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次他做錯了。當時適逢國內罷工高潮，物資缺乏、物價飛漲、黑市交易猖獗，經濟復甦情況歷經挫折，而華萊士事件讓杜魯門民心盡失。1945年7月，在他前往波茨坦前夕，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87%的美國人支持杜魯門。這是多麼強烈的信任啊！珍珠港事件后，羅斯福戰時民意支持率最高也不過是84%。現在情況發生了轉變。約翰·張伯倫在1945年11月26日的《生活》雜誌中寫道：「華盛頓開始對他倒戈相向。」張伯倫的言論或許過於主觀，但在1946年的某個時刻，真正的轉折點出現了。

威廉·海特爵士曾經把同克里姆林宮的談判比作一台過時的娛樂老虎機。你幾乎得不到想要的，但總能撈到點兒什麼。「有時候晃一晃機器，出貨會快些，但同它交談就毫無意義了。」羅斯福曾在雅爾塔會議上同蘇聯人講道理，但還沒等到告訴國會蘇聯做出的承諾，蘇聯人就公開反悔了。斯大林覺得，自己肯應酬西方盟軍，已經是寬宏大量了。他還說，在這場戰爭中，英國只是為戰勝希特勒爭取了時間，美國貢獻了物資，但蘇聯卻有600多萬士兵死傷，付出了「血的代價」。在莫斯科看來，杜魯門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美國就是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蘇聯經濟學家向他們的領導人保證，美國國內馬上就會陷入蕭條與混亂，美國就要完蛋了。因此，斯大林要求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佔領土耳其的一塊土地、分享中東的石油、佔領裏海地區以保護巴庫的油田，還命令搶佔鐵托控制下的里雅斯特和奧地利的克思滕州，又在佔領日本問題上插上一腳，甚至要駐軍魯爾。

可能是挖不出煤，但這位喜歡為人民利益較勁兒的衛士已經放開膽子，準備奮力一搏。劉易斯這是在自找麻煩。杜魯門可以容忍別人給他冠上「工賊」的名號，他後來否決了反工會法案以及《塔夫脫-哈特萊法》，又重新贏得了工人的支持。他不能容忍的是礦工領導人的狂妄自大，以及越來越不負責任。他指責劉易斯「為滿足自我，在戰爭期間發動兩次罷工」，這已經非常接近事實真相了。劉易斯帶領著40萬名礦工上街遊行示威，絲毫不顧及遠在海外的美國大兵們還在為勝利殊死搏鬥，這些都是廣為人知的事實。1943年《星條報》中東版上有一篇社論是這樣結尾的：「為美國大兵說句公道話——約翰·劉易斯，去死吧，你的靈魂像那煤炭一樣黑。」民主黨並不虧欠這個老戲子，他已有10年不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了。因此，這兩位怒髮衝冠的領導人之間的對抗條件也已成熟。罷工之所以會引起聯邦政府的干預，是因為煤炭仍舊是美國經濟的基礎。美國62%的電力以及55%的工業能源依靠煤。如果礦工不工作，只讓鐵路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根本於事無補，因為在美國，每20輛火車機車中就有19輛是燒煤的。

艾倫·金斯伯格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開始在布魯克林海軍造船廠當焊接工，半工半讀，一心想成為市場調研顧問。他很少罵人，每天都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

在加利福尼亞州第12國會選區，共和黨急需培養一位像模像樣的候選人，希望他與現任議員傑里·沃里斯——厄普頓·辛克萊自由派的得意門生，角逐下一任該區議員。1945年春末，共和黨民意測驗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徵求一位有資格參選的候選人，但沒人回應。惠蒂爾學院院長提到他們的校友理查德·M·尼克鬆。共和黨派兩名民意測驗員訪問尼克鬆的父母，他們回來報告說，這位年輕人仍在服役，目前正在巴爾的摩商談海軍服役合同，等候退伍。調查委員會的另一位委員是一名銀行家，名叫赫爾曼·佩里，他向馬里蘭州打了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長途電話。原來佩里覺得非常不安，因為進一步了解后才發現，尼克鬆雖然身為律師，但25歲了都未曾真正投過票，就連他屬於哪個黨仍然是個謎。通話中，尼克鬆很肯定地表示自己願意參選。佩里問道：「你是共和黨人嗎？」尼克鬆停頓片刻后回答說：「我想是的。上次大選，我給杜威投了一票。」佩里覺得這就再好不過了，並叫他儘快飛往西部。就這樣，民意測驗委員會找到了一名候選人，雖然他的競選技巧還有待提高，但總算找到了，總比沒有強。他當時想到的競選方式是身著藏青色軍服，等在工廠大門口，等那些當過兵的人下班出來，和他們四目相對，伸出雙手，一本正經地說：「我是海軍少校理查德·尼克鬆。」

約瑟夫·麥卡錫從海軍陸戰隊退伍，1945年被選為巡迴法官。上任后，立即著手計劃于第二年展開州內巡迴演說，競選參議員，口號是：「參議院中需要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機尾炮手」，吹噓自己在太平洋戰爭中出生入死。事實上，麥卡錫根本沒上過戰場，他做的是辦公室行政工作。身為偵察轟炸中隊第235分隊的情報員，麥卡錫只是坐在書桌旁聽取執行任務歸來的飛行員彙報而已。他所謂的在「戰爭中受傷」，也就是他的那條斷腿，是一次在水上飛機供應艦的聚會中，從樓梯上跌下來時受的傷。回國后，他不斷向失去親人的民眾傾訴，在戰壕和防空洞里他是如何熬過無數個漫長黑夜，替手下犧牲的士兵給家裡人寫信，又發誓要肅清國內的政治混亂，好讓倒下的烈士們安心，因為政治混亂是如此讓「我的兄弟們痛心疾首」。有時他瘸著摔壞的腿走路，但有時興許是沒留意，竟然瘸上了另一條腿。

他立即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聲稱將出席星期六的兩院聯席會議，請求授權他將所有鐵路工人徵召入伍，不分年齡、職位。司法部長說道：「這不符合憲法規定。」杜魯門厲聲說道：「先將他們徵集入伍，再談法律的問題。」他告訴自己的新聞發言人查爾斯·G·羅斯，于當天晚上向全國發表爐邊談話，並交給他12頁寫在橫隔線便箋紙上的手稿，補充道：「這些就是我想說的，給我列印出來。我非得給這幫孫子一點兒顏色瞧瞧。」

政府控制讓矛盾不斷激化。戰爭結束前，物價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獨立王國，僱用7.3萬名全職員工、20萬志願者，辦事處遍布至城鎮的每個社區。它跋扈專政，是對自由制度的嘲弄，以當時的情況看來，卻又別無他法。無論如何，物價管理局總算將物價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內。但實際上，1946年的經濟就像是被花花綠綠的配給票背面的膠水黏在一起似的。儘管如此，國內情況依然混亂不堪。當時，有成百上千種辦法規避物價管理局的管理條例，鑽空子的人確實都一一試過了。比如，給領班的服務生20美元小費，就能吃到一盤選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車換公寓，或是以車用電瓶交換蘇格蘭威士忌，至於那瓶威士忌的來源，可能是買一箱紅酒或是啤酒才能搭買的，這種伎倆被稱為「搭售」，各種銷售伎倆千變萬化，無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馬城，汽車商賣給你一輛汽車，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買他的狗，而後，狗自己會找到路回家，其他汽車商可能會賣給你新車，條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價把舊車賣給他；在辛辛那提市，一位異想天開的顧客對汽車經銷商說：「我跟你賭700美元，我能憋氣3分鐘。」此外，還有數不清的「酬金」，例如房東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間只供應冷水的公寓給你，你還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販從店裡的冰箱挑出一塊厚牛排給你，酬金是3美元。

