書無疑是在社交中自絕死路。）那時女人們都愛把手袋、帽子和衣服配套，把黑色「美人斑」綢片貼在臉上，把大幅本人肖像印在新的衣料上做成裙子。她們清楚地感覺到科技革命的影響，和農場里的女人一樣，她們對此充滿感激。無論是在曼哈頓，還是在艾奧瓦州，合成纖維面料正在改變她們的生活。僕人幾乎已經絕跡，僱用僕人的很多理由也不復存在了。「二戰」勝利還不到一年，電器商店裡已經出現了電動乾衣機；20世紀40年代後期，婦女們每年要購買22.5萬部自動洗碗機和75萬台垃圾處理機。1947年出現了冰凍橘子汁。當然，一些新發明是荒唐可笑的。芝加哥一位年輕工業設計師讓·奧蒂斯·萊內克取得了一項關於電吉他的專利，這種吉他的音調可以調高到超出人耳鼓膜的承受範圍。人們會說，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眾所周知，我們接納各種各樣的人，但有的人確實應該被拒之門外。

廣告業即將進入黃金時代。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魏斐德1946年出版的《廣告員》）使得麥迪遜大道家喻戶曉。然而，那些發行量極大的雜誌雖然帶來了廣告行業的繁榮，卻在之後的激烈競爭中慘遭敗北。戰爭期間，出版商與威洛倫機械製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不停。從珍珠港事件爆發到戰勝日本的這段時間里，平均每份雜誌的訂閱者都增加了25萬人。戰前，這些雜誌在國外的發行量頂多隻有幾千冊，但現在，美國已被公認為西方的領導者，其雜誌在歐洲的讀者激增了好幾十萬。僅在兩年之內，廣告收入就增加了1億美元。但即使在全盛時期，該行業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約翰·費希爾刊載在《哈潑斯》雜誌上的報告指出，根據廣告商的調查，具有文化修養的美國人越來越青睞那些面對特定讀者的期刊，如《遊艇》、《假日》、《紐約客》等。而一般讀者都無法靜下心來，他們已不滿足於消遣散心，而希望看到一些引人入勝、使人著迷而神魂顛倒的東西。他們一旦發現了電視這個好東西，那些曾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誌的好日子便屈指可數了。

每逢戰時，美國便會出現百川歸一的歷史局面。美國各階層均將困難時期看作需全國共同面對的災難，因為沒人能擺脫戰爭的影響，所以民眾需攜手共渡難關，儘管或許只是間接參与其中。戰後，各種潮流再次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據人們回憶，在某個星期，國務院簽署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進行了一次兼并，美國大道（賓夕法尼亞大道）上舉行了一回火災受損物品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主辦了一場選美大賽，一位年輕的主婦鋪上了一塊東方地毯，而世界大賽（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總冠軍賽）則吸引了5000萬球迷觀看。

在這兩次戰爭之間，無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和平貫穿始終。槍炮不響，轟炸機不飛，戰艦不出海，海軍陸戰隊閑下來只好做做俯卧撐。對出生於「大蕭條」時期、生長在烽火年代的人來說，這段戰爭空白期是一個喘息的機會。在這安寧的日子里，那沉醉於搖擺樂的一代（有望在20世紀60～70年代一躍成為美國領袖人物的大學畢業生們）重新回到昔日女友的懷抱，而這些女孩也已經成長為少婦。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清晨，埃爾斯佩思·羅斯托對她的丈夫說：「現在是你們這些『二戰』時的青年軍官擔負起責任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