48小時過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魯門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鐵路部門。現在他以工人們新僱主的身份又給了5天的寬限時間，但還是毫無動靜。他的仁慈換得的只是一份簡短的通知，末尾寫著：「你的要求我們不能接受。」此時已是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煤礦工人罷工的影響開始蔓延到城市。為保存僅有的一點兒儲煤，有些城市已實行特定時間斷電。在這個節骨眼上，鐵路部門罷工無異於全國性大罷工。杜魯門不能讓事情再繼續惡化，這時，比採取何種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採取措施。他採取的方法可悲可嘆。

《紐約每日新聞》的頭條標題：

幾個月過去了，蘇聯人的態度不斷惡化。奧本海默帶領美國的科學家團隊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制訂了一個合乎情理的掌控核武器的計劃。但計劃完成後，安德烈·葛羅米柯卻草率地拒絕執行。蘇聯前線部隊士兵的行為，只要有機會也變得越發粗俗。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百忙中抽空來到麥迪遜廣場花園為美蘇友誼委員會致辭。他發表講話，希望兩國能摒棄差異，而不要發展成「深夜裡的敲門聲，搞得人心惶惶」。就因為這點，他在全場的噓聲和喝倒彩聲中被迫離場。後來他說道：「我一直很好奇，為何共產主義國家的外交官都認為，無禮是展開國際關係的基本要求，這到底緣起於誰？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無論是誰，都實屬不幸。」

這還不如用「沖呀」來結尾。居然有這樣的總統，鼓勵絞死工會領導人從而將權利回歸人民，恢復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格羅斯角那些富麗堂皇公館里的汽車商也沒有這樣咒罵工人。羅斯不覺得杜魯門真想煽動工人弔死工會頭目，至少不會真的那麼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這麼認為。他倆試圖說服總統修改講話稿。但即使這樣，總統依然言辭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機是外國敵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機是國內一小部分人造成的，這些人想要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宣布將召集國會於星期日下午4點開會，如果到時火車司機和鐵路工人還不復工，就把他們交給赫爾希將軍處理。

杜魯門說道：「如果你們覺得我會坐在這裏，任由你們使全國交通癱瘓的話，那簡直是瘋了。」

現在回想起來，相比華萊士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九-九-藏-書，他能在美國政府任職那麼長時間似乎更讓人難以置信。當時伯恩斯在國務院任職，而華萊士執掌商務部，杜魯門的內閣成員里就有兩個人認為自己應該坐上總統的位置。如果杜魯門也具有羅斯福同樣的魅力，也許能克服這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但杜魯門不懂得耍花招，就註定要得罪一個接一個的新政擁護者。伯恩斯早就衝撞過他，莫斯科的會議一結束，伯恩斯就致電白宮，希望一回國就組織爐邊談話，把會議內容通過廣播全面彙報給全國民眾。杜魯門提醒他，向總統彙報是他的首要職責，如果有發表爐邊談話的需要，也應由總統來做。不久后，杜魯門捲入了哈羅德·伊克斯的用人問題糾紛。1946年2月12日，伊克斯提交辭呈，建議於3月31日正式生效，而杜魯門毫不留情地使其於2月15日就生效了。伊克斯後來公然指責杜魯門在白宮僱用「一群不倫不類的政治小人」。記者評論，內閣成員和總統之間發生如此尖銳的正面交鋒，在華盛頓實屬罕見。

杜魯門的顧問團私下都覺得，政府經營鐵路的情況確實少有，但總統堅持這樣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會仍不肯妥協。工會領導人都被鎖在K街與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們在和一位施壓的政府人員談判時漸漸動搖。這時，杜魯門總統坐車沿賓夕法尼亞大道來到了眾議院，穿過議長辦公室，徑直走進會議大廳，然後一躍走上講台，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希望眾議院授權，「將反對政府的所有罷工者徵召入美國軍隊」。在雷本的辦公室里，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電話旁，寸步不離。杜魯門開始講話不到5分鐘，電話鈴響起。負責談判的政府人員說道：「他們簽字了！」克利福德瘋狂地在一張紙條上寫下：「總統閣下，協議簽字了，罷工結束了。」並將紙條送到了講台上。杜魯門瞄了一眼，抬起頭，微笑著望向會議廳內擠滿的議員，說道：「各位，罷工已經平息了。」

那年冬天，沃爾特·魯瑟的得力助手埃米爾·梅齊並不在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甚至連底特律發生了什麼都一無所知。身為應徵入伍的准士兵以及馬尼拉複員騷亂的領導人，梅齊被嚴密監視，收不到任何信件，也不得被人探訪。但這依然阻止不了動亂。示威遊行愈演愈烈，很快就蔓延到東京、關島、中國、加爾各答、夏威夷、倫敦、維也納，乃至勒阿弗爾、巴黎和法蘭克福。到了春天，美國軍方的士氣大大減弱，美國在海外名譽掃地，美軍受到沉重打擊。

國會圖書館後面一間廢棄的房屋裡，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國會的領導們會面了。現在舉行公開聽證會已不可能。政治火氣太大，他只能從小巷到國會山，他心裏非常不是滋味地意識到抗議的美國大兵高喊「我們喜歡艾克」是因為艾克模稜兩可的言辭讓他們以為是支持暴亂。他告訴國會議員，至少要持有155萬兵力，又援引了駐紮日本的第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話：「如果日本人認為時機成熟而發難，一定會選擇他們深信美國軍隊存在不滿之時。看來有些破壞勢力在存心搗亂，原因尚不清晰，但目的是要打擊我們軍隊的士氣。」艾森豪威爾認為，或許因美軍「兵力不足」而導致美軍在歐洲的影響力落入「其他國家手裡」。

在波士頓，一名28歲瘦骨嶙峋的前海軍中尉回到家，他是國際新聞社的記者，剛在舊金山採訪完聯合國成立儀式，又在倫敦報道了英國大選情況。新聞行業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他又沒有研究生學歷，進不了大學當教師，經商又不是他的喜好。約翰·F·肯尼迪想了想，決定參選馬薩諸塞州第11區議員，他主要的資質僅僅是父親的積蓄，以及他祖父在他童年時曾做過波士頓的市長。他在鮑登街122號租了第36號公寓，就在金頂國會大廈所在街區的拐角處，作為正式的住址。數量驚人的高貴的年輕女性在這裏進進出出。

在美國政府內部，唯一對蘇聯還抱有幻想的就是商務部長享利·華萊士。這位空想家、幻想家總是質疑美式沙文主義。亨利·盧斯標榜即將到來的世紀將是「美國的世紀」，而華萊士卻反駁說，戰後的歲月「只能是也必須是普通人的世紀」。現在，他坐在內閣會議室里，冷眼望著哈里·杜魯門，終於得出了結論：杜魯門肯定是徹頭徹尾的戰爭販子。華萊士決定要對他做些什麼，人民必須被提醒，他要提醒人民。

人們說受夠了。18年來第一次，共和黨人在兩院中均佔據優勢，杜魯門後來回憶道，第80屆國會正是自20世紀20年代富有戰鬥精神的第69屆后最為保守的一屆。理查德·尼克鬆和約瑟夫·麥卡錫走上政壇。《洛杉磯時報》評論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將一帆風順，有尼克鬆為他保駕護航。「尼克鬆是史塔生州長的朋友。他的執政理念同史塔生是一致的。」《生活》雜誌吹捧這次勝利是「政府權力中心的明顯大轉移」。多年來，國會一直是「白宮的橡皮圖章和代罪羔羊」。《生活》雜誌預計，從現在起，國會將成為政治生活的指引。共和黨領導人會議上，他們就提議將預算削減100億美元、降低賦稅、「摒棄政府干預商業和勞動的執政理念」，以及廢除1932年以來頒布的所有社會和福利法案，包括社會保險和《瓦格納法》。新罕布希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自鳴得意地吹噓：「現在，美國是共和黨的天下了。」

誰料到事實恰好相反。1946年1月6日，軍報《太平洋日報》報道，由於兵員補充困難，複員數目從每月80萬減至30萬。《太平洋日報》的頭版向杜魯門總統呼籲，軍隊兵力補充不足的問題是軍隊自找的，因為赫爾希將軍把每月徵兵名額從8.8萬減少至2.1萬。在馬尼拉維持大批部隊，尤其令人惱火。《太平洋日報》報道稱，和平時期維持大批民兵唯一的合法用途就是佔領戰敗國，但菲律賓人並非敵人——1946年7月1日，菲律賓已宣布獨立。為未能退伍的士兵提供訓練本是希望能減輕他們的焦慮，結果適得其反。有傳聞說，這些士兵將被派往菲律賓或是中國大陸，對抗當地的游擊隊。身在關島的帕特森部長告訴記者，他對於戰勝日本后凍結點數制已5個月一事感到驚訝，這無疑是在火上澆油。

如同他的前任羅斯福，杜魯門本來也非常支持普遍軍事訓練。現在，這個希望一夜之間就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軍方現在甚至開始質疑能否維持海外空有其表的部隊。美軍的作戰能力下降了80%。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部隊，現在的人數已從238.5萬減少到16.5萬。每月退伍的海軍士兵多達24.5萬。尼米茲提醒說，現在已經沒有哪支艦隊可以作戰了。5月15日，徵兵法期滿，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在思量撤回駐紮在朝鮮半島的全部駐軍。此時，已有500萬經受過訓練的士兵穿回便裝。各級將軍也在認真思量著殘酷的數字，至少需要35萬兵力留守德國，37.5萬駐紮在太平洋地區，還需要72.5萬（艾森豪威爾預計）或137.5萬（杜魯門預計）兵力留守在世界其他地方。但部隊中僅有40萬志願服役士兵，延長服役的人數越來越少，艾森豪威爾將軍告訴國會領導們，現在美國真的面臨「用兵荒」的危險了。

波茨坦會議並未改變軸心國衛星國的未來，在蘇聯人含糊其詞的掩蓋下，它們仍被軍事佔領著。正如杜魯門所預期的那樣，會議毫無意義。會議期間，他一度非常沮喪（這是讓歷史學家們著迷於揣測的歷史時刻之一），想將白宮拱手讓給艾森豪威爾。他倆在轟炸后的柏林廢墟上巡視，杜魯門突然轉過身來，對艾森豪威爾說：「將軍，無論你要什麼，我都會義不容辭地幫你。確定而具體地說，包括競選1948年總統。」一時間，艾森豪威爾手足無措，因而只當這是一個玩笑：「總統閣下，我不知道誰是你的對手，但那個人絕對不是我。」

迪安·艾奇遜認為：「杜魯門總統簡直幼稚，這樣說並非過於指責。首先，對於美國總統的重任，杜魯門自己都還沒弄明白。他並不明白為何亨利·華萊士作為一名負責任又經驗豐富的政府高官，不應該做這次精心準備的演講。」如果杜魯門曾說過這些話，恐怕人們會理解他。但他卻為自己找借口，《時代周刊》評論其為「笨頭笨腦的謊言」。杜魯門召開記者會，試圖「澄清」他所謂的「自然的誤解」。他解釋說自己根本不贊同這次演講的內容，只想維護華萊士發言的權利。總之，他並未批准此次演講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聲明」。緊接著還有尖銳的提問撲來，有人提醒杜魯門，華萊士事實上告訴聽眾，他本人不會偏袒倫敦和莫斯科中的任何一方，這是獲得了總統讚許的，而這被認為是「美國現任政府的政策」。以下是那段災難性的對話：

諾瑪·瓊·貝克因在戰爭時做工人而獲得了優異獎，同時還為《揚克》周刊拍攝照片。照片引起了藍皮書模特公司的注意，戰勝日本當日，諾瑪·瓊正在上模特培訓課。當時，她丈夫仍在海外服役，對她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一面做著戰時工作，一面每月請10天病假當女招待，賺回培訓的100美元學費。

事實並非如此，任何政治測驗結果最多只能反映投票那部分人的想法而已。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20世紀中期，共和黨在選舉剛開始的總是佔上風，直到選舉日當天下午5點，工人們下班，決定是否要進入投票點投票。只要工人投票，政權就會回到民主黨手中。但1946年，工人沒有投票。民主黨只得了3400萬票，只能說很大一部分民主黨人，既對現狀不滿，又對白宮失望，所以壓根兒沒去投票。但共和黨人誤解了選舉結果，他們以為人們對「新政」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希望立刻回到股票大崩盤前20世紀20年代簡單化的黃金時期。所以，他們認為只要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不斷攻擊杜魯門——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的白宮，執政權自然就會重新屬於他們。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后，羅斯開始看這份手稿，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也許是他任職白宮以來所見過的言辭最犀利的謾罵，甚至與事實不完全相符，有誹謗中傷的意味，而且信的結尾還帶有煽動群眾的成分。杜魯門是要告訴read.99csw.com整個國家，「當美國士兵冒著槍林彈雨拚死贏得勝利之際」，煤礦和鐵路聯合會的領導卻在背後搞小動作，「拿著槍威脅政府」。這無異於說他們「從背後射殺了我們的士兵」。

1946年1月14日，國會復會，聆聽杜魯門的第一次國情咨文。核心內容之一便是請求允許物價管理局再運行一年，隨著各類商品供需水平恢復自然，再逐漸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對外施壓，如今與之對抗的是一個強大的聯合陣營，包括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以及共和黨領導層。他們早已準備好了一大堆複雜難懂的圖表，希望能說服委員們：除非國會打破「美國商業的枷鎖」，否則國內的自由企業在劫難逃。參議院的大理石會議室外，各個企業的公關人員為了爭取賣方市場正在組織遊行，包括企業員工、底層管理者、牧師、醫生、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會員、扶輪社會員和報童。這些人對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讚賞有加，把卡爾·馬克思視為真正的敵人。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臉的破產商人，嘴裏念叨著在自由市場時期他們生意興隆，但胡攪蠻纏的物價管理局人員將一切毀於一旦。

從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從右翼方面傳來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的怒吼：「總統自己怕事發抖，還要嚇唬人民。」「左」翼自由專欄作家塞繆爾·格拉夫頓評論杜魯門是個十足的「可憐蟲」。民主黨主流人群甚至也在互相討論：「哈里不犯錯，你根本想不起這個人來。」伊克斯聲明不再參与1948年的競選，以恢復整個國家的團結。阿肯色州新當選的民主黨國會議員J·W·富布賴特說，杜魯門上任18個月以來是那麼無能，為了國家利益，他應該將總統之位主動讓給共和黨後繼者。在加利福尼亞州，尼克鬆深得人心，「我的戰友以及你們所愛的親人，曾經為美國神聖傳統得以世代延續而犧牲生命。我以他們的名義起誓，一定秉承我們神聖的傳統」，僅憑藉這些陳詞濫調就博得掌聲雷動。人們變得焦躁不安，他們早已受夠了執政黨的信誓旦旦，卻接受了在野黨的甜言蜜語，就如同波士頓的哈里·弗羅斯特廣告公司的標語，寫在全國各地的廣告版上：「受夠了？」

來自華盛頓的另一名前海軍少校林登·B·約翰遜，再次出任得克薩斯州第10國會選區議員。約翰遜譴責和平后立即複員的做法。他在眾議院大聲呼籲：「我們要保持強大的軍隊，才有實力履行我們對世界的道義責任。今天，我們的最高職責就是保證未來。只有擁有強大的警力才能對付犯罪，只有擁有強大的海軍、陸軍部隊才能履行我們協助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承諾。」

在這次「要回家」的動亂中，正如後人所知，危害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德國。巴黎的遊行示威者至少還知道步調一致，但法蘭克福的4000名美國大兵，最後演變成毫無顧忌、只知道咆哮的暴民。煽動者爬上街邊的燈柱吶喊，成群的示威隊伍揮舞著手電筒指揮眾人朝法本大樓進發。美國憲兵手持刺刀將隊伍嚇退，他們嘲笑約瑟夫·T·麥克納尼將軍是個膽小鬼，不敢與他們正面交鋒。麥克納尼當時其實在柏林。他從柏林回來后，要求同遊行頭目明明白白地談話，當時沒有幾位指揮官肯這麼做。艾森豪威爾面對外界的質詢，都讓他們去徵詢各戰區司令官的意見，又含糊其辭地向記者透露他支持讓所有「確無必要保留」的士兵回國，魏德邁只能向駐紮中國-緬甸-印度的美國士兵道歉，因公文手續繁複延誤了他們的退伍時間。麥克納尼說明了美國對歐洲的承諾，並補充說道：「我們會努力讓你們儘快回家，但如果國會議員們從你們的信里得出結論，認為公眾只想讓士兵們回家，而不用理會美國的國際責任，那麼你們就是在毫無顧忌地期盼回家團聚……而將美國在歐洲的事務置之不理了。」

他的氣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浪潮剛剛平息，75萬名鋼鐵工人又開始停爐封火，80天後才恢復，還沒等這個國家喘口氣，21個州的40萬名煙煤礦工又開始罷工。4月18日，礦工罷工潮還未平息，兩大鐵路工會宣布將在30天內舉行大罷工，到那時，整個美國的交通網將陷入癱瘓。兩大工會的領導人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派的盟友，罷工結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魯門召集他們到白宮商議，並提出了寬厚的仲裁條件，希望他們能接受。沒想到，他們竟固執地搖搖頭拒絕了。

劉易斯驚得目瞪口呆，癱坐下來。這是勞工史上最高的一筆罰款，劉易斯似乎並沒有其他選擇。他不能像德布斯和岡珀斯那樣選擇坐牢，因為政府已撤回對他刑事性質藐視法庭的指控。他甚至可與法官為敵，或許在他用低啞的聲音說著「法官閣下，你已經判了我藐視法庭……」時，已這樣打算好了。但他說著說著又停了下來。律師把他拉回自己的座位。能宣判上百萬的罰款，這位法官可是不好惹的。肯定免不了上訴，但這也只是拖延判決而已。與此同時，法院的判令、傳票、訴書以及限令也已接踵而至。被告已分身無術，忙得暈頭轉向，對手不戰而勝。這時，哈里·杜魯門在幹什麼？

那天早上，摩斯大學1939年畢業生、27歲的上尉約翰·伯奇殘缺不全的遺體安葬在鬱鬱蔥蔥的山坡上，俯瞰著山下的中國蘇州。伯奇是浸禮會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戰略情報局軍官。許多熟人都認為他的結局是命中注定的。此前，他的指揮官古斯塔夫·克勞斯曾在日記中寫道：「伯奇是位好軍官，但有時過於魯莽，容易招致麻煩。」1945年8月25日，這位過分熱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巡邏隊，並與對方隊長大吵起來，接著，對方全撲上來。克勞斯後來回憶說：「虧我還提醒他在混亂情況下，要用外交手腕處理問題，伯奇卻讓那位共產黨隊長在部下面前丟了面子。從軍事角度看，約翰·伯奇是在自尋死路。」

1945年4月23日，杜魯門痛斥莫洛托夫，這位新總統第一次表示出絕不會輕易向任何人妥協。蘇聯人震驚之下，正式邀請他參加波茨坦會議。眾所周知，波茨坦會議旨在討論如何實施雅爾塔會議的決議。杜魯門也猶豫過是否要前往參加，但很多原因使他必須要出席，他後來寫道：「我最在意的是要確認斯大林會讓蘇聯士兵加入抗日戰爭，這也是我們軍事首腦最關心的問題。」他唯一期待的就是遠洋航行可以乘坐「奧古斯塔」號。這也是他自「一戰」結束后的第一次出國。杜魯門寫給「親愛的母親和瑪麗」的閑聊信中，展現出哈里快樂的情境，哈里滿面笑容，穿著一件運動T恤衫，帶著白色水手帽，跑遍船上的每一個角落，竟在船員中找到一位遠房親戚，他和水手們進餐，卻冷落了其他官員。波茨坦會議確實給了他很大啟發，但也使他感到沮喪。現在，他毫無疑問地明白了「蘇聯佬唯一懂得的就是軍隊，他們的訴求就是征服世界」。會後，他「高興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杜魯門並未驚慌失措。他發布命令，表明上述法案針對的是私營企業主，而非政府。這樣的解釋難免有些牽強，但既然決鬥已公開，哪一方退讓必定有失顏面。到後來，即使法院的文件傳到了劉易斯位於第15街和I街交叉口的礦工聯合會總部，他的助手仍然在礦上高喊著口號「沒有合同，就不上工」。他自己躲進了亞歷山德里亞的府邸，煤礦卻一個接一個地關閉。10天內，城市再次被迫斷電，工廠關閉，火車和空蕩蕩的煤車擱置在軌道上。這時候，鬥爭已達到高潮，礦工聯合會的律師們已黔驢技窮。11月21日星期四，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艾倫·戈爾茲巴勒稱劉易斯藐視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爾茲巴勒宣判，「被告約翰·劉易斯以及美國礦工聯合會屢教不改，已犯下並一直犯有民事與刑事性質的藐視法庭罪」。罰款351萬美元。

美軍士氣降到珍珠港事件以來的最低點，士兵很容易被那些狡猾又別有用心的煽動者蠱惑。戰勝日本后，原有的點數制凍結，服役不再加分，不能以此爭取早日退伍。在這種點數制的體制下，本就難免存在不公平，太平洋戰爭又提前結束，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得分高的士兵並未得償所願回家，因為軍方認為，讓從未出國服役而得分較低的士兵先複員會更方便。然而，最麻煩的事情還不是退伍回家，而是士兵們普遍覺得上司有心要虐待他們。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現混亂跡象，一大批供應商屢次自發罷工，導致福特公司停產。1946年，繼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罷工后，一浪高過一浪的罷工潮席捲了從蒙陶克角到馬裡布海灘的美國大地。一時間，石油工業、木材工業、紡織工業和電力工業全部癱瘓，各大報刊都開始談論工人「造反」以及工會「叛亂」。很難相信，這樣大範圍的動蕩未經事先預謀，而是戰時緊縮政策造成的適得其反的結果。至少能確定一點：停產累積的影響正日益威脅著和平生產的恢復。如果罷工潮觸及公共利益，總統可能需要採取更長遠的措施，而不會指望無能的委員會解決問題。事情果真發展到了這步田地，杜魯門的聲望也因此達到了其執政生涯的最低點。

幸好杜魯門並不在意民意測驗。總之，他的性情適合做出艱難抉擇，即使是在戰後動蕩不安的那幾年裡，他的決定甚至傷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對於民主黨最高領導人來說，與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較量，並不算難事，但管教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就另當別論了。不僅因為勞動者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手組織形成的政治聯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為1944年工會領導人曾參与建議羅斯福選杜魯門擔任副總統一職。若沒有工會支持，恐怕到現在他還只是一名參議員，取代他入主白宮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華萊士。現在就物價管理問題責備資方，根本於事無補，除非當局準備對工資水平也採取同樣強硬的態度。如果工人繼續罷工，任何強硬態度都於事無補。1946年，似乎正是這種情形。戰爭勝利后的一年中，前前後後參与罷工的工人總數將近500萬，損失了10747600個工作日，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罷工的浪潮，加劇了中產階級與勞動者的對立。等待買第一輛車的年輕夫婦，看見汽車工人罷工的照片就憤怒不已。這些人一直以雙重標準看待問題，他們對待工會比對待那些老闆更加苛刻。中產階級一九九藏書貫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間派的杜魯門，對白領階層也比對藍領階層更客氣。

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陽春）。

杜魯門回答道：「我已經注意到了。」

他並未點明其他國家到底指的是誰。日本投降后的幾個月里，還不興談及哪個國家是假想敵，但以當時的情況來看，足以挑戰美國的敵人也就只有一個。「二戰」結束時，蘇聯紅軍發展到1000萬，這1000萬當時還在。駐紮在境外的蘇聯士兵也並未掀起所謂的「要回家」的騷亂。斯大林可以在東歐為所欲為。美國國會聽從選民的旨意，而不顧艾森豪威爾或者杜魯門的反對，到1946年夏，美國軍隊還剩下兩個半師，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其作戰能力只是戰時高峰期的一半。丘吉爾提醒世界小心斯大林的「鐵幕」政策已經從波羅的海蔓延到了亞得里亞海的里雅斯特，公眾的輿論直指杜魯門。無論是參加過遊行的退伍士兵，還是曾經給國會議員寄過嬰兒鞋的婦女，都把矛頭指向美國的總統、國務院、知識分子以及國外的「同路人」，但就我們所知，這些民眾沒有一個人知道照照鏡子。

早上快9點時，第33任總統乘坐總統寢室內的小型電梯下樓，跨步進入白宮西廳的橢圓形辦公室，迅速投入工作。此時的他對工作充滿熱情，作風直爽。羅斯福喜歡耍些伎倆，擺弄些花招，杜魯門則喜歡乾脆利落決定，越難的決定，他越上心。為免誤解，他會把所有決定寫下來。他從來不會為自己的決定後悔，也從來不為此失眠。他絕不容忍拖拖拉拉，甚至有些鄙視。他的習性就如同一位謹慎的商店老闆，事實上，每天來拜訪他的客人，從安東尼·艾登到美美家禽周的贊助者，在總統眼裡，都是他的「顧客」。每位顧客都應受到歡迎，有力地握兩下手並招呼他們坐到總統的辦公桌前。世界和平后的最初幾個月里，杜魯門的桌上擺了一個微型犁頭，換下了戰勝日本之前擺放的模型槍。他總愛讓來客看看這個犁頭模型，還簡潔地說：「別看它小，意義可大著呢。我喜歡身邊有些小東西，感覺心裏踏實。」

那年秋天，曾於1942年以最優等的成績從史密斯女子學院畢業的貝蒂·戈德斯坦對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研究感到失望。大學期間，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寫為貝德。她主張女性獨立，如果哪位男士幫她開門，她會反過來踩他一腳。回到美國東海岸后，她與一名夏令劇製片人結了婚，丈夫名叫卡爾·弗里丹。弗里丹後來做了廣告生意，買了一棟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孫河，屋子裡請了傭人，三個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驕傲。在鄰居的眼裡，與那些郊區婦人和母親相比，貝蒂（不再叫貝德）的生活是那麼美滿。閑暇時，貝蒂·弗里丹開始為一些女性周刊撰寫以女性為主角的短篇小說。

弗吉尼亞大道上的新國務院大樓內，特別政治事務辦公室主管阿爾傑·希斯正搬進一間更大的辦公室。他剛剛完成了在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上擔任秘書長的工作，現在是聯合國大會美國代表團的首席顧問。

形勢越嚴峻，企業主越相信，現在要將產業的超強生產力成功地轉向和平生產而又不陷入危機，根本無路可走。上次的股市大崩盤及其嚴重影響，他們仍然心有餘悸，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哈里·杜魯門和赫伯特·胡佛政府所在的時期存在巨大差異。1932年，人們不能去商店購物，因為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如果艱難的日子並未讓他們學到什麼，那麼起碼存錢的重要性已植根於他們心中。珍珠港事件后，美國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幾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時，工資從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魯門在聯邦政府內部開啟先例，將工作時間縮短為每星期40小時，工資不變。一方面，「大蕭條」讓每個人都學會勤儉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貨架上物品奇缺。4年戰爭期間，美國人購買了大量的戰爭債券，銀行存取窗口前總是排著長隊，約有8500萬美國人持有這種債券。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的存款額和流動證券金額高達1364億美元。這確實是很大一筆隨時可以流動的錢，真正讓政府困擾的是如何阻止這筆錢用於在黑市到處搶購，而這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

劉易斯搬起石頭狠狠地砸中了自己的腳，這時候，杜魯門默不吭聲。但是，現在杜魯門離最終的勝利還很遠。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劉易斯的手中，而且只有一種方法能將主動權奪回，就是要消除他的權力基礎，至少要能威脅到他。如果雙方都保持沉默，劉易斯的律師肯定會採取新一輪法律行動，到時這場國家危機就會從無法理解變得無法忍受。礦工們也許並不喜歡劉易斯，一部分人甚至恨他，但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他們需要他的庇佑。除非是他或者另一個同樣有號召力的人召集他們回到工作崗位，否則，礦坑和隧道還會繼續空曠無人。或許，總統有足夠的號召力，哈里·杜魯門決定一試。在珍珠港事件5周年紀念日的那個星期六早晨，查爾斯·羅斯告訴媒體，當晚總統將通過廣播直接對礦工們講話，請求他們為了拯救國家，不再理會他們的領袖，立刻回到工作崗位上。

話說回來，1946年陸軍鬧到近乎兵變的確很不光彩。前一年9月，複員點數要求從50分減至38分后，獲准退伍的士兵每月將近100萬。海軍方面雖然有更多的抱怨情緒，但使人難堪的事件卻沒有這麼多。海軍陸戰隊為避免類似情況發生，明令禁止士兵參加任何遊行。如果鬧複員的暴亂者是曾久經沙場的士兵，或許還不至於讓美國軍隊蒙羞，可惜他們不是。1945年聖誕節前，比爾·莫爾丁筆下大多數像威利和喬那樣的士兵早已退伍回家了。

哈里·杜魯門每天6點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審視一番白宮放滿食物的冰箱。為方便起見，冰箱就放在總統卧室的一旁。杜魯門洗漱刮鬍子后，穿著仍如整潔的商人——白襯衣、蝴蝶領結、雙排扣外套。按照慣例，總統旁邊有貼身男僕服侍，但他對此非常不屑，習慣於自己照顧自己。他迅速翻了翻晨報，匆匆忙忙對下屬交代一些事務，就筆直地坐在書桌前，擺出一副小學生學寫字時養成的書法姿勢，規規矩矩。他總是在7點整出門，在人行道上進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練。身邊有幾名美國特勤局的保鏢陪同，還有幾名跑得氣喘吁吁的記者。杜魯門習慣晨練，以每分鐘120步的速度，穿過拉法葉廣場，沿著康涅狄格大道往上來到K街，往東轉向第15街，又往南來到紐約大道，向下經過財政部大樓和約翰·W·斯耐德將來的辦公室。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后，杜魯門打算讓斯耐德出任財政部長。總統顧問團認為，斯耐德過於保守，不適合做民主黨內閣成員，但杜魯門自己不這麼認為，還提醒他們，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軍事副官哈里·沃恩將軍，都是他的老朋友。這位新總統對自己的老朋友充滿了依賴與信任。

其中一位回答道：「總統閣下，我們必須堅持下去，這是工人們的訴求。」

這就太過分了。國務院發出了最後通牒，但商務部絲毫不妥協，杜魯門決定將華萊士革職。他先親自給華萊士寫了一封信，把他所能想到的罵人的髒話都用上了，然後親自叫人將信送到商務部。華萊士看過之後，非常震驚，致電羅斯，並說依他看來，這封信不僅不適合公開，甚至不能作為總統文件存入美國國家檔案館。華萊士在電話里把信念了一遍后，羅斯也有同感。剛被免職的部長將信件送回白宮后，羅斯立刻將其燒掉。當晚，憤怒平息后的杜魯門寫了一封家信：

華萊士只向總統介紹了演說內容的一部分，他的確批判了克里姆林宮，但也同樣嚴厲斥責了英國外交部，繼而又給杜魯門-伯恩斯的外交政策殺了個回馬槍。他強調，華盛頓沒必要干涉蘇聯人在東歐的駐軍，那裡是斯大林的勢力範圍。並且，美國政府應不論政治派別，將原子彈計劃通知各國政府。最後，他希望美國能夠裁軍，無論其他國家在做什麼。他認為，與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簽訂聯合安全協議根本就是別有用心。他說：「讓英國成為我們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簡直是愚蠢至極。毫無疑問，英國在近東地區的帝國主義政策，再加上蘇聯的報復反擊，一定會導致美國走向戰爭。」後來他在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時又補充了兩句：「我既不反英，也不親英；既不反蘇，也不親蘇。兩天前，杜魯門讀到這些時，他也說了，這就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政策。」

這年秋天，新聞界對於如下人物都還不了解：簡·阿爾珀特、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邁克爾、安吉拉·戴維斯、黛安娜·奧頓、伯納丁·多恩、H·拉普·布朗、凱西·布丁、索爾達德兄弟、比爾·艾爾斯、休伊·牛頓、傑里·魯賓、琳達·菲茨傑拉德、威廉·L·卡萊、湯姆·海登、凱思琳·威爾克森和派翠西亞·坎貝爾·赫斯特等，因為他們還未成名。

這件事引發了連鎖反應。無線電廣播和報紙到處宣揚斯泰爾將軍部下的種種行動，於是世界各地的美軍基地都掀起了支持他們的遊行。加爾各答的煽動者要求肅清中國-緬甸-印度戰場。帕特森部長試著向橫濱的佔領部隊解釋，卻遭到了激烈質問。東京的遊行隊伍舉著旗幟：「服役可以，奴役決不允許」，「日本佬都回家了，為什麼我們不能？」駐紮倫敦的數千名士兵來到羅斯福夫人當時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高呼：「埃莉諾！埃莉諾！埃莉諾！」請求她查出為何美軍新娘有輪船回國，他們卻沒有。（埃莉諾只露面了一下，面帶微笑，告訴他們，自己會嘗試了解。）一天下午，駐巴黎的美軍開始支持遊行，士兵憤怒地將紅色標語寫在哥倫比亞和彩虹角兩個紅十字會俱樂部的布告欄上：「支持馬尼拉戰友。今晚8點半在凱旋門集會。」到了晚上，法國警察解釋說，凱reａd.9９ｃsw•ｃoｍ旋門為法國聖地，不能在此集會。於是，隊伍從埃菲爾鐵塔跨過塞納河，朝特洛加德洛廣場前進，辱罵不肯加入的士兵「敗類」。另一支遊行隊伍4人一排，沿著香榭麗舍大道向協和廣場進發，他們手裡揮舞著鎂照明彈，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

下午4點，事先看過演講稿的記者們聚集在總統的新聞發布會上，此時距演講開始還有三個小時。記者提問杜魯門是否同意商務部長的演講，他點頭。當記者問及演講內容是否的確反映了政府政策時，杜魯門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接著杜魯門出席了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家中舉辦的男賓聚會，滿心以為華萊士會支持他的既定政策。那時已有閃電出現，第一聲雷響出現在下午6點。當時，一份預先準備好的演講稿已經送到代理國務卿威爾·克萊頓的書桌上。看到演講稿后，克萊頓立刻直接電話連線白宮的查爾斯·羅斯，抗議說：「這會讓吉米在巴黎會議上身處困境。」他希望總統能否認這次演講，但羅斯說太遲了，杜魯門已經批准了華萊士的演講。第二天一早，報紙頭條上就寫著，美國的政策發生「大轉變」。身在巴黎的范登堡參議員告訴記者：「我可不能同時與兩位國務卿共事。」伯恩斯從一名英國記者那裡得知此噩耗，飽受煎熬4天後，他終於忍不住致電美國總統：「如果總統閣下因某些原因不能阻止自己的內閣成員華萊士先生對外交事務橫加干涉……請准許我立刻辭職。」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幾乎沒有比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次騷亂更糟糕的事。杜魯門總統整合三軍，統一歸國防部領導。高級軍官對此事尤其敏感，他們本就不信任白宮。如果政府在這一新問題上又讓這些人失望，整個重組計劃就有可能泡湯。因此，杜魯門宣布在查看過陸軍和海軍的複員措施后，他深信「複員進度高效、公平，感到非常滿意」。但他得到的結果只是讓國會將指責的目標從陸軍和海軍部門轉移到他身上。

結尾處寫著：

這的確是一次驚人的賭博，籌碼是總統的聲望，但杜魯門最終成功了。劉易斯傻眼了，遺憾地敗下陣來。4點，他在礦工聯合會總部舉行記者發布會，宣稱最高法院的審議「不應該受到公眾壓力的影響，雖然這些壓力是經濟危機的『餘震』。所有的礦場將立即恢復生產……如果依然按照1946年11月或之前簽訂的規定，每位礦工都會立即復工」。餘音未完，劉易斯就踉蹌地走過台階，從此銷聲匿跡。他再也不能為一己之私挾持整個國家了。他徹底敗下陣來，他的失敗成就了杜魯門的勝利，也讓杜魯門第一次覺得自己像位總統。克拉克·克利福德告訴《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總統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終於做了一回主。」總統的另一名助手說得更形象：「他回到白宮時，你能聽到兩個睾丸碰撞的聲音。」

軍隊的等級制度一直與平等思想背道而馳，平等思想是20世紀美國最強大的社會力量。即使情況最理想時，士兵仍然反對獨裁主義。隨著和平的到來，士兵回歸正常的軍營生活，上下級之間的差距顯得越來越突兀。《紐約時報》軍事專欄作家漢森·W·鮑德溫並不敵視特權，但他後來也總結道：「不滿情緒的確事出有因。」他提到，將軍吃著山珍海味，而士兵卻吃C級口糧。低級將領認為，自己理應要求住最好的營房，由最漂亮的紅十字會護士服侍，在最好的電影院佔用最舒適的位子。但最好的房子卻成了高級軍官的俱樂部，由士兵擔任酒保，又有當司機的士兵將他們送回安寢。有的指揮官霸佔著不必要的人員，只為延期放棄戰爭期間的臨時頭銜。以戰爭部長羅伯特·P·帕特森為代表的最高將領，完全忽視戰後士兵的感受，不理會他們的訴求。於是，積怨日深，終於到了爆發點。

兩邊的遊說都很激烈。物價管理局局長切斯特·鮑爾斯派出了團隊里的專家，去國會做見證。杜魯門的國會聯絡員蜂擁而至將國會議員們團團圍住，各路聯合會、消費者團體以及婦女團在外面的廣場上遊行示威，支持物價管理局的標語高舉在空中。4月19日的這一幕被《紐約時報》在第二天報道為「消費者『十字軍東征』的高潮」。代表各個州的1000多名家庭主婦向國會山浩浩蕩蕩前進，她們要求不要通過修正案，從而使物價管理局再掌控一年。《紐約時報》報道：

這一年還沒過完，又發生了另一起爭執。3月15日，丘吉爾為向杜魯門表示敬重，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鐵幕」政治演說。但丘吉爾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指控似乎並未收到良好效果，或許是因為他又一次走在了時代前列。華盛頓最大的反對聲來自商務部。華萊士決定等到時機成熟就讓所有的恐蘇者服帖。時機來自9月，伯恩斯正在巴黎參加一次重要的外交部長會議。9月10日，華萊士把他在美蘇友誼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講稿呈交總統。杜魯門根本沒有時間細讀演講稿，只是在華萊士交給他時，一邊粗略地瀏覽，一邊聽華萊士簡要介紹。華萊士說，相較於過去，這次他會以更加批判的態度看待蘇聯人。杜魯門隨性地點點頭說，希望這次演講能對國會候選人中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以及競選紐約州州長的民主黨候選人有利。白宮走廊上，記者詢問華萊士和總統討論的話題。他建議他們去聽聽演講。

杜魯門要壓倒劉易斯的決心已定，所以沒等到工會就犯，就展開了攻勢。工會領導人在斯塔特勒酒店讓步的5天之前，杜魯門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接管煤礦。此時，劉易斯領導的罷工已進入第6周。起初，杜魯門所做的努力看似並不能嚇退劉易斯，過去歷次都如此。劉易斯朝一位記者怒吼道：「杜魯門質疑我們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他知道什麼是合法嗎？」杜魯門這次清楚地知道要更謹慎小心。杜魯門將他的內政部長置於管理資方的位置，又答應了礦工聯合會的大部分要求。（而付工資的是資方，他們當然感到憤怒又無助。在這場較量中，理直理虧、是否符合憲法，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然後，總統就等著礦工聯合會那個頭頭採取下一步行動。劉易斯趾高氣揚地大吵大鬧，肯定是在找空子，找不到空子，就平白杜撰一個。劉易斯竟然拿節日薪資來說事。10月，他否認集體合同的有效性，並宣稱要就合同所有相關條例展開談判。他要求工人工資按照「從口到口」計算（即從礦場門口走到礦井口的時間也要計算在內）。杜魯門不允許內政部讓步，他和劉易斯一樣也找到了發難的借口。但負責新政事項的律師震驚地發現，除了反工會的法院禁令外，找不出別的借口。而這項禁令的法律效力早已被《諾里斯-拉瓜迪亞法》和《瓦格納法》（即《美國勞工關係法》）否定。

認為失業的退伍軍人會成為美國工廠的噩夢純屬多慮，那只是20世紀30年代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所遺留下來的恐懼。那段觸目驚心的歲月終究還是過去了，失業補助和政府頒布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都可以證明。要為退伍軍人找到工作需要一段時間，但他們可以自己學手藝，做生意，或是去大學深造。畢竟，那時的工作也不是那麼緊俏，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女性離職回家生孩子了。

他樂觀的性格反而引起見多識廣的看客的擔憂，他們擔心或許杜魯門哪一天也會碰上「大蕭條」，因為這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必然要發生的。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在1940年出版的《僅僅是昨天，從大繁榮到大蕭條》一書中說過：「戰時繁榮，戰爭會讓一切進步成果付諸東流。」在《哈潑斯》雜誌中，伯納德·渥托提醒讀者，準備迎接即將重現的勞動力迫害、庫格林神父和街頭肉搏，伴隨著美國今後幾年內一波接一波的反動浪潮衝擊。利奧·徹斯洞察到，將有一陣刺骨的「寒風」橫掃美國大地。飢餓難耐的退伍軍人將成群結隊地上街遊盪，他預計：「不久，就能看到他們罷工、騷亂……新成立的職業介紹所會首當其衝地慢慢失去作用……偶爾還會在街角見到退伍軍人在販賣『歡迎回家』紀念章，另一些則會穿著軍裝開始挨家挨戶推銷。」有的經濟學家預計將再次出現一個1932年，到時候，又有1500萬人失業。政治學家則談到變革。1945年，科幻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臨終前推斷，人類對於科學進步漸漸失去信心，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註定很快會滅絕。

第二天詹姆斯·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尖銳地指出：「或許在首都，只有杜魯門認為華萊士的提議同總統或伯恩斯的『一致』。」在安撫英國時，杜魯門的做法激怒了記者。更糟糕的是，華萊士拒絕讓步。華萊士在白宮的草坪上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我堅持在紐約的演講，我認為，這也正是美國人民所關心的，他們都希望和平……不久后，我會再次發表演講。」

全場頓時歡呼起來，杜魯門繼續講下去，要求通過法案，如果未來有罷工者危害公共利益，眾議院授權總統，將其徵召入伍。議員們大聲贊成，當場通過。這還不是杜魯門得意的時候。為了平息這次罷工浪潮，杜魯門使工人運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讀過杜魯門宣誓就職時發誓要維護的那部憲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于千里之外。參議院的羅伯特·A·塔夫脫並非任何聯會的領導人，卻以自己的影響力將這一法案擱置不提，還宣稱該法案「不僅有違憲法，還有違美國共和黨賴以存在的每一條基本方針。禁止罷工必然會侵犯美國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們國家賴以生存的基本」。怨憤的鐵路工會主席宣布，工會4700萬美元經費的每一分錢都會用於阻止杜魯門於1948年當選。在紐約，美國產聯污衊總統是國家的「頭號工賊」，約翰·L·劉易斯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山林別墅中叫喊：「別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來。」

在遙遠的河內，日本軍隊剛撤退，法國殖民軍接踵而至。胡志明是當地一位政界人士，他的背景很複雜。一星期接一星期，他一直要求法國正式承認他受人擁護的越南獨立同盟，但戴高樂將https://read.99csw.com軍的代表蒂埃里·達尚利爾海軍上將卻拒絕接見他。胡志明當時還沒有依附哪個大國，主張和平解決，於是他輾轉去了法國巴黎，希望能得到認可。他已經下定決心，如果再不成功，就讓手下炸毀河內水庫，上山打游擊。

就在胡志明於巴黎下榻地的幾個街區之外，陸軍戰史組負責人、37歲的陸軍少校威廉·F·諾蘭剛接到通知，被選為美國參議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厄爾·沃倫提拔他接替去世的海勒姆·約翰遜，他相信諾蘭是再適合不過的人選。諾蘭的優勢是年輕，服過兵役，在州立法機構任職6年，又是慈善機構的組織者，信譽良好，家庭美滿，妻子賢惠，膝下三個孩子，父親約塞夫·拉塞爾·諾蘭家產過百萬美元，是沃倫州長政治活動的主要資金來源。

1945年5月，意志堅強的寡婦瑪格麗特·奧斯瓦德再婚，但到秋天就後悔了，她覺得這次婚姻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新婚後的瑪格麗特走到哪兒，都要帶著5歲的兒子李，於是丈夫和兒子竟然爭起寵來。李本來很喜歡這位繼父，卻不明白父母為什麼老是爭吵不休，於是變得鬱鬱寡歡，不愛說話。

在堪薩斯城，美國總統參加退伍軍人協會的遊行。他大搖大擺地走在前頭，穿過鬧市街區。路邊上杜魯門在男裝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聲：「哈里，不會發生通脹吧？」

第一個使人質疑軍方複員政策的人竟然是麥克阿瑟將軍。1945年9月17日，在沒有與華盛頓方面任何人商議的情況下，他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駐紮日本的部隊將在6個月之內從40萬減至20萬。記者就此詢問總統，杜魯門只能無力地回答，雖然他並未提前得到通知，但如果麥克阿瑟將軍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他也覺得很欣慰。迪安·艾奇遜表示，麥克阿瑟掌管的兵力多寡，應該由政府來決定，而不是由他自己決定。這樣的言論直接衝撞了麥克阿瑟在國會的擁護者。（正如艾奇遜後來所寫，要是政府能預見未來的話，「我們本來能預見，這樣的小衝突是後來導致麥克阿瑟將軍於1951年4月11日被撤職的大鬥爭的開始」。）那些等複員已不耐煩的人認為如果一名五星上將就能做主把駐軍削減一半，那麼級別低一點兒的將軍是不是也可以。

第4名海軍軍官，班傑明·斯波克少校，曾是康奈爾醫學院的兒科講師，現在是一名海軍內科醫生。他的第一本書《嬰幼兒保健常識》已經完成，正在做最後的潤色。

麥克納尼將軍的話滿是嘲諷。事實上，他確實戳中了這次世界性運動的要害。為不能回家的士兵申訴的信件早已在國會山堆積如山，都寫著軍郵複信地址。這僅僅是開始，接著第二波浪潮來襲，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女朋友也開始嚷嚷，正如戰爭部副部長肯尼斯·羅亞爾所言：「『我和我的孩子』理論使國會議員們收到關於複員的批判如洪水般難以抵擋。」一位參議員收到了200多雙嬰兒鞋，每雙都附有紙條「我想念爸爸」。這次事件對國會來說是一次考驗，但事實證明，他們無力承受。賓夕法尼亞州的羅伯特·里奇說：「每位父親、每位母親、每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所愛的人回到身邊。」他又補充道：「記住，無論哪裡都比不過自己的家。」約翰·蘭金提出一種方案，服兵役滿18個月，或有家屬需要照料，或要升學的士兵均可退伍——換句話說，每位應徵入伍的士兵都可以退伍。蒙大拿州眾議員麥克·曼斯菲爾德告訴記者：「沒有什麼理由不讓海外的士兵儘快退伍回家。」民主党參議員湯姆·康納利和共和党參議員阿瑟·范登堡發布兩黨聯合聲明，支持叛亂者。參議院委派幾位委員飛往菲律賓，向梅齊中士及其他煽動者取證。

嚴厲的罰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搗毀黑市買賣，而且戰爭勝利后，要想維持兩黨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黨再次表現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黨人無奈之下，勉強同意杜魯門「堅守防線」的行政命令。這個命令實施后，美國人工資和物價控制水平逐漸降低。到了9月，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矛盾明顯尖銳起來，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國會召開特別會議，總統要求擴大行政權力。他希望繼續執行定量配給（戰爭結束6個月後，一部分控制權力自動終止）。此外，他向國會提議通過一項社會和經濟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實行每小時65美分的最低工資標準、將房屋建築工業收歸國有、加大自然資源開發力度、由聯邦政府控制失業補助的發放，以及一項嚴格的公平僱用實施條例。這次共和黨人拒絕討論這一議題。少數黨領袖喬·馬丁指責總統的做法「比新政還要新政」，查理·哈勒克說：「開球了，1946年競選運動拉開帷幕。」

他的確需要有一雙慧眼來注意。經濟情況瞬息萬變，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賣5美元一雙的尼龍襪，15美元一件的襯衣，20美元一個的再生輪胎。戰爭已成為歷史，但社會調整的動蕩卻處於高峰期。富裕一定會在將來實現，但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註定是一場痛苦的掙扎。文森曾經預言，將來我們要學會繁榮了一半的窘境生活，但他沒有提到，人們首先要面臨的不是繁榮，而是物資缺乏、動亂、罷工以及戰後通貨膨脹導致的物價飛漲。

《紐約時報》驚恐萬分，對於「軍紀蕩然無存」竟然在國外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非常擔憂。編輯直言不諱地指出「示威者還沒退伍，仍然是士兵。他們必須知道他們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從《紐約時報》的角度看，國會教唆「讓士兵回家的運動，罔顧美國的國際責任，鼓動馬尼拉和勒阿弗爾的遊行，他們應該為此感到內疚」。

事實上，對於發生在1941～1945年的生產奇迹，藍領工人的貢獻應該得到更多的認同。海陸軍的生產優異錦旗是他們的功勞，因為被僱用者也有僱用者對於和平和勝利的期盼，長時間辛苦地工作，答應加強生產強度，自願加班，賺了錢又繼續購買戰爭債券。日本襲擊夏威夷的那個星期，羅斯福總統呼籲工會停止罷工，支持戰事。所有的勞動者領導人一致贊同，除了兩次煤礦罷工以及鐵路工人威脅要罷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們都遵守自己的諾言。即使算上為數不多的自發性罷工，損耗的生產時間也不過只有百萬分之六。但戰勝日本后，積蓄已久的不滿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還說，這些人都是騙子，還專門點名約翰·L·劉易斯以及「默里和他的共產黨朋友們」，稱這些人曾威逼「軟弱的國會」。緊跟著他說了這樣一句不同尋常的話：

8點整，第一家庭開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麵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談話間，一家之主還不忘撒上胡椒粉。杜魯門告訴貝絲和瑪格麗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當作初出茅廬的參議員；亨利·華萊士別再那樣輕信蘇聯人；麥克阿瑟則最好別老在東京以總督自居，不幹實事；至於那些討人厭的海軍上校們，尤其是該死的雷德福，但願政府計劃將軍隊統一化時，他真的能壓制住海軍叛亂。

面對如此野蠻的鬥爭，國會只得妥協，正如鮑爾斯所指出，控制工資和物價要麼全面實施，要麼全部撤銷。物價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貨膨脹也接踵而至。一個月的時間里，食品和物價翻了一番，憤怒的消費者自發形成了激進的「消費者權益協會」，糾察商店。家畜養殖商將牛圈起，等牛肉價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時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漲了33%，後來上漲了75%。8月，焦慮不安的國會議員再次開會，並通過了新的控製法案，終止了塔夫脫的修正案，但為時已晚。此時，物價管理局已經失去了對經濟的控制力，經濟已不可能自己從旋渦中掙脫。10月，杜魯門只得向這種不可抗力低頭，開始逐一取消物價管制。兩年後，選民對物價管理局的印象越發淡薄，這時，杜魯門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選民，他一直在為價格調控不斷努力，但共和黨人卻站在全國製造商的一邊唱起反調。而此時，他已經順應時勢了。至於塔夫脫和杜魯門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兩人最多算是打個平手。民意支持率顯示，總統的聲望已大不如前。

20世紀30年代末期，經過底特律糾察隊的浴血奮戰，如今已有幾百號人追隨梅齊。僅僅幾小時里，他們就印好了傳單，分發出去，又組織了一支包括15輛卡車和吉普車的車隊。車隊的喇叭聲響成一片，到處飄著標語「我們什麼時候能回家」、「我們不喜歡這樣的做法」。每到一個兵營，就停下來召集更多士兵參与遊行。第一次遊行約有150人參加。聽完幾場演講，就募集到了用於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抗議廣告的經費，怒火發泄完畢后就解散了。但這次事件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他們當了士兵不滿的傳聲筒。一夜之間，呂宋島上的兵營成了造反據點。第二天晚上，馬尼拉市政大廳前會聚了2500人，群情激昂。這次的籌款，除了刊登廣告外，還足夠支付發電報給德魯·皮爾森和沃爾特·溫切爾的費用。消息很快傳遍整座島嶼——給你選區的眾議員寫信。1.8萬名士兵確實照做了，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又沒有更好的對策。美國西太平洋的三軍指揮官W·D·斯泰爾中將後來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他竟然總結說，安撫暴民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在馬尼拉巨型黎剎紀念體育場館的公共廣播系統聽到他舒緩人心的聲音。結果恰恰相反，群眾遊行隊伍變得越來越強大。《紐約時報》頭條寫道：「馬尼拉2萬名美國士兵把將軍噓下台，督促國會加緊步伐運送複員軍人回國。」

杜魯門站起來，厲聲道：「好吧，我把決定權交由你們。你們只有48小時的時間，到星期五這個時刻解決問題，如果還解決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義接管鐵路部門。」

當時總統還沒有提到如下內容：激進的學生、黑人權利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總統所得稅申報、劫機、換妻、海洛因泛濫、心臟移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搗毀行為、太空飛船、種族融合、內亂、低級色情書刊、經濟博弈計劃、辦公室爆炸、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東、中國問題、中南半島問題、抗癌特效藥克力生物素、法律與秩序、聲障、爆粗口的學院女生、難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軍、避孕藥、生態學和領袖氣質（這兩組詞語只可能出現在《星期六評論》的字謎欄里），以及約翰·伯奇協會，等等。